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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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准入监管法制不足完善
一、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法制的不足
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主要是通过对外资银行的组织形式、开业条件、业务范围等方面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实施规制。但我国并未树立明确的监管原则,政策上宽严不一,某些存在的模糊性给实际操作带来麻烦,而有些真空地带又为经营者留下可乘之机。
1.立法层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与我国的《商业银行法》相比,前者更多的是原则性的规定,且其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其立法层次低于《商业银行法》。同一监管当局对外资银行和内资银行所依据的监管法律在效力层次上的不一致易使被监管者对执法的公平性和可靠性产生怀疑,破坏法律权威,导致执法环境的恶化。而且,在很多新型的准入问题上如海外市场的准入等问题,我国尚未有配套的管制措施,立法漏洞明显。
2.监管内容上。我国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监管体系并不完备。从《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纵观从申请到审批的整个过程,主体主要为申请人和监管机构,经监管机构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正式申请参与专业性问题的审计,程序的封闭性问题暴露出来。《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申请人应当自获准筹建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的,应说明理由,经拟设立机构所在地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再延长3个月。在延长期限内仍未完成筹建工作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做出的批准筹建决定自动失效。而在申请批准和批准程序之后,相应的修改和撤销程序缺位,其显然不符合正确的立法逻辑。
二、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立法
我国现在并无完善的《外资银行法》或者《外资银行监管法》,根据实际问题处理的需要,可以在适当时机出台上述法律,也可以对《商业银行法》进一步做出修改,完善有关市场准入的制度规则。针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申请人的申请及对其核准存在错误或者因事实或者环境变化导致核准不符合实际的,有必要规定核准的修改和撤销程序。对于外资银行通过收购股份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对外资股权占有的最高比例进行限制,采用资本控制的标准,并对投资者的经营实力从资产与资本两方面进行要求,以资本总额为主要标准,在时间上有所延续。
(二)市场准入方面具体制度的完善
市场准入方面的具体制度主要涉及组织形式、开业条件、地域限制、业务范围等方面。
1.组织形式的改进。如果说银行业开放之初倾斜于分行的政策其客观需要和可取性,那么时至今日,这种外资银行准入的形式未免显得单一,分行占绝对比例的状况有待改善。“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内”,风险的分散是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良方。我国应提倡准入形式的多样化,特别是鼓励以中外合资的形式引进外资银行。
2.开业条件的放宽。我国对外资银行要求较高的资本标准,但仅有这样的一项高标准显得过于单调。以美国作比较,美国大银行的平均资产是265亿美元,盈利占31%。这就是说并不是只要财力雄厚、规模庞大的银行就可以经营有道、盈利性强。相反,很多资产规模不大的中小型银行反而异军突起,单纯的限定高额的资本金意义不大。此外,外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明显少于内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这种规定给予外资银行以超国民待遇,反而不利于内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平等条件下的公平竞争,给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内资银行加重了法律上的负担。亟待解决的便是适当调高拟设立机构的最低注册资本,至少与内资银行的注册资本基本一致。
3.地域限制的开放。我国在入世承诺中明确了地域限制的逐次开放。具体如下:外汇业务,自加入时起无地域限制;本币业务,地域限制按下列时间表逐步取消:加入时起,开放上海、深圳、天津、大连;加入后一年内,开放广州、珠海、青岛、南京、武汉;加入后两年内,开放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加入后三年内开放昆明、北京、厦门;加入后四年内,开放汕头、宁波、沈阳和西安;加入后五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表面上看,这是对外资银行的一种限制,但实际上这些提前开放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反而减轻了外资银行的发展顾虑。外资银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一般只愿选择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中心发展。我国应该着手调整外资银行的市场分布,结合我国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市场准入方面为中西部的外资银行准入提供相对优惠的条件。
4.业务范围的限制。2006年起,外资银行可以向我国国内任何客户提供外汇和本币服务。外资银行所享有的“超国民待遇”是非常不利于我国自我金融秩序的完善的。我国应适当增加对外资银行某些业务的限制,比如零售业务。同时,也可以对一些特殊客户的资产、负债业务给予适当的限制。结合《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修改,我国应注重该《条例》与《商业银行法》的一致性,做到对外资银行和内资银行的监管基本一致。
(三)加强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
我国已承诺实施《巴塞尔协议》,这是我国金融监管机制与国际接轨的必经之路。我国监管当局应注重国际交流,中央银行尽早充实调查统计分析部门,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当局间的协助,通过信息交流促进信息共享。立法上应该明确母国监管大局和我国监管当局的双边信息交换协议或谅解,以此作为市场准入条件之一,在实践中保证只有那些受母国有效监管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市场。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监管
一、投资监管概述
（一）投资监管的内容
投资监督管理是指有关监督机关和职能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政府的投资活动和政府管理投资的工作进行的监督管理，其实质是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权力的约束和规范，使政府的投资行为和管理投资的行为在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范围内进行。
（二）投资监管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原有的投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投资模式，初步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格局。但同时，投资体制中还存在企业投资决策权没有完全落实、政府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不够规范、投资宏观调控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尽快建立健全投资制衡体系，不断强化监督机制，切实加强和改进对投资的监督和管理。
二、我国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监管的现状
（一）监管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
1.监管主体众多，监管不全面、不完整。
民用机场建设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监管主体众多，大到中央部委，小到地方政府。这种监管机构分散，监管效率不高。目前，对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的监管机构主要包括国家发改委、民航局和财政审计等部门。一个民用机场建设投资项目要接受多个监管部门的重复监督检查，既浪费监管资源，又影响监管效率。
虽然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监管部门和机构众多，但没有一个部门或机构对民用机场建设投资实行真正的、全面的和完整的监管。这种分头监管的局面使得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性差，责任落实不到位，从而降低了投资监管的作用。
2.监督的法律依据比较多
民用机场建设过程中，各监管部门监管所依据的主要法律和规章制度比较多，但是这些法律法规都是针对民用机场建设各个阶段的，都是比较零散的，没有一个法律法规涉及到监管的全过程。
（二）民用机场建设中技术与财务方面存在的问题
1.民用机场建设时间跨度长
由于民用机场建设投资大、审批环节多，因此历时较长。特别是筹建期，要经过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门、环保部门、地方政府等多部门的审批，如此繁琐的审批环节为民用机场建设单位带来沉重的人力和财力负担，也为以后建设过程中出现设计变更、物价上涨导致工程成本上升等问题埋下了安全隐患。
2.民用机场建设投资前期工作考虑不全面
民用机场建设项目都进行了立项、可行性研究，也履行了报告批复程序，但有些项目仅仅是履行了建设审批程序，没有深入地从财务、经济效益及社会影响角度进行预测，对项目的投资价值及如何进行建设的咨询意见不够客观、科学。
3.民用机场设计分别存在设计保守或超前现象
由于对民用机场业务量预测不够准确，对民用机场规模涉及不够准确，导致设计目标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出现设计保守或超前现象。
4.预算、概算与实际投资差异较大
在民用机场建设的实践中，无论是新建或者是改扩建项目，工程造价控制中普遍存在着“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的不良现象，其结果不仅影响了国家对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的宏观控制，而且给民用机场建设项目投产运营后带来了较大的财务负担。
5.机场建设工程结算不规范
在机场建设工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一些不规范之处。比如结算资料保存不完整、费用项目重复计算、变更合同没有补充协议等。结算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不规范之处至少会产生两方面不良的后果，一方面可能会助长现象的滋生；另一方面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决算的正常和按时进行。
三、完善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监管的措施
（一）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监管的保障措施
1.建立投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使政府投资监管沿着法治的轨道发展
全面落实民用机场建设的全过程监督管理体系，除了要健全监管模式，明确监管主体及职责、理顺监管流程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比较分散，尚未对政府投资监管特别是决策责任的追究做出专门的明确界定。因此，要以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来推进政府投资的监管，用法管权、法管人、法管事，尽快构筑起政府投资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2.建立完善的组织保障体系
（1）理顺管理部门职权。投资的主管部门，要认真梳理，使投资管理的权力配置职责明确，分工合理，进一步强化程序和责任制度，切实加强行政的层级监督制约。
（2）加强各项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度，严格执行建设资金及财务管理制度。地方财政部门按规定及时审拨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进度款和尾留款，及时审批竣工财务决算报告。地方审计部门可选择一定规模的项目，依法对项目实施、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概算及预算执行情况和竣工决算进行审计监督。
（3）加强项目建设监督检查。民航局会同地方管理局对项目实施进行检查和稽查，发现擅自增加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突破设计概算、不按规定招标发包、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质量低劣、建设资金损失、发生严重安全事故等、、营私舞弊的行为，对建设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及时提请有关部门予以处理。
（二）建立完善的民用机场建设投资监管体系
建立一套涵盖宏观调控管理、建设决策管理、计划控制管理、资金拨付管理、建设过程管理、后续审计考核管理等方面的全过程监管体系，需要全面认识“工程”和“资金”之间的关系，正确判断它们之间作用力的大小，以这两条链为准绳，挖掘控制点，采用恰当的监管方式方法，并将全过程动态跟踪审计贯穿始终，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监管效果（见图1）。
1.工程链监管
工程链监管是指对于民用机场建设项目流程从工程建设角度监管各阶段的合法、合理、合规性。
（1）投资决策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对民用机场建设选址、项目建议合理性的审查。审查可分如下几个阶段进行：项目申报及筛选；项目立项审查；签订责任书。
（2）前期规划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对民用机场建设可行性研究、总体规划合理性的审查。建设单位提出民用机场总体规划，民航局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事业发展情况、对外贸易发展水平、铁路、水运、高速公路等运输方式的发展水平、邻近区域民用机场情况、本地区人口统计状况等因素研究并确定民用机场建设标准。
（3）项目设计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对民用机场建设初步设计的合理性、施工图设计的合规性进行审查。特别注意的是，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设计对造价的影响较大，应确保建设单位在综合考虑安全、功能、标准及经济等各方面要素的基础上，把有限的建设资金用到刀刃上。
（4）建设实施准备及招投标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对招投标合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查。如果建设实施准备及招投标阶段的招投标文件、合同文件等不够严密、明确，在今后结算时，容易引起扯皮而影响工期及造价失控的现象。该阶段审查主要可通过审查民用机场招投标制度及管理程序作为基本考核点。
（5）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施工阶段。该阶段主要审查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变更是否合理。对此进行审查主要是检查建设部门是否有相应的制度与有效控制措施。比如变更立项制度，凡是与原合同量、价有变化的，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立项等。6）竣工决算阶段。该阶段主要审查民用机场建设的质量是否合格，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审计等。
2.资金链监管
资金链监管是指对民用机场建设项目过程中资金拨付的合理性、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效率性进行监督管理。
（1）投资决策、前期规划阶段。该阶段应尽可能掌握包含土地成本、前期规划费、资金成本及管理费用（含建设单位管理费、设计费、监理费等）等可能发生的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费用，为后期做好项目经济评价提供数据。
（2）设计阶段。在设计阶段需要组织专业人员尽可能地收集相关资料，对每个设计方案作出经济估算及评价，审核概算，控制造价，确定民用机场概算总投资和具体建设内容，同时确定民航基金拨付的最佳比例。
（3）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及施工阶段。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施工阶段可能会出现设计变更偏多、工程验收不到位、监理单位监管不力等情况。因此，应根据实际发生的变化，充分深入施工现场，制定合理的资金使用计划，既要保证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有足够的资金，又要做到尽可能不占用过多的资金，减少利息支出，降低资金筹措的难度。
（4）竣工决算阶段。在竣工验收阶段，要检查工程监督资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要核实建设成本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竣工财务决算的真实性，审定建设项目的资金结余；检查各类竣工验收时工程与概算内容的一致性、财务支出的合法性；要关注工程技术资料对执行项目概算、财务决算结果的影响程度。
（5）民用机场交付使用阶段。在民用机场交付使用阶段，要做好建设项目后评估工作。在竣工决算审核的基础上，将项目的有关资料及分析结果汇总并建立数据库，为后续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提供参考。
3．实行全过程动态跟踪审计
全过程动态跟踪审计需借助社会专业审计力量，将事后审计环节提前并始终贯穿于项目建设全过程，以充分发挥国家审计、行业部门审计和社会审计的合力。既杜绝违纪违规现象的发生，又规范建设程序，确保建设资金安全完整，节约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投资。
（1）建设项目前期阶段审计。民用机场建设项目前期决策工作十分重要，它从根本上影响民用机场建设项目的成本和投资效益，因此应对其进行审计。建设项目前期阶段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投资决策、项目可行性研究、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设计、设计概算、预算的审查；招标文件、投标标底、投标报价审查；建设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审查。
（2）建设项目施工阶段审计。施工阶段的审计是民用机场建设项目跟踪审计的重点，是堵塞漏洞、降低成本的关键环节，审计内容包括对收入、成本、费用、资金拨付金额进行核实，对各项管理工作进行中途定性评价。
（3）建设项目结束阶段审计。民用机场建设项目完工后，审计部门要对项目部门实际完成的各项经济指标情况进行审定，对执行企业财务制度、财经纪律和规定情况进行审计。
此外，实行全过程跟踪审计要坚持“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原则，对项目建设程序、招投标制度、合同签订、质量管理、造价控制、资金使用管理以及设计、施工、监理履行职责情况等重点环节重点加强审计监督。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审计机构要紧紧抓住资金流程这一主线，重点关注建设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紧紧抓住民用机场投资建设工程造价控制审核这一关键控制点，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合理化建议，纠正并完善建设管理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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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信公司作为“首都电子商务工程”的主体建设企业，早在1998年开始，就根据我们对电子商务发展的理解和市场的客观需求，从支付、ca、信用等关键环节，进行了不懈努力和持续创新，形成了公司电子商务业务的重要基础。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态势，国家对电子商务的发展也给与了高度重视。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电子商务发展中的一些关键环节，仍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进程。借此机会，我想在诚信、支付、认证方面三个方面与大家交流分享。
一、探讨电子商务发展中的诚信问题
国务院的《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诚信建设战略思路：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科学、合理、权威、公正的信用服务机构；严格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机制，逐步形成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信用服务体系的方针和目标。大家都称诚信是电子商务的基石。应当看到，电子商务不是空中楼阁，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传统经济方式和交易环境的。因此我认为，诚信，不仅是电子商务的基石，首先也是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我国的信用评价和监管机制不健全，还处在多头管理的阶段，一些信用评价机构本身服务的诚信可能就有问题，甚至出现3a评级也可以随意买卖的现象，全社会的诚信意识还没有建立，一些个人和企业没有为经常性的违约、失信而付出代价。这种“守信却得不到更大利益”、“失信也不会得到更大惩罚”的现象，给商业交易带来了很高的交易成本，也制约了传统商业走向电子商务的步伐。
与传统商业相比，电子商务通常是买卖双方不见面的，更加需要参与者诚实守信：
（一）买卖双方信用状况信息不对称甚至缺失，往往凭经验直觉、网上交流、网下调查等进行综合判断，而网下调查的成本很高，有些业务很难调查到，这就很容易出现在交易信息、供货、付款等方面出现诚信问题，影响用户对网上交易的信心；
（二）为了促进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我们希望传统商业模式下的信用模式尽快完善，信用数据尽快共享；同时我们认为需要为电子商务的参与者建立必要、实用的、符合电子商务特征的信用模式和信用数据管理机制；
（三）健全我国的信用管理体系，涉及的因素较多，但与信用有关的立法、执法是重中之重。我们已经有了一部《电子签名法》，未来可能还需要有电子商务企业信用的管理办法、网上拍卖交易管理办法、电子商务税收及发票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
（四）金融领域的信用管理体系也很重要，他直接影响到电子支付和正常服务的履约，影响电子商务的效率和质量。底层的信用体系，会影响到客户端对电子商务的信任、信心与效率。
具体在b-c、c-c、b-b电子商务中，诚信状况还是有差别的。
（一）b-c电子商务：b2c交易趋于成熟，虽然存在个别商家欺诈消费者的情况，但比例不大。消费者通常会选择自己熟悉的，知名度较高的网站购物。从98、99年至今，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如卓越、当当这样在细分领域的品牌不断涌现，一定程度上对交易诚信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诚信的商务平台交易额连年放大，保持了健康稳定的发展。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给商户平台及其用户提供在线支付服务，也为电子商务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创建于1998年的“首都电子商城”（现在的首信易支付，典型的中立第三方支付平台），开创性地打造了基于银行的“信任机制”──整合银行服务资源，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基本账户开设在银行，资金支付通过银行执行，保证及时准确结算，使银行的客户（企业和个人消费者）在信任银行的前提下，逐渐接受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服务；第三方支付平台要求接入的企业必须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年审证明，防止诚信不足的商户欺诈消费者；第三方支付平台保持客观中立，成功地解决商家、消费者、银行之间的纠纷，保护了各方的利益。这种模式已被同行业广泛采纳。
（二）c-c电子商务：c-c电子商务的难点是，在买卖双方缺乏信任的前提下，要完成交易，很难找到一个信任的“支点”。在信用评级模式和担保模式之间，担保模式似乎更受个人用户欢迎。第三方中介的这种以担保为核心的付款的模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c2c业务的发展，但这种模式设计的起点就是互相不信任，由于导致了资金流与物流之间的不同步、甚至较长时间的割裂，因而减缓了电子商务的交易效率，比如说卖家迟迟收不到货款导致经营成本过高，无法满足数字化虚拟商品和服务交易的需要。从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看，这种担保模式是诚信体系不完备、认证注册机制不健全情况下的一种临时过渡模式。c-c电子商务是全社会诚信水平的晴雨表，这种诚信与支付模式，必将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而不断创新。
（三）b-b电子商务：我们都知道，国内的b-b电子商务基本上还停留在供求信息交互的阶段，只有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成功建立了自身的b-b采购或销售平台，90%左右的企业甚至还没有体验过b-b电子商务给自身业务带来的优势。由于企业之间交易的额度较大，诚信问题更为突出，反过来企业不讲诚信的代价
往往也很高。以大企业为核心的b-b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垂直性行业平台，由于各方面的资质背景与行业领导优势，诚信度相对较高；而其他类的中小企业为中心的平台与综合性b2b平台上，仍然比较多的是在网上获取信息、谈判、下单、网下再商议、再谈判等传统的方式来实现。
针对上述情况，首信易支付在2006年7月份了基于多银行的第三方b-b支付服务，有几方面的特点：
1）是基于国内各银行的信用体系，而不是其他的信用评价体系，对买方交易支付情况实时反馈；
2）二是将资金流与信息流有机结合，款项瞬间到帐，满足了b-b电子商务平台中部分业务对实时交易的要求，对交易谈判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3）三是能够为企业在商业谈判、下单、支付等方面的管理需求提供定制服务，例如：分期、保证金等付款形式。
4）第三方b-b支付服务要立足于国情，因地制宜。我们的经验是，在解决支付问题的同时与卖方企业、银行共同打造了“信任机制”，能很好地解决b2b交易中的支付、诚信、资金安全问题。
我国电子商务在各方面与国际电子商务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不是技术上和商业模式上，而是诚信体系、安全认证与支付方面。作为从业者，我们既需要自身诚信，更需要积极配合行业诚信体系建设，进行不断的创新与突破。
二、探讨支付市场与第三方支付发展的问题
国内电子支付市场，主要包括三种业务形态：银行或银联的电子支付平台，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电子支付平台，企业内部自行建设的电子支付平台。在行业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如下一些问题，已经引起行业主管部门的关注：
1.虚拟货币作为新的货币形式，形成了虚拟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央行的监管体系之前，及早防范风险；
2.电子支付服务的风险管理、自律与监管体系需要建立和加强；
3.电子支付营运资格的认定、保护与发展的问题；
4.支付服务客观上提供着金融外延和金融增值服务，应明确其业务范围，促进其业务大胆清晰的创新；
5.要警惕支付行业内无序甚至恶性的竞争，损害支付服务，甚至对电子商务业务的发展起到负面冲击作用。
6.在保护电子交易的同时，国家要考虑从支付认证、支付标准、交易透明度等角度，为工商管理、税收征管、政府的行业管理业务统一筹划建立一些标准上的、技术上的和政策上的准备。
7.要高度警惕电子支付行业中的洗钱、国际支付转移、国际信用卡盗窃、国际交易税收流失等问题；
可见，放任电子支付行业不加以监管的风险很大，但对第三方支付平台和其他的支付平台监管时，我们认为应该给第三方支付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方支付优势在于：利益中立，商业模式比较开放，能够满足不同企业的商业模式变革，帮助商户创造更多的价值。第三方支付是以银行的服务为基础，与银行合作，向大大小小的企业提供个性化的电子支付服务，为银行发展面向用户的增值服务。很显然，银行的个性化服务成本仍然较高，一些银行操作起来成本高的业务，对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可能是盈利的业务。
第三方支付在近两年飞速发展，创新应用不断涌现，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三方支付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1）银行加快了处理速度和效率，企业减少了人力和时间成本；
2）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实现企业与多家银行连接，减少了开发和维护成本；
3）降低了交易取消或延迟、付款失败、信用欺诈的风险，提高企业的交易成功率。
2、提升企业竞争力
1）企业交易效率和效益提高，促进了许多新型创新服务的出现；
2）企业的业务覆盖区域扩大，顾客在支付手段上有更多的选择；
3）第三方支付服务商促进了消费者消除对中小商家交易的疑虑。
3、促进产业发展
1）帮助银行推广了电子银行业务，推动了b-c、c-c业务的发展；
2）银行、企业能够根据专注于产品服务设计与市场推广；
3）第三方支付商客观中立地处理交易，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可见，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专业与专注，确实推动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但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发展环境也逐渐复杂化。
首先，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收益模式经受考验。因为第三方支付服务的直接支付收入逐渐透明，下降幅度较大，加之从交易手续费中付给银行的成本居高不下，支付服务的直接毛利率相当低。如果再以低于银行成本、甚至免费进行服务，那么这些服务商的短期盈利可能性就很小。其他业务对支付业务的补贴是普遍现象，但这种用户互联网的免费思路来进行对虚拟经济运行极为关键的支付服务，站在行业发展的高度，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希望政府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从长计议，认定、保护、发展第三方支付服务。
第二，创新不足，同质化竞争严重。第三方支付服务商、银行与银联、企业内部的支付平台之间的支付业务重叠比例越高，恶性竞争就越大，很容易导致支付服务商在稳健经营、高质量服务、诚信方面不出现问题，最终的结果是企业用户、个人用户利益受到损害，实力弱、缺乏创新和利润增长点的支付平台商被淘汰。
第三，商业
银行的发展促使支付服务商加快创新。银行是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也拿走了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很大比例支付收入中；同时个别银行使用低于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费率，与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直接展开低端的竞争。银行在自身信息化制约以及市场不成熟制约下，前几年与第三方支付的合作是良好的，现在银行认识到网银业务的重要性，逐渐基于网银发展针对用户的在线服务。这就要求，第三方支付服务商跳出过去的业务局限，这样才能在新的起点上与银行达成更深入的合作，实现新的业务创新，做到双赢。
第四，行业主管部门在监管支付服务的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扶持政策。我们都知道，央行针对电子支付行业的管理规则即将陆续出台，在加强监管的同时，该如何帮助和扶持第三方支付呢。比较理想的环境是，主管部门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帮助第三方支付服务商争取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统一银行支付网关的技术规范，统一各银行的数字证书，给市场一个相对宽松、有利发展的环境。
建立和实现安全、简单、大众化的电子支付功能，是国内电子商务发展的要求，这应该是政府、银行和支付服务商共同的责任。
作为行业的管理者，政府和央行并不是行业创新的主体，应该更多发挥政策支撑的作用；商业银行承担着创新的职责，同时也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对企业和个人服务能力有限，发展业务的灵活程度也有不足，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与支付服务商合作创新；
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各自有着网上、网下、全国、地方、行业等不同的性质，采用不同的支付形式，服务于不同的对象，对使用者的需求有更透彻的理解，是电子支付行业创新的主力，是商业银行的合作者，同时也是商业银行的客户，在相当程度上依托商业银行的业务体系。国内电子支付市场正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卡基支付、网上支付、移动支付同时并存，有着巨大的市场容量，全国性的网上支付服务商和移动支付服务商、地方性的线下支付服务商、综合多种支付形式的支付服务商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支付服务商中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类，即自建支付平台的企业，可能是电信运营商、公共服务运营商、互联网业务运营商、电子商务企业等，他们具备深厚的行业基础或者巨大的客户数量，也是电子支付行业创新队伍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三、安全认证问题
我们知道，电子商务是指采用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商务业务活动。各种商务平台、交易平台、支付平台应当认真负责地执行买卖双方委托的任务，并积极协助双方当事人成交。其中认证中心扮演着一个买卖双方签约、履约的监督管理的角色，买卖双方有义务接受认证中心的监督管理。在整个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包括电子支付过程中，认证机构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虽然还没有一个对于电子认证的统一规范和标准，但我国各行业、各地区、各部门建立的电子认证机构已多达百余家，部分银行也开始做自己的认证系统。尽管，ca认证对电子商务买卖双方的交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从电子商务产业的未来发展角度看，一方面，需要国家从交易、支付、虚拟货币的监管角度，都迫切需要统一各种分散的ca认证体系；第二，需要考虑买卖双方认证、订单认证、虚拟货币认证的统一注册问题；第三，ca认证的发展，需要和应用相结合，例如在推行g2b的业务过程中（企业网上纳税等等），推广ca的应用。第四，电子商务也要重视中小企业市场。
（一）英国监管模式分析。英国是现资基金的发源地，英国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基金行业自律为中心的基金管理体制。英国模式以基金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为主要特征，强调建立和完善带有自律性的民间管理协会，并由协会制定出相应的规划进行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政府除适当的宏观调控外，并不具体干预基金业务。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有利于保持投资基金行业的长期稳定和规范，不易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对证券市场及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有积极作用。但该模式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法律功能弱化，而且很容易导致行业协会的垄断，致使基金的开放程度降低，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相矛盾，同时，也不利于一国投资基金的国际化发展和外资的引入。
（二）美国监管模式分析。美国对投资基金的监管始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美国，投资基金的管理机关是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本世纪30年代，美国先后颁布了有关投资基金发展的各种法律法规，有《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等。以法律为准绳来监督、检查和控制基金的行为，强调基金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管理，该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既能为投资基金的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又能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完整的法律保护，使得投资基金的发展充满了活力，但此模式弱化了政府功能，不利于投资基金的迅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也不利于及时、有效地处理投资基金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三）日本监管模式分析。日本的投资基金是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因而，日本投资基金监管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于政府对基金发展的严格管制，通过政府职能机构制定强有力的措施来对基金发展的方向、规模及基金的运行和管理进行引导、调节。日本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迅速推进投资基金的起步和发展，缩短基金发展的成熟期，同时也有利于发挥投资基金在支持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带有浓厚的行政和计划色彩，容易滋生腐败和官僚作用；且该模式下的基金行业自律性较差，市场竞争亦不充分，不利于基金业的长远发展。
二、我国投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构建
（一）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理性选择
1、选择美国模式难以实现。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仍然存在，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时常经济的认识和适应能力都是有限的，广大投资者对市场风险认识不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以及相应的法制基础弱、市场建设滞后，人们的认识及心理准备不到位等，决定了我国走美国模式很困难。
2、选择英国模式也不现实。虽然英国能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自觉地踏上规范化发展轨道，但行业协会的构建与完善及行业自律功能的发挥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投资基金刚刚起步且发育程度还很低的国家来讲，由于受整个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构建行业组织，组建相关协会本身就有较大的困难，即使尽快组建，这些行业组织也需要一个发展完善过程。在这种发育程度低的状态下，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律，这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不仅不利，反而有可能阻碍其正常发展。
3、选择日本模式也不适应。虽然日本模式能充分利用政府的强大功能培养和推进投资基金快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但这也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一方面，现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如果再以政府严格管制的方式来推动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而削弱市场功能，势必会对我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进程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严格管制很容易引发制度上的障碍，从而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最终导致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因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而走入误区。
4、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当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与英、美、日等国在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形式形成时期所处的条件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金融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发展，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今天，国内外环境给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形式同时也对我国的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达到持续、稳定、快速和有序发展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目的，必须要对当前的监管体制作以调整和创新。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模式显然都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和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国情，因此，必须通过对国外各种基金市场监管模式的“扬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
（二）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内涵
在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构建中，应该综合考虑和兼顾各种监管主体的监管功能和优势，发挥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既要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满足投资基金市场初期发展的要求，又要考虑长远发展的战略要求，构建一种在法律约束下的政府管制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制模式－动态化综合监管体制模式，是较为现实、合理的理性选择。所谓动态化综合监管，其含义是指管理中既要注重各种监管主体的有机结合，又要根据监管对象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动态地选择相应的管理手段和方式。这种监管机制是监管主体综合化与监管手段动态化的有机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管理指导思想，其真正意义在于指导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有准备地方案管理和策略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要求我们根据发展目标，既要进行战略性管理，又要有战术管理，既要有优化方案设计的充分准备，又要有应变的策略准备，以便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
（三）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意义和作用
这种模式强调发挥不同监管主体的功能和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因而既有利于通过法规规范促进投资基金市场中各类投资基金的良性竞争，又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的特殊功能，对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实施有效的培育和引导，促进投资基金市场的迅速成长与壮大。这种模式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灵活监管特点比较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它能够有效地兼顾各方面的需要在推动基金市场发展的同时，又能防范诸多弊端的出现。
这种模式有利于基金行业的投资基金市场竞争中加强合作，发挥出基金行业的整体功能效应，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并尽可能地以合作同盟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这对起步较晚的我国投资基金早日赶上国际化发展步伐，加快投资基金市场与国际接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要与我国大众投资者的心理素质、认识程序相适应，能够在发展中提高大众对投资基金的理性认识，强化大众的投资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为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对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投资基金市场的全方位发展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发展思路构建我国投资
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总体发展思路可以概括为：以法制建设为基础和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权威性的投资基金市场主管机构，对基金市场的发展进程进行宏观引导和协调管理，同时建立和完善基金行业组织及其相应约束自律机构，以此来保证投资基金市场的持续、稳定和有序发展。这一思路的指导思想就是“三位一体，协同监管”。“三位一体”指的是同时综合考虑三种监管方式，一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中基金企业的行为，使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监管；二是行政监管，即通过建立权威性的，全国统一的投资基金市场管理机构，代表政府对基金市场发展实施监督、检查，引导和控制；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使基金行业组织协会进行自律监管。所谓“协同监管”指的是在投资基金市场发展过程中，针对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目标和具体运行状况，恰当地处理和划分政府管理，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我管理的范围及重点，避免监管中的错位或遗漏，同时做到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协调，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协调。在具体操作上，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怎么建立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1、大力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从世界各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基金主管部门一般由中央银行或财政部逐步移交给证券管理、监督机构。在我国目前投资基金存在多头管理的形式下，发挥政府监管职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确定我国的投资基金主管机关。即由国家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集中管理。这个委员会由现有管理部门（人民银行、证券委、证监委等）的有关专家组成，是全国投资基金市场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投资基金管理有关法律和政策；设计投资基金市场的总体发展规划；监督基金法规的实施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对基金发行流量及存量的总额或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引导投资基金市场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投资者。成立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意味着各管理部门权力的移交，这必须考虑有一个“缓冲”的过渡措施。为防止过渡期出现权力真空，导致投资基金市场秩序混乱，可以考虑实行申请发起设立基金和基金上市监督分开管理的办法。前者由人民银行审核批准，并按基金规模或基金性质确立总行和大区分行二级审批制度；后者由人民银行牵头，会同证券委、证监会，在证券管理机构下设立专门机构，即“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具体监管国内投资基金市场。其职责：一是制定基金上市标准或应具备的条件；二是安排基金交易场所，形成统一的基金交易市场；三是审批基金要求上市的申请，确保上市基金的素质；四是监管行为是否符合有关文件规定，及时公布有关信息；五是对违章行为进行处罚。
2、筹建投资基金行业自律组织。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要选择那些成功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主体力量，筹建“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公会”，并借鉴香港经验，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会员制。正式会员由各地基金管理公司参加，其任务：一是制定中国投资基金执业守则；二是推广基金业务，扩大国内基金市场；三是监督基金的日常动作，使之规范化；四是出版基金管理专业刊物；五是培训基金从业人员；六是仲裁有关基金方面的纠纷；七是维护和树立基金业的良好社会声誉。
3、成立投资基金的评估机构。随着投资基金市场规模（市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迅速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也很重要。资产评估有利于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强化投资公司管理，合理补偿资产，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保护国有资产，维护投资基金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4、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信用等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从不同侧面对投资基金市场进行监管。一是建立信用评级制度。根据不同投资基金的风险程度，模仿债券评级的办法，对投资基金进行信用评级，该信用主级主要依赖基金的经营业绩，投资政策与目标。管理人的业务水平及组合投资的效益和风险等几方面。它不仅为证监会对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供客观的依据，也为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提供了可靠保证。二是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与股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样，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执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内容包括各类报表、投资规模、投资方向、预期收益及重大事件披露等信息。三是建立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由投资者、行业协会和证监部门组成的评审团定期考评并公布于众，以褒扬先进，强化托管各方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5、完善投资基金市场的社会监督机制。国外经验证明，完善的投资基金市场社会监督机制是投资基金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首先，要利用投资者对基金市场进行外部监督。其次，建立完善的投资基金评价体系。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和创办基金专业刊物两个方面。再次加强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的会计、审计、法律等中介机构的建设。此外，还应建立先进完备的技术监督系统即电子监督系统，对投资基金市场的运行和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跟踪和监督，使其理性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王国良：《基金投资》[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
[2]王韬光：《共同基金理论运作设计》[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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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勇：《投资基金新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一、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的发展
现代中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开始于80年代初，最早是日本三井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安田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等于1981年在北京正式设立代表处。[2]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颁布了《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后，大批的境外保险机构蜂拥而至。到1995年10月底，已经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77家保险公司、在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在中国的北京、广州、上海、大连等地共设立了119家代表处。[3]到1999年底，这一数字又有大的发展，中国已经批准了4家中外合资报保险公司，11家外资保险公司的分公司，另有4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家外资保险公司分公司正在筹建；[4]已经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113家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的14个城市设立了196家代表处。[5]截至1999年底，外资保险公司在华总资产达44亿元，保费收入18亿元。[6]
外资保险机构为什么对进入中国如此地热衷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在外资保险机构的本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比较成熟，保险市场同样不例外。激烈竞争的结果，已经使很多的发达国家保险市场渐趋饱和，进入微利期，要想在这样的市场上取得比较大的发展是很困难的。这样，资本的本性使其竭力寻找哪怕只高一点点的利润，发达国家的很多保险机构便纷纷寻求由国内转向全球，特别是试图在还有很大开发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占有一席之地。二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力。从保险深度的实际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保险深度大之上在4%左右。依此为标准，我国1996年度68593.8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应该有2743.8元的保险总需求。然而，1996年我国实际保费收入仅756亿元，还有约1969亿元的保险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可见市场之广阔。以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计算，2000年的保险总需求将达3732.8亿元。这就使得国外各著名保险机构纷纷垂涎中国市场，想在市场的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7]
下面以一些具体的例子介绍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的发展经营情况。
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是第一家在中国开展经营性保险业务的外资保险公司分公司。199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其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根据《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以下三项业务：（1）境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财产保险和与其有关的责任保险；（2）外国人和境内个人缴费的人身保险业务；（3）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业务。[8]我国首先选择这家保险公司在上海营业是有原因的。美国友邦（AIA）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成员之一，该集团拥有资产总值近1150亿美元，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400多家分支机构，业务网络遍及世界主要地区，在香港和东南亚，该公司也是最大的人身及产物承保公司，牢固地确立了“第一流的寿险公司”的地位。到1995年，上海友邦共有员工300多热，同时组织了一支由4000多名营业员组成的寿险营销队伍，运用AIA的工作原则和方式，把国际做法引进上海市场，在上海保险业刮起了强劲的“友邦旋风”，带动中国本土的保险企业纷纷进行了行销方式的重大变革。[9]上海友邦的经营业绩也是很显著的。被批准的第一年，1992—1993会计年度，报废总收入1928万元，到1995年，全年保费收入就达4.15亿元。1995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AIG有在广州分设了经营寿险的美国友邦保险（广州）有限公司和经营财险的美亚保险公司。[10]
英国塞奇维克咨询公司是英国最大的保险经纪人，劳埃得承保人，是欧洲最大、世界第二的保险经纪公司。早在1981年7月，该集团就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1993年5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其在北京设立“塞奇维克保险与风险管理咨询（中国）有限公司”，成为最早在中国营业的外资经纪公司，也是前几年唯一有资格进行保险经纪活动的外资公司。[11]
二、对外资保险机构的监管
外资保险机构的发展中也有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数字表明，1998年境外保险机构驻华代表处、未获准入的境外保险公司、境外经纪公司及其它保险咨询顾问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保险经纪业务手续费收入月4.2亿元人民币（据称，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12]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外资保险机构的监管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1.有关当局已经采取的监管举措
1999年12月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前，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一部分，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主管机构统一进行监管的。由于整个保险业的起步较晚，对人行来说，保险监管相对于银行监管居于次要的地位，保险监管职能客观上有被弱化的倾向。监管工作中重审批、轻管理，主要的工作是忙于审批新设企业和机构的资格与经营范围限制。而对具体的市场情形，如保险条款、非律规定是否符合保险原则和奉献水平，监管人员很少进行科学的测算与核实，致使一些保险企业自行开发的险种或者报来即批，或者根本不报批。[13]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成立后，专门负责对保险业进行监督管理。有了专门机构，有了专门人员，对保险业的监管就有所加强。保监会首先从混乱的保险中介市场的清理整顿入手。1999年3月10日、11日保监会召集在华营业的各保险公司和在华合资保险代表处负责人，召开“清理整顿保险中介市场动员会议”。1999年3月30日，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公告，严禁境外保险机构非法从事保险及其中介活动。5月10日，保监会责令英国塞奇威克保险与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国）有限公司停业整顿三个月。保监会指出塞奇维克存在以下问题：超范围经营，违规像集团公司上交管理费；资本金不足，高级管理人员未经有关监管部门进行资格认定，违规核销应收帐款等。9月9日，保监会通告，宣布撤销英国怡和保险顾问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取消其首席代表的任职资格。[14]保监会的以上举措，有力地整顿了保险中介市场的混乱情况，有助于整个保险业健康地发展。2000年4月，保监会有严肃处理了北京安邦保险公司等两家保险公司；[15]2000年6月12日，保监会又宣布对三家严重违反有关保险法规的外资保险机构驻华代表处予以撤销。[16]
2.现有的监管法规
依法监管，是法制的一个基本要求。对外资保险机构的监管更应该如此。这方面的依据首先是《保险法》关于监管的规定。不过，保险法的规定比较原则，而且适用于整个保险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和后来的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作为监管机构，曾了不少的具体监管规定。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1999年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在听取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了《外资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2000年3月了《保险公司管理办法》，这三个文件是目前对外资保险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的主要法规。另外《境外保险机构财务管理办法》的制定工作也已经完成，[17]并在《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已报国务院批准。[18]
3.监管的具体方面
（1）准入监管
一般来讲，有与保险也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各国政府对进入保险市场均有较为严格的规定，以避免由于进入者资本实力、管理经验不足而引起的保险机构的停业，导致社会的波动。从一个国家来讲，保险市场得准入应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和社会大众的需要。具体操作上，我们国家的《保险法》维保险业的市场准入规定了最低标准，在坚持产寿分业经营的前提下，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在特定区域内开办业务的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对外资保险机构的选择，标准一般会更高一些，要求进入本国经营的外国保险机构本身在国外的经营业绩良好，有着雄厚的实力和良好的信誉。外在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需经中国主管部门逐案审批，从最初批准的没够友邦等公司的情况来看，管理部门为了让进入本国的保险公司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他们适用的标准还是很严格的。[19]但是，在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需要给与外国众多的保险公司以市场准入，适用什么样的标准还是一个尚不明确的问题。
（2）财务监管
对外资保险机构财务监管的目的在于保证该保险机构具有财务偿付能力。虽然经过审批准入的外资保险机构大都实力雄厚，但仍不能排除其经营中丧失偿付能力的可能，对其进行财务监管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为此专门制定了《境外保险机构财务管理办法》，不过该办法尚未，作者也未能得其详，下面仅从一般财务监管的角度稍加分析。第一，偿付能力的标准。《保险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保险企业应当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偿付能力，保险企业的实际资产减去实际负债的差额不得低于金融监管部门规定的数额，低于规定数额的，应当增加资本金，补足差额。传统上，如果一家保险公司想保证足够的流动性或偿付能力，其资产总额必须超过其负债总额。这一观念1946年首先在英国推行，并坚持产线公司的资产总额必须超过其负债总额达保费收入20%多，这一标准被很多国家所接受。[20]中国具体掌握的标准上不得而知，但是保险法的之一规定在其它法律法规对外资保险机构的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是应该适用于外资保险机构的。第二，准备金。保险公司必须有足够的准备近来履行合同中的义务，制定合理的准备金是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制定准备金的标准应该考虑保单的种类和期限等，使保险人在保证有足够偿付能力的前提下还可以进行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竞争。制定出的准备金标准应该同时适用于内资和外资保险机构。第三，资金运用。投资管制是保证偿付能力和维持保险公司准备金的一个有力武器。限制某些不正当的投资风险，并相应确定保险基金投资范围与投资比例要求是很必要的。1999年末，中国保监会对保险业的投资范围特别是向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做出了规定。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其他金融部门的投资应该受到特别的注意。
（3）产品监管
由于一般人可能无法了解保险产品的实质，可能会有保险人在单方面制定条款时隐含一些不利于被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条款等，对保险产品的监管就是必要的。而且，外资保险公司往往借助外国的经营经验，涉及出一些中国公众所不熟悉的新产品，对这类保险产品根据保险原则和有关的法律规定进行监管就显得更为重要。第一，保险条款申报审查。在很多国家，监管机构都要求保险人必须将构成与保户之间合同关系基础的文件呈报审核，如保单、保险条款、投保书等各种保险合同要件。我国保监会也要求各保险机构包括外资保险机构将这些文件报审。第二，费率制定。有监管机构来管制费率的做法是一种消费者最终保护措施。一般来说，把费率定在最高限制内好让基本的风险有足够的保险并使保险公司有起码的利润，以确保费率足够单不过量，并不存在不合理的歧视性，而是消费者“买得其、买得到、并受公平待遇”。[21]
（4）业务监管
业务监管的目的是保护社会公众免受保险人的不合法或不到的行为所带来的不合理待遇，并保护公平竞争。第一，分业经营。与当今世界银行、证券、保险日益走向混业经营的趋势不同，我国不但强调各金融行业分业经营，在保险业内部也强调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分业经营。《保险法》规定：“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这一规定也适用于外资保险机构。1995年，AIG在广州设立分公司的时候，就分设了经营寿险的美国友邦保险（广州）有限公司和经营财险的美亚保险公司。[22]第二，合同的定理和旅行。保险业开展业务活动可能存在三个渠道：保险经纪人、保险人、和直销业务员。对保险业务秩序的监管就是通过对经纪人、人、与业务员的执照管理和业务活动监管达到的。我国《保险法》第二章对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变更、履行坐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于1996年了《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1997年修订为《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1998年2月又了《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对这些主体的任职资格、业务活动等做出了法律规定。但是，中国保险业最混乱的地方就是保险中介市场，特别是经纪人市场。外资保险机构由于缺乏本地资源，就招募了大批业务员、保险经纪人，但对这些人管理上往往跟不上，造成了中介市场混乱。一些未获批准进入市场的外资保险机构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中国市场的经营活动中来。从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的整治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监管是多么必要了。
三、完善对外资保险机构监管的建议
1.关于统一监管
统一监管是指保险监督委员会对国内和外资保险机构实施统一的监管，在监管上不再去分内自与外资，都适用一样的法律，实施同样的标准。这是许多外资保险机构的愿望，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监管要求。一家外资保险机构驻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指出：作为外国保险公司关心的问题首先就是对外资保险机构不应设置特殊的法规和规定。获准在中国营业的外国保险公司应该和中国国内的保险公司一样遵守相同的法律和规定，如果特殊规定太多，整个法律体系就会变得透明度不高。[23]在这样的市场也不利于开展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国保险业也就不能够尽快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根据关贸总协定的有关规定和原则，仍然将内资外资保险机构明确地区别开来实施不同的法律和监管标准，也将是不被允许的。在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谈判金融服务自由化协议的时候，给与国外、国内公司相同的待遇就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24]1997年12月达成的《金融服务协议》在市场准入和平等待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保险行业。[25]市场开放的结果必将是统一的监管，统一的监管将带来公平的竞争环境。实际上，中国已经在某些方面实施了内资外资的统一监管，整体的统一监管计划似乎也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的加快而变得很有希望。2000年3月颁行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就没有区别内外资企业而同样适用。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呈递已近一年的《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至今尚未获得国务院的批准似乎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26]
2.关于放松监管
在国际上，减少对保险业管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所有新兴市场的监管者都意识到了改进其监管制度的必要性”。[27]特别是欧盟的“欧洲1992”计划实施后给欧盟各国保险市场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成功，更使全球出现了放松对保险业监管的呼声。1994年7月1日起，欧盟建立统一大市场的第三代决议开始实施，这些决议关于保险行业的三个核心部分是统一欧洲共同体的营业执照、实施本国监管原则、取消对保险业的高度监管。欧盟各国开始把对保险公司的监管限制在对偿付能力的监管上，保险任何被保险人可以自由协商保险价格和保险条款，过去通常实施的获得事先批准的要求已经不复存在。减少监管思想的逐步实施使欧洲保险市场进一步一体化，许多国家尚不发达的保险市场得到了迅速开发。[28]那么，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需不需要跟随这股国际潮流呢？在中国的外资保险机构也有些人提出了适当放松监管的要求，前面提到的那位外资保险机构北京代表处的负责人就希望“进入中国的外国保险公司应该自主决定经营多少保险产品”。[29]本文作者认为，由于中国保险市场的真正形成实践还很短，在改革前，中国的保险公司更像是一种官办的事业，而不是市场主体。在目前中国保险各个方面都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不宜放松监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监管，市场刚刚形成，还很混乱。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清理之后，形成了比较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在某些方面如保险产品的设计等上面，可以适当放松监管，更多地让市场的力量说话。但是，在目前阶段，我们应该研究欧美国家保险监管的经验和教训，以便日后为我所用。
3.关于行业自律
保险行业监管是保险监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它是依靠各保险组织共同达成的自律协议，相互监督、按规经营的一种形式。实践证明，它对维护保险经营秩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英国，就主要依靠行为自律管理，维系了保险市场秩序的稳定和安全。我国也出现了一些行业自发组织的自律，如1997年上半年，北京、福建、湖北、山东等地纷纷成立保险同业自律组织，制定公约，防止不正当竞争；1997年9月，全国13家中资保险公司的负责人汇集北京，签署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保险行业公约。[30]本文作者也认为，组织全国性的保险机构自律组织并将外资保险机构纳入其内，让这种更具弹性和活力机制在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承担某些监管和风险防范职能，是可行的，也是符合统一监管的发展方向和要求的。至于让外资保险机构自性组织自律阻止则是不可取的，这样无异于加剧本来就不够统一的保险市场。
以法律为核心的监管理念
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监管环境，而要建立完善的监管环境首先就要了解电子商务区别于传统商务的运作特征。
IBM公司首席执行官卢·郭士纳认为：“电子商务（e-business）涵盖了生产周期、速度、全球化、提高生产效率、赢得新客户以及在部门间共享知识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方方面面。”电子商务的应用，如电子银行、电子政务或网上拍卖，都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支持机制。这些应用被划分为企业对消费者、企业对企业、企业内部三种。基础设施涉及硬件、网络和软件领域。其中支持服务涉及的领域包括安全支付系统、通信标准以及监管等问题。
监管问题是一个在制度层面上影响着电子商务在中国应用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同时它也如同系统支持方面的相关技术因素一样，制约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商务是一种全新的商务模式，其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法律、道德和其他公共政策问题仍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法律和道德是所有商业环境监管部分的关键组成部分。事实上，电子商务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就是法律、道德及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
理论上，我们可以区分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如果所做的事情不合法，那么就是违法；如果所做的事情不道德，则可能并不违法。但问题是，在信息技术领域里，我们并不总是清楚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而道德问题又有颇多争议。
法律是由政府制定的严格的法定规则，在其司法范围内监管所有公民或组织的行为。而道德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规定哪些是正确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但在今天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对正确和错误的定义并不总是十分明确。正是因为电子商务开创了一系列现有法律没有调整约束到的行为空间，所以道德就在这中间扮演了一种很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灰色地带”中，一些从事电子商务的机构就需要一种自有的指导方针，来规范特定情形下行为的合理性，以此来规避一些法律问题。
比如保护隐私的方法之一是建立隐私政策，它可以帮助机构避免相关法律问题。像IBM和微软等信息领域内的主要公司都公布了自己的隐私政策来表明公司在收集大量供应商、顾客和员工信息时，有责任确保这些信息的安全。欧盟早在1998年就通过了一项隐私指导方针，这套方针致力于规范任何控制网上个人资料的收集、持有、处理或使用的人（包括法人）的活动。
而在这些“灰色地带”之外，政府的立法则起着更加宏观的作用，因为它对各机构构建自身的规则起着协调和控制的作用。比如美国的《联邦因特网隐私保护法》禁止联邦机构公布个人记录或建立关于个人医疗、财务或雇佣历史的鉴定记录。《通信隐私和消费者权益法》涉及面更广，以通过大量法律手段来保护电子商务中的隐私权。
简而言之，法律、道德和技术是监管范畴中的三大要素。对于电子商务的监管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系统的、多维度，不断协调的理念之上。法律是其基石，是最终的途径，最上层的概念，它本身的产生需要更大范围的调查和讨论，并和国家在各个领域的法制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一些道德问题在未形成法律之前，应当给予私人、公司以及机构更多的决策权，这本身便有利于在全球背景下形成适合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环境，也有利于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总之立法应当更大限度地体现出对于道德和技术更加宽容的态度，这才是监管的核心点。
电子商务监管理念在国外立法中的实践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全球电子商务行动计划》中写到：“电子商务并不是发生在法律真空中，并不需要为之创建一个全新的法律框架，关键在于调整现行的法律、法规使之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这表明了立法所要体现的传承性，然而现实世界的法律总是和邻近地理、个人行为和本身的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故各个国家在已有的法律框架基础上，调整自身现行的法律、法规以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观念和手段，也即理念的实践方面是大不相同的。本文仅介绍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属于不同法系的系统在这方面的立法概况，予以参考。
美国的立法启示
近十年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文件，其中包括以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电子信息自由法案》、《个人隐私保护法》、《公共信息准则》等等；以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1996年电信法》；以计算机安全为主要内容的《计算机保护法》、《网上电子安全法案》等等；以商务实践为主要内容《统一电子交易法》和《国际国内电子签名法》；还有属于政策性文件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议程》与《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等。这些法律和文件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相互关联，从而在整体上构成了电子商务的法律基础和框架。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如下的一些启示。
第一，完善电子商务整个监管环境，就应当在总体上将这种因特网上的革命认知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其实质是把某一层次的技术或某一系列的新技术全面地应用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层面，这就要求具备这一系统工程顺利推进所需要的各方面的因素，包括技术的成熟度、社会的发展程度、学术咨询界的辩论和预测、资金的支持力度与稳定性、管理机构的参与和支持、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等。
第二，坚持技术中立原则，政府和监管部门要在立法上为技术发展留有空间。高新技术领域里的法律规范，尤其是信息技术领域的法律规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些技术规范或技术方案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步上升为标准再上升为法律的，或者说，这样的法律只是用法律化的语言表达了某种技术方案，运用法律原则和形式承认了某些技术方案的结果。最为典型的就是数字签章法，它是完完全全建立在一个技术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在这个技术解决方案成熟到亟需相应的法律予以认可和保护的时候，相应的数字签章法或电子签章法也就应运而生了。第三，监管中的角色定位，政府是通过扮演积极的推进者与参与者来诠释的。经合组织于1997年首先提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对于促进电子商务是至关重要的，在促进电子商务和电子行政管理原则协调发展方面应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政府应调整现行法律（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法）和法规，使其不仅适用于“有形”产品的需要也适用“无形”产品的需要，而且还应就制定政策和实施方面达成一致。在美国的发展模式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基本上是政府起引导作用，企业起主导作用。政府的引导作用很好地为新技术及新经济的引进创造了条件，做出了榜样，启动市场和需求，并为广大消费者树立信心。企业的主导作用不仅可以为政府解决筹集资金的困难，而且也有利于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为企业在国内外的开拓发展积蓄力量，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欧盟的立法启示
欧盟自成立以来，已制定推出了关于构建新型科技信息社会的一整套政策，如《有关实施对电信管制一揽子计划的第五份报告》、《电子通信服务的新框架》等政策性文件。欧盟还同时出台了《促进21世纪的信息产业的长期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应的行动计划，了一系列用以规范和指导各国信息化发展的“指令”，其中包括：《欧洲电子商务提案》、《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关于内部市场中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指令》、《协调信息社会定著作权和著作邻接权指令》、《电信部门的隐私保护指令》、《软件保护指令》等等。欧盟在电子商务监管方面的立法具有以下一些不同于美国的特点。
第一，利用欧洲一体化的优势，协调各国的立法，为电子商务发展创造无障碍的法制环境。比如，欧盟在《关于内部市场中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指令》中明确表示：“本指令的目的是保障内部市场的良好运行，重点在于保障信息服务得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通。为实现这个目的，本指令致力于在如下一些领域使各成员国关于信息服务的国内立法趋于统一。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内部市场制度、服务供应商的设立、商业信息传播、电子合同、服务中间商的责任、行业行为准则、争议的非诉讼解决、司法管辖和成员国间的合作等等。”
第二，重视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欧盟主张订立严格的保护标准，并通过设立特别委员会，敦促各国以立法的形式来保护网络隐私权。欧盟对于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框架文件主要有四个：一个是为配合经合组织《关于隐私和个人资料的跨国境流动的保护指令》而制定的《关于在自动运行系统中个人资料保护公约》；二是1998年10月生效的《关于个资料的运行和自由流动的保护指令》；三是1997年7月欧委会个人资料保护工作组制定的《关于个人资料向第三国传递的第一个指令——评估充分性的可能方案》；四是1999年部长会议关于互联网隐私保护指引备忘录中规定的《关于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收集和传送个人资料的保护》。欧盟网络隐私保护的特点在于其指令对于与欧盟有电子交易的他国的网络隐私保护情况提出要求，将欧盟所确立的网络隐私保护的标准提升为国际标准，这使得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网络隐私保护和立法活动。
完善电子商务监管体系的思考
无论是美国自下而上通过行业自律逐渐形成的监管体制，还是欧盟更加注重一体化的宏观法制建设，中国都不能生搬硬套，因为中国自有其独特的现状。面对电子商务所燃起的激情，激进主义者总是不断地强调中国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制度创新”是这些学者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词；而对于渐进主义者来说，他们则总是拿起缺乏说服力的“实证分析”来证明中国需要等待制度环境的进一步成熟，而这样的代价是将国家的一些不透明而又低效率的运作机制进一步制度化。
（一）英国监管模式分析。英国是现资基金的发源地，英国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基金行业自律为中心的基金管理体制。英国模式以基金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为主要特征，强调建立和完善带有自律性的民间管理协会，并由协会制定出相应的规划进行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政府除适当的宏观调控外，并不具体干预基金业务。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有利于保持投资基金行业的长期稳定和规范，不易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对证券市场及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有积极作用。但该模式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法律功能弱化，而且很容易导致行业协会的垄断，致使基金的开放程度降低，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相矛盾，同时，也不利于一国投资基金的国际化发展和外资的引入。
（二）美国监管模式分析。美国对投资基金的监管始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美国，投资基金的管理机关是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本世纪30年代，美国先后颁布了有关投资基金发展的各种法律法规，有《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等。以法律为准绳来监督、检查和控制基金的行为，强调基金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管理，该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既能为投资基金的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又能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完整的法律保护，使得投资基金的发展充满了活力，但此模式弱化了政府功能，不利于投资基金的迅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也不利于及时、有效地处理投资基金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三）日本监管模式分析。日本的投资基金是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因而，日本投资基金监管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于政府对基金发展的严格管制，通过政府职能机构制定强有力的措施来对基金发展的方向、规模及基金的运行和管理进行引导、调节。日本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迅速推进投资基金的起步和发展，缩短基金发展的成熟期，同时也有利于发挥投资基金在支持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带有浓厚的行政和计划色彩，容易滋生腐败和官僚作用；且该模式下的基金行业自律性较差，市场竞争亦不充分，不利于基金业的长远发展。
二、我国投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构建
（一）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理性选择
1、选择美国模式难以实现。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仍然存在，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时常经济的认识和适应能力都是有限的，广大投资者对市场风险认识不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以及相应的法制基础弱、市场建设滞后，人们的认识及心理准备不到位等，决定了我国走美国模式很困难。
2、选择英国模式也不现实。虽然英国能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自觉地踏上规范化发展轨道，但行业协会的构建与完善及行业自律功能的发挥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投资基金刚刚起步且发育程度还很低的国家来讲，由于受整个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构建行业组织，组建相关协会本身就有较大的困难，即使尽快组建，这些行业组织也需要一个发展完善过程。在这种发育程度低的状态下，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律，这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不仅不利，反而有可能阻碍其正常发展。
3、选择日本模式也不适应。虽然日本模式能充分利用政府的强大功能培养和推进投资基金快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但这也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一方面，现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如果再以政府严格管制的方式来推动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而削弱市场功能，势必会对我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进程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严格管制很容易引发制度上的障碍，从而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最终导致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因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而走入误区。
4、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当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与英、美、日等国在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形式形成时期所处的条件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金融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发展，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今天，国内外环境给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形式同时也对我国的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达到持续、稳定、快速和有序发展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目的，必须要对当前的监管体制作以调整和创新。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模式显然都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和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国情，因此，必须通过对国外各种基金市场监管模式的“扬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
（二）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内涵
在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构建中，应该综合考虑和兼顾各种监管主体的监管功能和优势，发挥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既要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满足投资基金市场初期发展的要求，又要考虑长远发展的战略要求，构建一种在法律约束下的政府管制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制模式－动态化综合监管体制模式，是较为现实、合理的理性选择。所谓动态化综合监管，其含义是指管理中既要注重各种监管主体的有机结合，又要根据监管对象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动态地选择相应的管理手段和方式。这种监管机制是监管主体综合化与监管手段动态化的有机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管理指导思想，其真正意义在于指导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有准备地方案管理和策略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要求我们根据发展目标，既要进行战略性管理，又要有战术管理，既要有优化方案设计的充分准备，又要有应变的策略准备，以便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
（三）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意义和作用
这种模式强调发挥不同监管主体的功能和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因而既有利于通过法规规范促进投资基金市场中各类投资基金的良性竞争，又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的特殊功能，对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实施有效的培育和引导，促进投资基金市场的迅速成长与壮大。这种模式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灵活监管特点比较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它能够有效地兼顾各方面的需要在推动基金市场发展的同时，又能防范诸多弊端的出现。
这种模式有利于基金行业的投资基金市场竞争中加强合作，发挥出基金行业的整体功能效应，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并尽可能地以合作同盟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这对起步较晚的我国投资基金早日赶上国际化发展步伐，加快投资基金市场与国际接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要与我国大众投资者的心理素质、认识程序相适应，能够在发展中提高大众对投资基金的理性认识，强化大众的投资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为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对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投资基金市场的全方位发展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发展思路构建我国投资
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总体发展思路可以概括为：以法制建设为基础和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权威性的投资基金市场主管机构，对基金市场的发展进程进行宏观引导和协调管理，同时建立和完善基金行业组织及其相应约束自律机构，以此来保证投资基金市场的持续、稳定和有序发展。这一思路的指导思想就是“三位一体，协同监管”。“三位一体”指的是同时综合考虑三种监管方式，一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中基金企业的行为，使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监管；二是行政监管，即通过建立权威性的，全国统一的投资基金市场管理机构，代表政府对基金市场发展实施监督、检查，引导和控制；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使基金行业组织协会进行自律监管。所谓“协同监管”指的是在投资基金市场发展过程中，针对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目标和具体运行状况，恰当地处理和划分政府管理，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我管理的范围及重点，避免监管中的错位或遗漏，同时做到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协调，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协调。在具体操作上，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怎么建立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1、大力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从世界各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基金主管部门一般由中央银行或财政部逐步移交给证券管理、监督机构。在我国目前投资基金存在多头管理的形式下，发挥政府监管职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确定我国的投资基金主管机关。即由国家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集中管理。这个委员会由现有管理部门（人民银行、证券委、证监委等）的有关专家组成，是全国投资基金市场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投资基金管理有关法律和政策；设计投资基金市场的总体发展规划；监督基金法规的实施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对基金发行流量及存量的总额或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引导投资基金市场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投资者。成立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意味着各管理部门权力的移交，这必须考虑有一个“缓冲”的过渡措施。为防止过渡期出现权力真空，导致投资基金市场秩序混乱，可以考虑实行申请发起设立基金和基金上市监督分开管理的办法。前者由人民银行审核批准，并按基金规模或基金性质确立总行和大区分行二级审批制度；后者由人民银行牵头，会同证券委、证监会，在证券管理机构下设立专门机构，即“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具体监管国内投资基金市场。其职责：一是制定基金上市标准或应具备的条件；二是安排基金交易场所，形成统一的基金交易市场；三是审批基金要求上市的申请，确保上市基金的素质；四是监管行为是否符合有关文件规定，及时公布有关信息；五是对违章行为进行处罚。
2、筹建投资基金行业自律组织。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要选择那些成功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主体力量，筹建“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公会”，并借鉴香港经验，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会员制。正式会员由各地基金管理公司参加，其任务：一是制定中国投资基金执业守则；二是推广基金业务，扩大国内基金市场；三是监督基金的日常动作，使之规范化；四是出版基金管理专业刊物；五是培训基金从业人员；六是仲裁有关基金方面的纠纷；七是维护和树立基金业的良好社会声誉。
3、成立投资基金的评估机构。随着投资基金市场规模（市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迅速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也很重要。资产评估有利于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强化投资公司管理，合理补偿资产，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保护国有资产，维护投资基金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4、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信用等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从不同侧面对投资基金市场进行监管。一是建立信用评级制度。根据不同投资基金的风险程度，模仿债券评级的办法，对投资基金进行信用评级，该信用主级主要依赖基金的经营业绩，投资政策与目标。管理人的业务水平及组合投资的效益和风险等几方面。它不仅为证监会对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供客观的依据，也为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提供了可靠保证。二是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与股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样，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执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内容包括各类报表、投资规模、投资方向、预期收益及重大事件披露等信息。三是建立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由投资者、行业协会和证监部门组成的评审团定期考评并公布于众，以褒扬先进，强化托管各方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5、完善投资基金市场的社会监督机制。国外经验证明，完善的投资基金市场社会监督机制是投资基金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首先，要利用投资者对基金市场进行外部监督。其次，建立完善的投资基金评价体系。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和创办基金专业刊物两个方面。再次加强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的会计、审计、法律等中介机构的建设。此外，还应建立先进完备的技术监督系统即电子监督系统，对投资基金市场的运行和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跟踪和监督，使其理性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王国良：《基金投资》[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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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勇：《投资基金新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