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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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建设 和谐社会 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蕴深邃，可从不同角度认识与探讨。从哲学意义上讲，和谐社会本身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和谐社会不是否定矛盾，而是强调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求得社会的统一和谐。我国的经验教训表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①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其中利益矛盾是其他各类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是影响、制约、导向各类矛盾发展的主导性矛盾。②利益矛盾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均有体现，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中的利益矛盾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但对文化建设中的利益矛盾却鲜有学者涉及。
一、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利益矛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社会的进步与和谐，不仅体现在物质产品的丰富和共享上，也体现在精神文化产品的丰富和共享上。当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现状并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形成了文化建设中的利益矛盾，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利益矛盾，有利于实现人民的文化利益。
文化需求是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之一。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宽裕，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参与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需要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通过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利益矛盾，可以克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侵害群众文化权益的现象，消除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2、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利益矛盾，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核心是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于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谓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得到有效处理，社会公平和公正得到切实维护，使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因此，只有正确处理好协调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中的各种利益矛盾，才能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3、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利益矛盾，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我们讲的发展，是科学发展，即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它们之间既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没有文化的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文化不发展，社会难和谐。只有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利益矛盾，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才能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和文化条件。
二、文化建设中的利益矛盾及其根源
正确认识矛盾，是妥善处理矛盾的前提。面对文化建设中的利益矛盾所表现出逐渐复杂的态势和特点，需要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认真探究导致矛盾发生的根源，把握矛盾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1、公共教育政策偏差导致的教育不公平。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要求提高文化素质，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遗憾的是，我国教育机会不均现象十分严重，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城乡地区、沿海与边远山区、经济发达与贫困落后地区之间的义务教育的巨大差距，这已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同取向或偏差。这集中表现在：其一，财政教育投入总量不足导致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由于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教育的供给与需求长时间存在严重缺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统计表明，我国是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占世界18.45%的学生，基础教育的投入则更少。③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教育投入，而全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及其财政收入存在很大差距，造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差距的拉大；而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又过多用于高等教育，对义务教育投资不够，造成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其二，教育政策和规则制定不公。层层设置的重点学校制度，以培养少数“尖子”为目标的精英路线，加剧了基础教育领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在同地区学校之间差距的拉大。另外，无视城乡差距、以城市社会和居民为出发点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规则的不公”导致了在受教育机会上“起点的不公”。
2、公共文化服务缺位导致文化利益分化。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人们提供了追求较高层次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条件，但人们在享受文化成果方面仍然存在越来越大的差异，表现出文化利益分化的趋势。其一，文化素质的差异。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享受文化成果维护文化利益的首要条件和重要内容。我国人口文化素质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北京是我国文盲率最低的城市，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东部省份的文盲率也都保持较低水平。相关资料显示，北京、上海每十万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数分别为16843人和10940人，辽宁、天津也在6000人以上，远高于其他省份和地区。④其二，文化生活质量的差异和矛盾。我国人民文化生活质量总体上有了较大提高，但仍存在微观上的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消费格局不平衡，地区间的文化消费支出差距甚大。最高的地区北京是1141.82元，占消费支出15.23%，而仅为371.04元，占消费支出6.99%。 ⑤从总体上看，文化生活质量的差异集中在城乡差别上。城市文化消费则出现“贵族化”倾向。一般民众被排除于基本的文化消费领域之外，文化只成为某些富裕群体的“奢华品”。文化消费的“贵族化”倾向的出现及其蔓延，成为城市文化管理者必须面对和正视的一个问题。
文化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异，折射出文化建设特别是农村文化建设的无序状态和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弱化。这一情况的根源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缺位。主要体现在：其一，文化事业投入总量偏少，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很不协调；其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致使普通老百姓很难分享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其三，文化管理落后。各级政府公共管理的职能转换滞后，各级文化行政单位依法行政不够，社会监管不力，文化发展规划不明，文化建设的目标不清，文化事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不完备，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缺乏活力，不能有效的规范文化企事业单位行为和维护文化市场秩序。
3、文化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文化资源配置失衡。目前，我国的文化资源配置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具体表现在：其一，地区文化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一般来说，东部地区文化设施完备而且比较先进，为当地居民的文化娱乐活动提供了较好的物质保障；而西部一些地区，文化设施落后，难以满足本地居民的正常需要，同时在规模和数量上也难以与前者相比较。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作为衡量文化资源占有量一个重要标志的高等学府，2002年在中国的分布分别为：北京共有普通高校61所、辽宁66所、江苏73所、上海45所、山东65所、广东62所，而西部的广西只有30所、贵州30所、云南28所、甘肃18所、3所、青海8所、宁夏8所、新疆21所。⑥其二，城乡文化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在文化资源的配置上，城市和乡村表现出巨大差异。比如，在教育和文化公共设施的投入方面。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文化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由于经济上的限制和文化素质上的制约，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几乎没有，文化资源相当匮乏。
导致文化资源配置失衡的根源在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滞后，原有文化体制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基础和体制环境不相适应的问题越来越凸显。“文化领域在许多方面仍然停留在传统体制的模式上，习惯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业，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一些掌握大量国有文化资源的文化单位，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情况下，有些国有文化单位被‘边缘化’，有的甚至难以为继。”⑦
三、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利益矛盾的对策
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利益矛盾，应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积极探索各种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1、完善公共教育政策。相对于缩小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而言，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增进教育公平更容易实现。在现阶段公平教育机会的关键是完善我国的公共教育政策。其一，完善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体制。首先，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通过法律、法规形式确定教育投入的总量和比例，切实提高公共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的比重；完善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的管理体制，建立教育成本分级负担制度，并由中央对全国的义务教育承担兜底责任。其次，优化教育投入结构，逐步整合城乡、地区间的教育资源，促进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重点加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另外，根据教育产品的不同属性制定不同的投入政策，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满足公共教育需求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教育投入机制。其二，建立公平、公正的规则。政府是维护和促进教育公平的社会主体，在缩小教育差距、增进教育公平上承担着主要责任。要通过制定公平的分配规则，加强对资源分配过程的监督以及政策调整，克服那些明显影响、损害教育公正的制度性因素，坚决摒弃“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用“规则的公平”确保“起点的公平”。
2、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先进文化理论研究服务体系、文艺精品创作服务体系、文化知识传授服务体系、文化传播服务体系、文化娱乐服务体系、文化传承服务体系、农村文化服务体系等七个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由于缺少经济回报，基本上属于企业、个人等经营性机构不愿投入或投入积极性不大的领域。因此，建设布局合理、设施完善、功能齐全、服务方便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各级政府的责任。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政府行政方式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根本。政府要从单纯注重经济建设向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建设转化；从只注重重大经济发展项目的投入向加大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投入转化；从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化。只有建立起一个覆盖全社会、优质高效的文化服务网络，真正把文化财富送到人民群众手中，实现社会文化利益的共享，从而维护和实现文化公平，努力避免和妥善解决由于文化问题引发的人民内部利益矛盾。
3、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其一，改革文化单位的管理体制。大力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的原则，区别情况，实行分类改革；其二，改革政府对文化单位的投入机制 。加大对文化公益事业的扶持力度，增加对文化公益事业的投入，增加对群众文化活动、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广大农村和西部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提供必要的条件；其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进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通过创新体制，转化机制，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全面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其四，积极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要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分割，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促进文化资源优化配置和文化产品的充分流通，鼓励和支持各类文化企事业单位大力开发城乡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使文化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注 释：
① 王伟光.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科学认识人民内部矛盾［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3.8。
②王伟光.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科学认识人民内部矛盾［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3.9。
③钟晓玲.以教育公平为本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投入体制［J］.金融与经济.2005.7.28。
④李振.从人口受教育程度看我国东西部地区人口文化素质差异［J］.西北人口.2003.2.32。
⑤胡同泽.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分析［J］.商业研究.2002.9.65-66。
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黄浦江出席会议并致辞。黄浦江在致辞中表示，本届研讨会增设水仙花专场，旨在借助平台，彰显特色，推动发展，更好地提升水仙花这一享誉海内外的球根花卉产业。他期待此次研讨会能有力促进漳州花卉产业界在国际范围内的投资与贸易、交流、合作。
上午，国际知名专家JanPennings作《水仙和育种》、Ducan Donald作皇家园艺学会《国际水仙花新品种注册及登记》等专题演讲；国际园艺学会会员、福建省亚热带园艺植物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少峰作《雕刻水仙花球采后处理和技术》；漳州市水仙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副教授林晓红作《中国水仙自然变异体的解立与IRAP分析》专题演讲及交流。
研讨会上，国际园艺科学学会、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分别在漳州设立“国际园艺科学协会水仙花论坛秘书处”和“国际水仙花新品种登记注册中心”，并举行揭牌仪式。
下午，研讨会上举行了企业推介会及项目签约仪式。普瑞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漳州金銮园艺有限公司、闽荷花卉合作（漳州）有限公司、漳州金诺园艺有限公司等15家国内外的花卉企业进行了现场推介：当天共有漳州市金銮园艺有限公司与Flowerfull Con-sultancy（福劳沃咨询有限公司）的百合新品种引进和技术服务合作，欧中研发中心与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校研合作，长泰金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韩国务林贸易公司的花卉进出口合作等8个项目现场签订合作协议。会上漳州市花卉协会、漳州市水仙花协会还分别聘请Jaap Van Tuyl博士和Jan Pennings博士为协会高级顾问。
本次会议由国际园艺学会主办，漳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林业厅、福建省6・18办公室、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协办，欧中现代农业技术研发中心承办。来自荷兰、美国、日本、以色列、韩国、巴基斯坦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球根花卉领域专家和企业家200佘人参会。全世界顶尖的百合专家将借此学术交流和项目对接平台报告最新研究成果，交流在百合研究领域的问题，花卉产业的企业代表通过项目技术对接，促进产业技术、生产和贸易合作。在水仙花专场，还举办水仙花雕刻艺术展，介绍国内外有代表性水仙花学术交流论文及项目成果，展示漳州水仙花的历史、文化和科研成果。
所谓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指两个方面，一是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这一点本节略而不论；二是生产中的商品生产比重增大和生产中的出口比例增大，这一点是本节所要分析的重点。
宋以前的福建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郑学檬主持编著的《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和唐文基主编的《福建古代经济史》两书已作了详尽的分析。
但是，五代两宋时期，福建经济发展加速，商品经济有醒目的发展，内外贸易十分活跃，这就加速了福建经济结构的变化。商品生产的比重增大，进出口增加，对外经济联系扩大。
为了说明这种趋势，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论证。
首先，粮食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的生产的商品化。五代两宋粮食生产的发展表现为种植区域扩大；品种增多和良种培育、引种成功；稻米以外的粮食生产的如麦、粟、黍、豆的种植较为普遍。有关以上资料本书的第三章有两节专门涉及，故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着重谈一谈占城稻问题。占城稻引进无疑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关于占城稻的资料，以《宋史·食货志》的记载最广为人知，以《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最为详尽，以《淳熙三山志》的记载最为具体（早、晚占城）。
占城稻是出产于印支半岛的高产、早熟、耐旱的稻种。《唐会要》卷九八《林邑国》记云：“以二月为岁首，稻岁再熟。”说明林邑有早熟稻。至德（756—758）以后，林邑改名环王国，五代时环王国改名占城，《五代会要》有占城国条亦谓其“粒食稻米”。
占城稻并非仅指占城国种植的稻，而是印支各国普遍有的稻种。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安南国》讲到“占禾”：“盖其境土多占禾，故以大禾为元日之犒”。而《占城国》条反而称其国“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绝少。”这么说来，似乎占城稻非产于占城而产在安南（即交州今越南北部）。稍后的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上《占城国》条云：“民间耕种率用两牛，五谷无麦，有稿、粟、麻、豆，不产茶，亦不识酝酿之法，止饮椰子酒。”稿即篙稻，就是说占城五谷，以稻为首。该卷《真腊国》条亦云：“厥土沃壤，田我畛域，视力所及而耕种之，米谷廉平。”
可见，印支半岛之安南、占城（又名林邑、环王国）、真腊盛产稻米，且稻种早熟，由于耕作粗放，无灌溉设施，水稻和旱稻任其自然生长。这和广西地区（广西的钦州地区三国时亦为交州境）的情况差不多，直到南宋，岭外的水旱稻种植方式就是如此，《岭外代答》卷三《惰农》条云：“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
占城稻耐旱、耐涝的特性可能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粗放的耕作方式中形成的。占城稻虽以占城为名，但在广西地区和安南、占城、真腊等国普遍种植。
占城稻引入福建是和闽商往返占城、安南有关。闽商，尤其泉州商人有往海南岛、安南、占城贸易的传统。“唐成都猛将花惊定之裔，五代入闽，寓闽之丰州东焉。有花琳善培异卉奇花，李富安沽之去交，交人喜之争购也。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花琳富冠闽中矣。〔1〕”商人李富安购买花琳培育的花卉，运到交州去卖。交州， 唐以后辖境限于河内附近地区，即越南北部及濒海地区。这是五代闽商与交州（交趾）往来的一个例子。李富安不仅去了交州，也去了真腊、占城、暹湾：“李富安字山平，弃学经商，航舟远涉真腊、占城、暹湾诸国，安南、交趾尤熟居。每次舟行，村里咸偕之去。……李家港乃李山平之舟泊处也。〔2〕”因为举村去交州（安南、交趾）、占城、 真腊贸易，就会出现移居问题，占城稻极有可能是这些贾贩者、移居者（早期华侨）们携至泉州的。
我从以上两条引自《西山杂志》（手抄本）的记载推测，占城稻之传入福建在五代闽时到北宋初，至北宋真宗时已有上百年历史，故大中祥符五年从福建可以一次取种（占城稻）三万斛。
占城稻的传入和沿海对外贸易密不可分，似无疑问。
其次，棉花、棉布的传入、推广与福建棉织业的发展。棉花也象占城稻一样是印支地区的特产。《岭外代答》卷二“占城国”条记载说，“乾道癸巳，闽人有以西班到选，得官吉阳军监者，泛海之官，飘至占城……。”吉阳军治海南岛，闽人曾于乾道中去海南任官而漂流至占城，这是闽人去占城又一例子。
据《诸蕃志》卷上记载，交趾（安南）、占城、真腊皆出产棉花与棉织品：交趾土产为“木棉、吉贝花布”、“白叠”；真腊土产象牙、香、黄蜡、羽毛、番油、生丝、绵布（棉布）等，“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醯醢（Xi Hǎi）之属博易”。
这说明，棉布已通过贸易进口到泉州。《诸番志》是赵汝适任福建路市舶提举任内撰成的，有较高的可靠性，所以，可以断定棉布的进口（从交趾、占城、真腊诸国）是在宋代，尤其南宋。
但是棉花的进口则未见记载。棉花在以上三国的临近地区如广东西、海南岛是广泛种植了，这可以《岭外代答》卷六《吉贝》一节所记得到证实。
福建棉织业的发展和棉花种植技术、棉布的进口、推广有关。《西山杂志·纱岗》记载泉州纱岗村的情况颇能说明问题：
“陈厝，盖起自三国陈时之宗族也。从岭南至闽中，到处有木棉，又曰茄＠①。陈氏已能于纺且织，机杼手拂之有梳棕，皆自为之，一方人咸绩，绩之纺也。陈有木棉絮田野，丰稔皆出而易之纱，晒之岗也。织布之雅，运之交州，交人皆曰陈氏之布焉。”“沙岗者一讹作沙岗也，中有木棉茄＠①愧偬兑玻3比胙伞！鄙掣诖迨敲藁ㄖ种睬忻?纺纱、纺织业，产品远销交州，其时间估计在五代北宋。陈厝村毁于宋末元初。
有关文献中也有若干条记载可以证明宋代福建沿海已种植棉花。一是刘yǎn＠②《龙云集》卷七《莆田杂诗二十首》这一记兴化“家家余岁计，吉贝与蒸纱”。二是谢楹得《叠山集》卷三记：“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天何厚八闽”的八闽实际上仅指兴化、泉州一带，闽北种棉只见于元代。
棉花与棉织业的发展对于解决地少桑柘的福建人民穿衣问题意义非同一般，也为宋元明清棉布的出口奠定基础。福建棉布出口的直接记载有上面举出的例子（泉州陈厝棉布出口到交州），间接的记载见《诸蕃志》等书。
《诸蕃志》在述及层拔国（今坦桑尼亚之桑给巴尔岛）时云：“其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缠青番布，蹑红皮鞋，……地气暖无寒，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每岁胡茶辣国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胡茶辣国在印度西北部，考虑到泉州海外贸易中有不少大食商人到达泉州如《诸蕃志·大食国》提到的施那yī＠③“侨寓泉南”，那么，泉州的棉布经大食商人贩往大食海边，转卖到层拔国的可能性就有了。再则，泉州与印度半岛的贸易也很频繁，泉州商人甚至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南毗、故临和胡茶辣国，这样泉货（白布、瓷器、红铜）经由胡茶国转贩到层拔国自必有可能了。
第三，陶瓷器出口和制陶瓷业的发展。中国古代陶瓷出口历史悠久，唐宋时期即达到相当规模，南宋时又有较大发展，至元而盛极一时。
福建的陶瓷出口，以宋元的记载最称规模。《诸番志》涉及陶瓷出口的文字，遍布占城国、真腊国、三佛齐国、单马令国（今马来西亚南部）、凌牙期国（今马来西亚南部）、佛罗安国（今马来西亚南部）、新拖国（今印尼爪哇岛西部）、dū＠④婆（今印尼爪哇）、 南毗国（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层拔国（今桑给巴尔岛）、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岛）、三屿（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南岸三港口）等处，至于间接的瓷器贸易，也较频繁，例如大食国“本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贸易，商贾转贩，以至中国”〔3〕。这类间接贸易也是瓷器出口的渠道。
瓷器的出口刺激了福建瓷器生产的发展。《西山杂志·窑前》记窑前村即五代闽时，王延彬治泉州，命航运使李建兴“建窑为陶工之役，以充蛮舶交易。”“涂沙街在其东南，便于海运”。叶文程同志《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一书有许多地方述及福建外销瓷生产发展的情况，如泉州东门发现的碗窑遗址，说明《留氏族谱》关于泉州“陶器铜铁，泛于番国”的记载有根据。泉州东北约8公里处的碗窑多， 有小溪通浔美港，会合洛阳出海，浔美港是外销瓷器的一个港口。碗窑乡古窑遗址堆积层厚达二、三米（北坡）和一、二米（南坡），可见其生产规模相当大。产品以青釉瓷居多。〔4〕
晋江磁灶镇早在唐以前即为外销瓷的生产基地。《西山杂志·前铺》：“唐开元时林銮航舟远运，采集磁灶之瓷器，陈列大埔之前。”大埔即前铺。该书的“磁灶”条又云：“隋唐以后，施工艺，釉彩青绿，青瓷各色，……故磁灶是陶瓷而得名者。”磁灶还发现不少宋瓷窑址，《晋江县志》卷一舆地志记载说该地生产的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指外销）”〔5〕。瓷灶窑遗址堆积层亦较厚， 瓷器釉色有青釉、黑釉、酱色釉、绿釉、黄绿釉、褐色釉等，基中青瓷器有细小的冰裂纹。据台湾学者研究，澎湖群岛发现的宋元陶瓷标本中，以青瓷为多，黑釉瓷器也不少，而晋江磁灶曾竹山陶瓶数量最多，分布最普及。〔6〕
德化窑以生产白釉瓷驰名中外，属瓷器之上品，“质滑腻似乳，宛似象牙。釉水莹厚，与瓷体密贴，光色如绢”。〔7 〕已经发现的德化古窑址一百八十多处，其中属于外销瓷窑址有二十八处之多。〔8〕
叶文程先生指出，福建外销瓷器生产，因为其销路极大，“商人为了谋求利润，势必尽量设法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要求，以广其销售数额”，从而形成外销瓷本身的特点。〔9 〕虽然叶先生所举例子多为元明时期的事，但可以肯定这种生产适应国外市场的趋势，始自五代两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对沿海生产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提高其商品化程度，也表现为按市场要求即按买方需求生产。这种趋势的背后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为对外贸易服务的商品生产和为国内贸易服务的商品生产在满足市场需求（产量与设计）上是有所差别的。
第四，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的发展。关于福建甘蔗种植情况有关著作多引用苏颂的《本草图经》的记载：“甘蔗今江浙、闽广、蜀州所生，大者亦高数丈。叶有两种，一种似荻，节疏而细短，谓之荻蔗；一种似竹，细长，榨其汁以为沙糖，皆用竹蔗，泉、福、吉、广多作之”。“蔗有两种，赤色名昆仑蔗，白色名荻蔗，出福州以上皮节红而淡，出泉漳者皮节绿而甘。其于小而长者名管蔗，又名蓬蔗，居民研汁煮糖泛海鬻吴越间。”除了苏颂（籍贯泉州同安）的记录外，《淳熙三山志》、《容斋五笔》亦有述及。《淳熙三山志》卷四一“糖”注云：“取竹蔗dǎo＠⑤蒸，候官甘蔗洲最盛。”《容斋五笔》则云：“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霜”。
关于糖的制造，王灼《糖霜谱》的记载堪称详实。《本草图经》所记“赤色昆仑蔗”或称红蔗是一种水果蔗；而荻蔗或荔蔗用于榨糖。《糖霜谱》所记蔗糖加工具有蔗削、蔗镰、蔗凳、蔗碾、榨斗、枣杵、榨盘、榨床、漆瓮。削和镰是砍伐甘蔗和削去皮叶的工具，余皆榨糖工具。“凡治蔗，用十月至十一月。先削去皮，次锉如钱。上户削锉至一二十人，两人削供一人锉。次入碾，碾阙则舂，碾讫号曰泊。次蒸泊，蒸透出甑入榨，取尽糖水，投釜煎，仍上蒸。生泊约糖水七分热，权入瓮，则所蒸泊亦堪榨。如是煎蒸相接，事竟歇三日（过期则酿），再取所寄收糖水煎，又候（九分）熟，稠如饧（十分太稠则成沙脚，沙音＠⑥），插竹遍瓮中，始正入瓮，簸箕覆之，此造糖霜法也。已榨之后，别入生水得榨作醋，极酸。”“糖水入瓮两日后，瓮西如粥文，染指视之如细沙，上元后结小块，或缀竹梢如粟穗，渐次增大豆，至如指节，甚者成座如假山，俗谓随果子，结实至五月，春生夏长，虽结糖水犹在，沥瓮者戽出糖水取霜沥乾，其竹梢上团枝随长短剪出就沥，沥定曝烈日中，极乾收瓮。”
糖霜极易受潮溶解，所以贮存措施必需严密。《糖霜谱》接着记载说：“凡（糖）霜性易销化，畏阴湿，及风遇曝时，风吹无伤也。收藏法：乾大小麦铺瓮底，麦上按竹篼（音dou）。密排笋皮，盛贮绵絮，覆瓮。簸箕覆瓮。寄远即瓶底著石灰数小块，隔纸盛贮，厚封瓶口。”
又嘉靖《惠安县志》亦有制糖之记载：“宋时王孙、走马埭及半门诸村皆种蔗煮糖，商贩幅凑”。惠安的糖分黑砂糖、白砂糖、响糖、糖霜四种。黑砂糖由蔗液烹煮而成，白砂糖由黑砂糖去杂质而成，响糖和糖霜则由白砂糖烹煮而成。〔10〕
以上引用的资料说明，宋代福建是黑砂糖、白砂糖、糖霜（冰糖）的主要产地之一，制糖工艺比较先进。糖霜（冰糖）的制造工艺，基本上为元明时代制糖业所继承，只要参阅《天工开物》一书即可见一斑。
糖的外销情况见于《诸蕃志》等书。主要外销对象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佛罗安（今马来西亚西岸）等国，大致上包括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为什么糖未远销至印度大食？因为印度早就有甘蔗汁烹炼糖食的记载，可能甘蔗种植自西往东传至爪哇一带，故《诸蕃志》“dū＠④婆国”条有“蔗糖其色红白，味极甘美”， “多嗜甘蔗”等文字，即说明爪哇也有糖的生产。大食的食糖不知从何而来，但从《诸蕃志》“大食国”条所记大食与三佛齐、佛罗安等国贸易的情况来看，可能也会购买爪哇生产的糖。
第五，花卉的进出口贸易。先说花卉的进口。茉莉花，《淳熙三山志》卷四一作“末丽花，“此花独闽中有之，夏开，白色妙丽，嵇含《草木状》谓之末利。佛经曰：末丽花香。又是番末丽，藤生，亦香。”番茉莉花应属海外传入的。素馨，“蔓生，白色，露yì＠⑦（音y ì）愈香。蔡公襄诗：‘素馨万里来商舶，团园末丽丛毓香。’”事实上茉莉与素馨均为进田花卉，陈善的《扪虱新语》上卷云：茉莉、素馨“皆闽商移而至”。dū＠④提，“南海种，商人传之，花皙白而香， 胜如素馨，盖岩桂之流品也，仙书曰dū＠④提。”岩桂即九里香， 亦为闽中名花之一。
以上仅据《淳熙三山志》所记，举出三个例子说明宋代福建已有从海外传入的名花，实际传入的花卉不止这三种。花卉传入不仅有观赏价值还有其他经济价值，如茉莉花用于制造茶叶，生产茶叶名品茉莉花茶；茉莉、素馨、dū＠④提、 佛桑诸花用作提取香油（香料油）生产，〔11〕开创了我国香料油加工业。
其次说福建花卉的出口，前举《西山杂志·花埭》记载的一则故事即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泉州之丰州，出现了花卉专业户花琳，他栽培的异卉奇花由富商李富安运销交州，“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蕃舶之易珠、瑁，盆卉更贵重，奇缺，花琳富闽中矣！”花琳之子花世昌还“拓海兴田，遍植名花”，扩大经营。元代在花埭征收花税，严重打击了花卉业。
福建花卉业的发展，除了本身自然条件优越外，还和东南亚交往频繁有关。东南亚各国地处热带或亚热带南沿，大自然赐给它们奇卉异花，培育了人们的爱花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因花卉具有的药用经济价值而更为人们所接受。花卉的贸易把这种人文精神带入福建，如除了竞相观花外，还学会提取香料油，作为化妆品美化妇女，作为药用保健品增进人民健康。
以上五个方面的发展，都是围绕着商品化这个关键课题。粮食生产在人口增殖所形成的需求推动下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粮食生产一旦在城市或商品生产、对外贸易的需求推动下发展，则具有新的意义，即商品生产的意义。换一句话说，粮食生产因为农业人口增殖（包括农业人口的统治都群体的增殖）而发展，属于没有经济意义的发展；而一旦农业因为城市或从事商品生产、对外贸易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而发展，则具有经济意义，具体说，农业发展因此纳入商品经济范围，而且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现象如良种的贸易、生产技术的交流，即农业进步的技术因素增加了。占城稻的引进及其他粮食生产进步均属这一趋势的表现。粮食生产的发展自然又和经济作物的引进发展相联系。 转贴于
所以，我曾对什么是经济结构变化问题感到困惑，在研究了福建（以泉州为中心）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后，才悟出了这个道理，即所谓经济结构的变化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如国有制、私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另一层意思是指经济的商品意义增大即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则是城市的发展和从事商品生产活动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这些人口必然以交换活动为生存手段。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经济意义上的发展，相比之下，由农业人口增殖而导致的农业生产发展是一种没有真正的经济意义的发展。
我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受对外贸易影响的商品生产，具有一般商品生产所没有的活力。从理论上说，一切商品生产均受价值规律支配，中世纪的商品生产亦无例外。由于中世纪贩运贸易盛行，商品的价格远高于价值的情况很普遍，尤其对外贸易行业如此，例如，上面列举的棉织品、瓷器、糖、花卉出口贸易中，因为属于重要商品（甚至是珍品）其价格自必远高于价值，因而反过来刺激棉纺织业、制瓷业、制糖业、园艺业（花卉栽培）以及香料油制造业的发展，形成类似今日出口导向型产业，从而产生内地所没有的经济优势。这一动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种变化就是本节开头所说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注释：
〔1〕〔2〕蔡永兼：《西山杂志·花埭》（手稿本，福建省立图书馆藏）。
〔3〕《诸蕃志》卷上《大食国》。
〔4〕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79—80页。
〔5〕转引叶文程文80—81页。
〔6〕〔8〕〔9〕参阅叶文程文81、170、171页；84页；88页。
〔7〕法西尔著，戴狱译：《中国美术》卷下，36—37页，1934年版，转引叶文程文83页。
〔10〕嘉靖《惠安县志》卷五《物产》。
〔11〕苏颂：《本草图经》，转引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拌
＠②原字合下加廾
＠③原字礻加韦
＠④原字门内加者
＠⑤原字扌加寿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绿化植物育种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02）
摘要：笔者论述了种苗产业化的主要组成要素，并综合分析国内外种苗产业现状，分析认为北京种苗产业发展的问题主要涉及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产业链条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销售模式单一化、服务和标准体系不完善、产学研联合体不健全等方面，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北京种苗产业的发展策略，主要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强调控、发展北京特色花卉品种、细化产业分工、构建花卉种苗质量标准体系和认证机构、开展服务体系建设及建立产学研综合体等主要对策等，旨在为北京市种苗产业化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 ：花卉种苗；产业化；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S68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14-0041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Flower Seedling Industrialization
of Popular Flowers Variety in Beijing
Li Zijing, Chen Xiao, Dong Aixiang, Yi Caijie, Cong Richen
(Beijing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Greening Plant Breeding,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Essential factors of flower seedling industrialization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indicated that the problems of flower industry in Beijing were deficiency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flowervariety, incomplete flower industrial linking, unsoundness of law and regulation, simple model of sale,imperfect system of service and standard, and deficient of production-college-research union. Strategies ofdeveloping flower seedling industry were suggested, such us reinforc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cultivatingBeijing- characteristic flower variety, refining industrial division, establishment of flower seedlings qualitystandard system and certification institutions, developing service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flower seedlingconsortium, on the base of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flower seedling situ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policydecisionbasis for flower seedling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Flower Seedling;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 Strategy
0 引言
花卉是当今世界的朝阳产业，花卉种苗业是花卉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园林花卉种苗产业的发展，服务于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符合北京市城市功能定位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有利于北京市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
种苗产业化是园林花卉种苗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花卉种苗产业化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其发展涉及花卉品种的研发、科研与生产、贮藏与流通、销售和交易等各个领域[1]。因此，种苗产业化不是简单的种苗产业规模化，还应包括市场供求信息化、科研生产密切化、政策法规导向化、社会服务系统化、生产技术现代化、产业规范法制化、品种良种一流化、民族品牌国际化、产业分工专业化、种苗质量标准化。为促进北京市园林绿化植物种苗产业的发展，笔者综合论述了国内外花卉产业化现状和优势，分析了北京种苗产业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发展种苗产业的主要对策。
1 北京花卉种苗产业化现状
北京花卉种苗产业萌芽阶段始自20 世纪80 年代。起步之初，生产靠散户，品种靠引进，经营靠商贩。为培植花卉业的发展，推进农业转型和生态建设，北京市委、市政府将花卉产业列入北京现代农业“221 行动计划”，通过完善花卉市场体系、联合产学研机构、整合花卉资源信息等途径，推动花卉产业有序、稳步发展。
进入21 世纪以来，北京市花卉种苗产业生产面积稳步快速增长，2011 年北京花卉种苗生产面积已达4667 hm2，相比2006 年产值增长逾1 倍（表1[2-4]），年产值达1.39亿元，从事花卉贸易的公司达30余家[2]。
北京花卉产业格局雏形基本具备。首先，北京花卉种苗生产结构逐步成型，即以盆花为主（总产值的43%），切花、草花、种球种苗、树木种苗为辅的产业结构。其次，北京花卉产业区域布局日趋完善，即逐步形成了朝阳丰台的都市型花卉农业模式；通州花坛花卉和特色苗木产业区；顺义高丽营宿根花卉产业区，赵全营特色苗木产区、鲜花港中高档盆花生产基地；昌平和大兴的现代花卉生产和树木种苗生产区；远山区的球根花卉及高海拔地区的冷凉花卉。再次，北京花卉销售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交易平台基本形成，花卉营销形式呈现多样化，大型花卉交易批发市场和花卉销售网点形成以点带面、星罗密布的局面，新的交易方式如网购、邮递等形式亦逐渐产生[3]。北京市花卉苗木消费量的巨幅增长为北京市花卉产业集群发展奠定了基础[5]。
北京花卉苗木产业的生产水平逐步专业化。专业化程度主要体现在集约化的管理、先进的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以及现代化的设施（滴灌、土壤消毒、水质纯化）在花卉育种、生产和栽培等各环节的应用。
北京花卉种苗生产区域化和专业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当前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进行产业现代化升级。
2 国外花卉种苗产业现状及特点
花卉种苗或花卉的产业化，是指将花卉的生产力通过现代化的手段达到最大化，提高产能和效率，并通过完备的市场体制或组织机构将花卉的流通、认证、交易等环节整合联动的过程。花卉产业在发达国家已得到了长期而充分的发展。荷兰、美国、哥伦比亚等国家已经形成了完善的花卉种苗产业化体系[6]，这些国家的成功模式值得深思和借鉴。
2.1 种苗市场体系的现代化
美国是全球花卉生产和消费最大的国家，花卉年消费额超过10 亿美元。依托完备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美国的花卉种苗产业高度发达，市场体系十分完善[6]。美国的产业模式是花卉产业化市场化的最高代表，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流程为基础，其网络化、层次化、专业化市场体系是无可比拟的。
荷兰的花卉市场已达到国际化的水准，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流的花卉流通机制，其花卉流通可实现在24 h之内运达世界各地销售网点。建立完善的市场运行秩序是实现花卉商品价值的根本保证[7]。
2.2 种苗服务性组织的专业化
种苗服务性组织的发展是花卉市场良好的剂和催化剂，是链接生产和销售的重要纽带，是种苗产业化和信息化的必然趋势。
哥伦比亚的花卉种苗产业模式是服务性组织主导市场模式。哥伦比亚是典型的新兴花卉强国，从20 世纪60 年展至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花卉出口国，年创汇4 亿多美元[6]。服务性组织提供更多更广泛的种苗市场信息，解决生产者的销售、流通及售后服务问题等。哥伦比亚的花卉协会是全国性组织，通过收集世界各地的花卉生产、销售、科研等各方面的最新信息，保护花卉出口商的利益，并聘请花卉栽培专家、植保工作者进行顾问指导，制定花卉生产的规划与计划，协调引导花卉生产者有计划地按需生产，同时还组织开展技术培训，提供技术服务。
2.3 种苗营销机制的创新
以荷兰为例，荷兰花卉种苗产业特点为拍卖市场体系与生产公司的结合模式。荷兰是公认的世界花卉强国，是世界上花卉种植产值和贸易额最高的国家。荷兰发达、高效、完备的销售机制是其种苗产业化经营的引擎。目前荷兰有7 个拍卖市场、数以万计的批发和零售企业或网点，形成市场和生产紧密结合的产业化经营机制，诱发巨大的产业集群效应[8]。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荷兰的拍卖市场运营模式。拍卖市场是荷兰花卉产业价值链上的核心[9]。拍卖行是荷兰多家花卉生产公司的共建股份联合体，除了完成本国产品出口以外，海外花卉也来荷兰拍卖后发往世界各地。通过拍卖市场模式的运营，使荷兰迅速成长为世界花卉翘楚。拍卖市场的优点不言自明，首先，拍卖市场明确而严格的质量标准和检测体系提高了花卉质量；其次，交易效率高、费用低，并且保证了质量，实现了保鲜、包装、检疫、海关、结算、运输等环节的一体化，缩短交易时间；再次，具备权威的价格调节机制，严格的质量鉴定将花卉分级，并具有很强的社会公正性；此外，促进了种苗生产的专业化和现代化；最后，实现了种苗产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围绕花卉拍卖形成了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信息收集与、加工保鲜包装运输等完善、结算检疫出口等社会服务机构。
荷兰是全世界率先对农业关联企业实施价值链管理模式的国家之一，其发展花卉产业依赖于高度的专业化大生产和科学的社会化分工，依赖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科研推广与市场需求的高度结合，依赖于各种健全的花卉中介组织，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和决策的强力支持[10]。
总结国际种苗产业发达国家的特点，不难发现其相通之处，即均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高效的花卉流通体系、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集中成片的种植区域和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11]。
3 北京市花卉种苗产业存在的问题
北京花卉种苗产业30 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依靠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科技创新资源，北京逐渐成为全国三大花卉种苗消费中心之一，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花卉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然而北京花卉种苗产业仍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
3.1 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新优品种
北京乃至全国花卉种苗产业不可回避的现实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花卉种苗的新品种权是中国花卉产业发展的技术壁垒，致使国内园林绿化所需品种大多需要从国外引进，尤其是主流切花和盆花品种几乎被国外花卉种业商垄断，为此中国无形中支付了高额的品种权费用[12]。
花卉新品种培育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花卉产业实力的主要指标[13]，新优植物品种的培育不仅关乎目前的国际花卉产业利益分流，而且决定了花卉种苗产业未来的发展与进步。
3.2 产业分工不明确，产业链条不完善
北京花卉种苗产业的区域布局虽日渐完善，但各生产单元的生产规模与方向仍然处于无序状态，生产规模盲目扩大。多数企业为规避市场风险，以花卉品种种类多而全的方式经营为主，应改变大而全的现状，向少而精的方向努力；企业产供销的职能配置不利于专业化生产的全心投入。而产业链条的不完善则表现为诸如缺乏完善的市场物流体系、缺乏网络营销统一平台和信息平台等。
3.3 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品种保护意识
目前，国内花卉生产标准化的相关法规还未出台。国内传统的花卉生产方式，以及对国际花卉贸易技术要求的意识淡薄，阻碍了国内花卉出口贸易的发展。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法律法规的缺失，以道德约束力为行为准绳的社会秩序常受到侵权行为的迫害，集中表现在对自育品种的保护意识淡薄，导致许多优良品种被无偿栽培和交易，尽管采取维权手段也很难得到可观的资金补偿。
3.4 销售模式单一化
花卉种苗企业多依靠“坐地商”的销售模式，如超市或花店的销售模式、树木种苗的坐地商模式等，主动营销模式少见尝试。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和云南等地已有花卉拍卖的销售模式的尝试，如北京莱太花卉拍卖市场和云南斗南花卉拍卖市场。
3.5 信息服务体系不完善
缺乏销售中介组织和信息服务机构等。公共信息体系的建设不仅能够解决生产供需的矛盾，而且对资源节约和产业合理布局及良性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种苗生产信息和价格信息等需要服务组织的中介桥梁作用实现共享，新品种研发后的成果转化也可通过服务体系建设而得到加强。服务体系的建设应包含生产技术开发、病虫害咨询与防治、质量检验机构和售后服务机构的配置与构建。
3.6 花卉种苗标准体系和认证制度不健全
花卉种苗的质量是决定种苗销售量的根本因素，认证环节是在销售方和购买方之间的独立质量认定，能够客观地对苗木质量进行评价和定级。当前市场上的花卉种苗类型和品种繁多，规格不一，形态各异，目前颁布的主要花卉种苗等级标准均为行业推荐性标准，实施面不大，对产业发展的指导作用不明显。此外，生产技术标准是对种苗生产过程的指导和控制，病虫害是影响花卉种苗质量的关键因子，而现有涉及以上两者的种苗相关标准几乎为零，亟待加以研究和制定。
认证机制是花卉种苗产业走向规范化、精品化和国际化的基础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花卉认证形式已发展成为对企业或生产者的认证、花卉生产环保认证、有机花卉认证等多种形式，荷兰、美国、德国、新西兰、国际花卉贸易组织等国家和组织均建立了成熟的花卉认证体系和机制[14]。通过花卉认证后的花卉种苗，可以获得更丰厚的经济利润，增强花卉种苗或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促进国内花卉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15]。
3.7 产学研严重脱节
产学研一体化是生产、科研和教育机构的充分合作与联合，而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产学研三要素通常是脱节的。通常情况下，生产企业或单位轻科研重经验，而科研和教育机构则重科研轻转化，甚至科研内容缺乏实用性，导致多年来的花卉种苗生产依然科技支持率不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花卉种苗的相关生产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的研究不容忽视；成果转化是最终目的，所以科研成果应走向生产一线，转化成实际效益。
4 北京花卉种苗产业化发展对策
北京的花卉种苗产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发展，取得可喜的成绩，已进入待调整和转型阶段。花卉种苗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加速产业化进程和产业转型，由粗放生产向产业分工转变，由泛标准化向质量认证型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传统经营型向现代信息化营销型转变[3]。在花卉种苗产业的重要转型期，必须不断强化对花卉种苗产业化的认识，建立和完善国内花卉产业化创新体系和机制，为北京花卉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4.1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
政府应为花卉种苗产业化发展服务，发挥整合资源的作用，制定执行花卉产业扶持专项政策，加强花卉产业链建设，在花卉育种研发、品牌构建、物流配送、售后服务、花卉种苗产业文化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规范花卉种苗产业竞争，建立健全有关花卉产业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和引导相关协会、质量标准体系和认证机构建设，根据北京地区的气候、资源和市场情况，因地制宜地规划北京花卉种苗产业发展布局。
4.2 发展北京特色新优花卉产品的培育与研发
新品种培育是花卉种苗产业发展的根本，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的花卉种苗产业化是伪产业化。国际花卉产业的竞争，实质上是花卉品种的竞争，拥有新优品种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产生高附加值。同时，在新品种研发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品牌效应，如何使花卉品牌深入人心、赢得信誉更值得深入研究。此外，应结合北京地区气候和市场特点，集中发展优势品种，形成北京地区产业特色。
4.3 细化产业链分工
构建花卉产业价值链可增强花卉企业的竞争力。产业链细化分解为一系列相互独立和相互联系的环节，将使不同环节高效增值。北京应着力促成花卉种苗育种、生产、营销、推广、物流、服务等各环节的分工与合作，在形态上表现为独立公司专营，由行业协会协调衔接。产业分工的细化使各单位主体能够专攻某一领域的研发或经营方法，有效提高经营效率或技术水平，有利于花卉种苗研发、生产和流通的现代化，延长并拓宽产业链。
4.4 构建花卉种苗质量标准体系和认证机构
标准体系的构建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科研、生产等部门的广泛积极参与，加大花卉种苗生产技术和检验检测类标准的制定和已有标准的实施力度，推行花卉种苗标准化生产，建立健全认证机构的核心作用，建立高效监督执行运作机制，实现花卉种苗生产的规范化，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应加强对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研究工作，促进与国际接轨。
4.5 开展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目前北京缺乏花卉生产经营信息的共享渠道，花卉种苗生产经营者与需求者均难以获取即时广泛的信息。应大力推进花卉种苗信息网络体系建设，以花卉研发机构、生产企业、种苗市场为依托，促进信息中介机构、企业策划、技术咨询、拍卖市场、信息网络平台的发展，完善服务体系，为产业化生产和流通提供即时信息和市场趋势分析，提高产业化运作效率。
4.6 建立产学研联合体
花卉产业发达国家的花卉企业均设有相关科技情报和研发部门，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科研，着力发展自身软实力，增加专利储备，而北京的花卉企业并非如此。另外，北京的科研和教育机构科研成果的转化力度不足。“产学研联合体”可理解为产业界、高校和科研院所组成的科研联合体，产业内的大企业和具有技术优势的科研院所、高校实施强强联合，将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实现研究成果向生产、销售的成果和效益转化，同时验证市场需求方向和趋势，将成果转化的收益投入到品种与技术研发中，形成研发、生产、销售、再研发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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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月出版（ISSN1007-9084，CN42-1429/S），邮发代号：38-13，每册定价25元；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有限公司，国外代号：bm6551，每册定价20美元。联系方式：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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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蔬菜》
本刊依托上海雄厚的科技和信息资源优势，立足华东，面向全国，旨在为广大蔬菜生产者、经营者提供科技支持和准确的市场导向，从而促进我国蔬菜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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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知识产权的百合新品种不被市场认可，百合种球国产化水平低，已成为制约我国百合种球产业发展的瓶颈。
种质资源开发明显不足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穆鼎说，进行百合新品种培育，首先要进行种质资源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目前我国百合种质资源保存量最多的是云南省农科院，但其种质资源量最多也不超过300份。而这300份种质资源中，很多种研究的也还不够，许多情况还没有完全掌握。
荷兰之所以成为百合种球大国，得益于他们丰厚的种质资源。今天，荷兰国际植物育种中心已收集保存了2000余份百合种质资源，是迄今为止全球百合资源保存量最大的机构。荷兰百合育种专家们不仅对2000多份种质资源了如指掌，对其相互之间杂交能否成功育种都一清二楚。迄今为止，已发表数百篇百合育种方面的权威论文，并对各个品系之间的杂交方式、亲本来源等都做了详细的图解。
实际上，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百合资源分布中心，有许多性状优良的百合原种可用于新品种的选育。目前，全世界百合杂种系很多都是利用了我国的百合遗传资源为亲本杂交育成。然而，我们国内对这些丰富的资源却没有充分的利用，实为可惜。
新品育种速度过于缓慢
穆鼎认为，搞百合育种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成功培育出一个百合新品种并把它推向市场，至少需要10年时间。“在所有杂交材料都齐全的情况下，若看到一个不错的性状，挑出来让其成为开花球便需要3年；还要再进行检测、登记、DUS测试、申请新品种保护等。即使立即进行扩繁，得到脱毒原种，这一过程又需要3年；再利用脱毒原种进行鳞片扦插，把它变成商品种球，推广给生产者试种，再将其推向市场又需要3～5年。加起来一共9～12年。在这期间任何一环节出了问题，都得重新再来。”
穆鼎介绍说，荷兰做百合育种已有上百年历史，而国内进行育种研究不过才二三十年，研究深入程度肯定不够。如果只是在国内闭门造车，不很好地汲取荷兰等花卉发达国家的育种经验，要赶上荷兰的百合育种速度恐怕只是天方夜谭。如果我们的百合种球永远只停留于“拿来主义”，那么百合切花生产将长期处于被动地位。
新品种难获市场认可
新品种的价值取决于市场的认可。目前全球登录的百合品种共有8000多个，每年市场流通的品种只有500多个，而中国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品种获国内外市场认可。
穆鼎说，一个百合新品种能否被市场接受取决于它的观赏性状和农艺性状的结合程度。在育种方面，虽然我国科研人员育出了一些抗性好的新品种，但这些外观没有经过打造的新品种市场竞争力比较弱，消费者不认可。生产者更愿意去种植从荷兰进口的种球。由此看出，在花卉育种方面，观赏效果还是排在第一位。只有消费者接受了，才有市场，才能说明育种获得了真正成功。
严重依赖进口种球将面临巨大的风险。一旦荷兰种球出现质量问题，我国的百合种植者将面临无球可种或承担合同损失。因为国内种植者多为小型花卉企业或散户花农，鲜有能力与荷兰的大公司打官司。2007年就曾有报道，云南部分花企和花农因购买荷兰菲尔蒙贸易有限公司的腐烂霉变种球蒙受巨大损失。
艰难中取得初步成效
尽管国内百合种球育种研究面临诸多问题，但在业内专业人士数十年来的努力培育下，还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2005年，我国首次培育出了两个综合性状均优于荷兰的东方百合新品种，并已申请新品种保护，对我国的百合种球国产化进程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文化的重要性
旗袍以其丰富的文化，流畅的线条和丰富的图案，最能展示女性之美，最具有中国传统特色，最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服装，一直受到女性的追捧和青睐。在逐渐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它不断改良，成为一种非常优秀的民族服饰，成为了东方女性美得一种典型的象征。国际贸易使得我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越来越趋同化。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文化艺术、语言表达似乎都在朝相近的方向靠拢。这样，探讨民族服饰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变得非常有意义。作为年轻的一代人，我们有责任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并且要与时俱进发扬光大。
旗袍图案发展的现状
近些年来像 “东北虎”和“上海滩”“源Blanc de Chine”“玫瑰坊”这些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主要是这些品牌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上，不断创新，从而使得该品牌保持了持久不衰的品牌魅力。但是在图案运用中也存在着普遍问题，就是没有将图案的文化深入到商品的每一处细节之中。这样就无法传达出这些元素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对面料图案的分类，来说明图案的传承与创新：
纹样的传承
我国的纹样大多是富含深刻寓意的，而且几乎到了“图必有意，意毕吉祥”的程度。传统吉祥图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祁吉纳祥的吉祥主题文化底蕴。传统服饰吉祥图案虽变化多端、形式万千，但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和人文哲思精神。
植物纹样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植物纹样逐渐成为主题纹样，到了唐代植物纹样充分发展，形体饱满、色彩华丽。到了宋代植物纹样由唐代的装饰风格转变为宋代的写实风格。明清时期的纹样成为雅俗共赏的装饰纹样。NE・TIGER主题为“华・宋”的2013春夏高级定制华服会，将宋代淡雅高贵、简洁婉约的服饰文化呈献给我们，展示了中国至臻高贵的华服设计和极致珍惜的服饰工艺所能承载的文化内涵。作为中国服饰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NE・TIGER致力于复兴中国奢侈品文明，新兴中国奢侈品品牌。
纹样的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地方"传统吉祥图案经过历代的发展演变，已带有浓郁的中国韵味和深厚的民族烙印，但在现代设计中，对传统吉祥图案，我们也不能一味的拿来主义，而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创新运用。
1.变形运用
吉祥图案是历史的产物。由于受到各个历史时期人文及技术等条件的规范与制约，其图案的形象虽然已是脱离自然形态的装饰形态，但总体而言具象比较复杂。尤其是近代图案更是堆砌繁琐，不适合现代服饰装饰的 简洁明快、适度装饰的审美及实用要求。因此，吉祥图案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必须结合现代设计手法进行一定的变形整理。吉祥图案的变形整理，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简化归纳。 即是将复杂繁琐的吉祥图案形象经过简化概括等手法的处理，由繁入简，使之成为简洁明快的图案形象。其主要方法是归纳变形。归纳变形：是将吉祥图案过于繁琐的外形、结构以及过于堆砌的添加花纹省略掉，保留其大的形态特征和主要的装饰花纹，使吉祥图案单纯化和平展化，简洁大方又不失原有图案的装饰美感。例如2012上海滩春夏系列以“浴火凤凰”为名，为现代中国之重振而喝彩。借助凤凰，这一神鸟的隐喻意义，“浴火凤凰”描述着一个历史悠久、富于创造力的文明古国的蜕变――从曾经的贫瘠而变身为今天的全球领跑者。他们将凤凰图案简化，提炼出凤凰的羽翼形成隐约的图形。
2.分解组合
吉祥图案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应用时，可以将其分解打散，将其中的某些构成元素提取出来，根据设计意图及实用要求，遵循现代服饰简介、明快的审美特征重新进行组合设计，使之成为具有现 代服饰装饰特征的全新图案，其分解组合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异域图案的分解组合：将西方图案进行分解，再同我国传统吉祥图案进行合理组合运用，产生中西合璧的效果。在西方花卉图案中一些最让人耳熟能详的图案如代表欧洲洛可可艺术样式的玫瑰花，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西番花，法兰西徽章花卉百合花，欧洲壁毯中经常使用的小碎花等和中国的梅、兰、竹、菊、牡丹等花卉进行组合。这些新的组合的纹样在数码印花的丝绸中最为常见，一般运用于比较现代的，日常穿着的旗袍当中。
同质图案的分解组合：指将不同时期或不同品种的吉祥图案进行分解，利用分割构成的方法重新组织，从而构成全新的，符合现代审美观并可用于现代服装装饰的服饰图案。
总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