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3:41
序论：在您撰写世界经济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世界经济中跨国并购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各种机遇，企业通过跨国并购从对方企业直接获取所需的各种技术能力。以吉利收购沃尔沃为例，沃尔沃拥有卓越的技术、稳定的产品零部件和原料供应商以及优秀的研发人才。吉利的这一收购举措无疑可以获得这些有利条件。同时，吉利在中国品牌效应差，沃尔沃却拥有较好的声誉，在国际汽车品牌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安全性等也得到普遍认可，因此吉利通过此次并购可以获得良好的品牌竞争力，使其迅速融入国际市场。2013年中资企业海外并购规模超过600亿美元，与2012年的621亿美元相当。2013年下半年起，中资企业参与了88宗海外并购，创半年度历史最高。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在并购后，全球化管理水平不高、企业文化差异等一系列问题又浮出水面。并购后失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如2009年上海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四川腾中重工收购通用悍马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二、世界经济中中资企业跨国并购失败原因
1．企业融资渠道受限制
根据相关规定，国家对境外投资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在开展对外谈判前要向国家发改委报备，得到确认函后才能进行谈判。超过1000万美元以上的非资源开发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超过5000万美元的项目国家发改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这一系列的审核制度都比较僵硬，企业通过审核用时较长，甚至错失并购机会。例如腾中收购悍马时的计划资金超过一亿美元，I~B1,-悍马在节能环保方面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导致最终并购失败。
2．整合能力不足
美国商业周刊曾经指出，并购后的精明、谨慎的整合是交易成功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企业并购后由于整合不善导致最终失败的案例占据一半以上。企业并购后的整合主要包含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整合。由于跨国并购后业务涉及到跨境整合，信息不对称会使大规模收购开展后业务难以进行很好的融合对接。无形资产在跨国并购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人力资源整合不够完善，会使企业丧失众多优秀人才。文化差异越小，并购后的障碍越小，双方企业更容易达成共识，对日后的整体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全球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对2000--2004年间并购失败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并购失败的案例约50％与人有关。如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一案中，韩国的民族文化使他们只对国产产品推崇，面对中国企业的突然降临，双龙工人担心上汽将他们所拥有的技术转移出去，有损韩国汽车产业发展，因此他们通过罢工来反对并购。
3．并购双方实力不对等
世界经济中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大多是对已经濒危的企业进行并购，形成“优帮劣，强管弱，富扶贫”的并购模式。而国外自90年代以来强强联合的并购模式日益凸显。如美国波音公司兼并具有75年历史、总资产达122亿美元的麦道公司对全美乃至全球的民用客机市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三菱银行与东京银行的互补性兼并产生了极大优势。中国企业进行强吞弱的兼并后难以在国际市场竞争立足，整体经济效益有待提高。
4．缺乏优秀团队和中介机构
在企业兼并过程中，优秀的操作管理团队和中介机构具有重要作用。优秀的操作管理团队具有专业性，能掌控并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我国的操作管理团队没有良好的协调能力，信息滞后，风险来rl~B-,t不能及时防范。良好的中介机构可以极大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保证企业有效完成并购。而我国中介机构往往资历浅，缺乏信息与经验，同时国外中介机构虽然具有资质但对国内的企业认识不足，最终同样造成并购不能高效进行。
三、世界经济中中资企业跨国并购的对策
1．对融资渠道进行拓宽改善
企业应对融资渠道进行拓宽改善，采取灵活的融资方式，提高资信状况及外部形象来为自己融资。充分利用海外市场，结合企业的自身发展状况，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例如在京东对于韩国现代进行并购的过程中，运用了资本杠杆的融资技巧，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政府也应该放宽政策的管制，为具有兼并优势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及优待。
2．积极提升整合能力
首先要让彼此产生信任，在最初阶段便开诚布公地说明并购的内容及并购后改变及状况，使双方不产生猜测心理。在进入整合阶段后，对企业进行内外部环境的评估，制定一个完整的并购整合计划。先进行人力资源的整合，组成最高效的工作团队；再对业务进行整合，合并双方的优势业务；最后，针对文化整合，充分了解并购企业的文化背景，并对文化差异进行理解与协调，最大程度上构成新的和谐企业文化。
3．选择合适的并购对象
在进行并购中，避免强吞弱决策。在目标对象的选择时进行多方面的调查，明确能够帮助自身提高优势的目标企业。同时考虑此次兼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目标企业的地理位置及环境是否适合，目标企业是否拥有可利用资源。此外，在政策和体制上都应该鼓励优势企业的并购。
4储备优秀人才．培育优质中介机构
《国际通货体制改革的新动向》，《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6年。《日美欧对亚洲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发展战略报》1988年1月29日。
《世界经济集团化的原因及三大经济圈的比较》，《财经论坛》1989年3期。
《论亚太经济圈的若干问题》，论文集《亚太经济合作与辽东半岛对外开放》，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
《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联合》，《世界经济》1995年6期。
《浅析世界服务贸易》，《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8期。
《90年代前期世界直接投资的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1996年8期。《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11期。
《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现状与区域经济圈自由贸易的发展》，《世界经济》1997 年11 期。
《APEC框架下的东北亚经济合作与中国的对策》，[日]《亚洲太平洋研究》1998年3月。
《Northeast Asian Ecnomic Cooperation within the APEC Framework and China`s Policies》，《APC journai of Asian-Pacific Studies》1998.5。
《APEC为东北亚经济合作创造了有条件》，《世界经济（英文版）》1998。
《国际间企业收买合并的新》，《外国问题研究》2000年3期。
《跨国购并的迅速发展及其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5期。
《20世纪90年展中国家对内直接投资的回顾》，《外国问题研究》2001年3期。
《发达国家IT产业的衰退与世界经济的连锁危机》，《学习与研究》2001年6期。
《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郭连成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应对》（中国财政出经济版社2001年6月出版）第九章。
《投资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郭连成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应对》（中国财政出经济版社2001年6月出版）第十章。
《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与跨国购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1期。
《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其展望与对策》，《领导决策》，2003.3。
《全球化新论》，《财经问题研究》2003.5。
《WTO农业谈判与坎昆会议前景》，《国际贸易》2003.8。
《日本WTO农业谈判的基本立场与分析》，《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3．9。
《WTO农业谈判的破裂及其原因和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1。
1、国际原油涨价，油气开发压力大
石油天然气作为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战略资源，关系国民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就油气资源而言，由于资源本身的稀缺性和布局上的极不平衡性，形成极大的国际间利益差距和巨大的获利空间，可以说目前世界上的“战争”，最主要的还是基于争夺油气能源的争夺战。在当今，世界各国为了加快能源的开发，政府纷纷出台了各种政策来扶持各自国家的石油巨头和民营油气企业。如美国以天然气为主营业务的独立石油公司;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GazpromNeft)和秋明-BP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苏尔古特油气公司等等，都在政府的许可下，分别加大了石油勘探的资金投入和海外扩张。近年来，基于国际油气价格涨多降少的规律，所谓涨多降少就是说涨幅远远大于降幅，而最终还是涨势，中国的油气价格也随之上涨，从而促成水电煤气等公共产品的价格上涨，无形中这些依赖油气的行业的大幅度上调价格，做了通货膨胀的推手。如果一个国家的油气资源在很大比例上要依靠进口，那么这个国家的油气资源保障就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有资料表明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已经位于世界前列，2008年出台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指出，如果不加强油气勘察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到2020年我国对石油的进口量将升至总需求量的60%。如何才能规避风险，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去思考，其一应加大本国油气生产的力度才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可行之路。其二要采取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高拓展勘探开发技术，以技术换能源。才能有效降低或化解油气资源进口的风险。
2、金融危机恐惧感，纷纷追求经济快速复苏
2008年，一场国际间的经济危机，令各个国家机器都高度紧张。为了化解这一场让全世界经济疲软的金融危机，各国除了纷纷用各种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外，油气资源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不可避免的成了各国复苏经济的最重要的筹码之一。因为当油气短缺的时候，表现的就不仅仅是GDP的下降和环境状况下降，而是因为油气资源这一工业经济的血液，缺乏了血液的工业，从何而谈工业经济、工业发展?在油气勘探开发中，以项目式的油气能源开发战，使很长一段时间内延迟停滞的油气项目，转眼间纷纷开战，如沙特阿美的Manifa项目、哈萨克斯坦的Karachaganak3期项目、阿塞拜疆的ShahDeniz项目，以及规模较小的澳大利亚Reindee汽田等。而我国的石油企业也借机走向海外，寻找新的油气能源开发市场，如在中东我国石油企业分别以各种经营和贸易方式参与了中东油气市场的工程承包和开采作业;其次计划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区域建立稳固的市场立足点，其中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被称为“第二海湾”的里海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油气储量最丰富的盆地之一，可开采储量为130亿桶;再次是在非洲的第一产油大国尼日利亚和贝宁等西非国家，拉美的委内瑞拉和秘鲁等国家参与市场竞争，已初见成效，并且战略意义已经呈现。
3、油气开发技术与环境保护投资出现严重断层，最终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BP)旗下名为“深水地平线”的钻井平台一声巨响，大量的原油泄漏至墨西哥湾，时至今日原油仍在以每天8000桶的速度向外泄漏，泄漏规模超过原先估计的10多倍，而且这一纪录还在不断刷新，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终于震撼了正在疯狂开采油气的相关政府和油气企业的膨胀发热的大脑。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原油污染事件，在此之前，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奥巴马在2010年3月31日宣布，部分解除对近海油气钻探的禁令，扩大近海油气田的开发，以此来摆脱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有助于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当墨西哥湾漏油发生时，油烃就进入了海洋生态系统，而首先是对海洋生物的危害，石油烃粘附在海洋生物甚至鸟类的身体表面，妨碍其正常的呼吸以及运动;其次，石油一旦在经济生物体内累积，作为经济生物的食用价值就已丧失;再次，无机氮、磷等营养元素大量进入海洋生态系统，本身对海洋生物及海洋生态系统危害不大，但其高浓度的无机营养盐却给海水中藻类赤潮生物的大量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导致赤潮。赤潮可使海洋生态系统生物成分产生异化，对原有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危害。而如今“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成了“美国人请客，英国人买单，害了朋友坑了世人”。而且重金属元素，如汞、镉、铅、铬(总铬和六价铬)、铜、锌、镍以及过渡元素砷、硒等，是地壳的天然成分，在海洋非生物成分中有一定比例，如果人类活动使过量的重金属元素进入海洋，逐渐富集，同样，也都将最终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4、可替代能源还岌岌甚危
石油可以制造出重要的基础原料如乙烯、丙烯、苯、甲苯、二甲苯等，通过此类基础原料又可产出如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洗涤剂、染料、医药、农药、炸药和化肥等等，它们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不可缺少的产品。虽说新能源可以代替石油作为汽车燃料，虽然从能量的角度上可以用风能、太阳能、核能部分取代，但是石油化工产品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却是难以取代。目前已有的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纤维素乙醇技术和微藻生物柴油技术的研发、太阳能和风能的开发、油页岩、天然气、海洋能和地热资源等都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但是生产乙醇的原料粮食有限;甲醇在动力、安全、替代及资源方面具有优势明显，但有关毒性以及产业化和商业化推广应用中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以科学数据作依据才能应用于市场;在高油价情况下，煤炭液化技术优势明显，但是原材料煤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对于可以大力开发的替代能源来说，中国二甲醚的生产已达到单套装置生产能力250万吨/年的技术水平，超清洁燃料GTL柴油、油砂资源和重油(稠油)资源、油页岩资源的开发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开发，这些可替代资源的开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油气资源的紧张，但是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还只是起步阶段，生产水平也处在初级阶段，发挥的作用有限。 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可获得量为73亿吨标准煤/年，而开发量却仅为5000万吨标准煤/年;煤层气资源量为36.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与中国陆上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相当，有着极大地开发空间。
二、油气开发与环境的关系
1、油气资源再生周期远大于环境再生周期。油气资源再生需要几千年甚至上亿年，而环境的可再生期恢复期短者几十年，长者几百年，可见前者见长，后者见短。我们应该着手现在，培育未来。科学探测表明：新生代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24.3%中生代占65.2%，而天然气的储量排序则是中生代第一，古生代第二，新生代次之。可见油气的形成经过了多么漫长的地质年代。而我们开采油气，却只是近百年间的事情。我们把亿万年形成的地质地貌，在短短几十年间就破坏了，虽然地表环境可以经过几十年上百年恢复，但是地质条件一旦被破坏，却是需要再经过亿万年的等待。
2、就目前油气开发而言，油气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油气的开发环境;而油气的开发环境又分地下环境和地表环境，二者是心脏与血脉的互为生存关系。油气的的开采是将地下深处的油气运送到地表上来，所以地表环境的保护与否，直接关系到地下环境的好坏。我们以美国为鉴：十九世纪40年代，石油勘探工人驾驶着拖拉机在阿拉斯加美丽的苔原上左奔右跑，造成苔原破坏，有的地方甚至变成了不毛之地;地质学家把地表的隔热植物翻起分析地质，且没有做善后工作，露出了下面的永久冻土层，永久冻土被阳光晒化，地面形成沟渠，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由于失去了地表保护层，钻取上来的油屑又渗透到岩层，使得录井技术员无法对以后由周边钻取的含油岩屑做出分析判断。油气田的特殊地质环境和地理位置，决定了油气开发的环境：油气存在于地底深处，就必须钻井取屑，一直到能通过含油屑或者红光测气分析到油气为止。必然要通过有噪音的钻井和对地表的破坏才能完成。
3、从现实来看，油气开发与环境仍然是互为生存关系.油气行业面对日益凸显的能源与环境的挑战，掀起了一股“绿色”浪潮。油气开发建设不同于一般的工程建设项目，对开发区的生态环境必然会产生影响。在深海、北极、高原等自然环境恶劣地区和环境脆弱地区的作业直接导致油气勘探开发与环境的冲突。对油气开发前期可能造成的对植被的破坏、土壤的污染、水土流失、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对空气的污染、产生的落地油、废弃泥浆、废岩屑等等，污染因素多环节多。油气开发在现有的勘探开发技术条件下，在生产过程结束或放弃生产时，仍然避免不了对环境造成影响或破坏，只能通过勘探和开采之后的及时补救措施，来修复、维护环境，以及不断的提高勘探和开发技术来保护环境。
4、油气开发与环境在经济中的位置.在现实中是“前者重后者轻”。笔者认为二者均应放在同等的位置;都应从生存与发展的深层次来同等对待，而不是以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的意志、利益来确定;简单的讲，对待环境民众与总统同等。石油企业既要做到和谐生产，又要保护环境和限制地下流体的转移。对已开发井，设置“油气井资产报废环境处置费”的专项开支，以确保废弃油气井及相关设施安全和实现地表可以被重复利用。结合目前国内相关环保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及石油企业现有的技术力量，在对油气井资产进行弃置处理时，首先要保护淡水层免受地层流体或地表水窜入的污染;其次要隔离开注采井段与未开采利用井段;再次要保护地表土壤和地面水不受地层流体污染;然后要隔离开处理污水的层段;最后达到将地面土地使用的冲突降低到最小程度的目的。对油气勘探，应由投资方给施工方增加“勘探施工环境保护恢复费”的项目投入，首先在勘探施工中因地制宜，缩小对环境的损伤范围;其次开发和使用对地表和水源无污染的环保泡沫剂，达到“清水+环保泡沫”的勘探钻井作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再次在潜水面以上安全段激发，防止对地下水资源的污染;然后在有条件的环境中，推行打一口勘探井，种植一棵“勘探树”，建造勘探绿色长廊;最后精心回填地表，以确保勘探作业环境得到充分保护和培育。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识：环境一旦受到污染，遭到污染的环境将蔓延到更大的范围，形成所谓的世界性问题。现在最主要的环境问题有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沙尘暴、水土流失等，这些污染都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酸雨给农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并给世界的古代文明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都给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极大的威胁。环境污染还给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使得一些稀有动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而我们要去补救修复这些被污染的环境，需要投入的是比那些“油气井资产报废环境处置费”和“勘探施工环境保护恢复费”等等费用花费上千倍甚至万倍的代价，虽然其金钱的花费也许短时间内比不上所创造的利润，但是对社会的发展来说意义深远。
1．复苏缓慢曲折但趋势不变2013年，世界经济并未如年初所预计的那样(2013年4月份，IMF预测全球经济将增长3．3)，实现较为强劲的复苏。根据IMF在2014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2013年全球GDP同比增长3．0，增速较2012年放缓0．1个百分点，但放缓幅度较2012年0．9个百分点，和2011年1．2个百分点有所收窄，表明复苏态势并未发生改变。根据IMF最新预测，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6％，实现增速4年来的首次上扬。
2．发展中国家经济占比过半，但内部风险显现
2013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为4．5，尽管较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发达经济体，后者增速为1．2，较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在多年来的增速优势下，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5O．4，首次超过发达国家。但另一方面，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和重整制造业政策的引导下，新兴经济体风险加剧，资本外逃趋势渐显。2013年1月～11月，印度、巴西、印尼和土耳其月平均汇率对美元分别贬值12．3、12．8、23．8oA和26．8，其月平均股价波动幅度分别为13．7、20．6、17．2和22．8。
3．全球零售业增速放缓，电商发展势头强劲
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全球零售业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主要零售企业收入增速持续放缓。根据德勤的《2014年全球零售力量》数据显示，全球前250家大型零售企业在2012财年总体收入实现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9，增速较上一财年放缓0．2个百分点。二是发展中国家零售企业增长较快，我国零售企业在全球的地位有所提升。全球250强大型零售企业中，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零售企业收入增速达到两位数，美国、欧洲、然收入增速高于上一财年，但未超过5％。2012财年，我国大陆地区共有7家零售企业入围全球250强零售企业，较上一财年增加2家。其中，上海友谊、京东、大商和重庆百货为新入围的企业，而京东和重庆百货更是首次进入这一榜单。三是电子商务业务收入占比达到7．7。2012财年，250强零售企业线上零售额平均占其总零售额的7．7。其中，北美零售商线上收入占比最高，而欧洲零售商线上收入占比最低，亚太零售商线上收入增长最快。全球5O强电商中，有39家同时入围全球250强零售企业。
二、主要国家(地区)经济运行和零售业发展情况
1．美国经济增速逐季回升，零售总额连续四年增长2013年，美国经济逐渐平稳，复苏态势更加明显。尽管全年GDP同比增长1．9，较上年放缓0．8个百分点，但这一放缓主要源于政府减支影响。进入2013年以来，美国GDP同比增速呈现逐季回升态势，1～4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1．3、1．6、2．0和2．6。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四年实现正增长。2013年，美国零售和餐饮业实现销售总额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2，增速低于2012年1．0个百分点。其中，商品零售额实现4．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2，增速较2012年放缓0．8个百分点。从各品类销售情况来看，汽车、建材等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情况好于2012年，其中汽车及其配件零售额同比增长8．6，增长幅度最高。和我国类似，美国服装类商品销售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同比增速由2012年的5．5降至3．6％。
2．欧洲经济艰难摆脱衰退，零售增长略有改善
欧洲结束了自2012年2季度以来的持续衰退局面。2013年第4季度，欧元区GDP同比增长0．5，并且2013年I～3季度GDP同比降幅也呈逐季缩减态势，但从全年来看，2013年欧元区GDP同比仍下降0．5，降幅较上年收窄0．2个百分点，复苏之路非常艰难。欧洲零售业逐渐回暖。根据欧洲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3年欧元区零售量下降0．9，但降幅比上年收窄0．8个百分点，并且在2014年1月～4月，欧洲零售量同比和环比均取得四个月的连续正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经济复苏的态势已经快速传导到消费品市场，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3．日本经济有所好转，零售市场存在隐患
日本经济在“安倍经济学”的作用下，实现了稳步增长。2013年GDP增长1．6，较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失业率为4．0，较上年降低0．3个百分点。特别是2013年1季度到2014年1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0．1、1．3、2．4％、2．5％和3，呈现出逐季提升的趋势。日本零售业呈现逐步提升态势。销售同比增速从20136全国商情年8月到2014年3月实现8个月的连续正增长。从全球250强零售企业来看，日本入围的零售商共39个，仅次于美国，收入占250强全部收入的8．7，位列美、德、法之后。但日本宏观经济存在隐患将加大其零售业未来发展的风险。首先，消费税的征收，无疑使得近期零售业增长出现巨大波动。其次，持续贬值的日元将放缓日本大型零售企业海外扩张步伐。最后，安倍经济刺激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将对消费市场带来致命打击。图表42012年~2014年日本零售销售分月同比增速(％)
三、全球重点零售企业发展情况
1．沃尔玛业绩增长放缓，调整全球战略布局一是营收增速放缓。2013年，沃尔玛全年营业收入4763亿美元，同比增长1．5，增速较2012年和2011年分别放缓3．5和4．5个百分点。2014年第一财季，沃尔玛实现净销售额1142亿美元，同比仅增长0．8，增速较上一财季下滑0．6个百分点，创近年来最低。二是调整战略布局。对于占全部收入3O的海外市场，沃尔玛从积极扩张转向追求效益，这在新兴市场尤为明显，例如在我国，沃尔玛在关闭一、二线城市高租金地段的门店同时，也在加速对三、四线城市的渗透。对于网购市场尚不成熟的国家，沃尔玛则采取快速抢占山头的扩张方式。三是引入比价APP。坚持低价竞争策略的沃尔玛已经在购物APP中嵌入比价工具，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一工具对在售的8万多种商品与其他零售商进行比价，但与塔吉特和百思买不同的是，沃尔玛的低价策略并不与线上零售商进行比价，另外沃尔玛自有品牌商品、熟食、糕点和肉禽蛋等商品也不在比价范围内。
2．家乐福全球战略调整幅度较大，成本控制效果显著
家乐福排名有所下滑。2013年家乐福销售额为749亿欧元，同比下降1。在最新公布的全球250强零售企业中，家乐福的排名由第二位下降至第四位，而在BrandZ全球最具价值百强品牌中，家乐福已经连续两年位于榜单之外。营业利润提升显著。尽管2013年家乐福销售额出现下滑，但受益于提高商品价格及控制成本措施等因素影响，其营业利润达到22．4亿欧元，同比增长5．4，如果排除汇率波动因素，营业利润增幅将达到9．8。其净利润则达到9．49欧元，更是较2012年水平高出五倍以上。
3．特易购本土销售陷入低谷，调整价格应对网购竞争
特易购英国本土市场出现萎缩。根据特易购6月份公布的业绩显示，2014年2月24日到5月24日这三个月间，除去汽油因素，特易购在英国本土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7，陷入4O年来本土销售额最低谷，其在英国食品杂货市场所占的份额也从一年前的30．5降至29％，为近十年来最低值。特易购降低网购配送价格。为应对阿尔迪超市(Aldi)和利德尔超市(Lid1)等网购折扣连锁店的竞争，特易购将“一小时送达服务费用”由原来的3英镑降至1英镑。同时，“线上下单，线下提取”服务(Click&Collect)将向消费者免费开放，在这之前消费者需要支付至少2英镑。
四、海外零售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快捷的服务
尽管电商对传统实体零售企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无论是从全球250强零售企业收入构成，还是各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结构来看，来自线上消费的占比一般没有超过1O。这说明，近年来传统零售企业增长放缓，很大原因还是在自身，即没有针对消费者购物习惯和消费心理的变化进行及时调整。例如，相对价格而言，8o后、9O后的消费者更加追求便利，而传统大型超市、百货都与居民社区相隔较远，并且停车、结账都比较费时，从而迫使这部分消费者选择价格同样、甚至更便宜的网上购物。针对小型店铺逐渐流行的趋势，沃尔玛、家乐福和特易购都在积极开发小型零售店业态。2012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仅增长0．2，但便利店业态却以6．8的销售增长率急速发展。沃尔玛则宣称，2013财年将在美国开设115家小型商店，社区店和便利店将占到沃尔玛商店数量的4O。和超市、大卖场等业态相比，便利店和社区店的经营成本相对较低，而且毛利率更高，在大型零售业态遭遇瓶颈的时候，我国零售企业也可以从小型零售业态人手，另辟蹊径。
2．根据区域不同，提供分层商品组合
国外很多零售商根据不同地区消费者特点，布局自己的商品品类和品牌，甚至在同一城市，也会根据不同区域消费者收入情况和购买偏好提供分层次的商品组合。例如法国巴黎一家零售商，根据左岸和右岸居民的职业不同和消费特点差异，在左岸开设的店中提供中高档品牌的酒类、果酱，以及其他食品，在右岸开设的店中则出售经济实惠的商品。我国零售企业也可以借鉴这一做法，改变千店一面的惰性管理思维，更积极主动地对消费者进行细分，从而为消费者精准提供其所需要的商品。
3．合理尝试多元化、特色化业态
近年来，百货店为应对其他零售业态的竞争，加快向多元化、特色化发展。从国外零售企业来看，梅西百货增加了商业视角十多种餐饮品牌，以聚集人气。风靡日本的“1O元店”业态也逐渐在大陆扩散。从国内零售企业来看，购物中心、购物街仍在快速发展，同时还出现了侨福芳草地和Kll这类打艺术牌吸引消费者的购物中心。另外，跨界经营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例如苏宁加速整合线上零售业务，顺丰开设网络服务社区店业态等。我国零售企业可以借鉴国内外成功的零售业态模式，合理进行多元化、特色化的发展。
4．关注国内市场一样可以做大做强
英文题目：AnExplanationofBiologyandEconomicstoAltruisticBehavior
提要：“利他主义”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形式，对前两种利他行为，生物学和经济学已经给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但本文认为，要对“利他主义”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这点是不够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隐性遗传”和行为偏好的“广义效用”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了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解释。
关键词：亲缘利他互惠利他纯粹利他隐性遗传广义效用
一、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
利他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第一，“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但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Hamilton，1963）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例如，当幼鸟遭受攻击时，许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脱。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作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类行为对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Hamilton，1964）在这方面,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生物个体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竞争力帮助另一个与已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因为它们期待日后得到回报，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利他”类似某种期权式的投资，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软核的利他”（soft-corealtruism）。例如，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两昼夜吃不到血就会饿死；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频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Wilkinson，1984)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律”，当施惠者与受惠者互相换位时，同样数量的血液将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从而使这类行为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含义。不过，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从而使这种期权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种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中，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道德风险和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虽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纪晚期才由博弈论专家阿克塞罗德建立起来，(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论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时，就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了。
第三，“纯粹利他”，即利他主义者不追求任何针对其个体的客观回报。例如，汤姆逊瞪羚（Thomson’sgazelles）的利他主义行为：当狮子或猎豹接近时，往往会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跃向同伴们发出警告。生物学家观察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方式，它只发生在最早发现危险的汤姆逊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为原则，最早发现危险应该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汤姆逊瞪羚的“英雄主义”却放弃了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并以此代价向同伴报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这一行为看上去颇似我们前面提到的母鸟保护幼鸟的行为，但它们的内涵却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汤姆逊瞪羚所保护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亲属，对个体来说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收益的投资。这一行为与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着更明显的区别，对个体来说这一行为的投资风险与预期回报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识别机制来剔除那些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搭便车”者。因此，有些生物学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书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对汤姆逊瞪羚的行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释：高高跳跃的瞪羚是在向突袭者昭示——你瞧，我的体力有多棒！别来打我的主意，否则你会一无所获的！还是去追杀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们吧！(道金斯，1998a）我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勉强并令人怀疑。且不说把这种只有人类“超级智慧”才想得出来的“炫耀式欺骗”强加给汤姆逊瞪羚是否公平，就是从进化论角度看，其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种行为真有效，当遭受猛兽袭击时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汤姆逊瞪羚跟着一起“跳舞”呢？
显然，要对利他行为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纯粹利他”作出解释，而这正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
二、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事实上，许多生物学家，比如劳伦兹（K·Lorenz）、威尔逊（E·Wilson）、爱得华兹（W·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义上给出了“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解释，他们的理论在生物学中被称为“群体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遗传进化是在生物种群层次上实现的，当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特征就可能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进化。（Wilson，1975）但“群体选择理”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它无法解释导致个体生存适应性降低的“纯粹利他”行为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保存下来。因此，在主流生物学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是与之对立的“个体选择理论”。“个体选择理论”认为，“纯粹利他”行为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为代价向同伴报警的汤姆逊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为却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正比；一个利己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这些后代都有继承其自私特征的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适应性低于后者，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生存适应性较低的生物性状也会被无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认真地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等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道金斯，1998b）
但“个体选择理论”并没有解决由汤姆逊瞪羚所引起的深层矛盾，我们不仿把它称为“汤姆逊瞪羚悖论”：一方面，现代生物学认为，只有交互繁殖的种群才能保持相对恒定的基因库，所谓进化是生物种群的进化而不是生物个体的进化；（陈阅增，1997a）因此，“纯粹利他”行为作为一种符合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在生物长期演进过程中保存下来是符合进化论自身逻辑的；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所有生物学的实证研究似乎都证明了，生物进化必须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才能实现；有利于个体生存适应性的生物性状，才会在遗传进化中得以保存并不断强化；而与个体生存适应性无益甚至有害的生物性状，其有效信息最终都会在遗传进化中丢失和湮没；因此，“纯粹利他”行为是不能从生物学意义上得到解释的。(道金斯，1998c）“汤姆逊瞪羚悖论”给解释“纯粹利他”行为提出了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1、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保存下来？2、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得到必要补偿和激励？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不但可以回答，而且答案已经包含在现存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之中。
“个体选择理论”显然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生物的遗传性状与遗传介质之间是一种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不设问：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一种间接的、非对称的遗传关系？事实上，现代生物学已经观察到许多非对称的遗传现象：两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状，通过同一基因介质实现遗传；随着其中一种被自然选择，另一种也同时保留下来。最著名的例子是引发镰状红细胞贫血病的隐性基因：镰状红细胞贫血病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适应性的生物性状，但生物学家发现，带有这一基因杂合子的人却具有较强的抗疟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恶性疟疾流行地区，这一隐性基因的出现频率就很高。（陈阅增，1997b）以此推论，“纯粹利他”行为虽然对生物个体是非适应性的，但它对生物种群却具有很高的生存价值；因此，在生物长期演进的过程中，它可以与某些利己行为一起借助于同一个基因介质以“隐性遗传”的方式保留下来，这恰恰体现了生物性状对生存环境高度的适应性。为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遗传模型来说明这一假说：假设AA与Aa为利己型基因，aa为利他型基因；在Aa中A为显性的等位基因，a为隐性的等位基因；如果利他行为的生存适应力低于利己行为，那么根据自然选择原理，aa型的利他基因最终将被淘汰出局；但由于在Aa型利己基因中含有隐性的a，它并没有随aa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当Aa型基因与Aa型基因通过减数分裂进行繁殖时，根据“哈迪-温伯格定律”，仍然有可能复制出AA（占25%）、Aa（占50%）和aa（占25%）三种类型的基因，从而实现利他行为的隐性遗传。
“纯粹利他”行为在“非零和博弈”条件下对生物个体生存适应性的损益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般推断，两个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生物个体更容易营造一种协作氛围；与两个只有利己倾向的生物个体相比，它们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适应性。如果这一猜测是正确的，则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博弈方阵来解决“纯粹利他”行为的补偿和激励问题（叶航，2001a）：
--------------------------------------
||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者
--------------------------------------
|利己主义者|-5，-5|12，-2
--------------------------------------
|利他主义者|-2，12|5，5
如果我们以X代表利己主义者，以Y代表利他主义者；根据以上假定则利己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5X+12Y，利他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2X+5Y；当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为7：3时，每个个体的适应性都是一样的（-5X+12Y=-2X+5YX：Y=7：3）；如果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大于7：3，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减少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增加；反之，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增加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减少。因此，在生物种群及其个体行为模式中“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将以某种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时存在。它说明，“纯粹利他”行为是能够通过补偿激励机制得到进化的。事实上，这一结论的依据正是现代生物学中的ESS理论。ESS理论是英国著名生物生态学家梅纳德·史密斯1982年创立的，它在现代生物学中被称为“自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道金斯，1998d）ESS是生物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的缩写，如果生物种群在进化过程中能够形成某种稳定的策略（行为）均衡，这种策略（行为）就是ESS。显然，“利己”和“利他”都是在生命世界长期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稳定的生物行为。必须指出，用基因的隐性遗传和ESS理论解释“纯粹利他”行为不是向“群体选择理论”的回归。这一分析仍然是以“个体选择理论”为基点的，但是它又与传统的“个体选择理论”不同，它把解释的重点放在有利于群体利益（当然，归根结底它也有利于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个体的基因介质实现遗传进化，从而在现有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下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符合实证要求的解释。
三、纯粹利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现代生物学的进化和遗传理论认为，物种演进的目标是“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这一结论所包含的逻辑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完全一致。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推论，所有生物都会按照“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要求来“理性”地计算和规划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进化的“理性”最初是通过“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遗传基因并成为生物个体的“自觉”行为，我们不妨把它称为理性的“本能”。（Wright，1994；叶航，2002）对生物个体来说，“本能”所表达的正是生物进化内在的逻辑要求：所谓“理性”的行为，只不过是经过自然严格筛选后留存下来的、能够被我们观察到的、相对稳定的生物行为罢了。（贝克尔，1995）
“情感”与“偏好”是触发生物行为的按纽。当“情感”与“偏好”得不到满足时，建立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基础上的生物内部平衡系统便会受到破坏，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超过一个阈值，生物个体就会产生行为的动机，进而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缓解身心的紧张状态。因此，生物行为的遗传首先表现为一个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系统及其触发机制的重构与再现，本能或者由本能冲动所引导的生物“理性”行为可以看作是该系统由不平衡向平衡的运动过程。“理性人”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预设。按照该预设，一个人的行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所谓“效用”只不过是“偏好”的一个函数。（瓦里安，1997）经济学不研究“偏好”是如何产生的，那是生物学、进化论、也许还有心理学的任务。经济学的任务是在给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与“偏好”序列下研究行为主体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如果生物学业已证明，“纯粹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一样具有进化优势，生物个体能够通过基因介质把触发这种行为的“偏好”保存起来并遗传下去；那么，只要给定这一“偏好”，我们就可以对“纯粹利他”行为做出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集（consumptionset）X也可称为选择集（choiceset）X，通常假定集合X是k维实数空间Rk中的一个非负子集。如果行为主体对集合X中的选择束具有偏好关系，而这些偏好关系又能满足完备性、自返性、传递性和连续性的假定（事实上，这些假定已经包含在“理性人”的预设中），则偏好关系就可以用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表示：即存在一个函数u：XR，使得x1﹥x2，当且仅当u（x1）＞u（x2）。如此，我们就可以把行为主体内含的偏好关系转化为一个函数关系：
U=u（x1，x2，…，xn）（1）
我把上述函数称为“广义效用”函数，因为其选择集X中的偏好项xi可以用来表示包括经济偏好、道德偏好（我们可以把“纯粹利他偏好”包括在“道德偏好”中，因为“纯粹利他”是道德行为最显著的特征）、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内的所有偏好，只要这一偏好是相对稳定的、可观察的。（叶航，2001b）如果行为主体的资源总量为I，实现广义效用所需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分别记作p1,p2,…,pn，则其资源约束可以表示为：
p1x1+p2x2+…+pnxn=I（2）
可以证明，只要目标函数是连续的，约束集是闭的并且是有界的，则以式（2）为约束条件的广义效用最优（最大化）解就是：
MU1/p1=MU2/p2=…=MUn/pn=λ（3）
式中MUi=du/dxi，即xi的边际效用；pi为i种偏好（x）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i=1，2，…，n。
根据式（3），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有意义的推论:
第一，在广义效用最大化过程中，行为主体将依据一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为呈现出形态各异的“价值”取向。
举例来说，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倾向的经济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则当MU1/p1＞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才会偏重经济选择，表现出利己倾向；而当MU2/p2＞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将偏重道德选择，表现出利他倾向。特别地，当MU2/p2＞λ且MU2/p2＞MU1/p1时，行为主体将为了利他目的放弃或部分放弃自身的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叶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主体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私自利”或“钱迷心窍”的人。人们的行为将取决于他们的偏好。事实上，在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就已经关注过“优越感”、“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责任感”、“道德感”等等纯精神领域的偏好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闲暇”和“炫耀”的研究，则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第二、就某一特定行为来说，行为主体的行为倾向取决于某一偏好的“成本—效用”比，即MUi/pi。
举例来说，如果x2代表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当pi和λ给给定时，MU2越大，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事实上，伦理学所谓的“良心”，从广义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为在一个人心目中的效用水平。它表现为一个人未采取某种道德行为时所感受到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以及采取某种道德行为后所体验到的内心解脱与愉悦。如果MU2和λ给定，则p2越小，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我们可以把p2称作“道德成本”。值得指出，“道德成本”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甚至被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所忽视的范畴，其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在进行道德决策时都有权力考虑自己的“道德成本”，而社会则应该努力营造一种降低“道德成本”的机制，以促进个人道德偏好的形成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三、当其他条件不变时，λ的值越小，行为主体的非经济偏好越强。
由于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λ越小，体现广义偏好的行为倾向就越强。但其中的例外是，由于经济行为具有资源再创造的特殊功能，其效用水平与λ成正比。因此，λ越小经济行为的效用水平就越低，从而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就相对越强。事实上，当物质资源相当匮乏时，一个人很难产生出非经济偏好；反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质资源越丰裕，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等等，就越丰富、越强烈。显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学说支持这一结论。(马斯洛，1987)
第四、上述分析没有改变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结论，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分析范例将作为一个特例包容在广义效用的分析框架中。
如果以x1代表经济偏好，xi代表除经济偏好以外的其他所有偏好，则当行为主体的偏好结构符合条件：MU1/p1＞MUi/pi=λ（i=2,3,…,n）时，传统经济学的狭义效用范式将成为广义效用范式的一个特例。
参考文献
[1]贝克尔,G.《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PP349-50.
[2]陈阅增主编,《普通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a)pp.470;1997(b)pp.466.
[3]道金斯,R.《自私的基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a)pp.216;1998(b)pp.3-5;1998(c)pp.3-4.
[4]Hamilton,W."TheEvolutionofAltruisticBe-havior"AmericanNaturalist,Vol.97(1963).354-56.
[5]Hamilton,W."TheGeneticlEvolutionofSocialBehaviour"JournalofTheoreticalBiologe,Vol.7(1964)No.1,pp.1-52.
[6]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7]Tullock,G."Territorialboundaries:anEconomicView"AmericanNaturalist,(1983)121(3).
[8]瓦里安,H.《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03页。
[9]Wilkinson,G."ReciprocalFoodSharingintheVampireBat"Nature,Vo1.308(1984),No.59,pp.181-84.
[10]Wilson,E.Sociobiologe,theNewSynthesis,Harvard,BelknapPress,1975.
[11]Wright,R."TheMoralAnimal"NewYorkPantheon,1994,pp.190.
[12]Xelrod,R.TheEvolutionofCooperation,NewYork:BasicBooks,Inc.1984.
[13]叶航,“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类道德”，《学术月刊》，2001(a)年第2期。
[14]叶航,“爱的理性与艺术”，《经济学消息报》2002，No.490,第4版。
1996年世界经济平稳发展、运行良好，总体形势好于1995年。预计1997年将保持较强增长势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1996年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8％，高于1995年增长3．5％的水平。199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达4．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和预测，1995、1996和1997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l％，2．3％和2．5％。美国经济实力回升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从1993年到1996年，美国经济持续4年增长，年均增长率达2．6%；失业率从1993年1月的7．1％降至1996年9月的5．2%，4年来增加了1070万个就业岗位；联邦财政赤字从l992年度的2904亿美元降至1996年度的1090亿美元，4年来减少63%；劳动生产率（非农业部门）从1993年的0．2％提后到1996年上半年的0．9%；出口大幅度增加，1993年增长3．7％，1995年增长14．6％，1996年头7个月增长7．8％；通货膨胀率继续控制在3％以下的低水平。预计1996年美国经济增长串可达2．6％，高于1995年2％的增长水平。
美国将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从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政策大调整已见成效，并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摆脱了“滞胀”困境，走上了低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经济持续增长；从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在全球竞争力提高，美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世界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经济中仍面临平衡预算、社会福利机制和外贸逆差等问题。但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不会很快逆转，美国经济实力和地位正在回升和提高。不少人预测，美国将对国际经济和国际市场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欧共体的经济增长将放缓
欧盟15国经济平均增长率将从l995年的2．5％降至1996年的1．6％。欧盟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放慢的主要原因，是欧盟国家采取紧缩财政政策造成的。欧盟国家已达成一致，决定欧圳统一货币自1999年1月1日如期实施。欧盟国家为了按时“达标”。争取第一批进入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实行欧洲单一货币，相继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欧盟多数成员国存在高财政赤字、高社会福利和高失业率、产业结构、产品竞争力不及美国和日本。采取紧缩财政政策对欧盟经济造成冲击。但是，欧盟各国经济趋同的努力将促进欧盟经济增长，从长远看利大于弊。欧盟委员会认为，欧盟多数成员国已作出了“惊人的努力”，尤其是减少财政赤字。欧盟经济一体化出现了今人鼓舞的进展。欧盟委员会预测，1997年和1998年欧盟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可分别达到2．3％和2．8％。明显高于1996年的增长水平。
日本经济尚在调整
从1991年到l995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0．6％，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3．5％，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达不到这样高的增长水平。政府采取的景气对策，力度较强，但收效不大。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泡沫经济破灭的冲击、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影响、国内地震等突发问题造成的损失，最根本原因是日本式体制已陷入疲惫状态，日本经济正处在大调整时期。预计199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也不会很高。国际社会关注的不是日本经济近期增长速度，而是日本向何处去。日本从1968年明治维新到1997年前后仅用40年左右时间就完成了西欧经历的200年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的两个过程。二战后，日本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经济的，日本经济从1956年起飞，到90年代初，用不到40年时间又重新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种种迹象表明，经过调整后，日本经济将进入第三个增长期，特别是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后将奉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这是国际社会都在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发展中国家增长率仍然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和预测，1995、1996和1997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9％、6．3％和6．2％。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总体实力地位上升。拉美经济曾经历80年代“失去的10年”，进入90年代后又受到短期资本（“飞燕式”资本）大进大出的影响。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预测。l996年拉美经济增长率可达3%左右，大大高于1995年0．6％的增长水平。拉美经济在经历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已恢复正常发展。拉美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未来10年可能是拉美“有希望的10年”。发达国家都在扩大同拉美国家的合作、开拓拉美市场。日本认为“掌握21世纪地球发展关键的是南美各国”，并正在强化对抗美的经济外文。拉美经济不稳定因素之一仍是外债问题。1996年拉美外债总额将高达6220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6％，这是需要拉美国家和国际社会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
曾是多灾多难的非洲大陆，经济形势已开始好转，1996年和1997年非洲经济增长率都将达到5%，忘于I995年3％的增长水平。这个经济落后、但资源丰富的大陆重新引起西方国家的重视。美国官方宣：“现在是美国同欧亚争夺地球上这个尚未开发的最后一个市场的时候了。”1996年初，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对非洲国家贸易及开发的综合政策”，通过“商业外交”改变其在非洲市场占有率不足10%的落后局面。非洲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关键是非洲大陆能否保持稳定和加强合作，4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起色不大。这些国家的人口已超过5．7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多美元，它们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己从20年前的0．8％降至目前的0．4％。国际社会有责任支持它们应付挑战和发展经济。
亚洲经济增长速度在放慢
在发展中国家，亚洲经济增长速度在放慢，引人关注。1994、1995年亚洲经济增长率仍分别达到9．l％和8．6%。但是，1996年和1997年亚洲经济增长率将分别降至8%和7．5%。亚洲经济速度放慢主要是由于东亚经济增长减速。自70年代以来。东亚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增长最快的地区。东亚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25%，东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和投资市场之一。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95年经济增长率仍高达8．5%，但是，1996年经济增长率将增至8％。1997年有可能进一步放慢。东亚经济增长放慢的外部原因是国际市场上半导体、计算机和其他电子产品需求变动，受此影响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将从1995年的8．8%降至1996年的5．9%。随着电子产品需求回升，1997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可达7．3%。但是，东亚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政策调整所致。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方面是经济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另一方面也积累不少问题，如基础设施滞后、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相继调整政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增长速度同质量、效益统一起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保护环境，实现低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经济持续增长。东亚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正是东亚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是，东亚经济增长率仍将大大高于其他地区。
俄罗斯经济仍难走出谷底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进行界定。从定性的角度，Canova和Dellas(1993)给出了世界经济周期定义的简单描述，即世界经济周期是在国别总量经济的跨国周期中存在的共同特征。而对这种共同特征，宋玉华(2004)加以进一步的明确，她认为世界经济周期就是在世界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由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世界主要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呈现同步的扩张、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行形态，这种运行形态会重复发生，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经济周期运动。从定量的角度，Gerlach(1988)用波谱分析研究经济周期的跨国行为，发现大量国家的产出运动在经济周期频带上是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周期是多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变动在一定的周期频带上的高度相关性存在；Gregory等(1997)则用时间序列相关性来界定世界经济周期，即全世界(国家)的经济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个序列相关的共同特征。
二、世界经济周期是否存在
(一)世界经济周期存在的研究
很多实例证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和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如，Dellas(1986)发现在英、美、德、日四国间，几乎存在长久的同一的经济周期。Backus，Kehoe，Kydland(1992)扩展了RBC(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模型，建立了包含跨国经济协动现象的I—RBC模型，在这个扩展的开放经济理论里，国家之间的消费是高度相关的，由此说明国家之间的协同性是存在的。Sarkissian(2001)也认为国家之间的消费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高度相关，特别是在萧条时期更是如此。而Canova，Dellas(1993)发现显著增强的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全世界面临着的共同的外部或内部经济扰动是生成跨国的经济周期行为的共同因素。Baxter，Kouparitsas(2004)的研究发现，如果两国之间有较高的双边贸易相关度，那么这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相关度就会提高；同时，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的周期相关度一般会比较高。Ravn(1997)的研究表明，除OECD国家政府支出显示了较弱的正相关性外，其他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总投资、出口和进口)都显示了很强的正相关性，并表现出良好的跨国协同运动性。Kouparitsas(2001)研究发现，七国集团的经济周期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后更是如此，他认为世界经济周期(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确是存在的。
(二)世界经济周期不存在的研究
Hickman，Filatov(1983)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通常表现得相当微弱，这种微弱的传导很易于被国内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所控制而失去扩散能力。唐海燕(1999)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初期或以前时期，各国经济周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时间错位，同一时期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抵消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世界经济周期性特征。Kollmann(1996)通过与完全资产市场的对比，发现在不完全资产市场(即国际金融市场只能买卖债券合约)的两个国家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里，国家之间消费的相关关系比完全资产市场情况要明显弱得多。Selover(1997)在研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互动关系时，进一步发现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因为相互驱动而导致同步波动的假说并不成立，两国经济趋向同步波动是因为低水平的或者弱的冲击所致。
(三)区域性经济周期增强而世界性经济周期减弱的研究
更多的学者研究了区域性经济周期的存在。所选择的区域范围主要集中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两个区域。Clark，Wincoop(2001)比较了美国各州的经济周期和欧盟内部的国别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指出无论在过去20年还是40年中，美国各州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都要强于欧盟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存在消除了由于区域边界而衍生出的大量交易成本和经济波动的非协动性。此外，Chiquiar，Ramous，Francia(2004)认为美国和墨西哥两国之间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加强，导致了美墨两国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增强。在东盟区域经济周期方面，DavidD.Selover(1999)研究了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传导的相互依赖性。他们主要考察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及东盟国家，与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之间的经济周期的国际传导，用主成分分析法、自回归分析法和光谱分析法研究了贸易量的相关性，并找到了东盟区域经济周期存在的证据。Choe(2001)研究了十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周期与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得出经济波动随着区域内贸易依存度的加深而具有显著的同步性。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世界性经济周期在减弱。Heathcote，Perri(2002)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以帮助理解冲击的国际相关性、国际资产贸易程度及宏观总量的国际关系等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他们的研究指出，1972至1986年间，美国与欧洲总量、加拿大和日本之间的GDP、就业和投资相关性分别是0.76、0.66和0.63，但在1986年至2000年间，这些相关系数降低了，分别为0.26、0.03和-0.07，他们认为，金融全球化导致国际借贷的自由化，从而导致资产风险的分散化，并伴随着经济的区域。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与其伙伴国之间的产出、就业和投资的相关性就大幅度降低了。JamesH.Stock，Markw.Watson(2003)研究发现，即使在七国集团内部，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也降低了，并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即出现了欧洲区域国家和英语语系国家各自内部的协同性增加。
三、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与传导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世界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特定国家冲击、技术冲击、石油冲击、需求和供给冲击等。Dellas(1986)研究发现，世界范围的共同冲击(如石油冲击、共同的技术进步等)是产生世界经济周期的驱动力量。康特和马克(CantorMark，1988)建立了一个两国家模型，每一个国家有相同的工业，但这些工业受不同的国家特色(主要以技术为主)的冲击。他们的研究证明经济周期风险来源于国家特色的技术冲击，而国际证券市场正是经济周期的媒介。Stefanc.Norrbin，DonE，Schlagenhauf(1996)指出，特定国家冲击和特定技术冲击是世界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而特定国家冲击是产出波动的最重要的因素。Bruno(1997)建立两国家、两产品模型，并假定国内外投资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以及资本的使用效率各不相同，结果表明，国内外投资品的替代弹性是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的重要变量，特定国家的技术冲击是造成两国经济波动的根源。MichaelBergman(1996)利用产出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VAR模型检测了德国、日本、瑞典、英国和美国等五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结果证明需求和供给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们还发现，德国、英国和美国三国的经济周期的频率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他们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误差方差的50％以上来源于供给冲击，日本和瑞典产出的90％以上的误差方差来源于供给冲击。
世界经济周期的传导渠道主要包括贸易传导和金融传导。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渠道的传导，近期的研究则更多关注金融渠道的传导，而这是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相适应的。Dellas(1986)的经验研究发现，经济扰动的跨国传导中，贸易条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并不能解释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国内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宋玉华(2007)等，其研究表明贸易发展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具有正相关关系。早期的研究中，金融交易主要是指国际货币借贷和国际资本投资，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利率在世界经济周期传导中的作用。Choudri和Cohen(1980)、Cantor和Mark(1988)、Baxter和Crucini(1995)等的早期研究确认了这些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和合理性。Daniel(1981)、Flood和Marion(1982)等的研究发现实际利率和相对价格是扰动跨国传导的因子。Blankenau等(2001)则从另一角度确认了世界利率在传导外部冲击方面的作用，能够导致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及产出等的跨国波动联系。Cantor和Mark(1987)、Stockman(1990)等认为资本边际产出是生产率冲击多国传导的重要因子。Jansen，Stokam(2003)从国际直接投资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在1995年以前，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投资关系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有关，那时密切的贸易关系一直是两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的重要原因。WilliamBlankenau，M，AyhanKose，Kei—MuYi(2001)认为作为世界经济波动向小型开放国家传导的众多的渠道之一的世界真实利率是世界经济周期向小型开放经济传导的重要机制，并指出世界真实利率对世界经济周期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和产出等。
四、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
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仅有较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胡鞍钢(1994)分区段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世界GDP年增长率波动特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1960—1979年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世界的相关系数非常小，而1980～1989年，相关系数相应增大。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以1987-2000年间的季度GDP数据为分析对象，得出中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为弱相关，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余芳东等(2001)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随世界经济的趋强而走强，随世界经济的趋弱而走弱，经济周期的“拐点”与世界经济动态的一致性越来越明显。
五、简单评论
现有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世界经济周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当前，经济全球化表现出新的特征，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复杂，世界经济周期的研究意义更加突出，其研究内容也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深化。首先，区域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互关系。当前世界经济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区域经济协动性增强，区域经济周期产生原因及其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其次，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传导渠道。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加之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联系已不仅是传统的贸易和金融。尤其是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经济波动及政策运用呈现明显的协同性。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周期产生原因和传导渠道的理论研究需要有新的突破。再次，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从现有成果来看，该领域的研究非常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