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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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1.
[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古城灵魂正在离开./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3-5.
[5]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6-7.
[6]顾春.城市CT：古城保护且看“绍兴模式”.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6-05-31（03）
[7]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251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意义现状问题保护的动力保护的基本原则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同志指出，“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地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1]；又说，“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2]。那么，如何在历史文化研究中体现党的群众路线、草根意识呢？《说齐》的出版也许有某种启发意义。张先生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书名为什么选用一个“说”字？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朋友们的理解”，作者选择了“以人（事）代史”的方法，即通过某些典型的人和事去反映、解读那段历史，这样可能更具体一点、更生动一点、也更容易接受一点”。本人以为，这就是一种群众路线的体现。作者在注重学术研究、强调科学性的同时，又在努力追求一种平易性、可读性，尽可能地将那段久远的、纷繁的历史剪裁得更精当一些、人物与事件关系更明确一些、读者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所以，《说齐》不像有些历史书籍那样古板僵硬、生涩难懂、不易接受。然而，这无疑增加了创作难度，无形中考验着作者驾驭时空、驾驭史料和驾驭语言的能力。本人认为，长期以来历史文化研究最容易陷入两大误区：一是过分强调所谓“学术性”（有学者提出“学术为本”“、本本至上”），研究者一头扎进故纸堆，写出来的东西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大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因而读者面受到极大限制，其研究成果也就很难“落地生根”；二是将庄重、严肃的历史文化研究搞成了儿戏，“戏说”“、假说”的成分太多，更有甚者，无中生有、瞎编乱造、张冠李戴，让读者很不舒服（甚至有一种被愚弄、欺骗了的感觉），同样无法体现其“群众性”。张光兴先生也许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说齐》既不玩弄文字游戏、装腔作势、故作高明；也不油腔滑调、贫嘴贫舌、哗众取宠。看得出，作者在“尊重历史”、坚持“学术性”的同时，还在追求一种自然、轻松、平实的文风，努力将古老的齐文化尽可能地通俗化，从而赢得更多的读者，让他们在认识、了解齐文化的过程中受到教益和启发。比如，书中有多处引用了古人的诗词，作者没有一引了之，而是尽可能地将它们译成白话文，对生僻字还加了拼音，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历史文化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
历史文化研究必须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生，否则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生命力。而这类问题说起来似乎简单，实践中却是个不容易解决的大难题，因而，能把这一问题解决好具有普遍意义。近年来有一种现象，即一谈文化就必然要与经济“挂钩”，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似乎成了某些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的一种噱头。张光兴先生曾在多个研究会上指出“，这种提法并不科学”。他在《说齐》中就对“争名人”“、争死人”的不良风气提出批评“：随着各级政府、团体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争名人’似乎成为一种风气。……像诸葛亮被争过，老子被争过，李白被争过，后来发展到争董永，争大乔、小乔，争神话故事中的孙悟空，甚至争恶贯满盈的西门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争这些‘死人’呢？仅仅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吗？我看未必。……（他们）实际是在利用这些‘名人’‘、死人’为自己谋利益———有的通过‘名人’效应去拉动GDP，还有的借宣传‘名人’之机暗地里抬高自己。这些变味的‘文化现象’，不光败坏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是在作贱历史名人。”[3]63言外之意，真正的服务现实，不应该是这种“交易式”的，也不是那种“贴标签式”的，而是要深度地理解文化、把握现实，并提出独到的见解和主张。这可以说是《说齐》的一大亮点。《说齐》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副标题“齐人齐事一家言”。本人认为，这个“一家之言”是作者受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的启发或影响而衍生出的“点睛之笔”“、神来之笔”。在这些“一家之言”中，作者紧紧联系当下社会现实，大胆“针砭时弊”，而作者的理论主张和学术见解也便寓于其中了。所以，每每读来大有蒲翁当年之遗风。比如，作者在第二十二章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谁亡了齐国”，并在“一家之言”中用很大篇幅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可能会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我（还）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齐人自己灭掉了齐国。”接下来，作者做了三点具体分析：“第一，没有解决好‘主流文化’与‘核心价值观’问题。”当时在齐国，由于“黄老之学的盛行和邹衍等人阴阳五行学说的蔓延，严重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很多人为了得道成仙、长生不老，放下手里的农活不干，一天到晚空谈那些没用的东西，即所谓‘燕齐之士，释锄耒（音lěi），争言神仙方士’。……在这个问题上，黄老之学与主张‘入世’、强调‘事功’的儒家学派形成鲜明对比。其结果，直接影响了齐国的主流文化与价值取向。最终，导致了齐国人精神的沦落”；“第二，统治者尤其是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略）“；第三，社会风气的腐败”（略）。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明确提出“：目前，我们也处在一个文化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时代，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各种文化之间交融、渗透、碰撞、摩擦也会日益频繁和复杂，从而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潮与学派，这是一种潮流和趋势，谁也不可能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选择自己的主流文化，选择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些分析，不仅体现了作者独到的见解，也与当前的社会现实有着极密切的联系。严格来讲，有些“一家之言”已经超出了齐文化的研究范畴。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该书有了更为广泛的、现实的社会意义。
三、历史文化研究如何做到既尊重历史与体现研究者的意志
沁河中游的文化遗产极其丰富，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灿烂的文化遗存。就现实情况来说，很多文化遗产只是自然保留下来的，而不是保护下来的，沁河中游的遗产保护不甚乐观。
1)保护资金的严重缺乏与保护主体的缺位。保护与维修资金的缺乏是沁河中游地区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难题。长期以来，资金短缺一直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瓶颈之一。现有的文物保护资金投入在范围上仅仅覆盖国有文物、文物管理部门所属保护单位，而大批非文物管理部门所属的文物保护单位，除少量的特殊情况之外，基本上得不到财政资金的投入。此外，市场价值的提高和经济利益的驱使，古村落民居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可能。大多数的古村落民居尚未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古民居产权还属于私人所有，政府以及文保部门未能直接管理，状态微妙。
2)开发利用严重不足，制约了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开发是现在文化遗产再利用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方式。在沁河中游地区遗产保护中，其开发与利用严重不足。尽管其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与晋中其他地区(例如平遥古城和日升昌票号、乔家大院等代表性景点)相比相差甚远。目前除了阳城县的皇城相府经过皇城村的挖掘与包装，通过建立集“煤炭开采、旅游开发、生物制药、生态农业”于一体的集团公司———皇城相府集团，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外，其他众多的古村镇还普遍未能开发利用。
3)缺乏有效的推动手段，社会民间的力量参与和挖掘不足。在沁河中游地区遗产保护的约束因素中，值得注意的是缺乏有效的推动手段，政府对文化旅游潜在的价值认识不足，在旅游开发和宣传上同样十分保守。未能结合地域的遗产特点进行包装与筹措社会及企业资金，还未及时地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来吸引社会和个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在社会与民间参与层面，也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各方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在遗产保护实践中，很少去真正关心古镇原住居民的意愿。居民参与还未充分展开，导致丰富的民俗活动与遗产保护无甚关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没有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
2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思路与策略
2．1基本思路:吸引与激励各类保护主体的分类保护策略保护主体的缺位，维修资金的短缺，传统艺人的萎缩直接加速了历史文化遗产的衰亡。因此，除了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输血”、积极地进行“造血”外，丰富和保持历史文化遗产活力的社区再造与重塑是当前保护研究不得不面对的议题。在财政资金捉襟见肘的现实下，最有效的保护办法就是在再利用中创造“增值空间”，并以“人”为本，顺应社区发展趋势，发挥社区自主性和能动性，形成“以用促保”的良性循环。将文化遗产按照自身区位特点以及文化资源特色，因地制宜，藉由不同的动力机制，选取适于自身发展的保护模式。
2．2中游地区古村镇保护的模式———综合利用模式与社区营造针对沁河中游地区具有区位和文化旅游双重优势的文保与古村镇，可利用其创造更高的利用价值与旅游收入的潜力，加大历史遗产的综合利用效能，透过社区营造凝聚共识，力促历史文化遗产的持久保护。可沿用市场的原则，先期使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并具备营业条件，再吸引企业、社会团体与个人参与。一方面，可通过部分古民居的功能置换，改变原有建筑的用途，进行重新整合，实现空间再利用的增值;另一方面，可积极利用其旅游优势，创新与丰富旅游产品，发展旅游服务产业，作为大区域旅游的有益补充。实现从“输血”到“造血”功能的转化，形成经济发展与历史保护的良性循环。此种保护模式，宜以发展的眼光，形成开放的社区结构，集合社区人力资源，积极培育社会资本，透过社区总体营造凝聚共识，推动非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文化人士以及个人的参与，扩大区域影响力，防止再利用过程中的过度商业化，以迎合聚落的传承与发展［2］。
2．3保护策略1)积极争取各类资金，创设遗产保护基金，加大保护投入力度。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健康稳定的资金保障体系一般会有多种资金来源形式，主要包括政府补贴、各类基金支持、民间团体投资、村镇居民自筹、发展文化服务业等形式。随着中央财政对文物保护经费的专项资金投入逐年快速增长，为文物保护工程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成熟，私人或团体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投资成为重要趋势，沁河中游地区可在充分把握国内外遗产保护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争取新增中央财政支持文化遗产事业专项，积极争取筹集或创立遗产保护基金，加强与国际及国内文物研究组织、文博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为地区丰富的遗产提供资金保障。2)充分调动社区的积极性，加强合作与交流，培育地域活力。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中的社区参与上，要逐步构建形成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保护机制，可以利用各种优势力量，构建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建立基于民间力量的保护机制。3)激励与吸引民间及社团的关注与投入，加快遗产再利用的步伐。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感受，某些有特色的城市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能引发一种精神上的慰藉，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环境感受、城市标识、空间色彩，甚至某些细节还印在脑海中。中国城市特色明显，不同的人工构成物都可构成城市的不同特色。不过，随着某些城市的过度开发，其出现了特色不明、趋同的现象。城市飞速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综合体，重塑城市形象、整合城市功能显得迫在眉睫。因此，做好公共艺术设计，对塑造城市形象、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位、打造城市特色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益阳市历史文化脉络分析
作为湘北洞庭湖区域重要城市之一的益阳，背靠雪峰山，怀抱洞庭湖，是“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也是湖南农业比重较大的城市。在“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益阳市在经济、人文、城市面貌、品牌创建等方面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益阳市内名胜古迹裴公亭上有一幅楹联“裴亭有色树添色，资水无香士溢香”，它印证了益阳自古以来就“因广木而彰声，因人杰而地灵”的区域特质。近年来，益阳努力围绕“绿色发展”这一主题，在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把山、水、林与湖湘文化结合起来，以生态、环保为目的，打造市民宜居的生态之都，以期最终将益阳建设成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山水城市。
三、益阳市公共艺术设计分析
公共艺术以多种艺术形式存在于城市空间，雕塑、壁画作为早期的艺术形式对城市起着装饰作用，内容也往往反映城市的历史文化、人文背景，公共设施更是为方便市民生活而慢慢发展起来。长期以来，市民对于益阳市的印象，大多是一些地方缺乏良好的规划，如一些街道、小区、公园广场等，出现一些脏、乱、差等问题，道路、公共健身设施需要维护等。因此，要为市民创造一个美的环境，就要尽量改善这样的现状。第一，公共艺术设计除了设计人们了解的城市雕塑、壁画、公共设施、绿化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艺术观念应该深入城市建设以及市民审美精神层面。公共艺术并不是简单在公共空间加几个雕塑、设施之类的艺术品就可以了，城市公共艺术最终应该追求人、环境、艺术的和谐，应该与市内建筑、绿化、历史、人文环境等发生对应关系，设计者要根据整体的环境规划设计公共设施，将周围景观要素的形态、色彩以及环境统一考虑，发挥自然特色，增加景观设计，借此提升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第二，从城市雕塑艺术方面说，益阳目前没有一件经典的、标志性的城市雕塑作为形象代表。城市雕塑就像城市的眼睛，如，说起纽约，大家都会想到典雅的自由女神像；说起美人鱼雕塑，大家都会想到浪漫柔美、充满童话色彩的哥本哈根……这些标志性的雕塑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是经典造型，又成为该城市的地标形象之一。益阳作为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也应该结合本地鲜明的人文特色，如桃花江传说、竹文化、蚩尤与梅山文化，创作原创性经典雕塑形象以代表益阳的形象。第三，市内的公共设施需更加完善并服务于大众。益阳城市公共设施存在配套不足的现象，部分公共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盲目引进、照搬、过于程式化的问题，一些地方的无障碍公共设施成为摆设，人性化设计不足，这些城市建设中的细节影响着城市的形象。一座城市的文明，往往体现在这些方便于民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如果做不好，会破坏城市在人们心目中的整体印象，更谈不上绿色宜居。在考虑设计公共环境设施的时候，设计者应从功能、审美角度出发，从人的需求出发，设计出能引发市民共鸣的好作品。同时，还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环境、风土人情、地方特色规划公共设施，以形成当地的风格特征，引起市民对地域的热爱。目前，国内众多城市已充分意识到公共艺术的重要性，积极通过公共艺术设计改善城市环境氛围。益阳也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根据本市的实际发展情况，把自身打造成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打造成绿色宜居城市，重塑绿色特色、生态特色的新形象。
四、结语
桑耶镇历史文化保护不能就保护论保护，也不能停留在对遗产的有限展览上，而应结合现实环境，“保护下实现利用，严管下进行开发”，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平衡”。宏观上，全面统筹镇域历史文化遗产，以镇域自然空间为依托，以桑耶镇宗教文化为根基，将遗产保护与地区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大遗产”保护的构想。局部上，不仅针对遗产本体的保护，而且包括遗产环境的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贯彻“整体性”保护思路。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寻求平衡点，保护是基础。桑耶镇是“藏源文化的窗口”，拥有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并且古镇肌理保存良好，有大量居民生活于此。因此保护过程中应避免南京夫子庙保护改造中的“去旧建新”行为，也不能走成都“宽窄巷子”保护更新中将原居民全部迁出的道路。生活于此的居民是对当地文化的直接展示，而古镇的肌理是文物保护单位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保护过程中应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并对重要民居进行保护修缮；为避免人口要增长对古城古镇的保护产生矛盾和形成巨大压力，分散人口至古镇周边的新区。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寻求新的平衡点，是要在不损失历史建筑的基础上，兼顾其它使用功能。利用是街区发展的“触媒”，历史街区将以商业服务功能为主，居住功能为辅。如同上海的田子坊，“在保护促进利用，因利用强化保护”，通过功能置换疏散历史街区部分居住人口。桑耶镇应在保证“街区尺度不变，民居形态不变，街坊风貌不变”的基础上对历史街区进行利用，最终实现“风貌得以保护，文化得以延伸，环境得以改善，居民得以实惠，经济得到发展”的目标。
2.桑耶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措施
（1）整体保护①自然环境要素保护主要包括镇域地形地貌的保护和镇区周边自然山水格局的保护两个层次。从镇域来看，高山连绵不断，北为掉瓦日那山、南为哈布日名山，整个地势北高南低。而桑耶镇区则位于镇域南部，地处藏南谷地，是雅鲁藏布江中游串珠状宽谷地的其中一处。这些独特的地形地貌成为孕育桑耶镇各类历史文化遗存的温床，要求保护镇域范围内的地形地貌，尤其在四个历史文化核心保护片区周围，严禁大规模的开山采石，不得人为更变已有山体轮廓，保护已形成的自然生态格局和大地景观环境，维护境内普曲河、善多等水系景观，严禁乱砍乱伐，慎重处置各类旅游区的开发开放。同时，保护桑耶镇区内帮寺日山、桑耶寺、哈布日名山、普曲河、措姆湖以及林卡、耕地林地等山水景观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视线通廊，进一步整合城镇、寺庙与山脉、水系及田园之间的关系，优化“谷口型城镇”的环境特色，强化“山—寺—城”相辅相依的传统空间建设思想，形成以山为景、以寺为核、以水为界、以林为底的整体模式。在此景观格局范围之内进行城镇建设，应保证自然环境的历史状态，控制机动车辆的通行，控制建（构）筑物的建设规模和建设高度。②城镇空间格局保护为了保护独具特色的桑耶古城格局，延续其城市发展脉络，对城镇空间、街巷肌理和建筑布局等城镇组成要素进行分解和剖析。从空间布局来看，城镇主要分布于两山一河之间，在泽桑公路的交通牵引之下，围绕桑耶寺呈现出不完整的扇状布局形态。从街巷肌理来看，泽桑公路东段、泽桑公路西段和艾玛龙公路形成以桑耶寺为中心的放射状格局。同时，由于地处谷地，城镇内部道路多较为平直。现状民居建筑也多依路而生，并受太阳日照的影响以南北向布局为主。综上所述，桑耶镇随着历史的变迁与发展逐渐形成了“扇形+格网”状的双重空间发展格局。尊重桑耶镇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城镇发展格局，保留城镇生长骨架，保护城镇布局中的所有文化信息。尽量减少对老镇区的大拆大建，新建建筑性质、体量、高度、色彩及形式上与历史风貌相协调，对于严重影响历史风貌的建筑予以改造。同时，建议与老镇区性质、风格不相符的新镇或新的功能组团在一定的保护距离之外另辟新址，避免破坏原有的城镇格局和空间景观。（2）桑耶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西含桑耶寺，南至康松桑康林，东界哈布日名山，北至泽桑公路。保护文物单位的原真性。严格保护桑耶寺、康松桑康林两个历史文化保护单位，具体措施为加大技术、资金投入，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原真性，保护其作为“藏源文化窗口”的典型性。保护历史环境的整体性。贯彻“整体性”保护思路，保护整体街巷格局、民居建筑肌理，实现历史文化保护单位以及遗产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突出桑耶寺、哈布日名山白塔的标志性地位。对桑耶寺进行保护性修复，并对周边环境进行重点保护和设计，突出桑耶寺以及哈布日名山白塔作为全城标志性景观节点的地位。要求周边建筑环境与桑耶寺协调统一，高度以不超过乌孜大殿高度的1/2为宜。
3.结语
关键词:武术;暗器;飞镖武术
暗器文化，是中华武术文化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篇章。在众多武侠小说与电影等各类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大量特色鲜明的暗器。无论是李寻欢的小李飞刀，还是东方不败的绣花针，亦或是唐门暗器，这些神秘莫测的暗器都颇受人们的青睐。暗器无论对于中国的兵器发展史还是武侠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暗器的历史文化却在如今网络信息时代下，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在现实中与其重要意义不相称的是社会上与暗器文化相关的学术性研究文章以及书籍却乏善可陈。周遭的人们在生活中或许会谈及与武术相关的话题，但是涉及到暗器这一领域，也许我们只能在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电影中才能看见其鬼魅的身影。
一、武术暗器及其文化的起源
所谓的武术暗器，是指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能够在暗中实施突袭的兵器。暗器，古人将它称之为“护身符”。暗器及其文化的发展，要追溯它的根源，主要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捕猎活动。远古时期的人类为了生产生活，制造了大量的武器用以猎杀动物、防身护卫、农业耕作。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发现的最早期的远古人类元谋人已经可以熟练地制造与使用石器，这也为以后的暗器“飞蝗石”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人们又在石器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在石头上加上绳索演化出“绊兽索”，这也是后来索击类暗器最早的雏形。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又出现了弓箭等武器。弓箭类武器的出现大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与战斗力，这也对原始社会部落间的战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后世机射类暗器的出现也是由此而来。随着时代不断地变迁以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升级发展，武器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武器的种类也不断地增加。为了提升武器的杀伤力，人类在武器的制作用材、外形等方面更是费尽心思。暗器的出现，远在周代就已经初露锋芒，而它的广泛运用与发展则是在宋元之后。宋代，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女真族与契丹族经常与宋军发生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发现，由于在马背上作战，通常骑兵所使用的武器在战斗中无法离手，使得士兵处境十分不利，于是便发明了诸如流星锤、连弩、钩抓之类的暗器供士兵使用，便于在战斗中掌握战机。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的蒙古士兵能够雄霸亚洲远征欧洲，其军队战斗力十分强大。当时蒙古族的士兵们都普遍装备了一种叫乾坤圈的暗器，又名“阴阳刺轮”，其圈一半手握另一半装有猪牙形的尖刺，刺尖弯转，投掷出去便可以在长矛利剑刺不到的地方重伤敌人。武侠作品的作者以及民间传说也将“阴阳刺轮”这种暗器加以丰富，例如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他便是不折不扣的蒙古人，其所使用的武器便是“阴阳刺轮”的衍生。明清时期，是中国武术逐步走向成熟并且进入绚烂夺目的巅峰时期。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有文武状元之分。武状元不仅要精通十八般武艺，同时还要掌握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这大大地推进了武术文化在民间的传播，也使得各种武术流派蓬勃发展。在清代暗器与弓弩、枪炮合称为三大射远器。这一时期暗器的使用效果更加注重打击，往往还带有许多残忍与血腥。例如让人闻风丧胆的“血滴子”，便是将暗器甩出，直接切割掉对手的头颅。清末时期，外国洋人的入侵让西洋火枪、大炮盛行，民国时期的各种战争也是枪炮的对决，这宣告了数千年的冷兵器时代开始终结，同时也加速了暗器的没落。现如今，人们更多地是选择习武来强身健体，武器已经失去了其搏斗杀戮的原始功能。而暗器更是早已失去了它当年的用武之地，纯属强健身心的器械，除在杂技表演中供人欣赏外，民众练习者已经寥寥无几。可以说，现在暗器在武术器械谱中的处境十分尴尬，其相关的文化也正面临濒危的绝境。
二、武术暗器的特点
无论是暗器制作材料、形状构造还是其使用方式，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暗器的制作材料可以是石头、金属甚至植物。形状构造可以是飞镖、飞刀、梅花针或者毒箭，造型有尖有刃，锋利无比。使用方式可通过手的投、甩、掷、按、弹，脚踏、踢甚至用嘴吹。可以说暗器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由此也造就了暗器文化的发展。1.暗器制作使用材料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制作的材料便有所不同。暗器的制作材料可以是石头、金属甚至植物。早期的暗器制作方法比较简单，都是一些唾手可得不需要精加工的物品，比如竹箭、木刃、飞蝗石，更有高手可以用树叶当做飞刀掷出。其后，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兵器功能的需求，更多的暗器选择了用金属来制作，比如飞刀、飞镖、流星锤、梅花针、手里剑等种类繁多的暗器，全部是选择用金属制作，这样更能提高战斗力增加杀伤力。选择金属制作的同时，也增加了暗器的重量，这为暗器的投掷与使用增加了难度与不便，于是便又出现了将金属与自然物品混合起来制作的暗器，比如将飞刀的手柄部位做成木制结构，或者将竹箭的箭头换成金属制作。暗器更多的是在常规战斗势均力敌拖延太久不能战胜对手，或者在战斗中处于劣势，为了打破僵局反败为胜所使出的出其不意的特殊攻击手段。其目的多是一击必杀，能够将对手置于死地，所以暗器的制作一般十分精良，能够符合暗器使用者的习惯与心理。2.暗器制作采用形状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制作的形状便有所不同。手掷类的暗器大多数都会有一个手把让投掷者握住，暗器刃部则是尖刃突出状或者呈锯齿状，这样容易给对手造成杀伤。索击类暗器则有尖有钝，这样设计不仅能给对手造成外伤，同时也能给对手造成致命的内伤。机射类暗器一般都会有一个发射器装置，射出的暗器多呈尖刃状，发射器推送出强大的物理力量能给对手造成严重的杀伤。暗器的制作所采用的各种形状与形状之间的搭配十分考究，其制作的形状与结构之间的搭配通常便决定了该暗器的使用功效。不同形状不同搭配的暗器，它的使用效果是不尽相同的。除了这些外部形状的设计，绝大多数暗器的构造都具有体积较小重量轻的特点，所以也可以将暗器说成是袖珍型的武器。这样设计便于携带更多的数量，同时更加方便地投入实战中。3.暗器使用方式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使用的方式便有所不同。“出其不意，防不胜防”，通常是用来形容暗器的形容词。当然，暗器的使用方法也正如这些词的形容一样，当对手疏忽大意之时突然掷出暗器，往往当使用者投出暗器的时候都会使对手猝不及防、惊慌失措。在具体的使用方式中，操作方法虽然十分普通简单但是对技巧性的要求相当精湛。手掷类暗器与索击类暗器一般采用甩、投、掷等手法将暗器发出克敌。机射类暗器一般通过按、拉、弹、吹、抖等方式触发弹射机关，弹射机关通过物理力学等方式将暗器弹射出去。当然，各种类型中不同的暗器又有着自己特殊的使用方式，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对使用者的技巧性要求十分严格，只有经过长时间刻苦严格的训练，才能做到驾轻就熟地使用该暗器，熟练的掌握该种暗器的使用方法、使用时机等等，以达到击杀对手的目的。同时，除了需要掌握使用的要领，还需要使用者有着极其深厚的武功基础作为保障，俗话说高手对决内力取胜，只有拥有深厚的功力，才能将暗器发射得更加快速更加有力更加准确并且还能增加隐蔽性，在造成应有杀伤效果的同时还能恫吓对手，让其他敌人闻风丧胆，从而树立自己的威名。
三、武术暗器的功能
暗器的功能不胜枚举，从远古时期的狩猎耕作，到近代的战争防卫，再到现在的强身健体。暗器最常见的用处自不用说，当然还是其战斗、防身的用途。在战斗中，除了用最常规的武器搏杀外，又出现了暗器的使用，这当然与暗器所创造的特殊功能密不可分。一是隐蔽。最大特殊性，莫过于暗器的隐蔽。常规武器对决，双方厮杀的过程十分激烈，两方精神都高度紧张，如果在这个时候突然向对手掷出一枚暗器，一定会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在掷出暗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就有可能创造有利战机给对手致命一击，也有可能逆转当前不利的战局创造反败为胜的机会。二是灵活。暗器的灵活性也是其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暗器的使用不受距离远近的限制，也不受使用方式的限制。第一，常规兵器的攻击范围都有一个限制，短刀短剑只能做到近身攻击，对稍远的敌人很难给予伤害，而长枪长矛攻击距离较大，但是容易折断且攻击近身敌人的时候又显得十分无力。暗器的出现就弥补了这一缺陷，近战可将暗器握于手中同敌人搏斗，远战亦可将暗器甩掷出去击杀对手。第二，常规兵器的使用又无法离手，一旦兵器脱手之后便毫无攻击能力与防卫能力。暗器的出现，又弥补了这一缺陷，不仅可以投射出去伤敌，携带数量多的情况下还可以多次使用，多次给予对手打击也可以同时打击多名敌人。三是攻击防御。另外，暗器除了在攻击性上给以强大的支持外，在防御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暗器不仅有在战斗中防守反击的功能，还有制作暗器机关来防御保护的功能。防御型的暗器机关，可以拖延对手保护己方，也能在对手触发机关后给予打击伤害。
四、武术暗器的分类
暗器飞镖的分类十分细致，根据使用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手掷类暗器、索击类暗器、机射类暗器以及药喷类暗器这四大类，四大类型中则罗列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暗器。另外还有一些暗器很难归入以上四类，便将它归类为其他暗器。(1)手掷类暗器。顾名思义，就是指以手握器，通过手、手腕、手臂的甩、投、掷等手法将暗器发射出去的暗器类型。人力有强有弱，暗器也有大有小，其射程的远近也不等。此类暗器使用简便且能大量携带，所以应用最为广泛。其类型南北各地也不尽相同，主要类型有标枪、金钱镖、飞镖、掷箭、飞叉、飞铙、飞刺、飞刀、飞蝗石、铁橄榄(枣核箭)、如意珠、乾坤圈、铁鸳鸯、铁蟾蜍、梅花针等。手掷类暗器最负盛名的代表就是飞镖与飞刀了。镖，主要靠掷射伤人，一般由金属材质做成长短轻重不一的镖形。适用于近距离使用，但是也有武功高强者能够接住对方射出的飞镖并还击对方，这就是有名“接镖还镖”。武林中属于暗器的镖主要有四种:带衣镖、袖镖、简镖和钱镖。飞刀，同样是靠掷射伤人，亦属镖中的一类。一般由金属材质做成刀刃，由木质材料做成刀柄。近战可防身，远战可掷射。古龙先生的武侠小说兵器排行榜中“小李飞刀”位列第二，可以看出飞刀的威力有多强大。飞刀有单刃、双刃之分，其中属柳叶飞刀最为常见。(2)索击类暗器。索击类暗器是指以绳索系住暗器的一段，手握住另一端，用力抛出伤人，同时攻击之后可以迅速回收暗器再次攻击，如此连续不断地使用。鞭法是以圆周运动为主，借助于手臂的摇动和身体各部位的转动，增加惯性动力而改变圆心及其方向。其优点是攻击之后可以再次收回然后再次发动攻击，但缺点是用法较单一且只能携带一个，速度较慢。主要类型有:绳镖、流星锤、狼牙锤、龙须钩、飞爪、软鞭、锦套索、铁莲花等等。索击类暗器大家熟悉的有绳镖、流星锤、飞爪以及软鞭。(3)机射类暗器。机射类暗器是依靠弹力或机关来发射暗器，其射程是各暗器种类中中最远的一种，护身自卫的能力十分强大。著名的诸葛连弩就属于机射类的武器。机射类暗器的最大特点就是时刻都准备好，可以掌握任何时机来发射，可以提前发射也可以视情况推迟发射亦可以用机关预测时机来发射。同时机射类暗器借助物理的力量，提高了暗器射出的速度、力量以及准确性，提高了杀伤力。主要类型有:袖箭、弩箭、弹弓、踏弩、背弩、雷公钻等等。(4)药喷类暗器。药喷类暗器即是在暗器中，装入各种剧毒以及可燃物，让人中毒、燃烧而死。主要类型有:喷筒、袖炮、迷迭香、鸟嘴铳等等。
五、武术暗器文化
中华文化的发展推动着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文化的发展又推动着暗器文化的发展，而暗器文化的发展又回过头来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第一，由暗器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暗器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十分常见。暗的字面意思是光线不足、黑暗的，其引申的含义则是隐藏不露的、秘密的、不明朗的。对于暗器的使用是在暗中进行的，是令对手在不知不觉中中招，不是光明正大的胜过对手，是一种暗地里使用的阴招。所以，由暗器所产生的这类文化现象也能充分地展现出暗器的这些特点。最有名的一句话莫过于“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暗箭难防，很显然字面上就能得知难以防范的暗箭是暗器中的一种。其次还有“笑里藏刀”，形容对人外表和气，却阴险毒辣。另外诸如“暗藏玄机”、“趁其不备”、“暗箭伤人”等各类的词语、成语、歇后语，都是由暗器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暗器在这时早已脱离了一种伤人武器的原始含义，形成了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第二，由暗器所产生的社会生活现象。在暗器里，范围类型最广、使用最多的当属镖。由镖又产生了一种社会生活现象，一种职业，那就是镖师。镖头成立镖局，聘请镖师，镖师们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武艺与团队的配合，护送雇主投保的物品上路，直至目的地。与今日的快递行业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镖局之所以能够出现，除了社会自身的发展需要外，中华武术的存在也是其出现的重要物质条件。没有武功就不能成为镖师，而没有镖师则不能成立镖局。镖局出现在明末，兴盛于清朝。与暗器在明朝走向成熟，在清朝达到巅峰不谋而合。这也在某种程度说明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紧密联系。镖局、镖师的出现，推动了民间武术的传承，推动了武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武术的交流与创新，促进了武德的发扬光大。这也为中华武术文化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鲜的活力，使之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并在这么多年后受到国内外友人的喜爱。当然一些镖局压镖的传奇故事，也在坊间传为佳话。第三，暗器飞镖对于主流武术文化的影响。武术文化流传至今，已经产生了许多流派。但是，所有习武之人都有自己必须具备必须遵循必须信仰的东西，那就是武德。所谓武德，就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的道德规范和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武是停止干戈;德是以仁、义为核心理念，以上、止、正为行为操守的言行举止。主流武术文化虽然在发展，但始终离不开其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习武之人对练，讲究的是点到为止。而古时候的武林中人，决斗也讲究武德，讲究以一敌一、讲究正大光明的对决。暗器的出现却恰恰违反了这些观念，趁其不备趁人之危、暗中偷袭突施冷箭、下手狠毒致残致死。所以暗器会给主流武术文化施以一些黑暗的、不光彩的影响。但事实上，主流武术文化并不排斥暗器的出现，暗器其自身并无好坏是非。暗器的出现只是顺应了社会的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它只是一种使用的器具。重点在于制造使用这些暗器的人们怀着什么样的心理，有着什么样的道德修养。侠客们使用暗器防身救人、劫富济贫，而恶徒们则使用暗器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第四，暗器飞镖与武侠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于刀光剑影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精神，这是武侠文化的特殊魅力所在。早在周朝就已经出现了暗器，武侠小说所演绎出的武侠文化具有超越现实的意义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武侠小说之所以如此吸引读者，就是因为其中总会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有打动人心的儿女情长，有义薄云天的侠义精神，有让人兴奋的神兵利器，当然也离不开暗器那神秘诡谲的魅影。小说创造的世界神奇、自由、神秘，玄幻而又不失真实。各类人物性格各有特色，各种绝世武功令人眼花缭乱、神兵利器也是五花八门。百余年来，武侠小说的故事思路与打斗场面基本相同，满是杀伐之声，而侠客总是拥有盖世武功绝学持有绝世神兵利器，纵横天下除暴安良赢得江山美人。侠客们打斗的能力则经历了“宝剑宝刀”到“宝剑宝刀加暗器”再到“宝剑宝刀加暗器加内力”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武侠作品创作也加入了新的东西。暗器在作品中的加入，以及暗器在作品中重要的地位，都有其充分的道理。所以回到本质的问题上来，不知道是暗器影响了武侠文化还是武侠文化影响了暗器。亦或者说暗器影响了武侠文化不断的发展，武侠文化也推动着暗器不断的进步。
六、武术暗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暗器及其文化，对于生产生活、文化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出现短暂的鼎盛时期之后，便开始走上了没落的道路。直到如今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暗器及其文化，属于中华武术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加以保护并传承下去，保留中华民族武术文化的完整性。第一，武术暗器文化保护的现实性与紧迫性。武术文化在21世纪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种文化融合、全球联系更加紧密的时代，其作用显得越来越单一，越来越得不到重视。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暗器文化更是无人问津。现如今，见过真正暗器的人少之又少，真正在习练暗器之术的武林中人更是寥寥无几，而相关方面的研究性文章更是乏善可陈。可以说，国粹正在逐渐地消失，我国优秀的武术文化将面临消亡的危险，也许再过几代人，这些名词可能就出现字典里了。第二，武术暗器文化保护工作的基本思路。首先要结合我国自身体育文化的特点，合理地制定武术文化的发展模式，同时注重其中各个细节，重视边缘部位的薄弱环节，及时加以修复、弥补、升级，保证其完整性不受缺失。其次要反思武术暗器文化失落的原因，找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对武术文化遗产进行明确的定位，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将丢失掉的东西及时找回。最后则是要重建武术暗器的文化体系，使其能够适应现今的文化氛围和时代节奏，构建一套完整的保护体系。第三，武术暗器文化的传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武术文化的内涵开始逐渐淡化，并且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加速消亡，这对武术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虽然暗器已经被岁月淘洗出历史的舞台，但它所留下的文化底蕴却依然存在，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武术暗器文化传承下去。
作者:吴志勇 潘炎 单位: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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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村落格局
中国传统村落的选址与布局大多受风水观念的影响，普遍遵循后有靠山，前带流水的相对封闭的空间模式[1]，村落布局强调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蒋家村地势平坦，背靠亭山，面临大源溪，前有珠山，村落布局依山就势，巧妙自然，大量民居（当地人称为“台门”）布置期间，巷道纵横，错落有致（图1）。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蒋家村逐渐形成了以宗祠为核心的宗族聚居形式并基本保留了原有的村落格局与空间尺度。
1.2古建遗存
蒋家村作为历史悠久的氏族村落，古建筑遗存较为丰富，在规模、布局和建筑艺术上都体现了村庄的发展历史，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村落的核心建筑蒋氏宗祠，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祠堂建造考究，内部雕刻精美，经专家研究，认为是东阳木雕的经典作品。村内现存包括“锡纪”台门、“慎脩思永”台门等古民居共计18处，大多为清代建筑，部分建于民国时期。这些民居大多保存较为完整，建筑格局、门窗等构件能够体现当时的特色，建筑的木雕、石雕精美。特别是一处建于民国年间的“笃庆锡光”台门的12扇开门中，有4扇绦环板上刻有火车、汽车、轮船、自行车、留声机等当时的西洋产物，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1.3民间文化
村民提倡孝道文化，重祭祀，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历代蒋氏宗谱中的《家箴十则》和《家训八则》亦是佐证，村中有清明节祭拜祖先的蒋氏祠堂和两处“香火堂”；蒋家村有两次村民共有的节庆日：即农历二月半(二天)和十月半(四天)，期间有“社戏”，以鼓励农民生产及庆祝丰收；蒋家村一向重视教育，旧有私塾启蒙，一九一九年蒋氏族人创办鼎新小学并置校产，解放后称民乐完全小学，其间涌现大量文人、学者，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麦家，著名黄公望研究专家蒋金乐等。
2历史风貌现状与存在问题
2.1历史文化要素保护乏力
蒋家村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生产、生活方式急剧改变的社会背景下，这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落后的代名词，村民的认同感逐渐减弱，再加上缺乏建筑、规划等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古村独有的历史文化无法受到科学、有效保护。2.2村庄布局、肌理面临挑战由于现代居住、出行等方式的改变，村落传统的建筑、道路布局已经很难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家族聚居的合院式传统民居逐渐被拆除或废弃，取而代之的是独门独院的别墅式住房，而这些建筑在风格、色彩、高度上较为随意、多样，与现存历史建筑产生了较大反差，传统村落质朴淡雅的色彩、相对统一的格局逐渐弱化；出于方便车辆出行的考虑，村庄内的原卵石、石板路面多被水泥地面覆盖，仅部分偏僻的小巷内还有一些遗存。因此，村落传统肌理遭到破坏，地方特色风貌也逐步丧失。2.3配套设施有待完善主要表现为村落内部道路未形成系统，人车混杂，缺乏合理的停车场地，部分道路年久失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坑洼不平；村内部分居民生活污水和部分用户雨、污混合水直接通过沟渠排放到附近水体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电力电信线路多架空铺设，甚至直接与古建筑木构件接触，不仅影响历史村落的景观，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村落内缺少村民集聚、交流的文化娱乐设施和可供休憩的绿地。
3规划理念与思路
3.1留住历史文化的记忆
古村落历史遗存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令人缅怀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等物质内容，更在于它承载着发人深省、蕴涵丰富意义的历史记忆等精神内涵[2]。规划注重村落传统的格局肌理、古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村民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全面保护，保持村落历史文化的原真性[3]，让人们从文化遗存中探寻村落悠久的历史记忆。
3.2注入有机更新的活力
在村落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上，注重完善基础设施，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村落宜居性；将村落丰富的历史文化要素与景观营造、产业培育相结合，提升村落的吸引力，激发村落发展的活力。3.3激发村民参与的动力村民是组成村落历史文化的主体，因此村落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要注重维护村民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意愿，若具有重要价值且切实可行的项目不被广泛接受或认可，可先通过试点示范，让农民逐步理解并参与其中；注重激发当地村民的主人翁精神，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和自 信[4-5]， 使其认识到村落文化遗存的价值，愿意留住在村里并主动加入到历史文化的保护中来。旅游业等产业的顺利开展，也给村民带来了经济收入[6]，进而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使乡村的历史文化能够源远流长。
4规划策略
4.1布局分区延续乡村肌理
规划通过对蒋家村的综合分析，充分尊重蒋家村传统的布局模式，从村庄特色、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入手，可将蒋家村划分为三个区域，即历史文化区，新农村建设区和田园风光区（图2）。历史文化区，是以祠堂为中心的传统聚落区，以保护传统乡村肌理为主线。区域内现存的古建筑、古街巷、古树等含有历史记忆的要素都要登记评估和保护，禁止破坏，现状基础上禁止再进行大拆大建，以保持历史村落布局的整体性。完善区域内的水电、消防等基础设施，改善村民生活条件。新农村建设区,是近几年来村落的新建部分，以疏散历史文化区域内的村民，避免历史文化区域的过度开发，同时还为历史文化区内腾出住房开设旅馆、茶室等服务场所的村民提供了住房。规划注重呼应历史文化区内的传统聚落布局及建筑风格，尊重周边自然环境，实现村落的良性发展，同时该区域还可利用新村完善的现代化设施作为旅游服务区[7]，为体验历史文化村落的游客提供住宿、餐饮、购物等服务。田园风光区,是村落现有的耕地以及部分经济林区，以田园风光和休闲农业为特色。保护现有村落耕地，可对作物种植种类进行规划，形成统一的规模化的田园景观，完善灌溉设施、机耕路等基础设施，结合周边山体景观的修复，部分田地退耕还林，创造优美的乡村田园景观。另外还可借助村落旅游产业开展，大力发展以休闲采摘、菜园租种、农耕体验、观光农园等形式为主的休闲观光农业。
4.2街巷里弄串联古村景观
街巷空间是组成村落格局的重要部分，体现了村庄的整体脉络[8]。规划保留传统街巷的空间格局，保持原有的尺度、断面、铺装和步行方式，不轻易拓宽或占用。村落街巷的道路采用条石、石板、石块等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进行修复，并注意区分主要道路与次要道路铺装形式的不同，增强村落街巷的可识别性。宗祠前的澳沟路是村落最具特色的路段之一，周边有宗祠以及数量较多的古建筑，开辟成为历史文化特色街，路边的澳沟进行疏浚，形成村庄内的水系，还原村庄传统的水系布局，集中展示村落独特的街巷结构（图3）。对以村庄原有“古道”为基础的后山游步道的铺装进行改造，打造俯瞰村落全景的最佳观赏线。最终以街巷空间为核心，结合大源溪滨河游步道、澳沟路、后山游步道等线性元素构成古村落观赏线，串联起村庄内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场所如蒋家祠堂、古建筑（台门）等。
4.3遗存保护传承历史文脉
蒋家村的历史文化区内存有数量较多的古建遗存，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损毁甚至已成危房，若全部修缮，难度很大且成本很高，因此在规划中可视现状对历史建筑进行有针对性的修缮。对于现状质量较好，建筑类型较为典型的传统建筑进行修缮、缺失构件修补、防腐等措施，恢复其原有风貌，而建筑内部进行改善，尤其是地面、墙面的防水防潮处理，以及安装室内卫生间等必要的生活设施，改善居住条件。部分历史建筑赋予其新的功能，可改造为民宿，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蒋家村的民居文化，也可开辟为展览馆，全面展示蒋家村村庄历史、农耕文化、著名人物成长史等。对于建筑损毁较为严重或已部分坍塌的、修缮成本很高的建筑可对遗留部分进行加固处理，以“露天废墟博物馆”的形式展示出中国传统建筑的消逝，配合建筑知识讲解牌等给人以教育的意义；村落内建筑木雕等工艺精湛，可以将古建筑区域设置为实习基地，供相关专业人员的实习，使村庄的历史建筑焕发新的活力并延续下去。
4.4节点构建体现文化特色
规划利用村落主要出入口、中心建筑、古树名木等重要的空间节点，结合历史文化要素进行节点景观营造，展示村落历史文化，并为村民和游客提供休息、娱乐的场地。村落的主要出入口是人们对村落的第一印象，是展示村落历史文化特色的重要节点，规划选择村落的两个主要出入口进行景观营造，龙门湾入口节点以“台门迎客”为主题，选取蒋家村最具特色的台门、高墙、窗花、农具等为景观元素，组成一系列的动态景观序列，展示蒋家村具有代表性的民居文化，同时也可成为游客的最佳驻留点（图4）；老虎头入口节点以一株百年古树为景观核心，结合景石、传统石材铺装场地，展示蒋家村悠久的历史（图5）。蒋氏宗祠作为村落的精神核心，是村落历史文化的代表，规划在保护蒋氏祠堂建筑的基础上，利用祠堂周边广场设立碑记园，介绍蒋氏祠堂历史以及历代名家题词等，全方面展现蒋氏祠堂的文化价值，同时结合绿化营造，构成蒋家村标志性的景观节点。村落道路周边可利用水系、埠头、空地、古树名木等景观元素进行景观节点营造，以满足游客的驻留赏景及村民的集聚、休闲的需求。
4.5产业谋划激发乡村活力
蒋家村历史资源较为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可在村落历史风貌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以传统民居、孝道文化以及村落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为特色，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推动乡村经济健康发展。规划历史文化区内可发展以地方传统民居为特色的古村落精品游，以村落传统的街巷布局为基础，合理规划参观线路，设置多样的参观、体验内容，如古民居、传统手工作坊、蒋家村历史文化展览馆、传统建筑科普馆等，使游客近距离感受村落古老的历史；新农村建设区集中设置游客服务区，集住宿、品尝农家饭、土特产品购物等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历史文化区的游客得以疏散，减轻游客人数过多对古建筑等的不利影响；田园风光区通过规模性、季节性的农作物种植，形成多个色块状、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田园景观，开发观光、摄影、采摘、花卉休闲、鲜花生产等多种旅游项目；设置家庭农场区，将农具开发成可供儿童游戏的道具、设施，并可适当布置露宿营地、自行车道及配套设施，提供乡村郊野可参与的农业生产绿色空间。蒋家村村民重视孝道，尊老敬老的传统深入人心，以此为特色，可发展乡村养老产业，利用村落内空置住房以及部分新建的住房开发养老地产，同时加强商业、医疗和老年文化活动等设施的建设，注重老年病相关医疗人才和护理服务团队的培养[9]，将村落建设成适合老年人养老养生居住生活的乐土，同时也解决了村内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
5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