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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早期康复干预对脑卒中后抑郁状态的影响。方法将86例脑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分为康复组(研究组)46例，常规治疗组（对照组）40例；两组均进行常规药物治疗，康复组同时进行神经康复治疗。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数评定日常生活活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定抑郁状态，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40d末各评定1次。结果治疗40d末，研究组Barthel指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定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结论早期康复干预不仅能有效改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心境，同时可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降低致残率。
【关键词】脑卒中；抑郁；康复治疗
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depressionPSD）是脑血管意外的常见并发症，脑卒中后约60%的患者可发生抑郁［1，2］。卒中后的抑郁情绪和认知障碍等可直接影响患者的病程及预后。早期康复治疗能使PSD患者的抑郁心境有明显改善，使康复治疗步入良性循环，从而改善预后，现报导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对象选取2004年3月～2005年6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的86例PSD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1）均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中诊断标准，并经CT证实为大脑半球病变（梗塞或出血），无意识障碍、失语及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2）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抑郁症诊断标准；（3）病程10～15d；（4）无严重的心、肺、肾功能障碍，排除既往有神经、精神病史及检查不合作者。其中男54例,女32例；平均年龄58.4±9.4a；脑梗塞50例，脑出血36例。
1.2方法
1.2.1分组方法先按疾病类型分层，尔后将入组的86名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分成康复组（研究组）46例，常规治疗组（对照组）4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发病时间、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抑郁程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2治疗方法两组均给予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和护理，对抑郁显著的患者口服百忧解治疗。研究组采用运动再学习方法（MRP），在生命体征及病情稳定48h后即开始康复治疗，早期均以肌肉按摩、神经肌肉电刺激、患肢的抗痉挛摆放、关节的被动与主动活动等，以保持关节正常活动度及肌肉正常长度为主。再根据患者病情，脑梗塞患者一般在发病后3～5d，脑出血患者在发病后10～20d进行坐、立、行、走训练，同时通过具体的作业由易到难进行日常生活活动（ADL）训练与强化，每日1次，每次45min。康复师不断地与患者进行交流，讲解神经康复的基本原理及近期与远期目标，使患者对脑卒中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不断肯定、鼓励患者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以唤起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1.2.3疗效评定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数（MBI）评定ADL，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抑郁状态，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40d末各评定1次，并进行对比分析。HAMD24项评分≥8为轻度抑郁，≥20为中度抑郁，≥35为重度抑郁［3］。全部数据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处理，并进行t检验。
2结果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MBI、HAMD评定结果比较，见表1。
表1两组MBI、HAMD评定比较（略）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P＜0.05，P＞0.05；两组间比较P＜0.05
表1显示，治疗40d末，研究组MBI、HAMD评定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治疗后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3讨论
PSD是脑卒中后常见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的机制不明，目前有两种学说：（1）原发性内源性学说，认为脑卒中后破坏了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和5羟色胺能神经元及其通路，引起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之间的平衡失调；（2）反应性机制学说，即卒中后肢体功能的丧失，社会功能减退，角色转变，家庭关系等急性转变超出患者所能应对的范围；患者卒中后对疾病认识不足及对偏瘫后果恐惧导致精神压力过大；怕拖累家人、经济承受力的担忧等，多种家庭、社会、生理因素共同导致病后生理、心理平衡失调，而产生悲观孤独情绪，不愿意与人交流导致抑郁。
PSD与脑卒中的严重程度有明显的相关性［4］，患者的神经功能缺失越重，ADL越差，越易导致PSD。而随着ADL的恢复，患者的抑郁程度亦会明显改善。大脑是有可塑性的，早期康复治疗，因能有效抑制异常运动模式的产生，诱发正常运动模式，促使大脑的神经功能重组向符合生理要求的正确方向上发展。本研究显示，研究组治疗前后MBI、HAMD评定比较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治疗后MBI、HRSD评定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随着康复治疗，患者肢体功能不断改善，ADL的不断改善，激发起患者康复的信心，心理障碍逐步消除，有利于PSD的恢复。
康复训练是有计划、有目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其间患者通过与康复师的不断交流，康复师的耐心的心理疏导，向患者传达积极的心理支持；通过建立良好的康复氛围，安排偏瘫患者的集体治疗，促进患者与患者间的交流及加强患者与家属间的沟通，使其心情放松、愉快，不断树立自信心，从而打消患者不良的心理防御体制，消除卒中后不良行为与处理方式，使患者能正确认识卒中事件本身，正确接纳自己与自己的疾病，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治疗，从而解除抑郁。
总之，早期神经康复能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改善患者的抑郁心理，促进PSD的恢复，而PSD的恢复，反过来又可加速康复进程的发展，最终改善患者肢体功能，减低致残率，改善预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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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谷崎润一郎；中国形象；礼赞；轻视；东方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1-0091-06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同其他大正时代的作家一样，谷崎也立志于宣扬中国情趣。何为中国情趣，简单的说，就是大正的浪漫主义作家通过向往和憧憬异域情调来反抗自然主义。1918年谷崎润一郎首次中国之行为其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18年10月17日，谷崎润一郎经朝鲜抵达奉天（今沈阳），开始了长达近两个月的首次中国之行。关于此次中国之行，谷崎润一郎在回国后不久写的《中国旅行》一文中有详细的介绍。此外，日本学者西原大辅的《谷崎一郎とオリエンタリズム》（中央公社，2003年）附录部分也对此次旅行作了题为《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旅行日程》的概述。因此，关于谷崎润一郎的首次中国之行的详情，可参考上述资料。那么，为何谷崎润一郎会在这个时候选择中国之行？其原因或许在其《忆东京》一文中可以看出其端倪。“如果那时有钱，又没有家属牵累的话，我一定会飞到西方，过西洋人的生活，以他们为题材写写小说，并想方设法尽量在那里多待些日子。大正7年，我去中国旅游，可以说是为了稍稍慰藉一下这个没有实现的异国梦。[1]38”由此可见，谷崎选择此时旅行中国一来是受经济条件的制约，二来是受家属的牵累。
其实，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谷崎选择中国之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便是受其浓郁的中国情趣（日文原文为支那趣味）的影响。1922年，当时日本文坛最重要的刊物之一的《中央公论》1月号开设了“支那趣味研究”专栏，并刊发了五篇文章。其中，就有谷崎润一郎的《所谓支那趣味》（在日本近现代，中国又称支那）一文。该文在1927年2月至12月《改造》杂志中刊发的《饶舌录》中被全文抄录。“所谓支那趣味，如果只是说是趣味，似乎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似乎出乎意料地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与最近的中学教授枯燥无味的东洋史的教科书相比，那些充满饶有趣味的教训和逸话的汉文典籍，真是无法预知到底对孩子们有多大裨益，如今我仍然是这么认为的。[2]121-122”很显然，谷崎润一郎在文中将中国情趣特指成汉文典籍。为什么谷崎又会对汉文典籍情有独钟？其实，早在谷崎幼少年时代，他就受到了汉古典文集的教诲和熏陶。其中，对其影响最大是稻叶清吉和贯轮吉五郎。前者是谷崎汉文古典的启蒙教师，后者则是一位资历较深的老汉学家。作为谷崎的小学教师，稻叶除了教授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向谷崎教授了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等唐诗或宋词。作为谷崎的中学私塾教师，贯轮向谷崎讲授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汉文典籍。由此以来，谷崎在就读府立一中的时候，就凭借自己良好的汉文基础，在学校校内刊物《学友会》上，发表了《牧童》、《残菊》、《观月》等多首汉文诗歌。为此，1917年4月他在《中央文学》发表的《诗与文字》中写道：“我们确实很珍惜汉字。我们珍惜那些其音乐的妙韵一如钢琴，其形态的妍美一如锦缎的汉字。汉字在所有文字中，是最为直观、感性的。将来姑且不论，现在仍在继续使用汉字的我们，深味其中宝贵的形象文字的特质，不自觉地会运用它，活用它。[3]6”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得不惊叹于谷崎对汉字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良好的汉文功底造就了谷崎独特的中国情趣――梦幻与奇异的异国情愫。1918年，谷崎带着自己对中国的美好憧憬，借道朝鲜来到了心愿已久的中国大陆，“那个国家的由炫目的色彩和高亢的音乐组成的舞台场景，在我还没有亲眼目睹之前就已经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在我想来如果去到那里，定能触及我所日日憧憬的如梦如幻的美与奇妙的异国情调交织的事物。[2]70”
谷崎首次中国之行历访了沈阳、天津、北京、汉口、九江、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八个城市。历时近两个月的中国之行，谷崎不仅亲自目睹和体验了中国的风俗民情，而且还在游历中为之后文学创作的中国形象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此次旅行，相对于中国北方而言，谷崎更钟情于中国南方独有的风情民俗。他在随笔《中国旅行》中写道：“越到南方，越心疼在朝鲜满洲所花掉的那些冤枉钱。[1]65”在汉口，他登上了驰名中外的黄鹤楼，并品尝了海参；在九江，他游览了风景如画的庐山；在南京，他目睹了历史悠久的夫子庙和秦淮河，并沉醉于如梦如画的秦淮夜色；在苏州，他乘坐画舫饱览了风景秀丽的大运河，并去天平山观赏红叶；在上海，他亲眼观看了中国戏剧，并感叹于十里洋场的绚丽多姿；在杭州，他夜宿于风景优美的西湖之畔，并亲自观赏了中国京剧。首次中国之行，让谷崎神清气爽，激发了他文学创作的欲望。从以中华美食为题材的《美食俱乐部》开始，谷崎发表了一系列与中国形象有关的文学作品。其随笔与游记有《苏州纪行》、《中国旅行》、《南京夫子庙（插图说明）》、《秦淮之夜》、《看中国京剧有感》、《中国饮食》、《庐山日记》、《何谓中国情趣》等；其小说有《西湖之月》、《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天鹅绒之梦》、《坡》、《鲛人》、《鹤唳》等。谷崎的上述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将自己在中国的情感体验，借助想象和联想，虚构出来了一个异国形象――中国。
形象学（Imagologic）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1989年，法国学者Pageaux（巴柔）在其《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中阐述了形象学的内涵。简单地说，形象学就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它是一种集体想象物，“形象是描述，是对一个作家，一个集体思想中在场成分的描述。[4]156”这种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来的形象。[4]25”形象学拒绝将形象视为一个异国现实的的复制品，而是将之视为一个意识形态，一个富有寓意的迹象。那么，上述作品中因谷崎所创作出来的中国形象究竟是怎样呢？我们将结合相关作品具体分析。
一、美食之乡：从北方美食到南方佳肴
正如推崇女性肉体美一样，谷崎也十分爱好中国美食。“我从很小时候就喜欢中国饭菜。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东京有名的中国饭馆偕乐园的主人从小就和我是同学，经常带我到他家去玩，在他家吃饭之故。为此，我对中国饭菜的美味十分了解。我对日本饭菜的味道的体会倒是在这之后，同西餐比较起来，中国饮食远远超出，是真正的美味佳肴。最近我趁去中国旅行便能在中国吃到正宗的中国饭菜实乃一大乐事。[5]69”引文中所提到的中国之旅正是谷崎的首次中国之行。《中国饮食》一文具体记录了谷崎从北方美食到南方佳肴的细节。“应该说在中国北方，饮食方面北京居于榜首。北京新世界附近的一流饭馆鳞次栉比，而且不限于一个地方风味的饭馆，诸如山东风味、四川风味、粤菜等等，各式各样的招牌挂于门前。沈阳、天津的饭菜虽然味道也很美，但座位、器皿脏兮兮的，为此不大敢受用。北京的饭馆还是比较干净的。如果给像日本那样的一次性筷子当然最好，要是给拿出使过多少次的旧象牙筷子的话，我常常用烫过的绍兴酒先消消毒之后再用。[2]71”那么，谷崎对南方佳肴又有何描述？请接着看：“说起南方的美味我想南京数第一，其次是杭州。南京的河虾是早就久闻其名，其味清淡很合一般日本人的口味。蟹子受好评的均不是海蟹而是河蟹。在长江里捕捉的蟹如日本的海蟹一样大小，而且是以本风格来做，吃起来美味可口。在杭州去了很漂亮的饭馆，就是像乡村的小饭店那样的馆子的饭菜也相当味美宜人，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把家鸭蛋做成皮蛋――虽然在日本也很多，但是在中国是随处都可以买到的，可以在旅行时像日本的煮鸡蛋一样当作主食――我在杭州一个旅馆住时早晚就经常吃它。这里一个蛋只花二、三个钱即可，吃两三个皮蛋，用炒饼代替面包，就是一顿挺好的饭。到了晚上则去像日本的面条馆，荞麦面条馆子那样的小饭店，喝热乎乎的粥。记得一碗二钱或者三钱，中国的粥和日本粥完全不同，不是病人吃的食品，有的粥和鸭肉等在一起煮，是在比较冷的晚上的好食品。我觉得如果把粥里有的那样不好的生油味去掉的话，也会很合日本人口味
的。[2]82”我们之所以多次引用该文，不仅仅是为说明谷崎对中国南北美食十分熟悉，而是以此来审视被谷崎誉为美食之乡的中国，在描述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情感。在谷崎看来，北方食物，除北京食物外，大都不干净，不敢食用。南方食物，南京的河蟹、杭州的皮蛋和粥，虽美味可口，但与日本相同食物比较起来，却总是稍逊一筹。
在谷崎关于中国食物的描述中，我们发现他时刻以日本食物为参照系，以日本食物的色香味来衡量中国食物。在其言辞中，无不体现出谷崎浓郁的民族优越感。在其对比性描述中，无不反映出谷崎对中国的轻视之嫌。作为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事物――食物在谷崎的笔下，已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它在象征中日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的同时，也流露出作者鲜明的民族立场。正是在这种民族立场的作用下，谷崎从中国南北食物中看到了中国的国民性。正如其所言：“如果要想了解中国的国民性不吃中国饭菜是不成
的。[2]83”当然，谷崎在有关中国美食的描述中，也表现出一种肯定和礼赞的思想。譬如《美食俱乐部》就是代表。小说描写了一位美食俱乐部成员G伯爵，由于对日本料理产生了厌倦情绪，外出寻找美食的故事。最终，G伯爵在一家名为浙江会馆中见到一桌令其难忘的中国美食。于是，回到美食俱乐部的G伯爵，左思右想，模仿出许多不可思的中国美食，并令成员欣喜若狂、如痴如醉。与《天鹅绒之梦》中的东坡肉、《秦淮之夜》中的炒山鸡、炒虾仁、醋溜黄鱼和鸭舌锅、《支那料理》中的燕菜类、 鱼翅类、 鱼唇类、 海参类、 鱼肚类、 鲍鱼类、 扇贝类、 泥鳅鱼类、 鲜鱼类、 鱼皮类、肚类、 蹄筋类等28类相比，《美食俱乐部》中的菜肴多为作者杜撰。向来对中国食物颇为熟悉的谷崎为何要在此进行杜撰？李雁南先生认为“谷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将美食看成是异国神秘魅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因而谷崎所杜撰的并非食物，而是他心目中可以得到极致感官享乐的理想国的一部分。[6]14”我们认为该分析恰到好处地揭示了谷崎的用意。此外，这一描述还反映出谷崎在对中国美食进行虚构时，所表现的一种美好的理想。众所周知，一个异国形象，当它偏向于他者时，就会表现出对自身文化观念的背离性。谷崎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来挖掘其自身文化的内涵。换而言之，这种背离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其背离的身后隐匿了作者对自身文化的思考以及对自身文化缺失的一种弥补心态。这种弥补的最佳途径就是借助对异国形象的美好虚构来实现。由此可见，在虚构性描述中，依然是作者在确认自身文化观念的前提下去解读异国，阐释他者。
二、美景之都：从苏州到杭州
谷崎的首次中国之行后的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不仅描述了中国的美食，而且还描述了中国的风景，尤其是江南的自然风光。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早在日本大正时期，苏州和杭州早已成为日本艺术家笔下描绘最多的城市。苏州的水、塔、桥、亭；杭州的湖、柳、榭、阁等景物频频出现在作品中。譬如，竹内栖凤的《苏州的雨》、满谷国四郎的《苏州风景》、鸟海青儿的《苏州风景》、藤岛武二的《西湖》、芥川龙之介的《江南游记》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为大正时代新生作家的谷崎也不例外。首次中国之行，他在北方逗留的时间远少于南方。因此，在其游记和随笔中，我们随处可见有关江南美景的描述。在苏州，首次来江南的谷崎，就被其优美的自然风光所折服。这座历史悠久的江南水乡以其独特的风姿和韵味给这位来自东瀛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虎丘、古城墙、运河、画舫、亭台、楼榭、游廊等眼前的景物无不让谷崎流连忘返。江南水乡的轻盈、柔润、细腻、含蓄无不让谷崎如梦似幻。为期四天的苏州之旅不仅让谷崎感受了苏州悠久的历史，而且还让他体验了苏州迤俪的自然风光。在《苏州纪行》中，谷崎描述了苏州各式各样的美，尤其是苏州的塔之美与水之魅。“苏州除了这个塔以外，还有灵岩寺的塔，报恩寺的塔，其他叫不出名字的还有两三个，而且不仅苏州，全中国的塔也是很多的。这不像日本，到处只有平塌塌的屋顶。这些塔实在给周围的风景平添了很多情趣，增加了许多变化。[1]208”“房屋都背水而建，但多数人家都有面向河水的阳台，显现出水和人家的亲密关系。水仿佛要浸入人家，人家仿佛在跟水嬉戏。有时看上去，那四壁围起来的房子倒好象是浮在水面的一样。[1]216”在《蓝色的花》中，谷崎以优美的笔墨描绘了梦里水乡的轻盈和雅韵。“恬静的运河上浮着一只美丽的画舫，朝着耸立着虎丘塔的方向驶去。[1]85”在《鲛人》中，谷崎以浓墨之笔描写了江南的灵动与生气。“虽然是秋天，但天气像现在的日本一样暖和，窗外是一片晴朗的蓝天，翡翠色清澈透明的河流和池塘都满心喜悦地闪闪发光，而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散发着幸福的光彩的田园的绿色，和杨柳的枝条、鹅群、丘陵、城郭、寺院的塔――这一切都仿佛连绵不断的祭礼的音乐一般华丽的展开，火车就在这江苏省的沃野中奔驰，而且无论开到哪里，那丰饶的田园景色永远也没有个尽头。[1]68-69”
在杭州，面对风景秀丽的西湖，谷崎以其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西湖美景。西湖以其那秀丽温馨的湖光山色深深陶醉来自异乡的谷崎。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长桥旧月、古塔多情、湖滨绿廊等景观无不让其心醉神驰。因此，在他的笔下，西湖不仅仅是一幅天然图画，一首诗，更是一个又一个美丽动人故事的源泉。为此，萌生无限缱绻眷恋情怀的谷崎，以西湖为背景，编织了许多凄美的故事，并以此演绎其浓郁的中国情趣。其中，《西湖之月》和《天鹅绒之梦》就是典型。小说《西湖之月》描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日籍记者在去杭州的火车上偶遇了一位年轻美貌的中国女子。随后，其住进了西湖边上的一个旅店。让其惊奇的是，在火车上偶遇的那位中国女子正好住在其隔壁。就当记者夜游西湖的时候，却在湖中发现一具女尸。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具女尸正是那位美丽的女子。记者目睹这具浮在西湖中的女尸，顿生一股淡淡的爱意。于是，作者以其一贯的唯美式笔墨描写了中国年轻女子溺水之后的情景：“她仿佛雕刻般过于紧凑的面部轮廓因为浸湿反而有了一种栩栩如生的温柔，生前苍白得有点灰暗的脸色也似乎洗去了污垢般白得耀眼。绸缎上衣的淡青色似乎被皎洁的月光夺去了那层青蓝，竟如鲈鱼的鳞片般闪耀着银色的光
芒。[1]325”小说《天鹅绒之梦》也描述了一位被迫服毒而陷入昏迷的少女滑过西湖水面的场景：“我的视野中，在塔外苍茫的山和湖的天地之间，除了无垠天宇中皓月之外，只有一个物体放着不可思议的磷火一样的炫目而古怪的光芒，仿佛在与皓月争辉一半，摇曳着搅动着水面，熠熠生辉。[1]165”多么美妙的景色。女性的身体与夜色中的西湖合二为一，共同营造了一种含蓄、唯美的意境。西湖因女子增添了美，女子也因西湖增添了媚。在柔和的月夜下，既显女子的风情万种，又显西湖的空含蓄。因此，西湖对于谷崎来说是诗性的国度，是幻想的世界。只不过《西湖之月》中年轻女子以其真死营造了一种永恒美，《天鹅绒之梦》中的少女以其假死构建了一种虚幻美。但无论是永恒美还是虚幻美都是谷崎借助优美的景色营造的一个精神世界，都是作者在想象中建构的一个理想世界。作为描述西湖的语言，往往是诸如“仙境”、“童话般的”、“遥远的梦一样的”、“神奇的”、“梦幻的”、“如画的”等等字眼。很显然，作者大量使用这些字词，一方面表达了他对西湖的喜爱之情，一方面也流露出他对西湖的虚幻之意。
那么，何谓虚幻之意呢？美国著名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中做了详尽的论述。简单的说，就是西方作品中出现的东方是作家们“想象的”、“虚构的”、“幻想的”、“作为他者存在”的东方。这样被描述的东方充满了误读和误解，它集中反映了西方的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因此，出现于西方世界中的东方往往是“被看”、“被叙述”、“被动者”，是“不真实的”、“假象的”东方。赛义德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康拉德、夏多布里昂、福楼拜、斯威夫特、歌德、雨果等作家笔下的东方世界的幻想性。其实，谷崎心目中的中国，宛如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一样，以中国为背景构筑极具幻想性的美景。正如日本学者神敦子在其《日本人的中国观：谷崎润一郎的中国小说》说道：“谷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其中华料理和中国风景一样，只不过是后者美丽欲望的对象。[8]187”此外，千叶俊二在其《润一郎迷宫》中也指出了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的密切关系。其实，早在日本大正时期，许多作家都有这种情绪。川本三郎在其《大正幻影》中就详细论述了流行于大正时代的中国情趣，指出其中有着“认为支那人文化落后，远离文明的这种蔑视中国人的意识。[9]142”与谷崎同时代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就是极好的例子。众所周知，芥川也是一位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日本作家。为了追寻自己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他于1921年来到中国，来到杭州西湖，并写下了有名的《江南游记》。在其笔下，西湖开始是“烟色茫茫的水面上，一道窄窄的月光从云端缝隙处的半空中倾泻下来。斜斜地横在水面上的一定是苏堤或白堤。在堤上隆起一个三角形的，是耸立着的一座石拱桥。这种美丽的银色与黑色交织而成的画面，在日本是根本无法看到的”，后来却成了“与其将西湖称为湖，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大的水田”，“别说是领事，即使被任命为浙江督军，我也不原意守着这样的烂泥塘”。“湖边到处修建的红灰二色的恶俗极致的砖瓦建筑，有了垂死的病根。[10]231”其实西湖留给芥川的印象并不差，为何会形成如此过激的言辞？为何这位极有中国古典素养的作家，会对现实的中国如此鄙视？难道这是芥川因文化心理上的自卑而形成的现实态度上的傲慢？难道这是“日本优越”论已成为日本近现代主流知识分子中一种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的反映？或许这些都有可能，但无论怎样，大正时代流行的中国情趣为谷崎文学创作创造了外在条件的同时，也形成了形象学中所说的集体想象物。另外，谷崎也深受永井和风东方主义思想的影响①。
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说过：“所谓东方，不过是欧洲人头脑中凭空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自古以来，它就是用来展现浪漫故事和奇人异物，或者缠绵悱恻的情绪和景致，以及各种奇闻趣事的舞台。[11]87”这段话同样也适合谷崎。在其文学创作中，他同样将中国作为笔下奇闻异事的舞台，并将之描述成一个充满美丽景致的梦幻之国。谷崎在《观中国剧记》中写道：“我常常想象，要是能够身临其境的话，一定能够耳闻目睹自己长久以来所憧憬的那种梦一般美丽奇异的异国情调交织在一起的景象。[12]111”显然，谷崎所谓的景象正是作家“头脑中凭空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在谷崎的眼里，中国是美的崇拜对象，因而，在其笔下，无论是美食，还是美景和美女，都给与了极力的礼赞。然而，在其肯定的言辞中，依旧隐匿着作者东方主义的偏见。可以说，谷崎笔下的中国形象是一个远离现代的古老中国。他一方面赞美中国的美食、美景和美女，一方面又将这些视为幻想之物，并着力从其静止状态下加以描述。因而，在谷崎笔下的中国女性，往往成为自然景物的组成部分，而缺乏主动性。女性应有的青春与活力只有在死尸或类似于死尸状态下才得以体现。这样一来，中国女性就如同中国美食和中国美景一样处在被看的地位，而缺乏生气。她们也因此成为作品中被描述以及任人想象和虚构的他者。谷崎以“我”的身份来注视和描述他者的同时，他者也传递了谷崎这个言说者以及书写者的某种意识形态。换而言之，谷崎在言说他者的同时，借助隐喻的方式，将他者加以部分的否定，从而达到肯定自我的目的。由此可见，透过谷崎首次访华后的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我们发现谷崎是在幻想中礼赞中国的同时，隐含了一种在现实中轻视中国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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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川本三郎.大正幻影[M].东京：新潮社，1990.
[10] 芥川龙之介全集：第8卷，[M].东京：岩波书店，1996.
《Nature》杂志总是处于科学的前沿。它是最先报道电子的发现、机械飞行的成功和电视的可能性的杂志。后来，又是它报道了中子的发现、维生素C的分离、原子的分裂和铀的裂变。20世纪50年代，Watson和Crick关于DNA结构的论文在《Nature》杂志发表，这一成果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生物学研究也由此而发生了改变。60年代，《Nature》杂志报道了板块构造的发现，从而迎来了地学研究的一场革命。70年代，该杂志发表了关于生产单克隆抗体的原始论文。80年代，《Nature》杂志报道了关于艾滋病、癌症、超导体和遗传疾病等方面的重大发现。90年代，该杂志继续创造着其辉煌的历史，陆续发表了人类基因组的第一个目录、富勒烯的结构、以及震惊世界的克隆羊“多利”（世界上第一只由成年动物体细胞克隆出的绵羊）的培育成功等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来自《自然》和自然子刊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正迅速成长为科技和科研产出的国际领先力量。除传统强项物质科学之外，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高质量论文产量也有明显的增长。
2013年度，我国科研团队（不含客座或兼职教授）共在《Nature》发表研究性论文27篇。研究内容涵盖纳米材料、气候学、神经生物学、环境科学、基因组、量子物理、古生物学、结构生物、农业作物等学科领域。本年度，来自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施一公院士领导的科研团队共在《Nature》上发表了3篇论文。该团队主要成员应包括，施一公院士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期间指导的博士生、现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颜宁，指导的博士后、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柴继杰，以及施一公教授现重要助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王佳伟。
此外，我国学者在古生物学领域的方面也取得了亮眼的成绩。过去十年，有颌类的早期分化、硬骨鱼类的起源与早期分化逐渐成为国际演化生物学界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成果在《Nature》、《Science》等杂志上屡有报道。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朱敏研究员所带领的早期脊椎动物课题组的研究“探索有颌类的早期分化以及硬骨鱼类的起源”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最完整的化石资料。新发现的古鱼将有颌脊椎动物几大类群的特征汇于一身，大大填充了它们之间的形态学鸿沟，第一次近乎完整地呈现了有颌脊椎动物祖先可能具有的特征组合。来自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的周长付副教授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德国波恩大学合作，发现了我国迄今最原始的具毛发的哺乳动物――“哺乳形巨齿兽”化石，证实了早期原始形哺乳动物已广泛具有哺乳类皮肤结构。此外，临沂大学地质与古生物研究所的郑晓廷教授发现了一种新的树栖贼兽类--金氏树贼兽，系统分析显示贼兽属于有冠类哺乳动物，表明了有冠类起源于晚三叠纪时期并且在侏罗纪发生分化，体现了中生代哺乳动物演化中存在许多趋同演化或逆转现象。
杂志从本期开始将对2013年我国的科研人员和科研团队在《Nature》上发表的论逐一介绍。
许 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200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Dana-Farber肿瘤研究所从事免疫学研究，先后为博士后（受美国关节炎基金会资助），教授。2009年6月回生化与细胞所工作，担任研究员，研究组长。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生物膜对受体功能的动态调控和T细胞介导型自身免疫病的发病机制 。
钙离子提高T淋巴细胞对外来抗原的敏感性
细胞发挥功能的基础是识别外来的抗原，这项功能由T细胞抗原受体（TCR）来行使。每一个T细胞表面都有几千个TCR，像哨兵一样担任警戒任务；TCR的周围是脂质分子，它们通过静电力将TCR的活化位点屏蔽起来，保证它们在没有抗原的时候不会活化，接受抗原刺激后则快速活化，由此调控着“哨兵”的战斗力。抗原激活TCR是T细胞免疫反应关键性的一步。经过长期的进化，TCR能够监测到非常微量的抗原信号，从而保证机体能高效以及快速地清除入侵的病原体。TCR如何被抗原活化以及T细胞如何获得这么高的抗原敏感性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钙离子是人体内必需的金属离子，除了组成骨骼和牙齿外，还在细胞内担任非常重要的“信号使者”的角色。T细胞被抗原活化后，细胞外的钙离子会通过钙离子通道流入细胞内，细胞内钙离子浓度会在数秒之内提高10倍，并维持几个小时。这些钙离子能够直接结合TCR周围的脂质分子，中和它们的负电荷，从而解除脂质分子对TCR活化位点的屏蔽，帮助TCR活化，将比较弱的抗原刺激信号放大，使得T细胞获得完全的效应功能。这种机制大大提高了T细胞对抗原的敏感性。
译文引自：Nature 493， 111-115 （03 January 2013）
施一公 院士 教授
一个presenilin/SPP家族膜内天冬氨酸蛋白酶的晶体结构
受控膜内蛋白水解（Regulated intramembrane proteolysis，RIP）是近年发现一种新的信号传导机制，即跨膜蛋白能够在它们的跨膜区被裂解并释放出其胞质部分，进而进入核内控制基因的转录。在从细菌到人类的广泛生物中RIP蛋白均采用保守的模式。至今发现参与RIP的蛋白酶家族有三种，包括金属蛋白酶S2P（site-2 protease）；天冬氨酸蛋白酶早老素（presenilin，PS）家族和信号肽肽酶家族（SPP）；丝氨酸蛋白酶rhomboid家族。天冬氨酸蛋白酶PS家族的底物包括淀粉样前体蛋白（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APP）和质膜受体Notch等。
研究人员报告了来自黑海甲烷袋状菌JR1的presenilin/SPP同源物（PSH）的晶体结构。这一蛋白酶包括9个跨膜区（TMs），采用了一种从前未报告过的蛋白质折叠方式。其氨基（N）端区域，由TM16构成，形成了一种马蹄形状的结构，环绕着TM79构成的羧（C）基端区域。两个催化天冬氨酸残基定位在TM6和TM7的胞质侧上，空间上相互接近。水分子通过N端和C端区域之间的一个大口袋接近催化天冬氨酸。
译文来自：Nature 493， 56-61 （03 January 2013）
田永君 教授 燕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1963年3月生，1987年于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材料学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1994年于中科院物理所获得理学博士学位，1996-1998作为洪堡学者留学德国Jena大学（耶拿大学）固体物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田永君教授1996年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国务院政府特贴专家，2001年被教育部聘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2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011年，田永君教授科研团队所完成的“硬度的微观理论及新型亚稳材料设计”项目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该项目从化学键入手，创建了硬度的微观理论模型，建立了布居离子性新标度，实现了极性共价晶体硬度的定量预测，解决了硬度与晶体微观电子结构间定量关联这一理论难题。以此理论模型为基础，项目设计出了系列的新型亚稳材料，部分材料已被实验合成，使超硬材料探索从“定性”进入到了“定量化”的可设计阶段，推动了计算材料科学的发展。2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研究机构使用本模型开展跟踪和拓展研究。硬度微观模型已成为材料设计的一个实用工具，并被拓展到纳米、缺陷和薄膜等研究领域。
超高硬度的纳米孪晶结构立方氮化硼
立方氮化硼是一种重要的超硬材料，在铁基材料加工行业中获得了广泛应用。遗憾的是人工合成立方氮化硼单晶的硬度还不到金刚石单晶的一半。根据著名的霍尔-佩奇（Hall-Petch）关系，多晶材料硬度随晶粒尺寸减小而增大。因此，合成纳米结构立方氮化硼已成为提高硬度的有效手段。利用类石墨结构氮化硼前驱物在高温高压下的马氏体相变，科学家们已合成出纳米晶立方氮化硼，所能达到的最小晶粒尺寸为14nm。田永君及其合作者采用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洋葱氮化硼为前驱物成功地合成出透明的纳米孪晶结构立方氮化硼，孪晶的平均厚度仅为3.8nm，其硬度达到甚至超过人工合成的金刚石单晶，断裂韧性高于商用硬质合金，抗氧化温度高于立方氮化硼单晶本身。这些优异的综合性能表明纳米孪晶结构立方氮化硼是一种工业界期盼已久的刀具材料。
业已证明：在临界尺寸（约10-15nm）以上，金属及合金材料的硬度和强度随晶粒尺寸减小而增大（霍尔-佩奇效应），但在临界尺寸以下，强度和硬度却随晶粒尺寸减小而减小（反霍尔-佩奇效应）。令人惊奇的是，纳米孪晶结构立方氮化硼随孪晶厚度减小能够持续硬化到3.8nm却不发生软化。他们的理论分析表明：在纳米尺度边，多晶极性共价材料的硬化机制除了大家熟知的Hall-Petch效应还有量子限域效应的附加贡献。研究成果突破了人们对材料硬化机制的传统认识，向人们展现了合成高性能超硬材料的新途径――获得超细纳米孪晶结构。
译文来自：Nature 493， 385-388 （17 Janurary 2013）
刘 健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1966年4月生，四川合江人，汉族。1983年至1993年就读于南京大学气象系气候学专业，先后获得南京大学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高分辨率气候记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气象学会冰冻圈与极地气象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气象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气象学会气候学与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气候模拟与全球变化研究。
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模拟了与气候代用资料重建结果一致的东亚地区末次盛冰期（21ka BP）和中全新世暖期（6ka BP）的古气候特征，并进行了动力学机制阐释；在认识全球和东亚季风年代-百年际尺度的变化规律及成因机制、揭示自然和人为因子对全球降水和海表温度的不同影响与机理、定量区分自然和人类活动对湖泊环境变化的影响等方面取得了国际领先成果，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Nature、Science和PNAS上。
自然与人为强迫因子对全球降水变化的不同影响
研究发现，自然因子（SV）和人为因子（GHG）引起的增暖都会使全球平均降水量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差异显著。在SV强迫下模拟的全球平均温度每增加1℃全球平均降水量增加2.1%，而GHG强迫下对应的全球平均降水量仅增加1.2%；两种情况下热带陆地区域平均降水量增加的幅度差异更大（5.5%与2.4%）。研究揭示其主要机制在SV增暖与GHG增暖情况下分别为海洋恒温机制与大气稳定机制：在SV增暖情况下，地表受太阳辐射加热，由于热带太平洋东部温跃层较西部浅，海洋恒温效应使得相同的SV加热引起的东部增温比西部小，从而加大热带太平洋东西向的海表温度（SST）梯度，使热带太平洋东西向的气压梯度相应增大，导致赤道东风和Walker环流加强，有利于水汽向热带季风及暖池区的辐合，使得全球平均降水量显著增加，此为海洋恒温机制；而在GHG增暖情况下，大气中上层吸收长波辐射加热，会使大气上下层间的温度梯度减小，大气稳定度相应增大，从而削弱Walker环流，减小热带太平洋东西向的SST梯度，不利于水汽向热带季风及暖池区辐合，导致全球降水增量减少，此为大气稳定机制。
该研究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增暖及其降水效应并阐明了其主要机制，化解了古气候重建与IPCC气候预估关于增暖将导致热带太平洋东西向SST梯度增与减（La Nia型与El Nio型）的学术争端，对人们更好地认识并预估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研究发现GHG增加导致的增暖与太阳辐射增加导致的增暖具有不同的大气稳定度、SST、降水效应，这意味着通过地球工程（在大气上层施放气溶胶粒子以减少到达地表的太阳辐射量）进行太阳辐射管控并不能完全抵消GHG对全球增暖的影响，这对于地球工程的规划实施具有现实意义。
译文来自：Nature 493， 656-659 （31 January 2013）
周嘉伟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毕业于江苏南通大学医学院，获江苏南通大学医学院医学硕士、英国帝国理工医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生化系博士学位。曾任江苏南通大学医学院助教、讲师；1991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1992年日本冈山大学访问学者 ；美国Hahnemann大学博士后。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嘉伟研究方向：基底神经节包括纹状体（尾状核和壳核）、苍白球、黑质和丘脑底核等在内的一群密切关联的脑结构，它们参与了自主运动的控制和调节。临床病理学研究已经表明，这些核团为帕金森病、亨廷顿氏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所累及。研究它们的发育过程、工作原理和病理状态下功能与结构变化，有助于进一步阐述这些疾病的发病机理和寻找疾病治疗的新靶点。
多巴胺D2受体通过调控aB-晶状体蛋白抑制神经炎症反应
周嘉伟实验室的研究发现，星形胶质细胞在多巴胺D2受体（Drd2）缺失的情况下也会主导炎症反应的发生，而Drd2及其配体多巴胺的水平在中老年人群中均呈现进行性下降。生理情况下，星形胶质细胞的Drd2能够通过控制其下游的aB-晶状体蛋白（aB-crystallin， Cryab）的水平来抑制免疫反应。Drd2缺失可导致Cryab明显下调，小鼠脑内多个区域炎症反应显著增强，而在神经毒素MPTP所致的帕金森病小鼠动物模型中，Drd2的缺失加剧了胶质细胞的激活，使炎症反应更趋严重，中脑多巴胺能神经元对神经毒素更加敏感，死亡率上升。但选择性地提高星形胶质细胞中的Cryab水平则可有效对抗Drd2缺失导致的慢性炎症反应。他们还发现，给予野生型小鼠注射Drd2激动剂可以部分缓解MPTP等神经毒素导致的急性神经炎症反应以及多巴胺能神经元死亡。
上述结果表明，星形胶质细胞中的Drd2/Cryab信号转导通路在抑制因Drd2缺失所致的神经炎症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Drd2决定了星形胶质细胞作用的两面性――Drd2缺失可使星形胶质细胞从生理状态下神经元的支持细胞转化为对神经元不利的促炎症细胞。一直以来，Drd2被公认为主要参与多巴胺能神经传导，此项研究则揭示了Drd2的一个与传统认识迥然不同的新功能，即在星形胶质细胞中发挥抑制其异常活化和神经炎症反应的作用。
星形胶质细胞中的多巴胺D2受体（Drd2）正常情况下通过αB-晶状体蛋白抑制炎症介质相关基因的表达，从而发挥抑制炎症的作用，而小胶质细胞表达的Drd2则对该类细胞炎症因子的产生没有显著影响。
译文来自：Nature 494，90-94 （07 February 2013）
张福锁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出生于1960年10月，陕西凤翔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年2月从中国农业大学农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1997年1月-2011年11月担任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现任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与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一职。
一直从事植物根际生态调控与养分资源综合管理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工作。在根际养分活化机理以及不同基因型植物适应养分胁迫的生理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提出根际生态调控理论与技术体系，并通过对间套作、水旱轮作、重迎茬作物生长障碍机制，各种作物生产体系（包括大田作物、蔬菜、果树、烟草等）以及盐生植物根际生态调控机制的系统研究，把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进一步提出养分资源综合管理的思路，通过全国大协作及国际合作项目的开展，在深化根际理论，提高养分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中国氮沉降显著增加
研究结果表明，从1980年至2010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氮素沉降显著升高，从1980年代每公顷年均13.2公斤氮增至2000年代21.1公斤氮，增幅约8公斤/公顷，比1980年代高60%；并以人口相对密集和农业集约化程度更高的中东部地区（华北、东南和西南）的氮素沉降量和年增幅显著高于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和氮肥及其他人为活性氮排放相对较低的东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地区。目前我国中东部地区（尤其是华北平原）的氮素沉降量已经高于北美任何地区氮素沉降量，与西欧上世纪80年代（采取大气活性氮减排措施/政策之前）氮沉降高峰时的数量相当。研究还发现，从1980年代至2000年代，同样在长期不施氮肥条件下农田生态系统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的吸氮量平均增加16%，而非农田生态系统木本、草本和所有物种的叶片含氮量平均增加33%；而同时期的植物叶片含磷量没有发生显著改变，指示土壤环境保持相对稳定，氮素增加主要来自大气沉降。
该小组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中国氮素沉降的增加主要受氮肥、畜牧业等农业源和工业、交通源等非农业源活性氮排放的影响。目前主要来自农业源氨排放的铵态氮沉降是氮素沉降的主体，占总沉降量的2/3左右，氮肥的直接排放（农田）和间接排放（养殖场畜禽粪便等）是铵态氮沉降的主要贡献者；而以来自非农业源（燃煤和汽车尾气等化石能源燃烧）氮氧化物排放为主的硝态氮沉降约占总沉降量的1/3，硝态氮在沉降中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代的1/6增至1/3，说明来自非农业源的排放增速更快。
这一研究成果揭示了过去30年（1980-2010年），我国出现了区域性大气活性氮污染、氮素沉降以及农田与非农田生态系统“氮富集”加剧的现象；中国氮素沉降的显著升高与氮肥施用（农田不合理施氮及畜禽粪便等管理）和化石能源消费大幅度增加所导致的人为活性氮排放有密切关系；实现氮肥和畜牧业等农业源氨的减排是当前中国控制氮素沉降的主要立足点，同时，大幅度减少各种化石能源等非农业源活性氮的排放已越来越迫切。
译文来自：Nature 494， 459-462 （28 February 2013）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小麦D基因组供体种―粗山羊草基因组草图
通过D基因组草图的研究发现，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D基因组的抗病相关基因（如NBS-LRR基因等）数量发生显著扩张，大大增强了它的抗病性；对抗非生物应激反应的基因也发生显著扩张，从而大大增强其抗逆性与适应性；在D基因组发现了小麦特有的品质相关基因，其中许多也发生了显著扩增，从而使小麦的品质性状大大得到改良，成为唯一能够制作馒头、面包、饺子等多种食品粮食作物；正是由于D基因组的加入，才使小麦的抗病性、适应性与品质得到大大改良，从而才使小麦走出发源地，走向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上种植区域最广的第一大粮食作物。研究还发现大约在300万年前，由于重复序列的大量插入，使小麦基因组急剧膨大，这一事件可能与当时地球的气候变化有关。
小麦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对于小麦的育种与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细胞遗传学时代，小麦细胞遗传学走在各主要农作物的前列，由于小麦矮秆基因、光周期不敏感基因与抗病基因的发掘与利用，促成了全球范围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在进入基因组学时代之后，由于小麦基因组巨大而复杂，因而使其研究严重滞后，大大制约了小麦品种改良的进展。基因组组测序已成为制约小麦科学研究与生产发展的关键，同时也对世界小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译文来自：Nature 496， 9195 （04 April 2013）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小麦A基因组的测序
小麦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养活了世界上40%的人口，提供全球20%的人类营养所需热能和蛋白质。生产上广泛种植的普通小麦是一个异源六倍体，含有A、B和D三个基因组。追本溯源，普通小麦是由祖先野生的一粒小麦（乌拉尔图小麦，含AA基因组）与拟斯卑尔托山羊草（Aegilops speltoides，含BB基因组）杂交形成四倍体小麦（Triticum turgidum，含有AABB基因组）。大约在8000年前，四倍体小麦与粗山羊草（Aegilops tauschii， 含DD基因组）再一次自然杂交，经自然和人类的选择形成如今广泛栽培的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 含AABBDD基因组）。由于普通小麦基因组大（17000Mb，是水稻基因组的40倍）而复杂，85%以上序列为重复序列，致使基因组测序研究困难重重，进展缓慢，成为了限制小麦基础和应用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瓶颈。含有A基因组的乌拉尔图小麦是小麦A基因组的原始二倍体供体种，也是小麦进化的基础性基因组（世界上所有小麦包括二、四、六倍体小麦、Timopheevii和Zhukoviskyi小麦等都含有A基因组），在小麦进化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