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3:21
序论：在您撰写国际经济合作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 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 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 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 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
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 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 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
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
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 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 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
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
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 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 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 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 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B.Klein)和莱福勒(F.Leffler)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
摘要：依据IMF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1982-2005年我国GDP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实际完成额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应继续推行对外经济合作的政策,充分利用对外经济合作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关键词：对外经济合作;经济增长;协整关系
1对外经济合作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IMF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的历年数据，对中国1982-2005年的对外经济合作（FEC）和经济增长（GDP）等时间序列进行经济计量实证分析，检验对外经济合作和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单位根检验。对GDP和对外经济合作完成额（FEC）数列进行平稳性的ADF检验，结果见下表：
说明：(1)D(*)表示对变量的一阶差分;(2)检验类型括号中的C表示检验平稳性时估计方程中的常数项，0表示不含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0表示不含时间趋势项；最后一项表示自回归滞后的长度。
由表2可知，GDP和FEC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他们都是非平稳序列；他们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也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二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通过平稳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具有二阶单整性Ⅰ(2)。
(2)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一组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该组合不具有随机趋势，那么这组序列就是协整的，从长期看这些序列具有均衡关系。协整检验从检验的对象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如Johansen协整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如CRDW检验，DF检验和ADF检验等。本文将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显示，u^t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确定u^t为平稳序列，
即u^t∽Ⅰ(0)。上述结果表明：GDP和FEC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用回归分析工具处理一个经济变量对其他经济变量的依存性问题，但并不能有效说明该经济变量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就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单向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经上述检验可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两种格兰杰因果关系：（1）FEC的变化是GDP变动的原因；（2）GDP的变化是FEC变动的原因。
2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对外经济合作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又会推动对外经济合作。
为了使我国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必须从以下方面推动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
(1)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主要分布在亚洲，同时近年来，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联系逐步加强，非洲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联系最为紧密的第二大洲。要想促进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开拓国外新市场，在发展亚洲、非洲和欧洲对外经济合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州的经济合作。
(2)在国际工程承包方面，资金短缺，规模小，市场范围窄、管理水平低仍然是困扰中国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对于中国公司而言，要扩大对外承包工程的规模和提高层次，减少过度分散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要求中小企业间实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大型承包企业兼并中小企业，鼓励中小承包企业相互合并、联合与资产置换。与此同时，中国公司也应该正视现实，拓宽融资渠道，改善管理水平，更广泛地开拓国际市场，使自己在竞争中求得发展。
(3)在劳务合作方面，应该在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我国劳务输出的层次，扩大国际市场分额，提高人员素质。要不断扩大我国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外向型人才队伍，因此，企业除了要通过各种培训方式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外，也应该把人才队伍建设纳入战略规划，制定出具体的目标、计划和实施措施。
(4)要逐步重视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援助。我国统计年鉴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只包括了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三项，随着对外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对外投资与对外经济援助也要引起高度地重视。
(5)企业之间强强联合，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张国清.对外经济合作在贸易结构调整中的作用［J］.国际经济合作，2004，（9）.
［2］李军.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新发展［J］.外交学院学报，2003，（2）.
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国际经贸商务发展迅速，并且面临不少挑战。作为法律文件的外贸合同也将在规范国际经贸运作，促进国际经贸发展，防范国际支付风险，巩固国际经贸成果等方面，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外贸合同订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外贸合同概述
外贸合同是买卖双方通过磋商就某项或某些商品在国际间的买卖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而达成的书面协议，是外贸文件中最常见的形式。国际货物买卖正是以这种合同为中心进行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都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倘若发生不属于不可抗力或其他免责范围内的不符合同规定的行为或不行为，就构成违约，违约方就应赔偿对方因此而造成的失。如违约方不赔偿或不按对方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对方就有权视不同情况采取合理措施以取得法律保护。
一般而言，构成一项有效的外贸合同的必备条件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是买卖双方当事人应具有法律行为的资格和能力；其二是国际贸易合同是买卖双方的法律行为，不是单方面的行为，所以，必须双方当事人表示意思一致，这种合同才能成立；其三是国际贸易合同是商务合同，是有偿的交换；其四是合同的标的和内容必须合法；其五是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审批手续。
二、外贸订立中存在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争取合同文本的起草
当买卖双方就交易的条款经过频繁的磋商与函电、电邮往来，达成一致意见后，就进入合同签约阶段，于是有了合同由谁起草的问题。一般来说，合同文本由谁起草，谁就容易掌握主动。因为口头洽商的内容要形成文字有一个过程，有时仅仅是一字之差，意思则有很大区别。合同起草的一方在合同拟写过程中，可以根据双方协商的内容，认真考虑写入合同中的每一条款，斟酌选用对自己有利的措辞，安排条款的顺序或解释有关条款。而对方即使认真审议了合同中的各项条款，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对词意的理解也会不同，很难避免不出漏洞。所以应重视合同文本的起草，尽量争取起草合同文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要与对方共同起草合同文本。起草合同的文本，需要做许多工作，这可以同谈判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
2．注重外贸合同的中英文翻译
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业务中，合同一般都采用中英两种语言文字写成，而且两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在实际业务中，经常需要对合同条款进行翻译。一般认为，涉外合同的翻译需要注意以下四点：一是忠于原文。即译文要忠实再现原文的涵义，不能有任何的违反和疏漏，尤其对合同的前文（Premble），及本文（body）中的具体条款（specificconditions）和有效期限（duration）的翻译要特别慎重。具体来讲，对于价格条款、数量、单价等重要数据万万不可以译错，否则很可能会因小的疏错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二，符合国际贸易惯例。一个合同的当事人对于对方国家的习惯解释，往往不甚了解，常会引起当事人之间的误解、争议和诉讼。为此，一些国际组织制定了在国际上已被广泛采用的规则，形成了一般的国际贸易惯例，最典型的就是贸易术语。而英语合同的格式、条款、用词和符号等也都应该按照该行业的国际贸易惯例翻译，力争做到对合同的翻译符合国际贸易惯例。其三尽量使用规范的法律用语。由于依法成立的合同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起草合同的业务人士习惯使用法律术语，以显示其准确、规范、威严的特色。因此，翻译过程中，尽量使用确切的法律名词、术语和用词，使译文准确而不含糊，严谨而无漏洞。
3．各种贸易术语慎重使用
在国际贸易中，最常用的贸易术语是FOB，CFR和CIF。这三种贸易术语有许多相同之处，如风险都是货物在装运港有效越过船舷时由卖方转移给买方；交货地点都在装运港船上；三者都属干象征货，即卖方凭单履行文货，买方凭单履行付欺，只要卖方提供正确、齐全的符合合同规定的单据，买方就要服行付款义务而不管货物。但在实际业务中，三种贸易术语对买卖双方所承担的风险又有所不同。
设计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基础到专业应该是循序渐进，不能将两者分开，手绘表现技法课程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技能课程结构中必修的技能基础课程之一。以培养环境艺术设计行业人员必须具备的创造性思维和专业素质、职业技能为开设目标，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一般是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课，是学生刚学完美术基础课程向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课程过度的一门课程，是连接前面基础课与后面专业设计课的桥梁，通过本课程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较好的完成环境艺术设计的草图构思和展示构思的最终效果，使它在课程结构中获得重要的功能位置，受到广泛注意，引起不同方法讨论。
二、手绘表现技法课程传统教学模式反思
随着科技的进步，计算机软件的运用，手绘表现技法已由传统的精绘型逐渐过渡到快速高效型，手绘表现技法也已经成为设计师收集资料、训练观察能力、深化设计素养、提高审美修养、培养创作激情和迅速表达设计构思的重要手段。而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学习手绘表现技法课程时没有具体的思考表现技法课程本身的意义和目的。这是因为许多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美术都是以绘画艺术为手段，把自己主观感受和想法表现的太多，因此，在上手绘表现技法课时，他们也会把它当成绘画艺术来学习，没有弄清楚学习手绘表现技法的目的和意义，这也是学生对市场和企业不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表现出高质量适用的手绘图是不现实的。根据这种情况，结合当前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特点，应与企业合作来共同完成这门课程教学。但这里要引起老师注意，有许多学生认为有计算机和软件，手绘表现技法就没有必要再去学习，做作业时上网搜一搜，所以上这门课更需要与企业合作，让学生了解手绘表现技法在企业实践中是怎样应用的，知道手绘表现技法课程重要性，他们学习才会有主观能动性，上课效率就会达到事半功倍。
三、校企合作下手绘表现技法课程“1+X”教学模式研究
1.实行“1+X”教学新模式。
这里“1指学校，X指多个企业”实行校企合作的多“工作室”制模式。教高[2006]16号《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模式，校企合作模式就是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的职业教育培训模式，这是职业教育目前最具前景的培训模式，除了传统课堂教学，还需实践和生产指导等，单靠个人是很难完成的。因此，为了优化教学资源，实行“1+X”教学模式---即充分发挥学校与企业合作的优势，将学校老师与企业设计人员组成教学团队，共同进行集体备课和上课的“协同式”教学新模式；方法上以“任务驱动”为导向，运用以完成“工作过程”为目标的“多元化”“项目化”实施教学，在基础课教学中就强化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的培养，把模拟仿真、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等有效方法融入基础课程教学之中。
2.实行“1+X”教学新方法。
这里“1指传统的教师授课，X指多个企业人员授课”。以手绘表现技法课四周课程为例，我们目前采用传统阶段教学与校企合作下的项目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根据现在学生学习情况，刚开始授课时，学生基础相对簿弱且从绘画方式转变过来还有一个过程，“1+X”教学新模式----即前二周采用传统的阶段教学方法，通过教师理论讲授和大量作用训练，让学生对透视、尺度感、质感及手绘图工具等熟练掌握。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作业量，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使学生对手绘表现技法有一个较好的基础；二周训练之后，引进企业设计人员进课堂，校企合作共同培养，由校内到校外循序渐进地进行，在技能基础课中强调对环境设计专业的适应性，这些外聘老师结合自身在公司里的实际课题同学生讲解沟通，让学生参与完成一些小型真实项目，实现学生技能提高。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学生与本科院校相比一般学习能力不强，特别是基础理论课程，而校外这些项目有实践性学生很感兴趣并能学到更多实用知识，帮助学生顺利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过度，为下一阶段专业核心课打下基础。
3.实行“1+X”考核新模式。
这里“1指教师，X指学生代表和企业人员”实行“学校、企业、学生”共同考核模式。传统考核模式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拔尖人才脱颖而出；职业学校对学生的评价主要以课程考试分数定优劣等等，重知识的记忆、轻能力的掌握；重终结性考试、轻形成性考核、重统一的规格要求、轻学生的个性发展束缚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传统考核模式中任课老师一个人打分，难免会有个人情感在里面，老师打分很少与学生沟通，学生不知道自己成绩为什么好与差，成绩也比较片面，许多学生对自己成绩有异议，这种结果下会打击许多学生学习积极性。为了使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能够顺应时代的需求服务地方经济，我们应该采取多项措施和方法对学生个性创造、艺术表现能力、设计意识、设计制作实践能力及职业特点进行考核；教学质量的好坏是由第三方来检验的，以此来反映课程教学的合理性和改革实施的实效性。“1+X”考核新模式----即实行“学校、企业、学生”考核模式，引入企业标准，联合企业共同考核，采用学校任课老师、企业设计人员和学生课代表共同组成一个评审小组，评审小组对学生作业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然后给出成绩，再把评审小组每个人打出的成绩平均，将基础技能课教学与职业核心技能和企业制定的项目实训标准相结合，得出每个学生手绘表现技法课程考核成绩，总评成绩时还要参考每个学生课堂表现和学习态度。
四、实现校企合作下手绘表现技法课程与专业技能核心课程的无缝对接
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在专业核心课程方面的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而与此相配套的专业技能基础课程的改革却少有问津跟不上专业改革的步伐，部分院校甚至存在有轻基础重专业的意识倾向。通过手绘表现技法课程“1+x”新模式实施，强化了专业技能基础课程“知识+技能+应用”，强调对专业技能核心课程的适应性，为今后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做准备，实现专业技能基础课程与专业技能核心课程的无缝对接。
五、结语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
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
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论文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平等互利
一、引言
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应有其基本原则，没有基本原则的法律不可能作为法律存在。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理应有其基本原则存在。但在国际经济法学界，国际经济法具体包括哪些基本原则，则是众说纷纭。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主张：一、.国家对天然财富与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经济合作以谋求发展原则及公平互利原则；二、经济主权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全球合作原则以及有约必守原则；三、国家主权和对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及履行国际义务原则。
本文认为上述学者均从一定的角度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进行了较好的分析和说明，但也存在一些缺陷或不足之处。有的把具体原则当做基本原则，有的把国际公法领域的基本原则拿来当做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的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不够全面等等。
为了进一步探讨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以更好地指导国际经济法向前发展。基于此，本文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提出点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各学术前辈。
二、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含义
“原则” 一词来自拉丁语的 “principium”,有 “开始、 起源、 基础、 原则、 原理、 要素” 等含义。在英语中 , “原则”一词的对应词是 “principle”,它具有如下含义: “(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真理或学说 ,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和来源; (2)确定的行为规则、 程序或法律判决 ,明晰的原理或前提 ,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 ,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 ,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分的实质 ,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分” 。在汉语中 , “原则” 中的 “原” 字是“源”的古字 ,有 “根本、 推求、 察究、 原来、 起初” 之意。 “则” 是规则之意。 “原则” 的现代意义是指观察、处理问题的准绳。通过以上几种语言的语义分析可以看出 , “原则” 有其他规则的来源、 依据或基础之意。这样 , “原则” 的核心语意应是根本准则。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的指导性的法律原则。本文认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三大原则：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
三、国家经济主权原则
所谓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指的是每个国家对本国的全部财富、自然资源以及全部经济活动，都享有并且可以自由行使完整的、永久的主权，其中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经济主权原则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构成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是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国对本国内部以及本国涉外的一切经济事务，享有完全、充分的独立自主权利，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这是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总体现。据此，各国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经济制度，并按确立和发展这种经济制度的需要，一方面独立自主地制定各种内国的和涉外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另一方面，独立自主地对外缔结或参加各类国际经济条约，开展对外经贸往来，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压制和威胁。
（二）各国对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各国境内的自然资源是该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永久主权宣言》明确规定：“承认各国享有根据本国国家利益自由处置本国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尊重各国的经济独立。”“建立和加强各国对本国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的主权，能够增进各国的经济独立。”基于这一原则，《永久主权宣言》特别强调：“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而实行的国际合作，不论其方式是公私投资、交换货物、交换劳务、技术援助，或是交换科学情报，都应以促进这些国家的独立发展为目的，并且应以尊重这些国家对本国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主权为基础。”
（三）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
《宣言》和《》 一再强调：东道国对于本国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完整的永久主权，并且突出地强调对境内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的管理监督权。基于此，外国企业或公司在东道国的一切经济活动必须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和政策，一切有违该国法律和政策的活动必须被禁止。这种规则的理论基础或理论依据在于国家的属地管辖权。
（四）各国有权对境内的外国资产进行征收或国有化
对于境内的外国资产，各东道国只有在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时才能对其进行征收或国有化。因为它来自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东道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征收外国资产，否则对外国资产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外国投资主体在东道国的投资，从而最终影响东道国本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东道国在本国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对外国资产进行国有化或征收，只是在公平合理的前提下东道国必须给予充分及时的补偿。
上述是对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内容的阐述，从中可以看出经济主权在一个国家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中国学术期刊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主权原则是平等互利原则和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的基础和核心。
四、平等互利原则
所谓平等互利原则法学论文，指的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富贫，在国际人格上一律平等。任何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关系中不容许要求任何特权，不容许要求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能以损害对方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更不能以牺牲或榨取对方为目的，只能以互利为基础。实践表明，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互利，也只有真正实行互利才能贯彻平等原则。
在国际经济领域，平等互利原则不能只从商业意义上理解，例如，在特定国际经济交往中双方获利，而应视为与主权、独立和经济自决等密切相关。
这里之所以提到平等互利原则而不是公平互利原则，那是因为本文认为平等之中就已经包含了公平。没有公平就谈不上平等。公平互利是平等互利中的应有之意，理应包含其中。因此对于坚持公平互利原则的观点值得商榷，本文认为坚持平等互利原则的观点更合适。
五、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
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指的是国际经济法主体在全球经济领域中应展开最广泛的合作，以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经济已经渗透都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人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与一体化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需要社会进一步加强合作才能实现这美好愿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哲学领域中的真理。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其物质基础在于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可估量，因此开展全球经济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此举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社会的和平稳定。
对于全球合作原则或国际合作原则的提法，本文认为不妥。全球或国际合作的范围比全球经济合作的范围要广得多，例如，全球合作包括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的合作。因此全球合作或国际合作原则范围太广不能适用于国际经济法领域，本文认为只有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更能适用于国际经济法这一独特的法律部门。
对于有约必守原则能否成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本文持否定态度。有约必守原则是国际公法领域中的一项古老的原则，如果把此原则拿来当成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话，就会出现矛盾。因为之所以是基本原则，指的是在某学科领域中起指导性基础性作用的原则，因此某一基本原则只会属于某一学科，不会存在某一基本原则同时适用于两门或更多学科中。基于此，本文认为有约必守原则是国际公法中的基本原则，而不能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中的基本原则。
六、结语
国际经济法的上述基本原则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其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基础，平等互利原则和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是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内在要求。平等互利原则强调作为单个的国际经济法主体间的平等，而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则着重于所有国际经济法主体在全球经济领域中的合作。二者各有其侧重。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原则这三大原则共同构成了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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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第一部分，第6条。
一九八三年七月，她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原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编辑室工作，从那时起，她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国际经济合作》杂志，献给了对外经济合作事业。从1983年参与编辑《国际经济合作》内刊，到1986年参加《国际经济合作》杂志创刊和公开发行工作，再到担任杂志的领导职务，在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10期长期的编辑和领导工作中，她策划和组织了很多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选题，组织和采写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稿，编发了大量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章，扩大了刊物的社会影响力，为国际经济合作杂志社的建设和发展，也为促进我国国际经济合作理论和实务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听到林玫主编英年早逝的噩耗，很多生前友好、作者和读者纷纷来电，表示悲恸之情。正如讣告所写：“林玫同志与人和善、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赢得了同事、作者和读者的广泛好评和尊重。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中，她特别注重提携青年学者，支持和帮助青年学者发表文章，还参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等院校国际经贸专业学位论文答辩专家组的领导工作，为培养青年学者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我们每一位同事的心目中，她永远在微笑，永远是那么积极乐观、热情开朗。在我们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困难时，她给我们劝慰和信念，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亲如长姊般的关怀和温暖。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在讣告中评价：“林玫同志廉洁奉公、襟怀坦白、淡泊名利、谦虚谨慎、为人正派。”这正是对她一生高尚品德的中肯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