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3:48
序论：在您撰写博弈理论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纳税人为了达到少纳税或不纳税的目的，可能采取向征税人寻租的策略，与征税人员勾结偷税。征税人利用手中控制的税收征管、稽查等权力接受纳税人的寻租行为(行贿)，而相应地给予纳税人偷漏税的机会，同时自己获取非法收益。纳税人为获得这些好处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贿赂)，而征税人员又因其受税收任务与受贿风险的约束，其能够接受纳税人寻租的“租金”是有限的，因此，就会出现同类纳税人向征税人竞相“寻租”的结果。因为如果某一部分纳税人通过寻租成功减少了税款，就相当于减少了其生产或经营成本，相应地就具有了相对于守法纳税人更为有利的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而言，纳税人是否选择寻租是具有“竞争性”的。而寻租成功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又进一步地鼓励其他纳税人加入寻租的行列。
假定只有两位纳税人(寻租者)A和B，对于一项特定的税收优惠，寻租者寻租成功后的预期利润为L，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一方面，每个寻租纳税人愿意花在寻租上的额外支付不会超过既定税收优惠R和他此次寻租后的预期收益L的差额M(M=R－L);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每个寻租纳税人会使自己付出的租金M最大化。研究假设R/2≤L≤R，即寻租者寻租后的预期利润不小于平均利润，也不超过征税人员违规提供的税收优惠总额R，由此可推导出R/2－M≥0。其支付矩阵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在这个博弈中纳什均衡就是(寻租，寻租)。因为若给定B纳税人寻租的前提下，A纳税人的最优选择是寻租，若其不寻租，则A的预期利润为0，B的预期利润为R－M，因此对于A来说寻租比不寻租好。同样，给定A纳税人寻租的前提下，B纳税人的最优选择也是寻租。因此该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为(寻租，寻租)，各方收益组合为(R/2－M，R/2－M)。事实上，如果将这个博弈模型扩大至多个(N个)纳税人(寻租者)，各参与方的行为也符合上述分析结论。多个纳税人的竞争行为会使每个寻租者均会选择“寻租”策略。因为如果有一个纳税人不选择这样做，那么他的预期收益将会从R/N－M降为0。因此，当所有博弈参与方的想法均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都采取“寻租”策略。由此可见，在税收征管活动中寻租行为是很容易发生的，征税人员若没有足够的激励和约束，就很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与纳税人互相勾结，偷税漏税，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导致税收无序流失。
再者，因为税收总规模是既定的，纳税人的寻租活动也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因此，由纳税人相互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这种博弈不是“零和”博弈，因为在交易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从而最终会产生某种“负和”的结果，即社会损失。这一过程正如奥尔森(1999)认为的那样，“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分蛋糕，不如说是在瓷器店争夺瓷器:一部分人虽然多拿了一些，但同时也打破了一些本来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而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各参与方之间的寻租行为，在交易过程没有创造任何的社会价值，而是通过对有价值资源的浪费来消灭价值，致使很多社会资源以交易成本的形式无谓地消耗掉了。而且如果放任下去，管理层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设计来改变这种各部门博弈的状况，这种不利局面将作为一种“纳什均衡”的状态长期存在下去。
二、监督和治理“寻租”行为的博弈模型分析
由于租金的存在，导致纳税人之间争相寻租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无谓损失和浪费。因此，要想消除寻租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必须消除寻租活动中产生的租金，这主要从寻租和受租(设租)两方面进行监督和治理。
(一)对纳税人寻租行为进行监督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中，参与者为纳税人和监督机构。纳税人以“寻租”或“不寻租”作为其纯策略选择，监督机构以“监督”或“不监督”作为其纯策略选择。假设在寻租过程中产生的“租金”为R;寻租成本为F，其中:寻租金额为F1，被发现后寻租者所受到的惩罚为F2，监督成本为C;监督机构进行监督的概率为α，监督成功的概率为t(相应地，监督不成功的概率为1－t)，纳税人选择寻租的概率为β(不寻租的概率为1－β)。该混合策略博弈模型如图2所示。
(二)对征税人受租(设租)行为进行监督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中，参与者为征税人和监督机构。征税人以接受寻租或不接受寻租为其纯策略选择，监督机构以监督或不监督为其纯策略选择。同样假设在寻租过程中产生的“租金”为R(因为征税人接受寻租从而引起的税收损失)，征税人的工资及各种薪金收入为S，监督成本为C，征税人接受寻租的金额为M，征税人受租被发现受到的惩罚为B，社会认为征税人受租可能被监督机构发现的概率为p，征税人认为受租后可能被监督机构发现的概率为q。监督机构选择监督的概率为θ，征税人选择接受寻租的概率为γ。博弈模型如图3所示。
三、税收管理中寻租行为治理的路径选择
通过前述博弈模型的分析，对税收管理活动中的“寻租”与“设租”行为的治理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形成良好的税收激励约束机制
一个良好的税收制度的设计和调整应该是对政府的施政目标和纳税人的利益目标通盘考虑的，能够兼顾各个博弈参与方的利益，即税制设计既考虑纳税人在具体税制实施过程中有可能采取的为了减少其自身的税负或减少纳税数额而进行的各种对策选择，又要充分考虑纳税人的这些对策选择会对整体税制的实施所带来的预期影响。因此，政府应尽可能设计这样一种税制，即能够使得纳税人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刚好符合政府的利益取向和施政目标，从而能够形成税收“激励相容约束”，以减少税收的无谓浪费和流失。
(二)建立有效的税收相关信息获取机制
因为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纳税人和监督机构之间，以及征税人和监督机构之间的这些博弈都属于不对称信息博弈，因此，征税人对纳税人行为和策略选择、监督机构对于纳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和策略选择的了解和掌握通常是不全面的，且一般情况下某些博弈参与方会尽可能地隐藏其相关信息。因此，应建立一种有效的包含税收各参与方在内的信息获取机制，全面推进税务机关与工商、银行、海关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制度，以尽量打破信息壁垒，缩小信息不对称的范围，使得税收制度的设计与调整尽可能在信息完备的情况下进行。
(三)规范征纳双方行为
1.治理纳税人寻租的行为规范选择(1)硬化细化惩罚措施，加大寻租惩罚力度。目前纳税人对寻租风险大都持无所谓的态度，即“风险中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征税人方面一般是检查有余、惩罚不足，无法有效威慑纳税人，因此应硬化细化惩罚措施，加大对纳税人寻租的惩罚力度，使纳税人的寻租成本大大高于其由于寻租所可能带来的利润。(2)加大监督力度，降低监督的成本。加大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和征税人的双重监督，提高监督工作的效率和成功率，以此降低纳税人寻租或征税人受租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当前迅猛发展的电子信息网络，实施电子稽查与电子监督，以降低稽查成本。(3)利用各种媒介，强化税收宣传。在我国现阶段，以法治为核心的公民自觉纳税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出现了所谓的“意识约束真空”。因此需要加强税收宣传，广泛利用媒体，通过扎实、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引导纳税人自觉纳税，增加其寻租的心理成本。(4)规范税收征管，对纳税人实行分类管理。我国进行的历次税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部分税种在系统性、协调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上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应完善税制，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法规，通过先进的税收征管手段、科学的征管方法和优化的征管模式使纳税人无机可乘。并可考虑根据纳税人以往的纳税记录，将其进行分类管理。
[关键词]保险市场，逆向选择，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合作博弈
一、保险市场参与者的一般假设
设定保险市场中的参与人有保险客户、保险公司、其他相关金融机构和政府监督管理机构，并且这些参与者都是理性的，他们会在某种约束下追求最优化的理性决策。
二、保险市场中各方参与者之间的博弈
（一）保险政策与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保险业有了长足发展，保险行业政策也在不断改进。通过不断完善保险市场准入机制，新的市场主体在我国保险市场上相继产生，2006年就有9家新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开展业务，保险公司总数已达98家，其中包括41家外资公司，由此引入了更多的竞争。
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本意是通过增强保险业竞争迫使保险公司提高效率、优化结构，从而降低成本，促进行业发展，而保险业作为我国金融三大支柱之一，虽近年发展迅速，但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起步较晚、基础较差，地区差异大，总体规模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充分。因此，我国政府又势必对保险公司的产品推出与资金运作进行严格的管制。同时，为了维护金融安全，我国采取保险、银行、证券分业经营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限制了保险业在产品、渠道和组织结构等多方面的创新空间。保险公司出于对成本和风险的理性控制，多采取模仿式竞争策略，从而导致保险公司产品的设计、功能、服务、渠道，甚至公司的组织架构都基本一致。这种竞争模式在产业内的经营效率差异较大时，有助于实现成本与品质的双赢，但随着同质化倾向加剧，效率差异逐渐缩小，公司实现市场份额扩张的努力必然导致成本的增加或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形成耗战局面，陷入囚徒困境，违背了相关政策的本意，造成我国保险政策与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我国保险业合理有效的竞争机制建设势在必行。
（二）保险公司与保险客户之间的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的参与各方利益始终是对立的，偏好通常不一致，即一方的得益必定是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双方的损益总和为零。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保险业的发展也存在着地域差别。以广东、上海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市场供给主体多，需求量较大，竞争也相对激烈；而中西部地区，保险需求量小，保险意识淡薄，其保险业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我国保险业地区发展失衡导致保险资源的分配不均，在发达地区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尴尬境地，企业在竞争中奋力厮杀使保险中间销售渠道和保险客户处于零和博弈的优势地位。伴随着中间渠道和客户博弈收益的上升，保险公司的收益空间也在激烈的竞争中缩水。而在中西部地区，虽然蕴涵着更为广阔的市场潜力，潜在保险需求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但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的转化要受到社会保险意识的制约。这些地区保险意识的淡漠和保险需求的单一，直接导致了保险总体需求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又制约了保险业的创新，不利于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拓展。预期市场空间与现实市场容量的强烈反差在产品同质化条件下，又会加剧保险公司之间的销售成本竞争，形成公司与渠道客户之间的低效博弈，而保险公司则因未能开源又无法节流而显著处于零和博弈的劣势。保险市场的培育和开拓亟待加强。
（三）保险公司之间的常和博弈
常和博弈的参与各方的利益总和始终为一常数，各参与方的利益关系也是对立的竞争关系，一方的得益也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分蛋糕”。
若将潜在市场与现有市场视为有机整体，保险公司对市场份额的争夺便是典型的常和博弈。目前，我国保险业中竞争的焦点莫过于市场占有率的竞争，而包括潜在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需求对于保险行业而言则是一个常量，因竞争而形成的保险客户流动和划分，或不同公司、不同险种覆盖市场的差异，只能是一种常和博弈的结果，即此消彼长的状况。在产业内高度同质化的条件下，如此往复，必然趋向单纯的价格战或不正当竞争等恶性竞争。
从提高社会总体效用来看，需要减弱这种博弈的效应。对政府来说，保险产业政策不仅要关注保险业市场、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与建设，还必须从整体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高度着眼，围绕创新和激励两方面来开展，按照促进竞争、创造需求等原则，一方面致力于推动包括保险业在内的整个金融行业的竞争与创新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应从改善竞争条件入手，推行制度创新以促进保险创新，乃至金融创新；对保险公司而言，不应仅着眼于挣抢“蛋糕”的份额，而应建立做大“蛋糕”的市场培育机制和创新机制。
三、大金融下的合作博弈
当博弈的参与各方出于共同目的，协调一致寻求利润最大化时，便会呈现出合作模式的博弈状态。
（一）混业的机遇与挑战
银行、证券和保险混业经营已成为当今世界金融企业做大做强的主流趋势。混业的制度安排能够从总体上增强金融业的竞争性与竞争力，拓展创新空间，激发创新动力，从而形成多功能、个性化的金融产品。随着我国金融混业经营政策的开启，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将面临着重新洗牌，银行借助其雄厚资本以及大规模的网络、客户资源，将大举进军基金、保险、证券等行业；保险业也将借机进入银行、证券和基金等领域。
对于保险业而言，进入证券和基金管理领域的意义重大，不仅可以产生稳定、可观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投资创新能力，打造公司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公司投资管理水平，从而大大提高公司的市场形象和品牌价值。而发展银行业务，则能让保险公司各业务线更好地匹配，并产生协同效益。《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出台给保险业的发展创造了很大空间，外资公司也有很多机会，这些因素必将带动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银保合作领域，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很多表层合作将走向深化，银保合作应逐渐扩大到保险、资金结算、资产托管及客户资源共享等多层次领域，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我国保险业在把握进入其他金融行业机遇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银行系保险和外资保险业这些新人竞争者的挑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一旦成立保险公司，其网点布局、客户资源、资本金规模等优势将十分突出。随着极具竞争力的替代品和新人竞争者的出现，将对保险业，尤其是小型保险公司造成冲击，加速优胜劣汰。较之以往我国保险业内的国内同业竞争，这种国际混业竞争将更有利于创新激励机制和有效竞争机制的形成，促进保险业的良性发展。
（二）战略联盟与兼并重组
大金融下的博弈客观上要求保险业改变以往传统的竞争方式，通过战略联盟和兼并重组实现金融业的合作博弈。
2004年12月11日，中国保险业结束了入世过渡期，率先在金融领域实现了全面对外开放，这标志着我国保险业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保险业对外开放的进程日益加快，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但我国保险业在开放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正经受着激烈竞争的考验。一是保险公司发展的问题。国有保险公司改革还不到位，公司治理还不完善，一些改革措施还没有落实到基层机构；我国保险公司的产品结构不够合理，保险产品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寿险保障型产品发展相对缓慢，一些险种（如医疗保险和农村保险）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二是保险公司的风险问题。化解老保单利差损的任务仍然比较重，个别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急需解决，同时在业务发展中也不断暴露出一些新的风险。另外，保险行业的诚信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也对保险行业构成了一定的风险。三是保险公司的集中度问题。与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保险公司规模小、集中度低，总资产与国际上的大保险公司相去甚远。由于集中度不够，保险公司化解风险的能力较欠缺。
因此，我国保险业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博弈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分化。一部分可能会成为高水平的专业公司，但这种情况由于难度较大，占比不会太多；一部分会相互联合，组成保险联盟，如寿险和非寿险的联盟、保险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的联盟以及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的联盟等等；另一部分则会被大的保险集团兼并，成为该集团公司的一个子公司。
保险业内的战略联盟及兼并重组的博弈不仅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提高保险公司利润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使市场承保能力得到提升，并且凭借各自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独特和丰富的资源，产生巨大的互补价值和协同效应，同时，在外资进入的情况下，能够与外资保险机构共同竞争，从而使企业处于有利地位。其次，可以缓解市场压力。并购可减少竞争对手，提高市场份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之下，兼并重组是改善产品结构、实现产品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进入一个新的地区和跨行业经营的重要手段。保险业内的战略联盟及兼并重组还有利于实现服务多样化、满足客户需求。
（三）大金融政策的启动和协调机制
我国保险业在服务社会的同时，融入大金融的步伐明显加快。2006年6月颁布的《若干意见》首次强调：支持具备条件的保险公司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控股（集团）公司，稳步推进保险公司综合经营试点，并探索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在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合作，以提供多元化、综合性的金融保险服务。2006年10月，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的通知》，允许保险机构投资未上市商业银行股权，将持有银行股权5%～10%及10%以上的划为重大投资类别。从此，保险业对于银行业的资本渗透，可由单纯意义上的财务投资，升级为买银行或兼并银行之类的重大战略投资。
【关键词】狗仔队；博弈；隐私权；知情权；有效方法
一、狗仔队的含义和特点
狗仔队（paparazzi）最先出现在1958年，原本的意思是“追踪摄影队”，它成为一个世界型的词汇应该是在1960年，当时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拍了一部影片叫《甜美的生活》，里面的男主角就是一个追踪摄影队，这个词后来被香港翻译成为“狗仔队”，成为中文中的普遍的说法。而狗仔队在粤语中本是香港人对专职跟踪任务的警探的谑称，后大众传播媒体借用来指专门从事跟踪并偷拍名人隐私照片的摄影记者或业余摄影员。①但对于狗仔队的定义，仍是莫衷一是。
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狗仔队”解释为“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摄影者”，并注明源自意大利语（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8月，上海）。人们在使用时，却大大扩展了其范围，这个称呼不仅可以用于摄影师，还包括记者、主持人、电视摄像师等。②另一方面，虽然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出现了很大的扩展，但其所包含的内涵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在使用时已经将这个词从人的称谓改变为对一种采访手段的称谓。
狗仔队所用的采访手法比较特殊，不同于以往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藏在可以观察到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地方，比如家的对面，等待有价值的新闻；2.接跟踪公众人物，在其最希望被采访的时间内进行采访，以得到具有爆炸性的新闻；3.造戏剧化的场面，然后加以演绎，让当事人出面澄清，使传闻变新闻；4.点利用照片、图像资料，加强可信性。
从上述这些采访手法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狗仔队所共同具有的特点：
1.开性。新闻的价值来源于公众人物所不愿意曝光的隐私，而这类隐私是一般民众十分感兴趣的。这部分隐私往往会伤害到公众人物。
2.接性。记者对公众人物隐私的曝光是合法的，但记者由于受到竞争的压力，不愿意采用间接的方式，获得确实的新闻。他们往往采用直接的方式，与采访对象正面接触，甚至制造一些机会给当事人，使所谓的隐私新闻正当化。这种手法在采访娱乐人物时经常采用。
3.扰性。记者本身应忠实于记录事实，而狗仔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事实，甚至制造了事实。这种强行介入他人私生活的手法是其最引人争议的。比如，1997年8月30日夜，多过7名的摄影记者对戴安娜王妃的汽车狂追不舍，最后汽车在塞纳河岸的阿尔玛桥底隧道中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戴安娜王妃身亡。③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狗仔队对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的干扰。
二、狗仔队现象所引发的争议
对于狗仔队一词，一般认为具有一定的贬义倾向，如果用狗仔队来描写某个记者，那么必然引起他的不满，因此，从传统意义上，狗仔队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称谓。但不可否认，狗仔队现象不断向世界蔓延，有不可阻挡之势，正也说明狗仔队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对于狗仔队现象的争议，在道德方面，它无疑受到全面的批评（这一点已一目了然，在此就不作详析）。从法律制度角度看，理论界同样对狗仔队现象有很大的争议。反对的一方主要的理由是，狗仔队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狗仔队采用强行介入他人生活的采访方式，破坏了他人正常的生活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他人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方式并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美国，就出现过某明星的保镖枪杀狗仔队的案例，这说明法律上并不保护这种行为。狗仔队往往会因为他们的行为惹下很多法律诉讼。
我们看见对狗仔队现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矛盾统一体上，知情权与隐私权是人类社会一对相互对立的权利，它们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同样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两种权利的冲突集中地反映在狗仔队现象上。本人认为这种现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博弈过程。由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来解释分析狗仔队现象。
三、狗仔队现象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gametheory）又称对策论，它产生于1710年，由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提出的，开始主要是一个数学理论，1944年被应用到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博弈论得到了大大的发展，随后又逐渐推广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博弈论看来，个人决策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即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
1.狗仔队现象是一个博弈格局
隐私权又叫宁居权，是指公民个人所享有的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悉和公开，个人生活不受外界非法干扰，个人私事的决定不受非法干涉的一种独立的人格权。
当前，西方社会对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隐私权的定义越来越宽泛，隐私权已被公认为不容侵犯的重要权利。关于隐私权的纠纷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比如，微软开发的新软件就被欧洲批评为分割了消费者的隐私权。
知情权又称知悉权，其含义十分广泛，同样其涵盖的范围不断处于扩大中。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知情权是一个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概念密切相关的权利概念之一。
知情权的定义十分宽泛，而且其标准主观性很强。“有权”和“应该”两个词基本上无限扩大了知情权的范围。
知情权具有“知”的权利，而隐私权具有“守”的权利。这两个权利具有天然的矛盾。在狗仔队现象中，隐私权首先受到了知情权的“侵犯”，然后去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隐私权。从上面分析看，狗仔队现象反映的博弈，是一种典型的不合作博弈，也是一种动态博弈，也就是说博弈参与者不是同时采用策略，隐私权只能在知情权对其“侵犯”后才能采取行动。所以，狗仔队现象反映了一种不合作、动态博弈。
2.博弈论对狗仔队的解释
博弈论的主要概念包括参与人、行动、决策、支付、结果和均衡。我们必须假定双方都是理性的，虽然现实中面对狗仔队许多公众人物不能保持理性，但在博弈分析中参与人必须是理性的。对于狗仔队现象，参与人是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受益人，我们把它简化为隐私权和知情权，行动主要指隐私曝光和对曝光者的法律惩罚，决策是采取行动的规则，结果是采取行动的结果，均衡是最佳策略。我们用划线法来分析狗仔队现象的博弈过程。
（1）知情权对隐私权的“侵犯”下博弈
对于隐私权而言，它有两种策略，一是保护，另一种是不保护，前者需要一些成本，如果是公众人物，其成本会比较高，比如雇佣保镖等，后者虽然没有保护的成本，但必须忍受隐私被曝光所带来的痛苦。不同的人，其成本并不相同，对于公众人物，保护的成本虽然高，但曝光所带来的成本更高，前者公众人物可以负担，而后者有时是无力负担的，相对而言，对于一般民众，曝光所带来的成本大大低于保护成本，隐私的保护主要针对邻居而不是狗仔队。
对于知情权，同样有两种策略，一是刺探并曝光，另一种是不刺探或不曝光，显而易见，前者能带来收益，后者则收益为零，但是对于不同的对象，收益不同，显然，公众人物的隐私曝光会带来更大甚至巨大的收益。
对于一般民众：
知情权\隐私权不保护保护
刺探并曝光1，01，-5
不刺探或不曝光0，00，-5
对于公众人物：
知情权\隐私权不保护保护
刺探并曝光10，0100，-5
不刺探或不曝光0，00，-5
我们假设保护的成本为5，对于一般民众，曝光的收益为1，而对于公众人物，在不保护的情况下，收益为5，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不保护的隐私本身，新闻价值不高，而且新闻没有独家性，因此收益只能为10，而被保护的隐私，价值最高，达到100。上述分析没有考虑隐私被曝光后的损失，我们可以把知情权收益理解为曝光的损失，虽然其损失一般会大于知情权收益。由此可见，一般民众的策略是不保护，公众人物的策略是保护，而狗仔队的策略只有刺探并曝光。
（2）隐私权“诉讼”知情权下博弈
对于隐私权而言，它有两种策略，一是诉讼，另一种是不诉讼，前者需要一些成本，也会得到一些收益。对于知情权，同样有两种策略，一是赢得，另一种是赔偿。其博弈格局可以描写如下：
对于一般民众：
知情权\隐私权不诉讼诉讼
胜诉0，00，-5
赔偿-5，0-10，-5
对于公众人物：
知情权\隐私权不诉讼诉讼
胜诉0，00，-10
赔偿-5，0-10，-10
我们假设诉讼的成本为5，在没有诉讼的情况下，知情权受益人赔偿5个基本单位，在诉讼情况下赔偿为10。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赔偿不会因人而异。而公众人物的诉讼成本远大于一般民众，因为诉讼等于将隐私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公众人物承担的额外损失很大。公众人物诉讼成本为10。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般民众会选择诉讼，而公众人物会由于诉讼成本和收益不对称而放弃诉讼。
从国内外的法律实践看，基于新闻自由和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原则，一般民众在隐私权诉讼中基本可以胜诉，而公众人物的诉讼基本无法获得胜利。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更加肯定了上面的结论：一般民众会选择诉讼，而公众人物会放弃诉讼。
（3）综合两个博弈过程分析
上述两个博弈过程反映了在两个行动下的博弈结果，事实上，狗仔队在采取曝光这一行动时，就会考虑到诉讼的博弈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一般民众，博弈的均衡是曝光时（0，0），即双方既不保护，也不刺探，以及诉讼时（-5，0）或（-10，-5），即隐私权被侵犯必然诉讼；对于公众人物，博弈的均衡是（100，-5），即双方既要保护，也要刺探，以及（0，0），即公众人物放弃诉讼，也就是说，最终达成的平衡产生了狗仔队现象。单纯从法律的观点，这是很不好理解的，但从博弈论的分析，这是合理的博弈结果。
在现实生活中，基本反映了这种博弈情况，这也是狗仔队现象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博弈的均衡并不代表没有其他结果出现，只是其他结果在理性下效果并不好。事实上，世界上对于狗仔队的几乎没有减少过，狗仔队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地被社会舆论及理论界讨论，也是因为有不断的诉讼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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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我们用博弈论对狗仔队现象作了初步的分析，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从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狗仔队现象有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内在原因。社会上虽然对狗仔队十分讨厌，但其存在具有其内在难以克服的原因。狗仔队是新闻自由发展下的必然产物，狗仔队现象是社会博弈的最佳选择之一，如果采用法律手段强行限制狗仔队，社会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西方法律制度的调整对狗仔队的风行有很大的作用。
2.均衡博弈结果对法律调节也有影响。当前西方法律制度对知情权的定义越来越宽泛，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越来越小，基本上对于狗仔队现象采取了宽容的姿态。这一事实反映法律受到均衡博弈结果的影响，这种法律的调整又引发了狗仔队现象在国际上的蔓延。
3.对于狗仔队现象，社会从道德的角度也应比较宽容。单纯从道德上来抨击狗仔队，并不能防止这种现象，从另一方面看，一般民众对于公众人物的要求，往往比对狗仔队的要求高，因此，狗仔队有时行使了这种要求的权力，加强了对公众人物的监督，虽然这不是狗仔队的目的。
4.限制狗仔队也是必须的，如果对狗仔队现象不加限制，就会影响社会秩序。狗仔队的最大界限是不能对一般民众实行“狗仔队”，法律应是这种限制的最大保障，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公众人物的准确定义。依据不同情况，适当提高狗仔队的法律成本，对狗仔队有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狗仔队并不是毫无约束的。
注释：
①《新加坡特有词语探微》，汪惠迪，第四届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9月
论文关键词：供应链联盟，知识整合，博弈
一、引言
各节点企业通过供应链联盟这样一种组织形式，根据所处产业的不同特点，选择合适的知识整合模式，实现联盟内的知识整合，获取知识整合的创新价值，以增强核心竞争力。在供应链联盟内实施知识整合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整合成本。所以供应链联盟内节点企业间的知识整合将是一个知识整合成本与整合创新价值的博弈过程。本文假设在核心企业与节点企业之间互相了解特征、战略空间效应函数的基础上，实行多阶段的动态博弈。在博弈中，寻求成本与知识收益的平衡点。
二、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建立
（一）提出博弈的假设条件
在博弈过程中，为了简化分析，主要研究一个核心企业和一个其他节点企业间形成知识整合共享的过程，而多企业之间的这种知识整合共享关系可以依此加以推广。基于此，提出假设条件：博弈局中只有核心企业和其他节点企业；博弈双方具有完全的行为理性；博弈双方具有完全的信息；博弈双方有对知识的自我学习能力
（二）动态博弈模型建立
假定核心企业为C，其他节点企业为E，博弈模型为（C，E）。在动态博弈中：第一阶段，其他节点企业面临两难选择：由于知识的独有性和时效性的矛盾，导致知识创新价值的机会收益和知识学习成本的矛盾选择。其他节点企业此时有两种策略：即不共享知识或共享知识。
第二阶段，其他节点企业如果选择不向核心企业共享知识，核心企业有两种策略：即自学或不自学。如果核心企业不自学，各自的效用函数值都为0；根据知识的学习成本，如果核心企业花费自我学习成本（U0），获得这项知识工商管理论文，并利用此知识创造价值Q，则核心企业的效用是Q-U0，这时知识被其他人获得，其他节点企业丧失了机会收益为P0。
如果其他节点企业选择向核心企业共享知识，同时提出要按λ比例获取知识整合创新价值的回报。此时核心企业有两种策略：即同意或不同意。如果选择同意共享，并按λ比例与其他节点企业分享收益，此时，其他节点企业消耗本身的共享成本为U2，核心企业从其他节点企业处学习知识的学习成本为U1，则核心企业的效用函数为（1-λ）Q-U1，其他节点企业的效用函数为λQ-U2。核心企业的另一种决策是不同意共享，此时，核心企业又有两种选择：自学或不自学。要么根本不学这项知识，核心企业和其他节点企业的效用函数值都为0；要么自己学习这项知识，并利用此知识创造价值Q，则核心企业的效用是Q-U0，这时知识被其他人获得，其他节点企业丧失了机会收益为P0。
三、博弈双方效用值分析及模型均衡求解
（一）效用价值分析
1、其他节点企业的效用函数值有三个：0，-P0，λQ-U2。
（1）若λQ-U2>0，即λ>U2/Q；则选择在按λ比例获得回报的条件下向核心企业共享知识。
（2）若-P0<λQ-U2<0，即（U2-P0）/Q<λ<U2/Q；则其他节点企业在核心企业不自学的情况下效用最大。
（3）若λQ-U2<-P0<0，即λ<（U2-P0）/Q；则其他节点企业在核心企业不自学的情况下效用最大。
2、核心企业的效用函数值有三个：0，Q-U0，(1-λ)Q-U1
（1）若0<Q-U0<（1-λ）Q-U1，即λ<（U0-U1）/Q，且U0<Q；则答应其他节点企业条件，接受知识共享并学习知识。
（2）若0<（1-λ）Q-U1<Q-U0，即（U0-U1）/Q<λ<（Q-U1）/Q；则选择自学的效用最大。
（3）若（1-λ）Q-U1<0<Q-U0，即λ>（Q-U1）/Q，且U0<Q；则选择自学的效用最大。
（4）若Q-U0<0<（1-λ）Q-U1，即λ<（Q-U1）/Q，且U0>Q；则答应其他节点企业条件，接受知识共享，并学习知识。
（5）若（1-λ）Q-U1<Q-U0<0，即λ>（U0-U1）/Q，且U0>Q；则选择不学的效用最大。
（6）若Q-U1<（1-λ）Q-U1<0，即（Q-U1）/Q<λ<（U0-U1）/Q；则选择不学的效用最大。
（二）模型均衡求解
由于核心企业和其他节点企业共享知识的成本U1和U2与知识整合创新价值Q与其他节点企业的机会收益P0的大小关系不确定，使寻求纳什均衡解的过程变得非常困难。我们通过变量大小关系的变化，推出纳什均衡，进而剔除包含不可置信威胁策略的纳什均衡，求得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根据以上效用价值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其他节点企业选择不共享知识，无论核心企业选择自学或不自学工商管理论文，都达不到均衡解；如果其他节点企业选择共享知识，同时提出要按λ比例获取知识创新价值的回报。核心企业如果接受这个要求，那么两者的收益函数为[（(1-λ)Q-U1，λQ-U2）]，需要λ的取值，从而得到两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
解1：当U0>Q>U1+U2，且分配比例λ在[U2/Q，（Q-U1）/Q]之间时，核心企业和其他节点企业同时选取知识共享策略。
解2：当Q>U0>U1+U2，且分配比例λ在[U2/Q，（U0-U1）/Q]之间时，核心企业和其他节点企业同时选取知识共享策略。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核心企业对于某项知识的自学成本与知识整合共享过程中双方耗费成本的大小关系，成为实现知识整合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核心企业和其他节点企业双方通过交流，确定合适的λ值，促使其他节点企业知识共享过程的发生，实现知识的整合创新价值。供应链联盟各节点企业间，尤其是核心企业与其他节点企业之间的知识整合，目的在于促进各自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如果整合成本太高，显然不利于提高核心竞争力。因此，在其他节点企业和核心企业的知识整合博弈过程中，明确各种知识学习成本的关系，是判断能否达到博弈均衡，实现知识整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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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兴起与70年代，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80年代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影响至今。严格的说，“分析的”不是一个学派或者流派，因为它没有通常能够成为学派的基本的立论特征，比如，相互认可的基本特征，原理，主要观点等，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松散的互相讨论、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是互相认同，那为什么称之为一个学派呢？原因有两个，以使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有英美分析哲学的底子，采取的用分析的方法重新研究的经典原著，分析哲学20世纪起源于英国，1905年罗素《论指标》，其产生是自然科学升入发展，数理逻辑影响空前的催化下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分解分析法，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形式分析法，分析科学预言，命题，推理形式结构，意义分析法，分析词语，命题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元逻辑，元科学语言的意义。与的结合，有利于理论的精确化，清晰，严密。其二他们声称以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理论，科学的意义是指，符合20世纪的哲学标准，机构严谨，话语明确，革命的意义是说，一种有关解放的理论。分析的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些注重理论的诠释和概念化，拒绝或批判各种形式的方法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微观基础，一些强调以理性选择为方法论原则探讨理论的微观基础，既反对整体主义也对基础注意持某种否定态度，而且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来看，分析的决不是一套和信心年集中在一起的紧凑实体，不存在一种分析的理论，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研究方式，分析的马克思只是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路径结合到了一起。分析的其研究对象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方法论问题，二是经验理论部门，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三是规范理论部分，主要是对异化，剥削等伦理问题的分析。
分析的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柯亨，埃尔斯特，罗默等。分析的者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柯亨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取得了影响，罗默是最具创造性和独创性的人物，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积极剥削的博弈理影响很大，埃尔斯特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否定多于重构，他对方法论的研究影响颇大，赖特将它的阶级理论与在几个国家进行的经验调研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对实际现存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和剥削模式的剖析，他还发起并参与了名为“真正的乌托邦”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研究，范帕里斯将环境主义与相结合，他的基本收入理论影响广泛，布伦纳对不同的前资本主义欧洲经济中阶级结构的变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说明，重新开展了关于从封建主义相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的争论，鲍尔斯以有关不完善的劳动契约的思想，考察了工厂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巴洛汉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半封建关系和新生的资本主义，他还与罗默一起研究了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近的，金里卡也对分析的做出了自己的经典评价。通过一个体系在考察分析的有关剥削和异化理论，对强制性的转移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一个观点的坚持，事实上，这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关注，金里卡对正义、平等这些伦理与哲学概念也作出了重新解构与诠释，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对政治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尤其是有关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对这些规范理论的伦理性分析，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把握。
二、对剥削理论地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一因素到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再到只有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又是基于其劳动价值理论之上的，即剥削也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剥削特指资本家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的价值（以产品的形式），超过了对工人劳动力的报酬（以工资的形式）。资本家就是工人的剥削者，资本家只是在能够榨取公认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会雇用工人，因此，这种通过剥削把剩余价值从工人转向资本家的做法存在于所有的劳资关系中，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马克思对剥削的概念采取了这种技术性的定义。并且者都把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当作不正以的证据，事实上，当作不正义的范例。的剥削观是否还有道德意义，例如，是否涉及着对他人的不公平利用，技术意义上的剥削是一种不正义，对此的传统论正是这样的。
a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
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少于他所创造的价值
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e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下的技术性定义，并且左证了这是一种不正义的范例。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遭来了广泛的质疑。
2、当代分析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当代分析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按照劳动价值论，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但如柯亨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论事实上正好与a相反，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产品的价值由当下所需的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量所决定，而不由再生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所决定，如果技术革新使得当下生产某种产品只需要过去一般的劳动量，劳动价值论就说，对于已经在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言，即使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没有什么变化，该产品的价值也只有以前的一半，如果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话，工人实际投入的劳动就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重要的不是工人创造了价值，而是他们创造了具有价值的东西，使得剥削的指控得以成立的，不是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而是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的一部分，创造具有价值的产品不同于创造那些产品的价值，而前者才真正构成了对剥削的指控，就算不是工人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因此，恰当的论证是这样的：
aa只有劳动这才是创造产品的人，而产品才具有价值
b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要少于他所创造的产品具有的价值
d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
ee劳动者被资本家所剥削
当然这种论证还是不能解决关于正义的问题，因为存在着主动将自己的劳动力贡献出来的问题，后来将这种剥削关系加上了强迫这一限制性条件，工人为资本家工作必须是强迫的结果，对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是一种剥削。但是这种限定也出现了问题，他把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自强迫的劳资关系排除到了剥削范围之外，同时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正当的。最重要的是，按照这种强迫的观点，保护儿童和妇女的强制性征税也是一种剥削。剥削理论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问题。这引起了第二次的修正。是不是剥削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处理是否符合更大的分配正义的模式，存在着使剥削成为不正义的更深的不正义，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第二、对剩余价值强迫转移的修正，正如罗默后来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基于剩余价值的转移，而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拥有，按照他的观点，某人是否遭到了剥削，取决于在一种假像的分配平等条件下他的境遇是否会更好，那种假像的条件意味着，某人可以带走自己的劳动力和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而推出现行的分配条件，如果我们把不同的经济群体当作由现行财产关系确定规则的游戏的参与者。那么，某个群体一旦满足了下述条件就被视为遭到了剥削，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带着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推出了这个游戏并开始自己的游戏之后其处境反而更好，按照罗默的看法，如果退出资本主义的游戏，在岗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因此遭到了剥削。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不正义的最常见的结果，在这里就直接解决了强迫与正义的问题，这样的解释允许我们处理劳资关系之外的分配不正义，这些都源于对资源的不公平占有。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首先罗默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并使之覆盖所有形式的分配不平等，我们需要基础性的原则去证明人们对自身和外部资源拥有的权利和资格，只有从在先的和更宽泛的关于不平等分配的原则，才能推导出剥削的观点，金指出剥削不过是分配不正以的诸多形式中的一种；金对罗默混淆了平等与剥削也提出了批评，如果不平等需要某种更深入的平等原则加以裁决，这就是要使拥有资源的途径化的伦理命令，剥削在平等理论中就不再占有道德关注的中心地位；关于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占有，金里卡认为并不一定导致剥削，如果能够在罗尔斯“持有财产的民主”得那样制度中产生，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选择的后果，如果人们的不同偏好是在正义的条件下形成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相反，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许会引起剥削，使资源平等也许不会产生剥削，而使资源社会化也许会产生剥削，这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和境遇；最重要的是，金里卡通过一种整体的有关对正义地分析，表达了与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正义观相一致的部分，而不是仅仅简单的一种摆设。
三、对异化理论的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剥削的关注，而且诉求这对异化的完善论式的关注，这种完善论的观点不仅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在于存在剥削，而且因为剥削的受益者遭到了异化而无法发展他们作为人的本质能力。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生产出来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4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于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人是类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人把自己也当作活生生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对待这种自由的存在物同自然也是和谐统一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把自然异化出去。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为他人所占有。马克思指出，外在于人并奴役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自己同作为异己的、与之相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目_也生产出其它人同他的生广“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同这些其它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
2、当代分析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禁止私有财产提供了很好的辩护。但是劳动的异化与否却并非唯一的价值准绳。如果我愿意通过异化劳动而获得闲暇。同时有些人对消费价值的关注，使得他们宁愿去获得异化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也不是天赐馅饼，需要动用资源去获得。同时非异化劳动也是对友谊是一种威胁，这种对生产的关注，却是忽视了友谊和消费的价值。它并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益。同时，自由合作的生产，才能使我们成为认这个观点并不能成立，人们会赋予劳动的不同的价值，只要提供一种机会平等的条件和财产的公平划分，异化劳动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福祉，完善论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另外一些分析者则作了另外一种角度的修正，他们并没有就如何分配资源给与完善论的启示，他们预见说，人们将会珍视非异化劳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们绝不同意用闲暇时间或家庭生活的增加来对异化进行弥补。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对于这种预见，金里卡认为，通过禁止非异化劳动而干涉人们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对有意思的工作进行分配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并不一样，不应该不恰当的把某些个人的偏好放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对个体带入市场交换的资源进行修正性分配。个体在拥有平等资源份额的情况下，自由的决定什么是愿意从事的有价值的事情，这会引起一系列关于公平分配的问题，者必须要尝试着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
关键词 博弈理论 图书馆员的特征 图书馆员排班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分类号 G251.6
Use Game Theory to Solve Library Staff Scheduling Problem
He Haizhao， Xu Y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esigns the variable-sum game model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librarian. In this model librarians are simply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one need work time， another need impartiality.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it will form four kinds of game’s income. The overall revenue and two sides benefit will be the largest in the complete information dynamic game when both requirements are satisfied.
Keywords Game theory. Characteristic of librarian. Librarian scheduling. Complete information dynamic game.
图书馆员在图书馆开放时轮流上班，会因馆员上班时间段不同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的公平合理性是影响图书馆员们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的重要因素，因为节假日与晚上是所有图书馆员的非意愿上班时段。据调查，现代图书馆的工作环境与内容已具备良好的吸引力，但许多有才华能力、热爱阅读、乐于奉献与交流的人不愿意成为图书馆员，并不仅仅因为图书馆工作枯燥单调、为他人做嫁衣等，工作时间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实际工作中，馆员的排班时间表由该组织的领导做决定，组织领导对组织内成员存在亲疏关系，会直接影响组织员工的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1]。本文试应用博弈理论解决馆员的排班问题，消除组织领导对组织成员亲疏关系在排班中产生的影响，从而保持团队凝聚力。
1 研究背景
通过文献调查，发现其他需排班的行业如机场、医院、火车站等对排班问题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唯有图书馆行业对馆员的排班问题鲜见研究成果，仅有魏红翠的《基于排队论方法的图书馆人员排班问题的优化模型》一文研究了图书馆员排班问题[2]。该文将图书馆员的排班问题用排队理论进行阐述研究，分为读者需求第一及图书馆员时间意愿需求第一两种排队模型，发现图书馆员的排班问题处于两难境地。追求读者需求第一而又考虑馆员的需求，一直为管理者的理想值，因为馆员的工作状态决定服务质量。图书馆员时间意愿需求第一模型是非读者至上型，这种模式与图书馆发展规律相违背，演化的结果是读者疏离图书馆，这与笔者工作中观察到的现象相符。本文试图在排班过程中根据馆员客观存在竞争的事实，用博弈理论科学地阐释馆员的排班问题，以促使馆员从竞争动机演化成合作动机，主动适应图书馆职业要求特性，使所有馆员的个人时间与工作时间达到平衡、个人时间与他人时间达到平衡，不因组织领导个人因素而影响服务质量。
博弈论又常称为对策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理方法。个人、队组或组织，在确定的环境条件与规则下，可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选择最佳方案并加以实施，最终取得相应收益的过程。博弈问题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详见图1。
根据博弈中各博弈方得益之和，常将博弈问题分为三类：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和变和博弈。变和博弈的结果是博弈方总体效益大小的区别，即博弈方之间可以通过相互配合获得更大的各博弈方总体利益[3]。本文建立的博弈模型即变和博弈，整体收益值还能体现是否有利于工作。
图1 博弈问题分类图（按博弈过程分类）
2 基于博弈理论的排班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高校图书馆中女性馆员约占69.7%，公共图书馆约为64.1%[4]。女性馆员有自己的心理特征，如心思细腻、小气、容易嫉妒、爱攀比等。工作一方面给予她们金钱收益，另一方面给予她们心理收益，即工作的满意度[5]。排班问题中一般不考虑金钱收益问题。为了简化博弈论模型，各博弈方的收益以女性馆员的工作满意度来衡量。公平度与满意度成正相关关系，自身感觉越公平，满意度就越高[6]。由于图书馆的开放服务特性，存在馆员上班时间段不一样，同一岗位不同时间段工作量不一样的客观现实，馆员认为自身在工作中受到不公平待遇，多源自上班时间段的安排。为了消除上述情况带来的负面作用，图书馆界一直采取倡导职业精神，建立图书馆文化，营造和谐的人际环境等方法加以解决[7]。笔者试利用博弈理论，通过制定规则，消除人为竞争因素，让馆员由同质竞争走向合作，客观上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双赢。
本文建立的博弈模型中，认为馆员们是完全理性人，他们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且有准确判断选择能力，也不会“犯错误”。实际工作中，图书馆员们的年龄、家庭环境、学历、职业追求、个人能力、性格、身体状况等方面的客观差异，使她们对上班时间的需求不一样。根据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中多年的排班工作经验，排班时馆员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区别对待。一种馆员对上班时间有刚性需求，如孩子年龄小，孩子面临升学，爱人工作时间不固定，家里老人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等情况引发的客观性需求;一种馆员为公平性刚性需求，她们在意工作安排的公平性，如在非意愿时间段内大家上班时间长短是否一致，晚上上班次数是否一致等。这两种类型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博弈。
博弈模型中，我们将上班时间点刚性需求类型，取名为time类，简称为T类;公平性刚性需求类型，取名为just类，简称J类。公平性刚性需求是一个模糊自身感受值，会随着信息不对称性的高低而增强或者减弱。博弈双方对排班时间表的满意度为各方的收益值。排班时有两种博弈过程，一种是T类与J类同时做出自己的决策，这是静态信息博弈;一种是T类与J类不同时做出自己的上班时间段安排，后者能看到前者的上班时间安排，从而调整自己的策略，这是动态信息博弈。排班时，双方进行沟通，如告知对方自己某些时间点需照顾家里而不能来上班，我将非常感激你对我的照顾;或者向对方提议这次排班你照顾我，下次我将照顾你;或者向对方示好并为之付出感情或物质等等，此种为完全信息博弈。排班时无信息交流与沟通，双方互相不知对方的行为与决策，为非完全信息博弈。
（1）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各博弈方同时决策，并且所有博弈方对各方得益都了解的博弈。博弈双方的收益如表1所示。
表1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该模型在排班决策时双方互相交流沟通，清楚对方的收益值。由于时间具有客观上的唯一排他性，当博弈双方同时做出决策，不可能满足双方需求，但此时双方没有损失，所以收益值都为零;当只满足馆员中一方的要求而未同时满足另一方的要求时会激化排班矛盾，降低双方的收益。如要求被满足方，一方面因为满足要求而有收益值，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模型方式中，双方有过信息交流与沟通，互相清楚收益，所以结果将影响同事之间的工作合作，从而降低满足方的博弈收益值，假设为6。未能满足要求的博弈方，也因为双方排班策略收益清楚，这种结果将激化排班矛盾，所以未能满足要求方的收益值设为-2。当双方需求都不被满足时，女人的心理特质将使双方对排班不满升级，这种决策结果都会减低博弈双方的收益值，假设为-4。
（2）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博弈双方同时进行排班策略选择决策，但双方互相不清楚对方收益。因为时间具有客观方面的唯一排它性，当博弈双方同时做出决策时，不可能同时满足双方需求，但此时双方没有损失，所以收益值都为零。当只满足一方的意愿要求时，因为是同时做出策略，互相不清楚收益，所以没有激化排班矛盾，这样被满足要求的博弈方的收益值没有被降低，假设为7。当博弈的另一方，也即要求未被满足方，因为是同时做出博弈决策，未激化排班矛盾，所以未被满足要求方收益为0。当博弈双方要求都不被满足时，这种方式没有激化排班矛盾，这时双方收益值为不满足情况下的最高收益，设为-2。博弈双方的收益如表2所示。
表2 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3）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参与者对其他参与人的战略空间和战略组合下的策略与收益没有完全了解，但行动有先后顺序，后动者可以观察到前者的行动，了解前者行动的所有信息。
表3 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双方先后进行排班策略选择，但双方的意愿需求互相隐瞒，相互间不完全了解对方的具体收益值。博弈双方中后动的一方虽能了解先动者做出的决策，但因为双方策略未做沟通与调整，先动的一方设定满足自己策略后，后动的一方不满足对方的要求但满足自己的要求，这样不可能实现同时能够满足双方需求，所以收益值都为零。因为是先后做出的策略选择，双方需求没有充分沟通，这种单独满足个人要求的自私行为将激化同事之间的矛盾，从而降低双方的收益值，满足方假设为6，不满足方设为-4。当双方需求都不被满足时会激化排班矛盾，这种决策行为减低了博弈双方的收益值，假设为-4。
（4）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博弈模型中的各方先后做出决策，所有博弈方决策时都互相了解各方的收益。
表4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8]
这种方式下，后选择策略的馆员能根据对方的策略进行调整。博弈双方有信息交流沟通，双方收益互相透明，所有人都发挥主观能动性，决策前积极商量调整需求，从而让双方都满足需求。当所有方意愿都被满足后，双方会因为这种决策过程增进双方的团结合作度而获得较高的心理收益，这样提高了收益值，假设为8。因为先后做出的策略选择，双方需求又有沟通，这种单独满足个人要求的自私行为将激化同事之间的矛盾，从而降低双方的收益值。博弈方中被满足方的收益假设为6，不满足方设为-4。当双方需求都不被满足时，这种决策过程将急剧地增加排班矛盾，从而减低了博弈双方的收益值，假设为-4。
博弈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博弈收益改变博弈方的动机。综上所述，管理者制定排班博弈规则后，消除信息不对称性，使两方进行博弈决策，客观地将她们的竞争动机演化成合作动机，从而达到个体与总体收益值中的最优。
3 博弈理论在排班中的实际应用
以广西科技大学图书馆阅览部为例。排班人员组成：共17个人，其中只有1名男性;平均年龄全馆最大，年龄分布段为25岁到53岁;学历层次为全馆最低，60%为大专及以下学历，40%为本科学历;其中有13名馆员是带有安置工作性质的博士后或教授家属。工作内容与情况：保证19个不需刷卡可带包进入的阅览室每周开放80个小时以上;一年内除法定节假日外需天天开放的新报刊阅览室;阅览室内书刊类型复杂且管理方式各异，馆员的日常工作主要为新刊记到、旧刊装订上架，阅览室清洁，复印并收费，图书上架与整架，读者咨询等工作。排班工作难点：（1）图书馆开放时间需要4名馆员同时值班，4个岗位的工作量大小差别很大;（2）阅览部的馆员工作为轮休制，很难见面，客观上沟通交流困难;（3）阅览部的馆员大部分为家属，工作中小矛盾容易被外部环境放大;（4）图书馆无物业管理公司，需要图书馆员带领勤工助学学生负责阅览室的清洁工作，而各阅览室人流量不一样;（5）阅览室管理工作时间段忙闲不均，忙碌的时间段大约是开学后三周、期中考试时两周、期未放假前二周。综上原因，每到新学期预计排班时，部门内乱成了一团，小道消息满天飞。馆员们找部主任要求照顾、找馆领导哭诉;内部分成五六个小团体，部门内人员不团结。
应用博弈理论排班时，部主任先制定排班规则，以利达到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双方需求都得到满足的最佳情况。如规定某些特殊时间段大家协调不了时采取抓阄的方式做决定;将男同志与部主任这种明显合作意愿强的人分离出来，不让他们成为博弈方。第一次博弈排班时，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性，大家对各岗位工作量的差异性不清楚或者故意隐藏个人私有信息以便混水摸鱼，都不公开自己的时间需求。在信息不明确的情况下，博弈模型成为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其中所有人需求都没被满足，收益都很低。第二次博弈排班时，馆员们就分成了两拨，一拨是刚性需求T方，将自身的客观事实理由完全公开，要求获得同事照顾，一拨是无时间要求。博弈过程中先满足T方的馆员，其博弈结果是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中，时间T方满足而J方不被满足的收益。因为J方碍于情面，不能明确地向同事表露她们的公平要求。第三次博弈排班时，所有馆员都主动要求参予排班，主动消除信息不对称性，时间刚性需求的T方与事实中存在的J方进行博弈，大家互相合作，很快达到了双方需求都被满足的情况。这样的排班方式实行两年后，阅览部馆员由矛盾的不和谐群体变成工作中积极主动的团结群体。究其根源，博弈排班方法科学地促成馆员们由竞争动机演化成为合作动机，发挥了馆员们主观能动性。另外在此过程中还促进了馆员们的沟通协作，提高了个人沟通协作与科学安排时间的能力。博弈式的排班过程中，男馆员的加入更容易满足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情况下的T与J方需求。因为，男馆员们的合作动机更强，他们很乐意与女馆员们合作。不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所有馆员都为时间刚需方，则要采取重复博弈以达到平衡，每次博弈时只满足一方的需求，下一次博弈满足另外一方的需求，这样总体收益、各方收益也将同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Abstract： The incentive problems have been the focus of the company. Company incentive problems can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the staff，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pany. This paper analyzed company incentive problems，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owners and operators， managers and employees， and the employees， with the use of the Prisoner's Dilemma model， Kreps-Wilson reputation model and Pig Game model， and made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accordingly. Meanwhile， it provided the reference for studying the problem for other researchers.
关键词： 博弈论；激励；探析
Key words： game theory；incentive；exploration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1-0140-02
0 引言
本文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围绕所有者与经营者，经理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三个层面分析其博弈关系，从而抓住公司激励问题的本质，据此提出合理化对策建议。这种研究视角能为公司管理者和学者提供参考。
1 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博弈
1.1 囚徒困境模型分析 假设所有者和经营者都有两种选择：“合作”，“不合作”；只要一方提高合作的程度，对企业的总绩效提高都是有利的，如表1所示。所有者选择“合作”，即所有者认可经营者，相信经营者会尽全力工作为公司创造最大价值；经营者选择“合作”，即经营者会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公司，尽全力为公司创造价值。所有者和经营者选择“不合作”，即双方都按契约办事，所有者对经营者没有额外的激励，经营者的努力水平也不会超过所有者的激励水平。当双方都选择“不合作”，公司会失去契约之外的发展机会，双方也失去各自发展受益，双方只获得3个单位的收益，不能达到双方都选择“合作”的5个单位收益，这是纳什均衡，双方博弈进入“囚徒困境”。
如果要改善这种状态，那么所有者与经营者必须提高合作水平。由于博弈双方会按照“社会习俗”选择策略，习俗会迫使博弈双方选择与习俗相适应的策略。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激励不单纯是一个“最优激励契约”的问题，在不完全契约之外，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激励离不开社会习俗的影响，创造使所有者与经营者愿意合作的社会习俗或能提高双方利益的机制是走出囚徒困境的有效手段。
1.2 基于克瑞普斯—威尔森声誉模型的激励对策 克瑞普斯—威尔森声誉模型表明，只要消费者经常地重复购买垄断厂商的产品或服务，就会导致厂商树立一种高质量的声誉以吸引消费者，即利用重复博弈原理，进入艾克斯罗德实验，达到走出囚徒困境的目的。
从克瑞普斯—威尔森声誉模型可以看出，职业经理人为了获得长期收益，应该树立良好的声誉。然而，职业经理人本质上是不合作的，他总想在一定的条件下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如果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这时职业经理人侵占企业所有者的剩余就可能受到企业所有者的干预，从而未来收益的损失就超过短期侵占剩余的所得。所以，职业经理人通过使所有者收益最大化，提高企业效率，建立一个良好的声誉，就是职业经理人在特定条件约束下的最佳选择。因此，理论上可以说，在一定时期内，职业经理人的绩效应该是好的。只有在博弈结束时，如退休、调动、免职或对企业失去信心时，职业经理人就会考虑到短期收益很大而未来收益很小，就会把自己过去树立起来的良好声誉用尽，大量侵占所有者的剩余。但是，不到博弈的最后关头，职业经理人轻易不会做这种选择。
所以，建立职业经理人声誉管理机制，发挥声誉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约束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应该尽快制定一套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提高长期薪酬的占比。具体操作可以从降低固定报酬比例、加大浮动报酬的比例开始。在企业的分配制度中，年薪制实际上已成为固定报酬，应该增加与企业绩效相关的浮动报酬在报酬中所占的比例，加大长期激励，比如采用以期权、股权等长期报酬激励为内容的激励手段。二是企业应该建立合理的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对职业经理人的业绩进行考核，可以每年根据独立评估机构对经理人的评估结果，决定下年度是晋升还是降级，业绩好则晋升或者增加报酬，业绩差则降级甚至解聘。三是建立职业经理人声誉评价体系，推动经理人市场的建立。政府、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应该设立独立评估的中间机构，对职业经理人进行有效的评估，并且定期公布评估结果，给企业提供参考，建立一套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声誉体系，并逐步建立经理人市场机制。
2 经理与员工的博弈
经理与员工的激励博弈，也是从囚徒困境到重复博弈，与上文所有者、经营者之间的激励博弈分析相似，在此不做赘述。针对重复博弈下需要达到的均衡结果，提出的建议有：一是善意地对待员工。企业善待员工，员工就会感受到精神上的鼓舞，进而有利于企业内部的和谐，有利于企业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形成。二是制定长期的企业激励制度。长期的激励制度能让员工有持续努力工作的动力。三是正负激励相结合。这符合针锋相对策略中“对合作欢迎，对背叛不姑息”的做法，采取适当负激励措施，如淘汰激励、降职、罚款和开除激励等。四是准确、及时、到位的回应。对于创了业绩的员工，企业一定要给予准确、及时、到位的奖励，这一方面激励获奖员工继续努力，另一方面也带动其他员工积极表现争取以后得奖。对于犯错误的员工，企业也要在第一时间对其做出合理的惩罚，以儆效尤。
3 员工与员工的博弈
3.1 智猪博弈模型分析 员工与员工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博弈关系。基于员工彼此之间职位高低，职业技能，人际关系等因素的不同，这种博弈关系往往是一种非均衡的博弈关系。如不同职位的员工之间，就存在着不平等的博弈——部门经理可以独吞其管辖员工的成绩得到升迁，而原本成绩斐然的底层员工却被埋没；同等职位的员工之间也有可能存在不均衡关系——人际关系好的员工往往可以得到领导的庇护及赏识；即使是同一团队中的员工也存在着由于工作能力不同而出现的“搭便车”式的不均衡博弈关系。由此可知，大多数员工之间存在的是“智猪博弈”式的博弈关系。大猪与小猪式的博弈关系，由于员工之间的强势与弱势地位而形成。这种强势与弱势的不平衡，往往造成员工中的弱势方倒向“小猪”式的等待作为最佳策略。从而导致，大猪疲于奔命，小猪坐享其成，企业的资源不但无法优化配置，而且大量浪费。最终，大猪小猪都疲惫饥饿。企业效益也随之减少。
3.2 员工与员工激励对策 一是薪酬激励要具有公平性、竞争性和公开性。公平性是指依据业绩状况，只要是做出贡献的员工就应该激励，而不能偏袒和照顾某些人，任其“搭便车”。竞争性是指企业的薪酬标准应该是有吸引力的，在企业外部和内部都形成竞争的压力，刺激员工积极向上。公开性是指薪酬的发放应该是公开和透明的，按照职位等级、技能等级、工龄等级和绩效水平公开各种等级的薪资范围，使员工能够把报酬与绩效联系起来。二是建立合理的业绩考核标准和监督机制。业绩考核是奖惩的依据，考核必须要合理、公正，否则就会造成员工间的不平衡。健全和客观的监督机制更是合理业绩考核的保障。三是实施因人而异的激励措施。企业的激励制度应该能够满足员工的需求，企业应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实施激励。
4 结语
激励问题是公司的一个焦点问题，解决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虽然博弈论是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但是运用博弈分析方法探析公司激励问题是不够的。因为激励机制涉及到人复杂过程，需要考虑员工需求、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因此尽可能多角度，多种方法研究公司激励问题，才能为激励制度科学化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有效解决公司激励问题，提高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美]加里·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洪怡恬.博弈分析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