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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是国际贸易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所有专业课中教与学的难度也是最大的。新世纪新形势下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探索与研究《国际金融》的教学改革已势在必行。
《国际金融》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学科，在结构体系和教学要求等方面与其他课程相比有很大不同。对其特性的把握是搞好教学的基础。
《国际金融》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许多原理和理论比较抽象、枯燥，而且内容丰富口径宽广，缺乏具体性。比如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汇率理论和利率理论等章节，内容复杂模型众多，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很难理解。同时国际金融相关理论知识的更新速度也较快，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新问题不断涌现，这就要求学生不断学习新理论、研究新现象，单纯靠教材靠老师无法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国贸专业实践性又比较强，学生比较喜欢动手能力、操作能力的训练，对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比较排斥，所以教学难度非常大。
Kletzer和Bardhan(1987)指出：“关于东亚成功经验的研究性文献经常强调动态比较优势和资金获取较便捷二者之间的联系。关于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相关文献认为，东南亚国家运用选择性的信贷配给，以实现其贸易和产业调整目标，比一般地实行贸易保护和外汇管制更有效”。所以，政府如何通过金融发展来动员和利用资金，不但会影响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影响到一国的国际贸易。Rhee(1989)也强调了金融对于贸易的重要性，因为出口商必须获得必要的贸易融资才能完成出口订单。所以，不论是出于拓展金融发展理论、贸易理论的需要，还是出于对东亚经济成功经验的分析，我们都有必要对金融发展与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往往不是直接从金融抑制一下子过渡到金融自由化，而是经过了一个中间环节——金融约束阶段。在金融约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金融和某些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创造租金，并对信贷的使用加以干预。本文的目的是针对金融约束阶段的战略特征，来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由于韩国是实行金融约束战略的代表性国家，我们以韩国为例来进行这个问题的研究。
一、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与金融约束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于1973年创立的。在那一年，他们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注：这两本书的中文版由上海三联书店于1988年出版。）从此，“经济发展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两股巨流终于交汇融合起来”。（注：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10月第一版译者序。》）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他们指出，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和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从而出现了对储蓄和外汇的过度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储蓄和外汇的使用必然采取硬性分配，这导致寻租盛行，有限的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总之，该战略会中止或严重妨碍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反，具有金融“深化”效应的新战略——金融自由化战略——则会不断地促进经济发展。
麦金农和肖认为，要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应放弃他们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为此，就必须取消不恰当的利率限制，让银行等金融机构有权提高存贷款的名义利率，保证货币资产的实际收益为正数，以此来吸收储蓄，优化投资结构。另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放松汇率限制。金融深化的进行还包括财政政策的协调，放松对金融业务过多的限制，允许金融机构之间开展竞争等方面。麦金农和肖指出，推进金融深化战略将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存在着金融深化的四个效应，即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
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提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金融发展理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容低估。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和我国台湾省）受其影响，进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实践。但迄今为止，金融自由化改革成功的例子很少（陈观烈，1988；赫尔曼等，1998）。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不具备金融自由化所要求的前提条件（赫尔曼等，1998）。一个金融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直接采用自由的金融市场模式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所以，金融自由化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实行自由化的国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
鉴于此，赫尔曼等(1998)经济学家认为从金融抑制一下子过渡到金融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不现实的，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他们吸取了信息经济学的成就，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金融约束政策可以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金融约束理论的提出者认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租金在减少与信息相关、妨碍完全竞争市场的问题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特别是，租金诱导民间部门当事人增加在纯粹竞争的市场中可能供给不足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对投资进行监督和提供吸收存款的准备条件。
所以，在经济处于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以及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政府要对存贷款利率进行控制，同时限制市场准入。通过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和限制市场准入，不但可以动员经济中的储蓄，避免因竞争而导致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稳定金融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另外还要实行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
随着金融深化，尤其是随着金融部门资本基础的加强，这些干预应逐步放松，经济将转向更传统的“自由市场”模式。所以赫尔曼等(1998)指出，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发展和向更自由、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的方向迈进而进行调整。金融约束的最优水平——用干预的强度和广度来衡量——将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
赫尔曼等(1998)研究者认为：“金融约束使更多的项目可从正式的金融中介获得融资，从而对投资资金的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政府更有可能直接干预资金的配置，因此有必要讨论定向信贷和产业政策。”采取金融约束战略的经济体，政府一般对贷款的使用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干预的方式和资金重点投放的行业也不同，这反映了政府的经济目标。正是如此，金融约束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对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就产生了影响。当然，本文仅仅探讨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在实行金融约束战略的国家（地区）中，韩国被认为是实行金融约束战略比较成功的国家。所以我们以韩国为例进行分析。
二、韩国金融约束下的信贷自选择机制
韩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自由化，这可从韩国政府对利率的控制，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等方面判断出来。韩国政府对信贷使用的干预有其理论基础；在对出口行业的信贷支持上，韩国实行的是自动信贷配给制，我们随后将会看到，这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韩国出口的增长和出口结构的转变。
1.韩国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战略的判断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金融的控制：它国有化了商业银行，修正了中央银行法案，使韩国银行从属于政府。1965年实施了利率改革，把银行的利率水平翻了一番（Vittas和Cho,1995）。这次改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利率，使其保持在正的水平上，另一方面银行利率仍大大低于市场利率。利率的提高不但成功地吸收了私人储蓄，并且使资金从不受规制的非正式部门转移到了政府牢牢控制的银行部门。由于这个原因，政府能够提高它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控制水平。利率仍低于市场利率使得政府得以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赵润济(1998)在对韩国的一项研究里得出了如下结论：“韩国（20世纪）60年代的利率政策可以说是一种金融约束”。
在上世纪60-70年代，韩国的银行部门获得了租金。这些租金的获得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来自于政府规定的存贷利差；第二，来自于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在整个1960年代，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信用占商业银行贷款总规模的20-30%（赵润济，1998）；第三，来自于对商业银行准备金所支付的利息；第四，来自于银行领域的进入限制。
与此同时，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也获得了租金。商业银行信贷主要被用于优先发展的部门。在上世纪60年代是出口部门，在70年代除继续支持出口部门外，主要用于重化工业。对于这些部门的贷款，政府都规定了较低的利率，以保证这些部门能得到扶持。另外，政府还允许商业银行为民间部门的借款进行担保，由于国内利率高于国外利率，所以政府部门通过对民间部门国外借款的批准，来保证国外信贷有选择地用于支持产业政策目标。另外一种补贴方式是为出口提供贴现，以补充在发展中国家还很不完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许多融资机制(Rhee,1989)。
如上所述，韩国政府控制了利率，但保持实际利率为正；在金融部门和产业部门创造租金；同时对信贷的使用加以广泛的控制——这一切表明，对金融部门的干预是相当广泛的。籍此我们可以认为，韩国在60-7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战略。
韩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计划减少对信贷市场的政策干预，但是，在实践上它不得不继续介入以重新构建陷入财务困难的公司；80年代后期，信贷项目主要集中于社会项目和收入再分配（Vittas和Cho,1995）。我们对韩国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仅限于20世纪60-70年代，而不把80年代包括在内。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期金融政策趋向于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期的信贷政策也与60-70年代不同，当时的信贷政策是以促进出口和工业化为目标的。
2.政府干预信贷的理论基础
在一个信息完美且没有成本的世界中，政府没有必要对金融机构的信贷加以干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信息高度不完美，且存在大量的信息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信贷并不必然被配置到它最好的用途中去。信贷配给起因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起因于监控和证实成本，起因于合约履行成本。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政府需要对信贷市场进行干预。
使用信贷安排的一个理由是，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外部性，市场失灵和协调失灵会造成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存在差异（赵润济，1998）。如果政府不对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与补贴，显然会导致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供给不足。
第二个理由在于，商业银行发放的长期贷款过少，这不利于企业成长。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公司信息披露非常不完全的国家，商业银行普遍不愿向回收周期长、风险大的项目融资，即使它们有更高的总体收益。这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样一来，在信息不完美和具有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政府若对银行信贷采取适当的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商业银行自发提供长期信贷的不足（Vittas和Cho,1995）。
对于信贷安排的第三个可能的动机来自于政府在信贷供给方面可能享有的比较优势。政府可能在项目甄别上具有比较优势（由于政府机构比私人公司占有更多的信息），可能在监控和证实结果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由于政府实体比金融中介机构可能具有的相对高的组织效率），可能具有更低的履约成本（由于政府拥有税收和政策权力）（Vittas和Cho,1995）。
3.韩国的金融约束与国际贸易——自动信贷配给制
在朴正熙总统执政时期(1961-1979)，韩国采取了一项信贷配给制度——自动信贷配给制(automaticcreditallocation)。根据出口业绩的自动信贷配给制是这样一种制度：政府确立游戏规则，规定每一个企业所得到的低利息信贷的多少和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业绩相联系——出口业绩越好，则它可自动获得的无抵押补贴贷款就越多。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于韩国推动出口部门的快速扩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Hong(1998)认为，韩国出口导向增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种信贷配给体系。
韩国的自动信贷配给体系之所以被采取并取得了对出口支持的成功，除了前面说过的政府干预信贷的理由之外，还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注：Hong:(1998)。）
(1)该自动配给体系可减少官僚和政治家对信贷分配的干预。政府对商业银行信贷广泛的配给和干预，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实现产业目标和经济目标；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政治家和官僚对信贷的干涉。这种干涉使得信贷不一定被配置到能产生最大化社会或经济收益的地方。在自动信贷配给制度实行时期(1961-1979)，任何企业家都能通过采取出口相关的活动自动获得短期银行信贷。出口部门企业家的精力就只集中于创新，而不必过多地考虑和官僚、银行官员打交道，一个国家的潜在企业家才能能被调动起来用于出动，这样就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
(2)有利于克服韩国金融的落后，克服逆向选择问题，节省调查成本。
在韩国根据公司出口业绩进行信贷配给的体制下，有希望的企业家不只被金融体系所评价，同时也被国际市场上的成本－质量竞争的自然选择过程所评价（King和Levine,1993）。所以，根据公司出口业绩的信贷配给体系能很好地克服金融抑制下固有的逆向选择问题。也就是说克服了韩国金融机构落后，不能对贷款申请者的项目进行正确评价的问题，使得储蓄得以流向高收益的投资项目。由于贷款是自动配给，对于在出口市场上有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可以自动得到贷款，同时也节省了调查成本。
三、金融约束与国际贸易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大量创造租金、分配租金的行为非常普遍，但获得租金的部门在不同的金融政策下有所不同。在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的金融约束战略下，金融部门和政府优先支持的部门获得了租金。通过自动出口信贷配给制度，60年代出口部门获得了租金，70年代在继续实行该制度的同时(Hong,1998)，政府大力支持重化工业的发展（Vittas和Cho,1995；赵润济，1998）。通过信贷干预，政府得以影响韩国的贸易结构和水平。
据赵润济(1998)测算，金融部门（通过银行贷款）所产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额在1968-1969年平均为5.55%，在1970-1979年平均为7.65%，在1980-1983年平均为9.95%。（注：租金＝信贷总额×（场外市场利率－银行贷款利率）。转引自赵润济(1998)。）这说明，由银行贷款分配产生了大量的租金给政府优先支持的行业。
除了出口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外，1966年韩国的《外资引进法》还允许国有银行为民间部门的国外借款进行担保。政府通过对企业国外借款的担保使国外贷款有选择地用于支持产业政策目标。与国外贷款相联系的租金数额十分巨大。据赵润济(1998)估计，20世纪60-70年代，该租金占GNP的比重在8%-15%之间。
租金被创造出来后，在20世纪60年代被主要用于出口部门，以推动韩国出口行业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除继续支持出口部门外，主要用于重化工业。由于重化工业的发展也对出口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分析也把上世纪70年代包括在内。
在出口推动中，由出口信贷计划提供的信贷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由1961-1965年间的4.5%提高到7.6%(1966-1972)，后又提高到13.2%(1973-1981)。另外，对出口信贷的利率补贴数额也很巨大：在1966-1972年间，出口信贷利率比普通贷款利率平均低17.1%。出口商接受的支持还包括其他各种信贷计划（如出口业设备基金），以及与政府指令或行政指导相一致的其他优惠信贷配给。在韩国出口业扩张时期，信贷补贴构成了出口补贴的主要部分，并在1967年达到了最高峰，当时，利率补贴占出口总额的2.3%，远远高出同年1%的财政补贴。（注：这些数值转引自赵润济(1998)，第251-252页。）由出口信贷所产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额见表1。
表1由出口信贷产生的租金（10亿圆，%）（韩国）
年份出口信贷a(A)A×利息差b(B)租金(B)/GNP
19633.91.40.3
196410.04.60.7
196512.14.00.5
196616.65.40.5
196732.49.80.8
196843.413.10.8
196980.721.50.9
1970161.643.31.7
1971248.557.91.8
1972231.849.11.3
1973416.298.62.0
1974652.6144.22.1
19751042.7269.03.0
19761511.5347.62.9
19772616.0499.72.9
19783764.8854.63.7
19795642.81320.44.5
19806957.41739.44.7
19816957.41321.92.9
19828192.01892.43.7
19839232.61458.82.5
注释：a.年末贷款余额。
b.利息差＝场外市场利率－出口信贷利率。
银行信贷被优先分配给重化工业的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不断上升。1970年，在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得到了国内银行信贷总额的22.6%，到1980年，重化工业所得到的信贷额上升到32.1%。对国外贷款的分配也是信贷支持总量中很大的一部分，例如，1972-1976年间，制造业获得了国外商业贷款总额的66.1%，其中的64.1%被用于重化工业。在1970年代，巨额的信贷支持使得向重化工业进行大量投资成为可能。（注：赵润济(1998)，第254-255页。）
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韩国1960年代的制造业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出口增长率又大大高于制造业增长率，达到38.2%；制成品占出口份额在1970年是1962年的3倍；与此同时，制造业占GDP份额和贸易依存度1970年都比1962年有了很大提高。
表3表明了1970年代的工业及出口结构变化。从1970年到1979年，制造业在GNP中的份额、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重化产品在制成品出口中份额的提高更是惊人（1970年的15.5%提高到1979年的43.1%）。
表3韩国1970年代工业和出口结构变化（百分比）
制造业在GNP中的份额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重化产品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
19701979197019791970197919701979
21.228.739.254.983.689.115.543.1
表4是韩国1961-1981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几个关键年份出口构成的变化。通过该表我们可以看出，食物和原材料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制成品和机器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制成品由1961年的8.6%上升到了1981年的87.4%，而机器由1961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10.9%，这两类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还是比较大的。这说明，韩国对出口的信贷鼓励不但促进了出口，而且还改变了出口的构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信贷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表4韩国出口构成变化（占总出口的%）
1961196619721981
食物--16.36.3
原材料50.222.58.21.4
制成品8.661.268.987.4
机器1.83.16.710.9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20世纪60-70年代实行的自动信贷配给制，韩国的信贷及租金许多流向了出口部门——在70年代除了流向出口部门外，政府还重点支持了重化工业的发展。很明显，如果没有政府对信贷分配的干预，出口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出口结构的迅速改变都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在韩国所采取的金融约束战略下，金融发展可以显著影响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
四、结论和简要评价
金融约束是由金融抑制走向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阶段。在金融约束阶段，政府在金融部门和优先发展的部门创造租金，并且对信贷的使用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会影响到该国产业和出口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信贷是有经济学根据的。Hong(1998)在对韩国金融发展的研究中认为，“的确，在象韩国这样的国家中，信贷配给是实施出口推进战略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他认为，和出口业绩相联系的自动信贷配给制比较成功地推动了韩国的出口。使用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这说明，在实施金融约束战略的经济体里，信贷政策会影响到该国的国际贸易水平和结构。
但是，必须明确认识到，金融约束的作用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因为在金融约束论中，租金创造的效率和收益的产生有许多前提，比如居民对存款的利率不敏感而对存款的安全性和金融中介的效率很敏感等，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一定能被满足。即使可以被满足，政府对银行业竞争的限制也不一定能保证银行业（比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有更高的效率。固然，政府通过干预信贷的确能影响贸易的增长和结构的改善，但是，这种增长和改善是不是以牺牲其它部门的发展为代价的，或者说是不是一种低效益的增长，现在还不十分明确。
对这种战略的另一个顾虑是：政府干预金融的优势取决于政府的动机和效率。政府并不总是“做正确的事情”，即使它们有一些比较优势。政府对信贷配给的干预常常引起寻租、腐败和挤出(crowdingout)，而非寻求有效的工业项目。在以政策为基础的借款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能阻止寻租行为破坏政府政策的增长目标（Vittas和Cho,1995）。更重要的是，金融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温和的金融抑制（如控制存贷款利率和限制银行业进入等），它有可能会倒退到金融抑制，重新引起国际贸易的扭曲。即使不会倒退到金融抑制状态，政府中掌握体制运作的官僚为了既得利益，也有可能在金融约束的经济合理性消失之后，仍将其长久地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看待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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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融发展规模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
金融发展规模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金融体系能够提供完善的国际贸易清算或者结算基本工具，保证商品流通、劳务输出或者金融资产贸易的实现，提高了贸易过程的交易效率，有效的降低了贸易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成本，这也是金融体系自建立以后最为重要的基本功能之一。在现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银行系统在世界各国贸易过程中发挥着支付清算工具的角色，对贸易活动有着比较特殊的影响。商业银行提供的支付清算服务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使得复杂的贸易实现过程和结算体系能够高效率的运转，同时也是国家贸易沟通及其发展的流动性源泉，为其提供巨大的便利。第二，金融发展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活动将社会上闲置的资金有效的聚集起来，并投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行业或者职能部门，为经济单位的运行提供了平衡有效的资金源泉。金融体系通过融资活动将资金以投资的形式从生产效率比较低的行业或者部门转向了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实现了资源的合理优化分配。金融机构通过储蓄调动或者储蓄转化解决了国际贸易中对大规模资金的需求，对规模经济行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提升了国际贸易的资金优势与国家竞争力。大量的研究都表明：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健全为规模经济的良好运行以及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对其发展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1．2金融发展结构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
金融发展结构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对国家贸易发展的总量提升以及结构优化都会产生比较积极的影响。从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金融体系结构相对完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的国家，对金融行业依赖程度比较强的知识密集型产品贸易的总量就会比较大；相反，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其国际贸易的产品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及其产品。这也就说明了，金融发展水平低，即使其他的生产要素的优势再强，金融体系的落后也会将其降低、减弱乃至抵消。良好的金融结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结构升级，改善了国际贸易的金融环境。第二，良好的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活动形成一定的监督和控制机制，解决了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相对于单个的储蓄者而言，在获取投资项目的有关信息时，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对企业进行监督和控制的成本也比较低，同时，银行通过与融资企业的长期合作获取了大量的市场信息，并使之私有化，从而激励着银行去挖掘市场信息和企业管理信息，有利于资金的分配。这就恰好解决了国际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金融发展及其产生的监督控制体制有效的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第三，在国家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贸易水平的提高以及贸易范围的扩大，一国的贸易活动将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不确定性会大大上升，金融机构乃至金融市场的发展为贸易部门的风险分散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贸易者通过资产分散及其组合，有效的将风险进行分散，减少了市场波动对贸易发展的冲击。
1．3金融发展效率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
金融体系具体包含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两个重要部分，这两个主体效率的提升对于金融效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金融体系对于国际贸易发展第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其建立了高效、适用的金融系统，否则的话，国际贸易发展的经济收益将会被高额的交易费用所替代。银行机构的发展通过利用其对投资机会的充分分析以及相关投资活动市场风险的分担，使投资能在更高的水平和效率上运行，促进贸易的效率，优化国家贸易的结构。另外，商业银行的发展通过提供金融结算与金融中介这两项具体的职能，解决了投资活动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使资金流通的效率大大提升，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和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支付手段和风险分散机制，这种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作用和效率就是金融效率的重要体现，高效的金融体系能够以较少的资本投入得到较高的资本产出，不仅仅在金融服务的数量上有所体现，而且在金融服务的质量上也有所体现。金融机构效率提升的直接结果就是投资的转化效率大大提高，贸易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有更加雄厚的资本基础。所以金融发展效率对国际贸易的总量提升和结构优化都有非常大的积极影响。
1．4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影响的实现机制探析
金融发展的总体特征为：金融资产的总量和金融规模不断扩张、金融体系结构逐渐优化以及功能逐渐完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总量和规模增加、股票市场的发展迎来新的增长等。以前三个主要特征为例来探索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实现机制。第一，金融发展通过总量以及规模的增加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外贸企业要想应付不断增加的市场竞争，巩固企业的市场地位，必然要进行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来促进企业技术力量的进步，由此企业的资金和融资需求就会进一步的增加，金融总量的发展能够满足不断增加企业资金需求，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从而为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更大的金融规模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融资渠道以及更加便利的融资服务，从而使外贸行业能够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从事专业化的大规模生产，形成更有竞争力、更加高效的国际贸易模式。第二，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体系结构及其功能的不断完善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出现直接原因就是为了解决企业在贸易活动中的信息建设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问题，其基本功能就是实现资源在空间条件和时间条件限制下的有效配置问题，包含了储蓄转化、资源配置优化、监督控制、风险防范和交易服务等几个方面。第三，金融发展通过FDI的持续增加来促进国际贸易规模增加以及国际贸易发展。FDI中具体包含了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以及资本要素等众多方面，其实质体现了众多生产要素在国际贸易间的流动、转移和配置。FDI对贸易发展的影响通过资本累积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具体的体现。FDI的资本累计效应体现为：随着一国资本要素的不断增加，可以形成比较显著的比较优势，从而对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促进贸易的发展与实现，这也是要素禀赋论的集中体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体现为：由于外商的直接投资活动，为一个国家的技术提升和装备升级提供了基础，这直接为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机会与平台，资本投入的增加，技术与服务的产出也会增加，直接使贸易的总量和规模增加。
2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的实现机制
国际贸易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贸易自由化程度提升、服务贸易以及知识密集型产品贸易的发展、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力逐渐提升、各国对外投资活动频繁以及投资总量不断增加等。其中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影响的实现机制主要体现在前三个因素中，下面分别讨论。第一，国际贸易伴随着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对金融发展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一些研究学者认为，国际贸易通过规模经济的优势能提升贸易自由化的水平，反过来又会带动金融市场的繁荣与发展，从而有效的降低金融中介的服务费用，提升服务效率。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贸易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自由化的作用和影响。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的风险增加，信息获取的难度提升，金融控制的成本也会随着增加，最终使金融体系不断优化、创新、改革来适应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经济常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自由化的产生和发展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副产品。第二，国际贸易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又会促进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以及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间接的使金融行业的控制、管理水平得以提高。第三，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对外投资活动，这些活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金融的发展。由于国际贸易中含有大量的海外业务，这种局面的形成就对银行机构乃至非银行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多，更多的资金就因为国际贸易的缘故而逐渐汇集起来，产生资金聚集效应，一方面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反面，金融企业的集聚有利于形成机构间的竞争格局，从而带动金融业和金融服务的快速创新发展。
3结语
金融服务贸易涵盖金融服务贸易和保险服务贸易两个方面，从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金融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缺陷。保险服务贸易额占比较大。对比十多年来金融服务贸易和保险服务贸易的总额，可以发现保险业务对金融服务贸易有非常显著的贡献，行业内存在严重的比例失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5%，进口占总额的7.8%，总额占服务贸易总额6.2%。2014年，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5%，进口占总额的7.3%，总额占服务贸易总额6.5%。这是因为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底子薄，结构尚不合理，后期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另外，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规模和质量存在很大差距，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总额占全球主要经济体服务贸易总额比重很小，目前还无法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即使与新兴经济体也存在一定差距。一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程度用该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由此计算出的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2010—2013年维持在0.33%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
二、提升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1.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促进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
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国家主管部门应该健全这样一套制度，促进金融机构公平竞争，并对违规行为公开处罚，使金融服务机构的运营行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断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与质量，为金融服务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为增强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提供法律和制度支持。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出台一些鼓励金融服务部门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发展政策，让其健康有序地发展，通过参与国际市场储备，对外谈判等方式为金融服务贸易发展和出口争取更为有利的市场环境，使金融企业与世界市场接轨。在经济刺激计划的以及可能的经济刺激投资中，要有计划、有提升地向金融企业倾斜，增强其硬件设施及软件装备，夯实其基础，为金融服务贸易提供一片供其茁壮成长的沃土。
2“.互联网+金融咨询”
加大资金投入，利用最新科技手段，正视金融服务贸易信息咨询的重要性，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或建立相应网站、提供专门热线服务的方式，为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政策咨询、风险提示、信息咨询、经济走势及对策建议等全面优质的金融服务，使得各个金融服务贸易企业能尽快了解世界现状，调整自我发展方向并逐步缩小差距，提升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3.创新金融服务贸易产品
提升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性因素是不断创新金融服务贸易产品。我国的金融机构在金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来进行金融服务创新，研发高技术含量的金融服务贸易平台，开拓有市场价值的、知识技术含量高的金融服务贸易产品，来满足国际国内市场客户的需求。根据波特的“钻石理论”，影响服务竞争力的生产要素中的人力资本要素尤为重要，并提供了层层的创新理念。创新金融服务贸易产品的关键是具有提供金融服务贸易创新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富有金融实战经验和服务贸易知识，掌握世界金融市场产品运作，精通金融外语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提升金融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势在必行。国家层面上应加大对高层次金融人才的教育投入，培养金融专才对服务业务、创新技能的敏感性和能力；企业层面上建立一套多元有效的员工培训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为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输送合格人才。
4.促进金融服务贸易的有效需求
金融服务贸易的需求包括进口需求和出口需求，目前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需求远远小于进口需求，解决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需求更为迫切，我国居民对服务消费特别是金融服务的消费特别低，消费结构单一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拓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市场规模，促进金融服务贸易的有效需求。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需求，直接影响我国金融机构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做好外资企业入对我国金融需求的调查工作，在金融服务机构给每一家外资企业建立信息资料档案，方便金融机构及时做出答复。同时，还可以通过拓宽海外市场来增加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需求，实现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市场本土化经营，有条件的金融机构还可以并购海外金融机构，实现员工的本土化，并借助员工本土化的有力条件，大力开展金融业务，拓宽金融服务对象，拓宽金融服务方式，促进金融服务贸易的有效需求。
5.大力发展相关性支持产业
论文摘要: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从金融层面传导到实体经济层面，进而演变为金融危机，危机的国际传导效应增大了全球经济的风险，国际经济形势更趋复杂。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出口贸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文章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美国金融危机概述
自2007年下半年起，美国开始爆发次贷危机。继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被摩根大通收购之后，2008年10月初，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2008年10月中旬，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国的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向美联储寻求短期融资支持。至此，在美国资本市场前五大投资银行当中，仅有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两家公司幸存下来，且也摇摇欲坠。美国出现的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增长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引发了全球经济全面衰退。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把这次危机称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也认为，世界正面临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并向世界扩散，将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中美两国是交往甚密的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美两国间贸易发展迅速，发展势头良好。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对象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市场，美国市场在我国的出口市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金融危机已经使得美国经济衰退，引起了美国消费疲软，消费的抑制不可避免要影响到我国对美的出口，从而影响我国整体的出口贸易情况。
1.美国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出口增长趋缓。我国是一个对外依存度较大的国家，对美国出口和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较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和对美出口贸易的依存程度都有所提高，其中出口依存度每年高于20％，对美出口贸易的依存度（2001－2007年）七年平均为6.72％，已经逐步形成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国民财富大幅缩水，信用规模急剧收缩，使得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减少。而美国个人消费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样由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减速，产出和需求下降，由此引起的私人消费、公司开支以及产出的下降导致美国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外市场进口的消费品、资本货物、农矿产品以及其他原材料减少。金融危机还影响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从而减少当前消费。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就会下降5％～6％。目前美国消费者对就业市场以及薪酬的预期都比较悲观，而信贷紧缩和就业市场的恶化使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担忧。据2008年3月25日美国经济咨询商会报告显示，2008年3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继续下降，从2008年2月份的76.4降低至64.5，远低于市场预期的73.3，是2003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预计未来就业机会减少的人数，由28％增至29％；而消费者对于收入水平的预测，同样并不乐观，认为收入会增长的人数，从18％下降到14.9％。而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是消费品，美国政府的一些数据已经表明，美国消费者在购买必需品方面已经紧缩开支。消费和进口需求的下降，必然导致对我国产品需求增长速度放慢。据海关统计，2008年1－11月，我国对美出口2330.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增速回落了5.6个百分点，低于同期我国出口总体增速9.7个百分点。
以上是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直接影响。如果考虑到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2.美国金融危机使得国外加大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力度。金融危机已经导致美国经济增长趋缓，失业率上升。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美国贸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更加频繁。虽然美国一直倡导自由贸易，但当其利益受损时，往往就会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以“公平贸易”代替“自由贸易”。这样各种名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将纷纷出笼。同时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放缓，导致美国“需求内部化”的微观要求不断增强，这也使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持续抬头，对中国设立更多的贸易壁垒，这一切便构成我国食品、机电产品、纺织品和服装以及玩具鞋类对美出口的障碍。比如，前一段时间，美国不断炒作我国玩具、牙膏、水产品、轮胎、宠物食品等产品的安全问题，限制对我国有关产品的进口，严重损害我国产品的国际声誉和相关出口企业的利益。在对待我国输出的纺织品上，为了移植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美国除了压价之外，还通过抬高技术测试标准等非价格手段极力将市场风险转嫁给我国纺织出口企业，如故意提高产品测试标准，有些标准明显超出我国企业能力范围，从而制造出大量“不合格”产品，客户先“勉强”接受，一旦日后因产品品质问题而滞销、退货，就将全部责任推给我国出口企业，这种技术性软条款，给我国纺织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订单风险。
这些便是美国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力度的很好的例证。另外，美参众两院还相继出台针对我国汇率问题的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对通过“汇率失调”而获取对美国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进行制裁。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壁垒有进一步政治化的趋势，对华经贸政策将更趋强硬。除了美国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力度以外，其他国家也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不稳，为转移国内经济和舆论的压力，也利用我国出口的个别产品的安全问题大做文章，借此打压中国的商品出口。
这些都显示，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已经让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我国商品的贸易壁垒或会层出不穷。在美国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外贸出口会遭遇到更多的艰险。3.美国金融危机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为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这样，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美元不断走软。美联储的降息政策导致人民币和美元利率出现倒挂，使得人民币和美元息差进一步拉大，从而导致美元资本持续流入我国市场，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而推动人民币对美元加快升值。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商品的出口。由于人民币升值，我国企业出口的商品按美元计算的价格会上升，这样便降低了我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从而导致我国出口的下降。另外，在金融危机下，美元走软还影响了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比如原油、铁矿石等，使得这些商品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一些出口行业的生产成本。为了获得原先相同的利润水平，出口企业势必要提高价格，这样就减弱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的提高，也向其他国家包括我国输出了通货膨胀，加大了我国国内通胀的压力，促使我国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势必会影响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的融资，从而影响其出口。
三、化解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对策
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积极应对，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或减轻这种消极影响。
1.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积极开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场。我国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美国等贸易大国，一旦这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我国的出口都会受到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调整出口市场，尽快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积极开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场，这是目前最主要的办法，而且，调整的步伐要在稳健中尽量加快。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同时，也要大力开拓新的市场。2008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市场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所消化了。
放眼全球，近年来，拉丁美洲、南亚、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这些市场拥有巨大商机，进口需求也越来越大，值得我国外贸出口企业更加关注，把这些市场作为自己较好的出口市场加以考虑，适时调整自己的出口市场。因此，要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压力，就应该摆脱单一的贸易依赖，考虑更加广阔的出口渠道。只有通过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积极开拓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来拓宽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空间，增加贸易渠道，才能分散我国出口过度集中少数发达国家的风险。
2.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美国需求萎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外贸出口企业可以把低附加值的订单进行跨地区转移，从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以进一步降低成本；还可以把订单向一些关税政策优惠的国家转移，享受与所在国企业同等市场待遇，以获得资源、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另外，出口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降低贸易成本，从而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在美国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外买家为了减少一些成本支出，势必会减少商务旅行和参加展会的数量，进而更依赖电子商务平台进行采购。这给我国的外贸出口企业提供了一次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的契机。通过电子商务直接与外商面对面交易，不仅可以减少交易环节、降低贸易成本，还增加了拼单的胜率。
3.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我国的出口产品必须围绕世界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加速升级换代，紧跟当今世界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力争在外贸增长途径上实现新跨越和新突破，彻底摆脱资源、技术的束缚，使产品结构往中高档方向调整，坚持不懈地推动企业加大创新和研发的投入与力度，由产业链中利润最低的加工环节向高端发展，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营销等环节延伸，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赢利空间和整体竞争力。
4.继续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力度。我国应继续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力度，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以多种手段开拓国际市场，不要局限于单纯以贸易方式来扩大出口。毕竟单纯以贸易方式扩大出口的作用比较有限，并极易引起反倾销、反补贴等限制措施，增加贸易纠纷。目前，以投资带动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因此，我们要鼓励相关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以到国外投资等多种方式来扩大我国的出口。
综上所述，面对美国金融危机，我们既要清醒认识到它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严重性,又要进行理性的分析，积极采取对策。把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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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
一、引言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国际贸易和金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并且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共同作用于开放式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详述了金融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之间的关系，进而分别国际贸易与金融的相互影响机制，从中探索关于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这些为未来我国在开放式经济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二、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三者的关系
金融、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金融的发展可以调节社会的资金配置，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实现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次，国际贸易则通过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调整稀缺资源，从而产生更多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对本国经济乃至福利状况产生影响。此外，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也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共同作用与一国经济的发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别从企业和行业方面对外源融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了金融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则从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出发进行了相关研究。近年来，关于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断深化。苏建平(2013)以福建省为例，研究金融发展对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得出结论：金融发展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对进口贸易的推动效应更明显。沈能(2006)认为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通过金融与国际贸易的正向因果关系，共同作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的机制
1.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
金融主要通过比较优势、投资组合、汇率和金融生态的等各种传播途径来影响国际贸易的方向、规模、结构乃至贸易程度(见图1)。
首先，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大量资金会流向国际上要素丰裕的国家，这些外源融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其产品的生产，进而此国就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具有这种规模经济的行业在国际市场就因为物美价廉而获得了比较优势，进而随着本国出口量的增加，国际贸易顺差就产生。随着贸易伙伴国不断的增加，其贸易规模、贸易方向乃至贸易结构都会随着这种比较优势发生改变。
其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经济体之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日趋明显，即一国价格、利率或汇率的变动会波及其贸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国。这使得各国贸易部门获得的收入呈现不断波动的趋势，分散风险成为各国贸易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金融通过对这些贸易部门所获得收入进行投资组合，使得其非系统性风险降到最低，实现贸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国际贸易正常运行。所以一国金融结构的水平对国际贸易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即如果一国金融结构相对完善，风险规避机制相对成熟，就会使得本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日趋合理，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态作为影响金融机构运行的外部环境，其对社会资金的配置状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资金的配置会影响我国银行界的存贷款利率，进而影响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资金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和企业的经营效益，所以对于产品进出口会起到间接的影响作用。此外，政府相关的金融政策，比如对利率的调整或者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准备金调整等宏观货币政策来影响资金流向，站在国家的角度上对贸易结构和贸易规模实施宏观调控，使得国际贸易顺利发展。
2.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国际贸易对金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规模、贸易自由度和贸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贸易结构的变化上。
首先，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资本会涌入国内或外逃到国外，这些资本的变动会引起我国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利率的波动。利率的不稳定会影响银行、证券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稳定乃至是股市的动荡，涉及到全国人民的整体福利。这时国家会通过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来调整我国金融的发展。所以贸易规模会对我国的金融业的发展稳定与否形成传导机制。
其次，近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波及全球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自由贸易受到限制。贸易的自由度严重影响贸易规模，而贸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经常项目上的变动又会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结构。此外，贸易保护主义还会引起各国汇率变动，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主动贬值以减少我国出口企业对其出口，从而保护本国产业。这些都会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也随之增加。杜凯、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别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贸易壁垒对国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这些贸易摩擦刺激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利用己厂效应、水平效应和前后向关联效应等作用机制，将信贷资金投入到企业生产中，解决企业的投融资问题，提高储蓄的资金利用率和转化率;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对金融产生负面影响，即这种输入性通货膨胀进一步也会引起信贷约束，影响金融效率。
最后，贸易保护主义还会使得全球资源配置发生扭曲，而且这些贸易壁垒阻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就会促使贸易结构发生变化并促进产业升级，这时就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剩余产业或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而对外直接投资又会对对我国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风暴,也将全世界拖进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由于金融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救市热潮。这样大规模的政府干预行动,政府干预行动很快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不少国家纷纷筑起贸易壁垒。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情绪日渐高涨,众议院通过“购物要买美国货”,“裁员要裁外国人”的条款;南亚的印度提高部分种类豆油进口关税之后,又宣布对我国进口的玩具实行长达6个月的禁令等。金融危机引爆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潮,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尤其在西方发达经济体有愈演愈烈之势。
二、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新特点
1.是形式多样,领域广泛。除了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当前保护主义还表现为金融保护主义、就业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等,保护对象由商品扩展到资金、就业职位、技术及支柱企业。美、欧多国要求银行优先向国内放贷,跨国金融活动受限也给国际投资和贸易造成障碍。美国国会提出对外劳动限制雇佣、优先辞退的议案,且限制给予向国外转移就业的美公司减免税收,英国计划收紧技术移民政策并对欧盟以外来英工作和学习征收“移民税”,马来西亚已立例禁止某些行业聘请外劳,这一趋势也将波及外包职位。法国准备设立国家基金严防国内重要企业遭外企并购,一些发达国家对涉及高新技术和能源资源的投资活动进行严格政治审查。
2.是全球蔓延,手段隐蔽。保护主义遍及各大洲,且在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都有体现。美、欧打压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2008年年底以来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产品的惩罚性关税,欧盟不顾中方反对,于今年年初决定对中国紧固件征收最高87%的正式反倾销税,为期五年。这对遭遇全球贸易萎缩之苦的中国紧固件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亚洲国家之间的保护主义也在上升,印度2009年以来对中国发起多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马来西亚计划2009年年内遣返10万名印尼劳工(主要是华人)。对这些保护措施的“跟风”和报复形成恶性循环,将导致保护主义浪潮席卷全球。
三、全球保护主义升温的主要原因
保护主义并非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历史上,经济形势恶化一向是滋生保护主义的温床。近20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总体稳定发展和全球化不断深入,保护主义得到一定抑制。但在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背景下,保护主义出现新浪潮有其必然性。
1.是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将由2007年的6.3%下降到2008年的4.5%左右,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至2～2.5%。2009年国际贸易的增速,发达国家将降至-0.1%,发展中国家将降至5～5.5%,其中新兴市场也将降至7%左右。全球FDI,2008年下半年出现了急剧下降,2009年可能降至1.2万亿美元之内,FDI流动会面临更多的风险。
2.是全球市场萎缩促使各国保护国内市场。世界银行估计2009年全球贸易将出现1982年以来首次收缩。各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11月以来世界贸易陷入急剧衰退,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出口都出现10%以上的负增长,而且这种情况有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各国出台经济刺激计划收效甚微,且受财政状况制约。有关国家为摆脱困境,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市场在所难免。
3.是失业大增引发经济民族主义。金融风暴冲击的不仅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失业的也不仅仅是农民工,随着大型企业业务萎缩、世界500强企业区域中心、IT企业的关闭,大批白领卷入失业,企业中高层精英也未能幸免,影响层面之广前所未有。预测到2009年底,金融危机可能使世界失业人口从2007年的1.9亿上升到2.1亿,创出近十年的新高。
4.是各国应对金融危机力不从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信贷紧缩和流动性匮乏。为了修补资产负债表、降低信贷风险,金融机构只能选择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退回到最熟悉的本土核心业务。同时,各国经济遭受外资撤出的冲击,政府要求注资或国有化后的本国银行扩大对内贷款弥补资金缺口。保护主义虽然遭到国际舆论的一致批判,但往往是拯救经济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其立竿见影的效果,对各国政府具有一定“吸引力”;对于一些欠发达国家还成为解决贫困、稳定政局的无奈选择。
5.是世贸组织作用存在局限性。WTO针对贸易保护的申诉机制冗长、繁复,而在金融、投资、就业等领域则根本没有多边规则,没有保护主义仲裁机构,防范和遏制保护主义的有效机制严重缺失。7月份多哈多回合谈判破裂后,尽管许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希望重启谈判,但是一些根本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目前看,各国均有可能迫于国内压力而采取救济措施以求自保,有可能还将掀起一波又一波全球保护主义的浪潮,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干扰全球化及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四、我国贸易的应对策略
随着各国贸易保护不断升级,据统计,去年10月至今年5月中国已遭遇贸易救济调查69起,涉案金额91.56亿美元。今年一季度全球新增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调查案同比上升18.8%,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涉及中国产品。6月下旬,美国在10天内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三项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其中油井管案涉案金额达32亿美元;欧盟上半年新发起两项反倾销调查均针对中国,正式采取的三项反倾销措施也都指向中国,并对中国线材、铝箔和无缝钢管作出了反倾销初裁。我国应在宏观上把握策略的制定,加强对微观主体的指导和服务。
1.积极扩大内需,降低贸易顺差
金融危机影响下,各国经济增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放缓,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购买力和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使国际市场需求不振。我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直接和间接出口占出口总额的近60%,明年,美欧日等主要市场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我国一部分企业因海外订单锐减陷入经营困难。在“出口马车”速度放慢的背景下,政府加大公共投资拉动“消费马车”前行,成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内容。自去年四季度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中央加大了政府公共投资力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数据显示,4万亿元投资中,15000亿元将用于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4000亿元投向保障性住房、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巨额的贸易顺差问题已经成为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频频发难的一个根本原因。从长远来看,贸易顺差过大既不利于对外经贸的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一方面容易引起贸易伙伴国的不满,对我国参加双边或多边的贸易谈判很不利,导致贸易条件恶化。所以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
2.发展循环经济,跨越绿色壁垒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如欧盟就明确要求包装物的95%必须是能够回收利用的物质。发展循环经济是中国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迫切需要.面对日益严峻的非关税壁垒,我们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尤其是要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使我国产品符合资源、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
3.推广质量认证、采用国际标准
从长远看,推广和使用国际标准,是减少国际摩擦、突破技术壁垒、扩大商品出口的有效途径。国际标准是世界各国协调的产物,它反映了国际上普遍达到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是国际贸易的主要条件和处理国际纠纷的重要基础。我国目前在产品质量管理上存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且这些标准绝大多数低于国际通用标准或与国际通用标准不接轨;大多数企业对1509000、15014000知之甚少,对欧盟、美国等地的区域性标准就更不得而知了。从整体上看,我国采用国际标准的状况还很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发达国家使用最多的新贸易壁垒也将是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所以我们要通过加强与发达国家和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双边或多边标准化项目的合作,不仅能让我们跟踪国际标准动态,而且还能使国际标准准确地反映我们的利益和要求。
4.加强国际沟通,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
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加强与贸易伙伴国的沟通协调,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努力建立和谐的双边、多边经济关系,为我国企业制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家环境,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在经贸关系上,中国政府要力争变被动为主动,应着眼双边经贸关系大局和长远,提出建设性主张,要求自己的发言权。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我国政府应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利益。
5.完善国际贸易预警机制
需要不断的完善国际贸易预警机制,其主要的作用就是预先采取措施,所以保持良好畅通的信息系统是有效预警的必要条件,否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2003年11月28日,中国质检总局紧急预警,称欧盟将于12月31日起正式禁止320种农药在欧盟销售,其中涉及中国正在生产、使用及出口的农药达60多个品种。按照欧盟的相关规定使用违禁农药的农产品也将不允许进入欧盟市场,这一禁令使许多出口的中国企业措手不及。其实欧盟早在2002年7月就已经了相关禁令,生效期自2003年7月开始,但允许各成员国有半年的过渡期。这一事关中国农药企业及农产品出口的重要信息整整晚了一年多才,对相关产业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弥补的。
6.发挥我国作为WTO成员的作用,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一方面,作为WTO成员,我国应积极参与WTO的多边贸易谈判,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订和修订,善于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特殊措施和补救措施,公平、客观、合理地解决成员之间的经贸摩擦,努力争取和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要用好用足WTO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件”。世贸组织各协定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具体表现在较长的过渡期安排;技术和资料援助;免除特定义务;放宽有关标准;予以特别考虑或注意的规定等。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区别待遇作为我国在与发达国家成员举行贸易谈判或解决贸易冲突时援引的法律条款和可借用的有力武器,那对避免或减少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摩擦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参考文献:
[1]高永富:国际金融危机与“购买美国货”条款[J].国际商务研究,2009,(2),42
[2]崔凡王笑西:“买美国货”条款与新贸易保护主义[J].国际贸易,2009,(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