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7 04: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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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师；自我关怀；生存生活；职业生涯；生命价值；自我发展
当今社会对教育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望，而这种期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转嫁于教师”。[1]P54《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说：“我们无论怎样强调教学质量亦即教师质量的重要性都不会过分。”[2]P139因为教育成了“使人类朝着和平、自由和社会正义迈进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王牌”。[2]P1所以这种期望是社会发展对教育和教师提出来的，因此是合理的、正当的，但不能不说这是造成目前教师比较沉重的生存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教师的生存状况，“教师压力”、“教师职业倦怠感”、“教师心理问题”等成为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词汇。同时，学者们开始追问教师的“生命意义”、追寻教师的“幸福”、呼唤对教师的“人文关怀”。这也反映了教师研究视角的变化——从单纯关注教师的社会价值转向对“教师职业的内在尊严与欢乐”[3]P4的追求。我认为，在这种研究视角下，无论是“教师生命意义的澄明”、还是教师“幸福”的追寻、抑或是对教师“人文关怀”的诉求，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使教师的发展以及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这就是对教师的“关怀”。然而我们在希望外界对教师关怀的同时，却普遍忽略了教师对自我的关怀，而这恰恰是促成教师自我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关怀”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关心”。在宗教中，关怀意指对人生命的关怀，如基督教追求生命的永生、佛教讲求佛法的解脱道。而在哲学和伦理学中，“关怀”主要指对人的伦理道德的关注。《伦理百科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对“关怀”的解释为：“关心的同义词。标志人们之间的一种道德关系，指人们基于对社会道德关系的理解而表现出对他人、对集体的关切、爱护、同情之心。”美国教育家诺丁斯（NelNoddings）提出关怀的两种基本含义：其一，关怀与责任感相似，如果一个人操心某事或感到自己应该为之做点什么，她就是在关怀这件事；其二，如果一个人对某人有期望或关注，她就是在关怀这个人。因而关怀意味着对某事或某人负责，保护其利益、促进其发展。[4]因而在哲学和伦理学的意义上，“自我关怀”意味着对自身德性伦理的关注，关心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我们还可以从法国思想家福柯（M.Foucault）的生存美学中得到启发，因为“福柯要揭示人在现代性进程中作为大我(理性主体)的工具性地位，确立自我关怀的小我(身体经验)的审美生存形象”。[5]在福柯看来，人的自我关怀包含着四大要素：认识自身、反思自身、精神修炼、拯救自身。[6]
综合上面对关怀和自我关怀的各种理解，本文把教师的自我关怀定义为：教师对自身的关爱、关注与关心，包括对自己作为“人”的关爱、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关注以及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关心，简言之就是要重视自己，并为自己负责。
可以认为，教师对个体自我的关怀有以下三大要素：生存生活关爱、职业生涯关注、生命价值关心。
1.生存生活关爱。教师是“人”，是“谋求个体生命生存的人”。[7]因此，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8]P32所以，教师自我关怀，必然包含关爱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状况。教师合理合法地获得维持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是每个教师的基本权力；同样，教师也有权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合理合法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别让自己像崔允漷教授常说的“只有‘生’（指职业、工作），没有‘活’（指生活质量、闲暇）”。有些人总以为教师不该追求物质享受，教师就应该讲奉献、应该清贫。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人对教师课外辅导寄托儿童的现象大肆挞伐，称之为“有偿家教”，以为离经叛道。对此，马少华刊文指出“校外教学无伤教师伦理”，[9]因此追求生活质量也无关教师职业道德。当然，教师对自己生存与生活的关爱并非唯生存生活关爱，更非为物质利益不择手段。
2.职业生涯关注。教师进入职场，无论是怀着美好的理想，还是在父母老师的要求下，甚至是不明不白的，他都将开始可能长达三十年左右的职业生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教师都可能时而激情飞扬、时而迷茫无助，时而积极进取、时而萎靡退缩……这本是正常的，我们每个教师都无法保证让自己始终如一地当好教师。然而如果一个教师不能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保持必要的关注，是谈不上自我关怀的。“我为什么要当教师？”“教师到底是什么样的职业？”“在整个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我将如何度过？”“我的职业生涯有没有规划，怎样合理规划？”等等，构成了教师职业生涯关注的内容。
3.生命价值关心。正如前文所说，教师自我关怀并非唯生存生活关爱，追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实现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教师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关心，意味着自我精神的完善、德性的追求、使命的践行。教师在这种自我关怀中，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生命得以升华，因此能够得到自足与享受。刘铁芳教授根据马克斯•韦伯的有关理论，把教师的职业道德选择分为两种模式：“为”教育而生存与“靠”教育而生存，其中“为教育而生存，教育事业成为教师人生的基本内涵”，[10]这样的教师，教育成了他人生的追求，教育事业与他的生命意义融为一体,因而他在获得自足的同时，也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二
教师自我关怀的本意是教师要重视自己，并对自己负责，因而教师自我关怀的主要目的是促使作为“人”的教师健康、快乐地发展。教师自我发展固然需要多种因素：需要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关怀、需要制度的规训、需要有效的培训、需要良好的成长环境（如家庭影响、个人经历和教育程度等），还需要自我目标的制定和实践、自身的努力、个人的体验、理性地反思和主动地创造等等。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类，而只有内部因素才是教师变“要我发展”为“我要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根本动力正源自教师的自我关怀。因为在职业生涯关注中教师主动思考教师职业对自己的意义、学会了职业生涯的合理规划；在生命价值关心中教师开始重视自我精神的完善、德性的追求、使命的践行，这就为教师的自我发展提供了源动力；不仅如此，在生存生活关爱中教师还将懂得更加美好地生活，使自己健康快乐地发展。
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显然，教师对自身生存生活关爱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让自己安逸地度过一生，而是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幸福；教师应该追求幸福，但幸福的含义也并非是安逸地度过一生，而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作为一名教师，关心自身的生命价值，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也许不只通过教师这一职业，但显然这是比较现实的途径。因而教师有必要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与其被动地缠身于无休止的教学事务中、被动地接受无止境的考核评审培训中、被动地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颠簸起伏，不如主动地审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项工作，并从中实现生命的价值。所以，教师自我关怀的三个要素之间是紧密相联的，最终将完成自我关怀的终极功能——自我发展。而且这也是教师关爱自己的生存生活、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关心自己的生命价值的共同目的。
然而目前，我国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自我关怀意识较弱，自我关怀能力不强。前文提及的那些不切实际地认为教师追求物质享受就是有违教师职业道德的人大多数还是教师，他们自认为教师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就得安贫乐道、乐于奉献，以至于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也只会忍气吞声。这就是不懂自我关怀的表现。从较深的层面上讲，教师自我关怀的现状着重体现在教师自我意识不够强。教师在教育教学问题上很少有主见，在实践中依赖现成的模式和方法，在学校中唯领导是听、在教育改革中唯专家是听、在课堂上唯教材和教参是听，亦步亦趋，顺从附和。有几个流传甚广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如果离开了《教学参考书》,至少有80%教师写不好教案上不好课；离开了《课堂同步练习》,至少有85%的教师出不好练习题；离开了《标准化试题》,至少有90%的教师命不好试题；要是离开了统编教材,至少有95%的教师不知道怎样给学生上课。”[11]P113再加上教师普遍工作繁忙、压力偏大，常常照顾不到自己，真的把自己的生活全部都“奉献”出来了。
概而言之，教师自我关怀的功能或意义在于：使自己从被动而繁重的生存生活状态中摆脱出来，并逐渐使自己对教师职业从一个“知之者”变为一个“好之者”，并进而成为“乐之者”，从而使自己的专业得以自主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
自我关怀是教师自我发展的路径之一，而自我发展也是教师自我关怀的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教师可以作以下努力：
1.正确认识自我。包括对作为“人”的自我和作为“教师”的自我的认识。“我是谁？”“作为教师，我又是谁？”“教师是一个怎样的职业？”“教师职业适合我吗？我能胜任教师职业吗？”“我是教师吗？我要成为怎样的教师？我怎样成为这样的教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教师认真思考的。正确认识自我又可以包括如何正确地自我定位和如何正确评价自我。我在与一些中小学教师的访谈中发现不少教师仍然把自己当作知识的代言人而不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仍在维护着自己作为知道拥有者的权威。为了维护那几乎并不存在的权威，教师在学生面前总是显得一板一眼、一本正经，在效果并不好的同时又活得很累。自我关怀正是提倡真诚、真实，正视自己是“人”不是“神”，也就是正确地自我定位。正确认识自我的另一方面就是正确评价自我。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应该是一个完全不带功利色彩的过程，与教师每学期每学年写“自我鉴定”不同。虽然客观真实地评价自己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个过程教师无需拔高自己，也无需妄自菲薄，这也是教师自我关怀的实质之一。
2.提高专业自觉意识。简单地说，教师的专业自觉意识就是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觉、自主的自我意识。而事实上教师在专业发展中经常是不太自觉的，是被动的。比如教师接受当下的各种培训，往往只是出于行政的或学历上种种外在要求，而缺乏一种内在的主动需求和发展愿望。我国实行的教师资格制度、教师职务制度等，对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是必要的，但那也是外在的，如果不能内化为教师的自觉追求，这种专业发展也只是被的。再往细微处看，在教研活动中，教研组在讨论问题时最终几乎全是组长说了算；评课时往往只是应景式地说几句好话。这些表现也说明教研活动并没有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王建军博士认为教师在专业发展中缺乏专业自觉意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教师缺少评价和衡量自己专业活动（过程）的清晰的标准或参考维度，从而使教师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二是学校环境容易形成教师的某些“习惯做法”，因而使某些专业行为成为“理所当然”的，不再成为教师审慎思考的对象。[1]P159－160教师缺乏专业自觉意识，就意味着教师不能自觉、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因而也就无法做到自我关怀。
3.追求健康和快乐。首先，教师要追求身心的健康和快乐。无需赘言健康和快乐的身心对教师有多么重要，也经常看到一些关于教师的身心健康不佳的报道。每个教师几乎都知道锻炼身体、调整心理的重要性，然而忙碌的工作和惰性心理的影响，往往使大多教师觉得没有时间。但是懂得自我关怀的教师是不能不顾自己的身心健康的。曾经看过一名教师长期带病工作最后倒在讲台上的事迹，但让人在崇敬之余也颇感沉重：连生命都贡献出来了，还怎么再作贡献？如此贡献固然高尚，但能提倡广大教师都去做这样的贡献吗？其次是追求健康和快乐的生活方式。都说教师的生活是忙碌的单调的，但不应该是没有色彩的；健康快乐的生活跟物质条件也无太大的关系，引用哲人的话：好生活就是好好生活。当然，快乐与否是个人的心理体验，有的教师以忘我的工作为乐，我想只要不危及健康也未尝不可。总之，健康和快乐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这也为教师的自我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持。
[关键词]课程；生活世界；超越；自主发展
一、引言
过去的几十年里外语教学研究经历了从教学方法到二语习得的理论变革，从片面强调教师教学方法的改进发展到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了源自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的“学习者自主”(learnerautonomy)概念。学习者自主是学习者能够自己决定学习目的、内容以及学习方式并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的能力。这种能力从根本上要求转换外语教师的传统角色，把更多的学习控制权和决策权授予学生。而在这个赋权予学习者的过程中，自主性已不再是一个仅仅属于学习者的概念。若外语教师自身都不知道怎样去自主学习和发展的话，何以期望培养出学习者的自主性。学生自主性发展的前提就是教师的自主发展。这一点钱晓霞作了详实的论述。所以，教师的自身发展已经成为今天外语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外语教学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笔者曾就本地高等职业院校英语教学师资作过一项调查，除了职称结构不合理、知识结构单一、工作量过大等系列问题外，在需求方面集中地体现在要求与高职教育相适应的“自我发展”以及培训进修、减少工作量等方面。这份调查统计与周燕所作的49所院校920位高校英语教师的调查结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充分说明外语教师尤其是近年来处于蓬勃发展中的高职院校的外语教师有着强烈的自我发展意识。然而，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自我发展”这个概念被多数教师简单地理解为继续培训或进修。因此，在教学任务繁重和进修资源紧缺的环境下，我们目睹甚至经历了整日忙忙碌碌却又无所适从的疲惫与怨言。如果对这种疲惫与怨言进行课程意义上的解读和批判，我们是否可以领悟点什么，并由此走出这份疲惫与怨言而走向自主发展之路呢?
二、工具理性的束缚
教学一线的外语教师长期以来被某种无形的秩序定位在简单技能培训者和课程传递者的角色上，在一个狭隘的课程范畴里背负着语言外壳重复着一些技术层面上的字、词、句解释和听说读写意义。吴宗杰对这种教学活动模式作了实事求是的课程结构剖析，以一种批判的视角揭示了西方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支配下的Tyler原理现代课程范式以及其中外语教师的生存方式。
Tyler(1995)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中提出科学课程思想的四大焦点——学校应该试图达到什么教育目标?要提供什么教育经验以便达到这些目标?如何有效地组织这些教育经验?我们如何确定这些目标是否达到?——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课程的构建。现代课程由此发展并分解出了目标、大纲、教材、教法和评价等一系列由不同教育机构和社会群体来操控和制约的课程要素。这些课程要素以预定的、逻辑设计的、序列化的步骤要求我们的教师在这流水线上“无个性”地接受工作指令，用各种标准化指标去完成符合某种技术评价体系的“产品”。在我们熟悉的语言课堂里，同样被理解为教学大纲、教学目的、教材、教学方法和测试评价的外语课程按社会分工的需要强行划分专业科目，我们的外语教师则围绕着它们摒弃一切其他的经验和学科内容，根据预设教学目的及以此为目标内容的教材组织统一的课程进度和教学方案，以线性方式滔滔不绝地讲授着系列序列化的语言知识点和技能。不难发现，我们的外语教材是序列的、逐步的次序，教学大纲也是如此，甚至作业和考试也体现这一次序。在这种封闭的以1、2、3、4累加步子前进的课程模式里，语言“被科学思维表面化、标准化、分类化和可测量化了”，内在的思想被抽空了，教师成了机械的传话筒，学生成了盲目的吸尘器，教与学之间“只交换能量但不交换物质”。一旦失去了作为其本质内涵的内在精神，语言这个载体便具有了实际意义上的工具性，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功利目的和技术目标，束缚甚至封锁了教师选择、重组、发展的主体性课程空间。
三、超越课程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教育科学领域对Tyler工具型课程思维模式提出了挑战。英国Sten-house，L.的过程理论，美国Schwab，J.的实践理论以及Doll，w.E.的转化理论把课程的开发、实施推向了后现代主义课程的理解，出现了“课程理解范式”——把课程作为一种多元话语构成的社会文本来理解。在这里，课程概念不仅从框架上跳出了以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为特征的科学理性范式，甚至从内容上消解了传统的教学方法、教材和教学目标并把它们融合到一种社会交往活动中去。教师作为这个过程中的生活世界思想者存在去解读课程活动的社会教育意义。“教师的发展就是培养这样一种能读能力，并能与学生一起构建符合人心灵发展的所需要的，自己的活动课程‘文本’。”
在我们周围，教师的发展一直以来或部分或全部地被定位在专业培训与教育上，但“仅仅通过教师培训我们不可能达到包含在学生自主性概念里的教育目标。只有教师控制自主的职业发展，才能接受学生作为探索型伙伴的挑战”。在这种专业培训尤其是当前新课程师资培训中，教师依然是作为一个受训者去接纳外界施予的教育，教师的自主性——教师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学生自主的“支架”力量——依然没有被充分开发。所以对于教师发展，吴宗杰道出了其课程视角下的本质的东西：
……theessenceofteacherdevelopmentistheincessantdeepeningoftheirauthenticunderstandingabouttheeverydaynessoftheirlife.includingthenor-malandmundaneteachingactivities．regardlessoftheauthorityofdominantdiscourse．Curriculumisunder-stoodasthearticulationwithstudents0fteachers''''be-inginunderstanding.
这种东西就是超越课程的自主发展，就是重构包括课堂在内的教师生活世界并改变制约他们生活方式的机构权力话语(institutionaldiscourse)。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教育视野，找到了一条通往教师自主发展之道。
(一)寻找教师课程话语
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教师的发展更需要自身的语言文化环境。后现代语言课程观认为，学校里发生的一切语言活动都是课程，尤其是其中的课程管理方式和领导方式，作为组织机构的形态存在而成为决定教师发展的行政权势话语和决策理性话语。在工具理性的现代课程框架中，我们显然长期以来就被这些教育管理者以及专家学者对教育科学的、实证的话语如“目标、大纲、教材、考试、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所支配，而作为教育和课程的直接实践者，教师自己却失去了话语。当我们的学校反复用教学目标、教材、教学方法等概念去讨论课堂教学的时候，当我们用考试成绩、教学评价、专家考核等方式进行课程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教学活动就被限制在了课堂里、教材上和分数中，教师想当然地认为教学大纲、课程内容是专家们的权威规定，只要接受并把它们传播给学生，让他们考出合乎这些规定的标准成绩就行。在语言课程中，外语教学更是纠缠于选择题勾出来的数字及其权势话语或理性话语所赋予的效益，外语教师完全脱离了语言课程的本质，失去了“我”的思想，“我”的言说，在教学活动中用自己的脑子在说着别人的话，丧失了作为一个主体应该展示的自我精神话语。
所以，当我们提到教师的发展，首先就要教师仅仅是一整套目标、教材、考试等课程体系中的执行者的定位。课程是一种社会过程，教师是其中的核心，“是凌驾于一切现代课程文本之上的上帝，是课程的主宰者。如果把这个上帝贬低到了一种教育工具，别人决策的执行者，那么课程就失去了灵魂”。教师必须去思考和挑战隐藏在课程背后的话语控制权，争取自主发展的社会语言环境，找回自己的课程话语，用“我”的存在去思想，用“我”的思想去言说。中国(二)实现教师课程创生
西方学者在课程实施取向研究中曾归纳出了忠实(fidelity)、调适(adaptation)以及创生(enact-ment)三种取向。应该说，随着师生主体性在教学活动中的弘扬，课程实施由忠实取向转向调适取向进而发展到创生取向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教师由完全被动的课程执行者变为课程知识、教育经验的主动阐释者。但是笔者认为，作为课程实施的主体。教师仍然没有超越课程的现代范式概念，仍然在“特定的话语情境——教育机构，特定的话语内容——教材乃至特定的话语方式——教育方式方法”中作一个实施环节的改造。尽管这种改造中可能没有社会权势话语的强制性命令，但在作为实施者的教师领域中，这种对课程文本的再阐释还是以此为导向的，体现不出教师自身主体实践的价值。教师超越现代课程的自主性不应仅局限于课程活动的实施环节，而应全部体现在包括课程决策、设计与开发、研究与评价的整个过程中，实现“教师的课程创生”。
教师的课程创生这一命题给外语教师的课程自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语言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思想载体，外语教学就是融化情景和人的思想为一体的生活方式，语言课堂的教学完全可以实施课程创生模式和策略，把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模糊性引入语言课程的教学情境中，因境而生，即兴创造新的有挑战性和干扰性的课程资源，在整个课程运作中实现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意义以及课程理论的符合生活实际需要的新变革。教师在决策、设计、实施的创生课程活动中，实际上是在开拓教与学的一个开放系统，让教师、课程材料与学生在看似无序、混沌、不平衡的活动中实现教师与学生的高级能力“自组织”。教师自身的教育理论、课程意识以及教学行为、价值取向，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得以改造和重建，这也标志着教师在课程创生过程中的不断成长与发展。
在这里，有必要提出的是，构建校本课程无疑是有意义的教师课程创生，特别是目前在广大高等职业教育院校里，如何去开发适应当地经济区域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材料，是体现高等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重要保证。多数高职院校从无奈采用普通高校外语教材到目前热衷使用各类高职版外语教材，教师自身并没有从已有的疲惫困惑中解放出来，反而陷于传统教学方法与应用人才培养规格的矛盾之中。“教师的无能化就是从那些披着‘神圣’光环的教材开始的。教材让他们感觉到教师的权威，却剥夺了他们知的权力。”因此，抛开那些自上而下的权威性课程教材，带着实践性的价值取向以及以生为本、以师为本、以校为本的民主理念，去探索与研究适合地方经济发展、符合学生认知需要的校本课程，不失为教师掌握课程自主性、用周围的真实生活世界去言说并实现自主发展的真正尝试。
(三)回归课程反思教学
正如上文中所反映的，后现代课程视角下的教师发展的焦点在于教师思维的转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学理论构建或教学技能训练。那些既定的教学理论、方法以及内容无论怎样去解说和诠释都不能让教师去理解、把握“过程”这样一个后现代的转变性课程概念。多尔曾言，在这种课程作为过程的框架之中，学习和理解来自对话和反思。Bruner(1986)也认为，“教育过程很大程度上包括一种能力，即通过反思自己的思想从而以某种方式将自身与自己所知道的区分开来”。只有当我们用一种批评性的反思性思维——转变借以发生的工具——去解放课程的工具理性束缚，把教学从技术理性和谋略理性的目标、方法控制中摆脱出来，教师的教学才能回归到自然的状态，教师与课程文本、学生之间才能进行平等的主体间的对话和相互理解。自主的教师应对自己的课程教学行为进行不断的反思，在理论与实践中验证教学目标、教学策略以及教学评价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甘正东在总结反思性教学特点时指出，课程教学活动中的反思所探究的问题或领域往往是教师本人觉得最有意义的，也是源于教师自身的需要，它不同于专家型的理论研究，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理论与实践并行的行动过程，伴随着教师本人大量系统性的观察、艰苦的思索和理性的选择。所以教师的教学反思过程也就成了教师自主意识提高、职业能力发展的过程。
课程教学反思一般通过教学日志、课堂录像观摩、行动研究来进行，贯穿着自我质疑、自我解惑的思索行为。面对一系列的目标、大纲、教学方法以及教材、考试等习以为常的传统课程要素进行习惯性的批评与反思，久而久之教师就会发展出一种全新的课程教学视野，最大限度地开拓自主决策的空间，解放自我，发展自我。
关键词：师范专科学校教师教育
近几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师专)已由单一的教师教育办学格局转为教师教育与高职教育共存发展。教师教育在“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转型中面临巨大的挑战。首先，培养目标的下移，由培养合格的初中教师转为培养小学教师；其次，小学教师已经由量的需求转为质的需要，必须以内涵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小学教师。再次，教师要由熟悉的初中教师的培养方式转为小学教师的培养方式，这对每一个教师都是一种考验。新的挑战也为师专教师教育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明确发展路向，师专的教师教育，应该大有作为。
一、发挥优势，树立为国家培养基层人才的自信心
师专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功不可没。近十几年来教师教育改革进行得非常神速，中师资源几乎丧失殆尽，相当多的师专或独立升格，或与有关院校合并后升格。目前，仅存的师专不足50所，其中80％以上分布在地（市)一级，是地(市)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顺应师范教育的转型，师专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培养重点转向为国家培养基层人才(小学教师)。
一是源于转型的培养目标要求师范教育体系由三级向二级转变，取消原来的中师，小学教师的培养任务由师专承担。
二是源于师专大多有悠久的办学历史，在办学理念、教育教学管理、人才培养尤其是为基础教育服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优势，为转型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本科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对培养普通小学师资兴趣不大。1998年教育部师范司正式启动“面向21世纪培养专、本科学历小学教师专业建设”项目，从此，我国开始了高师院校设置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尝试。2002年小学教育本科专业被正式列入国家教育部设置的本科专业目录，小学教师培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中。截止到2005年，全国高师本科院校有96所，培养本专科师范生的综合性非师范院校达到207所。而目前全国仅有97所高等院校开设小学教育专业，大多数高等院校对培养小学教师兴趣不大。“本来期望其他大学都来培养师资，但综合性大学对培养普通中小学师资根本没有兴趣”。
这为师专发挥优势占领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四是本科师范院校（或综合性高校)在“教师职前培养中“去农村化”非常严重，师专仍是农村师资的培养主体。多数师范院校(或综合性高校)培养农村教师的目标不明，他们普遍缺乏培养农村小学教师的经验，相关师资也缺乏农村教育体验，对农村教育教学规律，农村中小学生的特点，适合农村学校实际的教育教学方法了解不够，培养的学生也极少愿意回到农村，特别是“村小”任教。而师专所具有的处于地级市的地理位置和培养农村初中教师的经验，使其熟悉农村、了解农村中小学校和中小学生，在培养农村师资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可见，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师教育在农村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要树立信心，加强内涵建设，努力为农村教育输送更多的高素质的毕业生，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二、科学定位，服务地方基础教育发展
学校办学定位是事关学校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是大学的理想与价值追求的体现与反映，是办学成败的关键。师专的教师教育要走好转型发展这步棋，首先，要转变观念，理清思路，对教师教育进行科学定位。师专教师教育的定位要立足于自身的办学实力和现实状况，从自身的校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同时要考虑地方性和市场性。只有准确、合理的定位，才能保证教师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师专教师教育的定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办学方向定位。师专大多分布在各地级市，立足地方、服务地方、依托地方，这是师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而教师教育应以满足地方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为主线来确定办学目标，为农村地区“两基”成果巩固和发展需要，做强做优教师教育。二是培养目标定位。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优质师资奇缺，部分边远山区的初中教师仍需要师专培养。因此，师专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服务地方农村地区小学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素质高、教育理念先进、师德良好、专业基础扎实、教育教学能力强、体魄健全、学生欢迎、人民满意的优质基础教育师资”比较切合实际；三是服务面向定位。师专是地方高校，教师教育在服务面向上理应发挥地方优势。立足地方、服务基层，为提升地方基础教育品质提供丰富的智力资源和技术支撑。四是办学特色定位。办学特色对高校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高校只有在某方面有所突破，形成特色，才能在激烈的发展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地方师范院校来说，其办学特色不能离开“师范性”和“地方性”两个基本前提。因此，师专应针对自身的特点培养优秀的小学师资，占领农村小学师资市场等方面形成办学优势和特色，从而更好地为地方基础教育发展服务。
三、产学结合，实现校校合作双赢
产学结合是培养应用型人才，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师专教师教育产学结合主要是通过教学与生产冲小学校)、科研实践活动的有效结合，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地方输送高素质的基础教育师资。在“依托基础教育、服务基础教育、引领基础教育”三个不同层次上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
依托基础教育。教师教育应紧紧依托农村基础教育对人才的素质需要、教育教学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资源、学校的教育教学场地等进行教师的培养和培训。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和农村学校的实际，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专业设置、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为基础教育提供较高水平的师资来源；让中小学及其优秀教师参与到教师教育体系中来，共同培养未来教师。通过选派中小学的优秀教师作为师专的兼职教师、为师范生开设专题讲座，使师范生了解基础教育实践层面的最新发展动态，丰富师范生的感性经验；依托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场地和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共建教育实践基地，搭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联系的桥梁，为师范生的教育见习、顶岗实习提供便利，为师专教师的教育研究提供平台。
服务基础教育。这应该是师范院校的一个重要使命，一项基本职能。因此，师专教师教育要立足于地方基础教育的发展，不断引导教师面向基层，服务农村基础教育。教师要主动走出去，进入地方，深入农村中小学，在学校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等方面为农村中小学校提供全面支持。首先，积极回应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内容等方面充分考虑并满足中小学的需要。其次，积极参与新课程改革的培训工作。不仅进行理论培训，还要参与校本培训和校本教研，对教师的教学实践进行指导。再次，主动与中小学开展课题合作研究。使研究做到即时现用，有效解决教育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引领基础教育。实质就是理论对实践的指导，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引领具有以下特点：客观性(依据客观实际情况)；创新性(提供有效的帮助)；示范性(发挥辐射作用)；实践性（深人中小学教育教学第一线)。高师院校积聚了一批教育研究人员，其学科构成与中小学相对应，并有一定的沟通渠道，高师院校引领基础教育比其他院校更有优势。“引领的基础是研究和参与。师专的研究人员和教师要深人中小学教育教学一线，与教育实际工作者展开合作对话，在合作对话中用先进的教育理论指导一线教师并开展教育教学的行动研究。应避免教育研究人员与中小学一线工作者之间产生“生产——消费”“传授一接受”的单向关系。
在产学有机结合中，中小学校可以获得师专的智力资源、信息资源、技术支撑和研究成果支持得以实现改善。教师可以获得师专的专业人员支援得以发展，师专在人才共育和实践基地共建中达成人才培养日标，教育研究人员能够在一线的研究中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为专业的持续发展注入生命力，从而实现产学结合、校校联动、合作共赢的格局。
四、加强建设，以品牌求发展
师专的教师教育要做强做优，关键在于加强建设，把教师教育打造成品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与本科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师范大学拼学术研究、全国知名度不是师专的长处，坚持打造“精品师范”的办学理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求特色、创品牌，在地方形成一枝独秀不是不可能。因此，要加强建设，完善机制，重视规划，保证投入，确保形成地方品牌。须抓住几个最关键环节：
一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国以来，师专办学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培养合格的初中教师。教学过程普遍存在重教师传授，轻学生研究；重学习结果，轻学习过程；重理论学习，轻实践应用；重专业知识，轻职业技能。毕业生的职业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足，工作的适应期长。在新的形势下，师专教师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尤为迫切，根据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和人才培养目标下移的现实，可采用“l+l+l”的培养模式，即建立“通识教育+学科专业教育+教师专业教育”的培养模式。小学教师需要的是宽广而不是专深的专业知识，掌握教育教学规律，有较强的职业技能，而且他们最好在艺术方面有所专长。因此，在第一年的通识教育阶段，应注重文理渗透，重视培养艺术修养，学生集中修完公共专业课、专业通修课。第二年学生集中一年时间修完学科专业课程，最后一年修完教师教育课程，完成教育实习、自主研习和实践活动训练。该人才培养模式更加有利于综合型、多能型小学教师的培养。
二是课程建设。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在课程设置方面不能简单照搬原来培养初中教师的课程来培养小学教师。应以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为指导，反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教师教育的新要求和农村学校的实际设置课程。在课程体系、内容选择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要加大课程建设的力度，建立课程负责人制，由课程负责人组建教学团队，围绕该课程进行精品课程、网络课程、重点教材、教改项目等建设。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建设，力求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提高对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了解，树立扎根农村教育的信念。:
一、“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的界说
大学教师个人和师德的关系，一端连着大学教师自我运动的变化，一端连着教师职业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两种运动的“交汇区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大学教师自我及大学教师职业角色、职业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因而两者构建出不同的关系。
“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下文简称“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未来社会中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的描述。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师德的价值判断。未来的师德无论在其内容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必须肯定并保护大学教师的合法利益；肯定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但必须反对“唯我论”和“忘我论”的师德。“唯我论师德”认为，师德是由个人决定的，对自我有利就遵守，否则就不遵守。“忘我论师德”则认为，一个人必须为他人牺牲自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必须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奉献是人存在的唯一正当性，自我牺牲是师德的最核心内容。
第二，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大学教师个人对师德自觉态度的集中描述。大学教师不是把师德看成外在于自我的“客观”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是把师德作为“自我”重要的一部分，主动、热情、自觉地修养师德。
第三，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正在发生的及将来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过程的高度综合，指明其发展的趋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国家政策来调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明确并肯定，个人与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增多，因此，个人道德，包括师德的主体地位必将为时代所强调。
“师德主体化发展”内涵的三个方面是相互支撑的，前两者包溶在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之中，师德内容及功能的变化是大学教师个人自觉对待师德的前提。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与市场经济对人的解放，特别是对个人的解放相联系，与现代社会中平民个人的崛起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师德主体化发展是现代社会对个人肯定的具体表现。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有界合理性
H·A·西蒙认为，社会事物主要是“人为事物”。“人为事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边界，越出边界将失去合理性；而看不到边界内的合理性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边界内的合理性在内容上既包括了人对社会事物发展的愿望、希望、理想，又包括了客观事物本身的特性，是人对社会事物的设计，是人主观能动性及客观事物规律的统一。这对探求师德主体化发展的合理性边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教师个体和师德”的关系，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教师与自身的关系；一是大学教师在职业范围内与他人、与“事物”的关系。师德主体化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学教师个人在这两大关系域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我们可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其有界合理性。
(一)师德主体化发展与大学教师自我发展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人意识到自我对生命本体承担的使命。那么，这种“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使命”是何?马克思认为其“使命”就在于“个人自由发展”，形成“自由个性”，〔1〕具体体现在伦理道德领域则是追求幸福。幸福是生活的本意，是生命的目的。现代伦理学对幸福进行着艰苦而又深入的探究，从其研究成果看，如下几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幸福应站在·所·有·的·个·人·角·度，而不是·部·分·的·个·人·角·度，即必须肯定所有的个人价值，让每个人都拥有自身、拥有幸福。
——幸福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生活，道德在人生幸福中具有重要意义。
——事业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描述出师德在大学教师自我幸福中的位置：师德处在大学教师人生事业和道德的“交汇区域”。
从幸福的角度看，师德只有在“自我、事业、道德”三者中保持适度张力，帮助自我的事业域的扩展，在道德域中的提升，才能增进人生的幸福。如果师德过分张扬道德，过分张扬事业，或者过分张扬两者，必然造成对自我的直接或间接的“压迫”，从而破坏自我的幸福。
在我们师德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中，由于对“个人”的误解或漠视，较少从个人人生幸福角度审视师德的合理性。在这种状况中，师德的基本结论有：
——道德事业外在于自我客观存在。对自我而言，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事业具有无限重要性。自我与道德根本上是“遵循”或“不遵循”的关系。自我与事业根本上是“敬”与“不敬”的关系。
——社会强调并鼓励大学教师遵循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表面上看，社会的用意是在通过强调事业和道德的重要，促使大学教师自我致力于事业扩展及道德修养，以而提升自我。但由于道德与事业不以“自我”为目的、为指向，因而历史地看，这种师德实际上导致大学教师将师德作为赚取名利的工具，使师德虚伪化。
逻辑地看，道德和事业虽是人生幸福中极重要的部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自我表演”的舞台。舞台再重要总不能比演员本身重要。再者，我们强调大学教师对道德及事业的自觉，如果离开了自我主体这一前提的自觉，则是自修式自觉而不是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打磨砍削自我以适应事业和道德发展的需要；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道德和事业本质上为人生服务，是因为人生才需要道德事业，不是因为道德和事业才需要人生。从未来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必然日益承认并肯定个人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师德对大学教师个人的建设作用，促使“个人的高度发展”。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与教书育人
大学教师个体不只是固守着人与自身的关系，还需要向外扩展，与他人、与物等“对象”建立起“关系网络”。大学教师个体对社会承担的角色也包括在这“关系网”中。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其“对象”的关系，马克思曾从反面揭示其病态的存在。他说：“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普遍尖锐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任务：确定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对个人的统治”。〔2〕据此，他区别了“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并更进一步地指出：“现实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能够使自己的存在对象变得对自己有价值。”〔3〕这是我们分析大学教师个体与其社会角色的关系时根本的价值所在。
大学教师，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最根本最久远的是教书育人。按马克思对个人与其对象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教书育人的过程不仅仅是自我牺牲和自我付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建构自我，促使自我自由发展的过程。舍弃后一面，则教书育人便构成了对个人的“统治”及对个性的压抑了。两者相比较而言，教书育人对教师个人构建的作用更为基础。这是现代教育的要求。现代教育学对教育本质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大学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对学生最具教育意义的，不是客观的知识而是大学教师自身。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4〕“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积。”〔5〕因此，教书育人活动只有推动大学教师自我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促使学生的发展。师德是大学教师教书育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只有当它充分促使大学教师个体成为“有个性的个人”时，它才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换一种说法，就是要促使师德的主体化发展。
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有其特殊性。按约翰·S·布鲁贝克的观点，这种特殊性在于大学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要材料是高深学问，即教书育人是围绕着高深学问进行的。因此，大学教师与师德的关系不能不受高深学问性质的影响。高深学问的性质中有两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其一，高深性。高深学问反映知识发展的前沿，处在人类已知与未知的交接地带，对社会而言，能进入这一领域中的始终是少数。因此，这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治。其二，双重性。高深学问无论对人还是对社会，既可以促进其发展又可以阻碍甚至破坏其发展。因此，如C·P·斯诺所言，科学家因为知道高深学问而具有一种直接的个人责任，一种比一般公民大得多的个人责任。对于这种责任，他们应具备的道德，不能以“服从”和“忠诚”为基础。因为“忠诚很容易转化为顺从，而顺从常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极而言之，服从也可能是这样”。〔6〕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以忠诚和服从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二战时，德国许多科学家，其中有许多是大学教师正是基于服从和忠诚才去研究细菌战的。人类发展到今天，科学和技术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其建设作用和破坏作用同时成长。我国也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阶段。大学教师是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生力军，也是科学技术走进社会的重要中介力量，因此，他们对高深学问的态度就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思考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能没有外部社会条件的支持，从其外部条件看，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市场经济生活的不充分性。现实的经济生活是师德主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市场经济在我国只有极短的历史，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真正受市场规划和市场力量所支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或者说是一小部分，行政权力大量介入经济活动中，形成权力经济及市场经济共存的局面。因此，市场经济对个人的解放作用受到了权力的极大抑制。
(2)社会文化支持力度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个人淹没于重重伦理关系之中，不见有个人。而近现代以来，一谈个人，便以为只有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个人，认为是在中国实践西方的个人主义。而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在现阶段力量较为弱小。因此，在现阶段，社会文化力量对师德主体化发展正面支持力度弱而反面的抑制或错误引导力量则不小。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但需要社会外部条件，同样需要内部条件。从内部条件看，现阶段也有不少困难：
(1)师德主体不成熟。台湾学者杭之曾言：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多数自觉不自觉地保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缺乏独立人格的历史传统甚至无限地将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在不遗余力地接受西方文化中无意识地建立起像西欧知识分子一般的“知性之自我反省”的传统。不仅如此，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处在大众社会、大众文化之价值的控制支配之下。〔7〕
(2)道德自我约束机制软弱乏力。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德治，并且以修身为本，因此人格、道德、政治三者合而为一。如龚自珍所言：“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也。”〔8〕近现代以来这种局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在社会实际运行中，道德问题往往转化为政治问题再用政治手段解决。道德屈从于权力，权力排斥道德。
师德主体化发展是一历史的展开过程。在现阶段，为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我们认为应注意如下两方面的建设：
第一，加强政治法律建设，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明确政府、高校各自的职责权益，将师德建设工作主要交给高校。
第二，高校要努力建设师德自我约束机制，抑制“唯我论师德”的发展。师德主体化发展并不是说高校可以不管师德建设工作，高校在师德建设中承担着重要工作，在现阶段要致力于师德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这主要取决两方面，一方面如前分析的师德自我约束机制弱，另一方面师德约束机制对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为此，高校要充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教师的师德建设、校规校纪建设等，通过多方面建设，有效抑制日益泛滥的“唯我论师德”。“唯我论师德”是目前最严重的错误师德倾向。
参考文献
〔1〕黄克剑·个人自主活动与马克思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2〕〔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8、515页
〔4〕〔5〕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3、4页
〔6〕C·P·斯诺著、纪树立译·《两种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16、217页
一、“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的界说
大学教师个人和师德的关系，一端连着大学教师自我运动的变化，一端连着教师职业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两种运动的“交汇区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大学教师自我及大学教师职业角色、职业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因而两者构建出不同的关系。
“大学教师师德主体化发展”(下文简称“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未来社会中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的描述。主要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师德的价值判断。未来的师德无论在其内容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必须肯定并保护大学教师的合法利益；肯定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但必须反对“唯我论”和“忘我论”的师德。“唯我论师德”认为，师德是由个人决定的，对自我有利就遵守，否则就不遵守。“忘我论师德”则认为，一个人必须为他人牺牲自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必须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奉献是人存在的唯一正当性，自我牺牲是师德的最核心内容。
第二，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大学教师个人对师德自觉态度的集中描述。大学教师不是把师德看成外在于自我的“客观”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是把师德作为“自我”重要的一部分，主动、热情、自觉地修养师德。
第三，师德主体化发展是对大学教师个人与师德关系正在发生的及将来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过程的高度综合，指明其发展的趋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国家政策来调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明确并肯定，个人与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增多，因此，个人道德，包括师德的主体地位必将为时代所强调。
“师德主体化发展”内涵的三个方面是相互支撑的，前两者包溶在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之中，师德内容及功能的变化是大学教师个人自觉对待师德的前提。师德主体化发展过程与市场经济对人的解放，特别是对个人的解放相联系，与现代社会中平民个人的崛起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师德主体化发展是现代社会对个人肯定的具体表现。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有界合理性
H·A·西蒙认为，社会事物主要是“人为事物”。“人为事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边界，越出边界将失去合理性；而看不到边界内的合理性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边界内的合理性在内容上既包括了人对社会事物发展的愿望、希望、理想，又包括了客观事物本身的特性，是人对社会事物的设计，是人主观能动性及客观事物规律的统一。这对探求师德主体化发展的合理性边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教师个体和师德”的关系，从其内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教师与自身的关系；一是大学教师在职业范围内与他人、与“事物”的关系。师德主体化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学教师个人在这两大关系域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我们可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其有界合理性。
(一)师德主体化发展与大学教师自我发展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人意识到自我对生命本体承担的使命。那么，这种“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使命”是何?马克思认为其“使命”就在于“个人自由发展”，形成“自由个性”，〔1〕具体体现在伦理道德领域则是追求幸福。幸福是生活的本意，是生命的目的。现代伦理学对幸福进行着艰苦而又深入的探究，从其研究成果看，如下几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幸福应站在·所·有·的·个·人·角·度，而不是·部·分·的·个·人·角·度，即必须肯定所有的个人价值，让每个人都拥有自身、拥有幸福。
——幸福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生活，道德在人生幸福中具有重要意义。
——事业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描述出师德在大学教师自我幸福中的位置：师德处在大学教师人生事业和道德的“交汇区域”。
从幸福的角度看，师德只有在“自我、事业、道德”三者中保持适度张力，帮助自我的事业域的扩展，在道德域中的提升，才能增进人生的幸福。如果师德过分张扬道德，过分张扬事业，或者过分张扬两者，必然造成对自我的直接或间接的“压迫”，从而破坏自我的幸福。
在我们师德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中，由于对“个人”的误解或漠视，较少从个人人生幸福角度审视师德的合理性。在这种状况中，师德的基本结论有：
——道德事业外在于自我客观存在。对自我而言，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事业具有无限重要性。自我与道德根本上是“遵循”或“不遵循”的关系。自我与事业根本上是“敬”与“不敬”的关系。
——社会强调并鼓励大学教师遵循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表面上看，社会的用意是在通过强调事业和道德的重要，促使大学教师自我致力于事业扩展及道德修养，以而提升自我。但由于道德与事业不以“自我”为目的、为指向，因而历史地看，这种师德实际上导致大学教师将师德作为赚取名利的工具，使师德虚伪化。
逻辑地看，道德和事业虽是人生幸福中极重要的部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自我表演”的舞台。舞台再重要总不能比演员本身重要。再者，我们强调大学教师对道德及事业的自觉，如果离开了自我主体这一前提的自觉，则是自修式自觉而不是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打磨砍削自我以适应事业和道德发展的需要；自主自为式自觉强调道德和事业本质上为人生服务，是因为人生才需要道德事业，不是因为道德和事业才需要人生。从未来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必然日益承认并肯定个人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师德对大学教师个人的建设作用，促使“个人的高度发展”。
(二)师德主体化发展与教书育人
大学教师个体不只是固守着人与自身的关系，还需要向外扩展，与他人、与物等“对象”建立起“关系网络”。大学教师个体对社会承担的角色也包括在这“关系网”中。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其“对象”的关系，马克思曾从反面揭示其病态的存在。他说：“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普遍尖锐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任务：确定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对个人的统治”。〔2〕据此，他区别了“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并更进一步地指出：“现实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能够使自己的存在对象变得对自己有价值。”〔3〕这是我们分析大学教师个体与其社会角色的关系时根本的价值所在。
大学教师，就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最根本最久远的是教书育人。按马克思对个人与其对象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教书育人的过程不仅仅是自我牺牲和自我付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建构自我，促使自我自由发展的过程。舍弃后一面，则教书育人便构成了对个人的“统治”及对个性的压抑了。两者相比较而言，教书育人对教师个人构建的作用更为基础。这是现代教育的要求。现代教育学对教育本质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大学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对学生最具教育意义的，不是客观的知识而是大学教师自身。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4〕“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积。”〔5〕因此，教书育人活动只有推动大学教师自我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促使学生的发展。师德是大学教师教书育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只有当它充分促使大学教师个体成为“有个性的个人”时，它才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换一种说法，就是要促使师德的主体化发展。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有其特殊性。按约翰·S·布鲁贝克的观点，这种特殊性在于大学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要材料是高深学问，即教书育人是围绕着高深学问进行的。因此，大学教师与师德的关系不能不受高深学问性质的影响。高深学问的性质中有两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其一，高深性。高深学问反映知识发展的前沿，处在人类已知与未知的交接地带，对社会而言，能进入这一领域中的始终是少数。因此，这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治。其二，双重性。高深学问无论对人还是对社会，既可以促进其发展又可以阻碍甚至破坏其发展。因此，如C·P·斯诺所言，科学家因为知道高深学问而具有一种直接的个人责任，一种比一般公民大得多的个人责任。对于这种责任，他们应具备的道德，不能以“服从”和“忠诚”为基础。因为“忠诚很容易转化为顺从，而顺从常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极而言之，服从也可能是这样”。〔6〕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以忠诚和服从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二战时，德国许多科学家，其中有许多是大学教师正是基于服从和忠诚才去研究细菌战的。人类发展到今天，科学和技术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阶段，其建设作用和破坏作用同时成长。我国也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阶段。大学教师是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生力军，也是科学技术走进社会的重要中介力量，因此，他们对高深学问的态度就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的思考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能没有外部社会条件的支持，从其外部条件看，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1)市场经济生活的不充分性。现实的经济生活是师德主体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市场经济在我国只有极短的历史，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真正受市场规划和市场力量所支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或者说是一小部分，行政权力大量介入经济活动中，形成权力经济及市场经济共存的局面。因此，市场经济对个人的解放作用受到了权力的极大抑制。
(2)社会文化支持力度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个人淹没于重重伦理关系之中，不见有个人。而近现代以来，一谈个人，便以为只有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个人，认为是在中国实践西方的个人主义。而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在现阶段力量较为弱小。因此，在现阶段，社会文化力量对师德主体化发展正面支持力度弱而反面的抑制或错误引导力量则不小。
师德主体化发展不但需要社会外部条件，同样需要内部条件。从内部条件看，现阶段也有不少困难：
(1)师德主体不成熟。台湾学者杭之曾言：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多数自觉不自觉地保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缺乏独立人格的历史传统甚至无限地将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在不遗余力地接受西方文化中无意识地建立起像西欧知识分子一般的“知性之自我反省”的传统。不仅如此，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处在大众社会、大众文化之价值的控制支配之下。〔7〕
(2)道德自我约束机制软弱乏力。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德治，并且以修身为本，因此人格、道德、政治三者合而为一。如龚自珍所言：“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也。”〔8〕近现代以来这种局面并没有太大改变。在社会实际运行中，道德问题往往转化为政治问题再用政治手段解决。道德屈从于权力，权力排斥道德。
师德主体化发展是一历史的展开过程。在现阶段，为促进师德主体化发展，我们认为应注意如下两方面的建设：
第一，加强政治法律建设，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明确政府、高校各自的职责权益，将师德建设工作主要交给高校。
第二，高校要努力建设师德自我约束机制，抑制“唯我论师德”的发展。师德主体化发展并不是说高校可以不管师德建设工作，高校在师德建设中承担着重要工作，在现阶段要致力于师德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这主要取决两方面，一方面如前分析的师德自我约束机制弱，另一方面师德约束机制对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为此，高校要充分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教师的师德建设、校规校纪建设等，通过多方面建设，有效抑制日益泛滥的“唯我论师德”。“唯我论师德”是目前最严重的错误师德倾向。
参考文献
〔1〕黄克剑·个人自主活动与马克思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2〕〔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8、515页
〔4〕〔5〕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3、4页
〔6〕C·P·斯诺著、纪树立译·《两种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16、217页
一、旅游高等教育现状分析
1、培养规模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我国的高等旅游职业教育由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构成。大专约占我国高等旅游教育的60%；本科约占35%；硕士约占4%；博士约占1%。由此可见旅游高等教育还是以大专为主，其层次比较低。旅游职业教育规模和水平都没有达到与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与旅游业每年需70万专业人才相差甚远。旅游教育显著特点就是应用型很强，总体目标是培养实用型人才，但不同层次有所不同，本科以上是培养中高级管理人才，专科是培养基层和中层管理人才；中专是培养服务技能型人才，因此旅游本科教育应该既有别于学术型研究生教育，也有别于高职高专的技能型教育，不少院校只是盲目开设旅游专业，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不明确，缺乏应有的师资和教学经验，教学设施相对落后，软、硬件都不符合现代旅游高等教育的标准，由于旅游高等教育发展过慢导致人才匮乏,从而使得我国旅游行业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低于国内其它行业。
2、培养的毕业生与企业要求之间的差距
以酒店业为例：酒店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可容纳人员多。每新建一个酒店，都可增加100至300个左右的就业机会。同时，酒店业也是和国际接轨最早的行业之一，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按说，这一行业会把旅游院校专业的大学生作为用人的首选。但实际情况是，很多酒店在每年接受员工时，却把眼光瞄向旅游中专和旅游职高毕业生，而对旅游专业大学生并不太乐于接收使用。原因有三：一是大学生到酒店从事一般工作的心理准备不足，没有树立起服务和服从意识；二是旅游专业学生更多地是侧重于管理知识的学习,寄希望于将来到酒店能管理人，而不是被人管。三是大学旅游专业学生学理论多，学实践知识少，学生毕业后对酒店实践知识甚少，无法立即上岗。
3、旅游行业大学生流失严重
据调查，近年来，饭店企业大学生员工的流失现象有增无减。据有关资料统计，高校旅游系毕业生，毕业到饭店工作中第一年的流失率高达50%，其后二年中，流失率为80%。五年后，只有少数几个人仍留在饭店工作。饭店如此，其它旅游行业大学生流失现象也是大相径庭。
二、旅游高等教育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1、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错位
很多旅游院校只专注于按学科需求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提升学生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不了解旅游人才市场的需求，与旅游企、事业单位联系甚少，致使教学和科研都出现了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的现象，形成封闭式办学。其结果旅游教育越来越远离实际，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造成毕业生就业压力。在这方面本科比专科严重，本科生缺乏实践工作经验，企业希望毕业生从基层做起，而毕业生希望能从事管理工作，两者想法矛盾，最后导致本科生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影响了就业率。究其原因，除了求职者期望值过高外，高等旅游教育中理论课程与市场脱节，实践环节难以落到实处是重要原因。
2、培养目标不够明确,层次定位模糊。
培养目标是学校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课程体系则是培养目标全面和具体的体现。但是，目前许多在外延式扩张战略指导下涉足高等旅游教育的院校，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设置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它们往往在对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及高等旅游教育所承载的使命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以自己原先所在学科的优势和特点为出发点，通过对国内外高等旅游院校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的“编辑组合”，确立自己的专业和课程体系，致使专业设置缺乏规范性，培养目标模糊。
几乎所有的旅游院校都集中在同一层面上培养相同类型的人才,不论是职高、中专,还是大专、本科的培养模式,几乎都是技能型的服务人才,只不过大专、本科生多了一些囫囵吞枣的理论、管理知识，但这些知识从来没有实践，饭店不可能让这样的人直接进管理层，因此只能让他们从最基层的服务工作干起,以致于旅游院校大专生、本科生频繁跳槽,甚至脱离旅游行业,造成旅游教育浪费。其结果是大批旅游企业缺乏中、高级管理人才,而大量旅游高等院校的学生又找不到适合的工作。这种现状就是由于旅游教育层次定位模糊,没有对旅游人才市场进行细分、没有找准自己办学的市场定位引起的。
3、教材建设滞后，教学脱离实际。
我国旅游教材建设现在还很不理想，这也是致使我国旅游院校的教学质量多年来仍在较低水平上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来看：
（1）高等旅游教育教材尚没有形成完整而科学的学科体系，教材的学术水平不高
（2）各科教材之间的递进关系不清，逻辑性不强，教材内容存在严重的雷同甚至抄袭的现象，既没有理论方面的发展，又没有充分反映管理实践的创新，致使教学水平参差不齐。
（3）教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使本科教学难以达到理想的目标。
同时,许多旅游教育学院往往没有实习基地,或实习基地不完善,教学中仍然普遍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重视理论知识传递和灌输,忽视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专业的技能课程,讲授多操作少从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忽视了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创新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培养。另外,面向旅游业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开放产业,旅游教育不注重引入现代化的教学实验手段,不注重与外界的交流与协作,从而不能达到使学生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提高理论及能力的教学目的。旅游高等教育是一个实践特色鲜明的开放的教育系统,必需置身于旅游实践环境之中。
三、以科学发展观构建旅游高等教育实践教学模式
高等旅游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为旅游业培养宏观和微观的中高级管理人才，而且要求的是通才式、应用型、创新型的人才。旅游教育不仅要培养理论研究型人才，更需要培养社会需求的实用型人才。为适应旅游人才市场对高素质教育旅游人才的需要，旅游院校应积极探索旅游人才培养的思路，以科学发展观构建旅游高等教育实践模式
1、形成“理论+实践”的创新教育模式
旅游教育是基础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统一，应强调实践教学环节在旅游专业的重要地位。许多旅游高等教育中实习、实践学时存在不足，旅游本科实习一般为2—3个月，最多半年。课程设置中，过分注重管理课程，因而忽视了旅游服务实践和管理实践，结果导致学生学习能力较强，而实际动手能力较差。国外一些著名的旅馆学院,如美国的康奈尔、希尔顿、拉斯维加斯、纽约州立大学等要求该专业学生社会实践为1000小时,除此以外,学院规定的实习为300-500小时,可见其对实践环节的重视程度。
实践教学应占到总学时的1/3以上,实践教学不应仅仅挑出几门技能训练和毕业实习作为实践课程,而是要有机地贯穿于大多数专业课程的教学之中，建立起新的教学实践模式，把实践教学的内容加入到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之中，使实践教学立体化，形成认知实习模拟实习节假日导游实习专业实践管理实战等全方位学习过程。其次，在传统技能型实验室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旅游管理实验室，包括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现代旅游管理模拟，饭店管理模拟等，建立教学、实践、科研三位一体的实验模式；再次，在优秀旅游企业挂牌，建立较稳定的实习基地。
2、依托行业学会，强化专业实践能力
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重要任务，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着两种资源，一个是学校内部资源，另一个则是外部资源，如何利用外部资源强化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还缺少普遍共识。笔者认为行业学会精英荟萃，是各方面人力集散流动的中心，通过与行业学会的联系，得到更有力的社会群体支持，建立符合自己特点的专业实践基地:一是发挥旅游学会在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方面的优势，加强对实践教学环节的导向作用，聘请大量的校外兼职教授，指导学生在校外的科学研究和专业实践活动；二是利用旅游学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开发科技项目，丰富实践教学内容，提高实践教学水平；三是积极参与旅游学会组织的各项专业技术活动，接受学会对实践教学效果的检验和评估，缩短学校教育与旅游行业发展的实际差距。
3、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
产学结合就是协调旅游产业发展需求与旅游院校人才培养两者的关系。学校应与旅游业界之间，牵线搭桥，参与企业咨询和管理，促进和推动旅游高校和旅游业界之间的合作，从业界取得进一步发展的资金支持，使两者形成一种优势互补的双赢关系。
旅游高校通过拓宽办学思路为企业定点培养人才，成为学生实践基地和课外活动基地，为学生直接参与生产实践提供广阔的舞台，学校可聘请这些企业的老总们为客座教授，经常来校开设讲座，甚至可聘请他们担任相关职务，参与管理教学。学校也可自办旅游企业，使之成为学生的重要实习基地。教师也可到旅游企业挂职锻炼，增加实际工作经验，以增加以后教学的生动性，为今后的旅游研究积累经验，这种校企合作已经成为创业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
[关键词]泰山；石刻；全真教
泰山有丰富的石刻遗存，是泰山历史的一个见证。泰山又是一座道教名山，泰山道教的历史也深深地印在了泰山石刻之中。尽管由于石刻的缺失损毁和在时空分布上的不均衡，它所承载的泰山道教的历史已经不很完整，但对泰山全真教来说，还是能够据此勾勒出其历史发展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轮廓。
全真教产生于12世纪的金代，正式创立于山东半岛。其后不久，全真教即传人泰山地区，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泰山全真教的发展历程与整个全真教是一致的，大体可以分为金元和明清两个阶段，前者是其由产生而发展到鼎盛的时期，后者是其由盛转衰并最终衰落的时期。
金代，全真教在泰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而到元代，随着全真教整体的兴盛，泰山道教也成了全真教的天下了。
有文献记载全真七子中的丘处机(如《岱史》)和孙不二(如《泰山道里记》)均曾修炼于泰山，恐不可信。金代全真教在泰山最著名的道观，应该是在其西北麓五峰山志仙峰下的洞真观。元好问在《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中述说了它的来历：“泰和(1201—1208)中，全真师丘志圆、范志明刷地于此，屋才数椽而已。丘、范而没，同业王志深、李志清辈增筑之，始有道院之目。堂庑既成，贞祐(1213—1217)初，人口粟县宫，得为洞真观。”记中所述丘、范、王、李等人，均为广川真静大师崔道演的弟子。
崔道演应该是金代泰山最著名的全真道士，“道行孤峻，口坐林间，于世无所与合，昆嵛口普照范炼师特慎许可，每一见必留语弥日。”普照范炼师即普照真人范圆曦，是全真七子之一的太古真人郝大通的弟子，当时正主持东鲁道教事。能得到范圆曦的赞许，可见崔道演不是一般道士所能比的。杜仁杰为之作《真静崔先生传》，对他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传曰：“先生姓崔氏，讳道演，字玄甫，观之蓓人，真静其号也。赋性雅质无俗韵……去家为道土，师东海刘长生，甚得其传。……假医术筑所谓积善之基，富贵者无所取，贫窭者反多所给，是以四远无夭折，人咸德之。”传中还记叙了他的几件神异之事，以显示其道行高深。
崔道演不仅道行高深，而且医术高明，活人无数，积累了无量功德。他的弟子显然也继承了这种作风，《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就记述了王志深的种种济世之功：“志深外质而内敏，苦己利物。往时避兵布山，游骑所及，乡之人被重创者狼籍道路。志深扶伤救死尸秽间，亲馈粥药，恻然有骨肉之爱，赖以全活者余百人。祭酒以来，连口起茇舍，凡有徒老与夫环处而无供者，口厚为调护之。”崔道演师徒这种内外兼修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功行双全，是在全真道士中普遍存在的，也是全真教义所要求的。
金代泰山全真教另一著名的道观是全真观，在泰山西南五十里的上章村，其创立者是泰安人巨阳子韩志具。宋子贞《全真观记》载：“金明昌(1190—1196)间，道者巨阳子始筑室其上，学为全真。寻请于有司，因得今额。……居既久，将薄游诸方，命其徒张志超嗣主观事。志超亦宽和能辑众，雅为道俗信向。继而州将李侯贵及其弟故帅进、进妻陇西郡夫人萧氏同助营缮，踵而成之。”
由此可知，全真观是由韩志具创建、其弟子张志超最终完成的。全真观创立的时间比洞真观还要早，不过就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全真观的名气远不如洞真观。
元代是全真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对泰山来说也是如此。这一时期，泰山全真教的宫观众多，而且大多和一个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元代泰山最著名的全真道士张志纯。
张志纯是泰安埠上保(今山东肥城)人，生卒年不详。据杜仁杰《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载，当时张家“以财谷雄里社”，实际上也只是“有田若干亩，有牛若干角”而已，但是能够“周急继困，过官无问贵贱，馆之如一”，所以“当时遂有长者之称”。张志纯生在这样一个为富且仁的家庭里，可谓宿有道缘。
张志纯自幼不爱居家，十二岁就离家入山学道去了，拜崔道演为师，得名志伟，号天倪子，后来为元朝皇帝所赏识，赐名志纯。短短几年工夫，张志纯已经名满齐鲁了。当时各地的地方官都是武将出身，但见到张志纯无不屈膝礼敬。当时东平行台严实让范圆曦住持万寿上清官，又再三邀请张志纯作其副手。张志纯赴任后不久，观内诸事“废者兴，缺者完，惰者勤，慢者敬，凡所应用，无一不备”。张志纯于是以“峻洁知办”称于道林，朝廷赐号崇真保德大师，并授紫衣。但张志纯并不为所动，而是“慨然拂衣，复还布山之旧隐”。
张志纯最为人称道之处，也是他对泰山全真教的最大贡献，是他主持修建了大量的宫观。金元之际，战乱频繁，经久不息，泰山宫观遭到严重毁坏。战乱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张志纯毅然挑起了重建的重担。《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记述，说他历经三十余年，重修、新建了玉女祠、南天门、会真宫、玉帝殿、圣祖殿、朝元观和蒿里山神祠等宫观。徐世隆的《岳阳重修朝元观记》和《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具体记述了张志纯重修朝元观和蒿里山神祠的经过。鉴于张志纯对泰山宫观的修建之功，朝廷对他“特加崇真明道圆融大师之号，兼提点泰安州教门事”；中统四年(1263)，又“蒙燕都大长春宫掌教诚明真人专使赍奉圣训，委师提举修饰东岳庙事”。把东岳庙这一帝王祭祀的专用场所交由张志纯去“修饰”，可见朝廷对其信任之深。
张志纯在当时影响很大，深受教内及教外各阶层人士的敬仰。在全真教内部，不仅一般道众，就是掌教祁志诚也对他十分尊敬。《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说他与张志纯意气相投，所以竭力促成张志纯的修建事业；《岳阳重修朝元观记》则说他为了让张志纯主持重修朝元观，甚至下拜不起。掌教尚且如此，一般道众就更不用说了。教外，朝廷赐给他大师封号，地方官员把他视为座上宾。文人学士也对他非常景仰，像大文学家元好问、翰林集学士徐世隆、著名隐士杜仁杰等，都作有赠他的诗。至于一般百姓，对他更是崇拜。据《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载，在修建宫观的时候，“人忘其死而成师之志”，以至于时人感叹道：“虽国朝为之，亦不能齐一如此。”以上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张志纯的人格魅力。
除了张志纯修建的之外，泰山在元代还修建了其他一些全真教官观，比较著名的有长春观、会仙观、洞虚观等，这里不再赘述。二
经过元朝的鼎盛之后，全真教在明朝开始衰落。这其中当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如元朝时全真教内出现了末流贵盛、高层腐化等现象，对后来全真教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明朝统治者虽然也尊崇道教，但尊崇的是正一教，全真教则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泰山全真教也开始走下坡路。
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泰山全真教一直处于低谷。在明朝前期和中期，不仅在史书中很少见到有关泰山全真教的记载，而且在石刻中也罕觅其踪影。不过到了明朝后期，情况就变得不同，泰山全真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兴盛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阳观的崛起；二是洞真观的复兴。
不管明朝政府对全真教的态度如何，鉴于泰山的特殊地位，它对泰山道教还是非常重视的，将两级道教管理机构——泰安府道纪司和泰安县道会司——分别设在岱庙和碧霞祠，并规定岱庙住持由朝廷任免，使岱庙和碧霞祠成为当时泰山道教活动的中心。不过，明朝泰山最有影响的道士并不出自这两座道观，而是三阳观的昝复明。
咎复明，号云山，陕西渭南人。他的师父是王阳辉，号三阳，祖籍沈阳，后迁居于山东东平。据观中所藏明于慎行所作《重修三阳观记》载，王阳辉曾经“穷游四域，遍历名山”，后来携昝复明归而隐于泰山。嘉靖三十年(1551)，王阳辉与昝复明在泰山之阳的凌汉峰下“伐木薙草，凿石为窟以居”。后来又在别人的帮助下，修起一个草庵，名之为“三阳庵”。王阳辉死后，昝复明继承师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使三阳庵面貌一新，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神宇庄严的道观，于是更名为“三阳观”。从此以后，“四方道俗，香火醮祝，岁月无虚”，几乎可以与泰山最著名的东岳庙相提并论，可见此时三阳观道场之盛了。
三阳观在昝复明时达到鼎盛，有徒子徒孙近百人。不仅民间百姓、达官贵人前来焚香醮祀，就连皇亲国戚来朝拜岱顶的碧霞元君，也要来此作醮。观中有三通《皇醮碑记》和一处摩崖的皇醮记文，记录了万历年间明神宗所宠爱的郑贵妃四次派人来泰山祭拜泰山娘娘，并在三阳做醮的历史事实。四处石刻虽然所刻时间不同：第一次在万历十七年(1589)十月，第二次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第三次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第四次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但内容和格式大致相同。其中前三次都是由昝复明立石，最后一次是由郭志合立石，因为就在此前一年的万历二十六年(1598)，咎复明已经去世了。
三阳观南有道士墓群，据现存的墓碑所记，三阳观全真教徒的传法谱系为：“崇静真阳复，志坚守太玄。智礼清白信，存义法明长。道贵诚正理，德尚宽和行。参赞乾坤机，变运造化功。”查《诸真宗派总簿》，知其属于全真教中的果老祖师云阳派，其门徒师承明确，辈份清楚，至民国年间的住持满贵祥，在泰山共传十九代。现三阳观山门前立有一碑，碑文即冯玉祥于1934年所撰的《三阳观道士满贵祥赞》，可惜曾遭破坏，已经不能辨读完全。
洞真观在明朝后期的复兴，也与明神宗有着密切关系。万历年间，明神宗为供奉其母李太后，命全真道士周云清再次将洞真观整修扩建，创构官宇，横殿岿崇，金碧辉煌，号称极盛，并建九莲殿，封李太后为九莲菩萨。据观中所藏《颁藏经敕谕碑》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在颁发给岱庙一部《道藏》的同时，也颁发给洞真观一部《道藏》。明神宗还改洞真观为“保国隆寿宫”，并敕建隆寿宫石坊。由此可以看出，洞真观在明后期与皇室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于是乎一时间，洞真观香火大盛，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不过好景不长，到了清代，洞真观同样渐渐衰落下去，到清末时已大部倾圮。
满清时期，统治者素无道教信仰，尽管清初为了笼络汉人，曾经对道教有所重视，并因而成就了全真龙门派的一次中兴，甚至出现了“龙门、临济半天下”之说。但是此后，清朝诸帝对道教都没有兴趣，道教失去了统治者的扶植，更加无力振作了。到清末民初，全真教随着整个道教一起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最终衰落下去。
清代的泰山全真教，总的来说乏善可陈，在石刻中也没留下什么值得夸耀之处。而除了统治者的不重视之外，促使其最终衰落下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以碧霞元君为代表的民间神祗信仰的空前发展。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奶奶、泰山娘娘等，对其信仰自宋端以来发展迅速，到明朝时，碧霞元君不仅和泰山之神东岳大帝一样走出了泰山，成为全国性的信仰，而且最终超过了东岳大帝，在民众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