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3:10
序论：在您撰写西方文学理论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从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和知识积累历程。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外来学术文化资源，尤其是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的输入和传播，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设的基本知识背景和主要学术源头之一，影响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活动的现实走向。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学术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们，在西方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熏陶和装备之下，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以令人惊诧的学科跨度，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最初的言说和构建。20世纪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和影响，在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渴望和需求的同时，也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改造成了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显露出其学理上的贫弱与尴尬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人们继续延续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激情和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建设，就其基本的学术依托而言，是人们不断借鉴外来学术资源、不断集体学习的结果。
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的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年，中译本年份，下同）、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年）、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年）、《长满书的大树》（1993年）、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年）、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年）、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年）、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年）、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年）、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年）、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年）、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年）、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年）、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2008年）、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年）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二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几位研究者、译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推出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译丛”第一辑（四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英国学者彼得?亨特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等译）、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以彼得?潘为例，或论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三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儿童文化领域，致力于寻求和探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探求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研究话题的重要丰富与拓展。这一研究视野的开拓在本辑丛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例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除了探究儿童文学及其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探讨了诸如玩具、电视和电影是如何影响体验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等话题，其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本人也是对于儿童文化始终保持学术敏感的一位研究者。早在1982年，他就为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编辑了题为“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Commercial Culture for Children: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Books）的专栏，其中收入了包括大众市场与儿童玩具、当代少年电影趣味趋势、儿童电视观看等话题在内的九篇论文。其后，儿童文化、尤其是儿童通俗文化也一直是诺德曼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样，《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将传统童话和现代童话纳入到广阔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加以分析；而作者齐普斯从来不把童话的呈现仅仅限定在纸本意义上，他的许多研究都是以当代童话电影、卡通等为对象展开的学术探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就专辟一章，就迪斯尼动画的“神话”性进行了“祛魅”分析；而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齐普斯的分析也时常跳出印刷文本的限制，将童话的现代呈现媒介也同时纳入论述范围。《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等的研究置于错综复杂的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探讨，同时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和意识。
论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对象，梳理读者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上述理论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成熟。启蒙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对于文化工业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如果说启蒙价值的核心在于“对完美的追寻”，那么如何在它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难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
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著，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
论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对象，梳理读者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上述理论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成熟。启蒙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对于文化工业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如果说启蒙价值的核心在于“对完美的追寻”，那么如何在它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难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
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著，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
论文关键词： 西方文学理论 读者问题 高雅文化 大众文本
论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对象，梳理读者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上述理论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成熟。启蒙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对于文化工业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如果说启蒙价值的核心在于“对完美的追寻”，那么如何在它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难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着，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
［3］［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8.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话语；福柯
“语言”是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备受瞩目的关键概念。在哲学领域，“语言”成功取代了“思维”、“意识”、“经验”一跃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语言问题提升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西方哲学在继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学转向”。而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则引发了西方几乎整个人文学科认识论以及研究范式的变革。20世纪文学研究更是深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尽管各流派的研究角度和批评方法不尽一致，但都表现出对语言的极大关注，语言不再充当媒介或工具的角色，也不是客观镜像，而是文学的本体特征，语言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在高等教育的这一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研究正趋向于文化研究、语言过渡到话语等现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追述到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构建。索绪尔立足于将语言学创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为两大支柱构筑了其理论体系。他对语言的阐释，坚实地把语言置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抽象术语之中，他对语言(1angue)与言语(parole)的界分使语言摆脱实证主义和个体行为的纠缠，成为可以客观把握的自在自为的研究对象。而共时性(synchrony)与历时性(diachrony)的区分则使语言学逃脱了历史学家的监护，语言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处于历史链条上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而应该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的构成一个系统的共存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引发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向，即由对语言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索绪尔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语言界定为符号体系，任何符号都由能指(signfi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索绪尔的符号只关心能指(声音意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把现实和指涉物置于研究领域之外。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语言中其它符号的同时共存3，即语言符号的价值体现于差异与关系之中。因此无论从构成符号的概念方面看，还是从物质方面的声音看，或者从作为整体的符号看，语言中只存在差异。差异意味着价值，价值来源于语言系统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驱逐了意义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符之中，语言被视为一种形式而非实体，这是对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革。这样一种形式化使其在描述语言时走向极端，以至于形式化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
索绪尔为语言学确立的系统观念以及高度形式化的方法为20世纪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范式，也为自此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相继问世提供了原初动力。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孕育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理论与方法。
二、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
首先把索绪尔的语言观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拒斥盛行于19世纪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反映论，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关系上，他们看重后者，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这无疑暗合了索绪尔视语言为形式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者超越具体的文学作品，努力挖掘文学之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所谓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来自文学的语言和结构，来自形式而非内容，文学批评应该从感觉形式开始，因此语言成为形式主义者研究的中心。
该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j)提出的“陌生化”原则具体体现了形式乃审美之目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还直接将语言学的模式用于诗学研究。他们从语音学、语法学、音位学、语义学、节奏、格律、词汇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学，直接推动了语言学与文学的联姻。形式主义批评促进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平行并独立发展起来的英美新批评同样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立足于作品本身，重视对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的细致研究。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Re Wellek)在其与沃伦(RobertPenn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型。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完成了文学由外在研究进入内在研究的转折。在研究方法上，新批评派重视对单一作品的语义学分析，强调语言的多义性与含混性，突出语言的修辞功能。新批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给后起的结构主义文论以重要的启示，使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对文学作言语与语言，所指与能指，叙事与话语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继续拓展的基础。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思潮使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得以最为广泛的贯彻。列维一斯特劳斯(ClandeLZwi—Strauss)将结构主义语言方法用于对亲属关系、图腾制度以及神话等非语言学材料的解释。就文学研究而言，其主要贡献在于神话学。列维一斯特劳斯将看似零乱的神话分割成一个个“神话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结构系统。在神话的叙述中，各“神话素”如同语言单位在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两条轴上同时活动，从而形成千姿百态的故事。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模式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对于文学整体系统及作品结构的分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拉康(JacquesLaban)则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纳入精神分析的领域，提出了无意识在结构上与语言及其相似的论断。他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运用于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主体的意识正像是能指，而无意识层面就像是所指；由于总是要用能指来解释所指，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拉康借用并修改索绪尔的概念和运算法则，将精神分析学现代化，使之更适合于文学批评。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将自己理论运用得最有成效的一个领域。普罗普(VladimirPropp)对俄国民间故事的归纳直接启发了格雷马斯(Algirdas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和托多洛夫(TzvetanTordorov)的《(十日谈)的语法》二者都试图从故事中发现叙事的“语法”，总结叙事结构的共同性，借助语言学模式来分析作品的结构模式。罗兰·巴特(RolandBanheS)的《符号学理论》则使索绪尔模式广泛地存在于形形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他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把各种活动和对象当作符号，当作意义得以传播的一种语言。巴特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索绪尔将一切人文科学统一在符号研究之中的雄心。在文学研究中，巴特强调了语言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而不是在“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其论著《写作的零度》进一步强调了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而字词即语言形式独立性的发现致使创作主体不再拥有支配和调遣字词的权力，后者通过其非连续性的组合，生产不确定意义的机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状况。巴特前期的文论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学模式和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符号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介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领域，推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语言形式，刻意追求语言学式的科学性，机械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种视文学为封闭而孤立自足的现象必然是片面的。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与主体作为形式主义的对立面重新受到关注。在这种理论思潮下，语言不再是能以科学的法规的精确性加以研究的一个客体。语言必须被放到社会语境和社会活动中来理解。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取代语言的形式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
三、从“语言"到“话语"
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突出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语言不是对既存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地生产意义，建构社会现实。然而语言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自身并不能直接说明意义生产机制的运作，因为在一种文化中，意义常有赖于各种较大的分析单位——各种叙事、陈述、所有通过各种文本起作用的话语等。“‘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于是话语逐渐代替了“语言”成为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个中心概念。
在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话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这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福柯的话语理论考察了话语在主体与客体塑造中的作用。主体既不是先验的、超然的，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它是通过自由的或是受支配的实践而被构造出来的。在话语场中的客体总是被话语所支配，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论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文学是一种话语，而且是一种掩藏着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的话语。文学创作是权力话语的生产，作家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力。而文学史对作品的筛选以及对经典的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的投射，同时文学批评也参与了话语的再生产。因此“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将是问题之关键。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全部领域，是对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的突破。而话语本身又与意识形态、性别、种族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话语理论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流派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话语理论与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主张在文化和历史的张力中研究文本，认为一切阅读都不仅是针对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了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新历史主义考察文学如何诠释、介入被“历史化”的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二者又如何在互动中被建构。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人为构造的产物，历史文本中事件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不过是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种类似于文学家编造故事的虚构活动的结果。“历史的文本性”否定了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学除了提供历史以某种叙述框架和编织技巧外，还参与着历史的建构。
女权主义批评通过话语分析，寻绎女性在文学中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如何被呈现和塑造的以及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在文学中的运作踪迹。在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主置，她们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玩物。男性不断在文学中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与要求的女性形象。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力图通过挖掘被男性文学史所压抑、遗忘、湮没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从而将女性被男性话语遮蔽和覆盖的真实声音传达出来。
后殖民批评是在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解构和颠覆中产生的一套与殖民主义针锋相对的话语。殖民主义话语一面弱化、贬抑、否定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历史意识，一方面宣扬、抬高西方宗主国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精神异化来实现殖民统治的长久和稳固。后殖民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对东方主义观念的批判被视为后殖民批评的开始。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分析了作为主体的西方如何对作为他者的东方进行文化想象和阐释，并揭示了殖民主义如何利用话语建构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维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后殖民批评通过对殖民文本的改写、反讽从而达到颠覆、瓦解殖民主义话语的目的。
一、认知策略上体现的科学的学习方法
1、尝试错误法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目标经常先确定一个解题的方向，选用某一方法试探性地力求达到解题目标。如果这种试探过程毫无结果，或许就可以从这一错误方法中获得正确解题的启示。这种做法就称为尝试错误法。
在解题过程中可以通过尝试错误更加深入地理解概念、规律的实质；通过尝试错误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归纳出科学的方法。
2、小结的作用及进行
当学习告一段落时就需要进行小结。小结些什么？如何进行？这是一个“二而一”的问题。可以通过下面的顺序来实现：
（1）首先考察知识的类属、性质、意义。
考察知识的类属即是要将所学知识归到一个知识体系中去，形成新的知识体系。考察知识的性质、意义即是要从不同角度去认识知识的本质及它的作用。
（2）对知识结构与认知结构的理解：理解知识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本质、相互联系及差异；掌握解答各类课题的规则、方法、和步骤，形成一定的认知结构。
（3）对知识间因果关系的理解：认识某一物理现象为什么会发生；某一物理状态、物理过程在某种条件下可能产生的结果。
（4）对逻辑关系的理解：认识概念、规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与相应的依存与类比关系。
小结的目的从本质上是深入对知识的理解。关于理解要经历以下阶段：关于知识字面的理解；关于知识的解释（能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说明。或举例、或论述）；关于知识非本质的认识（能够区分本质与非本质因素）；关于知识在新情境下的应用。
3、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乃求知之捷径
如何才能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首先，需要明确认识对象之间的在内容与方法上共同的本质因素，而后才能“触类”。但这只是“旁通”的前提。知识之间、技能之间的共同因素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重要客观条件。
其次，更关键的是学习者已有知识经验的概括化水平与新课题类化的能力。已有知识经验的概括化水平高，能够反映物理现象、过程的本质（则能够“触类”、“举一”），就能够根据新课题的特点准确地对课题进行分类，就会避免根据表面特点进行猜测、盲目尝试、或者不顾条件死套公式（就能够真正做到“旁通”、“反三”）。
4、原型启发——创造的源泉
当我们进行创造性思考、解决问题时，从其他事物中得到了解决问题的启示，从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我们把这种具有启发作用的事物称作“原型”。从本质上说，原型之所以有启发作用，主要是因为这一事物本身的特点和属性，与所要创造的东西有相似之处。
物理学中的原型可以通过学习过程建立。在学习中，物理学概念模型（如质点、理想气体、点电荷等）、物理过程模型（如各种典型运动过程、碰撞、反冲等）、典型的解题过程（方法、技巧、思路）等都可以抽象为学习者头脑中的“原型”。
为了获得原型，在学习中应该注重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技能的学习及训练；注重典型例题的学习与思考；注重典型物理过程的分析；注重归纳思路、方法、技巧。
二、智慧品质特征对“如何学习”的启示
人的智慧能力不是根据他在模仿的基础上能做些什么或在详尽的解释以后能掌握些什么来判断的。
人的智慧表现在：相当独立地掌握或“发现”对自己来说是新的知识，在于他在解决新问题时把这些知识迁移到新的情景的广度。
1、“它”是什么？“它”不是什么？
智慧的最重要品质之一是它的深度。这个品质表现在人掌握新材料、解决问题时能抽象各种特征的本质的水平上以及对各种特征概括的水平上。
在学习中，智慧的深度体现在学习新知识、解决新问题时能明确新知识、新问题的本质，能够知道“它”是什么？“它”不是什么？并能够形成关于它们的简约的概括。
在学习新知识时为了达到把握学习对象本质的目的，学习不妨经过如下的顺序：
（1）明确新旧知识的结合点。
（2）比较新旧知识的异同。明确新知识的构成要素。
（3）新知识的各种不同表述及其应用的可能性。
（4）新知识没有别的用途吗？解决问题时假如用别的代替？假如去掉新知识表述中的某些条件?假如将其叙述反过来？
2、发散与无限——创造力之源
“想当然”乃思维中的弊端。想当然的事情，可能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把你的思路向各方面展开，奇迹就会在你面前出现。
智慧的最重要品质之二是它的灵活性。在学习中创造性思维的前提是，不仅广泛地运用已掌握的知识、而且要克服以往经验的障碍、脱离思维的习惯的束缚，解决知识同问题情景要求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学习者必须克服以往经验、思维习惯所带来的“想当然”，将思路向各个方向尽可能地发散，以便新颖而独特地用知识解决问题。
例如：在中学物理中“如何确定物体的受力？”。对这一命题可以进行发散思考：可以从力与运动关系中、力对时间的累积效果中、力对空间的累积效果中等几个角度去思考。
3、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智慧最重要品质之三是它的稳定性。对学习者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区分出学习对象的本质特征，而且在头脑中要保持着它的全部特征，根据这些特征进行操作而不受所分析情境的外部、偶然特征的重大影响，即是保持智慧的稳定性。将学习对象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被分割的部分进行把握，能够更好地认识学习对象的本质。
掌握事物之整体，作为人认识世界的特性之一，乃是达到顿悟的关键所在。
4、用心感知自己的思绪
智慧的最重要品质之四是它的自我意识性。学习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活动、使自己的思维活动成为解决问题的主体的思维对象，便能揭示自己思维进程中的错误及其原因，并能够找到纠正它们的方法；同时还能用词或其他符号表现思维活动的结果（如新形成的概念和规律的重要特征）、借以找到形成这种结果的方法。学习者可以在学习中不断地去反省自己的思维活动，增强思维的自我意识，提高思维能力。
5、独立思考些什么？
智慧的最重要品质之五是它的独立性。即学习者在运用新知识方面的独立性。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者能够自觉提出学习的具体目的
学习的目的性是学有所得的保证。有目的的学习可以激发较强的心理能量，为完成学习任务创造了良好的心理条件。
学习目的的确定应该分散到每一次的学习中，即每一次学习应该提出具体且可以达到的目标（如做什么、做多少、做到什么程度），以此来避免由于缺乏目标而迷失方向，避免学习计划落空。
学习的目的性更应该体现在课堂上。在听新课之前应先预习提出问题，以此来确定听课的目的。这样才能在课堂上处于主动的地位上，才能明确学些什么，才能在释疑中产生学习的兴趣，从而培养出学习的兴趣。
（2）学习者能够独立发现并提出问题
独立发现并提出问题，需要学习者对学习对象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可以从“求同”、“求异”、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逻辑关系等角度对学习对象提出问题。
（3）学习者能够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假设并独立地解决这些问题。
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很多情况下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一个物体向东获得一个瞬时冲量后将做什么运动？由于受力情况未知，需要做出假设。再如：关于被动力（弹力、摩擦力）的大小和方向的假设。
三、学会思考优化思维
1、正确处理分析与综合的关系
解题中的分析与综合的关系：创造活动的本领，首先在于综合——现状的再构成。分析不过是旨在实现综合——现状的再构成的准备阶段。必须认识到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分析，换言之，是以怎样的综合为目标进行分析的。尤其在解题中，我们的分析从哪里开始？分析什么？怎样分析？如此等等，都需要先对问题有一个综合后而达到的整体的认识。
2、怀疑与否定——思维升华的必经之路
二元对立统一是自然界和心理世界都遵循的规律，在物理世界中当然不能例外。物理概念、规律的本质与其非本质是对立统一的。本质与其非本质都强调着自己而否定对方。但另一方面，它们又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必要前提，没有自己当然也就没有对方，而没有了对方，自己也就不复存在。
在物理学习中要敢于对既成的理论提出怀疑和否定。在怀疑后的探索中，更清醒地认识其非本质，最后达到对其本质的把握；在否定后才能创建新的理论。
因此，我们要在观念的对立面之间撑渡思想之舟。把思想不断地推向其否定之否定，便会在这一对立与统一的运动之中有所创见，使思想得到升华。
3、妨碍思路的因素。
在学习过程中思维的流畅性是学习成功的重要保障。如何锻造流畅的思维？在客观上，呈现的学习对象的复杂程度固然是影响我们思考的因素，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从主观上找寻妨碍我们思路的因素。从主观的角度看，以下几个因素值得考虑：
（1）克服个人中心倾向。在思考的过程中，“想当然”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不假思索认为它是什么，而没有认真地去考虑它真的是么？应该时常将自己摆在旁观者的位置上，全方位去审视学习与思考的对象。
（2）在思维过程中加强自我提示。思维遇到困难造成间断，要变得流畅起来，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提示：为什么是这样？怎样才能解决？如果…就…、还有哪些可能的解决方法？如此等等。
（3）要选择最佳的思维角度与思维起点。从哪个方面或角度去思考？比如，求电势差U?是从其定义出发？还是从功能关系出发？亦或从电场的性质出发？是从整体的角度还是隔离分析？是先假设判定吗？还是先进行等效变换？等等。思维从哪里开始？是从问题开始还是从已知条件开始？或者从物理过程中的某个位置开始？
4、加速思路变换的方法：
（1）改变条件考察内涵的变化。
物理学的概念、规律等都是有其存在条件的。着意改变它们的存在条件，考察它们内涵的变化，明确各种制约关系，为由此及彼、及它的思路变换做准备。物理问题的解是与特定的条件对应的。改变物理问题的题设条件，考察解的变化，并从这种变化中归纳出解题的各种思路，从而使思路灵活起来，能够快速变换思路。
（2）求同训练。
“求同”是指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上，不断地对所学内容或已做过的习题进行考察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点。这种共同点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条件上的、结论上的、形式上的、物理过程上的、思维方法上的、解题技巧上的等等。求同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进行类比思考、对命题进行题目归类，选择思路、方法、技巧，加速思路变换做准备。
（3）从现状出发探索目的——有没有别的用途？
物理学中的牛顿第二定律研究了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它除了能够已知其中两个量求第三个量之外，它还能够干什么？它与其他两个定律联合起来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它能否与动量定理、动能定理、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联合解决问题？解决哪些问题？
5、向目标收敛、自目标发散——“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心理学家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在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时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思考方式，或者遵循着什么样的解决的方式，常常是由具体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形式所决定的。在物理问题中，常见的问题是以具有固定的必然唯一的答案为特征的。比如，物理问题常常是明确地要求：求移动的距离是多少，求电路中的电流是多少，求速度是多少，求时间是多少，求电压是多少，求弹簧的最大弹性势能是多少（这些问题源自2000年高考物理试题计算题部分）。由于这一类问题总是有一个固定的唯一解答可求，也就好比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目标，使我们的全部思维活动都指向这一目标，围绕着它而展开。
由于在这类问题中，答案本身以某种变化的形式被呈现出来，我们首先就认定确有答案可寻。于是，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受这最终的答案所支配，都试图向答案逼近。这就形成了一种思维的方式：指向性思维或收敛思维。我们思想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目标所检验，而不受其前一个环节所制约。
进行收敛思维，贵在恒心，利在方法。
自目标发散是收敛思维的逆过程，称为发散思维。发散思维是指`从问题出发围绕问题开始思考，通过递推从未知达到已知。这是解决复杂问题常用且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
四、心理因素对学习的影响
1、动机对思维的影响
思维活动是有目的的。心理学中，推动和指引人们去从事某种活动的内部动因被称为“动机”，它能唤起行动，使活动指向一定的目标，并在相当的时间内维持这一活动。
对任何事情都毫无兴趣的人，或者即便有，也很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维持的人，或者那种对既定目标缺乏执著追求的热忱，尤其在挫折面前少有毅力、丧失信心的人，是很难在其思维活动中有所建树的。一般来说，动机水平很低的人，其思维活动也必然是很贫乏的。但，动机太强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于目的物，其知觉、思维活动的领域变得十分狭窄，并且思维变的僵化，难于在不同的策略之间灵活转换，容易“认死理儿”，“钻牛角尖”。当我们的动机太强时，乃是处于欲望不可遏制之态，已丧失理智。要知道，“欲速则不达”。因此，应把动机调节到适度的水平上，使我们的思维处于最优水平。
2、情绪的参与——思维的催化剂
像恼怒、厌烦、沮丧、恐惧等负性的情绪破坏了对待问题的积极心态、对可能的线索具有的敏感以及对种种策略选择上的灵活性，从而严重地阻碍了思维的加工。而另一方面，成功所带来的极大的喜悦，过渡的兴奋、机动或满足后的松弛，也同样不利于信息的加工，从而影响思维的正常有效地进行。
良好的情绪状态——良好的心境：（使你的一切体验、活动都带上良好情绪色彩且相当持久的心态）是使你的思维被易化的心理基础，对你的思维具有效果良好的催化作用。
3、意志的作用
认识过程离不开意志的作用。意志促使认识过程具有目的性和有效性，从而使认识广阔而深入，并有一定效果。特别是当人们从复杂情境中探求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过程遇到阻抑时，意志对认识过程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同时，意志有调节情感、情绪的功能，可以控制情绪使之服从于理智。
人的主要意志品质有：自觉性、果断性、自制性、坚持性。它们对学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学习目的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有清楚而深刻的认识，并能按照目的调整和控制学习活动，以达到既定目的，这需要具有意志自觉性品质；在学习过程中，已经发现问题之所在，能够坚决地采取措施改进学习的习惯或学习方法或及时补缺，这需要具有意志果断性品质；能够克服学习中的消极情绪和浮躁的不顾行动后果的冲动，学习纪律性强，情绪稳定，学习注意力集中，记忆力强，思维清晰，这需要具有意志自制性品质；在完成艰难的学习任务时能够坚持不懈地克服困难，尤其是当学习任务比较艰难和需要长期坚持时也能够取得学习的成功，这需要具有意志坚持性品质。
首先，要总结出一套科学的系统的语文学习方法。应在继承我国传统的语文学习方面和借鉴国外各种先进的语文学习方法的基础上，努力总结当代一些卓有成效的学者或成绩优异的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科学的语文学习方法，然后加以归纳整理，以之指导学生的语文学习。
如：按课前预习，课堂授课、练习，课后作业、自读、阅读、写作等顺序，可归纳为：“课文预习法”、“课堂问题回答法”、“课堂笔记法”、“课文分析法”、“课文练习法”、“阅读法”、“略读法”、“精读法”、“作文材料积累法”、“作文题材提炼法”、“作文仿作法”、“作文修改法”、“作文应试法”等等。当然还有师生须共同掌握的“语文兴趣培养法”，课外的“读报法”、“演讲法”、“信息借鉴法”等等。
方法不单由老师总结，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总结，“让学生自己去发现种种的法则”（叶圣陶语）学生自己摸索的方法往往更亲切，使用起来更得心应手。
其次，有效地指导学生掌握语文学习方法。语文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在这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得到真正的统一。过去，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传授语文知识上，这样，学生被动地听，不能参加各种智力活动，实践机会少，没有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学生的主体作用受到排斥，那么教师的主导作用往往落空，这就是语文课上那么多课时，教师花那么大力气而往往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语文教师在向学生传授语文知识的同时，应十分重视指导学生掌握语文的学习方法，努力教会他们如何学习语文，这才能很好地体现出教为主导与学为主体的关系。学是在教之下学，教是为学而教。
有效地指导学生掌握语文学习方法，不仅应该系统地总结语文学习方法，而且要认真地去研究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的教学艺术，也就是说既要设法寻找学习语文的“钥匙”，还要去研究如何教会学生使用这把语文学习的“钥匙”。当然这里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如，不同年级、不同特点的学生，怎样对他们掌握语文学习方法提出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语文学习方法，怎样采取不同的授受途径，等等。此外，还要从“学”的方面，认真注意教法的改革，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从一定的意义讲，教师的教法，往往成为学生学习方法的模式。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就接受了教师通过教学展示出来的学习方法。
与此同时，教师要注意纠正学生不良的学习习惯，要他们改变笨拙的不科学的语文学习方法。转变学生养成的不良习惯是困难的，要改变它需要一定的毅力，摸索掌握新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也有一个过程。因而，一开始由于学生的不适应，他们在语文的学习上会有一段暂时停顿时期。教师应向学生指出：不要被暂时的现象蒙住眼睛，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方法对提高语文学习效率的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