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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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英语的专门术语是用来准确表达特有的法律概念的专门用语。法律术语为法学专业领域内的交流提供方便。由于法律工作自身的庄严性，使法律工作中的专门化的行业语一律具有科学技术语的精密、明确、语义单一等特点。法律语言专业词汇数量大，应用范围广，总的来说法律术语具有以下特征。
1.法律术语词义的单一性。法律语言的准确性是无庸置疑的，这既是立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条文得以实施与操作的前提，法律英语语言也同样具有这种准确性。法律术语最突出的特点是词义单一而固定，每个专业术语所表示的都是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在使用时其他任何词语都不能代替。法律英语的每一个专业词汇都有自己特定的法律含义，绝对不能随意更改，绝非普通意义的词汇所能代替。另外，一个词可能有多种意思，但作为术语，只能作特定理解。
2.法律术语词义的相对模糊性。在现实中，法律语言总是存在相对的模糊性。有限的法律规范是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现象和关系的，同时，在法律活动中，由于人们的概念、认知背景、推理方法和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的不同，都会导致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以此来使立法和法律的适用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有些法律词汇只能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适用。而离开特定的语境和条件，就会产生歧义。法律模糊语言包括：模糊附加词即附加在意义明确的表达形式之前后，可使本来意义明确的大概念变模糊的词，如about，orso；模糊词语，即有些词和表达形式本身就是模糊的，如reasonable，good；模糊蕴涵，即有的词概念清晰确含有模糊意义，如night在英国法律中指“日落后一小时至日出前一小时”，但是各地所处时区不一样，实际上还是难以把握。
3.法律术语的对义性。词语的对义性是指词语的意义互相矛盾、互相对立，即词语所表示的概念在逻辑上具有一种矛盾或对立的关系。如“一般”与“特殊”、“上面”与“下面”等。在民族共同语中，这类意义相反或对应的词，属于反义词的范畴。在法律语言中，我们称之为对义词。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法律工作必须借助一组表示矛盾、对立的事物或表示对立的法律行为的词语来表示各种互相对立的法律关系。在法律专业术语中，这一点英语和汉语有一致性。例如：plaintiff原告与defendant被告，right权力与obligation义务等等。法律专业术语这类对义现象是由法律工作本身的性质所赋予的。因为法律工作的对象往往是利害关系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如刑事案件中的行为人和受害人，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经济合同中的甲方和乙方等。这就决定了法律专业术语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的对义词。
4.法律术语的严谨性。法律词汇具有明显的保守特征。由于法律英语的用词正式，语义严谨，法律英语词汇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词汇，这也是法律英语词汇庄重肃穆的标志之一，只不过这些词汇很久以来已经脱离了普通用法的意义。在各种法律文献中，最常见的古体词如aforesaid如前所述，hereinafter在下文，hereunder在…以下等常出现在法律条文中，它们能使语言精练，直观，而现代英语的其他领域中，这类“文言文”用语已逐渐减少。古词汇的使用大大增强了法律英语的正式性和严肃性，能避免重复，使句子结构紧凑精炼，并且使得法律英语与日常英语在词汇方面轻易区别开来。法律语言有时采用几个同义词或者近义词连用来表达统一的法律概念。这种表达的目的是使法律概念更加严密，表述更加准确，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歧义和疏漏。
众所周知法律术语的翻译是法律翻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法律翻译涉及到两个学科领域：法学和语言学。法学这个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的领域要求其文本的翻译者通晓原语言和目标语的不同的法律制度，了解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在语言表述方面，由于法律文体明显区别于其他文体，法律文本的语言表述必须表现其特殊性，这就要求译者认真研究法律术语的语言特征，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采用有效的方法提高翻译质量。作为法律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术语的翻译必须考虑到在语言风格、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框架下形成的差异，寻求搭建这些差异的桥梁和通道，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每个国家或地区法律有其自身的术语和潜在的概念结构，本身的分类规则，法律渊源及社会经济原则。每个法律体系本身有其表达概念的词汇，不同类别的规则，及解释规则的方法。法律翻译中术语的翻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术语翻译的好坏、准确与否常常关系到翻译质量的好坏。法律术语翻译准确，即使在其他方面如文法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也许还过得去，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误解；而如果术语的翻译错了，就可能造成误解，甚至酿成纠纷。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只注意到术语其中的某个含义，忽略了其他含义，或是只注意到其常用含义，忽略了其在特殊语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含义，或者是由于选择用词时把握不准确而造成了失误。因此，提高法律术语的翻译质量还有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由于法律语言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其他语体的翻译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适用于法律翻译。法律翻译需要适合其自身专业特点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和其他文体的翻译一样，法律翻译的基本要求也是“准确”，但是对“准确”度的要求更高。法律翻译中的“准确”是指尽最大可能地再现原文本的所有法律信息，译文所传递的法律信息没有遗漏、添加和歧义，客观上不令译文读者产生误解和困惑，并且保持法律文本的语言特点。但是任何法律翻译都面临由于不同法律制度所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这使得译文准确地反映原法律文本的信息并非易事，如果译者在法律术语翻译中充分考虑以下几个原则，就可以使译文最大程度和原文保持一致。
二、法律术语翻译的原则
1.法律术语翻译的公正性。法律的最重要准则是公正性，因此法律翻译也必须体现这一原则。法律英语是以英语共同语为基础，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因此，在法律英语中不仅有众多的具有法律专门意义的特殊词汇，而且由于规定人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令或契约等法律文书所表述的内容必须准确、严密、客观和规范，不容许丝毫的引伸、推理或抒发和表达感情，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考虑其属于法律范畴的义项。因此译文的语言必须反映出目标语中法律语言的特点。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但在句子结构上毕竟还有相同点，大体上都具有是“主、谓、宾”的基本框架。只要英语句子可以按其原有的成分排列顺序转换成结构大体相同的汉语句子，翻译时就应当照办，而不能随意偏离翻译的基本原则，把翻译当作释义。例如一些法规将“但是”翻译成“but”或者“however”，这样的翻译不符合法律英语的特点，应该改译成更符合法律英语语体的“providedthat”。另外，有些日常用语在法律语境下失去了原来的民族共同语义项，甚至与民族共同语义项大相径庭。
2.法律术语翻译的一致性。译文在词汇的选择和表达形式上都必须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译文只有符合目标语法律语言的词汇特征，才能在目标语的读者面前像原文本的读者一样保持法律的庄严和权威性。对于英文原法律文本中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连用形式的翻译，由于英汉语言的区别，并不是每一个在意义上有细微差别的英语同义词或近义词都有相应的汉语对等词汇，因此，并没有必要把原文中的每一个同义词和近义词都翻译出来。法律语言间词语使用的一致性，必须由使用法律语言的双方认可，而且不像日常生活或自然科学中词语的使用容易达到相同的理解。总的来说，人们并不需要追求完全等同的词语，应该基于法律体系的框架寻找近似的词语，这需要翻译者做出词语合适性的至关重要的判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语都能根据字面意义直接翻译成目标语，如果贸然直译原法律文本中的词汇，而译文表达的法律概念却在目标法律体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标法律体系的某个法律表达吻合但却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目标法律文本读者对译文产生困惑和误解。解决这类问题的出路在于认真理解原法律文本术语内在的法律含义，用目标文本中带有相同法律含义的法律术语翻译。
3.法律术语翻译的创新性。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新的事物的产生要求用新的法律术语来表达。在汹涌的全球化和新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原有的常规字词已经不能确切表达许多最新发生的社会法律现象，因而法律英语中生成大量新的词汇。新词的形成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形式：复合法、派生法、字义转换、文法功能引申、缩略法、造新词等。新词的制造大部分出于新闻媒体记者的生花妙笔，少部分则出自学者专家的巧思，通过社会大众的广泛接受，正式成为“新词”。对于发展的事物，可以采用已有的民族共同语但给其赋予新的法律含义，如“计划生育”、“引渡”等；对于由于法律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新的法律概念可以借用外来语。但是创造新的法律术语必须谨慎，最好由法律翻译权威机构制定统一的标准，以使新的法律术语的表达统一而规范。
三、法律术语翻译的方法
专门的法律术语是法律英语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精确的翻译法律术语是必需的。首先，正确理解原词在上下文中的确切意义。专门术语的作用在于以最简洁的词或词组叙述一项普遍接受的复杂的法律概念、学说，或法则，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较简洁的语言相互交流沟通，因此词的内在意义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复杂得多。译者如果单就字面意义直译，或望文生义，就无法将词的真正含义正确完整的表达出来。而且，词的意义常随上下文而变动。其次，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英语和汉语中的法律术语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义与效果，不可随便改变形式。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效果对等，译者应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词源对等或接近对等的正式用语而不是任意自创新词，以免误导读者，引起歧义或解释上的争议。同时，由于法律制度的差异，英美法中许多术语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规范在本国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无对等或接近的对等语，遇到此种情形，译者不妨通过对原词的意义与内涵作正确理解后将之译为非法律专业用语的中性词以免发生混淆。与此同时，英美法中有许多术语，虽有特定的意思，却无明确的定义，其适用范围也无清晰的界定，因而其确切含义不明确。法律及合同中的含混词目的在于保持条文执行或履行时的灵活性。日后如果发生争执，其最终解释权属于法院，译者无权对此作任何解释或澄清。因此，译者在法律功能对等的前提下，对含混词应采取的翻译策略是以模糊对模糊。相反的，对于含义明确的原词则应确切翻译，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模糊。总之，要实现法律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译文必须符合法律术语的特征和目标文本的语言习惯，并且在法律内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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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译林出版社，2002
论文关键词：术语，双语词典，翻译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知识积累的速度和知识总量急剧增长。新技术新产品、新思想的层出不穷，导致了新术语的不断涌现，数量与日俱增，且分布极为广泛。大量的现实表明，术语在科技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进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科学进步等方面的影响，现代人类社会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作为承载科学知识载体的术语。
探讨科技术语与社会科学术语的异同十分必要，因为不同语言以及不同研究领域中产生的思想、概念和术语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它们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而且一种思想或概念术语的不同翻译势必影响接受者的思维方式，甚至会使得该思想、概念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术语翻译得当，可省除许多不必要的误解。所以，我们必须从术语形成的特点出发，找出其自身规律，并对其翻译方法进行统一规范。
2. 科技术语和科学术语的产生的不同背景
为了表达明确，在双语词典中很有必要区分科技术语和科学术语。下面将从概念和背景两方面对科技术语和科学术语进行区分。
2.1 科技术语产生的背景
一般来说，随着新技术、新事物、科技革命的产生，新概念、新思想得以形成，术语得以产生。术语的一个较为常见的构成方式是将代表若干个简单概念的单词聚集在一起，使其组合成一个表示该复杂概念的新术语，如space + ship =spaceship; hyper + text =hypertext 等。另一常见的方法则恰好与上一方法相反，即将一长串表达复杂概念的单词组合依照英语构词法的规则予以简化。如“首字母缩略法”：GeneralPacket Radio Service 简化为GPRS; Code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简化为CDMA 等；又如“首字母拼写法”：Wireless ApplicationProtocol 被简化为WAP，Network InformationCenter 简化为NIC 等；还有“合成法”：teleprinter + exchange 简化为telex，information + economics 简化为infonomics 等。一般说来，科技术语的生成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2.2 社会科学术语产生的背景
社会科学方面的术语词汇随社会的发展而丰富。社会科学方面的术语构成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普通词语专业化或术语化。普通词语一旦带有专业色彩，就具有严格的定义界限。如“dumping”源于“dump”，其本意为“倒垃圾”，在商业领域被引申为“倾销”。二是创造新词毕业论文怎么写，如“手机”“网民”“扶贫”“融资”“年薪”“听证会”等。三是借用或引进外来词语。外来词又分为外部借入和内部借入两种。外部借入的术语是指从外语中翻译而来的词语。如汉语政治术语“民主”“议会”“资产阶级”等都是外来语。内部借入既可指同种语言中普通词语术语化，也可指同种语言中吸收方言词语。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广东、香港等地经济发展迅猛，粤语方言伴随着经济浪潮大量进入普通话。普通话吸收的港台语有：传媒、斥资、个案、转型、廉政、构想、认同、按揭、整合、互动、瓶颈、峰会等。其中吸收的不少词语在普通话中已经有了同义表达的词语。另外，部分词由于语言归化的原因，其能指和所指有所改变。但也尽最大可能地保留了源语的基本特征：如“音借法”：radar 译为“雷达”，EININO 译为“厄尔尼诺”等；又如“形借法”：CEO 译为“首席执行官”，WTO 译为“世界贸易组织”等。
3. 双语词典的特征
双语词典是沟通两种语言的桥梁，也是学习外语的重要工具。近年来，随着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双语词典的需求也随之升涨，编纂事业也相应地蓬勃发展。直到目前，双语词典的研究已成为词典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其基本理论构架业已确立，各分支的探讨和实验也方兴未艾。
双语词典中，源语言和目的语经常相互补充，前者往往通过诸如语法、词源、参照、插图等进一步的辅助信息对后者的对等词提供补充说明论文格式。这种基本呈现方式和辅助说明的结合帮助词典用户理解源语言词条的真正含义。因此，在双语词典中，，词典编纂者往往会采用源语言的这些辅助信息来更有效、更高效地解释词的意义。
由于双语词典的独特语言特征，词条的翻译往往和例证独立开来。词条的翻译被看作是“语言”，而非言语，因此遵循词义上、风格上、语用信息上、语法上的多层面对等原则。首先，汉语上不同词类的同形异义词可以被看作是同义词，放在最常使用的词类当中，必要时，可辅以其它词类的例证说明。其次，功能词应标有词类标注加以解释，同时附上解释性的或意译型的对等词。
相对于语文双语词典来说，非语文双语词典提供的语言学信息远远少于语文双语词典。翻译百科词和专科词目的原则是力求规范性和科学性，要求译名统一。而翻译的方法则多种多样，例如: 意译法、音译法、音兼意译法、词索义分析译法、音双关译法等[1]。翻译时切忌胶柱鼓瑟，编者需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或整合各种翻译手段，以保证译名既真实反映源语含义，又易于理解和运用。另外，根据双语词典翻译中的特殊性，在翻译术语时，应做到：不同领域之间、语词专家与学科专家之间必须紧密协作; 对于约定俗成及旧时译名问题不能简单操作，要视具体情况处理; 不能统一的“一物多名”需保留几种译名，必要时还应附以简略说明[2]。
4. 双语词典中术语的翻译
双语词典的核心任务是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言相应的对等语[3]。需要承认的是，有严复1898年提出的“信、达、雅”翻译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使用于双语词典的翻译研究。不过，这一原则太广义而难以应用于双语词典中的无数实际例子。鉴于此，本文从双语词典的视角对术语的翻译问题提出一种尝试性的研究。
黄建华等在《双语词典学导论》中归纳了双语词典的十种基本释义方式[4]: (一)等值对译法—提供语义内涵完全相等的目的语词，如:supermarket---“超级市场”；(二)对应选择法---列举各种对应变体，如: “cut-”---切，割; 斩，截; 削，剪(发)；(三)译注法---译义加注释，如: Oxford shoes---牛津鞋 (一种足背系带的浅口便鞋)；(四)译音法---直接音借外来词，如: copy---拷贝；(五)音义兼译法---音义自然结合，如:tittup---踢踏舞; (六)译形法---保留源语中的字母或相似字形，如: X-ray:---X射线;T-square---门-字尺; (七)同义对释法---常用中性词释有语体色彩的词，用标准语词释方言词，用现代词释古旧词，如: phono---[口], phonograph(留声机); (八)替换法---用肯定式释否定式，反之亦然，如: 倒霉---unlucky; staunch---不漏水的毕业论文怎么写，不漏气的;(九)构词释义法---说明构词法，介绍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如: taken---take的过去分词; (十)描述法---当目的语中没有对应词时以描述法揭示词义，如: 何尝---used in rhetorical questions or statements toemphasize negation。
双语词典中的术语翻译除了提供词条的对等之外，还要具有规范性和科学性，同时译名要统一[5]。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词不断涌现，原有的语词语义范围不断扩大，双语词典编纂者的首要任务是准确地译出那些专业性强、词义固定、构成复杂、形式多样的专科及专名术语，编纂者除了要具备良好的双语语言功底之外，还必须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
结合以上的翻译方法和术语的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术语的翻译方法。双语词典中的术语翻译最好遵循以下释义的原则：
1）意译法
意译法是与直译并列的主要译法之一。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6]。意译法既是翻译语文双语词典词典的主要手段也是翻译非语文双语词典的重要方式，翻译时必须透彻理解源语中该词的命名理据，力求译词名副其实，揭示其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征[7]。如：beeppager---呼机；terminal---终端
2）音译法
在翻译一些外来事物的词汇时，或因目的语中无对等词汇，或因译者对所译对象尚不能完全把握，或因读者对这些新事物颇感陌生，人们往往采取音译法将其译出。如：加油！--- Jiao You！音译法是国际上翻译术语的一种潮流，已有利于术语运用在国际上的统一、有利于国际交流和人类知识的共享。
3）音兼意译法
这种音、意义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采用一半是音译，一半是意译的方式，如：topology---拓扑学；motorboat---摩托艇。另外，还可以采用在音译完词条后加一些补充说明的所属词汇后缀，如：neon---霓虹灯。
4）谐音双关译法
在翻译中利用“谐音双关”修辞格，可以在读音上保留与源语相近的读音，但在词义上不拘泥于源语语义，而是不脱离一定范畴的创造性词义。实际上，很多术语词都来自于这种翻译方法。例如：休克---shock；威士忌---whisky；逻辑---logic。其中有些术语词由于使用的广泛性，已经没有了异族语的影子，成了本族语的一部分。
5. 结语
双语词典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是掌握一门外语的重要工具。词典编纂者理应关注科学技术术语的翻译问题。尽管术语只占双语词典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决不能忽视。笔者在此希望以上这些术语的翻译方法能对双语词典编纂者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Peter, 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88。
[2]张锦文.英汉术语翻译与双语词典编纂问题[J].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 2002年第4期.
[3]Zgusta，L. Manualof Lexicography[M]. AcademicPublishing House of the Czechoslovak，Academy ofSciences. 1971.
[4]黄建华;陈楚祥.双语词典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138-145
[5]马秉义.词典翻译原则探讨[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6年第5期：54-57
[6]方梦之.科技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 2008年.
[7]刘宓庆.译学大辞典[M].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9.311?316.
论文关键词：交际翻译理论，吴歌，谐音双关语
1. 吴歌中的谐音双关语
吴歌是指吴语地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江浙沪等太湖流域地区的同属一个语言文化圈的民歌民谣。吴歌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喜用谐音双关语，是由“谐言”和“关语”构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在吴歌中运用得相当普遍,历史称之为“吴格”。使用最鼎盛的两个时期就是南朝和明朝。
在南朝时期文学艺术论文，《子夜》、《欢闻》、《读曲》等数百首,都是这一类歌谣。其中《子夜歌》凡四十二首,半数使用了谐音双关语。如:“崎岖相怨慕,始获风云通。玉林语石阙,悲思两心同。”后两句即系谐音双关语。“玉林”、“石阙”关语为“碑”,又“碑”之谐音为“悲”;又如:“今日已欢别,合会在何时? 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其中“空局”关语为“棋”,取其谐音为“期”。其它诸如“春蚕易感化, 丝子已复生”(“春蚕”关“丝”谐“思”)；“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芙蓉”关“莲”谐“连”)都是这一类谐音双关语。而在《读曲歌》八十九首中,几近三分之二是用了谐音双关语的。如:“打坏木栖床, 谁能坐相思? 三更书石阙,忆子夜啼碑论文格式范文。”(“三更”关“夜”,“石阙”关“碑”谐音“悲”,“书”关“提”谐音“啼”。) 又:“非欢独慊慊,侬意亦驱驱。双灯俱时尽,奈何两无由” (“双”关“两”, “灯尽”关“无油”谐“无由”)。更有谐音双关语加叹谓构成歌谣的:“奈何许,石阙生口中,衔碑不得语。”可见谐音双关语在当时的民歌中运用十分广泛。而且同一谐音双关语在多种曲调中反复出现, 某些意象关系相对固定, 比如“芙蓉”关“莲”, “方局”关“棋”“, 黄莲”关“苦”,“石阙”关“碑”等等,说明其时谐音双关语运用已经格式化,成为一种相当圆熟的歌谣语言表达方式。吴歌中之谐音双关语,体现婉转细腻的情感特征,为南方人所特有。其以喻传情,以隐寓意,曲折诡谲,扑朔迷离,听众的思绪须得拐几个弯才能真正领会其本意，是这一时期吴地歌谣的重要标识。
明代吴歌十分丰富,也喜用谐音双关语。如刘效祖《锁南枝》之“瞎虫蚁逃生,实撞着你线索。”等,然实不多见。唯近现的天启崇祯年间冯梦龙之《山歌》，谐音双关语俯拾皆是。冯系江苏吴县人,对吴格谐音双关语自然熟悉。其《山歌》十卷用吴地方言写儿女情长,成就极其伟大,是吴歌史上难得的好歌词。请看几首用谐音双关语写就的短歌:[1]
睃
思量同你好得场,弗用媒人弗用财。丝网捉鱼眼上起,千丈绫罗梭(谐“睃”) 里来。
等
姐儿立在北纱窗,分付梅香去请郎,泥水匠无灰砖(谐“专”) 来等,隔窗趁火要偷光。
别
滔滔风急浪潮天,情哥郎扳椿要开舡。挟绢做裙郎无幅(谐“福”) ,屋檐头种菜姐无园(谐“圆”) 。
旧人
情郎一去两三春,昨日书来约道今日上我门。将刀劈破陈桃核,霎时间要见旧时仁(谐“人”) 。
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运用谐音双关语似乎更活,有的经过扩充令节奏更加活泼。如“姐道郎呀好像新笋出头再吃你逐节脱,花竹仿子绘竿多少班(《作难》)。”又:“好似黄柏皮做子酒儿,呷来腹中阴落落里介苦,生吞蟛蜞蟹爬肠(《思量》)。”另外，谐音双关语大都用在短歌中，长篇山歌如《笼灯》、《门神》等却很少见。这或许说明谐音双关语最适用于独具本色的山野短歌。
前人对此问题已经作了大量的钩沉考索的工作论文格式范文。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将《吴声歌》中所用之谐声字概括成两大类.第一类, 同声异字以见意者, 如以上诗所引“藕”为配偶之“ 偶” , 以“ 芙蓉”为“ 夫容” , 以“ 碑”为“悲” , 以“ 题”“ 蹄”为“ 啼” , 以“ 梧”为“ 吾” , 以“ 油”为因由之“ 由” , 以“ 棋”为期会之“ 期” , 以“ 堆”为“ 涕” , 以“ 箭”为“ 见” , 以“ 篱”为“ 离” , 以“ 博”为“ 薄” , 以计谋之“ 计”为发髻之“ 髻” , 以衣裳之“ 衣”为依旧之“ 依” , 以然否之“ 然”为燃烧之“ 燃” 。第二类, 同声同字以见意者, 如以布匹之“ 匹”为匹偶之“ 匹” , 以关门之‘ 关”为关念之“ 关” , 以消融之“ 消”为消瘦之“ 消” , 以光亮之“ 亮”为见亮之“ 亮” , 以飞龙之“ 骨”为思归之“ 骨” ,以道路之“ 道”为说道之“ 道, 以结实之“ 实”为诚实之“ 实” , 以曲名之“ 散”为聚散之“ 散” , 以药名之“ 散”为聚散之“ 散” , 以曲名之“ 叹”为叹息之“ 叹” , 以曲名之“ 吟”为之“ 吟” , 以“ 风”波“ 流”水为游冶之“风流” , 以围棋之“ 著子”为相思之“ 著子” , 以故旧之“故”为本来之“ 故”等。此外, 还有以二字声音相近而谐声以见意者, 如以“星”为“ 心” , 以“ 琴”为“ 情”之类皆是[2]。王运熙先生《六朝乐府民歌》中的《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将谐音分成“同音异字, 同音同字，混合”三类加以论述, 同时还论述了六朝时期普遍使用谐音双关语的社会风气, 并由此上溯到《诗经》与《史记》, 论述了双音谐字的历史渊源, 颇为详尽[3]。可以说, 谐音双关语是吴歌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特色, 已成为历代研究者的共识。
2．交际翻译理论（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由Peter Newmark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即“译者应该将原语文本的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 以其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容易为译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准确的传递出来。”在交际翻译中,译作所产生的效果应力求接近原作,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 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交际翻译把翻译的重点转移到原文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在译文中再现的过程和结果上来。在交际翻译中,译者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比原作更好的作品来,译者有权力纠正或改进原作的逻辑关系, 用优美的语言替代原文中晦涩的文字,去掉原文中模糊、重复和冗长之处, 修改或阐清术语。译者甚至可以更正原文中的事实错误和笔误, 将脚注中的内容添加在正文中。交际翻译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 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合符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来, 并且还能产生和原文一样的语势[4]。
3.谐音双关语的翻译
谐音双关是一种文字游戏, 利用字或词语的语音条件, 使某些字或词语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双重意义。它具有一明一暗双重涵义, 具有能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用一种语言文字形式表达双重意义的功能。这种修辞格是利用词义根本不同的谐音词来构成双关, 表达两层不同的意思, 借以使语言活泼有趣, 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或借题发挥, 旁敲侧击, 收到由此及彼的效果。英语和汉语双关在格式上和修辞作用上虽然大致一样,但由于两种语言的语音不同和表达方式不同, 英语双关译成汉语或汉语双关译成英语时, 中外译者几乎都有捉襟见肘之感, 难以找到理想的翻译。但是, 笔者认为以交际翻译理论为指导, 可以实现谐音双关语的恰当翻译。下面以笔者曾参与编译汪榕培教授主编的《吴歌精华》（英汉对照）[5]一书中处理谐音双关语的例子来论述。
交际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应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 使译文不论是在摘要回到译作的读者这个中心上来。而《吴歌精华》（英汉对照）一书是编译给参加第27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中外嘉宾看的，所以译文必须明白、通畅、易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所以我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是把谐音双关语的字面意思和所隐藏的意思都翻译出来，或者是直接把谐音双关语所隐藏的意思翻译出来文学艺术论文，否则，中外读者往往会不知所云。事实证明，我们的翻译为吴歌起到了很好的挽救和宣传作用，因为吴歌已经越来越少的人知晓它了，正因为此，国家已于2006年把吴歌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来看书中几例：
例1：怜欢好情怀,移居作乡里。桐树生门前，出入见梧子。（《子夜歌》）
译文：I love my charmingsweetheart all the more/ When he moved his house to live near me. / With theTung tree by my door,/ I can see my man as well as the tree.
在这首《子夜歌》中，最后一句“出入见梧子”，“梧子”谐音“吾子”,即“女方所爱的男子”，这里我们把“梧子”(the tree)和“吾子”(myman)两层意思都翻译出来了，同时文学艺术论文，tree和第二句的最后一个词me押韵，整首诗形成abab的韵式。
例2：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子夜四时歌》）
译文：I climb the terrace when the day is bright,/ And stay beside the lakeshore for the night./ I collect lotus when the moonsheds light/ And pick the seeds, with my sweetheart in sight.
此歌中“ 芙蓉” 即“ 夫容” 的谐音, 指被女性所钟爱的男子或丈夫；“容” 是仪容的意思。“莲”谐“怜”, “莲子”即“ 怜子” , 译成口语就是“ 爱你”论文格式范文。这首歌曲显然是女子的口吻, “ 乘月采芙蓉”者, 乘月会情郎也，“夜夜得莲子”者, 即每个晚上都有得到同你相爱的机会，这两句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翻译这首诗时，我们同样把它的两层意思lotus和my sweetheart都译出来了。
例3：思量同你好得场,弗用媒人弗用财。丝网捉鱼眼上起,千丈绫罗梭里来。（《山歌·睃》）
译文：If I’d like to getalong with you, / Neither matchmaker nor gifts I need. / As fish won’t escapefrom the mesh, / So you won’t escape from my eyes. / As satin comes from theshuttle, / So love comes from the first sight.
在此歌中，“丝”、“思”谐音，“眼”双关“网眼与人眼”；“梭”谐“睃”，又与前文“眼”相呼应。冯梦龙有赞语道：“眼上起，梭里来文学艺术论文，谐音双关语最妙，俗所谓双关二意体也。”此诗原文只有四行，但译文却有六行，因为我们把最后两句所隐藏的谐音双关语也译出来了。因为译文的读者是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客人，如果只是直译成Fish won’t escape from the mesh, / And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他们可能不知所云。
例4：情哥郎春天去子不觉咦立冬，/风花雪月一年空。/姐道：“郎呀，你好像浮麦牵来难见面，/厚纸糊窗弗透风。”（《久别》）
译文：In spring, you left andwinter is now here; / In vain I’ve missed you for the whole year. / “It’s hardto see you just like getting flour from husk; / There’s not a bit of news fromyou,” I’ll say to my dear.
在这首《久别》中，最后一句“厚纸糊窗弗透风”意即“没有情哥郎的任何消息”，所以我们直接把这句背后的谐音双关语翻译出来There’s not a bit of news from you文学艺术论文，让读者一目了然。
4. 结语
总之，谐音双关语是吴歌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特色, 是由“谐言”和“关语”构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在吴歌中运用得相当普遍。但是在把吴歌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这种谐音双关语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最后我们根据Peter Newmark所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原则：“译者应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 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并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 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合符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来。”而我们编译《吴歌精华》（英汉对照）一书是给参加第27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中外嘉宾看的，所以译文必须明白、通畅、易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所以我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是把谐音双关语的字面意思和所隐藏的意思都翻译出来，或者是直接把谐音双关语所隐藏的意思翻译出来。事实证明，我们的翻译为吴歌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参考文献：
[1］冯梦龙等.明清民歌时调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王运熙.六朝乐府民歌[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4］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62.
[5］汪榕培等.《吴歌精华》（英汉对照）[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关键词：概念隐喻；隐喻表达；文化术语；英译
1 引言
隐喻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影响隐喻理解的因素有文化、语境等。隐喻与文化之间具有
不可分离性。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隐喻不仅可以反映说话人/作者的思想理念，而且还可以构建一定的观念或现实，影响听话人/读者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本论文在George Lakoff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下，把中国传统文化术语中的隐喻表达作为研究对象，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并揭示了蕴涵的中国文化模式，本论文同时也对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
2 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概述
20世纪80年代，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隐喻的研究出现了向认知的专项，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的提出。1980年，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认知观的隐喻研究全面开始。该定义的具体内容是指隐喻是人类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统一理解；使源域到目的域的直接映射，在映射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意象图示结构（invariance hypothesis）。
（1） 国外研究现状概述：在国外，与隐喻翻译相关的研究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规则性限定，即要求隐喻的翻译依据特定的规定性方法进行，Newmark（1980）最先提出的几种隐喻翻译方法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它们包括：直译、明喻；对等议、意象重现、解释性翻译等。第二类研究将隐喻翻译方法与文本类型联系起来。Newmark（1995）将隐喻分为死喻、标准隐喻、改喻、新隐喻及创新喻等若干种，译者可依据它们包含的信息量确定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处理方法。第三类研究将隐喻翻译与文化联系起来。概括来讲，第一类研究列举了隐喻翻译的处理方法，而后两类研究则涉及隐喻翻译中策略使用的限定性条件。隐喻的翻译既受到语篇的制约，也受到文化差别的限定。
（2） 国内研究现状概述：国内也有较系统的评述，如林书武（1997，2001）的《国外隐喻研究综述》、《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束定芳（2000， 2002）的《隐喻学研究》、《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李福印（2000）的《研究隐喻的主要学科》等。束定芳（2011在《论隐喻的运作机制》一文中谈到：隐喻涉及两个处于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一互相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王斌（2002）在《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中从交织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隐喻结构，通过对隐喻结构源语（域）与目的语（域）的整合分析，论证了隐喻结构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在于泛化个别整合模式；若能发挥其动态整合功能，为翻译的全面解释提供契机。
3 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策略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表达研究中，作者发现隐喻翻译过程中意象的不对称极为明显，时而丢失、时而变换、时而添加，形成一种有趣现象。根据 Newmark（1980）的隐喻翻译理论，下面将结合实例，探讨中国文化术语翻译中的三大策略：即直接对等译法、意象代替翻译法和意象转换法。
（1）直接对等翻译法：直接等喻法是保留相同的隐喻意象，即进行直译，这意味着在目标语中重造一个相同的意象，即在译入语中再现相同的喻体和比喻手法，条件是让译语读者感到自然。例如：“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译为：Four Virtues （golden heart， refined language， civilized behavior， green environment）。
（2） 意象代替翻译法：不是所有的隐喻都可直译，毕竟在中英两种文化背景中都存在着大量特有的隐喻.隐喻不可避免的被烙上鲜明的民族特色，拥有一些独特的文化特征。当我们遇到这些找不到等同意象的隐喻时，就要用目标语中的常用意象来替代源语中的意象。例如：“红人” 译为：sb’s man of hour；“台柱教授”译为：star professor；“交际明星”译为：our social butterfly “提心吊胆”译为：on pins and needles 等等。
（3）意象转换翻译法：在处理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时，也会遇到意象转换的情况，会使用意译。意译是直译的一种补充手段.这种译法传递了原文的意思，而未保留原文的句子结构和修辞手段。这种译法多运用于一些文化标记鲜明，某一文化特有的隐喻.例如：“爱吃醋，吃不相干的醋”译为：being jealous， and it’s over nothing。
4 结束语
隐喻的翻译过程， 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隐喻翻译如果没有深刻而多元的思维，就不可能反映原文的文化意味，也不能真实达意。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在翻译隐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文化、语境等因素，根据具体的语境和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最有效的交际，并为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带来一个较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作者：瞿惠芳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
体育与建筑艺术建筑是与体育有着最紧密、最直接的关联，建筑是开展体育活动必要的物质条件，体育建筑具有实用性与观赏性，能更好地表现建筑艺术。设计师较多考虑到体育建筑的审美因素。世界各国家举办奥运会的建筑群，都由一流建筑家精心设计，十分重视审美价值。形式多样、造型优美的体育建筑都能给人以雄伟、开阔、宽敞、博大崇高的美感。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体育场馆由西班牙著名的建筑大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主场地两只钢穹顶横跨其运动场上方，蓝色透明的玻璃悬于坐位区之上，整个体育场雄伟壮观，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体育建筑发展到现在可以说，一座伟大的体育建筑可以称得上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它的作用已不再是举办运动会仅仅而已了，可以说它的出现推动着一个地方的经济迅速发展。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给世界带来了“鸟巢”、“水立方”等世人振奋的雄伟建筑物。现代体育建筑已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更代表着一种国家艺术，是国家文化艺术的一种标志。体育与音乐艺术体育运动的发展历史中，音乐和体育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随着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音乐与体育运动的融合越来越密切，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运用音乐已成为花样滑冰、艺术体操、体育舞蹈、花样游泳等具有一定表演艺术性项目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球类、田径、武术等一些体能性、技术性项目的训练中音乐的调控作用更能发挥到巨大的意义。音乐与体育运动的融合是一个整体效应。音乐伴奏促使运动员的表现力创造力、想象力在动作中展现，并通过千变万化的肢体语言诠释音乐的内涵，通过运动形体的特殊形式表现激情、力量和美感。音乐可以规定竞赛动作套路的长度，根据音乐确定动作的风格基调，音乐的风格可以生动形象地引起运动员的想象和联想，塑造运动形象与音乐作品的思想情感而产生共鸣。成套运动动作是音乐与各类技术动作连接而成的，作品的主要实现者是运动员，音乐的应用在其之中烘托演展的气氛、激发和丰富运动员的情感，启迪运动员的创造精神。体育与美术美术是色彩与线条的艺术，当它把人体的健、力、美结合在内，表现人性的真、善、美。美术作品中有不少的是以体育为题材，充分展示的体育的深层魅力。许多画家为后人留下不少关于体育方面的珍贵画面。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河南密县东汉墓的角抵壁画、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的唐代《马球图》、故宫所收藏的清代《塞宴四事图》等，从这些绘画作品中很明显的观察古代体育的场景。现代社会发展中关于体育美术作品，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展现体育与美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运动会会标、体育宣传画、图案设计等美术艺术形式已成为体育绘画的主体之一。
现代画家的概念之中提到美术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体育，很多画家专门从事体育方面的创作，将给人们对于体育和美术带来全新的认识。体育与影视艺术电影和电视是近展起来的高科技产物，它对于体育的宣传和普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化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电视与电影在现代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934年，拍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体育电影——《体育皇后》，尽管这只是一部无声电影，但是如今看来依然魅力十足。建国后的《女篮5号》《、大李、小李和老李》等；1981年，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沙鸥》正在此时上映。2008年的《筑梦2008》、北京奥运会官方纪录片《永恒之火》、广州亚运会官方纪录片《缘聚羊城》、电影《大灌篮》、《梦之队》、《扣篮对决》等。体育与影视艺术的融合带来了文化的多元与创新，体育与影视艺术的融合成为现代文化、体育、审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这种融合有利于体育与影视艺术的双向发展，表面上看，融合使得体育与艺术失去了纯粹性，但却获得了空前的视觉效果与心灵震撼。体育与文学艺术事实上体育和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体育的发展离不开文学艺术的发展，体育与文学在某些特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一方面体育的繁荣发展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更加广阔的创作领域。另一方面，文学的繁荣也给体育理论的宣传创造出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行更加促进了体育文学创作，并为体育文学创作提供更多更美更富有色彩的素材。好的文学作品能更好地宣传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理念。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它主要的任务和功能是完善人类的心灵，建构人类的精神家园。特别是以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为代表的现代竞技体育发展迫切需要体育与各学科之间相互交流和融会，使其更好的发展。体育与文学的融合是一种综合性的考察与新的学科交叉点。成为人们认识体育和文学过程中新的热点，使其更多的价值被表现出来。体育与舞蹈艺术体育丰富了舞蹈艺术，舞蹈艺术促进了体育运动的发展。体育以身体活动为主，而舞蹈则以情感活动和心理活动为主。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舞蹈是以身体活动来表现生活及抒感，因而舞蹈这种身体活动具有“语言”功能，成为肢体语言。舞蹈表现生活是通过对生活中某种具体事件进行加工、提炼和升华后运用舞蹈语言来表现。而体育的对象是真实的客体，实际上就是生活本身。体育与舞蹈尽管二者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但由于二者均以身体活动为手段且共同具有人们余暇生活所追求的娱乐和游戏的功能，因而他们始终处于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状态。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二者自身的不断发展，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将越来越密切，它们之间的融合也将成为一种文化发展趋势，它们自身获得的美感和给予观众美感受都是一致的。体育与运动艺术体育与运动艺术的关联是十分容易理解的。围绕着人的身心健康教育所展开的科学文化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的现代体育运动方式展示着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艺术体育的实践中得以诠释和实现，创造和谐人生、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生命一体化”的夙愿，再一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并作为当代体育文化的主流和趋势，成为人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的目标。如健美操是吸取了舞蹈中最精粹的部分，并加以改进和在创新，严格按照人体的生理解剖位置，运用某些特定动作和特定姿势，并按照一定的规范、要求和节律来进行活动。健美操是体育与艺术相互融合的最好表现，它按照人们自身对象为特点，健美为目标，按照体操化的动作为内容，是一种体操、舞蹈、音乐集合起来为一体，借以实现体育任务的身体锻炼方法。并要求练习者在练习中展现自己的活力与价值。
如何在专业建设过程中融入体育教育的现代元素，对于提升专业建设的广度与深度具有积极的作用。可以通过体育绘画实践、体育音乐展演、体育广告设计、武打功夫、体育舞蹈、体育网络传媒、体育人文教育、体育文化创意等多元化的、交叉渗透的内容与组织方式，将体育因子注入专业教育体系，促进各专业在体育内容的借鉴下，形成各自的专业特色。逐步实现艺术学院人才培养体系中，包涵体育素养的专门性与全面性。 体育课程中的体育与艺术融合高校体育课程教学中融合艺术教育的影响因子，促使体育课程教学成为一种以身体锻炼为内容，以健美为手段，以育人为目标，融艺术教育在运动实践之中，让大学生在运动艺术教育中体验美，感受美，汲取美，展示美，潜移默化地大学生培养对美的鉴赏力。在运动锻炼中提高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可以通过健康的音乐、韵律运动、形体练习、民族民间舞蹈、“画舞”运动、体育创意等方式，营造旋律、节拍、力量、画面的运动情景，启迪大学生积极的、活泼的、自由的想象，并力图在姿态、形体、气质等方面充分表现出个人的潜能，促使身心得到协调、全面的发展。社会实践中的体育与艺术融合高校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是大学生适应社会、健康成才的重要途径。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对于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能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生社会实践过程中体育与艺术结合的方式有：体育与艺术表演、体育与艺术类培训、体育与艺术宣传与普及、组织体育与艺术竞赛活动、大学生体育与艺术志愿者等。社会实践教育是体育与艺术课程教学的重要补充和延伸环节，起着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充分体现作为体育与艺术教育活动所具备的社会价值，是培养大学生健康成长过程中的现实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体育和艺术的实用功能将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开发、拓展，并广泛地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与艺术也将不断地相互渗透，创造出质量更高、数量更多的“交融”产品，以体育的观赏性和艺术魅力吸引人们的审美情趣，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引领人们的生命实践向享受生命、摆脱物欲、超越现实、美化人生的境界迈进。
一、简介
《英语说文解字》这本书从词汇和英语文字的起源入手，首先解释词汇的概念，再从类别区分开来，将表达相同或相似概念的核心词汇组合在一起，并考察这些词汇意义上的联系和区别。另外，在形式上有着足够的广度，从点到面，举一反三，通过对单词词源、词根和词缀的研究，引导读者掌握单词的语法构造，使得读者可以触类旁通，从而掌握知识。这种模式使得每一个英语单词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其他单词紧密联合在一起，是各种概念的活泼表现形式。《英语说文解字》这本书从一个主题出发，由此发散出大量词汇、语法、语句，对它们都有着详细的讲解，读者能够很好地学习其中的语言词汇知识。除此之外，书中的讲解是从生活中的趣闻小事为起点，让读者在不经意间就能感受到英语文化中的西方思维方式，从而更快地学习英语，真正体现了英文书名WordPowerMadeEasy的涵义。
二、英语翻译与英语语言文化
(一)从文化角度看待中西方英语翻译的差异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表现方式。汉语和英语语言的巨大差别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翻译的差异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差异，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在充分了解和掌握这些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的语言翻译，才能使翻译出来的文章更加“接地气”，更易于被人们理解，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中西方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翻译错误。《英语说文解字》这本书从人文历史着手，先将英语生活交流中的趣闻、生活进行描述，然后逐步提升到英语文化方面。除此之外，《英语说文解字》的讲解结构也与众不同。在每个章节中都有一个中心点主题，并且从这个中心点进行发散式的分析，既让读者学到更多的词汇语句，也让他们能理解更多英语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在每个单元的讲解结束后，书上都有一些精选的巩固习题，能帮助读者在有效的时间内掌握好学习内容。
(二)英语翻译中的文化构建
1.英语语言翻译的特点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原文的前后文语句翻译得流畅且优美，流畅和优美是英语语言的两大优点，倘若将这两个方面完美诠释出来，那么在翻译中就能很好地将原文所包含的意蕴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因为各个语言的不同，在英语翻译过程中，将文化、历史等方面融入翻译之中，不仅能让英语的翻译流畅，而且还能很好地润色英语翻译，让其优美文雅.2.英语翻译的基本原则英语翻译在前文所提到的优美文雅前，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必须保证英语翻译的准确性。主要是词句的翻译以及段落之间联系的翻译。其中，第一点是词句的翻译要保证对每句话、每个词汇的精致把握，但却不是单个词单个句的硬翻译，需要将文章所包含的人文历史都考虑进去，以形成完整的段落。第二点是需要考虑段落之间的联系，即必须对文章整体大意有完美地把控，段落与段落之间翻译连接不显得突兀。只有保证以上两点，才能够很好传达原文所需要表现的本意达到所翻译词句的优美流畅。3.正确对待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传播英语文化因为中西方文化历史的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有着明显的不同。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中西方在说话方式、语言表达形式上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性很难及时转换，从社会到个人心理，养成西方英语思维方式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将这种思维从正确方面转换对待，才能寻找出一个能与英语文化思维方式完美融合的翻译方式，才能将英语文化进行传播。4.对翻译方式综合运用，提高英语翻译水平在现代社会，英语已经逐渐成为融合中西方文化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之一。其翻译方式技巧也层出不穷。各个翻译方式都各有各的优缺点，要想将英语文化进行完美地传播，就不能固步自封，各种翻译方式需要进行融合交汇，取长补短。在保证英语翻译准确的前提下，提升英语翻译语言的优美流畅度，让所蕴含的英语文化能够更加的丰富。
三、总结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