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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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音乐落后论”、“全盘西化论”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争论。为此,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本文就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1.我国音乐教育现有体制的由来
中国音乐教育在清代以前占主体地位的是中国传统音乐。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的推行和西方音乐文化的侵入,我国音乐教育便走上了西化的道路。西化的表现可以概括为:引用欧美学校歌曲曲调作为唱歌教材、乐理采用西洋乐理体系、教学方法照搬西洋。这时候兴起的“学堂乐歌”便成为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点。
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西化”问题。中国近百年来的音乐教育有得也有失,正如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先生所说,其“得”在于:引进欧洲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使中国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道路;提高了全民族的音乐水准;引进西洋近现代音乐及其理论,促进了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促使某些音乐形式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其“失”在于: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以欧洲音乐理论体系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教育,忽视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和重建,不利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在专业理论方面,以欧洲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而取代中国音乐理论;在音乐创作方面,以欧洲音乐体裁为效仿的楷模;在价值取向方面,重西轻中,以西否中。[1]
在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得”与“失”思考的同时,也会引起对我国音乐发展的另一个问题——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由于受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我国一些人把东西方音乐关系纳入了古今关系,而不是把它作为人类音乐的成果来借鉴和接受。这样,也就使中国传统音乐的心理学、美学等价值被“削足适履”地纳入了西方音乐演进的轨迹。这一切都要求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价与重构。
由此可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是一项严峻的课题,其历史必然性更不容置疑。
2.母语选择——中国传统音乐
所谓“母语”,就是指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方言。[2]806本文这里说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中的“母语”,是借用了语言学的概念。美国语言学家布鲁克和特雷杰认为:“语言是使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和任意的有声符号系统”。可以说,音乐也是人类社会“有声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音乐与母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声乐中的歌词本身就是语言,器乐也总是体现着母语文化的特征。另外,“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必须要依靠民族某种具体语言和文字来交流、记录和传播,特别是没有文词依附的传统器乐曲,在民间仍然主要采用‘口传心授’的方法来传承”。[3]39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华民族在语言特色、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素质等方面在世界上都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本体、民族尊严、民族意识的标志。如“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品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等。虽然中华文化也含有封建性的糟粕,如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男尊女卑以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因循守旧思想等,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华文化母体千百年来也孕育了传统音乐文化的成长和发展。
那么,今天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就应该指的是“以在中华民族历代生产斗争、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为深厚基础和广阔背景而进行的音乐教育”。[4]
当今中国音乐文化处于中国传统音乐、中国现代民族音乐、外国音乐三种体系多元共存的复杂状况。每一种音乐体系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发挥着互相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各自的文化价值没有高低之分。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都值得保存和继承。但是,在世界各国,音乐教育首先应该担负起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构建。所以,最根本的“母语”选择应该也只能是中国传统音乐,正如当今一些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指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自信的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ness)。”[5]梁铭越先生也曾经谈道:“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如若失去原生态演艺的存在,其传承也愈接近离失而无形中被埋没了。”[6]263也就是说,如果放弃中国传统音乐体系而选择其他音乐体系,则意味着否定了自我。那么,“弘扬中华音乐文化”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在“母语”音乐教育中,只能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资源。当然,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排斥其它音乐体系,否定其它非母语因素。相反,还要把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知识列入普通教育的音乐课中。王耀华先生曾经指出:“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既注重继承,又重视发展,既继承一切优秀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使之得以弘扬,又重视对其他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借鉴、吸收。”[7]
3.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现实意义
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界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要求把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作为基点,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起着并且至今仍然起着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作用。若要让这灿烂的音乐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一历史重任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音乐教育的肩上。
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是增进中华民族情感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整体结构中,“乐”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的乐贵移风易俗观,荀子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记》更是充分肯定了“乐”的美育社会功能,可见音乐的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同时,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也是增进中华音乐文化内部交流、继承发展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优秀传统的需要。如果没有把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好的话,就不能为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另外,在世界音乐教育界也出现了重视各民族传统音乐教育的趋势。面对这一世界音乐教育的共同趋势,我国的音乐教育要如何进行改革,不仅是音乐教育界,而且是整个音乐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4.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困难和可能性
尽管对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充满着信心和希望,但是,这一体系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其一,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摆脱西方工业
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建立新的音乐教育价值观。
其二,必须改变中国传统音乐非系统化的现状,总结出适合我国音乐教育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作为教材。
其三,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打破原有模式的约束,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必须找到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方法和当今世界先进教学方法的契合点。
其四,必须培养具有中华文化意识的音乐教师。虽然存在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实现“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又有其现实基础。
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已成为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共识。通过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奠基性的成就,比如,对古文献、古乐谱、古乐种的研究、整理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1985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35条,明确提出了“加强美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对“美育”又作了更进一步强调。这一切都将会对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实现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5.结束语
弘扬中华音乐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音乐文化传统,是我国每位音乐工作者的崇高历史使命。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弘扬中华文化仅仅依靠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将与西方体系形成一种平等的对话,为世界音乐文化沟通、互补与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耀华.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得与失.音乐研究,1994,2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
[3]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王耀华.根深扎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乐府新声,1996,1
[5]管建华.重建比较音乐学.中国音乐,1995,1
1．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现有的课程设置很难体现出母语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大部分高校大学英语所开的选修课，如《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等多集中介绍西方社会文化，而有关母语文化的一般性知识到系统整体学习的英语课程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母语文化的课程多为大班授课以汉语讲授的选修课程，课时偏少，教学内容不够系统，且只关注母语文化，甚少涉及文化对比，学生缺乏中国文化英语表达的有效输入，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准确性和流利性，尤其是在用英语表达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如，中医中药、佳肴菜系、传统民俗等话题时，常常无所适从，一头雾水，导致交际任务失败。
2．教材是学习和教学的主要依据，是文化教学内容的直接和重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教材内容隐含着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是“隐性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教材内容也是影响学生对母语文化认知和母语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材所选文章多部分来自英美报刊书籍，而与中国本土文化有关的语料却少之又少，这种只注重西方国家语言与文化的引用和介绍，缺乏对母语文化的导入和传播的教材内容，使母语文化长期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缺乏中国性和民族性，而学生因长期模仿和浸透英美文化，对英美文化的认同超越了对母语文化的认同，由于反映母语文化的英语教材材数量不多，且不够系统准确，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学到有关母语文化的正确英语表达，从而产生文化误读，文化负迁移不可避免，长期积累就出现了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很多学生既欠缺中国文化知识，又欠缺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
3．测试是教学的指挥棒，指导着教学方向，对教学内容有反驳作用。目前，我国大学英语各级英语考试中，内容几乎都是考察英语语言和文化知识，虽然新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内容增加了中译英翻译题，考察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表达能力，但这显然还不够全面，母语文化还没有作为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在英语考试的其他几个方面，如听、说、读、写几项技能中充分体现，这必然会减弱大学英语教学中传授中国文化的动力。
4．英语教师承担着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任务，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是否能够有效地导入母语文化，教师的素质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大学英语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要设计者和引导者，教师对母语文化的认知，弘扬母语文化的意识和自身的文化素养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邓文英等(2005)、肖龙福等(2010)对中国高校英语教师的调查问卷显示，大多数英语教师对中国文化融入英语教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积极的态度，但他们的中国文化知识掌握情况不够乐观，他们应用所学语言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传播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能力也不令人满意，因此英语教师必须尽快加强自身的母语文化修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大学英语教育中母语文化回归途径
1．我国大学英语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更要学生以此为媒介在跨文化的交际中，提高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知并担当起祖国优秀文化的传播者角色，向其他民族介绍中国文化，并与其他民族进行平等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因此，大学英语中国文化课程设置必须针对学生欠缺中国文化知识的现实，开设英文的或者双语的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对比或者跨文化交际等相关课程，增加中国文化英语表达的输入，提高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异同的敏感性。此外，还应充分利用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设置用英语表达母语特色文化或者中西方文化对比方面的任务，引导学生通过网络、课外阅读、专题讲座、电视节目、影视资料等多种形式，加深对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理解，或者组织学生表演英文版的中国故事，参加中国作品的英文翻译比赛，进行中西方文化的辩论或演讲等灵活多样的课外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培养他们对中西方文化的逻辑思辨能力。
2．目前使用的原版英语教材虽然能促使学生掌握纯正的外语和了解西方社会文化，但不利于母语文化的传播和学生应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能力的提高，因此，要编写适合我国国情，顺应学生跨文化交际需求的教材。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要适当地调整教材的内容，加入一些中国文化和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内容。鉴于用英文介绍母语文化的参考书工具书和课外读物，尤其是音像资料极其缺乏且许多中国文化特有的事物名词，翻译不够准确规范，应先组织专家展开研讨论证，做出规范和标准统一的英语表达方式，然后聘请专家加强对现有教材的分析研究，结合目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交际需求，参考学生和教师的实际情况和诉求，编写出材料翔实、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针的规范的实用教材，并应尽可能的配备相应的音像、电子读物，以增加教材和读本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为大学英语中中国文化的导入提供参考依据和实践指导。
3．鉴于考试对教学内容的反拨作用，英语测试中除了考查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外，还应增加对中国特色文化的英语表达的考核，在不改变英语课程性质的基础上，加大有关中国文化题目的比重，使母语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足够体现。如在英语的各类测试中，尤其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从听力、阅读和写作等方面增加有关中国文化的题目，同时在英语学期成绩考核中，可以考虑在期末考试作文部分加入对学生传统文化知识考查的内容，也可以鼓励学生在课上或者课下写或者说有关母语文化方面的内容或者参与文化对比的辩论，小品演出等活动，并把学生的表现作为平时考核成绩的一部分，这样通过测试评介，不仅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对有关母语文化英文表达的关注，引导他们比较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异同，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也能及时地检验大学英语母语文化教育的效果，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并为教育管理部门提供直接的教学成果反馈信息。
教育存在一定的规律，在学校双语教育中，当教师授课语言和学生母语不同时，师生之间会有交流的障碍，在牧区教育中，一些学生的母语是藏语或者蒙语，这对于教学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课本却还是汉语，在牧区教育活动中形象地称之为“‘哑巴’与‘聋子’的互动”。语言不通对教学质量的影响至关重要。
现行的一类模式它依从母语教育的现代教育基本原则,以学生的母语优势为基础，用母语来教学各门学科知识，不仅没有语言障碍的存在，同时对于其他学科的教学也极为有力，这是学生能够对知识进行深入理解的最可靠的语言信息。所以，所谓的教学语言障碍并不是因为学生本身母语造成的，而是教育机构对于学生教育没有做到以人为本，对于教育可以循序渐进，当学生掌握一定汉语后，逐渐加大汉语教学力度，对其他课程也进行汉语教学。这可以使得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第二类模式藏语文或者蒙语文仅仅作为一门语文学科，教育者追求的是它的继承和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教育教学中，没有充分体现它的工具性。二类模式藏语文或蒙语文的课程价值具有单一性。
所以把现行的两种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将对双语教育教学有积极的作用，从而提高牧区教育的普及力度。通过教学实际分析，一类模式对于学生的发展更有积极作用。
2双语教育教学中的困难
首先，应在国家总的教育目标前提下，要从人的一生成长中基础的因素与影响成长的最重要的要素中去确定。对比一般的人与成功人士，在学习、生活及工作中最能起最基本作用的，能影响人一生的要素中去挖掘本质与最有用的要素，一般来说，主要有四项：身心健康，习惯良好，学习勤奋，发展科学。
1.身心健康是一个自然人生存并立足社会的最基本的前提
这一点很好理解。在教育工作中，教育工作者对此都有许多体会。因为，没有身心健康，就不会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人，就会成为家庭与社会的负担，也许还会成为一个家庭的灾难。这方面有许多案例。比如有些大学生甚至名牌大学的学生，因为心智不成熟，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同学、朋友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常常发生矛盾，甚至做出过激行为，造成人身伤害，且付出血的代价。有些智商高的学生，因为身体素质不好，在校不能坚持正常的学习，毕业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甚至不能享受正常的生活乐趣。所以，身心健康是我们教育目标追求的最基本的前提。
2.习惯良好可以让一个人终身受益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教育就是一个人把学校所学的具体的知识都忘记后剩下的东西。那么剩下的东西是什么呢？当然只有是在学校教育中所形成的良好习惯。美国《成功学》创始人拿破仑•希尔通过对500多名成功人士研究后指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培养具有良好的性格、习惯的人是任重而道远的。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具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性格，将会决定学生的一生，是学生未来成功的基础。美国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性格，让孩子自强；我们要把培养良好的习惯作为我们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培养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而且良好的习惯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理解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通过良好习惯的养成教育来完善一个人的良好性格。
3.学习勤奋，其中的关键词是“勤奋”
学习的最后结果如何，是由许多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来决定的，如个人的兴趣、先天的接受能力和后天的学习基础、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生活环境等等。在诸多因素中，有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有的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的，其中个人的努力就是勤奋。因为，勤奋是一个人对待学习的态度，而更多的情况下，对一个人的成长与成才来说，态度决定一切。
4.发展科学才有可能让一个人循序而有个性地成长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要讲科学，不科学的发展就是乱发展，不科学的发展是有害的。首先，科学的发展，必须是循序的发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遵循这样规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低级到高级。人的教育发展更应遵循这个规律，否则，必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反思当前的教育，是不是我们的家长和教师因急功近利而揠苗助长呢？分析一个优生在某个学段的品行和成绩突然滑波，是不是揠苗助长造成的断链现象呢？其次，科学的发展，必须是个性的发展。面对世界的多元化的发展，对人的发展需要也应是多元化的。由人的智能的多元理论可知，人的智能是不平衡的，即我们所说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特长。反思我们的家庭教育，周末逼孩子参加这样或那样的兴趣辅导班，这到底是培养孩子的兴趣还是打击他们的兴趣呢？是张扬个性还是泯灭个性呢？再反思我们中小学教育和高校自主招生，真正的“因材施教”做得如何？真正的“不拘一格选人才”又做到几分？因此，在身心健康、习惯良好、学习勤奋的前提下，要根据个人的智能长处与兴趣，扬长避短，这样才是科学的发展。
二、中学具体教育目标在学校的实施
1.落实身心健康的教育目标
一是在身体的健康上，要求学生按要求确保每天进行一小时的阳光体育活动，从而确保学生的身体健康。二是为了将来进一步提高生活的质量，在学校期间最好能培养出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与艺术类项目。一方面是为了健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将来的生活品质。三是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健全人格，抓好文明礼仪教育和开展劳动教育，让学生能投身社会实践，明确社会责任。要教育我们学生阳光、向上、开朗，不能封闭自我，要学会大方地与同学进行阳光交流，善于沟通，善于通过正确的途径自我排解不良情绪，从而确保学生的心理是平衡的、阳光的、健康的。
2.落实习惯良好的教育目标
首先让学生了解习惯有好与坏。好的习惯才是我们一生用之不尽的人生财富，而坏的习惯会阻碍人的科学发展。教育工作者要给学生指出良好的习惯是什么，提出在学习、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良好习惯的具体要求。如独立思考、提出问题、课前预习、遵守公共秩序、讲文明礼貌等等。并且让学生明白习惯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让习惯成自然。学校在日常的教育中，要做好督促检查工作，与学生家长保持一致，使学生在生活、学习、休息、交往等方面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逐步让学生理解并体会到习惯的神奇力量。
3.落实学习勤奋的教育目标
一是要给学生营造一个以勤奋刻苦学习为荣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在学校里，在教室里，都要有相关的标语内容。教师也要通过各种方式来积极传递这种精神，比如可以设一个表扬“勤奋、刻苦学习”的专栏，定期评比，进行奖励，以鼓励和激励学生勤奋刻苦学习。也可以组织一些以“勤奋、刻苦学习”为主题的活动，让每个学生融入这种氛围。教师还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二是要因人而异确立学习目标。这个目标，在整个奋斗过程中需要学生家长、教师的监督和鼓励来实现。有了目标的压力和动力，那么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将会有了方向，他们才会为达成目标而开动脑筋，付出努力。三是要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教师要帮助学生制订科学的学习计划和方法，让不同的学生都能获得自己的成功，保持勤奋学习的劲头。
4.落实发展科学的教育目标
关键词:;语文教育目标;借鉴价值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003-02
先生引领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对我国近百年以来的语文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教育目的是语文教育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教育目标是对教育目的的具体化,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重视语文教育的先生显然会对之展开积极的探索。在语文教育的目标上,先生对中国当时的语文教育和语文教育中应有的诉求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他的关于语文教育的三大目标,即“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能欣赏中国文学名著”、“能使用古文书籍”。深入剖析和阐释的关于语文教育的目标观,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时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状况,也可以为当前的语文教育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要求学生掌握白话语体,培养学生“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
在其1920年发表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中明确地将“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作为语文教育应实现的第一目标。在1922年的《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和1929年起草的关于《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第二次草案)中,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一点,要求在高中阶段也应继续培养学生运用国语的能力。
对语文教育目标的这一定位基于他对我国语言文字的认知与研究。认为,汉语言文字是汉民族思想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维系汉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因此,要拓宽学生的学识和眼界,要提高学生的治学能力和素养,就要使之能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文字。还正确地认识到了汉语言文字的人文价值,认为语言文字能力的习得与人们的人格修养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他曾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家中诸侄辈现作何种事业?儿以为诸侄年幼,其最要之事乃是本国文字。国文乃人生万不可少之物,若吾家弟子并此亦不之知,则真吾家之大耻矣。”[1]39这就是说,在看来,对祖国语言文字的习得是人生事业的基础,也是构筑人的人格修养的核心。由此,将对母语的运用能力看作是出国留学的必备能力之一,认为若对祖国语言文字都不能正确使用,那么学生就容易形成奴颜婢膝之丑相。可见,对祖国语言文字的认知并非仅停留在实用层面,认为它还涉及到人的人格尊严、涉及到一个人的民族情感的层面,这样就为保护、实施和推进语文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上的基础。
同时,还进一步认识到,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同为祖国语言文字的“白话”具有“文言”难以匹敌的优越性。他认为,中小学用“文言”进行教学,是我国教育难以普及、学生难以 “自由发表思想”的关键原因。所以,要改变我国教育落后的状况,在语文教育中就必须摈弃“文言”而改用“白话”。“我发起这(国语)运动是为了将白话文引入到学校教育中,以取代文言文的位置”,因为“文言文像拉丁文一样是一种已经死了的语言”[2]234。具体而言:其一,文言不适合作为教学语言而存在。作为教学语言,它的最基本的功能是传递信息,但用文言来传递信息极其不便。在自己的日记中就曾记录过一则实例:“新学制会议的议决案。但这篇致辞,事前并未曾印刷出来,又是用文言做的,读的又是江苏的口音,故会员都听不懂。”[3]92 这就是说,既见不着又听不懂,自然就阻碍了人们间的沟通与交流,作为教学语言,它更应是融读写听说于一体的活的语言,如此才能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才能促进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其二,文言也阻碍了学生思想的自由表达。文言是我国古代的书面语,而不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活的语言。指出,要求学生用文言来发表自己的思想,就是“要他们用千百年前的人的文字,学古人的声调文体,说古人的话,只不要自由发表思想”[4]211。
还充分论证并实践了用白话来取代文言的可行性与适宜性。认为,用白话来取代文言,并非仅是语言问题,更是使用语言的人们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的问题。通过使用语言文字的形式上的自由与解放,人们可以求得自身在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而培养学生的在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也正是现代语文教育应追求实现的目标。“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即将“文言”改为“白话”,可以满足学生自由言说的需求。“自由发表思想”重在“自由”二字,“自由”是“五四”时期哲人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发现。语文教育中所追求的“自由”也是一种摒弃,它摈弃的是对古人的模仿,摈弃的是古人的言说方式和语气语调,要言说的则是自我对生活、对世界及对人生的独特的体验和感悟,这是对学生生命的尊重,更是学生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的回归。
［关键词］教育目的；和谐发展；主体性
Abstract:Thefundamentalgoalofeducationistomakepeoplegainharmonious
development,whichincludesfouraspects.ByreconsideringandanalyzingtheeducationalaimssincethefoundationofP.R.C,theauthorholdsthattheeducationalaimshouldbereorganized.Itshouldcenteronman''''sharmoniousdevelopment
andthesubjectivityeducationforresolvingtheinternalandexternalcontradictionofeducationalpurposeandamalgamatingfreelyindividualsubjectivitywith
communitysubjectivity.
Keywords:educationalaim;harmoniousdevelopment;subjectivity
当今中国正处于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中西方文化观点、思维方式、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等都在这一刻发生着强烈的碰撞。佩鲁等人所说的“人的革命”已经开始，并且这场革命正逐渐成为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的主题。马克思曾说过：“整个人类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教育的根本功能在于促进人的发展，人要在这场革命中完成自身的生产与提升，必须依托教育这个人类社会进行遗传的生命支点，而教育目的的确定则对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规定。无论是素质教育，抑或是创造教育，都是强调以人为本，试图通过教育使人得到“和谐发展”，向着更自由的空间迈进；并依循着这种“和谐”的轨道，通过发展，使人真正成为人。
一、教育目的的实质与建国后我国教育目的的演变
教育目的的实质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教育就是要使每一个人对“为何而生？”、“如何生存？”作出自己的回答，教育目的应从人的角度入手，是对人的生存型态的规定和期盼。人是怎样的存在，站在社会与个体不同角度对人的存在型态的理解也各有差异。教育目的中有“社会本位”和“个体本位”的争论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对人的生存型态的规定都不可能是定型的，除非人已是非生存之态。人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所已拥有的任何规定性，而是力求创造出自己新的规定性。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同样不愿意人停留在“旧”社会的规定之中。从这一点上看，社会与个体在教育目的理解上又是统一的。因此，人怎样存在，不仅是人生的终极问题，也是教育的终极问题，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人的生存型态趋于完美和协调。反观建国50多年来的教育历程，我国教育目的的演变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教育目的的自失阶段。两千多年的封建儒家教育思想，始终把教育当作“助人伦”的工具，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在建国以后没能从人们的心底根除，反而是几乎从骨子里被接收过来，形成一种痼疾，加之教育上多是照搬了苏联模式，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人的主体性无法得到应有的发育，教育目的应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被抹杀了。虽然在教育目的的规定上强调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左”倾带来的失误，特别是“”十年对教育的扭曲和摧残，教育培养出的人是典型的政治产品，个人价值几乎丧失殆尽。此时的教育目的只不过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理论假设。在这一时期，人使教育迷失了方向，并最终使人迷失了自我。
二是教育目的的自思阶段。20世纪70年代，我国哲学界率先发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而引发了教育理论界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争论，人们开始冷静地反思历史，重估历史价值，并尝试着进一步重新认识自我。党的以来，教育所发挥的其它社会子系统所无法代替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在回顾和咀嚼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同时，又把目光投向了西方教育理论的研究上。显然，建国初期所提出的教育目的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教育必须反映出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的智力要求。许多新的教育理念为人们所接受，教育也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这次讨论却终究蜻蜓点水般令人遗憾，表面繁荣的教育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危机。在西方适应论和工具论理念的冲击下，教育目的逐渐走向狭窄，并表现出对人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素养的忽视。教育成为经济的附庸，从而造成了人格发展上的缺失，教育目的依旧蜷缩在外在因素的阴影下。
三是教育目的的自觉阶段。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把矛头直接指向人的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是对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的深层危机的一种担忧和理想愿望的期待。杨叔子先生对经济发展给高等教育带来的人的培养方面的影响归结为“五精五荒”——“精于科学，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网情，荒于人情；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权力，荒于道力”［2］（P1－3）。并阐明“五精”之正确与“五荒”之错误的根本在于“荒于人学”与“荒于人文”。同时指出，“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中存在‘五重五轻’现象：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五轻’的根本在于轻素质，主要是轻人文素质，轻教育要教化人与塑造人这一‘在明明德’的本质功能，而教育陷于急功近利的狭隘的功利主义囹圄之中”［2］（P3）。这虽然批判的是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但又何尝不是基础教育中片面追求升学率在专门教育中的延续呢？又何尝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思想对教育目的的误导和扭曲呢？教育目的处在一个功利与人文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阵痛时期。应该说，今天的教育是教育的“自觉”时期，而教育的自觉其根本是“人的自觉”，表现为人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定位和再认识，表现为人对自我发展与自身发展的超越性追求。高扬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自我意识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素质教育和创造教育成为炙手可热的焦点，这意味着对人的“应然性”的深切关注，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梳理和反思建国后我国教育目的的变迁，我们感到喜忧参半，教育目的虽然历经波折，但总体上是向着良性的发展方向前进着，并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较大作用。尽管如此，但教育目的中的深层次危机已现端倪，教育目的与教学理论联系的缺失，教育目的中人的发展的本体功能的忽视及由此带来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结构的陈旧和不合理，仍然困扰和压抑着学生的个性发展。没有这种危机感是危险的，有了这种危机感而不去变革更是愚蠢的。
二、人的和谐发展的涵义
笔者认为，人的和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身心的和谐；二是个人与客观外在的和谐，后者又包括了个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个人与群体的和谐、个人与其他个体的和谐三方面。简而言之，人的和谐发展意味着人自身和其在社会实践中的丰富活动相统一。因此，从教育学意义上应着重把握好四个协调。
一是个体身与心的协调。教育的最根本任务就是促进受教育者个体的身心协调发展。人是身心的统一体，身体是基础与保证，心理是中介、动力和核心。教育应该提供适合且有利于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良好环境，满足其身心发展的需要。学生的身心具有巨大的潜能，只有通过自我的“内视”，环境的诱导与刺激才能逐渐被唤醒和激活,并将客观世界内化于人的身心，进而形成一种协调的、基本的、内在的个性心理品质和体质。可见，强调人的身与心的必然联系，并挖掘潜在于人身心之中的品质因素，使二者融为一体，是人和谐发展的基础。
二是个体与群体的协调。这种协调有两层含义：一是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协调；二是个体与其所处团体的协调。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一定程度上讲，个体与群体的协调是个体与社会环境的协调。人与人之间不能是相互封闭和对抗的，人不可能孤立地生存于社会之中。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讲竞争更讲协作，许多领域需要共同参与，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方能完成。马克思指出：“人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而存在。”［3］这表明了人所具有的两重性，每一个人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又是社会类本质的承担者。其价值也就体现在这双重规定之中，一方面是作为个体的人对个体价值的确认，另一方面是作为内在于社会群体之中的人，对与他人共有的价值的肯定。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是价值主体的存在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对任何一种价值的片面的无限张扬都是对另一种价值的否定，也必然导致人的发展的异化。
三是个体与自然环境的协调。这里可以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名词——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1）环境要求人与之和谐，因为宇宙是自控调谐的，也就是说，大自然的规律是和谐协调的，如天地运转，四时循环等都呈现有序状态，而人是大自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人道应遵从“天道”。既然天道是和谐协调的，那么人道也必须和谐协调。（2）人要求与环境的和谐，表现出合道而行，人天合一。人主动地适应环境，同时又希望自然环境合乎自身的要求。在此，和谐应是环境与人或人与环境之间交流与沟通。
四是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协调。近些年来，教育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与挖掘，然而其人文价值却往往被忽略。这既不利于人的和谐发展，但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代教育更应强调人才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统一。在人的发展中，总能找到科学与人文相联系的切入点，使二者有机地结合于教育目的之中。我们不仅要营造科学环境，还要营造人文环境。现代教育深情地呼唤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人文知识、人文精神的和谐，这种呼唤直指教育目的本身。
三、和谐发展与教育目的重构
中国社会是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也是一个需要和正在生成新的教育目的的社会。在此背景之下，只有以人的和谐发展为内核,把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有机地、辩证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解决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才能将教育活动导向正确的方向。
首先，教育必须是主体性教育。主体性教育是建构受教育者主体性的活动。建构不是把人作为客体进行塑造，也不是人的自然发展，而是在人的已有发展的基础上使人得到新的发展过程。它把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的外部矛盾，整合为主我和客我的内部矛盾，进而统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发展的主体性，使之成为受教育者发展的直接动力。主体性教育就是促进这一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并尽可能地解决教育目的的内外矛盾。
其次,教育还应从培养孤立的个体主体转变为培养类主体，从发展占有性个体主体性向共存的类主体性转变。在这样的类主体教育中，教育不只是以个体发展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共同发展为目的。人类是主体社会形态的最高层次，类的发展是人的教育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结果，但类的发展只有通过个体的发展来实现。类主体教育作为面向个人主体的教育，它发展的是人的完整人格——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的“共存"或“交互"主体性、主体间性，这种主体性是个人的、独立的，同时又具有交互性和人类性；是主体间的共存、共融，也即和谐发展。
教育目的中始终存在并亟待解决的矛盾是教育对象的主体性要求与社会对人的功利性要求之间的矛盾。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就是人的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必然对个体的发展提出一个相对稳定的规定性，使人成为一个实然的人。而个体却总是想按照其应然性的要求，追求其理想中的实然，超越已有的规定性，从而导致教育目的的外在目的的变化。所以，教育目的是变化发展的，对教育目的认识也表现出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教育”的存在，社会与人都在不断地上升和臻于完善或者说是趋于更加和谐。教育也应是可持续发展的，只有不断地解决教育目的内部矛盾，才能使人类趋于更加和谐。社会的发展越快，越需要不断地扬弃，最终走向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尽管这有些理想主义色彩，但我们却没有理由放弃对人的和谐发展的孜孜以求。和谐发展的实质是追求人的自由的实现，追求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使人真正成为人，让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自由融合。
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人的历史就是其追求和实现自身本质，展示其主体性的过程。人要确立一种真正的主体性，过一种真正属于人的有依归的生活，“就必须既注重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和谐相处，又注重人自身的内心体认与自主自强”［4］（P19）。探索人的主体性，我们发现：“认识自我价值，追求个性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构成了人的主体性实现的三个基本环节。”［4］（P23）
认识自我价值是对主体性的内省与确认，是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主体对自我存在意义的判断和评价。认识自我价值也就是认识自己的实践活动，就是对自己追求发展的认识。
个体的主体性不仅仅是能够认识自我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发展自己的个性，但在当今社会，教育目的的确立和教育方式的选择却往往成为制约个性发展的瓶颈。对于人的个性发展，就个体而言，能动的个体是选择和塑造自我个性的主体；就社会关系而言，它又是受动性与主动性的藕合。所以人对个性发展的追求，必须以和谐发展为基础。“和谐发展是认识、理解客观世界与人的自我表现的协调统一”［5］，而追求个性的发展，“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个人自我实现，而应理解为‘社会我’的表达，它是人的‘类个性’或‘类主体’的价值生成”［6］。之所以说追求个性发展是主体性的外化，是因为追求个性发展是追求人的自由，在社会实践中的自由程度和个性的展现程度表示了主体性的外化程度。从教育目的而言，这种自由是内在目的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是个体达到了理想中的应然。同时，这种应然依旧受到社会规定性的约束。就个体而言，所谓自由就是“人的活动不受外在必然性的摆布，人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可以自主，自决和自律”［7］（P34）。人获得自由的方式往往有三种，即：“认识论层面的求‘真’，是人获得自由的理论方式；价值论层面的求‘善’，是人获得自由的实践方式；本体论层面的求“美”，是人获得自由的审美方式。人通过审美方式获得的自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7］（P36）之所以说人通过审美方式获得的自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是因为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美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一种人与所处环境合一的美。
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是个体自主与整体和谐的统一，而个体自主与整体和谐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这在教育目的层面上看，要求的是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的和谐统一。个人追求着自身的价值和个性发展，但这种追求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这一过程的实现要依靠鲜活丰富的社会实践，靠其赖以生存的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受到现实社会已形成的规定性的制约。
人在追求内在目的满足的同时，必须满足外在目的的要求。因为社会需要得不到满足，最终会妨碍和限制个人需要的满足。个人的发展与价值实现最终是由社会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来判定，承担社会责任表明了个体对社会的认识程度，及个体对人本质的体认程度、反思程度和显现程度。人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其主体性实现越充分，故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与承担社会责任是一致的。一方面，人对社会责任承担的深入程度和范围，表明了被社会认可的程度。这一过程是在不断完成教育目的的外在目的——社会对人的规定性。另一方面，人要追求个性的自由，必须努力承担社会责任，努力地按照社会的规定性去要求自己。反之，人只有努力承担社会责任，才更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从而使人更充分地认识自我价值，最终促成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人的和谐发展与教育目的重构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解决教育目的的矛盾和实现人的个体主体性与类主体性的自由的融合，使人的发展走上一条幸福之路。
如果以此为基点，往回看，那么人的和谐发展首先是人在教育内部的和谐发展。这些年以来，教育理论与实践对人的主体意识的关注，对人文主义的呼唤，正是对人性的张扬和人的和谐发展追求的表现，是对教育目的中存在的弊端和时代挑战所进行的客观而理性的现实回答。今天的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人的和谐发展是教育目的的重心，是人的个体价值的展现，是培养自立、自强、自主人格的根本。其次是人在社会中的“和谐发展”。作为社会系统一部分的教育不可能独立完成其使命，人的和谐发展也不是仅仅依靠教育就能完成的。人的发展，从时间的维度上是指向未来的，从空间的维度上是指向整个现实社会的。现实与未来为人的自我意识的不断更新提供了广阔的土壤，人才得以从自身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其精神人格和个性价值才能够得以体现，人的主体地位才能够得到确认，人的和谐发展才能最终以“目的的显现”回归到社会之中。但是，肯定主体意识和个体价值，并不是主张个体价值的无限膨胀，还应强调自律与约束。人的发展不应让物欲和利益遮住了双眼，而应当站在人类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具有对知识的超功利态度，追求知识与精神、个体与群体、人格与学识的协调统一，以达到自由的和谐。
人的和谐发展是一种动态平衡，有一种相互稳定期，也应有可持续发展的特性。受到其所在历史时期和环境的规定与影响，人的发展在某一“点”达到和谐时，社会便会产生一种更高、更新的规定性，此时，应然性的人便试图打破这种已经存在的规定性而求得理想中的实然，教育目的则成了二者的注脚。和谐发展的本义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所以，人的和谐发展是相对的、开放的、扬弃的，而作为把人培养成什么样人的教育目的也必然走向其终极关怀——人的自由、人的精神的依归。此时，人才有更真实的和谐发展，人的发展才更加真实与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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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煦春，杨豪良．试论人的主体性实现的三个基本环节［J］．襄樊学院学报,2001，（4）：19，23．
［5］袁振国．对峙与融合——20世纪的教育与改革［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252．
我们总是忽略了，帮助他们成长才是最重要的，作为当父母的，请反思一下：你了解孩子拿钱的动机吗？你明白孩子是对钱的心理需要才促成了孩子拿钱的行为吗？人的行为表现受动机支配，特别孩子的自控能力又不够强时，就有可能采取一些不正当的行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偷拿家里的钱则是孩子选择的自认为最具合理性的可以达到目的的方式。解决孩子拿钱问题，首先应冷静弄清孩子拿钱的心理过程，一般说来，孩子在其中会经历三个心理过程，既“欲—惧—智”三过程。先说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需要，如果没有欲望，拿钱也就没有意义了，孩子拿钱并非对钱本身感兴趣，而是他的某种欲望启动了，孩子的这种欲望正是我们必须把握的，上边说的我班那离家出走的孩子，拿钱也许只为了买些零食。清楚孩子拿钱的目的，才能根据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再是惧，孩子惧怕什么？
当孩子根据对父母的认识与理解，认为自己的欲望需要得不到父母的理解与接受时，孩子一定惧怕这种需要被父母知道，更别奢望父母能给钱让自己满足了。不敢让父母知道，又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于是偷便成了孩子认为最可以采取的得到钱的方式了。最后是智，孩子的需要必须由钱来满足，而除了偷再无他法时。孩子便开始设想该怎么偷才能不让父母发现了。如果一次成功，尝到甜头的他们就有可能继续这种行为，所谓“正强化”其作用是促使行为继续下去，孩子的心理需要最终衍变成对钱的欲求。这个时候如果家长教育方法不当，孩子不仅不会改掉缺点，还可能由此形成对父母的仇恨，这就是所谓的屡教不改的原因之一。
所以，当父母抱怨孩子屡教不改时，请扣心自问，自己的“教”正确吗？我想说，父母对钱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孩子。孩子对金钱的态度一般来自家庭父母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迁，金钱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大人在日常生活中无意间表现出的对金钱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孩子。父母对金钱是任意挥发呢还是分分计较亦或张弛有度？为人父母，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孩子模仿的对象，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意识的培养孩子对金钱正确的认识，形成积极的价值观。我还想说，父母的教育方式的合理，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深远。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关系到孩子拿钱的行为是得到强化呢还是得到控制改正或者泛化，错误的教育观念得到转变还是恶化，孩子的需要得到满足还是得到合理的延缓或者受到压抑等等。作为父母对孩子偷拿钱的行为，应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通过细心沟通交流，了解其心理需要，有针对性的冷静处理，教育的目的不但要扭转孩子不正确的拿钱心态，更要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格成长环境，从而也提高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最后还要再说，父母所采取的方式，将影响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所以，家庭教育不是口号问题，家庭教育应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遍重视。国家制定颁布的相关法律文件应落实到位，实施到位，比如要求学校开展家庭教育相关讲座，根据具体情况开办家长学校等，意在提高家长素质，提高教育质量，从日常生活入手，培养孩子的道德情操，思想修养等。其实，我们班级那因偷拿家中钱财而离家出走的孩子，在当今的社会已不是个案，在人民生活水平已得到实在提高的今天，这个问题更不容忽视，而我也将尽我所能，呼吁社会关注孩子，关注农村父母的教育需要！最后我将告诉我身边的父母，面对孩子的错误，如果你没有把握改正，请用爱孩子的心宽容他的错误，请耐心的放下你手中的棍子走进他的心里！孩子是你的爱，请用正确的方法爱他，请用正确的方式教育他，在关注学习成绩的同时，不可忽视思想品德教育。家庭教育无小事，孩子的任何言行，都应引起家长的足够重视，用真爱的心感化之，用平等交流的方式教育之，用国家的法律法规警觉之，这样方可防患于未然，方可教育好孩子且于孩子的成长有利。
作者：金枝 单位：贵州省兴义市乌沙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