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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拥有较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良好、健康的经济可以提升技术与科技，帮助抵御恶劣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过快或不健康发展会损坏生态环境平衡，破坏生态环境自愈或供给能力，造成环境恶化、资源供给降低等问题，引起政府干预，生态环境系统便通过环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馈制约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给能源的形式参与经济系统活动，而经济系统活动主要以“三废”回流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通过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而生态环境又受到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影响.只有当两个系统互相以积极的效应抵消掉消极效应，形成协调、健康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与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2）经济发展会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首先就是对“三废”进行合理的控制，然而，单纯的控制一方面增加了环境承受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浪费了资源.所以，对“三废”控制并加以利用可以改善环境质量.
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为人类提供了多元多样的生业选择，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经济形态。本区大致可再分为几个亚自然地理单元(亚生态区域):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与辽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区南部的黄土苔塬、丘陵谷地等。这些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又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也各有所别。现今的科尔沁沙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扩张与收缩和农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区以牧业为主，其间斑点状分布着一些农耕区。七老图山脉以东、努鲁尔虎山以北、大兴安岭山前山地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广布着黄土地貌。黄土可耕作性强，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适合旱作农业。燕北西辽河地区的黄土地貌以黄土丘陵、台地为主，黄土地貌起伏和缓。这样的地貌比黄土高原更适宜发展旱作农业，这也是该地历史上农业出现多次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农区，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种杂粮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滩种植水稻、小麦等。现今的燕北西辽河地区为典型农牧交错区，大体说来，北部西北部草场与牧业占较大比重，而南部和东南部耕地较多，农业占主导地位。其中，有许多地区农牧相间，或同一地区兼营农牧业。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以及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必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经济形态兼具农耕、渔猎、游牧是自然而然的。远自史前时代，东北地区就以渔猎文化著称，由于地理上的近缘关系，这种渔猎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响到周围地区，特别是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北上西辽河流域，影响和推动着燕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深刻变化，来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苏秉琦与郭大顺先生均有论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明显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乃是后冈二期文化与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继承者及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组合融汇而成［。稍晚时期，西部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兴起后，逐渐向东扩及西辽河流域，使这里进入农牧交互演替或农牧并重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辽河地区容易受到周缘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环境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混合”经济形态。从生态文化学角度看，混合经济形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在各种经济活动比例适当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自然要素的压力，从而缓解人类生存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兼有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以及处于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尽管其比重也有变动，但多样性始终为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对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形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没有发生后来那种因大幅度农业开发而导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发展的基础才得以保持，从而出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历时很长的史前文化发展高峰。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①。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①，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距今约4000～3000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主要指温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根据文献记载③，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军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我们也看到，人类在自然面前能够选择。一个特定的生态区域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给人类提供发展多种生业方式、经济类型的可能，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进行选择。比如辽金时期和清代，出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等诸方面的考虑，辽王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在发展牧业的同时，做出了鼓励和促进农业的政策决定，由此出现了本区历史时期的两次农业发展高峰。除了因社会缘由做出的选择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选择，即环境压力下的选择。以红山文化为例，距今5500年左右，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降温干旱事件，在气候变迁的压力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依靠技术积累和生产进步，做出了加大农业比重的选择，将红山文化的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因此，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取决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决定生业模式，经济形态随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另一方面，人类对经济活动能够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着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会，自然环境对生业模式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会，经济形态更多地决定于人文和社会因素。红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区采集、渔猎、原始农业并存的经济形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资源的禀赋特征;而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辽金及其以后，经济形态的结构更多地取决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北方草原民族成为该地区的主体居民时，游牧经济往往居主导地位，而当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农耕文化北上之时，本区的农耕成分则明显上升。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与人类对经济形态的选择及经济活动的强度有很大关系。顺应自然环境特点的选择能够减轻和降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与破坏，违背自然规律的选择会导致环境退化，削弱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燕北西辽河地区属生态脆弱带，其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尤须慎重，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一般而言，相对于采集、渔猎和游牧经济，农业对自然的干扰强度更大，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更严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农业垦殖，这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辽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相当发达，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种类、发现的粟黍等作物遗存和储藏粮食的窖穴、耕作面积、遗址密度和数量、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反映出这是一支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区，其村落密度甚至超过了现代。过渡的农业垦殖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恶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辽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农业开发，同样加重了环境的压力，辽晚期和金代，其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经过元明两代的恢复，至明末清初，燕北西辽河地区的自然环境重现生机。清代民国时期，来自内地的民众在西辽河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将大片草场和荒地辟为农田;为建造房屋、烧饭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进而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生活环境，造成水土侵蚀和沙漠化加重，导致风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增多，这一切反过来又危及当地农牧经济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形成了恶性循环。清代以来燕北蒙地农业多为粗放式生产方式，具有短期掠夺性特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在汉人影响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实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转营农业，并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一步加重了自然环境的载荷。明清以来，我国的气候迎来一个新的干冷期，这种干冷变化在燕北西辽河地区是比较明显的。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叠加了人类不合理的、过度的农业开发，结果导致这一地区内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银行稳健经营是在保证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银行的最大盈利性。国内外关于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监管对银行风险(或是银行绩效影响)的研究较多;而把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综合考虑，研究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监管对银行稳健性影响的较少。已有的对银行稳健性影响的研究基本上是独立展开的。
(一)宏观经济环境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
BarryEichengreen和CarlosArteta(2000)研究发现，信贷规模的增长会导致银行危机的出现［1］;BorioFurfine和Lowe(2002)发现，存贷差、贷款损失准备的顺周期性特征会放大经济波动;SebastianEdwards(2004)认为，外来资本的过度流入降低了银行体系的稳健性;SaibalGhosh(2010)选取印度银行为样本，研究信贷增长和银行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信贷增长会降低银行稳健性;DenizIgan和MarceloPinheiro(2011)以90个国家银行为样本，发现信贷膨胀和银行稳健性存在正相关关系［2］;WahyoeSoedarmono等(2011)以12个亚洲银行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银行业市场竞争越激烈，银行稳健性越差;Dib(2010)、Chris-tenden等(2010)的研究表明，正向的宏观经济冲击会增加银行信贷，但宏观经济冲击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
(二)政府监管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
关于银行准入监管主要是从特许权价值角度进行分析。Furlong和SimonH．Kwan(2006)、李燕平和韩立岩(2008)、尚文程等(2012)发现，特许权价值会减少银行风险［4］;而Fisher和Gueyie(2001)等发现，特许权价值会增加银行风险。后一种观点也不是对前一种观点的否定，他们认为特许权价值减少银行风险必须符合特定条件，否则特许权价值会增加银行风险。而后许国新和石琴(2009)、彭寿康和戴亭园(2011)、曲洪建等(2013)发现内生性的特许权价值会降低银行风险。资本监管制度通过规定最低资本要求，缓解了银行风险，维持了银行系统的稳健性。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Pasiouras(2008)实证研究发现，资本监管能够提高银行效率;FotiosPa-siouras等(2009)实证分析发现，资本监管力度加强会降低了银行成本，从而提高银行绩效;宋琴和郑振龙(2010)的研究发现，资本监管能够有效降低银行风险。然而反对的观点依然存在，Shrieve和Dahl(1992)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不仅降低了银行效率，而且会增加银行风险;蒋海和王丽琴(2011)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强化了银行资本监管效果，但也增强了银行风险，这与监管当局初衷相违背［5］。现行的存款保险制度主要有两种: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和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现有的研究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关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由于该制度为存款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即使保障是不完全的，存款人对风险监督动力也会削弱，这一结论得到很多研究的支持，GeorgeG．Kaufman(1996)认为，政府监管和银行安全网削弱了存款人对银行监督的动力;Nier和Baumann(2006)的研究发现，未保险存款能够约束银行降低风险，但是当政府给银行提供保护时，这种风险的约束效应降低。关于隐性保险制度，张正平和何文广(2005)认为，隐性保险制度会增加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Imai(2006)对日本商业银行的研究发现，隐性保险制度会降低银行风险的约束效应;曲洪建则发现，隐性保险制度削弱了银行稳健性，且隐性保险制度覆盖全部银行。从国内外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学者们关于银行稳健性的研究只是强调银行风险或者是银行绩效，很少涉及银行流动性，而关于其影响因素只是强调宏观经济环境或者政府监管中的一个方面，很少有关于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监管对银行稳健性(风险性、盈利性和流动性)共同影响的研究。本文认为银行稳健性包含三个方面内容: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共同决定银行稳健性状态。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银行风险、银行绩效和银行流动性指标度量银行稳健性，研究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监管对银行稳健性的共同影响。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选择16家上市商业银行①2006—2012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其中，资本监管的数据根据银监会年报整理得到，其他数据由上市商业银行的半年报和年报整理得到。
(一)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认为，银行稳健经营应该包含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三个方面的内容，所以，选取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净资产收益率、成本收入比、流动性比例、存贷比六个指标考察银行稳健性。本文对银行稳健性的所有指标以均值和标准差为基准进行标准化，然后进行算术平均合成银行稳健性指数BSI，其中，由于不良贷款率、成本收入比和存贷比对银行稳健性的贡献为负，因此，先对三个指标取倒数，再进行标准化和算术平均合成。2．解释变量。关于资本监管的度量，Shrieve和Dahl(1992)、Jacques和Nigro(1997)、李维海和王营(2010)都是设置虚拟变量考察资本监管力度，与他们不同，本文构建资本监管指数度量资本监管力度。关于隐性保险的度量，与李燕平和韩立岩(2008)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国家对于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隐性保护比较多，因此，设置虚拟变量对其性质进行控制，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为1，其他为0。关于宏观经济环境，选取GDP增长率、信贷资金增长率、上证指数三个指标。
(二)回归模型的构建
以银行稳健性的指标BSI作为被解释变量;以FV、RGEI、DIS、GDPGR、CFR、TSCI为解释变量，构造中国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模型如下:BSIi，t=β0i，t+β1FVi，t+β2REGIi，t+β3DISi，t+β4GDPGRi，t+β5CFRi，t+β6TSCIi，t+ηi，t(1)其中，BSIi，t代表银行i在t时期的稳健性不同度量指标，β0i，t是截距项，β1、β2、β3、β4、β5、β6分别代表特许权价值、资本监管、隐性保险、经济增长、信贷变化、股市波动对于银行稳健性的回归系数，ηi，t是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文后表2列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特许权权价值、GDP增长率、信贷资金变化率和上证指数相差较大;特许权价值最小值为0．995968，最大值为1．786764，说明银行准入以后，由于银行经营状况的不同带来了特许权价值的差异;GDP增长率最小值为0．076858，最大值为0．233981，说明经济波动幅度较大;信贷资金变化率最小值为0．032714，最大值为0．266470，说明信贷资金的量也是不断进行调整的;上证指数最小值为1820．8，最大值为5261．6，说明股市波动性较强。
(二)相关性分析
研究发现，被解释变量银行稳健性与解释变量政府监管、宏观经济环境有一定的相关性，说明基本符合回归分析的要求。而部分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较大的情况，说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进一步检验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进行VIF检验，研究显示，VIF最大值为5．716，最小值为1．005，都小于1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1．FV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38．7%，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特许权价值的自律效应没有显著提高银行稳健性。从已有的研究结果看，特许权价值能够约束银行行为，降低银行风险。本文研究银行稳健性既包含银行风险，也包含银行绩效和流动性，说明特许权价值对银行绩效和流动性的影响较小，从银行稳健性的整体看，二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关系，也符合商业银行现状。
2．REGI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4．3%，通过置信度为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资本监管力度增加可以显著提高银行稳健性。资本监管是提升银行体系稳健性、维持银行业公平竞争的主要手段，监管力度的提高，增强了银行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可以使银行及时冲销由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从而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减少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维持整体银行系统的稳健。
3．DIS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8．1%，通过置信度为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隐性保险制度能够提高银行稳健性。隐性保险制度对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保护效果明显，而对其他银行的保护效果不明显。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国家为了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顺利实施货币政策，会通过财政注资、不良资产剥离等措施保护其发展，这些保护提高了银行稳健性，但也增加了银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隐性保险制度从短期看效果不错，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不利于四大国有银行提高核心竞争力，也不利于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4．GDPGR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6．4%，通过置信度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国民经济增长可以显著提高银行稳健性。当宏观经济发展处于繁荣期时，一方面，企业发展状况较好，企业贷款能够及时偿还，银行的盈利水平上升，银行风险下降，银行稳健性提高;另一方面，银行利率下降，企业债务负担减轻，企业抵押贷款价值上升，将导致银行风险水平下降，银行稳健性提高。
5．CFR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0%，通过置信度1%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信贷资金的增长会降低银行稳健性。信贷资金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调整的主要手段，信贷资金数量一般是逆经济风向调整，经济繁荣时控制信贷资金数量，经济衰退时增加信贷资金数量。信贷资金数量增加意味着原来不符合贷款要求的银行也会获得贷款，而这部分贷款变为不良贷款的概率提高，银行的风险加大，银行绩效降低，银行稳健性降低。
6．TSCI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94．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股市波动对银行稳健性没有显著性影响。从理论上说，银行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在资金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银行信贷资金与股市资金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有关的经济环境是指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未来经济走势等。国家的经济环境状况直接影响到网络教育的市场需求、投入和整体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当前普通高校继续教育面临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环境：
（一）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保证了对网络教育的持续投入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依然保持着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增加，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十报告中指出，过去十年期间，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国库殷实，居民收入稳定增加；同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在逐年增加，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首次实现4％，居民对教育的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加，企业内部的教育培训支出也持续增加，从而保证了网络教育的持续投入。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的要求为网络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十报告进一步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十报告同时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和升级，部分劳动力不得不选择新的工作岗位。他们在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之前，必须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科技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更需要各级各类劳动者和管理者不断加强学习和研究。网络教育为各类在职人员获取新知识、新技术甚至开展协同研究提供了最便捷的方式：通过网络教育手段，他们可以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利用业余、碎片时间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
二、社会文化环境与网络教育有关的社会文化环境
一般包括社会成员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教育水平、人口规模、年龄结构、人口流动性等。影响我国网络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统上学观念受传统文化影响
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且在教育的投入上不惜血本。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消费已经超过养老和住房消费，成为居民储蓄的最大目的。这种重视知识和教育的思想，构成了网络教育的市场需求基础。
（二）年轻一代的成长环境
现在的年轻一代成长在信息唾手可得的互联网时代，娱乐和学习在这一代中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他们习惯了使用网络和各种社交媒体工具；相对于面对面交流，他们更愿意在线发表意见和参与讨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和他们的前辈相比，学习方式必定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会更加适应和喜欢通过网络进行学习的方式。
（三）终身学习的理念深入人心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经济已经逐步取代工业经济，成为21世纪的主导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科技和知识成为经济活动甚至生活中最核心的要素。而科技和知识的最大特点是发展迅速，这种迅猛发展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全新的和不断变化发展的职业、家庭和社会生活。为了与这种变化和发展相适应，人们必须用新的知识、技能和观念来武装自己，必须持续地接受教育和学习。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的国际机构的大力提倡、推广和普及下，很多国家把终身教育作为本国的教育改革总目标；我国也大力推广和积极实践终身教育理论，将建设学习型社会作为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先后写入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报告，并作为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参与率达到40％左右”，并将“推进继续教育体系建设”和“健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并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终身学习的理念已经被包括决策层和普通民众普遍接受并积极实践。而“终身学习”的首选形式就是网络教育。
三、技术环境与网络教育相关的技术环境
是指能为网络教育顺利实施提供支持的信息技术水平、条件和学习者及从业人员对信息技术的运用程度等。以多媒体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是网络教育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具体来说，影响网络教育的信息技术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软硬件技术能为网络教育服务的软硬件信息技术
主要包括服务器、通信网络、多媒体技术和远程学习及管理平台等。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服务器的性能越来越强大。高性能的处理器、大容量硬盘和内存、基于PCIExpress和HyperTransport的近乎完美的系统总线架构等技术，保证了服务器在处理能力、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可扩展性、可管理性等方面得到极大的提升，为网络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硬件技术基础；融合了卫星广播网、计算机网络、有线电视网络等综合网络系统的通信网络为网络教育中各种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高清视频录制设备和技术、音视频转换、动画技术、多媒体数据压缩编码技术和视频直录播和点播技术，在网络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具备强大功能和良好易用性的网络学习和管理平台，在具有更强交互性的web2．0和web3．0出现后，为网络教育提供了完美的远程管理和虚拟学习环境，并通过“虚拟实验教学环境”实现实践和实验教学内容。另外，各种功能强大的即时通讯工具的广泛应用也为网络教育过程中的师生交互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目前，伴随着“云计算”出现的“教育云平台”是未来网络教育的基础架构。这种教育云平台包括了网络教育所必须的一切硬件计算资源、教学资源和教育社交平台，这些资源经虚拟化之后，可以向网络教育机构、从业人员和学习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教育云平台广泛应用会使得网络教育进入一个高质量、低成本、覆盖面广的崭新发展阶段。
（二）终端设备网络教育中的终端设备
是对学习资源进行处理、传递和接收的平台，也是学习者和学习资源之间、学习者和教师之间，以及学习者相互交流的平台。现阶段所倚赖的终端设备主要包括pc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高性能的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成为一般民众的生活必备物。据CNNIC统计，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3G和4G技术的普及、无线网络的发展和手机应用的创新促成了我国手机网民数量的快速提升。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便捷性和高性能不仅为现有的网络教育学习者提供了便利，更为网络教育提供了规模庞大的潜在学习者。
（三）学习资源学习资源是网络教育的核心
前文所述的软硬件技术和终端设备都是为处理、呈现和传输学习资源服务的。它为网络远程学习创造了一个虚拟的课堂环境，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材料，对学习活动进行管理，并对学习者给出学习结果评价。网络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学习资源建设的理念和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在此基础上，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和其它教育机构建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网络教育学习资源，为网络教育的质量提高并吸引更多学习者参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现阶段网络教育的学习资源完全实现了数字化，其特征主要包括非线性、超文本（超媒体）、动态性、交互性、海量性、易重组与易复制等，学习资源的类型包括设计合理、内容丰富、媒体多样、导航清晰的网络课程，高清视频课程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微课程。各种类型的学习资源能满足学习者对资源的知识组织、多样化、泛在性、可选择性、个性导航等需求，也能支持各种学习终端，真正实现随时随地、利用任何终端进行学习的“泛在学习”。
四、总结与建议通过对影响
我国网络教育发展主要环境的分析，我们能得出一些基本结论，即我国的网络教育正在得到政策、经济、社会和技术条件的大力支持，处于一个最佳的发展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如果以目前的节奏发展下去，网络教育虽然不至于会取代传统的全日制教育，但至少代替函授、夜大等继续教育形式，会成为各类成人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主流教育形式。尽管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网络教育的发展前景保持乐观，但是也不能忽视目前存在的问题，如学生支持薄弱、网络教育基础设施和学习资源大量重复建设、学习成本居高不下等。
（一）加强学生支持
如果说软硬件基础设施和学习资源等是网络教育的基础和核心，那么学生支持应该是网络教育质量的保障。学生支持包括学术性和非学术性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学习内容方面，后者包括技术、情感、经济等层面。有效的学生支持不仅能帮助学生及时解决学习中的困难，而且能帮助他们克服虚拟学习环境中的孤独感，增强存在感和成就感，提高学习动机，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的教育环境下，从幼儿园到大学，学生的学习一直在有老师现场教导、学习目标明确这一个真实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学生习惯了这种学习方式。一旦他们的学习时间、方式、任务和进程等完全由自己控制，许多人往往会不知所措，他们还不能完全适应网络环境下的自主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网络教育，无论是学历还是非学历，都存在强调基础设施和学习资源建设，而忽视了对学生的支持服务。
（二）强化基础设施和学习资源的共建共享
（一）社会经济条件。
美国环保主义者哈丁在《公地悲剧》中指出，每个人都力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忽视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承载量，公地悲剧的发生不可避免，个体的经济动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激化是公地悲剧和环境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无节制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使得某些人类共有的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严格的保护，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共有资源成为追求经济利益的牺牲品，整体的环境质量不断恶化，最终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法制基础。
一方面法律的社会化、系统化、政策化使得近代法律的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资本主义民法以私权为本位，在私法本位的观念下形成了法学的理论基础，但是这种传统的法律理念正受到当代法治发展的挑战，法律社会化正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向；另一方面公法不可干预私法的理念也日益弱化，在二者之间出现了过渡地带，新型的法律正是在这种土壤中找到发展的空间并且反过来又促进了二者的融合，这种融合也为环境法这种跨部门立法的范例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二、传统法律思想与实践应对环境问题的不足
我国的宪法中缺乏环境保护的实质根据，因为按照现代法治的原则，国家只有依据宪法才能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的责任，但是传统的宪法模式并没有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来确认，这样的直接后果是公民的环境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在有关环境权方面规定的缺失使得其它有关公民环境权保护的立法缺乏宪法依据，因此必须明确人们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适和优美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权，当然宪法中是存在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但是并未明确国家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责任或职责，这种不确定性也使环境保护过程中要求的集中统一的环境管理权难以实现，表现为现实中的多龙治水，效果却不明显。
有关环境权的属性问题学界尚无定论，主要有人权说、人格权说、财产权说和人类权说等，直接后果是传统民法理论在环境保护中相当的不力，当今社会中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法首推民法，但是传统的民法理论比如所有权理论、契约自由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这种绝对所有权、绝对支配权，使得个人为了取得利益而在订立契约时顾忌甚少，只有故意和过失才承担责任的过失责任原则使得对环境权益的保护难以落实，因为在我国环境要素为国家所有，当这些要素受到侵害的时候谁有资格进行权利诉求，这在传统物权理论里无法解决，而依照传统的契约自由原则不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也可以视为一种自由，国家不得干涉，更为严重的是现如今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往往是社会物质生产部门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负面产物，造成这种污染和破坏的企业或个人并无直接的故意和过失，按照过失责任原则其后果便是污染者无需承担责任，受害的利益无法得到补偿，保护环境何从谈起？可以说大多数的环境保护工作都是由环境行政管理机构来进行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作为管理管理者之法的行政法对环境的保护是否得力，传统行政法对于自由裁量权做出了较严格的限制这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问题极为不利，因为很多环境问题的解决在现有的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缺乏依据。另外行政法一直以来是以权力的行使作为其基本方式的，但是我们知道仅仅靠权力手段是不足以对环境实行有效地保护的，此外环境保护所要求的预防为主，预先采取措施限制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民事行为的需求跟行政管理的滞后性相矛盾，可以说当前的行政法对环境的保护是相当的不力的。当然，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恰恰说明了需要有新的法律规范来适应和满足环境保护和国家环境管理的要求，这就是环境法，可以说正是由于传统法不能满足而环境法可以满足现实的需求才导致了环境法的产生，那么这些需求到底是什么呢？
三、环境法得以应对不同层次的需要
（一）作为应对废旧品处理、环境工程设计、垃圾的回收利用等问题的环境法规、判决和条例是第一需要。
这也是环境法产生的直接原因，所谓的第一需要是因为为了应对各种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公害问题，相关的环境法以一种应急性的法规、判决和条例的形式出现，由于具体问题的类型多种多样变化万千，所以这一层次上的环境法的变化也就异常迅速，往往是问题已出现就会出现对应的环境立法，正如当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日趋严重的时候，相应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很快就出台了，又如日本50年代后期，由于伴随着产业活动而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在其国内各地相继出现了诸如骨痛病，水俣病等公害事件，于是紧接着在其国内出现了公害立法，《关于公用水域的水质保全的法律》等，不过这个层次上的环境立法内容主要涉及到相关的环境要素，而且总是等到状况出现后才得以反映，因此带有强烈的应急色彩，所以说是第一需要。
（二）使相关的环境政策与社会制度一体化、体系化是第二需要。
这也是环境法产生的间接原因，这一层面的环境法是建立在第一层次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在已有的各种应急性的和预防性的环境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将其与已有的社会制度一体化，并在此一体化过程中强调环境政策也必须要通过行政自由，行政裁量权，司法制约来实施，同时在实施过层中尊重各级政府权威，事实上这是一种程序性的体现，之所以要贯彻这一程序主要的是要在实质上使得已经制定的环境机制与我们社会的经济现实、传统财产权和国家能源政策相适应，当然由于在第一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情形下，将原本杂而无章的应急性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化，不仅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际上这也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而使相关的环境法律法规与现行制度协调统一的结果，这一过程的结果必然是环境法与现行的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国家能源政策的契合，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各种体制的优化和重组。
（三）环境法产生的终极需要是提出一种广泛的社会存在理念，提出一种广泛的社会对策问题。
关键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开采资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环境信息披露问题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务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生产过程是一个消耗过程，任何企业一旦投入运营必将消耗资源同时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它应把恢复和治理环境作为自己的义务，应积极对外披露环境信息。然而环境会计虽然在近30年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理论和实务尚不成熟，尤其是我国环境会计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没有形成自己的环境信息披露理论和特色。在企业层面、系统地披露其环境会计信息实务操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环境会计计量理论研究的不完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机制也正在形成“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企业使用环境资源，就必须对所耗用的自然资源和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不仅需要采用一定的计量手段量化在财务报表中，还必须确定一个合理的分配标准，将环境成本在使用同一环境资源的不同企业、单位和部门之间予以分配，以充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但是，由于环境会计计量理论研究的不完善，实务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合理的分配标准，使得企业很难反映和控制其环境资源及耗费和补偿情况。
2．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传统会计核算只考虑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很少考虑环境因素，现行的财务报表中提供的货币信息局限于能够按以货币计量的业务和事项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综合性。信息使用者无法了解企业的具体情况，由于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及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使得需用货币计量的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等信息的披露缺乏可操作性，这将直接影响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3．会计准则的制定未充分考虑环境责任和环境风险。传统会计理论对产品生产中环境成本未加考虑，在宏观层面上虚增国家财富，为此，建立一套环境会计核算体系，对经济发展中环境资源的耗费和补偿进行反映非常必要。但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对环境会计要素没有给子确认，由于缺乏环境会计行为规范标准，也无法统一环境会计核算的对象及披露模式，给环境信息的披露带来一些困难，现行的会计制度中，仅在企业“管理费用”会计科目中设置了“排污费”，和“绿化费”，项目，缺乏相应的核算体系。因此，应尽快制定有关环境会计准则，建立与我国环保要求相适应的会计核算体系，让企业如实记录和反映环境管理活动，充分披露其现实和潜在的环境责任及其面临的环境风险。
4．环境法规体系不健全不利于运用环境会计披露。在特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社会要求的可持续发展发生矛盾时，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的强制性要求，多数企业不会主动牺牲自身经济利益，也不会自觉地增加环境支出，即使增加了相关环保支出，企业也因怕损害其环保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仍不愿意主动向社会披露其环境信息，近年来，我国虽相继了一些与环境要素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环境法规体系仍不健全，内容笼统，与实务操作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立法的深度与广度以及执法的力度都需进一步明确和加强，这些因素不利于在实务中运用环境会计披露环境信息，传统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上述缺陷，无法完全适应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
二、现代会计应考虑环境信息的披露
在传统会计核算中，资产负债表对部分环境负债未作确认，利润表中同样未确认企业采取环境治理措施发生的支出，最终导致信息使用者不能客观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此，现代会计应增加环境信息的披露内容:
1．环境信息应纳入会计报表范畴。大量的环境信息，如环保经常性支出，环保研究开发费用，环保治理费用等可以采用一定的计量手段量化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负债的确认，以及利润表中成本与费用的确认，应充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尽管环境成本如环境污染补偿成本、环境损失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等被认为是社会成本部分，而非个别企业生产成本部分，但不久的将来人们会接受环境成本是企业总成本的构成，企业应对所耗用的自然资源和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付出一定的代价，其目的是考虑可持续发展，这一观念的转变将使环境信息被纳入会计报表范畴。
2．会计的作用在于提供企业经济和财务信息，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环境管理部门需要了解企业执行了环保法律法规的情况，评价企业的环境业绩。二是由于环境问题预示着未来的受益和风险，联系着未来的负债和费用，因而，许多投资者愿意将传统财务报表中的收益能力与环境信息联系起来进行各项财务指标的分析。而且，近来有些国家的投资者出现了将收益与环境并重地看待而不能只看中收益，投资对象的“绿色投资”趋向。三是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有的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信贷决策依据，甚至有的还成立专门的“绿色银行”了，把环境问题作为首要的方面考察。四是消费者与社会公众随着环保教育水平的提高，日益注重企业的环保形象。会计为了能使提供的信息符合上述各方的需要，势必被要求向国家各职能部门提供所需的环境信息。若会计消极对待环境信息的报告，与那些注重环境并在环境改善方面有所支出的企业相比，在对外报告中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不很理想，但无疑破坏了企业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将不利于环境保护。
三、构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目前，会计学界提出的绿色会计、生态会计或可持续发展会计，其目标就是解决会计如何向外界提供企业环境信息问题。由于环境会计起步较晚，环境会计准则尚未出台，因此环境会计报告体系尚无统一的要求。笔者认为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应采用独立报告披露和专题报告分析两种模式。
1.采用独立报告披露模式。选择一些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对国民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国家重点建设行业或上市公司作为试点，在传统财务会计报告中，可以在文字说明、补充资料、附注等形式，揭示一些基本的环境会计信息。重污染企业一般可以按照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如某地区污染企业数量，总量比重法、万元产值平均法等方法进行判断。中国证监会应要求企业在上市时将企业是否属于重污染企业重点披露。在会计核算上，环境会计的核算内容可以暂不纳入日常的会计核算体系，可从现有的会计资料中取得与环境会计有关的资料，直接形成基本的环境会计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可用一些准确的数据指标或货币指标予以披露，并可辅之以文字说明;如果在日前状况下，不能获取相对准确的数量信息，则可用文字加以叙述。独立报告披露模式的内容应包括企业简介与环保方针、政策，环境标准如废弃物、产品包装、产品污染排放、循环使用等信息、环境会计信息包括环境资产，环境支出、环境负债、环境治理准备金、环境收入等以及环境业绩信息如环境治理与投资、奖励和环境审计报告。
2.采用专题报告分析模式。在现有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可以增加会计科目会计报表和报告内容的方式报告企业环境信息。并通过报表分析如大气污染指标；水质污染指标；噪音污染指标；资源破坏程度指标等评价环境污染程度。通过报表分析如主要用于描述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最终排放量减少的程度，资源产出率；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水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城市生活污水再生率；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率；废钢铁回收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降低率等指标反映通过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从源头上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降低废物最终排放量、减轻环境污染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完善的环保法规，并充分发挥其环境执法的效力;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使资源产品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反映消耗的自然资源价值;形成比较完整的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逐步消除实务操作中的主要障碍，如环境信息计量障碍、环境成本分配障碍等;制定出完善的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使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统一的标准，实现实务的可操作性与统一性;制定出统一的环境审计标准，实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督。
参考文献：
[1]高雅军信小娟试论建立我国环境会计的必要性林业科技情报2004.3
[2]林光侨环境成本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煤炭经济研究2004.6
[3]安庆钊环境信息披露模式探析经济师2004。2
1．1自然环境空间设计所具备的低碳环保价值
从目前我国自然环境空间设计的实施方案内容来分析，往往很多的自然环境空间设计项目中的环保问题需要通过科学化的方式进行改进，基于低碳理念的自然环境营造方式便浮出水面。从总体情况来看，大气、土地、阳光、空间、植被、动物、山川河流等都属于自然环境规划建设项目中常见的自然环境元素。实质上，尽管这些设计元素对于总体设计及建筑室内环境设计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关键在于如何进行组合设计与应用，这就需要本着低碳理念来进行设计规划。低碳理念，是一种意识形态，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景观氛围中各类型物质的协调布局，同时，还蕴含着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由此可见，自然环境空间设计所具备的低碳环保价值极高。此外，最重要的是，自然环境设计以及室内环境设计要参照“因地制宜”的属性来编排设计，尤其是在制定自然景观设计方案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材料及运输过程的低碳特性，往往采取就近取材的原则来进行设计。
1．2室内环境设计内容当中的低碳理念
在自然空间中，通过将植物、山石、水体等可以移动的自然环境元素，以及对自然景观的再创造，可以充分的体现出对自然的一种渴求。室内庭园设计中，最具有生命力的自然环境元素就是植物。由于植物可以通过本身的形体、线条以及视觉色彩等自然美的展现，可以给人带去无限的活力，并且，植物本身具有的一种自然活泼的姿态，与室内的几何空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柔和丰富之感。
2．自然景观环境设计与建筑室内环境设计之间的微妙关联
2．1生态环保理念是连结自然景观环境设计与建筑室内环境设计的桥梁
随着人们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对于居住环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室内居住环境的舒适环保，所以，将自然通风设计引入到现代室内环境设计之中，对于当前建筑设计中的室内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人们对于居住环境舒适度要求的提高，空调作为能够有效调节室内温度的电器被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之中，但空调的使用会消耗大量的能源，为了有效的降低能耗，许多新建成的建筑都选择减少通风量的建筑设计策略。可是由于房间新风量的减少，以及对运行没有进行妥善的管理，使得室内装修材料的气味无法快速的挥发，造成室内空气的有机混合物含量增加，导致室内的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因此，采用自然通风设计，可以有效的提高室内空气中负离子的含量。
2．2自然采光设计与室内水体环境设计是现代设计的精髓
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阳关、空气和水都是人们获得生存条件不可缺少的自然元素，所以，将自然采光技术运用到当前建筑室内设计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自然光无论是在室内环境自然环境元素设计还是在能源系统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它不仅仅只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自然光的习惯，使得自然光具有极高的生理卫生价值。另外，除去人们本身对于自然光自然而然的需求之外，自然光还是重要的太阳能，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主要绿色能源之一。因此，将自然采光设计应用于室内设计之中，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对于生存环境舒适度的需要，还符合节约能源、合理利用绿色能源的社会发展理念。在室内设计诸如水池、小型瀑布。喷泉等水体，可以有效的调节微气候对室内空气中水元素的增发，使室内的湿度始终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状态，并且，水具有储存热量的作用，在冬天，室内水体可以在白天从太阳辐射中获得热量，并储存起来，到了夜晚的时候，水体再将储存的热量释放出来，从而提高起到提高室内温度的作用;在夏天，水可以吸收热量，使得室内的温度低于室外温度，有效的保持室内的凉爽度。实际上，室内环境的设计在虽然在主观上没有利用自然环境，但是却被动的将自然元素运用到了设计之中，在探知到二者的关系以后，就要侧重将生态环保的理念科学化、合理化的注入到设计内容之中。
3.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