时间：2023-03-23 15:17:45
序论：在您撰写居民消费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消费信贷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存在一个传导机制，归纳而言，消费信贷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对消费需求产生拉动作用。
1.1消费信贷能减弱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从而促进消费增长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是制约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消费信贷的发展可以减弱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的约束，改变预算约束线的位置，从而提高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并且缓解大额刚性支出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居民一生中会经历置业、结婚、子女教育、养老等阶段，这几类支出可以称作“大额刚性支出”，当不存在消费信贷时，居民为实现“大额刚性支出”就不得不提前进行储蓄，在积累足够多的储蓄前，居民会尽量减少开支，谨慎消费。而且近几年，随着住房、教育、医疗的成本大幅提高，居民为购买此类产品，需要进行一个较长时间的储蓄，这严重制约了居民的消费水平。当居民能够从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时，那么就能摆脱预算约束，提前实现“大额刚性支出”，从而减少目标性储蓄，增加当期消费。若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通过消费信贷来实现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根据个人需求相应调整消费品组合，则有利于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促进社会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1.2消费信贷通过扩大货币创造乘数从而刺激消费需求由于信贷市场资金供求的不均衡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在满足法定准备金的前提下，商业银行提供的信贷资金并不能全部与需求者匹配成功，从而产生部分沉淀资金，即超额准备金。随着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信贷市场效率得到提高，信贷资金的更容易找到合适的贷款对象，从而降低了超额准备金率，货币创造乘数也随之增大。这样，等量的基础货币供应创造的货币供给总量增加，若货币需求保持不变，社会上的货币供给大于需求，市场利率就会下降，又投资为利率的减函数，因此投资需求会增加，社会总产出和国民收入随之增加，从而拉动居民的消费需求增加。
1.3消费信贷有利于提高消费的边际倾向从而提高消费水平消费信贷能够促进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上升，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消费是收入的递增函数，但消费增加的幅度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现实生活中，边际消费倾向一般与收入呈反向关系，即低收入群体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通过发展消费信贷，能够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和能力，使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会受到影响，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上升，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第二，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居民的消费不是取决于当期收入，而是由一生的收入所决定。居民会根据生命的不同阶段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消费和储蓄，将一生的收入均匀地分配至生命的各个周期，以实现消费的最优配置。居民的一生可以粗略的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时期。一般来说，中年时期收入较高，收入大于消费支出，因为其收入不仅要用来还清以前的债务，还要为养老进行储蓄，此时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青年和老年时期收入较低或没有收入，只能依靠信贷和储蓄来进行消费，收入小于消费支出，此时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通过消费信贷，居民可以将未来收入提前用于当期消费，使青年和老年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得到提高，平滑人们一生之中的消费，从而有效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2消费信贷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2.1变量的选取、数据的来源和处理为了实证分析消费信贷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本章以居民人均消费信贷余额CL反映消费信贷的变化情况，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E来衡量居民的消费水平。鉴于消费信贷的统计口径最近几年才完善，2005年以前的数据缺失，所以选取2005－2013年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共36期，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在实证分析之前，先对数据进行预处理。首先，以2005年第一季度的CPI为基期，将每个季度的数据折算为实际的余额，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其次，由于所采取的数据为季度数据，包含季节变动因子和不规则要素，为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移动平均乘法比率模型对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最后，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以及模型可能出现的异方差性和多重共线性，我们对所有的变量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表示为LNCE、LNCL。取对数后并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经济意义和因果关系，变量之间的关系变为弹性关系，变动体现为百分比关系，误差变为相对误差。
2.2实证过程
2.2.1单位根检验对于所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首先考虑的就是其平稳性问题，若把非平稳时间序列当作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就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回归结果变得不可靠。统计学中常用的检验序列平稳性的方法为单位根检验法，下表1为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由上表数据可知，经过一阶差分后，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能够拒绝原假设，接受备选假设，即ΔLNCE和ΔLNCL为平稳序列，表明原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记作I（1）。
2.2.2协整检验两个时间序列变量都为同阶单整，可以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协整关系主要用来说明时间序列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先以LNCL为自变量，LNCE为因变量做OLS回归得到方程，再对其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的结果如下表2所示。由此可知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说明回归结果不是“伪回归”，序列LNCE和LNCL之间存在（1，1）阶协整关系，即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2.3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协整分析的结果说明消费信贷与消费支出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静态关系，为了研究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各变量滞后期所带来的具体影响强度，我们利用ΔLNCE，ΔLNCL两个平稳序列作为内生变量，建立VAR模型进行分析。依据AIC和SC准则取最小值，经过反复比较，将变量滞后期确定1－3期的值作为内生变量。从（2）（3）式的各系数T统计量看，大部分变量是显著的，有少数变量不显著，这是由于模型各滞后项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所致，这种VAR模型中常见的问题并不影响模型的效果，可以忽略不计，不需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剔除。模型有2个内生变量，3阶滞后项，共6个单位根，经AR根检验后发现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都位于单位圆内，因此，该模型满足平稳性条件。模型的结果显示，人均消费支出受自身滞后一期的影响很大，从第三期开始，影响逐渐减小。滞后一期的消费信贷对消费支出产生抑制作用，从第二期开始，才产生正向的影响，并且影响程度逐渐增大。符合前文协整检验的结果，说明消费信贷会对消费需求产生长期拉动作用。
2.2.4脉冲图形基于VAR模型的结果，我们建立脉冲响应函数，绘制脉冲响应图，以求直观形象地分析消费信贷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通过脉冲分析，可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横轴表示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对冲击的响应程度。从图中可以看出，消费支出（ΔLNCE）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信息立刻产生了较强的反映。第一期的响应值达到0．023，前5期的响应程度都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冲击的影响逐渐减小，从第10期开始，消费支出波动趋近于0，受到自身的影响趋于平稳。根据“荆轮效应”的解释，居民的消费不仅受本期绝对收入的影响，还受以前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的影响。所以，本期的消费支出与过去几期的消费支出有较强的关联性。期初，消费支出对消费信贷（ΔLNCL）的扰动做出的响应为负值，在第二期达到负向最大的0．043，从第四期开始转为正值，在第五期达到正向最大值，之后这种响应逐渐减弱，趋于稳定的正向反映。这说明消费信贷在前四期对消费支出会产生微弱的负效应，但在以后较长时期内会形成一种稳定的正向影响。
2.3实证结论分析
2.3.1协整检验的结果分析消费信贷的扩张对消费支出的增加有着长期拉动作用，消费信贷规模扩大1％，会使消费支出增加0．3214％。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支出的不确定性大，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较强，而通过消费信贷，居民可以在形成较稳定的消费预期，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支出。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的高刺激作用，我国消费信贷对消费需求的正向影响程度偏低。这是因为我国的消费信贷市场发展水平较低，信贷体制和结构不完善，导致其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2.3.2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图的结果分析消费信贷短期内会对消费需求产生滞后的抑制作用，但从长期来看，消费信贷能有效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现实生活中确实如此，居民在利用消费信贷完成购房、结婚等大额支出后，会背上还款的压力，期初的一段时间内，大额负债的冲击会使居民变得谨慎，从而增加储蓄，减少近期的消费支出。但是会产生一个长期的正向影响，因为消费信贷助居民提前完成了置业结婚等大额消费，居民为未来特定支出进行储蓄的压力大大减小，消费倾向增加，未来时期的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消费信贷的存在，能够减弱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实现消费的跨期转移，使得居民的消费行为更具有计划性，将现在和未来的收入结合起来，平滑各期消费支出，提升整体的消费水平。综述所述，继续完善消费信贷市场，扩大消费信贷规模，对于拉动居民消费需求有重要意义。
3促进消费信贷发展的政策建议
3.1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信贷体制虽然我国消费信贷近几年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绝对规模不断扩大，但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在居民消费需求日益增长的形势下，继续推动消费信贷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制约我国消费信贷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信贷体制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个人征信系统和风险管理体系。加强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搜集和保管申请人信用资料的商业信贷报告部门，贷款人通过一定的费用可以从该机构获得申请人的信用资料，这样既能减轻银行系统的调查负担，又保证了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另外，可以引入国外金融行业普遍采用的“5C个人信用分析模型”即：品德（Character），能力（Capacity），资金（Capital），担保品（Collateral）和商业条件（Conditionofbusiness），结合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实际情况，建立适用于我国的个人资信评估模型，以更好的反映个人资信水平。加强信贷资金风险管理。近年来，随着我国消费信贷规模的不断扩大，贷款发生逾期、违约甚至损失的概率也逐步上升，出现信贷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机制不健全，信贷管理方法和技术落后，信贷人员风险防范意识欠缺。为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完善信贷管理体系：第一，规范信贷操作流程，重点强化贷前调查、贷款审批和贷后管理三个部分的分工和职责。第二，改进信贷管理方法，在坚持财务因素和非财务因素并重的分析原则的基础上，更多地引入定量分析技术，使决策结果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三，强化贷款风险意识教育，重视业务知识培训，提高信贷人员的综合素质。
3.2优化消费信贷的外部环境消费信贷的外部环境和内部体制同等重要，良好的法律担保体系在规范消费信贷市场，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提高消费信贷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优化消费信贷的外部环境。第一，构建消费信贷的法律体系。针对日益繁荣的消费金融市场，有必要尽快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明确借贷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加大对违约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失信成本，防止金融欺诈，切实维护消费者和贷款者的权益。除了制定完善的消费信贷法律体系，还应注重提高法律法规的可行性和操作性，立法时不仅要涵盖所有消费贷款业务，还要对特殊的消费信贷品种做出专章规定；对于消费信贷业务开展的每个程序，既有定性又有定量的规定，提高可执行性。第二，进一步完善信贷担保制度。在强化债务人担保为主要方式的同时，加快建立专门的担保机构。由政府主导，通过财政投入和社会融资的方式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消费贷款担保基金，以此形成稳固的担保网络，降低信贷风险。另外，商业银行可以与保险机构合作，开发消费信贷类保险业务，如住房抵押贷款保证保险，汽车贷款履约保证保险，确保商业银行债权的实现，丰富信贷担保的层次，从而促进消费信贷的健康发展。
3.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稳定消费预期前文的分析表明支出不确定性的存在是制约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在预期收入不变的条件下，出于对养老、医疗、教育等不确定性因素的考虑，居民不得不紧缩当前消费，提前进行储蓄。一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相对较小，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全、保障力度和保障水平不够，使得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改变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稳定预期，提高居民的风险承受能力，增强消费信心，从而增加对消费信贷的需求。因此，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多渠道的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缓解居民后顾之忧，改善储蓄率过高的有效方法，也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扩大消费信贷的重要途径。
个税自1799年诞生于英国以来，逐渐发展为世界各个国家的主体税种，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1980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税法》正式颁布，同时，个税起征点定为800元。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工资的提高，2005年国家将起征点提升至1600元，2007年起征点更是提升至2000元，2011年9月，我国个税起征点再次提升至前所未有的3500元，个税起征点在短短几年间即实现了三级跳。从国家对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来看，主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以城镇居民收支水平为基础，兼顾地区性差异；二是起征点的确定与城镇居民住房、教育等相结合，最大限度保证对居民的生活无重大影响，至少不是负影响；三是起征点的几次提高也是为了促进居民的消费水平，中国居民不像美国居民等发达国家超前消费，与之相反，中国公民收入多用于储蓄，随着起征点的提高，将会拉动内需，刺激消费。
2个税起征点提高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系
个税起征点的提高自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收入或者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时，其消费也会随之增加。那么我们这里先定义一个机会收入，机会收入完全是因为个税起征点调整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不包括因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机会收入是指个税起征点调整后居民的应纳税额和起征点未调整时的应纳税额之间的差额。我国历次的个税起征点调整都是针对工资薪金收入扣除相关合理费用后的调整。同时在2011年个税起征点的调整过程中将9级超额累进税率变为7级超额累进税率，这使得不同收入者纳税所对应的纳税级距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以级距点为例进行分析，原先的3500元在调整后不再征收个税，即相应的机会收入为125元，这完全是由于个税起征点调整后产生的居民机会收入。同理可得在8000元、9000元、10000元这三个级距点机会收入会达到峰值的480元，之后逐渐降低，到达38600元时，机会收入变为0，之后机会收入开始为负。居民的收入与机会收入之间大致呈“倒U形”关系，即低收入阶层的机会收入也比较少，达到8000～10000元的中等收入阶层，机会收入达到了峰值，之后在高收入阶层中，逐渐变为0，并开始逐渐变为负数，这个时候，国家对于贫富差距的调整政策显现出来，收入越多，所征收的税也越多。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也大致呈“倒U形”的关系，即中等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而处于两边的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边际倾向比较低。这主要是由于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趋于饱和，机会收入的增加和减少对于他们的影响不大，所以他们的边际倾向变化幅度不大。与此相同，对于低收入家庭，虽然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使得他们的机会收入增加，但是这些还不足以使他们有较大的消费倾向，也只能产生有限的幅度变化。
3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
3.1个税免征额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量上)
上海市居民2010年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如表1所示。从绝对数量上来看，2011年中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出现了大幅度上升，增加了3614元，到2012年这种趋势放缓，只比2010年增加2802元，显然，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对于中高收入户的影响较大，消费支出出现了跨越式上升，其他收入水平的居民消费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这其中，高收入户的增加量不是很大，只有653元，可见这次调整的影响对于高收入户的影响很小，他们的消费情况基本趋于饱和，等到2012年时，他们适应了起征点变化的影响，消费支出又进一步增加。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在2012年消费支出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起征点调整由此的影响可见一斑。对于低收入户来说，这几年的消费支出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3.2个税免征额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水平(相对数量上)
从相对数量上来看，低收入和高收入户一直是增长的，而对于中等收入户(包括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影响却是一样的。在个税起征点调整的当年，刺激性消费的支出比较大，而次年当居民适应了这种变化，慢慢地消费放缓，虽然相比于2010年的消费量是增加的，但较2011年来说环比增长跌破100%，即消费支出下降，如表4所示。
3.3个税免征额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社会集团)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比例关系，有实物和价值两种表现形式。实物形式指人们在消费中，消费了一些什么样的消费资料，以及它们各自的数量。价值形式指货币表示的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上海市统计局根据居民的消费内容来划分居民消费结构，同时对于居民的收入又进行了更细节性的划分，分为三大类、五小类，分别是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消费支出分为八类，分别是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居住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众所周知，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即为恩格尔系数，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恩格尔系数较大，反之，高收入人群的恩格尔系数较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的支出在人们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正逐步缩小，而高收入居民的基础物质消费基本已达到饱和，中低收入居民才是这部分收入的主力军。个税免征额的调整恰好使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在消费方面也更具灵活性，实现了其他各消费支出的同步增长，改变了居民以食物支出为主的消费结构。
4结语
1.1加快经济结构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水平
根据恩格尔系数公式，在不影响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情况下，总支出越高，恩格尔系数越低，居民越富裕。收入增加了，支出自然也就增加了。因此应加快经济结构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收入水平提高了，恩格尔系数自认而然也就降低了。当居民食品消费稳定时，增加的消费支出就会用在其他方面上，可以改善居住条件，可以提高教育环境和资源，可以享受更多更好的精神娱乐等。
1.2规范食品价格管理，加快食品工程建设
如果居民购买的食品不变，而物价上涨，相应的消费支出就会增加。在居民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食品支出增加，自然会压缩其他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会升高。所以食品价格上涨会给加重居民生活负担，降低生活质量，应该加快食品工程建设，规范食品价格管理。
2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
交通和通信价格指数反映居民家庭购买交通和通信项目费用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图2表明交通通信的消费支出在不断地增加，比例也在不断地扩大。近年来，随着手机、飞机、汽车、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发展，交通和通信工具性能、款式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过去一部手机可以用两三年，现在很多人一年换一部手机。而互联网、电信等相关服务费价格逐步下调，进一步刺激居民的消费欲望，居民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增势强劲，成为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消费的热点。交通消费大幅增长，私家车拥有量增加，居民购买家用汽车成为交通消费热点。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家用汽车车型“日新月异”，加之消费政策的相对宽松，促使城市居民购车愿望增强，交通工具服务支出大幅增长。城市居民家用汽车拥有量不断增加，带来的交通工具服务支出快速增长。通信消费增速较快，家庭信息化程度提高。通信消费支出增长较快，通信设备普及程度提高。经济快速发展，当今社会已经步入信息时代，通信设施不断完善，通信工具逐步普及，移动电话成为居民生活的必需品，普及程度较高。家庭信息化程度提升。家用电脑作为高新技术产品，尤其是网络，对工作、学习、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家用电脑逐渐普及，家庭网络信息化程度快速提升。网络已经走入百姓家中，现实生活中的多数需求，在网上都能实现，网络成为居民提高生活品质的重要工具，成为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
3居住支出
现在普通居民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买房。房屋是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的归宿。居住消费支出除了购买房子之外，还有房租、水电煤等支出和房屋装修等。居住是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居住条件也对居民生活质量起到关键作用。居民的住房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是衡量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指标。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追求越来越高，住大房、靓房的家庭不断增加，居民装潢支出大幅增长，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拉动了居住类各项消费的大幅增长。图3表明我国的居住支出呈现直线上涨的趋势。居住支出从1997年的358.64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1405.01亿元，增长291.76%。随着居民家庭居住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居住面积的日益增加等，居住消费将继续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居住类支出包括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自有住房以及水、电、燃气等与居住有关的项目。目前我国房地产消费的主流模式是“置业消费”，即以住房这一耐用消费品为目标的购买行为，以拥有居住空间为核心。而“居住消费”是围绕居家生活而展开的一系列消费行为，包括量力而行的先租后买、先小后大、先低后高等，它以提高生活质量为核心，具有梯度性、持续性、长期性的特点。随着目前住宅价格的非理性攀升以及住宅最终向其居住功能的回归“，居住消费”的新理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此，提倡“居住消费”就具有了较强的现实意义。
4医疗保健支出分析
近年来城市居民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在“吃”讲营养“、穿”讲档次“、用”讲品位的同时，更加注重生命质量，崇尚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家庭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多，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现在居民生活新的问题。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投资呈稳步上升趋势，如图4所示。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居民健康方面的支出大幅度上升,而城市人口的老龄化,也使得市民的医疗费支出明显增加。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由医疗器具、保健器具、药品费、滋补保健品和医疗费等费用构成，其中医疗器具、药品费和医疗费是治疗疾病的必要支出。现在预防疾病成为居民医疗保健的新观念。过去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治好疾病，现在如何不得病更被人关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健身项目层出不穷。人们也越来越舍得在这方面投入。过去过年过节送礼都送烟酒水果等，而现在保健品则受到更多人的青睐。图4我国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数据相对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而言，医疗保健消费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消费，因此，医疗保健消费水平与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呈密切相关关系。农村实施农村医疗合作之后，农村的医疗保健支出相对历史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舍得看病，看病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让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的健康得到保障。
5结语
重庆市自直辖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对重庆市城镇居民从1997年到2013年的消费结构进行分项分析，从数据分析中得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分析
（一）总体分析
本文搜集了从1997年到2013年的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和各项消费支出的数据。数据显示，重庆市直辖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上涨，从1997年的5343.06元到2013年的25216.13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也是逐年上升，2013年（17813.86元）是1997年（4403.62元）的4倍多。由此可以看出，直辖17年，重庆市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
（二）消费结构分析
根据历年的《重庆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得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类的各项结构如表一：由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1）食品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大。重庆市城镇居民将收入的大部分依然用于购买食品，食品支出绝对数额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食品支出比重却是呈现波动态势，且在近三年有上升趋势。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质量的指标。根据国际上对于恩格尔系数的通用衡量标准：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我们认为重庆市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目前整体来看相对富裕，较好较快的完成从温饱到小康再到相对富裕的这一历程。而这三年的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有所上升可能是因为居民在食品方面追求高质量、高水平的原因，食品消费趋向多样化，侧面反映居民生活水平提高。（2）衣着消费在类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也较大，仅次于食品消费。衣着消费比重从1997年到2013年大致呈U型分布，2002年所占比重最低，1997年所占比重最高。从绝对数额来看，这些年衣着消费额快速增加。（3）家庭设备用品的支出比重趋于稳定，历年来都在7%上下浮动。家庭设备用品是每个家庭必须的，且市场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大型家电消费又以更新换代为主，因此家庭设备支出比重变化不大。（4）医疗保健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有逐渐增大的趋势。重庆城镇居民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由直辖时的137.15元涨至2013年的1245.33元，增长了8倍左右，为类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这说明随着重庆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人们抗病防病、自我保护保健的意识越来越强，购买补品、家庭购买健身机械和体育用品的也越来越多，侧面反映出这些用品的巨大市场潜力。另一方面，医疗保健项的支出增加也与我国的医疗制度改革密切相关。（5）交通和通讯消费比重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交通和通讯消费是衡量生活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高科技消费对生活渗透的主要领域。重庆市城镇居民此项指标增长迅速，说明重庆城镇居民的生活现代化程度快速提高，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较高。直辖以来，重庆市公路运载能力加强，市内交通情况大幅改善，市政建设逐步完善，加之近年来市内轨道交通的大力发展，极大程度缓解了交通拥堵情况，方便市民出行，满足居民对于交通消费的需求。而移动电话的普及和家用汽车市场的不断扩大，更是加大居民在交通和通讯方面的消费支出。（6）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的消费支出整体来看较为稳定。两项消费支出的绝对数额都逐年增加，但从时间序列上来看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在娱乐教育文化方面，重庆城镇居民随着收入的提高，越来越重视精神方面的享受和子女教育投资，加大该项支出，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在居住方面，重庆城镇居民在2004年的居住消费所占比重最高，之后有所下降，得益于重庆市的住房政策，使得人们用于改善居住环境的消费支出有所下降，房地产市场稳步合理发展。
三、存在的问题
尽管直辖以来重庆市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受到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和消费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在居民消费支出方面依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食品消费比重依然偏大。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重庆市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渐渐提高，并有进入富裕水平的趋势。但近几年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有反弹趋势，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大。早在1993年美国恩格尔系数就已下降到11.4%，而2013年的全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才35%，重庆还未达到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因此重庆市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仍有很大的下降空间。第二，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以及居住三个方面的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过快，容易抑制居民消费倾向。伴随居民消费体制市场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完善，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以及居住这些消费现在均由居民个人承担。从1997年到2013年，这三项的支出分别增长了8.08倍、7.38倍、4.72倍，而城镇居民在此期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72倍，这三项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这三项的消费价格与大多数居民收入相比显得过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来完成自身的积累。第三，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差距大。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近年来不同消费群体的收入差距加大，导致消费差距扩大，市场消费分散化、层次化明显，进而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影响居民总体消费支出上涨。
四、对策与建议
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马双等（2010）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参保家庭比未参保家庭有更多的营养物质摄入量，参与新农合使农民食品消费支出增加约81元。臧文斌等（2012）使用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消费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提高了参保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提高的幅度分别为20.2%和12.6%。马双和甘犁（2010）研究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能增加11%的居民消费。现有的研究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或者仅仅关注居民食物消费，而未将居民家庭全部消费支出作为分析对象；或者只关注某一种社会医疗保险，而未将城居保和城职保两种基本医疗保险综合考虑，未从整体上考察城镇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目前国内对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充分。鉴于此，本文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拟对医疗保险与城镇家庭消费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二、数据与模型
1.关于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较大规模的入户调查，抽样和数据处理方法与国家统计局其他调查大致相同。该调查自2005年开始，每年1至2次，通过更新数据建立了《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库。调查问卷设置了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财务情况和投资选择等方面的35个~50个具体问题，包含详细的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以及其他家庭特征信息。李涛（2006）、陈彦斌等（2009）以及梁运文等（2010）利用该数据库进行了有关居民投资行为、居民财产分布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质量较为可靠。虽然该数据库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居民的投资行为，偏向于宏观研究，但由于调查数据中不仅包含丰富的家庭收入和消费等信息，而且有家庭是否参与医疗保险、是否有成员患有大病以及医疗支出等信息（自2009年开始有医疗保险相关信息），因此本文尝试利用该数据库进行医疗保险和居民消费关系的微观研究。本文采用的是奥尔多2009年调查的A卷调查数据，在12个省的41个市（区、县）进行，调查地范围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市。与目前实证研究使用较多的CHNS数据相比，奥尔多调查数据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家庭消费支出信息，因此在家庭总消费支出、非医疗消费支出等关键变量上有准确的数据，而不必如现有文献一样使用耐用消费品存量数据替代消费支出的流量数据。同时，奥尔多2009年调查收集到的样本量也比较大，经过数据整理，本文最终获取的有效样本为4694个家庭。
2.计量模型。
研究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必须解决两种由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与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相关。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参加医疗保险；同时，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预防性储蓄越高而当期消费越少。二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受到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更可能参与医疗保险；同时，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会有更多的医疗消费支出和相对较少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为了解决这两种自我选择问题，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就可以在给定相同的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条件下，研究家庭参与医疗保险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上述自我选择问题。同时，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等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将各类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本文得到三组计量模型来分别研究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医疗消费支出以及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其中EXP、MEDEXP和NONMEDEXP分别为家庭总消费支出、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HI为家庭是否有基本医疗保险，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SAH为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状况，问卷中调查了每个家庭成员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价，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和“非常差”，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SAH。RAV为家庭平均风险厌恶程度，调查数据中包含每个家庭成员的风险厌恶程度信息，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很喜欢冒险”、“喜欢冒险”、“一般”、“不喜欢冒险”、“很不喜欢冒险”，与SAH一样，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RAV。Xi为控制变量，包含一系列家庭特征变量，主要有：（1）INC，即家庭总收入，在回归中取对数。（2）SCA，即家庭规模（家庭人数）。（3）AGE，家庭成员平均年龄。（4）EDU，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5）FEM，家庭成员中女性占比。（6）PTY，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党员，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7）MIN，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少数民族，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
三、实证结果
1.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
本文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异方差检验，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使用了异方差—稳健估计，以使回归结果更具有可靠性。表1报告了家庭总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第一列只估计了参与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加入了家庭成员健康状况、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变量。三个回归模型都表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支出。具体来说，与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的总消费支出会高出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与Gruber和Yelowitz（1999）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医疗保险制度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他们发现放宽Medicaid条件会使美国家庭消费上升5.2%。
2.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2报告了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虽然在前两个模型中，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加入其他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之后，该项系数变得不再显著（即使在10%的水平上也没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是否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虽然现有的研究曾认为医疗保险的普及会使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但是本文的回归结果却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事实上，苏春红等（2013）利用2009年CHNS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未对居民患病就诊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并不能使城镇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呈现显著增加。
3.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3报告了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从表3中可以看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提高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模型（3.1）到模型（3.4），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在控制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系列变量之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会使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社会医疗保险的普及能够降低预防性储蓄，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消费起到保障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1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因子分析
(1)提取因子以及因子解释原有变量的情况，进行尝试性分析．根据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特征根．根据计算结果，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值为3．579，解释原有8个变量总方差的44．732%(3．579÷8×10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44．732%;第二个因子的特征根为2．461，解释原有8个变量总方差30．760%(2．461÷8×10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492%((3．579+2．461)÷8×100)．可以看到，两个因子共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75．492%．总体上，原有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分析效果较理想．(2)因子的命名解释，在这里采用方差最大化对因子载荷矩阵实施正交旋转以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指定按第一因子载荷降序的顺序输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以及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图(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医疗保健、衣着、教育娱乐文化、居住在第一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第一个因子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根据城市居民的消费习惯可解释为生活型消费(精神享乐商品);交通和通讯、家庭设备用品、杂项商品与服务、食品变量在第二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第二个因子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可解释为生存型消费(物质必须商品)．(3)计算因子得分，这里采用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系数，并输出因子得分系数．根据表3可以写出因子得分函数．F1=0．013*食品+0．317*衣着+0．031*家庭设备用品+0．247*医疗保健+0．160*交通和通讯－0．286*教育娱乐文化－0．240*居住+0．044*杂项商品与服务F2=0．209*食品－0．024*衣着+0．286*家庭设备用品－0．211*医疗保健－0．303*交通和通讯－0．023*教育娱乐文化－0．061*居住+0．300*杂项商品与服务
1．2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因子分析
(1)考察原有变量是否合适进行因子分析，由于在因子分析之前一定要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这里也用KMO检验方法进行检验．表4中，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149．603，相应的概率p接近0．如果显著水平a为0．05，由于概率p小于显著水平a，应拒绝零假设，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同时KOM值为0．252，根据Kaiser给出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检验．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数据的数据结构良好，具有可操作性，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数据一样都能进行因子分析．(2)提取因子以及因子解释原有变量的情况．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数据一样，根据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特征根．根据计算结果，提取因子的情况非常理想．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值为4．908，解释原有7个变量总方差为61．352%(4．908÷8×10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352%;第二个因子的特征根为1．241，解释原有8个变量总方差15．506%(1．241÷8×10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6．858%((4．908+1．241)÷8×100)．总体上，因子分析效果较理想．(3)因子的命名解释，通过对比观察表2，表5，农村居民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是有区别的．在农村居民消费数据中，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教育娱乐文化在第一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第一个因子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根据农村地区的消费习惯可解释为生活型消费(精神享乐商品)．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杂项商品与服务、居住在第二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第二个因子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可解释为生存型消费(物质必须商品)．通过指标体系的构建，了解到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消费偏好上的差异:同是生活型消费或者同是生存型消费，但由于农村与城镇的环境条件不同，消费习惯不同，同类型消费下的指标构成是不尽相同的．(4)计算因子得分，这里采用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系数，并输出因子得分系数．根据表6可以写出因子得分函数．
2重庆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对比
2．1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演变特征
根据因子得分计算结果绘制出农村居民消费两因子得分散点图，如图1所示(F1因子一;F2因子二)．观察图1，从2000年至2011年重庆城镇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因子得分高于生活型消费因子得分，但是重庆城镇居民的生活服务型消费因子得分一直在不断提高并逐渐接近生存型消费因子得分．总的来看，生存型消费因子所占比重逐渐下降，生活型消费因子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这说明随着重庆市GDP的不断提高，重庆市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加，消费观念转变，再加上近几年来医疗、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教育收费改革的逐步见效，居民生活服务型消费支出出现减少，居民的基本生活服务得到了保障，在物质享受消费充足的城镇，居民将更多的钱以及注意力投入到了自身的生活环境与精神文明的消费中去．从以上分析可看出，重庆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在加速演进，已经不再只追求物质生活质量，而且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消费，消费结构趋向合理化．
2．2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变特征
根据上述SPSS软件的因子得分计算结果绘制出农村居民消费情况的两因子得分散点图，如图2所示(F1因子一;F2因子二)．观察图2，生活型消费因子所占比重从2000年到2004年是递减的，到了2005年开始上升．生存型消费因子所占比重从2000年到2009年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直递减的，2010年的时候突然上扬，占了较大的消费比重，但到了2011年又继续递减．目前，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在减少，用于居家享受型消费支出也出现相应的增加．这说明重庆市的GDP增加了，重庆市居民的收入增加了，医疗、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教育收费改革正在不断实施，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确实在不断提高．但仍然要注意2010年生存型消费出现的反弹迹象．相对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情况，农村居民的消费情况还不太稳定，从中反映出重庆市政府政策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力与农村的生活服务保障情况都不太稳定．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突出、明显，但农村居民不那么明显，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比重不高，医疗、住房制度改革和教育收费改革等政策在农村地区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到，农村的消费观念落后，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年份里，农村居民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生活服务型消费，居家享受型消费比重一直不高．说明农村居民一直注重生存的消费，而忽略了享受的消费．从以上分析可看出，重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在最近几年演进较慢，更加注重物质生活方面的消费，消费结构不太合理，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今后政府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向更加健康、合理的方向演进．
3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对策措施
第一,食品消费支出比重随收入增加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恩格尔定律的表述一致。但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恩格尔系数相差太过悬殊,分别为47.43%和28.02%,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城镇最低收入户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最高收入户的生活水平按照恩格尔系数的评价标准早已达到了富裕型,甚至接近最富裕型。第二,衣着消费支出比重随收入增加缓慢上升,到高收入户又有所下降,但各收入组支出比重相差不大,支出比重最大的中等收入户与最小的最低收入户只差2.91个百分点。衣着支出比重没有更多的递增且最高收入户的支出比重有所下降,这些都符合恩格尔定律关于衣着消费的引申。随着收入的增加,衣着支出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走势。事实上,在当前的价格水平和服装业的发展水平下,城镇居民的穿着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居民对衣着的需求也不是无限膨胀的,即使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也不需要将更大的比例用于购买服饰用品了。第三,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和杂项商品与服务的支出比重呈逐组上升趋势,说明居民的生活水平随收入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和改善。第四,医疗保健支出比重随收入水平提高呈现一种两端高、中间低的走势,支出比重最低的是最高收入户,为6.72%;最高的是高收入户,为8.24%,两者仅差1.52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医疗保健支出作为生活必须支出,不论居民生活水平高低,都要将一定比例的收入用于维持自身健康,而且由于医疗制度改革,加重了个人负担的同时,也减小了旧制度可能造成的不同行业、不同体制下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差别,因而不同收入等级的居民在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上差别不大。第五,居住支出比重基本上呈逐组下降的趋势,由最低收入户的12.34%下降到中等偏上户的9.79%,但最高收入户的居住比重达到9.91%,这与我国居民消费能级不断提升,住宅商品正在越来越成为城镇居民关注的热点是相吻合的,同时与恩格尔定律的引申也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消费状况虽然受价格水平、消费习惯、消费环境、消费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仍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要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必须增加居民收入。因此,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仅可以提高全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向着更加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启动内需,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方面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2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纵向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居民的各项支出显著增加。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到追求质的提高,从以衣食消费为主的生存型到追求生活质量的享受型、发展型,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镇居民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三项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食品类支出比重降幅最大,达15个百分点;衣着类下降4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类下降幅度不是很大。与此同时,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教育服务、居住及杂项商品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均有上升,富裕阶段的消费特征开始显现。3我国居民消费变化的趋势特点
(1)居民收入迅速增长,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消费结构呈现明显的富裕型特征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的增加是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的前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各项支出全面增加,消费性支出大幅度增长。2005年,我国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为6510.94元和1943.30元,是1994年的3.9倍和2.5倍。今后5—10年以至更长时间,我国经济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将大幅度提高。
(2)消费能级不断提高,消费内容日益丰富,住房与轿车消费同时升温,可望提前成为消费热点在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改善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消费能级不断提高。
(3)以教育为龙头的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类消费继续攀升随着人们对知识认知程度的提高和自我完善意识的增强,对教育的投入仍会保持增长。目前从子女教育在人们储蓄目的位居前列的情况看,对教育及教育产品的投入仍是今后一个时期的消费热点。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应是政府长期坚持和倡导的。
4我国大部分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偏低的原因及解决方法与策略
(1)居民消费率分析:居民消费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居民消费部分占GDP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1年,这一阶段居民消费率直线上升,并在1981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53.1%)。第二个阶段是1982-1989年,这8年中居民消费率出现过几次小幅波动,但基本上比较稳定。第三个阶段是1990-1994年,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第四个阶段是1995-2000年,在此期间,除了1997年居民消费率出现了小幅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保持上升趋势,但是上升幅度相当小,只有1.9个百分点。第五个阶段是2001-2005年,居民消费率直线下降,并且在2005年达到了历史最低点(38.2%)。
(2)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年到2005年期间,我国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虽然出现过波动,但是整体上保持稳定。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居民消费的比重直线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最高只有81.5%,而且大多数年份不到80%,尤其是2004和2005两年居民消费的比重更是降到了73.3%。国外经验表明,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一般不低于80%。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事实。
(3)最终消费率分析:最终消费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或一个季度)一国(或地区)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中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变化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2005年,居民消费率直线上升,并在1981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67.5%)。第二个阶段是1982-1994年,除了在1985、1988和1989这三年有小幅回升外,其余年份均在下降。第三个阶段是1995-2000年,除了1997年最终消费率出现了小幅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保持上升趋势,但是在整个阶段中,最终居民消费率上升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只有3.6个百分点。第四个阶段是2001-2005年,居民消费率直线下降,并且在2005年达到了历史最低点(52.1%)。与我国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一些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一般均在80%以上,但是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在2003年却只有55.4%。
以上分析显示,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都明显偏低,尤其是2001年以来尤甚,这表明我国当前消费不足明显存在。
论文关键词:消费结构;消费趋势;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居民收入稳定增加,在国家连续出台住房、教育、医疗等各项改革措施和实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全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强劲增长,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消费结构不合理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为了进一步改善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确引导消费,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有必要对我国各省市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考察和研究,以期发现特点和规律。采用“双对数模型”对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趋势分析,通过“聚类分析”对我国各地区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异同进行考察并作比较研究,总结出了我国居民消费呈现富裕型、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类消费攀升的趋势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