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7:22
序论：在您撰写关于中国梦的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在韩国,最先引进汉语的时期可追溯到古朝鲜。但因缺乏历史史料,在韩国,能作为依据的汉语普及史料应该是从朝鲜时代开始的。根据记载,1393年在韩国首次成立了司译院,以此向人们进行汉语等外国语教育。汉语教育是从1945年国立首尔大学成立中语中文学系后开始的。开设正规中国语教育课程的早期大学有韩国外国语大学(1954)、檀国大学(1954)、成均馆大学(1955)、高丽大学(1972)、淑明女子大学(1972)、延世大学(1974)、岭南大学(1976)等等。
自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开设了中语中文学系,90年代与中国语相关的学系纷纷进入韩国各大学。 就此韩国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开始蓬勃发展。
二、韩国学会以及论文
目前,韩国的学会有韩国中语中文学会 、韩国中国学会、中国文学理论学会、中国文化研究学会 、中国语文研究会、 中国语文学研究会、 中国语文学会、 中国人文学会、中国学研究会、 韩国中国小说学会、 韩国中国语言学会、 岭南中国语文学会等等。
各界学会都纷纷发表学术论文,关于汉语特殊句式的“把”字句也有了一定的研究。最早时期为九十年代,从论文的题目中,可感知韩国的研究。学位论文有:《“把”字句研究》(朴建榮 1994 博士论文);《“把”字句研究》(裵得成 1994 硕士论文);《高等学校汉语教学中的“把”字句教授-学习方案》(刘信惠 2005 硕士论文);《“被”字句和“把”字句的比较以及转换研究》(金株珍 2006 硕士论文 );《关于韩国语格助词+名词句转换为现代中国语“把”字句的研究》(李昌延2006 硕士论文);《现代汉语“把”字句和宾语前置文的比较研究》(郑姬卿 2006 硕士论文);《“把字句”研究》(张志勋 2007 硕士论文);《现代中国语“把”字句使用条件研究》 (周希丰, 2007 硕士论文 );《<红楼梦> “把”字句研究》(郑周英 2008 硕士论文);《现代中国语“把”字句研究》(郑香彩 2008博士论文);《“把”字句形成和类型》(柳贤姬 2008 硕士论文 );《第七次教育过程中高等学校汉语教材中的“特殊句型”分析》(郑贤颖 2009 硕士论文);《高等学校汉语教材中的“把”字句教授方
案》(金来源 2009 硕士论文);《现代中国语“把”字句的客观性,主观性研究》(赵卿焕 2009 博士论文);《韩国高中汉语教育特殊句型与指导方案》(车正镇 2010 硕士论文);《“把”字句技能和意义研究》(白秀珍 1993 中国学);《“把 NP”的活用意义》(以“把”的主题表识 技能为中心/張泰源 1996岭南中國語文學會);《汉语处置句和动词的结合样相(1)》(李鎭英 1997 中國人文科學);《汉语处置句的起源》(漢語處置文의起源/李鎭英1997 中國學論叢);《汉语处置句变迁(2)》(李鎭英 1998 中国语文学论文集);《通过<训世评话>看汉语语顺:以“把”字句为中心》(李義活、朴鍾淵 1998 假托利大學校外國語文學硏究所);《汉语处置句和动词的结合样相(2)》(李鎭英 1999 中国语文学论文集);《中国方言中出现的处置句现象》(李鎭英 1999 中國人文科學);《汉语处置句变迁研究》(李鎭英 1999 中國人文學會);《“把”字句历史演变研究》(把字文历史演變硏究/張泰源 2000 韓國中語中文學會);《<老乞大>中出现的“将/把”字句的语法化研究》(金光照 2002 中語中文學);《轻动词假设与汉语“把”字句的语用结构分析》(金光照2003 中國言語硏究 );《语义分析的“把”字句再考》(申芝言 2003中國言語硏究);《“把”字句小考》(崔载永 2004 外大中國硏究所 );《“把”字句信息结构中 NP2的地位分析》( 金艳姬 2005 中國硏究所 );《<老乞大>处置句的“把/將字”研究》(李秀珍2006 中国学);《具有“把”字句功能的“将”字句考辨》(具有“把”字句功能的“将”字句考辨/赵春利、梁万基 2007 中語中文學);《韩国学生“把”字句习得状况分析》(林載浩 2007 韓國中國言語文化硏究會);《科技翻译中“把”字句处理机制》(朴在胜 2007 中國硏究);《否定成分后置式“把”字句小考》(趙恩瓊 2009 中国语文学论文集);《“把”字句信息结构研究》(金世美 2009 中国语文学论文集)。这些论文出处是韩国最有知名度的“国会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韩国教育学术情报局”等网站。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但目前为止的“把”字句主要论文都呈现在此。
三、结语
第一乐章：教与学的交响
谢美宝刚来中国那阵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这位英籍的香港女孩，好长一段时间在课堂上简直像个哑巴。老师讲课、提问时，她能作出的反应只是微笑、点头或摇头。这一下可急坏了付瑶老师，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正是口语呀！
有一天上课，付老师特意走到她的跟前，对她提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要求：回答问题时，只需要用中文回答“是”或“不是”。
面对付老师和其他同学那充满善意与期待的目光，谢美宝终于说出了“是”和“不是”，一时间，教室里报以热烈的掌声。
自此以后，谢美宝的语言天赋一如打开的山泉，淙淙地流淌开来。她喜欢中国的紫砂壶，她的毕业论文写的也是关于紫砂壶的研究成果，而且答辩时普通话对答如流。她博得了老师和同学的交口称赞。
谢美宝深知这一切首先应该归功于中文的启蒙老师付瑶。她准备了一个精美的发夹，一心要送给付老师。可付老师早已不任她的课了，她又不知道付老师现在在哪个班上课，只好利用课前及课后在校园里到处寻找付老师。一个月之后，她才意外地在校园里见到付老师并将那个精美的发夹送给了她……
来语言学院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无论什么肤色和国籍，都受到中国老师的真诚爱护和精心培育并茁壮成长着。
河野文明来自日本的冈本株式完社。想当韧，他决意放下手头的工作到语言学院的中文速成班来学习汉语时，就有同事提出过异议：“这么短时间，能学好吗？”然而，河野文明到中国来仅3周时间，就用中文给公司的中国员工写了一封长信，令他的中国同事惊诧不已。公司员工禁不住给语言学院的张老师和郑老师写来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
北京语言学院是国家教委直属的唯一一所培养外国学生学习中文的学院，每年在校的外籍学生达3500人，中国学生也有1500位。来这里学习的外籍学生共同的目的是学习汉语、了解中国。
1995年6月30日，86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留学生，通过4年的学习，用汉语完成了他们的毕业论文答辩。他们的普通话表达能力之强，论文涉及内容之广、学术水平之高，使前来采访的记者们连呼“想不到”。
这次论文答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及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的研究明显增多，并且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例如：马来西亚卡马如令的《谈中国物价与人民的生活》、韩国李相锡的《我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一些思考》、古巴阿尔费雷多的《中国乡镇企业的生命力》及沙特阿拉伯哈利德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前景》等，都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而有关中国的语言及文化方面的题目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俄罗斯姑娘卡佳早在国内学习汉语时就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在语言学院毕业时她论文的题目是《论秦可卿》，导师是红学专家周思源教授。卡佳在完成论文答辩之后说：“语言学院的老师好，教学水平高，又有良好的语言环境，所以我的学习进步很快。”和卡佳来自同一国家的安东是一个孔子迷，非常崇拜孔子的“中庸之道”，他的毕业论文是《孔子的“中庸”和阎锡山》，论述得还颇有道理，他和卡佳都以优异的学
习成绩取得了免试在语言学院继续读研究生的资格。
第二乐章：快乐多重奏
一场有12个“国家”介入的关于广告的“战争”爆发了，这是北京语言学院1993年4月举办的一场由各国留学生参加的汉语热门话题辩论会，本次主题：广告评说。
来自孟加拉的赛福尔担任主持人，他迷恋主张兼爱与非攻的墨子，看到双方都已虎视眈眈，便提醒大家：“君子动口，别动手。”
辩论开始，正方的朝鲜学主许正男首先亮出自己的见解：“厂告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没有广告，商品社会和信息社会就无法运转。”
反方的奥地利学生林峰针锋相对：“真正的好东西用不着广告，不好的东西才大声吆喝。”
于是正反双方开始了热烈的目枪舌剑……
语言学院的老顺们深知，学习语言，重要在于语言实践，而辩论往往最能锻炼语言表这能力。所以自1987年以来，学院差不多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大型辩论会，如“世界和平——人类的理想与现实”、“男女平等和妇女的出路”、“代际冲突的‘得’与‘失’”、“洋货进入的‘利’与‘弊’”、“电视是良师益友还是危险的伙伴”、“话说广告”、“好酒不怕巷子深”和“‘女士优先’的实质是歧视妇女”等等。出场的人员从起初的老外对老外发展到后来的中国学生对老外。有趣的是在“好酒不怕巷子深”的辩论赛中，思维别致的老外竟然还战胜了中国学主！
除了辩论赛，老师们还组织了汉语节目表演、作文评比、演讲比赛、外出参观等等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从而使外国学生无论是汉语水平还是对中国的了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汉语学院汉语系组织的“外国人看北京”的演讲比赛中，日本学生佐藤女士以舒缓的语气把北京的自由市场着实盛赞了一番，她说“自由市场的菜新鲜，人也新鲜，很有人情味”，她在这里也学会了讨价还价，练习了汉语，增长了见识。韩国学生李景贤小姐则比较了中国家庭和韩国家庭的不同，幽默地认为韩国文化中的男权中心思想虽源于中国，现在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独有偶，日本的大山小姐也流露了对北京妇女的羡慕之情。而韩国小伙子吕远元的一番高论更是令众人开怀大笑：“北京姑娘加上韩国姑娘的温柔是我的理想！”北京的胡同、北京的马路、北京的人、变化中的北京，还有那丰富有趣的饮食文化，都成了留学生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第三乐章 碰撞与交融
一、 优秀论文一等奖（7篇，排名不分先后）
1、《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框架问题分析》（毛应梁，上海金融学会；张吉光，上海银行）；
2、《新资本协议下国内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研究》（上海银行课题组）；
3、《我国商业银行利率及管控机制研究》（潘文波，张中朝，深圳银监局）；
4、《西方银行业营销体制的演变和借鉴》（金麟，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5、《我国商业银行X效率和规模效率变迁的实证研究：SFA方法的运用》（彭琦，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6、《浅析中小企业融资策略与商业银行服务创新》（王勇，交通银行蚌埠分行）；
7、《授信业务的风险定价模型与实践--基于中国商业银行新部分战略视角的研究》（李亚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浩，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二、优秀论文二等奖（15篇，排名不分先后）
1、《金融业全面开放背景下商业银行并购研究》（门庆成，东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院）；
2、《放贷小企业：游走于“信任”与“不信任”之间》（陆颢，交通银行南通分行）；
3、《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以远期结售汇业务为例》（毛金明，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4、《欧美中小银行的发展及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的启示》（丁宁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丁溧，大连银行中山支行）；
5、《金融市场创新突破口：对发展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的思考》（张梦锁，王大贤，国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局）；
6、《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分析》（徐昶，西南财经大学；刘小差，交通银行成都分行）；
7、《关于流程银行及其构建策略的思考》（冯静生，安徽省银行业协会）；
8、《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一个董事会和高管角度的分析》（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栾雪剑，交通银行总行）；
9、《对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一点思考》（巩斌，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教学学院）；
10、《论完善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承诺业务》（周珊，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11、《将“SS-C-P”框架引入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系统》（李欣，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12、《交叉销售与价值创新--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发展战略中的蓝海》（毛瑜，复旦大学；许慧，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13、《中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策略初探》（张磊，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沈水辰，交通银行大连分行）；
14、《论商业银行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王鹏，马宁，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15、《优化中国银行业有效竞争的外部环境》（张卫，王聪，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本刊向所有应征者表示衷心感谢，我们将对上述优秀论文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关键词]清代 《红楼梦》 接受史 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清代女性有关《红楼梦》的题咏、绘画、戏曲、续书，事实上就是红楼接受的“后文本”。诸种“后文本”之间及其与“前文本”(《红楼梦》)之间，莫不存在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红楼梦》及其接受史中所呈现的种种文本，无疑就体现着相当明显的文本互涉现象。《红楼梦》及其相关的接受与诠释性的文本同一切文本一样，都存在着文本与前文本、乃至与非文学文本等各自不同的互文关系。清代女性有关红楼题咏、绘画、戏曲、续书等，不仅体现红楼接受的文学／学术意义，还更体现了当下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换言之，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广泛影响／参与了当时女性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建构、变化与发展。从接受，接受史，接受美学的角度切入，当能发掘出清代女性社会文化更深层的内涵、价值及意义。因此，上述诸多接受文本的互文关系及其中多重的互动对话关系(原著一接受一生活一社会一文化)，应置于较为宽泛的文化背景之下，与文学艺术、地域／地缘、家庭／家族、妇女教育、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联系，进行诸类文本互动交集的分析，从而更为深入探究清代女性对于《红楼梦》接受的全景式表现及其历史流变与当下现实交互的文化意义。
1922年，一部叫《铁扇公主》的动画长片就宣告了中国动画的诞生，然而8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动画行业依旧未成熟。目前，中国动画片市场处于一个过度转型阶段，鱼龙混杂，大量低质、劣质动画片充斥市场，而真正意义上的优质作品却是凤毛麟角。从99年制作发行的中国动画大片《宝莲灯》中我们看到，虽然从影片本身来说，其可圈可点之处并不多，但是我们从其商业运作中却看到了商业动画市场的巨大潜力。全国能消费动画片的人约2亿，但这一市场产生的利润有八成被日美动画片揽去，全国电视台每年要播长达30万分钟的动画片，其中只有2－3万分钟是国产片的份额。
随着近些年中国动漫产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动漫人对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和研究。关于中国动漫产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方面，一是从动漫理论方面，侧重于动漫产业在动漫创意、语言、美学、色彩、价值观、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主要从动漫产业链角度进行研究，主要是对动漫产业发展的产业体制和营销环境进行剖析。本片论文是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对中国动漫产业进行研究，在这里主要是从第二个方面来综述目前关于中国动漫产业的文献。
目前，关于动漫产业的探讨较多集中在其运营模式和创意策划，以及动画市场、动画形象衍生、人才流失等方面上，而对于中国动漫整体产业链的开发与挖掘则不多见。
对中国动漫产业的重新崛起进行深入探索，对其产业链的运作方式和营销策略等几个方面作出较为深刻的分析与批评，,对中国动漫产业作出客观的、必要的价值定位和对其未来发展方向上一个可能性确定,对动漫产业化与其制作、出版、营销等问题进行认真、广泛的思考,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为中国动漫产业正确、全面、健康的发展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和研究心得，是我进行本次研究的目的。
在动漫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上，李秋香，李麦产的文章《传统文化创造性采借与中国动漫创新性发展》以及刘俊生的《论中国动漫民族话资源的利用》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总结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第一，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在中国动漫在创作过程中，创意不足与雷同问题上。动漫作品缺乏创新设计思路，所有的故事，如果从一部动画片可以看到，那从另一步动画片里也可以看到，不断的墨守成规，没有突破，没有新颖的东西，长久以往，造成了恶心循环。
第二，没有表现出一个核心的价值观。比如，在美国的动漫在故事中无一例外的宣扬着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式梦想；日本的动漫中则是永不言败的大和精神。而我们的动漫中就是恰恰缺少了这种核心的价值观，这种能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气、神的动漫。即使画面做的再精美，没有核心的价值观，就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毫无生气。
从产业链角度对动漫产业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比较多。国内学者在借鉴美日动漫产业链和总结国内动漫产业链的基础上，也给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张黎明的硕士论文《中国动画产业发展研究》对中国动漫产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且与国外动漫作品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解决建议。从政策角度分析观念体制问题,从产业链角度提出新的思路和切入点,并从技术和运营角度提出新的解决办法,以弥补先行研究的不足。
在权威著作方面有浙江传媒学院陈少波老师编著的《中国动漫游戏产业论》一书。此书将探索的重点聚焦在中国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相关联的诸如产业定位分析、产业历史和现状描述、产业链打造、产业环境培育、产业品牌经营等方面。注重于实践性，所论均是从产业实际中提炼出来的当下中国动漫游戏产业发展所要破解的难题，理论与案例的分析结合恰当。
二、发展趋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关于动漫产业的探讨较多集中在其运营模式和创意策划，以及动画市场、动画形象衍生、人才流失等方面上，对局部的发展和而对于中国动漫整体产业链的开发与挖掘则不多见。
在中国动漫产业的两个研究方向上，两极化倾向有些明显，但也有学者已经开始着手，将两者进行结合，以取得更加具有实际价值的理论成果。另外，国内的研究侧重于对日美模式“山寨化”模仿，而自己创新的理论极少，对于动漫产业现状是总结多于创新，适应于中国动漫产业现状并且具有里程碑式的理论极少出现。未来的研究趋势应该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给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给出独创的、新颖的、务实的理论。
对中国动漫产业的重新崛起进行深入探索，对其产业链的运作方式和营销策略等几个方面作出较为深刻的分析与批评，,对中国动漫产业作出客观的、必要的价值定位和对其未来发展方向上一个可能性确定,对动漫产业化与其制作、出版、营销等问题进行认真、广泛的思考,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为中国动漫产业正确、全面、健康的发展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和研究心得，是我进行本次研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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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必然会提到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因为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所著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而研究沈括和《梦溪笔谈》必然要提到胡道静。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骕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的爆发而停止。中，他不仅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5]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6]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1983）、“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集中。1990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農業博物誌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周易十谈》（1992）等。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AcademyofHistoryofScience,IAHS)，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这一时期，胡道静同时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科技史）组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等多项社会工作。同时还为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研究生讲授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课程。
开篇时提到的对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的评介，见于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由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一卷“导论”，同年的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道静先生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并开始系统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胡道静在为《梦溪笔谈校证》所写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约瑟对于《梦溪笔谈》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之后，胡道静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重视。他们成了同道中人。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道静，并在他的书房“海隅文库”亲切交谈。胡道静将他对李约瑟的情谊融入到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专门为纪念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而征集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静转入道教的研究，也很显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响。他在1991年春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7]
如今李约瑟和胡道静两位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儒硕学都已归道山，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周俊元，虽九死其犹未悔——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人物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3.施宣圆，博学贯中西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静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3.11.14版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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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四。海南出版社，1999年，628页。
[2]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校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3]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599页。
[4]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309页。
[5]农书·农史论集，自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7页。
1从动画片中挖掘故事的续写
续写是很能激发学生习作兴趣的习作方法。续写故事，就要靠想象，想象要大胆、新奇，又要合乎情理。教师有意识地指导学生观看电视动画片，把欣赏动画片和指导续编故事、续写相结合，这种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习作的兴趣，学生既能关注故事的情节发展，又能专心地有目的地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环境等方面认真收看，让学生在观看的同时，为续编故事积累习作素材，一举两得。为了让习作指导更为集中，让学生编故事更容易些，使学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教师可以采取从“扶”到“放”的指导方法，即提供一个故事的开头片断，让学生找到故事的线索，顺着这个线索，把故事编写完整。进行续编故事的习作训练，指导学生掌握续编故事要做到瞻前顾后、顺藤摸瓜。如《哆啦A梦》是学生喜欢看的动画片。片中的哆啦A梦有一个神奇的口袋，里面有各种神奇的魔具，能帮大雄度过难关，解除各种疑难杂症。为了激发学生的习作兴趣和创新精神，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我让学生也来当一回作者，新编一个关于哆啦A梦和大雄之间的有趣而又神奇的故事。学生在观看了《哆啦A梦》的动画片断后，教师引导学生说说哆啦A梦最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学生对哆啦A梦非常熟悉，因此，马上就能说出来，再引导学生续编故事，从而激发了他们的习作欲望。有的学生写道：哆啦A梦递给大雄一个普通造型的“优点反射镜”，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戴上这个反射镜，当别人要批评你的时候，一看到这个镜子，马上会发现你的优点，就会表扬你。”大雄拿着反射镜，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他的两眼放光，就像受到了老师的表扬似的。大雄喜滋滋地拿着反射镜，来到妈妈的面前，想让妈妈也好好地表扬自己的优点。
2从动画片中挖掘场面的描写
场面描写是学生习作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它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感情与情绪的渲染，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场面描写是对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动态画面所作的描写，它所表现的是特定场合中的人物、环境和情节的综合。场面描写中，既有环境的描摹，又有情节的渲染，更有人物的特定的活动，点面结合，富有层次。动画片《灌篮高手》是篮球爱好者喜欢看的节目，也是小朋友爱看的节目，这部动画片既能为学生的场面描写提供素材，也能激发学生习作的兴趣。教师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带着习作目的去观看《灌篮高手》，为指导学生写“比赛场面”打下基础。如，动画片中的主人公樱木花道与对手决战时，那激烈、精彩的比赛场面，樱木花道精湛的灌篮技术，以及在篮球场上的顽强拼搏精神，正是同学们要学习的地方。因此，教师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其中一个篮球比赛的场面进行具体的描写。教师在指导写《灌篮高手》的《精彩的篮球赛》之前，先指导学生掌握场面描写的方法，然后，让大家一起分享灌篮高手樱木花道的风采。结合讲评，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场面描写的方法。
3从动画片中挖掘童话的编写
电视动画片中的主人公很多是活泼可爱的动物，展示给小朋友的是动物间充满神奇而又有趣的故事，有团结友爱的，有斗智斗勇的，有克服困难的，等等。观看这些动画片，也为学生编写童话提供了素材。学生充满想象力，也喜欢编写童话。如《猫和老鼠》让人感到久违的天真。猫与老鼠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化敌为友或势不两立：为敌时绞尽脑汁，互不相让；为友时，亲如兄弟，不记前仇。教师可指导学生也以猫和老鼠为主人公，想象猫和老鼠之间所发生的不和或互助的故事。指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编写与电视动画片中不一样的情节，同样去表现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比赛看谁编的童话故事《猫和老鼠新编》比电视中的更有趣。如，有的学生这样写道：“猫被老鼠捉弄得火冒三丈，两根胡子气得不停地向上翘，尾巴不停地摆动着，真是吹胡子瞪眼睛，就像是一颗快要爆炸的炸弹似的。猫气呼呼地想：今天，我不把该死的老鼠捉住，我誓不为猫。人们不是都说老鼠怕猫吗？老鼠想要跟我斗，下辈子吧！想着，它就一溜烟地跑到老鼠窝前。”
4从动画片中挖掘观后感的撰写
动画片中的感人情节同样让人流泪。教师可推荐学生观看有益的动画片，让学生带着情感去看，为写观后感积累生活经验。如《宝莲灯》的素材取自于中国流传很广的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沉香为了寻找、救出母亲，历尽千辛万苦。这部动画片教导人们只有不断努力，靠坚强的意志，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战胜顽固的敌人。教师引导学生用心去看这部感人的动画片，并且精心选择自己最受感动、感触最深、最受教育的片段，在班队活动中进行交流后，用心地写观后感。
5从动画片中挖掘科技小论文的练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