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7:33
序论：在您撰写经济政策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不断上升，我国的许多大中小相关性企业与科学技术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与创新。而我国节能与节能政策工作也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顺流前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虽然当今国际社会早已将节能问题放在关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但关于节能相关问题的改善却未能有良好的进步和实践发展，特别是节能政策与微观经济学共同发展的问题，更是成为了现今我国节能工作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掣肘问题之一。
一、节能内涵探析
在现今社会经济与能源资源的现状下，做好节能工作是能源资源高度短缺的国际问题的最重要的解决方式之一。其不但是高度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还将成为未来世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之一。对于节能工作的自身内涵而言，在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节能的主要内涵是指，通过不断为企业减少不必要经济损失与成本预算的方式来为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一种经济模式。而在物理学看来，节能是不断通过减少自身的能源消耗，来控制自身的不必要损失的一种过程方式，其并不具备任何的某种特殊意义的内涵。
二、节能及节能政策在微观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探析
面对现今发展中如此重要的节能工作，各个国家与政府要想顺利的在自身的国家中发展节能工作，或者是推出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意义的节能政策，就必须针对现今各个国家的微观经济发展中节能工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找出根治的方法，才能真正意义的发展节能工作。
2.节能交易投资问题。该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现今市场购买节能商品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讨价还价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经济问题，再加上，节能商品的买卖双方都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在其交易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交易方面的资金危险，从而使得买方购买的节能商品并不具备其自身的某项功能。据相关资料显示：能源密集型的大公司用于节能投资的交易费用占到节能投资的3%～8%，而对较小额的节能投资或能源密集度较低的企业，这一比重要大得多。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节能交易投资对于现今的企业发展而言的重要性。
3.节能投资中的有限理性问题。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节能商品的自身与节能政策的提出者本身对市场中的节能商品与节能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并不能相对完善的考虑到节能发展的自身与经济的微妙关系，从而导致了整个节能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限制。
三、节能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政体的构建工作探析
面对尚存在诸多问题的节能工作以及竞争如此激烈的经济发展，我国的相关工作的管理部门势必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与改变，才能更好的适应当今社会节能工作与市场微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为此，笔者在这里为节能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学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以供专家人士对其进行参考与分析。
1.大力调节及控制节能装置的价格浮动与税收政策。我国的国家政府要大力调节及控制现今市场中的节能装置的价格浮动，借以做到最大程度调节我国节能政策与节能经济发展的作用。另外，国家政府还要不断完善与调节我国税收政策，从而做到为我国节能工作与节能政策提供更高意义的微观经济保障的作用。
2.不断完善现今节能市场信息的可靠性。对于现今市场中存在的节能信息风险，要想最大程度的提高市场中信息的可靠性，就必须对现今的节能市场进行适当合理的规划与完善，以此来不断增加节能信息的真实性、中立性以及信息传递与交易的可靠性。另外，国家政府还要适当的为节能市场提供有效的、可靠的信息，让国家的节能市场可以具备更加安全可靠的信息安全性与全面性。
3.适当的对节能经济提供激励政策。由于现今的市场节能经济政策的相关政策仍存在一定的不规范性与不完善性，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势必会造就节能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处处受到限制，这种非积极性的限制，很有可能会造成节能工作者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一些非积极性的思想，进而不利于整个社会节能工作的发展。因此，我国的政府势必要对节能经济采取适当合理的激励政策，从而在物质方面不断做到促进节能工作与微观经济不断发展的作用。
4.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要加强推动节能的规制政策。与其它政策不同，规制政策绕过了市场主体行为调整而直接干预市场结果，其理论依据主要是节能主体的有限理性。因此，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要不断加强推动节能的规制政策，以期做到最大程度为节能工作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做出保障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如此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我国的节能工作与节能政策要想与微观经济学取得更为深远的发展，就必须针对不同节能产品与节能技术以及不同的行业采取不同的手段与方式，为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推动其更好的为我国的节能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2] 王瑞,林振荣,谢永亮,吕磊,冯岩. 对节能政策和措施的探讨[J]. 河南建材, 2010,(01) .
[4] 郭琪. 中国节能政策演变及能源效应评价[J]. 经济前沿, 2009,(09) .
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消灭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区域性贫困的现实还广泛存在，地区间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差距明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因地域偏远、交通闭塞、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等因素成为贫困人口密集区。党的十之所以做出“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的重大部署，就是要正视区域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并下大力气积极解决。
二、以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因自然垄断和市场缺陷等原因导致资源配置失效时，国家必须通过适当财政政策手段予以干预和弥补。公共财政势必要对这种干预和调控支付应有的费用，比如实行最高限价制度和强制拆分，这时政府就要从财政提供补助或弥补亏损。其他很多诸如城市公共道路、桥梁、防洪大堤等不能由市场方式解决的公共投资项目等就需要财政予以投资和补贴。
(二)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的分配现象，影响了社会公平时，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就要发挥:调解社会分配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培训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网络，维护社会公平。财政政策主要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制定实施发展规划，完善和监督市场机制，协调利益关系，并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服务。
(三)充分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促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模式来影响社会总供求。当供求趋于平衡时采取中性财政政策，以巩固和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当供小于求时则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控制支出，力争结余，减少资金损失;当供大于求时，就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促进市场繁荣和发展。在结构调整功能上主要是通过税收调整、财政补助等，诱导企业和部门将资源往适合经济发展平衡稳定的方向投入。
(四)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调整一定要为某一时期的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形势服务，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力杠杆。根据当前的问题和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支出的“缺位”和“越位”问题。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财政政策要加大调控力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强化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环保产业。
(五)充分运用税收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国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增加时会相应提高税收，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又要减少税收，以此防止经济过渡膨胀或走向萧条。更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制定和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从而引导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六)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扶持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急需国家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加大转移支付规模，尤其对老工业基地、革命老区、边远贫困地区、粮食矿产主产区、生态保护区等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减少地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
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这些公职担任者在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这种思想的主要推论是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错误，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这一学说攻击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理论：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就可以实现公众利益，而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简言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人类行为的上述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该模式指出，社会行为模式的特点，是在经济市场或在政治市场活动的人采用不同方式处理人类决定的过程。一切传统模式都把经济决定视为制度的内在变化，而把政治决定视为外部因素，人们拒绝就这些外因的规律及其生产进行探讨。该模式指出：承担政治决定的结果的人应该就是选择决策者的人。这番话奠定了整个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从此将经济学引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首先，布坎南指出“经济人”与国家理论的困境：经济学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唯一的工具，而作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则以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学科的分离，使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理论一遇上“经济人”这一现实问题便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为此，布坎南指出“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和狭隘个人利益所驱使的经济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与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样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经济人——当人们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这背后始终包含着人们对这一选择的费用和收益的计算，不管这一费用是明晰的还是模糊的。而将这一前提用于对微观经济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时，就会发现它所导致的后果大相径庭。布坎南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h鮽??????/p>
在这一基础上，布坎南将政府的模式归纳为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被称之为慈善的专普摺U庵终陨缁崂约豪妫⑶野牙孀畲蠡慈褡畲蟾＠魑约旱恼吣勘辏彼挚梢员3忠恢志缘娜ㄍ皇苋魏卧际2伎材先衔庵帜J街淮嬖谟诠娣毒美砺壑校捎谒懦苏我蛩厝绻惭竦淖饔茫杂美捶治鑫鞣焦艺木眯形诶砺凵媳厝皇腔拿模质抵幸惨欢ㄒ允О芏嬷铡?/p>
第二种模式被布坎南譬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在这一种模式下，政府的目标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政权就属于这种模式。对此布坎南分析，尽管这是政府权力膨胀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它至少说明有必要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给予法律上的约束与监督。
第三种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体社会成员都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政治决策，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则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约，于是政府决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选择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根据“经济人”这一出发点，布坎南认为，在这种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种“巨物”也比慈善的专制者更具有现实意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正处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间。
[关键词]英国，区域经济，区域失衡，区域政策
一、区域失衡的一般原因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是许多国家发展经济中出现的共同问题，解决区域失衡，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是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区域失衡的一般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相对较低
新古典理论有三个基本假设：一是自由竞争；二是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三是劳动力和资本具有充分的流动性。因此，从理论上讲，区域不平衡只是一般经济均衡自动调节系统中出现的暂时现象。但古典理论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一方面，工人并不能对工资差异迅速作出反映，其反映往往缓慢，滞后于需求；另一方面，资本的流动性由于受重置投资、扩大现有企业和对“健康区域”的偏好以及GNP总量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制约也非常之低。劳动力对生产成本差异反应的极强刚性，和资本的低流动性会导致区域收入和区域就业长期存在很大差异。
(二)地理要素
从广义上讲，形成区域差异最普遍的解释当然是地理状况。地理状况首先指那些远离国家经济中心的地区的所在地理孤立状况。周边地区通常是所谓的“带病区域”，它可能表示一个地区在经济方面具有下列劣势：
(1)高出平均运输成本，导致较高的价格，较低的利润或有限的市场；(2)极差的运输联系；(3)到达那些规模很大、具有专业化服务的中心城市比较困难；(4)缺乏市场信息与消费者的联系，对销售和可能产生的革新有不利影响。另一种地理要素就是某些地区具有对发展经济不利的自然环境，山区及土地贫瘠的地区即属于此种地理要素。另一方面，某些地区曾经或者现在能够从丰富的煤炭、铁矿、原油、天然汽以及其它地下矿产资源上获益。此外，若以经济的部门组成而言，每个地区都有其典型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中以滞胀或衰落部门为主的地区会产生严重的就业问题，经济结构中以增长部门如机械、化工、电子、银行为基础的地区，在通常情况下对劳动需求增长得相当快，经济也相对活跃得多。
(三)制度因素和政治分裂
制度因素应广义地理解为包括狭义的制度(集权与分权、民主与专制)、体制(计划与市场)、经济政策等因素。其中经济政策的随机性较大，往往是人们注意的焦点。政治分裂可能包括区域上的意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意大利的统一对其南部地区的影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南北朝鲜的分裂，把区域差距推到了悬殊地步。
(四)派生因素
1外部经济。包括技术外部经济、基础设施外部经济、金融外部经济。这些外部经济在地区之间的差距常常很大，某些地区能在其它地区所缺乏的外部经济中获益。
2人口状况。农业部门移出大量劳动力与教育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人口出生率高，劳动力供应数量自然增长也相应较高，那些经济结构对工作机会增加影响较小的地区会出现就业困难的局面。
3成本和价格惰性。E·Y·摩根认为，区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市场中还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惰性妨碍着市场经济随供需变化而调整的正常方式。这种惰性来源于工会组织的力量和企业集团对全国各地生产的产品实行统一价格控制等。因此，无论从劳动生产率、生活成本或供需条件是否有差异，落后地区的工资率仍然要向在全国或在核心地区范围内的协商中所讨论确定的标准看齐，这就会有效地遏止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外流，消除能吸引大量资本流入的有利条件。
4回流效应(赫尔希曼称之为极化效应)。指由于贫富地区相互作用而贫困地区更加恶化的一种决定力量。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来说只会使区域间的差距拉大，而不是缩小。这主要是由于：人口的流动使人口流失地区丧失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资本的流动使“带病地区”资本大量输出；市场的扩大常常会增强核心区域工业的竞争，“带病区域”的企业发展可能会更加困难。与回流效应相对应的是扩散效应，也称“涓滴效应”，指通过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给欠发达的邻近地区增加农产品和原材料销路，推进技术进步等，从而对欠发达地区的改进起积极作用。过去，在大多数情况下，回流效应要强于扩散效应，将来也可能仍然如此。在扩散效应超过回流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之前，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区域经济间的互补性必须特别强。
二、产业失衡导致区域失衡：英国区域政策的特殊性及其演变
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动的过程，其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又由于产业分布是和一定的区域分工相紧密联系的，因此，一种产业的兴衰，必然伴随着区域的兴衰与区域不平衡的产生和放大。产业失衡引起的区域失衡，是英国区域政策的深刻背景。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所产生的极化效应是显著的，因为市场自发作用使合意的要素流动受到限制，非意愿的要素流动加快，长此以往，国家整体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制约和损害。这是区域政策制定并实施的必然性所在。早在20年代末，英国主要出口工业生产持续过剩而陷入经济停滞，造成大量失业。同时由于这些工业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于某些地区，使这些地区成为失业集中区，经济社会状况也急剧恶化。在此背景下，使得英国政府长期面临着通过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解决“带病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也决定了英国区域政策的重要特征和必然演进。
(一)英国区域政策目标：由创造就业机会到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英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制定实施了“特别地区法”，对落后地区实施支持性政策，促使地方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1945年的“工业布局法”及后来类似的法案引入了各种政府手段，包括为企业提供各种信贷、动力、土地及其它基础设施，同时还有政府直接投资。由于许多经济政策手段强加于工业布局，导致了1945年到1947年企业大规模迁往受援地区。总之，这一时期区域政策考虑的核心目标是增加就业，盖慑于失业引起的社会矛盾和丧失政治支持。60年代英国区域政策围绕另外两个方面进行了更新。一方面是注重经济增长，认为战后英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落后地区经济活动量小，导致劳动力闲置；第二方面是大伦敦地区经济过度增长，工业和人口过度集中损害整体的社会的利益，必须加强地区布局调整。因此，60年代区域政策取得了大发展，用于区域政策的资金大大增加。政府采取了布局诱导性投资和其它措施，支持和控制相结合的方法诱导企业到受援地区设立工厂企业。
(二)英国区域经济政策手段：微观领域调整要素布局与宏观领域企业区位控制、产业选择相结合劳动力布局调整和资本布局调整是微观区域政策的两个主要方面。劳动力政策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流动政策，即以“移民就业”方式，促进劳动力区际流动。另一类是就地转移政策，使区内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移向高的行业。流动政策的目的是减少区域间劳动力供需差异；就地转移政策目的是促进本地区劳动力在行业间转移。资金政策的目的是诱导资金向落后地区投放，一般有三种政策手段，即财政手段(如税收和补贴)、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和行政控制。通过这些办法，落后地区企业可以获得与先进地区企业大致相同的竞争能力。同时通过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补贴鼓励企业在特定区域成长，限制它们在其它地区发展。英国的工业区位控制目标的实现是通过限制工业企业在发达地区布点建设，以促进它们到待开发地区布点。主要措施是对企业投入(如土地和劳动力)和产出增加税收、实行工业开发许可证制度。此外，在地区产业选择上，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都比较重视创造就业机会和能力，注重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种做法很快受
到挑战，英国区域政策随后出现了新的发展。
(三)英国区域政策的新发展：促进新企业创建和小企业成长、更加注重技术革新、发展自由经济区在英国，促进小企业的创建和成长已被看成英国经济复兴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小企业被看作未来经济大发展的“种子”。同时，小企业为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提供了锻炼机会。通过小企业振兴落后地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小企业生成速度的特殊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小企业技术领先战略，政府花费大量财力加速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生成、培养大批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支持相关的科研机构建立。区域经济发展中技术革新起重要作用，技术进步的地区差异是引起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何促进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英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建立技术引进机构，为落后地区搜集技术资料、发明与设想，帮助落后地区的企业获得先进的技术装备。建立专门的技术和金融机构，帮助那些想利用先进技术但自己又没有足够资金和必要技术与人才的企业。对落后地区企业采用先进技术给予优惠，促进落后地区企业在技术上有所跳跃，特别是新建企业，应更多地采用新技术，使这些企业开始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以便于在市场竞争中保
持一定的优势。
70年代后保守党取代工党成为英国执政党，一反工党的经济干预政策主张，扩大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放松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企业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各地建立了多个开发区和自由港，刺激这些地区的发展。经济开发区和自由港政策逐渐成为区域政策的一个新的有利的工具。在这些自由经济区中，政府采用更加自由的经济政策和提供多种优惠条件，促进经济增长。自由经济区内首先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小企业常常无力自己搞基础设施，因而具有特别吸引力。区内对新建企业的优惠待遇包括三类：一是减免税收，二是简化组建新企业的审批程序，三是大大缩减管
理机构。
三、英国区域政策实施效果与启示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英国区域政策，其实施效果显然与政策供给者——政府的意愿相距甚远，也未使以主导产业衰退、高失业率以及经济增长乏力为主要症状的“英国病”有大的转机。然而，英国人面临的处境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所极易遇到的难题，英国人在区域政策上的有益探索和取得的阶段性、局部性成果则具有借鉴意义。英国区域政策对我们的警戒与启迪都是深刻的。
(一)区域经济政策目标的设定，通常应具有系统性、整体性、根本性的特征
任何单一的政策目标，往往只注意到现象，而忽视了本质。60年代以前，英国区域政策只是把减少失业作为核心目标，这固然是缓解国内矛盾、维护“福利国家”形象以及获得最大政治支持的客观需要，但由于没有触动引发失业的根源——产业不平衡发展与经济衰退，因而收效甚微。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政策的选择问题。西部大开发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整体国民经济协调持续发展。从西部的实际来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教育是西部大开发基本着眼点，同时，要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适时调整经济结构，重视扶贫开发，系统、整体推进西部开发。
(二)区域政策应具有普遍性和连续性
自由市场经济本来就具有自发扩大区域差距的倾向，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及时制定和贯彻执行区域政策，防止区域分化。英国政府虽然较早地注意到了区域失衡问题，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但其区域政策缺乏连续一贯性，经常为政府财政收支失衡和执政党更迭所打断，从而使失衡在某些时期以放大了的效应复归。我国自建国以来，先后两次把战略重点转移到西部：“一五”时期，围绕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在西部大规模投资重工业；“三线建设”阶段，形成了中国工业建设在地域上的一次空前规模上的西移。通过这两次在的开发建设，在西部形成了一大批生产科研基地和新型工业城市，形成了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生产能力。进入80年代，我国实施了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战略重点向东部地区倾斜。区域政策的这种战略性改变，是推进改革开放，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但由于对西部地区的投资锐减，一些大项目、大企业配套资金不到位，企业技术改造既缺资金，又缺人才，大大降低了原有投资的效益。西部大开发，要吸取这个教训，一方面要注意政策的连续一贯性；另一方面，也不能靠牺牲东部的利益来发展西部。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英国由于受援地区缺少必要的投资基础，无论投资软环境还是投资硬环境都不够理想，资金投入效益差，造成对受援地区的补贴性投资支持政策浪费了国家资金。在我国，促进西部经济振兴，缩小东西部差距，农业、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教育科学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必须先行一步。
(四)落后地区发展第三产业和农牧业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一方面，它能提供比工业企业多得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还能起到改善、优化投资环境，吸引更多资金投入的作用。英国传统区域政策支持和资助的重点主要是落后地区的工业部门，试图通过工业振兴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忽视了第三产业具有吸纳劳动力的巨大潜力，终究遭到谴责。我国人口基数大，就业压力也自然很大，因此，在加速中西部落后地区工业发展的同时，要把发展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放在重要位置上来。另外，促进中西部地区农业的现代化，能收到高经济意义上的释放劳动力和吸纳劳动力的双重效应。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1．1对公民出行的重要意义。人民群众的出行利益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主要是因为高速路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区域，而不是国家专属或者集体专属的私有物品。所以作为国家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才是高速公路的主体。根据公共经济学概念的花粉，社会物品大体上可以分为4种:第一种，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点;第二种，纯私人产品具有竞争性，排他性的特点;第三种公共资源具有竞争性，排他性的特点;第四种准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排他性的特点。这四种类型的花粉是根据市场的竞争性和供应货物的排他性划分的。目前，我国的道速公路是属于第四种的准公共产品，它处于一个封闭式的收费环境，因此高速公路是属于全民共享性公共产品。
1．2对保证国有资产安全的重要作用。我国公路是国家投资出钱建设，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国公路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我国在引进外来投资时，明确表示所有权隶属国家。从债券，物权两个方面我们认识到对于公路的建设问题，无论它是以任何形式，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现的。政府都是公路的主人，所以政府应该尽可能的发挥其公共职能，让高速路更好的运行，服务于人民大众。
2．高速公路经济管理的合理化建议
2．1出台相关法律政策，加大执行力度。中国是一个法治化的国家，纵观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不难看出法治在其中的体现。比如一些城市会建设法治广场，举办一些相关的法律宣传活动或法律知识竞赛。这都从侧面体现出来法治的重要性和在公民心目中的地位。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我们不难的发现美国的法制观念也是贯穿高速路发展的始终。因此，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政策，并做到有法可依加大执法力度，对于高速路的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现在的执法体系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太多，相关政策的不健全，让很多人钻了法律的空子，对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危害。一些执法人员法律观念意识过于淡薄，暴力执法现象常有发生，这不仅不利于我国高速路的建设，对我国国家整体形象的建设也是非常不好的。
2．2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并存。总管目前的形势，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这个大背景下，社会经济的发展还说不是相对很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引进竞争机制多多少少总令人有些担忧。因此，政府需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能力，仔细分析研究市场特点，结合自身需要选定一家符合市场发展要求的企业实行垄断手段。虽然这样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弊病也不是不存在的。企业的垄断对公共资源是一种浪费，与此同时也损害了人民大众作为消费者的利益。根据高速公路的特点，建设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初步投入的资金数额都比较大，而且就有不可估量的风险，这使得很多企业都不愿意承担此项工作。因此政府此时的干预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应该尽可能的建立一些激励机制和保障，让垄断企业放心大胆的承担此项艰巨的任务。
2．3加强高速路建设管理，监督控制施工项目(1)对于高速公路的建设成本必须请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成本费用的初步估计，制定出一套可行性比较强的计划。这样在建设高速公路的过程中，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指定的此套计划中，应该初步估计成本费用、需要的工人数量，成本控制，定期的目标考核。每一个工人，每一次施工，都应该经过精确精准的计算，减少因为不必要的失误造成时间、金钱、精力的浪费。对于建造公路所用的建筑材料，应该从正当渠道购买，严格把握质量关。禁止豆腐渣工程、，面子工程的出现这不仅是对政府职能的考验也是对施工团队技术的考察。严格按照计划施工，在把握质量关的基础上，节约能节约的每一分钱争取做到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2)在实施工程的同时，及时更新和核算每天的施工进度和材料所用的成本费用是否与计划相一致。我们应该认真执行施工前所指定的计划。这样才可以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费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购买材料时应做到，如果某种材料在某段时间的市场供给量比较少，我们就应该随时用完随时购买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材料的供应而且减少了资金的占用。(3)每天的施工结束之后，我们都应该对今天的进度和所支付的费用进行合理的计算。这样我们就可以适度的调整施工前制订计划中与市场行情不相适应的部分。我们做到定时的数据更新，这样才能保证施工进度的发展，也可以降低费用成本。
2．4法律层面上的建议。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政策和依照相关法律政策加大执法力度是高速路在法律建设上比较重要的两方面。从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政策而言，高速路的立法对高速路发展的整个大环境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对其科学的管理高速路起到了指导性作用。目前，我们应该从已有的法律制度入手，遵守相关的已出台法律政策建立适合公路管理的一些政策。从而根据这些政策对高速路的管理进行制约与监督。这也使人民群众在使用交通公路的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减少因为矛盾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3．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