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1:35
序论：在您撰写跨文化沟通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跨文化沟通
跨文化沟通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或沟通行为,其特点在于双方文化背景存在文化差异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沟通主体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接触。由于地域、种族、国别甚至意识形态的不同,常常导致较大的文化差异。跨文化沟通具有以下特点:(1)文化对接的难度很大。对接是沟通者和被沟通者在一个文化符号中获得一致的意义,只有实现文化对接,才有双方对一致意义的认同,从而达到理解和沟通,跨文化沟通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符号中实现对接。(2)沟通成本高于传统沟通成本;(3)沟通时间往往较多花在双方对事物的认识理解上面; (4)沟通成功率较传统沟通为低。
二、跨文化沟通存在严重障碍,文化背景的不同加剧了沟通的困难
跨文化沟通有别于传统沟通,各方面差异加剧了沟通困难,比如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在谈判差异会损害共同认识,并且常常怀疑对方的意图以及诚实性和可靠性,甚至将注意力从关注商业谈判转向了对对方意识形态的防范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会导致谈判者很难交换意见,比如穷国的谈判者多考虑、尊严一类问题,富国可能仅着眼于个人所有权、可观的利益是很正常的事情。总之谈判各方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意识形态的冲突还会导致谈判者采取强硬的手段和对立。因此,意识形态的差异会损害共同认识,加剧沟通困难。
三、在商务谈判中如何把跨文化沟通障碍降到最低
1.需要充分、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有一个经典故事:妈妈把一个橙子给了邻居的两个孩子,吵来吵去,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一个孩子负责切橙子,另一个孩子选橙子,结果各自取得了一半橙子拿回家去。第一个孩子把半个橙子拿到家,把皮剥掉扔进了垃圾桶,把果肉放到果汁机上打果汁喝;另一个孩子回到家把果肉挖掉扔进了垃圾桶,把橙子皮留下来磨碎了,混在面粉里烤蛋糕吃。上述情形说明:他们在事先并未做好沟通,也就是两个孩子并没有申明各自利益所在,没有事先申明价值导致了双方盲目追求形式上和立场上的公平,结果双方各自的利益并未在谈判中达到最大化。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遵循上述情形,两个孩子想办法将皮和果肉分开,一个拿到果肉去喝汁,另一个拿皮去做烤蛋糕。也可能经过沟通后是另外的情况,恰恰有一个孩子既想要皮做蛋糕,又想喝橙子汁,这时如何能创造价值就非常重要。结果想要整个橙子的孩子提议可以将其他的问题拿出来一块谈。他说:“如果把这个橙子全给我,你上次欠我的棒棒糖就不用还了”。两个孩子的谈判思考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沟通,创造价值的过程,双方都在寻求对自己最大利益的方案的同时,也满足对方的最大利益的需要。
2.既重视语言沟通也重视非语言沟通。国际商务谈判中,当一个人讲第二语言时,误解或听错的百分比将会急剧上升,所以跨文化谈判总是面临着语言障碍。为了确保沟通的顺利进行,一个好的翻译不但要具备双语能力,还应具备相应的技术知识和词汇。又有研究表明,面对面沟通中,语言文字的信息不超过35%,有65%的信息是通过非语言形式传送,并且有时非语言信息比语言信息要更具有说服力。非语言沟通中的主要方式是体态语言,它包括眼睛、脸部和身体语言,读懂体态语言会有助于改善沟通效果。
3.利用外部因素传递某种信息。沟通过程中,有几个外部因素也在传递信息:时间、空间和距离。生活的快节奏和激烈的竞争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守时,在美国等一些国家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在谈判中守时表示诚信,有助于更好地沟通;在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人们的时间观念不强,谈判者迟到为家常便饭,比如拉美国家。此外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比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需要的个人空间大。
4.尽量规避意识形态障碍。价值观沟通是跨文化沟通的核心,有效交流,增强互相理解、互相学习、信任,实现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妥协、相互改变,寻求共性,找到文化由此及彼的桥梁,使沟通双方受益。
5.始终把合作原则作为商务谈判基本原则。谈判思考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沟通,创造价值的过程。双方都在寻求对自己最大利益的方案的同时,也满足对方的最大利益的需要。
6.打造跨文化沟通能力。要求谈判者至少具备四项基本能力:认知差异能力、 避免歧义能力、 建立互信能力和换位思考能力。认知差异比如守时问题,不应用自己的行为规范去要求对方。为了具备上述能力就要尽可能的掌握多种语言,商务谈判中涉及到跨文化(多种文化),就必须掌握有效语言交际的能力。而这是打造跨文化沟通的起码要求。
摘要：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文化对于国际商务活动中的各个方面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国际商务活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中国商务人员要在国外寻求市场、供应商、合作伙伴、或建立合资企业，都需要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使用不同语言的商务人士产生往来，因此，很有必要深入研究跨文化交际对国际商务活动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使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不仅适应国际商务活动之间的经济环境，更能适应相互之间的文化环境，并能取得竞争优势和获得国际经营活动的主动权.
本文通过对跨文化交际的概念、国际商务活动中不同文化所引起的冲突，以及如何合理避免跨文化商务沟通中的文化冲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并提出了如何处理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冲突的解决方法，即将矛盾冲突变为互相适应文化，学会在倾听中了解文化差异，加强沟通与交流，建立相互尊重的合作原则，加强中外管理人员的跨文化培训，进行文化整合与创新企业文化。
关键字：商务活动； 文化差异； 策略； 沟通
On Strategies of Dealing with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Abstract
In the intercultural business activities, cultures exert a direct impact on every aspect.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re not only a kind of economic activities but a kind of cultural activities. The Chinese managers need to seek the foreign markets, suppliers,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joint-companies. At this time, businessmen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languages will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carefully about the impac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n the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Meanwhile, 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help our company adjust to not only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but the cultural backgrounds, finally win the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markets.
The essay will focus on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the defini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the cultural barriers and conflicts i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nd the strategies of dealing with the conflicts : change from conflicts to adaptation to the new culture, learn to know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listening,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build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each other, enhance cross-cultural train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anagers, create new culture of a company by integrating different cultures.
Acknowledgements
First and foremo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ed gratitude to my supervisor, Professor Tao Lixia, who has made a number of corrections, offered valuable suggestions on improvements and provided insightful comments. Without her guidance and encouragement, this thesis could not have been as it is.
关键词：非语言交际 跨文化商务沟通 情感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具备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合作日益频繁；跨国企业由于其国际扩张与合并，企业内部员工背景也趋于国际化。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企业之间与企业内部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也成为商务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文化的融合与冲突解决的根本是通过有效而正确的跨文化交际。交际分为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语言交际早已为人们所熟悉，但非语言交际作为沟通中的必要一环却常常由于其内隐性而被人们所忽略。然而，非语言交际在商务沟通中有着实际语言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是人们交流思想和感情的重要手段，同时还可以加强和补充语言表达，使沟通更为流畅。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人们的交际行为中，语言交际所传达的信息仅占35%，而65%的信息是通过非语言交际来传递的。不论这一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如何，但非语言交际的重要程度却是毋需置疑的。
非语言交际的界定
从广义上来说，一切不使用语言进行的交际活动都可以统称为非语言交际，它包括表情语言、手势语言、体态语言、空间语言、形象语言和首语等。据统计，一个人的面部就能表达25万多个表情，用手可以做出1000种不同的姿势。可见表情语言与手势语言的强大交际能力。体态语言是通过人的姿势来传递某种信息的非语言符号。空间语言是指讲话人之间的距离、人们之间的身体接触等。形象语言是指人们的服装打扮可能会传递出的信息，它既与先天素质有关，也受文化修养影响。首语是人们通过点头、摇头等方式发出的信息符号。以上所涉及的各种非语言交际方式是跨文化商务沟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沟通双方的仪态和举止所提供的信息往往大大超过他们谈吐所提供的信息量。
不同文化背景下非语言交际方式的差异
（一）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是人类互相传递信息中最重要且变化最多的一种交际方式。大多数面部表情由于人们的生理特性的制约而呈现相同的意义。但是，面部表情也是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制约的。西方人认为缺乏目光交流就是缺乏诚意或者是逃避，而中国人却会为了表示礼貌、尊敬或服从而避免直接的目光交流。如果在中英商务交往中，中国人的礼貌就容易被误解为没有诚意，而西方人频繁的目光接触却会被中国人扣上没有礼貌的罪名。这种商务谈判终会由于不必要的误会而失败。一般来说，西方人的外露型性格给他们带来了丰富而夸张的面部表情，而东方人的内敛型性格则常常提醒他们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隐藏真实情感。因此，这是东方人在与西方人进行商务沟通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
（二）手势语
手是表达情感和愿望最有效的肢体部位。打手势时，动作稍有不同，就会与原来的意图有所区别，对某种手势理解错了，也会引起意外的反应。就商务沟通中最为常见的握手而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它的方式与含义也不尽相同。如美国男人之间的握手一般十分有力，而中国人握手往往是轻握一下，因为紧紧握手可能表示一种挑衅。在法国，在客人进来与离别之时都应与主人握手，但在德国只是在进门之时与主人握手即可。由此看来，握手的文化是如此丰富，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以免文化冲撞与误会。
（三）体态语言
姿态动作的幅度和速度以及姿势和坐立习惯也能反映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心态。例如在动作幅度方面，南欧、中东、拉丁美洲地区人们讲话时动作幅度较大；而北欧、英美、中国、日本等国家就属于动作较小、幅度较小的一类。这些体态语的不同可能是源于东西方人士由于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西方人崇尚自由、平等，认为个体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因此人与人之间是平等而非等级的关系。但是，东方人士受到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形成了重群体轻个体，等级分明的社会观念。在商务交往中，不仅要看到不同的体态语表现，同时也应关注造成这些不同的深层原因进而指导正确、适度的商务交往。
（四）空间语言
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于空间的使用具有不同的看法，这包括个人的领域、体距、位置的意义等。有学者研究显示西方人奉行的是一种独立的、外向的、有冒险意识的精神，长期形成一种“离散型”行为模式；而中国人群体观念强，往往把自己看成是群体的一部分，奉行一种“聚合型”行为模式。在不同的行为模式的指导之下，人们对空间的要求也有所区别。例如，西方人在交谈时不喜欢离得太近，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中国人这种概念就比较淡薄。如果在商务交谈中，中国人以主动靠近而表示亲切，而英国人却为这种靠近而感到不适进而本能的后退，但中国人可能会把这种后退解读为有意疏离。
（五）形象语言与首语
自古以来服饰都是人类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服饰作为文化标志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现代社会中，衣着也象征着身份和地位。在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律师和大公司员工衣着一般比较正式；在中国，这种工作对服装的要求相对较少，特别是政府工作人员衣着比较随意。但如果是在跨国商务会谈中，中西方的服装应该协同，为表示尊重而着装正式。在形象语言之外，首语也值得关注。虽然在大部分文化中点头都表示同意或打招呼；摇头表示“不”或不赞同，但这种情况也有例外。在北美，上下点头表示“我同意”，但在日本，上下点头只是表示我正在听呢。
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对第二语言形式（如英语）的理解只是成功商务沟通的第一步，而紧接而来的则是对不同文化中非语言形式的了解以及运用恰当的方式进行非语言交际的能力。
体态语对跨文化商务沟通的影响
在商务沟通过程中，交际双方丰富的非语言行为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加大沟通信息量。优秀的商务沟通者除了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外，他们一般都很重视非语言交际在实际沟通中的作用。对这些细节的注意往往成为他们沟通中无往而不胜的法宝。
正确、恰当的体态语沟通能够促进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情感交流，成为一种感性的潜移默化的强大力量。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的表情、眼神、身姿、手势无不影响着他们各自的心境和态度，进而对双方的情绪产生极大的暗示性和感染力。积极的非语言符号会使对方产生一种轻松愉快的情感，为有效沟通创造理想的环境。一次适度的握手，一个恰当的微笑都会促进沟通的和谐。和谐的沟通氛围更加有利于信息的传递。同时，恰当地把握非语言符号，必然会赢得交际双方的信任和喜爱，使他们能最大程度的发挥思维潜力，进而形成活跃的沟通氛围，这对整个沟通的成功无疑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体态语可以传达更为丰富的信息，加大交际信息密度。正确接受这些信息可以使商务沟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多种形式的信息同时作用于人脑，可以刺激人脑两个半球同时活动，使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得到和谐的统一。这样产生的沟通和交流往往效率更高而且信息更多。而且，非语言符号与有声符号相比，更加直观，能生动、准确的表现人的内心活动。有时还能够避开委婉甚至虚假的语言信息而看到事物的本质。由于非语言符号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体本能。所以，在人们言行不一致的时候，非语言信号较之于语言符号更容易反映人们的真实想法。同时，非语言交际，如眼神、身体姿态等可以表现微妙模糊的思想变化，有利于传递深层复杂的整体及内涵意义。从上述这些方面来看，非语言交际完全可以加大交际的信息量，使我们的商务沟通更加顺畅。
综上，人类的交际与文化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跨文化交际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方面，各国的不同文化逐渐融合，但在另一方面，非语言交际现象毕竟是体现各国不同文化和习俗的窗口，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并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因此，对于不同国家的非语言交际方式的差异应该采取包容和学习的态度，通过了解和理解这些差异调整交际方式以便达到更好的交流效果，促使跨文化商务交流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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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军.中西体态语差异的文化透析[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5）
3.石定乐，彭春萍.商务跨文化交际[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关键词】合拍片；跨文化交流；符号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082-02
《风筝》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儿童片，也是首部中外合拍片，丰富的想象力和新颖的构思让影片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透过儿童的眼睛，去领略两个国家的风俗人情和诗情画意，同时又将中国传统的神幻世界与现实生活糅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迷人的艺术魅力。该片在1958年第11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中获荣誉奖，在1958年意大利第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圣乔治奖。在世界处在冷战时期的氛围中，《风筝》所颂扬的中法之间的深厚情谊和爱好和平的理想，成为民族间沟通理解的重要桥梁，因此选取合拍片《风筝》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有重要的意义。
跨文化研究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之一，主张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人类的文化和行为，通过研究时空和结构中的异文化来理解人类共性、自性和他性。[1]跨文化从学理上讲，是指在交往中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从文化学理论看，是指人类群体或个体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的归属和接纳，它带有文化价值的特定指向性。[2]我所理解的跨文化即跨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不仅仅找出两者的差异即自性，而是要找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共性来消解两种文化在相遇时可能遇到的冲突和误解，坚持多元的文化主义。作为合拍片中必然带有不同国别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那么这些文化冲突的行为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是如何消解的，对此非常有必要进行深入地研究。
一、《风筝》中的异国元素
《风筝》讲述了一只绘有孙悟空形象的风筝，由北京上空随风飘到了巴黎，风筝上所附带的北京男孩宋小清的信引出了一段以寻求友谊为主题的温情故事。展示了不同国度的孩子们纯洁的友谊和爱好和平的理想，进而映射出各国儿童之间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作为重要物件的“风筝”串连起北京与巴黎两个相距甚远又各具特色的独特空间，不同地域的相互穿梭致使其中附带的各国元素得到了传播。电影作为独特的传播媒介，其传播文化的方式也是隐蔽的、潜在的，它将丰富的文化信息内置于电影的叙事情节当中来进行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
（一）基于传播下的表层文化
作为人类行事方式或行为模式，诸如饮食、起居、艺术创作等文化实践都处于同一层面，构成了被我们称之为“文化表层”的范畴。[3]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京剧、旗袍、熊猫、功夫、故宫、长城等都是中国典型的象征，这些元素也是西方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大多数合拍片中都无一例外地利用了这些元素，并且使这些元素成为叙事中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当然除了这些外在的视觉元素之外，同样也运用了民俗和中国独有的神话传说。
影片启用了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孙悟空”一角，通过居住在法国的中国商人口中讲述了“孙悟空”的72变和神通广大，在比埃罗这群小朋友中广为流传。中国商人的商店里所陈设的各式各样的瓷器，中国风的椅子也成为法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元素。睡梦中借助“孙悟空”的神奇力量来到了北京城，运用法国兄妹的独特视角，又展示了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故宫、中国的国粹京剧、皮影戏，以及龙的雕刻艺术和流行于北京城大街小巷的民间工艺等等。寻找的过程又展现了50年代末中国的基本文化生活场景，这些外在的视觉元素让影片在中国的表层文化上更加一目了然。
《风筝》首先在法国开拍，当从东方吹来的一只漂亮的风筝在法国小朋友中间流传开，一些大全景不仅可以分辨地域，也展现了法国的面貌，埃菲尔铁塔等一些地标式的建筑物和法国独特的风土人情在这里使“法国故事”得以展现，作为文化表象的中法元素，极具辨识度，是中法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代表。
（二）隐喻下的文化内核
表层文化的后盾是深层文化，即影片中隐喻下的文化内核。在深层文化中，文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广泛的信仰和价值生成的。[4]深层文化中所包含的广泛的信念和价值是有共同的母体的，如友谊、希望或者是表层文化中的相关信念。
有法国的媒体称《风筝》为法国经典的儿童片、是法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教科书，种种元素的精彩呈现为双方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对于中国来说，电影传播了中国的文化，以和为贵和乐于助人的优良传统在影片中充分展示，同时也向世界宣扬了“中国民俗”和“中国元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影片最后双方儿童见面时，由中国最传统的握手方式变成了西方人的贴脸亲吻的方式，这是尊重对方文化的表现，蕴含着中国古老的来者是客的观念。
梦醒之后，这位法国男孩讲述梦中中国的一系列场景，描述中国房子是五颜六色的，人们都有说有笑的等等一系列语言，已经从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成为直接传输，多种语言符号展现了蕴藏在深处的指示功能，呈现出动态多变的符号世界，使双方的观众都接受了电影符号的象征意义，产生了文化交流的意义。
二、意识形态之下的主题展示――梦和友谊
（一）符号化的个体
符号是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标识，任何物体都可以当作符号来看。它是某种意义的载体，是精神外化的呈现。在影片《风筝》中，每一个人也被影片赋予另外的含义。电影往往承载了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习俗、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等，是当代文化立体化的体现。但文化必然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国际环境和国家政策就充分反映在这些被符号化的人群当中。
在法国小朋友为了把树上的风筝拿下来心生计谋，把邻居家的猫咪抱到树上，引起了周围邻居的混乱。“要是把我丈夫吵醒了，看他怎么收拾它”，“要是老这么叫唤，该揍它一顿了”，当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时，有人提议找动物协会的人，立马就有邻居反对“你以为他们吃饱了，就等管这只懒猫了吗？”“少管闲事了，快进来”，寥寥几句左邻右舍的对话就构成一幅社会全貌，最终事情以消防员的到来而收场，小伙伴们也取回了梦寐以求的风筝。法国人民的人间百态和中国人民的乐于助人形成了一对矛盾冲突，这些被符号化的人们与北京城街道上的人民又形成了对比。中国小朋友的脸上整齐划一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寻找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拼尽全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互助友好，呈现出高度的和谐。意识形态之下的这些被符号化的个体，在这里就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二）集体主义下的价值取向
集体主义是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原则，价值取向是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冲突时所坚持的价值态度，影片中，不论是法国故事中的集体救猫咪还是中国故事中的全体找人，这里所体现的双方国家人民的世界观达到了融合，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在这里赋予了另外的内涵。
另外，作为贯穿整部影片的风筝是传播媒介的重要代表，随风筝一起飘荡的信作为影片重要的物件。影片以“信”开头，以“信”结尾。开头部分，信中所附带的诗篇“今天，这股中国风吹拂着我，明天它一定会去找另一个儿童，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只要见到了这只风筝，就一定会露出笑容”。体现了中国儿童向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的信心和决心。在影片最后，又有一个对应关系，巴黎的小朋友在回信中写道，“全世界的儿童，如果你捡到了这只鸟，你就可以想到，你已经有了新的伙伴，正等着邮递员的到来，给他带来信件，带来友谊和欢笑。”展示了中法两国儿童的纯真心灵，以及他们爱好和平的共同理想，在局势紧张的1958年意义非凡。
三、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与平衡点
跨文化传播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活动，跨文化传播，促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和变迁。电影作为不可缺少的一项伟大的艺术，在跨文化传播的层面上讲，对于传播本土文化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以《风筝》为例，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文化故宫、京剧等元素与法国建筑和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让双方国家来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让所有国家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
在合拍片中，由于受众的特殊性和群体性，要想兼顾双方观众，既让双方都可以理解传播的内容，又能够在跨文化领域中碰撞出一种全新的含义，寻求双方的平衡。合拍片总是处于各种社会人文环境的差异冲突之中，语言、创作理念、价值观、意识形态总会产生不同的冲突。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消费机制势必会对电影所表达的含义进行不同的解读。因此，跨文化并不是仅仅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更多的是，要凭借着两者之间的共性来消除在相遇时可能出现的冲突，坚持文化的相对性和普同性相结合。
文化之间不可能是统一的。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在全球资本运作和风土人情都存在有巨大差异，同一民族不同地域也同样如此。传播过程中差异必然是不可抹去的，因此，电影产业链中，中外合拍片在资本的整合之外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文化间性理论认为，跨文化交流的关键是要努力“选取一个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立足点”。通过这个立足点，超越自身文化界限，或者说对自身文化赢得了“距离感”，这样就会“对其他文化的意义关联变得敏感”，就能进入其他文化的“意味视界”[5]，其中的立足点更多的就是尊重双方差异，立足于文化之间的不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的交流，无论文化多么千差万别，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共同之处，同处一个生存环境，共同的利益等问题不可避免，这就是双方交流沟通重要的“中介”。
在全球化语境的今天，种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都成为阻碍跨文化对话的难题，电影作为重要的传媒手段，必须提供一种有关人类生存际遇的以及未来思考的方式，培养出一种全球视野和人文关怀，超越个体、民族、地域的限制。当然，也正是由于双方的差异，不同地域文化的论争，才促使跨文化的话题变得如此深邃。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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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翻译 文化认知 文化差异
一、语言、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认知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语言是用来构建和交流意义的，是了解人类思维的窗口（Fauconnier， 1999）。语言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同地域的人类，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对世界的认识不尽相同。这种对世界认识的差异，则会以语言作为媒介表现出来。翻译不仅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更涉及两种不同的文化。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意义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跨语言、跨文化活动。翻译的表象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然而其本质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认知的转换。准确又具有欣赏价值的译文，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是一种跨文化的沟通。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定要深入了解译文的源文化，以及受众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能力。
二、文化认知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文化是人类意识的产物。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赵贤州先生（1996）认为：跨文化交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类享有某些共通的文化信息；而跨文化交际之所以产生某些偏差，是因为双方不能共享另一些有差异的文化信息。译者在开始一个译者的职责之前，首先应作为一个读者，正确地理解原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在形式上的转换，更包括两种文化在交流中的相似性和兼容性。刘宓庆先生（1999）认为：文化的可译性是由认识的同一性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和人类思维形式的同一性原理决定的。但除了同一性之外，文化间的差异性也不容小觑。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采用一些方法和技巧，最大限度地传递译文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1.文化认知造成的语义差异
由于译者和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领域，彼此身上都承载着各自民族文化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形态。母语的文化特征多多少少会影响跨文化语言交际，因此，如果译者本身没有强烈的跨文化意识，不深入地了解作者所处的文化，那么就很容易造成对译文的误读和误译。
中国文化受佛教的影响很大。“龙”这种生物，就是佛教宗教背景下的产物。“龙”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吉祥神圣之物，形似蛇，有爪，身披鳞片，头顶双角，能浮于云端，吞云吐雨，是皇权的象征，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尊贵。在古代，“龙”是皇帝的象征，古代的皇帝身着“龙袍”，把自己称作“真龙天子”。中国人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把对子女的期望描述成“望子成龙”。巧妙的是，在西方国家，也存在“龙”这种传说中的生物。西方的“龙”在英语中叫“dragon”， 和中国“龙”是同一个词。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在东方神秘尊贵的生物被描绘成有翼、有巨爪鳞片、会喷火的巨大的蛇形怪物。其脾气凶恶暴躁，是传说中的怪兽，也是罪恶的象征。两种“龙”，虽然长相相似、名称相同，但两种文化中所代表的意义却一褒一贬、截然不同。
例如，“这个企业在该产业中起龙头作用。”这句话如果翻译成“This cooperation is playing the dragon head role in that industry.”则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西方，“dragon”扮演的是邪恶的角色。正确的译法应为：“This cooperation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at industry.” 又如，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年会上发言时曾说：“... but we have other dragons to kill.”这里的“dragon”代表西方恶龙，应译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这里如果理解成东方神秘高贵的“龙”，就会造成误解，甚至是误会。
在中国，我们把怕老婆的丈夫戏称为“妻管严”，这个词和“气管炎”谐音，所以有时开玩笑时我们会说：“这个人有气管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这句话译为“He has rachitic.”，那么外国宾客就会以为这个男人得了“气管炎”这种病。由于译者没有准确把握原文的文化，因此造成这种误译的产生。我们在翻译这句话时应该体现源文化中的隐含意义，那就是 “怕老婆”。因此，上句应该译为“He is a hen-pecked man.”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虽然词汇相同，但词义却千差万别。译者在翻译时，要倍加注意，强化跨文化意识，避免误译的产生。
2.文化缺省
不同语言文化之间会有文化现象的不一致和文化缺省。文化缺省是指原文中所含的文化信息在译文的文化中没有相应的“对应语”来表达。这一语言现象与两种不同的社会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构架有关。雨果曾说：“翻译如以宽颈瓶中水灌注在狭颈瓶中，傍倾而流失者必多。”（毛荣贵，2001：250）译者应尊重两种语言各自的文化，采用合理的手段，弥补文化缺省，达到促进文化交流的目的。
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八卦的“阴”“阳”，分别被音译为yin， yang。Yin 和 yang 在词典中被分别注释为 “yin， the feminine or negative principle in nature； yang， the masculine or positive principle in nature”，即使如此，由于英语中没有“五行八卦”这一概念，即使有了注释，对于有些英语母语的读者来说也仍然很难理解。
再比如，中国古代的“梅、兰、竹、菊”被誉为花中“四君子”，这是古代诗人根据这些植物的外貌和开花特性，发挥了自己的想象能力，进而引申成了君子的某些高贵品性。因此，这些植物被称为“花中君子”。在西方，它们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
中国有个习语叫“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诸葛亮”是中国有名的聪明人，是三国时期刘备的军师。而“皮匠”这个职业是由于其发音和“诸葛亮”谐音相似，才被拿出来补全句子结构的。这句话的原意是指众人的智慧远超过一个人的智慧。但西方人并不知道“诸葛亮”是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拿“皮匠 cobbler”和“诸葛亮”相比。对于这句话，正确的处理方式是避开文化认知中的信息缺失，直接根据句意翻译，应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正如“诸葛亮”代表智慧一样，有些人物因为太过出名并且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我们常用他们的名字来指代某种性格或含义，英语中也是如此。例如，“I am not Hamlet.”（贾立伟，2008）。这里的“Hamlet”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人物，是丹麦王的儿子。然而有一天丹麦王的鬼魂来找他，告诉他自己是被当今国王，哈姆雷特的叔叔害死，要他为自己复仇。哈姆雷特一方面对父亲之死产生怀疑，一方面又担忧是魔鬼意图蛊惑他，犹豫不决，左右为难，最终为了避免叔叔的怀疑，开始装疯卖傻。现在用“Hamlet”这个名字代表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人。由于中国文化中没有 “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因此，这里翻译成“我不是哈姆雷特”是不恰当的，也不利于目标读者理解句义。如果根据涵义译为“我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更合适。
由上可知，文学典故和文化形式的不同，必然会产生许多的文化缺省，为目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制造障碍。跨文化译者在翻译时，应该注重其意，对形式上的不同做适当的取舍，才能达到准确传递信息的目的。
三、结语
翻译既是语言之间的沟通，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认知的差异对翻译实践至关重要，会对翻译实践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和纽带，要提高自身对文化的感知和对两种语言的运用能力，努力准确传递原文信息，实现译文在两种文化认知中最大限度的自然转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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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荣贵.英译汉技巧新编[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文章编号：1003-9104（2007）03-0194-02
仲高先生长期在新疆社科院工作，潜心研究西域艺术多年，成果丰硕，近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项成果他又推出一部厚重大著《西域艺术通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这真是学界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该书由分导言和十章（最后一章为附录），导言界定了西域艺术概念、基本特征、研究史及课题研究的宗旨、方法。以下分章具体对西域艺术生成的文化因素，发生机制，史前人体装饰、彩陶、女性雕像、岩画等遗物的文化功能，绿洲艺术、草原艺术和汉文化不同类型（龟兹乐舞、于阗画派、动物纹样、石人鹿石、汉锦唐绢以及建筑艺术等地区性的主要艺术形态）等，对诸如西域艺术主题、母题、形式、流派、审美意识进行了详细描述与深层剖析。而后该书又对西域宗教（萨满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伊斯兰教）艺术主要形式、主题、流派、嬗变等进行了详细阐释，对近代城市艺术，如话剧、歌剧、漫画、歌咏以及艺术教育等走向现代性艺术进行了具体论述。最后，还从东西文化视野和西域诸民族文化关系探讨了西域艺术从摹仿、借鉴到创新发展的规律。刚展卷欲读之时，还对这样一个大题目作者如何把握感到惴惴不安，待披文入情不久就深感美不胜收。个人觉得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该书作者显然是有意识地采用跨民族、跨文化的多维理论视野，这一选择非常契合其课题所涉猎的广泛领域。该书的作者刻意求新，由于该课题的题中自有之义是中西方多元文化交流，而多民族聚居多学科荟萃的复杂研究对象，其又决定了作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必然是跨文化、跨学科的互阐互释，线索纷繁。作者的学术视野非常开阔，他基于这样一种自觉认识：作为东西文化交汇处的西域文化艺术本身具有无可争议的可比性，而只有进行这种多重比较互阐互释的论述方法才有可能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一方面，东西文化和多民族文化是西域艺术赖以生成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民族及其宗教、不同艺术形式本身又都有互融互渗的特征。因此该书在综合、整体的研究中运用跨文化研究是必要和必然的。因而书中除艺术学、文化学本身理论外，广涉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神话学、民族学、民俗学、美学、心理学等理论，使西域艺术所具有的跨文化跨学科性质内蕴得以阐扬。书名冠之以“通论”当非虚语。
其次，该书力求系统而全方位地把握西域艺术的综合性形态。西域文化是由多元格局构成，是一个历史文化观念，又是地域文化概念，如同作者在书中所概括的，因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宗法制度的多维并存，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领域，西域文化不能不属于一种复合文化型：“西域是多民族活动之域，多种文化在此撞击、融合、回授，因此西域文化是一种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多元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中国地域文化。”（第19页）于是作者将其分为南部绿洲农耕文化、北部草原游牧文化及屯垦文化三大类型。从而在一种整体格局的把握下，对这三种类型的文化及其源流进行由总到分的细致梳理。下面分章节所论，就构成了整体特色之下的不同点。像绿洲艺术中的诸乐舞，以往被人们误认为是单纯的佛曲，作者纠正这一偏颇，而将其娱神娱人功能结合起来考察分析（第197-198页）。如其中最负盛名和最有代表性的龟兹乐舞，苏祗婆这一北周时期人物的音乐理论与实践占有重要位置，龟兹舞其实也分为多种，仅就其“拨头”说：“此舞原出自拨豆国，后传入龟兹，又由龟兹传入中原。”作者还论述龟兹乐舞“双向回授”特征，注意到“龟兹乐舞中使用的不少乐器也并非完全是本土乐器，而来自周边民族，笛是羌人带入西域的，羯鼓则是月氏人的乐器，为龟兹人接受成了龟兹乐器。龟兹乐舞早在汉代就曾摹仿、借鉴了汉族音乐。……龟兹乐舞向东传播时也成为诸如《西凉乐》摹仿的对象，《通典》就认为《西凉乐》是‘变龟兹声为之’。”（第502-503页）在书中这样的论述很多，可谓点面结合，多层次多维度之间的逻辑次序非常清晰。尽管相对来说新疆的出土发掘工作相对滞后，但是该书所利用的出土文物资料还称得上是林林总总，相当丰赡。
在全方位地把握西域文化特征时，书中尤其关注西域艺术中不同类型的特定艺术门类特点。如在“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是游牧民族文化艺术最本质的特征”前提下，作者论列草原造型艺术，认为“草原造型艺术都是复功用性的”，从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风格的动物纹样、鄂尔多斯风格的动物纹样到岩画石人无不呈现出复功用性，其具有民间性、一些类型有象征性和代表意义。而且，这些动物纹样还有从功能性到实用装饰性的角色转换。（第248-267页）读者至此可以在取得宏观印象后，具体而微地领略西域艺术的一个个微观层次。
其三，就是该书所运用的相关理论广博新颖，针对性强，而涉及的各种材料异常丰富，洵为功力之作。该书因为课题本身的综合性和广泛性，作者尽力大量吸收了国际与国内多学科的理论成果，不仅文化人类学著作，诸如考古学、艺术学、美学、文化学、边疆史地学等等理论，在书中也是随外可见。作者的思想非常活跃，像分析彩陶，运用了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原型分析》的母神身体象征理论；分析绿洲艺术、屯垦艺术，运用了M・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节理论；分析西域先民图腾信仰和原始仪式，运用了爱弥尔・涂尔干的宗教理论，等等。而且，作者往往不是一般性地运用这些理论，而是将其与当下的研究对象紧密结合，从而有效地延伸了理论。如分析科尔克孜这一草原民族民间图案中色彩这一重要表现手段成因时，作者又没有停留在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的理论上，而是将其与游牧民族对于色彩的审美感知特征结合起来，注意到这些民族图案中红、绿、黄、蓝、黑、白等是基本色彩和主色调：“游牧民族为什么偏好这些色彩？不能排除视觉的影响，蓝天、白云、红花、绿草、秋叶、黑夜等每天都迎入眼帘，形成视觉冲击。但在色相对比中（一般是在色彩的冷暖色感中形成对比），由人的生理特点及情感和经验等诸因素影响而产生的伴生反应主要是人的感官对色彩冷暖的刺激。在草原民族的图案中常常形成黑与白、红与绿、蓝与黄等色相的对比。……饱和色成了他们最喜爱的颜色，无论它们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在游牧民族中，以某一种饱和色的视觉感觉转换为情感、经验感觉的通感是存在的。”(第302-303页)这样，读者不仅对科尔克孜图案艺术及其成因有所了解，还对于其他游牧民族图案艺术特点及生成的“所以然”有了深刻认识。
第七章《西域宗教艺术解悟》（第365-431页）似乎是该书的一个重头戏，其中论及萨满教艺术的审美迷狂，可以说看得出是作者擅其胜场全身心结撰的得意之笔。作者不仅在别的章节中论及与萨满教造型相关的岩画、石人、鹿石的功用，还如数家珍地在本章对本民族锡伯族的萨满教活动、萨满画、萨满歌舞、以及萨满教动物精灵等从物态文化到精神蕴涵，进行了全面而精当的描述分析，真切详到，宛若目前。
其四，作者讲究学术规范，注意搜求、吸收和引述相关的既有学术成果，而总是在研究的新起点上力求出新，而带有自己的原创性。如某些墓葬出土的虎纹圆金牌曾被错认为是塞人的，而作者强调这实际上是车师人的：“它们与塞人奔跃咬啮状的狮形纹样是不同的。……”塞人作为猎牧民族，塑造的动物形象有明显的巫术目的（第125页）。又如，作者也不是人云亦云地赞同那种认为原始人人体装饰是“为美观”、“最能揭示装饰艺术本质规定性”的看法，而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属：“基于原始思维的功能性活动，往往伴随着巫术操作过程。”（第135-136页），这样以下论述的彩陶、女性雕像、岩画等都有了一种更加求真求实的依托，从而能与国际上最新的研究结论相沟通印证。
并且，作者研究的技术规程上也很讲究学理性。书别关注国内外同行在期刊上发表的前沿性成果，引述时都详明地标注出了出处。像论及西域北部游牧民族文化特征时，就引用了美国学者朱学渊《论欧亚草原上的通古斯族》和满都夫《人类学本体论与蒙古族文化艺术源流》等20世纪末新近发表的论文，在把握最新研究态势，充分吸收同行研究成果的前提下，作者才能够高起点、高质量地著书立说。这种朴实、科学的学风很令人钦敬。
值得称道的还有该书那些精美的图片，显然也是作者多年精心收集、细心组织而成，数量达到近百幅之多，其中有不少是由作者同事祁小山拍摄的，具有学术上永久的保存价值。这些大多属于难于见到的图片简洁扼要、制作精美，与文字内容相辅相成，构成了一种图文并茂、相映成趣的审美效应，使得学术内容能够得以直观形象的理解，同时有说服力地增强了该书的实证性，且又有助于读者能对于西域艺术尝脔于鼎，管中窥豹，得到一次次清新愉悦的审美享受。
［关键词］对比修辞 翻译研究 关系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5－0041－02
引言
对比修辞学可谓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它主要通过对修辞模式的差异分析来研究跨语言、跨文化写作的异同，与第二语言写作、翻译教学及英语多元化研究有密切联系，对认识了解跨文化语言和写作上的文化差异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出现了将对比语言学与翻译理论结合研究的趋势。这种结合形式的研究主要探究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在句法、篇章结构方式上存在的文化异同，尤其是比较其间的主要差异。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及作者的认识，从以下几方面对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进行概括性评述。
一、对比修辞研究概述
对比修辞学（Contrastive Rhetoric）是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跨学科研究分支，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创于1966年，以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母语的修辞模式对第二语言写作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美国应用语言学家Robert Kaplan可算这一领域的拓荒者和领路人。“对比修辞”这个概念是他在对近六百篇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所写作的英语作文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后率先提出的。Kaplan认为“每一种语言及其文化都具有独特的修辞传统，逻辑与修辞是相互依赖的，在特定的语言中思维与语法是互相联系的”。同年，他发表了《跨文化教育的文化思维模式》这一奠基性文章，率先对母语的语篇结构和修辞方式在第二语言中的表现进行研究（杨玲，2002：1）。Kaplan提出假设：向美国学生(指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学生)和外国学生（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教授阅读和写作的方法不应相同。这一教学方法上的差别主要是由于修辞性质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所致（胡曙中，1989：40）。同时指出：学生的第二语言创作会受到母语、文化、修辞模式和修辞传统的影响（这影响主要体现在干扰方面）。Kaplan认为修辞模式不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依附于文化而产生的，并将修辞模式归纳为以下几种：英语的直线式模式，东方语言的螺旋式模式、闪族语的平行式模式、俄语的偏离式模式和罗曼语的拐弯式模式(见图1)（穆从军，2007，22）。
实际上，每一种语言都向其使用者提供了其对所处文化氛围的现成的解释。譬如像中国人在表达自己感想的时候会通常使用“我们认为/得觉……”这类的具有集体色彩的句子，这表示了中国人往往把作用于自身的感官印象主要以委婉间接的集体活动形式来表现，而美国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不说“We think/believe…”，而以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I think/believe…”，这里的差异源于印欧语系语言使用者与汉藏语系语言使用者文化传统的不同。不同的文化传统继而影响到表达方式的不同，当然表达方式包括各种修辞的使用。由此可以说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模式，而修辞模式对人们交际、理解和翻译有一定的影响。正如Clayann Panetta所指出的，成功的交际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文化的、修辞的。
二、翻译研究概述
翻译研究这门学科在20世纪后半期才正式出现：Holmes在1972年发表的文章《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首次提到“翻译研究”。他主张把作为经验科学的翻译划分为纯理论的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两大类。前者后来逐渐发展为理论翻译研究和描述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包括翻译训练、翻译辅助和翻译批评三大应用分支。描述翻译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功能、过程和导向上。总体说来，翻译研究主要是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性的跨学科研究。它的历史较短，其理论基础建立在许多其他学科上，其中主要包括比较文学、计算机科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哲学、符号学、传播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等，是一门归属于人文学分支的整合性学科。
塞莱斯科维奇指出，“翻译的对象是借助语言表达的意义，而不是语言本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对象是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所要表达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只是一种必要的媒介。翻译的任务和目的是成功地促成交际（对于目标语言的使用者来说，一个好的翻译除了要保留原有的意思外，还应该要能像是以母语使用者说或写得那般流畅，并要符合目的语的习惯）：把一种熟悉的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原本不熟悉的语言信息的活动。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杨自俭曾指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作为意义再生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翻译，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其语言障碍”（许钧，2003，76）。因为这些语言障碍通常是由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所以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就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这里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当然也包括修辞模式、修辞方法及修辞传统的差异。
三、对比修辞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
张会森在《修辞学通论》一书中提到：“对比修辞学的对象是翻译艺术的规律。”“翻译理论的任务在于揭示两种语言功能上雷同的内在资源。揭示这种资源的科学应该称为对比修辞学”。(张会森，2002:251)
费道罗夫指出：“翻译理论作为一门语言学科，首先与修辞现象有关，因此它的基本点是语言功能和语言单位功能的概念、意义功能和艺术功能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以比较分析译文和原文为其研究方法的对比修辞学的那一分支来说，也是根本性的概念，因为它的任务恰恰在于系统地描写译文语言，为充分再现原文语言单位所执行的意义功能和艺术功能而拥有的那些修辞手段和修辞潜力。”（李维琦，1984：35）
我国的对比语言学家在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这些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尝试。李定坤在《汉英辞格对比与翻译》一书中通过全面、透彻地比较分析汉英辞格，提出了直译、代换、意译、直译与意译相合等译法；袁昌明在《英汉修辞比较与翻译》一文中从形合与意合、动态与静态、人称与物称、主动与被动和复合与简单五个方面对比了英汉语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并论述修辞比较对翻译的指导作用；朱丽田则在《英汉比喻修辞格的对比与翻译》一文中分析英汉比喻修辞格的异同和翻译技巧。（李东辉，2006：114-119）
修辞不是普遍存在而是依附于文化的，作为意义再生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翻译也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文化即是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两门学科的联系纽带之一。虽然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有着必然联系，但对比修辞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第二语言写作上，他们对翻译研究的理论和研究翻译的学者通常是不太熟悉的。同时，翻译理论学家也似乎不清楚对比修辞学的发展。这种相互的无知是奇怪的，因为这两类学科研究背景除了在文化上的共同之处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相关之处，比如研究目的还有研究方法等等。两者的研究领域都属应用型而非理论型，它们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可以直接用于解决一系列的实际任务如：翻译，双语书籍、词典的编纂，外语教学等。因此，它们属于语言学的应用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比修辞学与翻译研究用于各领域的实际目的是同样的，譬如：对比修辞学帮助语言教学专家研究，而翻译理论辅助翻译家从事翻译工作。无论是对比修辞学还是翻译研究它们都以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为媒介，以语言间所要传达的意义为研究对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受到应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理论的影响，它们理论研究的方法都经历过变革。
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正如W.Marton在其论文《对比研究的教学启示》中指出的“翻译是一种典型的对比分析练习”。这里的对比分析当然是包括对比修辞学的。刘宓庆在他的《文体与翻译》一书中专门留出一章谈修辞，他谈到：“翻译学中的表达问题与修辞学关系十分密切，因为两者都是探讨运用语言的技巧。翻译工作者要功于表达，绝不能忽视修辞学。”(刘宓庆，1998:536)由此可知对比修辞学与翻译研究两者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促进发展。
四、结语
对比修辞学与翻译研究都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对比修辞学由Kaplan在1966年发表的《跨文化教育中的文化思维模式》中提出，而现代翻译研究始于1972年Holmes’s的文章《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以上的评述完全有理由说明，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是关联的，它们有一些共性：都与文化息息相关，不仅具有共同的研究媒介即蕴含在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中，而且具有相同的实用目的即正确理解文章，改进翻译水平，促进第二语言写作和完成交际目的。在近年的发展历程中，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都不断吸收其他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思想，拓宽了研究领域，它们相互融合的研究更有助于第二语言习得和写作者了解和掌握目标语文化的修辞习惯和修辞取向，以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望达到翻译目标，促进教学双方的理解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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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Contrastive Rhetoric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Liu Mingya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Hunan 411201,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