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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外汇管理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对“境内交货、境外收汇”做出许可2007年8月3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结汇“关注企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7〕45号），通知第六条对“境内交货、境外收汇”业务作了如下规定：“境外采购商向境内供货商购买商品，该商品在境内使用（不运往境外或境内特殊经济区域，不需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并且境内供货商在收到境外汇入的货款时申报涉外收入交易编码为“货物贸易其他收入（109000）”的，收汇单位（境内供货商）应当凭与境外采购商签订的购销协议或加工合同发票、情况说明函到银行办理入账或结汇手续。收汇单位被列入关注企业名单的，应当持上述材料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入账或结汇核准手续。银行应当在审核收汇单位提交的上述证明材料后，为其办理入账或结汇手续，且不得为收汇单位出具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收汇单位为关注企业的，银行还应审核外汇局为收汇单位出具的核准件”。很显然，此条规定对“境内交货、境外收汇”做出许可，但由于仅对合同或发票提出审核要求，实际上对此收汇的真实背景难以把握。
（二）加强对“境内交货、境外收汇”的真实性审核2008年7月2日，《关于实施<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31号）出台，文件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结汇“关注企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予以废止。2008年9月12日，外汇局了《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操作规程》，其中规定“，按规定应申报为货物贸易的符合规定的境内交货境外收汇，应当进入待核查账户。需要结汇或划出资金时，收汇单位（境内供货商）应向银行提供《出口收汇说明》、企业操作员IC卡、与境外采购商签订的购销协议或加工合同、发票、货运单据、盖有银行业务公章的涉外收入申报单正本、情况说明函。银行应在审核收汇单位提交的上述证明材料后，登陆核查系统，参照按规定不需办理货物报关项下的出口收汇，记录对应的涉外收入申报号和收汇金额后为其办理相关手续。对此类收汇，银行不得为收汇单位出具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随后在《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政策相关问题解答》第二期第四条对“境内收货、境外收汇”交易给予了进一步解释：招标项下，境外采购商向境内供货商购买商品，该商品在境内使用（不运往境外或境内特殊经济区域，不需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并且境内供货商在收到境外汇入的货款时应申报为货物贸易项下的，对于此类收汇可比照“按规定不需办理货物报关项下的出口收汇”办理核查和登记。从以上政策可知，一是在资料审核方面加强了真实性审核，增加了货运单据的审核要求，但仅凭货运单据仍无法确认货物的价值；二是依据问题解答理解，应只有招标项下才允许进行此类交易。但是，单从货物供应商供货收汇这一方面去监管，仍难掌握货物的真正用途，进而无法判断交易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三）深化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2012年6月2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公告》（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2年第1号），决定自2012年8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并在通知中将包括《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操作规程》在内的116个文件予以废止。至此，“境内交货、境外收汇”的外汇管理失去了法规依据。外汇管理法规的缺失，对于此类交易的正常进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广东某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改革前2012年1-7月该公司模具费累计收汇204.27万美元，同比增长79%；但自2012年8月1日起，企业已被迫停办相关业务。
二、“境内交货、境外收汇”的外汇管理难点
（一）交易的真实背景难以把握由以上政策演变过程可了解，原有政策是从国内供货商与境外付款两者的交易材料的审核来确认交易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但凭合同、发票、或货运单据，难以确认供货合同是否如实履行，即使凭货运单据证明已经供货，仍不能确认供货的货值，因而无法判断货物与收汇的一致性。再有，仅凭对国内供货商与境外付款两者交易材料的审核，无法深入了解国外付款方替国内收货方付款所生成的两者之间的潜在交易，也无法断定它是否合法，进而也影响了对此笔“境内供货、境外收汇”交易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判定。
（二）交易的全面监管难以实现在“境内供货、境外收汇”交易中，境内供货商与境内收货方往往不在同一地区，这就涉及到不同外汇局，从而引起外汇监管分离的问题。而已有的相关外汇政策，仅依靠供货商所在地外汇局，难以实现对此类业务的全面监管，从而削弱了外汇监管的有效性。从以上四种“境内交货、境外收汇”类型分析，第一种情况下是否引起境外付款方重复付汇，第二种情况下如何保障中标的境外公司为合格承包工程资质企业，第三种情况下招标方是否已进行了相应的外债签约登记，第四种情况下是否经过有关部门投资批准或外债签约登记，这些问题仅依靠供货商所在地外汇局均难以解决。
（三）准确申报与统计难以保证一是就国际收支申报而言，此类交易中跨境收入的交易性质与境内外公司之间的关系、货物的真实用途存在密切的联系。如延吉市某项目是我国与亚洲开发银行于2008年2月26日签订的外债转贷款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廊坊一公司在招标中中标，与延吉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合同金额约2000万元人民币，并已经供货。根据双方约定，货款支付方式为亚洲开发银行直接向廊坊华宇天创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支付，支付金额约280万美元。此笔收汇从亚洲开发银行向我国提供贷款的角度看，该资金属于资本项下外债。但从廊坊企业所收货款来看，又具备了经常项目性质。对此，企业如何进行国际收支间接申报，成为摆在外汇局和银行面前的又一难题。二是此类业务规模难以统计。当前“境内交货、境外收汇”交易，只是做为个案被不断发现，无法统计这类交易的整体规模。单就此类收汇数据而言，主要申报为“109000其他收入”（2014版涉外收支交易编码为“122990”），但该交易编码项下还包含其他跨境货物流的数据，且只能手工通过交易附言进行区分。并且由于交易附言的填写随意性较大，造成“境内交货、境外收汇”业务汇总数据缺乏准确性。再有，即使单独掌握收汇规模，也不能实现对境内收货方与境外付款方进一步交易如外债签约、外资流入等数据的统计。
三、政策建议
建议在总结以往外汇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操作规程，弥补“境内供货、境外收汇”这一外汇管理政策空白，实现对这类交易的规范管理，促进这类交易的健康发展。从以上政策难点分析可知，原有政策因仅注重于境内供货收汇这单一环节的审核，缺乏整体的视角，所以造成此类交易真实性、一致性和合法性的审核难以实现。因此政策制定过程中，以全面监管为中心，破解“境内交货，境外收汇”外汇监管难题。
（一）全面审核，实现真实性、合法性和一致性外汇监管要求对于此类业务，不但要审核境内供货商与境外付款方的合同与发票、货运合同，还需在情况说明中明确收货方与境外付款方的关系和供货目的，并可根据需要进一步要求其提供潜在交易的证明材料如工程承包合同等，以确定此笔资金的性质，完成真实性、合法性和一致性的审核。
（二）加强联合，形成全面的外汇监管一是可采取事前登记的方法，要求发生此类交易的境内供货商与收货方各自向所在地外汇局进行事前备案。外汇局以境内供货商为中心，可在外汇局现有系统中，开发新的模块，以通过系统迅速掌握此类业务的情况。当此类业务发生时，收款方外汇局根据备案情况，审核相应资料，在系统上予以确认。系统同时自动提示收货方外汇局，收货方外汇局取得提示后，要求收货方提供相关资料，并办理相关业务手续。通过供货方与收货方外汇局的联合监管，有效防止异常资金的流入。
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强化对企业主体的跨境资金动态监测，坚持逐月统计涉外主体资金流出入规模、融资余额与结构，建立了宏观形势与微观主体的联接桥梁，并架构起政策传导的有效渠道。同时，我们还在银行层面较早建立了贸易融资信息监测点，从市场环境变化、资金价格波动、参与主体动向等角度了解贸易融资市场变化，把握管理重心，确定管理方向。建立机制，及时应对跨境资金异常流动。近年来，与全国形势一致，宁波市贸易跨境资金呈大幅流入格局，2013年结售汇顺差和顺收顺差规模同比分别增长18.9%、22.7%，并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列入流入重点地区。为了平抑区域跨境资金流动失衡风险，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及时构建了跨境资金流动指标体系，确立了三级风险管理机制，并做好应急措施储备。2013年初，基于辖区转口融资套利交易问题突出，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比全国提早两个月开展打击虚假转口贸易专项行动，为抑制跨境资金流入争得主动。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初，基于跨境资金流入形势需要，综合运用窗口指导、分类管理等手段，积极促进区域跨境资金均衡流动。
二、引导银行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坚持共生共荣理念，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当前，流通型企业借助贸易融资大量融资套利和生产型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并存，贸易融资有“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倾向。对此，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连续多年实施了一系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从“惠企”与“惠民”两个层面出发，鼓励银行在贸易融资资金投向、利率、费率等方面向实体经济企业和中小企业倾斜，得到了广大企业和当地政府的欢迎。强调风险底线思维，挤压贸易融资泡沫。为了控制贸易融资中存在的金融风险，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探索出一套贯穿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流程式管理模式：事前向金融机构动态通报区域经济金融和外汇收支形势，适时进行风险提示，在净流入形势严峻情况下督促银行加强真实性审核力度，控制全额质押方式的套利交易；事中及时约谈结售汇顺差过大、融资套利问题严重的相关银行负责人，对贸易融资规模增长过快的银行召开政策通报会，要求它们树立合规意识，积极维护区域良好金融环境；事后通过对银行现场检查来评估、审视银行履职情况，选择了部分外汇指定银行开展转口贸易专项检查，严肃查处真实性审核不到位、纵容甚至协助企业利用虚假货权凭证融资等违规行为。
三、分层次引导企业纠偏
对企业主体建立分层次监管梯队。实施贸易融资管理既不能对其自由放任，也不宜实施“一刀切”管理，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建立了分层次梯队监管机制。在融资主体选择上，确立了“先转口、后进口、再出口”的管理顺序，起到了既能抓住重点，又不影响实体经济的效果。在行为管理上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区别管理，重点打击重复使用或伪造货权凭证的虚假贸易融资行为，2013年以来已累计查实企业7家，实施行政处罚232万元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加强对贸易融资合理性审查，对构造贸易进行过度融资套利、且情节较重的企业进行分类管理；继续鼓励正常企业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手段合理开展贸易融资，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规避汇率风险。采取刚柔并济、以柔为主的管理手段。贸易融资管理的核心目标是遏制跨境资金异常流动，平抑国际收支波动，而非限制企业经营行为，把企业管死。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更加强调以窗口指导等柔性手段，在风险提示后允许企业主动调节融资结构、抑制不合理融资行为。对于存在违规、融资套利情况严重的企业列入B、C类企业，发挥分类监管的政策威慑力。在2013年“控流入”和贸易融资管理过程中，宁波市中心支行对321家企业制发了《风险提示函》，最终将54家企业列入B类，在贸易企业中占比仅为0.27%，但取得的效果却十分明显，贸易项下跨境资金连续呈现净流出格局，缓解了集中流入的监管压力。
四、推进政策改革和工作创新
坚持市场需求为导向，实施政策创新突破。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胆实施资本项目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自2007年以来，先后推动11项试点政策落地宁波。特别是近年启动的非关联担保、对外债权登记、境外放款三项政策创新是全国唯一试点，中资企业“外保内贷”、外汇质押人民币贷款、中资企业借外债等多项政策是全国首批试点。一系列创新性政策的落地生根为涉外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如中资企业“外保内贷”试点帮助宁波春和钾资源有限公司成功获得1.4亿美元海外并购贷款；跨境贷款试点以来支持了100多家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及海外项目建设、运营，为走出去企业实体运营提供支持，得到了银行和企业的欢迎。探索工作方法创新，提升管理效率。针对贸易融资市场发展迅速及对跨境资金流动影响加深，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通过方法创新、手段创新来提升管理效率。比如，通过对融资资金来源、流向的跟踪管理，探索形成了财务现场核查方法；通过对套利交易的主体信息、交易标的、融资手法和资金使用的分析，总结了“四步评估法”精准识别融资套利交易。上述创新均被国家外汇总局在全国层面推广应用。此外，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还根据贸易融资的业务发展趋势，积极探索了本外币、跨部门的联动监管机制、资本项目与货物贸易的主体监管体系，取得了良好成效。2013年，在落实贸易融资管理措施后短短三个月内，当地贸易资金净流出14.46亿美元，缓解了资金流入压力；融资结构更趋合理，2014年4月末，90天以内短期融资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8.32个百分点；转口融资套利明显收敛，贸易融资“脱实向虚”倾向得到纠偏。
五、对贸易融资外汇管理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外汇储备汇率风险储备管理
一、美元贬值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承担的主要风险
庞大的外汇储备虽然可以减少本国货币贬值的金融风险,却又引入了另外的金融风险,那就是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
1.汇率风险
我国的外汇储备往往由多种储备货币组成，分散在不同期限的资产上，但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约占60%～70%，包括大量美国政府与公司债券。这一结构带来的问题是，储备资产的价值受美元价值变动的影响较大。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高达GDP的6%，净对外债务己接近GDP的30%。导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居民过渡消费和政府的财政赤字。而美国通过大幅度贬值美元来平衡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可以把调整的负担从美国转移给其他国家。因此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一大特征是美元面临中长期贬值，这样必然使持有美元占较大比例的中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发生巨大账面损失。
2.利率风险
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目前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其中绝大部分购买的是美国国债、政府下属机构或政府担保的债券。从收益来看，历年来的储备收益约在1%～2%之间。另外，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是与人民币国债的增长同时进行的，这相当于一个资本由中国流向美国的过程。政府以发行国债的形式向老百姓借钱，将人民币形式的资金以贸易或金融兑换方式转换为外汇储备，以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在发行人民币国债购买美元债券的这一借贷过程中，潜在的利率损失不容忽视。
3.其他风险
首先，会导致我国面临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显著增多，近几年一直保持在40%以上，外汇占款激增极大增加了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致使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其次，加大了国内金融市场动荡的可能性。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大大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随之不断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得以强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大量“套利性”外汇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境内，使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旦“套利”成功，这些投机资本又会流向国外，寻找新的目标。巨额外汇资本的进出，有可能引发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对策
1.建立多样化外汇储备结构
首先，从经济实力和币值稳定原则上考虑，欧盟、美国和日本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成熟度和稳定度最强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其币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我国的外汇储备应首选欧元、美元和日元。其次，从交易匹配原则方面考虑，中国的主要贸易地区是亚洲、欧洲和北美。在亚洲，中国大陆的贸易对手主要是香港和日本，结算货币以美元、港币和日元为主；在欧洲地区，德国、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金额相对较大，主要结算货币为马克、美元和英镑；在北美地区，主要贸易国家为美国和加拿大，结算货币主要是美元。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一是金额较小，二是结算货币多以美元为主。可见，从交易匹配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货币，选择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为宜。另外，从确保外债的及时还本付息及尽量降低因币种转换带来的交易成本考虑，在外汇储备币种组合中考虑外债因素是必要的。通过上述分析，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货币种类选择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较为适宜。转2.开拓多元化外汇经营渠道
首先，由央行持有的以保持流动性为主的部分,其投资对象应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的货币工具和政府债券。还可以考虑将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质储备。目前中国石油、铁矿石、锰矿石、铬铁矿等进口量大幅增长,利用国外资源的成本在惊人的大幅度上升,中国应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质储备,以缓解国际资源价格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其次，由财政部掌管的超额外汇储备,可以将其中一部分交由中司或国际上的私人投资基金代管,主要进行对海外的直接投资,或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国外高收益股票、债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另外一部分可以用来进行能力储备建设。主要是收购对外重要经济资源开采权、投入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出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引进和培养海外人才,购买循环经济和环保的技术与设备,购买改善国内教育、科研、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事业急需的先进设备。
（一）外汇监管部门无法监测和统计境外承包工程资金情况
按照《境外外汇账户管理规定》要求，境外承包企业可以经外汇局批准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并按季度向外汇局提供开户银行对账单，按年度向外汇局提供资金使用情况书面说明，但实际上境外工程使用的外汇账户一般不是以境内机构的名义开立，大部分是承包商在境外成立临时办事机构或外派机构后，以境外机构名义开立外汇账户，上述情况在外汇管理框架内无任何明确规定。同时，大部分工程项目回款由资金调剂中心调剂，外汇局无法掌握收汇频率及境外项目资金总量，出于节省费用和便利的考虑，将境外承包工程收汇款循环利用，或在境外用于境外直接投资或境外直接采购，或以收抵支等，外汇局无法延伸监管，同时境外资金若在一段时期内大量进出，还会形成对外汇收支的冲击。
（二）承包工程外汇收支真实性审核难度较大
由于对外承包工程都在境外，无法实地考察，对真实性判别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对服务贸易外汇收入法规中没有明确所审核的单证类型，且因部分工程款由境外收入直接支付，承包合同中可对外支付金额明显虚增，企业可操作空间巨大。
二、相关建议
（一）协调统一境外承包工程的外汇管理政策口径
建议总局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管理部门加强沟通，协调统一境外承包工程的外汇管理政策口径，以增强境外承包工程外汇管理政策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具体有以下两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统一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对境外承包工程按期限划分的标准进行管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规定不变，即一年以下的承包工程，申报在贸易及服务项下，收付汇的管理纳入经常项目货物进出口核查、核销及服务贸易收支真实性审核管理范畴。一年以上的承包工程，无论是否在境外工程地成立企业，除申报为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收入（101050）、利润汇回（302011）的收入纳入经常项目管理外，其他申报在资本项目的收付汇均纳入资本项目管理，由资本项目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二是统一按照资本项目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划分标准进行管理。资本项目管理规定不变，即只有在工程地成立企业的承包工程业务才视同境外直接投资行为，才纳入资本项目监管范畴。在申报与管理相一致的原则下，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管理规定作相应调整，未在工程地设立企业的境外承包工程业务，统一申报在经常项目下，并执行货物及服务贸易外汇管理相关规定；而对于在工程地设立企业的境外承包工程业务，则统一申报在资本项目下，执行资本项目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管理规定。
（二）完善对境外承包工程的监测统计制度
对境外承包工程的收支情况纳入统计监管，建立与其他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目前商务局对各境外承包工程企业的经营情况有统计，通过将外汇部门与商务部门的相关数据比对，结合企业上报的资金留存境外和境外资金使用情况，建立对境外承包工程外汇收支的监测指标，实现对境外承包工程的非现场监管体系。
（三）增强真实性审核的可信度和关联性
（一）缺失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实施细则。
当前境内个人各类境外直接投资需求高涨，如境外购房、投资移民、直接投资于境外证券市场或期货市场等。以廊坊为例，2013年个人对外直接投资咨询为127次，同比增长了1.3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也提出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然而目前多数的个人对外直接投资仅有概括性政策性的规定，如《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境内个人对外直接投资符合有关规定的，经外汇局核准可以购汇或以自有外汇汇出，并应当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根据《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根据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逐步放开对境内个人向境外提供贷款、借用外债、提供对外担保以及直接参与境外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管理，具体办法另行制定。”这些文件虽然总体规定了境内个人可以从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但在之后的外汇文件法规中，并没有就上述条款制定相应专项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这限制了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资金的正常流出。政策限制迫使个人通过异常渠道实现直接投资,例如近期廊坊市中心支局连续收到有关个人对外投资资金汇回的咨询，如某个人咨询将对外炒股的130万港币如何汇回，以上案例表明部分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资金已通过异常渠道实现流出。
（二）个人货物贸易外汇政策难以落实。
《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对个人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管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办理对外贸易购付汇、收结汇应通过本人的外汇结算账户进行；其外汇收支、进出口核销、国际收支申报按机构管理。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取得个人工商营业执照或者其他执业证明，并按照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备案登记，取得对外贸易经营权，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个人。”但在实际业务中，这些规定几乎未被个人执行，其原因主要为：一是为避免取得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资格和办理结算账户备案时复杂手续；二是个人出于躲避工商、商务、税收等部门监管的考虑；三是个人一般以零星货物贸易为主，一般采取邮寄和网购等形式，其结汇时提供出口报关单的要求不易实现；四是对比个人货物贸易项下的外汇管理，个人“非经营性”限额以下收付汇及结售汇更为便利。
（三）个人结售汇“关注名单”政策存在多项不足。
个人结售汇“关注名单”为当前对个人外汇业务的最主要监管手段，但个人“关注名单”管理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关注名单”分拆标准范围过于局限。目前，根据《个人分拆结售汇“关注名单”管理规定（试行）》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其分拆结售汇交易标准主要为四类，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个人分拆外汇业务行为。如同一个人通过多个银行网点实现当日累计提钞超过等值1万美元，同一个人连续多日办理接近1万美元的购汇提钞，同一个人连续多日办理接近等值5000美元现钞的结汇等。二是对“关注名单”个人限制范围过于狭窄。仅对“关注名单”个人在办理结售汇业务中，现行政策规定对其进行真实性审核，而个人外汇业务还包括个人跨境收付汇、个人现钞提取、存入、携入携出、个人境内划转，以及个人B股交易、个人资产转移等资本项目业务等，对这些个人外汇业务并没有一并限制。三是“关注名单”未实现跨区域、跨银行系统的全国共享。“关注名单”纳入、变更、取消等管理仍以各省为主。而且“关注名单”的下发基本以电子表为主，银行办理每笔业务前，均需与表中的“关注名单”个人信息核对，降低了业务办理的效率。
（四）个人携带外币现钞政策管理不平衡，外币携带政策作用弱化。
一是目前仍实行的2004年制定的《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操作规程》，体现的是“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原则，如出境人员携带外币金额在等值5000至10000美元和10000美元以上的，应分别向银行和外汇局申领《携带证》，而对于携带超过等值5000美元现钞入境则只需进行申报，没有最高限额的规定，这与现阶段均衡管理的指导思想不相适应。二是由于海关的抽检方式，削弱了《携带证》的管理功能。现实中，众多个人携带超过等值5000美元的外币出入境，并不申领《携带证》和申报，并已渐成习惯。如2013年廊坊市个人提取外币现钞为5359万美元，而银行和外汇局出具的《携带证》数量仅为44笔，约36万美元，这表明了外汇管理部门与海关在出入境携带外币现钞管理相互脱节，缺乏沟通与协作。
二、建议
（一）明确规定个人跨境外汇收入真实性审核要求。
制定个人跨境收入真实性审核限额，以等值50000美元为限，限额（含）以下的，可免于审核有关资料，之上的需进行真实性审核。按外汇性质进行分类管理，对于资本项下的个人跨境外汇收入，按照资本项目下有关规定管理，并入相应的资本项目账户；对于限额以上的货物贸易项下业务提供合同或发票或出口报关单，然后入个人结算账户；对于限额以上的非贸易项下的收入需提供资料，可参考个人超过年度结汇总额的要求进行真实性审核。
（二）循序渐进开放个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
顺应对外发展经济形势，实际调研个人对外直接投资需求，然后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和风险可控程度，排定各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次序，逐步放开对外直接投资。
（三）进一步放松对个人对外货物贸易管理的限制。
各部门加强协调沟通，完善现行外汇政策，进一步放松对个人对外贸易的条件限制，如仅凭个人身份证和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既可开立个人外汇结算账户等，为个人对外贸易提供便利。
（四）完善个人“关注名单”管理政策。
一是扩大个人“关注名单”分拆行为标准及其限制业务范围。归纳涉及个人分拆外汇业务的行为，订立分拆标准，将其完整纳入个人“关注名单”政策；对被纳入“关注名单”的个人在办理外汇业务实施全面限制。二是建立个人“关注名单”管理系统，实现全国共享，提高效率。三是建立个人外汇业务征信体系。收集、记录个人办理外汇业务信息，建立信息库，利于金融服务部门或个人的交易对方确定个人资信，促进商业银行为个人提供外汇服务和外汇支持的安全性。
（五）开发系统，替代原有《携带证》管理政策，加强对个人携带现钞入境的管理力度。
一是监管职能的统一性。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作为现行监管模式，其特点是强调监管职能统一，从法律体系和监管组织上不分经常与资本，而按照交易主体进行规范监管，以解决监管职能分散性与市场主体业务复杂性的矛盾。二是监管内容的全面性。一体化主体监管需要将外汇局各业务系统数据与外部信息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对同一交易主体内外部监测信息的比对和验证，使收集到的交易主体的监管信息更为翔实、全面，从而克服监管信息分割与主体行为内在联系的矛盾。三是科学评价、预警指标体系。主体监管的核心是以涉汇主体的部分外部信息和外汇局内部系统数据为基础，通过运用各项非现场预警监测指标实现对涉汇主体的评价和预警。在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模式下，信息实现最为全面的整合，构建了以交易主体为基础的全面统一的评价、预警指标体系，是实现一体化主体监管的必要手段。
二、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的必然性
（一）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是经济制度适应经济发展变迁的必然选择。
我国外汇管理监管体制与监管方式沿革大致可概括为雏形行为监管、初期行为监管、完善行为监管和分项主体监管四个阶段。
（二）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符合当前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需要。
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到今天，货物、服务、投资、债务，自有资金与融资资金，通过复杂的金融运作，彼此的边界逐渐模糊。功能监管下的主体监管，货物、服务、资本通过分割单个业务系统，其数据信息在没有与其他系统数据进行核对与匹配的情况下，不足以反映市场主体的整体状况，数据运用与分析局限于各自的监管职能之下，虽会发现某些具体操作风险，但对大量的不断积聚的系统风险可能不易觉察。相比之下，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强调监管职能的统一和监管内容的全面，要求基于整合后的外汇系统强大数据库的基础上，能够全面掌握市场主体的全口径数据与信息，具有高效的数据采集、监测、分析和预警功能，及时发现市场主体异常外汇收支行为，实现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便利经济主体的对外贸易投资行为，有效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
（三）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能有效提高监管效率，降低成本。
首先，从博弈论(分离均衡)角度分析，分类监管能提升监管效率。信息不对称是造成监管低效的主要因素。分离均衡以不同的信号显示将不同群体区分开，可以阻止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低效。分类监管把企业分为A、B、C三类:A类即风险性指标较低的企业，B类即风险性指标高但可以合理解释的企业，C类即风险性指标高的企业。由于三类企业办理外汇业务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大部分B类企业会主动通过申诉将其与C类企业区分开来，而C类企业则不会通过提交虚假材料要求提升为B类企业。因此，只要合理设置分类监管的风险性指标，就可以均衡分离三类企业，进而缩小监管范围并提升监管效率。。其次，相较于现行监管模式，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可避免对经常、资本监管及对交易主体的重复核查，降低企业成本，并建立在交易主体业务总体监测分析基础的科学分类，提高监管效率。
三、实施外汇主体监管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一）监管职能的分散性与市场主体业务的复杂性矛盾日益突出。
现行外汇监管模式是不完全的主体监管。首先，市场主体的经常、资本项下外汇业务监管职能分割，信息不完整导致主体监管有效性降低。当前市场主体外汇业务越来越趋向复杂化，需要业务数据的全面立体呈现和综合分析，监管职能分割必然导致其各自为政和信息不对称，一体化主体监管的目标难以实现。同时，监管职能分割导致监管成本重复投入。主体监管不同于行为监管，无论经常还是资本项下外汇管理方法、流程与要求基本一致，监管职能分割下的主体监管必然导致重复劳动。且重复监管增加监管对象成本，影响便利化政策实施效果。其次，市场主体的本外币监管职能分割影响主体监管效率。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跨境人民币业务量增长迅速，国际贸易及资本运作中跨境本外币转换频繁，利用境外结汇、人民币对外保函等一系列基于汇差、境内外本外币利差的套利行为频发，跨境外汇与人民币分属不同部门监管，影响主体监管效率。
（二）实施一体化主体监管的技术保障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数据信息分散，监管对象信息通过不同渠道和系统采集，行为信息按性质不同分散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个人、资本项目等信息系统，各业务系统数据无法关联。二是基础数据质量不高，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的贸易信贷报告对企业依赖度较高，现场核查发现企业错漏报情况较多，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统计数据缺失、错误较多。三是各业务系统的指标设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有待提高，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功能侧重于业务办理，系统中异常信息规则侧重于收支超限等业务合规性预警，对主体监管评价整体外汇收支的目标意义不大，宏观上缺乏监测预警指标；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的总量核查指标虽实现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监测预警，从微观上看，指标针对性不足，对重点监测企业库的核查结果90%以上都是正常，从宏观上看，设定指标也相对简单，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尚未建立。
（三）缺乏对银行金融机构的主体监管。
金融机构在外汇监管方面的特殊地位，与其商业逐利性之间存在必然矛盾，其是否能够切实履行监管职责，直接关系外汇管理政策的实施效果。从制度设计看，由于没有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外汇管理法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分散于各项规范性文件中；从技术支持看，没有专门针对银行外汇业务风险的控制监测系统，银行数据的采集都是为机构和个人主体监管服务；从实践看，外汇局在对银行监管方面还较多依赖于各类现场核查和现场检查,在检查对象、项目的确定方面难以做到精准定位，现场检查过程中的数据剥离和分析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有时还会出现检查效果与初衷相悖的情况。
四、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实践
通过主体监管模式实现跨境关联交易行为的有效监管。由于境内外关联公司关联交易能够提供表面合规的合同与凭证来证实贸易背景，使外汇指定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难以对贸易真实性进行有效评估和认定，监管职能各自为政的监管模式同样难以对复杂的企业跨境关联交易实施有效监管。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漳州市中心支局打破经常、资本业务边界，试点主体岗位管理模式，综合柜员岗负责涉汇主体办理所有经常、资本项下等事前审批业务；非现场监测分析岗负责对货物、服务、资本项目等进行日常分析，提供异常线索；现场核查岗根据非现场核查人员提供的异常涉汇主体开展现场核查；事后监督岗负责对综合柜员岗、非现场监测岗、现场核查岗等进行事后监督检查。各岗位间形成了按流程、信息共享、共同监管的管理模式。试点支局通过主体流程监管发现辖区企业可能利用“进口”退汇渠道开展跨境资本运作。实践案例：从货物项下信息看，企业频繁退汇：如2011年5月～2012年6月间，某粮油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和某实业有限公司（下称“B公司”）以进口预付货款名义支付给境外某粮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下称“C公司”）累计8笔款项，金额合计折4650万美元（其中A公司2笔，900万美元，B公司6笔，3750万美元）。2011年8月～2012年10月，A、B公司以取消合同为名收到C公司汇入的预付货款退回19笔，金额累计3805.5万美元，其中A公司8笔，900万美元，B公司11笔，2905.5万美元，预付货款退回率高达82%，成交率为0。从资本项下信息看，境内外3家公司关系错综复杂，系家族企业性质的关联关系：A公司和B公司为境内设立的以进口转基因大豆加工豆油与豆粕的外商投资企业，A公司是境内个人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返程投资企业，同时还是B公司的中方投资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父女关系。C公司是A公司经批准在香港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进口大豆、菜籽等粮食原料、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贸易。3家企业循环控股，实际是由具有多重国家身份证明的境内个人控制，最终的实际控制人和运作人均为同一人。结合经常、资本项下信息，非现场监测将线索移交现场核查结果显示：C公司在境外开展与A、B公司进口大豆相关的期货交易，通过期货交易锁定大豆价格，规避国际大豆价格波动风险。因境外C公司从事大豆期货买卖，所需资金极有可能通过贸易渠道进出，而所得收益也可能通过境外公司利润、个人及一般贸易差额退汇等渠道汇回或留存境外。
五、打破经常与资本边界，构建一体化主体监管体系的思路
（一）构建一体化主体监管法规体系。
一要出台《机构外汇管理办法》，修订《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是外汇管理的基本法规，法律地位最高；《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令，法规地位仅次于《条例》；《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等法规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和，法规地位次于《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因此要从法规体系上构建主体监管框架，首先必须出台与《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平行的《机构外汇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是实行机构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的基础。其次要修订《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细化相应的贸易与资本管理内容，使其更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并在上述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出台《个人贸易管理外汇管理指引》等规范个人项下具体业务操作。二要强化对银行的监管，建立银行主体分类监管机制。对银行的监管应包括银行代客业务、银行履行监管职责情况和银行自身业务。对银行代客业务监管要在传统结售汇的基础上，强化对直接或间接产生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将虽不产生跨境资金流动但与跨境业务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整合分散于经常与资本法规中的银行管理条款。要结合实际，先对银行外汇理财及衍生产品、银行贸易融资产品、银行自身外汇资产负债业务等分项目出台的规定进行规范，逐步积累监管经验，待时机成熟后，进一步整合形成《银行外汇业务管理办法》。要结合银行外汇业务考评办法，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各类量化指标对银行进行分类，并施以不同的监管措施。监管要侧重引导各银行依法、守信、合规办理涉汇业务,对恶意违法违规行为可采取警告、处罚、暂停业务、取消市场准入或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等手段。
（二）构建一体化主体监管组织体系。
一要按监管流程设置监管组织体系，实现主体业务的集中管理。打破原有的业务管理界限，构建从法规到技术、从组织机构到监管对象统一、全面的主体监管。监管组织体系应按流程分为业务办理部门、非现场监测部门、现场查处部门。业务办理属于前台业务，非现场与现场属于中后台管理。前台业务要注重服务，简化业务办理及材料审核程序；中后台要强化预警、查处与分类管理。在简化前台程序与材料的同时，应明确具体禁止界限，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由于3个部门是按主体业务流程进行监管的，其联系较以往经常、资本分设的监管模式应更为紧密，除了原有的线索、案件移交等单向联系外，还要通过业务集体审议、核查结果反馈等机制，强化流程的统一。二要建立外部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外汇局与人民银行的信息交流，掌握跨境人民币、结汇人民币去向、机构信贷等信息，实现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流监测；要加强横向涉外管理部门间的联系沟通,增进与商务、工商、税务、海关、司法等部门的联系合作，建立数据交换或定期信息核对机制，全面了解掌握涉汇主体相关信息,提升对主体跨境资金贸易真实性与合理性的判断力。通过部门联动、信息共享、共同制约、监管到位的协同监管机制,营造安全、稳定的外汇资金流动环境。
（三）建立以主体为基础的全口径数据采集和监测系统，科学设置监测预警指标体系。
一要整合系统资源，区分业务办理与后台监测。保留现有业务系统的业务办理功能及必要的合规性指标，如资本金账户、外债流入超限等指标，建立以主体为基础的包括货物、服务、直接投资、外债、境外投资以及主体跨境资金、境内划转、结汇资金去向等在内的全口径资金监测平台，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二要建立科学的监测预警指标体系。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提高指标的适用性，构建可量化、易监测、相关性原则设置多种类型的预警指标,如单笔大额指标、高频累计指标、货物流与资金流匹配指标、动态和结构指标等；预警指标的设立要具有灵活性，给予不同区域外汇局充分的自主设定权,避免一刀切。三要不断增强外部信息资源的收集与整理。对通过日常监管、信息共享及协作机制等获取的外部信息，要采用合理方式实现系统的收集与整理，使监测数据信息随着监管的推进与深入，实现监管数据的动态良性循环。
（四）坚持“抓大放小”的监管原则，实施对重点主体的全面监测。
基于此，我们认为，要做好江西省等内陆欠发达地区保险业务外汇管理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管与放的关系。随简政放权力度的不断加大，随外汇管理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保险业务外汇管理领域的改革及各项工作亦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换角度说，即是要处理好管与放的关系。该管的应牢牢管住，该放的应一步到位。具体说，第一是在市场准入方面应按照最新立法思路，对非法人保险机构市场准入放开，省级以下分支机构（含省级）市场准入原则上以备案为主。虽不再进行准入审批或核准，但应要求各级机构在规定时间内向当地外汇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第二是对保险机构开立外汇账户应予放开，即不再将保险机构外汇账户视同金融机构同业往来账户，而将其视作一般企业账户进行监管，纳入账户监测系统，由系统自动采集数据，外汇管理部门通过监测系统对数据进行监测。第三是重新设计保险监管报表内容，按险种、本外币等统计保费收入、赔偿、分保费等数据，报表应由各法人保险机构分地区（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统一报送，便于外汇管理部门监管。
二是处理好松与紧的关系。从目前外汇保险业务的监管现状看，外汇管理部门监管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准入（含续办外汇业务）、外汇项下保险报表报送等，监管内容简单，监管手法落后，监督频率不高，现场核查低效，貌似日常监管工作都在进行，但其监管成效不够彰显，监管力度明显不够，概括地说，即是监管流于形式，过度宽松。今后的监管工作中，应坚持依法行政，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应尝试建立稳健有效的监管机制，加大调查研究力度，在充分掌握基本情况的前提下，实施松紧适度的监管策略。前不久，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了《关于调整保险外汇监管报表报送方式的通知》（汇综发[2014]64号），决定自2014年6月1日起上线保险外汇监管报表系统，同时调整保险外汇监管报表报送方式。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鉴于保险外汇业务报表已经实现网上报告，应要求保险机构提高报表报送质量，确保数据完整、准确、及时。
三是处理好促与帮的关系。基于江西省等内陆欠发达地区保险外汇业务开展不甚理想或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应鼓励并督促保险机构大力拓展市场，积极争取客户，主动营销产品。以江西为例，截至2014年上半年，全省共计有进出企业超过5000户（进出口名录企业为5048户），但在江西省内保险机构投保的企业仅1000户左右（其中包括同一企业在不同保险机构投保），占比仅为五分之一不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既有企业因报关地在沿海发达地区故投保也在口岸保险机构投保，或因保费费率因素选择异地保险机构投保等因素外，也与内陆地区保险机构少、自身不够重视拓展市场有一定关系。作为管理部门应多与本地保险机构交换信息，互通情况，为内陆保险机构开展外汇保险业务提供便利及支持。
四是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近年提出的抓大放小的监管理念或思路，作为服务贸易外汇管理的一项内容，保险业务项下外汇收支金额相对较小，理论上说可不作为管理重点。但我们理解，抓大并不是放小，放小更非放任不管，而是在日常监管监测工作中，合理调配监管力量和监管重点，保险外汇业务亦莫能外。而在对保险外汇业务进行管理或监管的时候，也应抓住重点，抓住要害，发现隐患，控制风险，如重点监管业务量大的保险机构或业务，且应注重通过非现场监测，及时发现保险项下异常外汇资金收付行为及外汇业务，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应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迁就。
五是处理好教与罚的关系。在监管工作中，应辩证理解并妥善处理好教育引导与检查处罚之间的关系，关注面、抓住点、把握度。对过往存在的因政策理解偏差导致的轻微违规行为，或者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或者出于尊重客观规律的考虑予以“赦免”，具体包括：虽经上级公司授权但未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开展业务或者以自身名义开展业务（展业除外）；未经批准以上级公司名义展业但以自身名义开立外汇账户且直接收取外汇保费；外汇保险承保、理赔的收付币种不匹配，以外汇收取保费、以人民币支付赔偿的行为；未充分注意原《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的有效期，未在到期前规定时间内向外汇局申请继续经营外汇业务以及遗失《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等。上述行为虽违反现有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法律法规，但从发展和长远看，对该类性质尚不算严重、或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违规行为，建议主要以批评教育为主。但对屡教不改、屡查屡犯的则应依法予以处罚。
二、内陆欠发达地区保险业务外汇管理定位
综上所述，内陆欠发达地区保险业务外汇管理应找准定位，主动作为，正确及准确履行好外汇管理职能。就此，特提出以下改进意见及建议，具体说则是建立“五项制度”：即通报制度、会商制度、培训制度、核查制度、评价制度。上述一整套制度形成的机制，也可理解为内陆欠发达地区保险业务外汇管理的基本定位。一是建立定期通报制度。以适当方式建立定期情况、信息通报制度。具体可考虑建立辖内保险机构相关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度，也可考虑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如设立网站、QQ群及微信公众账号等），对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政策法规进行宣讲，对辖内对外贸易企业情况、进出口情况及其他对外经贸合作情况进行通报，使保险机构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政策法规及相关资讯，便利其正常开展或经营外汇保险业务。联席会议从频次上可考虑最少每年一次（或每半年一次），轮流由各保险机构分别负责组织实施。
二是建立定期会商制度。横向可考虑与相关部门（如保险监督、商务、海关、银行等）共同建立会商制度，交流上述部门间涉及保险外汇业务的内容及其他相关内容，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作，协调解决保险机构在开展保险外汇业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或难题，促进保险外汇业务健康稳健发展；纵向可考虑建立保险机构同业间（亦可扩大范围至企业）的外汇业务研讨制度，由外汇管理部门牵头或联合当地保险监督部门共同开展工作。会商及研讨可每2年分别轮流进行一次。
三是建立定期培训制度。为保证保险机构全面准确理解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政策法规，保证保险机构外汇从业人员（包括管理人员）严格认真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可考虑建立定期培训制度。集中或分期分批对相关人员有针对性、有区别地进行政策业务培训，并由其自主组织相关政策法规测试，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外汇管理部门可协助其进行开展此项工作，包括协助命题、协助阅卷等。测试结果可提请保险机构在对其从业人员安排岗位时作为参考依据。测试原则上可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次。
四是建立定期核查制度。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根据依法行政的要求，建立对保险机构开展外汇业务的定期核查制度。鉴于内陆欠发达地区保险机构外汇业务量小、机构不多的现状，可考虑在一定周期内对部分机构进行现场核查。如确定在某一个周期内（如3年或5年），原则上必须对所有保险机构进行一次现场核查，如是，则可基本确定每年对一定量的保险机构进行一次常态的现场核查。如非现场核查发现重大问题，则可不受此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