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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上个世纪末期就开始研究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而本文论述的县是从2006年开始引起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相继在多个乡(镇)开始了试点。试点结果表明,运用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种植的农作物,产量明显高于普通农作物,在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开始了大面积推广。这个县城在2008年开始大面积推广使用,全县示范推广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10棚,其中番茄3棚、黄瓜5棚、辣椒2棚、黄金瓜2棚,推广效果非常好。发展到现在,已经相继推广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815棚,在2012年累积推广1863棚,2013年累积推广2153棚,全县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的实施流程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存在外置式和内置式两种,对于内置式来说,又存在行间内置式和行下内置式。行下内置式是,在种植行的开沟过程中,沟宽和沟深需要根据种植农作物的品种类型和行宽大小来决定。完成了开沟工序之后,就可以将秸秆填满,沟的两个端口需要露出长度为10厘米左右的秸秆,这主要是为了方便农民进行浇水供气作业。秸秆填满之后,需要将搅拌好的菌种均匀地播撒在秸秆上,再进行覆土、浇水、起垄作业,所有工序都完成之后,最后进行定植。行间内置式的开沟方式和行下内置式不同,行间内置式在操作行开沟。外置式主要运用于靠近温室内侧山墙侧的发酵池。一般情况下,发酵池的规格是:上口宽105~110厘米,下口宽78~80厘米,深度约为110~120厘米。将塑料布铺好,在池中间安放一台鼓风机,将发酵成熟的菌种进行混合,混合后均匀地铺在塑料布上。然后在交换机上安装二氧化碳微孔输送带,这主要是为了给菌种的发酵定时定量提供二氧化碳肥料。
3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的应用效果
3.1增加有机物这个县从2012年开始,为了研究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对温室大棚内土壤的影响,县内的检测中心分别对使用这项技术进行种植的部分农作物大棚土壤进行检测。然后再对没有使用这项技术的大棚土壤进行检测。共抽查样品78个。其中使用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时间一年的大棚16个,时间为两年的大棚18个,时间为三年的大棚21个,时间为四年的大棚13个,没有使用秸秆生物反应堆的大棚10个。通过两组检测数据的对照,可以得出,使用了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的大棚土壤质量较好,没有使用这项技术的大棚土壤比较容易出现板结现象。所以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可以增加土壤有机物质的含量,改善土壤状况,促进农业的生态循环发展。
3.2其他效果除了改善土壤养分含量之外,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还有其他作用。根据全县多年的实践结果表明:在大棚内使用这项技术,可以提高棚内二氧化碳的浓度。众所周知,二氧化碳是蔬菜等农作物生长的重要养料,棚内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了,产量会上升。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还可以提高棚内的温度,促使栽培的农作物早日成熟,根据实践结果表明,使用了这项技术后,大棚内的温度提高了1℃~3℃。在这种环境下,蔬菜等农作物的成熟时间将会提前,比没有使用这项技术的大棚蔬菜早上市15天左右,为农民谋取了更多的经济效益。
4结语
多年来,凯悦饭店一直在会议客源市场上占据着令人艳羡的份额,独特的会务接待流程是其成功的关键。在几乎所有的凯悦成员饭店中,都设置有专门的“会议金钥匙”,为会议的主办者和参加者提供全程专项服务。与大多数酒店洽谈、接待与会务分开的会议接待流程不同的是,“会议金钥匙”们从接受顾客现场考察开始,一直到整个会议完满结束,始终不离主办者左右,密切注视着会议进程,及时准备着处理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形。饭店还授予了“会议金钥匙”们相应权限,以确保其在饭店范围内切实有效地调用各种资源,如人员、设备、车辆、花卉等,各营业部门也被明确要求与“金钥匙”们紧密配合,对于其临时做出的各项指令及时付诸实施,而无须额外的请示和协商……在“会议金钥匙”这种类似于“项目经理”的接待流程推出之后不久,顾客们对于凯悦饭店会议服务的满意度急剧上升。
凯悦的成功,既源自于对顾客消费心理细微之处的精确把握,也离不开“流程再造”技术的巧妙运用。所谓“流程再造”(BusinessProcessReengineering,简称BPR),就是跳出传统的思维定势,重新审视企业原有的操作及管理流程,并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对之进行彻底的、急剧的重塑,以达到服务和管理效率的飞跃。相比企业对于传统管理模式的常规改进而言,流程再造的力度更大、层次更深,涉及到企业的组织原则、战略系统和制度体系,是对企业原有流程的根本性反思和革命性创造,所创造出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全新工作方式,其市场反响往往是戏剧性的。在2000年新版的ISO质量体系认证标准中,流程分析已经成为主要的分析方法。
在传统的思维定式下,管理者们考虑问题的依据往往是“如何将手头的事情作得更快、更省、更好”,其着眼点是技术的改善、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及协调过程的制度化,比如在传统的客房服务模式中,管理者总是试图通过完善台班和卫生工的职责、培训员工的技能以及加强基层管理人员的督导效果来达到效率的优化和成本的改善,但为什么一定要设立台班、为什么存在台班和卫生工的分工等问题则很少有人去仔细推敲,甚至将其作为一种“天经地义”的行业惯例。
在引入“流程再造”思想以后,管理者的思维方式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几乎所有的惯例都被重新审视,考虑问题的依据也变成了“我们为什么要做现在的事?为什么要这么来做?”,着眼点也转向了对于事物本来面目的反省和评估。客房服务中心模式对于传统台班模式的否定和取代就是“流程再造”的成功案例,通过对台班的工作职责、工作方式和工作强度的反复观察,管理者们发现以楼层为基本单位的大量台班人员的存在实在是巨大的浪费,不合理的流程致使几乎所有的台班服务员工作负荷严重不足,而服务质量并未因高成本的“人盯人”流程有更多保障,所以以现代通讯和监控技术为基础的“服务中心”模式一经诞生,便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
实施“流程再造”(BPR)工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
首先是辨识、描述酒店现有流程体系,尤其是将管理和服务的核心流程明确清晰地表达出来。比如某四星级酒店,就曾对其各级经理之间的协调沟通流程进行辨识,最终发现其核心流程就是每周一次的总经理例会以及各部门内部的每日一次的管理例会以及日常的管理报表呈报程序。
接着便是对现有流程进行评估和诊断,关键在于判断这样的程序对于最终满足顾客需求到底有多大价值,程序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花费如此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有没有更合理更经济的程序能取代它。上面那家四星级酒店,通过对各级管理人员发放不记名问卷的形式进行专题调查,结论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绝大多数的管理人员都认为大部分会议的内容其实都可以通过公告或文件的形式传达而无须专人定时参加会议,反而在每周一次的总经理例会上由于部门众多、议题密集,很多问题又只能是一笔带过,整体上来说,现行的沟通流程既耗费了大量时间,关键问题往往又不能得到完满解决。
在明确了原有流程的弊端之后,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对其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并依托各种现代技术手段重新构建崭新的流程体系。一般来说,对原流程的变革主要依据“ESIA”原则进行,即清除、简化、整合和自动化——将原程序中多余的非增值活动清除掉,将重复繁琐的环节进行合并,并对员工更大幅度地授权,使之可以凭借众多现代技术手段自动化地处理各种复杂局面。时下很多酒店大力提倡的“到我为止”的服务理念,就是“ESIA”原则的合理运用。那家四星级酒店后来进行的会议改革也是基于“ESIA”原则展开的,他们通过酒店内部的计算机局域网系统建立了一个内部“BBS电子会议系统”,不同级别的管理人员通过自己的密码进入会议系统后可以迅速查阅与自己相关的会议信息,发表自己的见解,收发各级部门的重要通知,并共同探讨一些关乎酒店发展状况的重大议题,而这一切都可以在酒店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进行。“电子会议系统”推出后,沟通效率提高了,会议用时减少了,各级管理者的联系反而更紧密了。
文献提出了一种以多主体的顺序“接力”为主要特征的创新模式,并称之为“接力创新”。文献[2]预测在生物制药业、生物农业、信息业、纳米业等新兴产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其中,接力创新在生物制药产业的普适性已被文献[1,3-4]等证明。文献[5]验证了信息产业(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也大量存在接力创新。那么,农业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是否也如预测的那样遵循接力创新呢?如果遵循,那么是否具有自身的特性以及为何会形成这种特性呢?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回答①。与生物制药产业相类似,生物农业产业同样建立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基础上,并且是除生物制药产业以外运用现代生物技术最为广泛、发展最为迅猛的产业,也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重点产业。从理论层面看,研究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可以拓展接力创新的应用范围、深化和完善接力创新的相关理论。从实践层面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农业产业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农业技术现代化、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揭示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的特性,为中国生物农业的产业创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帮助相关创新主体明确定位、科学决策,指导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本文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与生物制药技术等的接力创新进行对比,探索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②。下文安排如下: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变量;进行研究设计;通过案例分析得出主要发现;探讨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形成机理;总结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2文献回顾与研究变量
2.1文献回顾
接力创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Pavitt对“基于科学的高科技部门”的论述[6]以及国家创新系统中“基于科学的体制”[7-8]。“模式2”等理论也强调了“后现代”社会中科学研究与创新的交互作用[9],并进而形成“三螺旋”模型所描述的大学承担企业功能、企业承担学术功能的现象[10]。这些经典研究(但不限于这些研究)事实上分离出一类基于科学的创新。例如:Pisano认为科学的深度参与导致生物制药是“基于科学的商业”[11];陈劲、赵晓婷和梁靓指出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创新是“基于科学的创新”[12];对纳米产业的研究也佐证了这种特性[13]。那么,这类基于科学的创新如何才能获得成功?生物制药创新研究逐步揭示出接力创新这一新型创新模式,给这个命题提供了较为完美的答案。①文献[3]提出:专家型公司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专注于分子生物学研究和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前端的小型生物技术企业;而核心公司是在新药的研发、生产和营销等方面具有综合组织能力的大型一体化公司。生物制药源于20世纪70年明的DNA重组技术[14],当前已成为涉及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组合化学、生物信息学、计算科学和纳米技术等众多科学技术的复杂体系[11]。文献[15]指出生物制药创新主要来自大学,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盈利性公司等不同类型的组织在创新过程中建立联系、共同参与创新[16-18],大型制药公司与利用生物技术开发新药的专业化企业之间是合作关系[19]。李天柱、银路和石忠国等最早提出生物制药创新中专家型公司与核心公司之间合作的本质是两者的接力创新,技术转让、合同研究、并购、联盟等常见的合作方式其实是实现接力的具体手段[3]①。在此后的研究中,李天柱等进一步针对生物制药起源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特性,将大学等公共研究机构纳入接力创新框架,提出了接力创新的完整概念,分析了“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之间的主要接力关系和接力方式[1],并探讨了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和发生机理,比较了接力创新与合作创新(包括产学研合作)、开放式创新和二次创新等其他典型创新模式的异同及应用思路[2]。虽然接力创新概念的提出时间较晚,但是由于它对基于科学的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文献[5]验证了信息产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且它具有自身的特性;有学者运用接力创新研究了区域创新平台、新兴产业载体等[3-4,20-21]。然而,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接力创新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物制药产业开展的,而生物农业产业等其他基于科学的产业是否遵循接力创新及其特性则尚无专门研究。
2.2研究变量
本文旨在验证前人对接力创新的推断,但是由于针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类似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文实际上属于对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探索。针对这一研究目的,首先,本文将研究问题明确为“农业生物技术是否遵循接力创新,如果遵循,那么是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形成机理是什么”,以避免被海量数据所“淹没”[22];其次,除了可从研究问题直接推出的研究变量外,本文并未事前指定其他变量,以防止在研究过程中束缚思想、阻碍新理论的构建;最后,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逻辑,但尽量保持开放心态,以免限制研究发现和产生偏差[22]。基于上述思想,根据代表性文献[1-3]铺垫的理论基础,本文利用如下变量研究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1)接力创新。接力创新的本质是:能力显著异质、优势明显互补的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创新,但各主体加入创新过程的时间有先有后,且它们承担不同的任务,在创新过程中地位平等、缺一不可、各司其职、很少“越界”,主体间的顺序接力推动创新获得成功。也有文献指出,在新兴技术的创新中,能力互补的创新主体通过联盟等组织间合作方式共同完成创新是一种普遍现象[23],因此不能认为只要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创新就属于接力创新。为了使研究更加严谨[24],针对接力创新变量,本文提出一个竞争性解释:农业生物技术不遵循接力创新,实际上只是采取了战略联盟等合作创新模式。2)接力关系。接力关系这一变量是参照当前接力创新最为典型的生物制药产业而提出的,其存在的前提是接力创新变量能够得到较好的解释。具体而言,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过程中可能存在如下接力关系:第一,以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创造接力为主线;第二,以不同主体之间的知识产权接力为实现手段;第三,以金融接力为支撑,即创新过程中存在不断有新的资金加入、原有资金退出的接力现象;第四,创新过程中政府支持政策也具有与金融支撑类似的接力现象。3)接力方式。接力方式是上下游创新主体之间实现接力的具体手段。参照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主要接力方式应包括授权许可、平台技术转让、合同研究、并购、联盟等多种方式。与接力关系变量相类似,接力方式变量存在的前提也使接力创新变量得到较好的解释。
3研究设计
3.1研究边界
按照一般理解,农业生物技术是运用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及分子育种等生物技术改良动植物及微生物品种的生产性状,培育动植物及微生物新品种,生产生物农药、兽药和疫苗的新技术[25]。该定义指出,农业生物技术建立在以DNA重组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体系的基础上,从而与其他农业技术区分开来。例如,袁隆平院士发明了“杂交水稻”技术,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该技术没有利用DNA重组及其他现代生物技术,因此不属于本文研究的农业生物技术①。
3.2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最适合于研究“怎么样”(how)和“为什么”(why)的问题[24]。案例研究以案例为基础,从中归纳产生理论,理论的产生完全根植并升华于案例内或案例间的构念之间的关系及这些关系所蕴含的逻辑论点[26]。案例研究可分为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27],其中多案例研究在有效性和普适性方面比单案例研究更具优势[28-29],特别是当多个案例同时指向同一结论时,案例研究的有效性更会显著提高[24]。本文对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探索正属于“how”和“why”的问题,适合于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考虑到归纳理论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3.3数据收集
案例研究中常用的数据来源包括文献、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和实物证据[30],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作为数据收集方法。数据收集按照下面步骤进行:第一阶段,研读有关行业报告和资讯收集,找出已进入商业化阶段的农业生物技术。在这一阶段,国家科技部高新技术司编写的《中国生物产业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生物谷②等专业网站提供了最初的筛选范围。第二阶段,针对收集到的农业生物技术名录,广泛收集其技术创新过程的信息,获得大量零散的技术创新片段。在这一阶段,除了论文、研究报告等文献外,维基百科③、谷歌、果壳网④等网站也是丰富信息的重要来源⑤。第三阶段,使用三角验证法确认数据的质量,即研究者可利用多重证据来源和多重研究方法以减少偏见的影响[31]。第四阶段,将经过验证的创新案例片段进行拼接,从而得到完整的案例。在收集数据资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建立了案例档案和证据链以保证案例质量。不可否认,诸如文献分析这种二手数据收集方法与访谈法、观察法等相比确实并非最优选择,这是在现有研究条件约束下所做出的一种满意决策。由于本文是从总体上对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进行研究,不以研究每个案例的微观过程为目的,因此通过上述过程收集的案例资料可以满足研究要求。待条件成熟时,再进一步利用一手资料验证本文研究。3.4案例简介多案例研究所需的案例一般以4~10个为宜[22],所选取的案例要具有较大的典型性和极端性,并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32]。本文选择表1中的8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案例选择主要基于3个标准:一是尽可能广泛覆盖生物农业的相关领域,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二是尽量针对典型的农业生物技术及企业,以提高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三是在满足前两个标准的前提下,尽量采用涉及中国企业的案例,以增加对中国的指导价值。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拼接案例受到数据来源的限制,因此肯定还有其他典型案例无法得到,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文的研究质量,但笔者认为表1中的案例已可以较好地满足研究需要。
4研究发现
4.1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特性
表1中的案例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一项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主要表现为,不同企业先后加入创新过程,分别完成创新链上不同环节的任务,创新是通过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接力传递而逐步推进的。这一特征与接力创新的本质是一致的,因此可确定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的重要创新模式。例如,NaturalIndustries公司在成功研发了生物抗虫害技术后于2012年被诺维信公司(Novozymes)收购,诺维信公司将此技术应用于水果、蔬菜等农作物种植市场。在这项创新中,NaturalIndustries承担上游的研发任务,诺维信公司在NaturalIndustries的基础上继续完成商业化,属于典型的接力创新;在诺维信公司和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联盟中,诺维信公司负责研究提高抗病虫害能力、作物产量和土壤肥力的生物土壤改良技术,孟山都公司在诺维信公司研发的基础上完成田间试验、注册与商品化,这也是典型的接力创新;孟山都公司收购Asgrow、Holden等公司的目的是利用这些公司的市场网络将其玉米、大豆等转基因育种技术推向美国、比利时等国家的市场,本质上是孟山都公司完成上游的技术研发、Asgrow等公司完成下游的商业化,这也是接力创新的具体表现。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遵循类似的接力创新模式。事实上,笔者所收集的案例数量远超表1中的案例数量,只是很多案例因不够完整、不够具体或不够典型等而未被纳入分析,但其中很多案例也表现出上下游创新主体顺序接力的特性。必须承认,表1中的案例确实存在多个创新主体参与并广泛运用联盟、并购等合作方式的事实,但本质上还是上游主体完成其承担的任务后,像接力赛跑那样传递给下游主体继续开展后续任务,因此属于接力创新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合作创新,变量1的竞争性解释可以排除,对生物农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现象的支持进一步加强。但是,与生物制药技术等相比,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表现出自身的显著特性。1)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发生在转基因作物、生物防护等领域,而在生物农药、兽药和疫苗等领域出现得较少。即便在转基因作物等接力创新的易发领域,接力创新也是最近10余年才逐步兴起的,一些生物农业巨头曾独自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成功,如孟山都公司推出了保铃抗虫棉花等。因此,笔者认为,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新趋势,该发现修正了文献[1]的结论———文献[1]曾推测生物农业应像生物制药业那样普遍遵循接力创新模式。2)文献[1]和文献[2]指出,生物制药技术的创新基本上遵循“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如忽略掉大学,则为“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顺序接力的单一模式。但是,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明显分化为3类(如表1所示):第一类,专家型公司与核心公司的接力,如“NaturalIndustries-诺维信”和“TJTechnologies-诺维信”,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基本一致;第二类,核心公司与核心公司的接力,如“诺维信—孟山都”、“孟山都—礼来(EliLilly)”及“孟山都—拜尔作物科学(Bayer)”,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有差异较大;第三类,核心公司与其他中小公司的接力,如“孟山都-Asgrow、Holden”、“孟山都—中国种子集团、河北中业集团”及“杜邦先锋(Dupont)—山东登海种业”,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恰好相反。3)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极少涉及大学,或者说鲜有直接利用大学科学发现的情况———这进一步修正了文献[1]的结论。文献[1]曾猜想,农业生物技术与生物制药技术一样,创新应直接建立在大学科研的基础上。同时,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专家型公司的依赖相对较弱,很多重要技术都是核心公司研发的。理论上讲,农业生物技术与生物制药技术一样,其前端研发工作最适合由专家型公司承担,但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案例的支持。
4.2接力关系
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的接力关系大体上符合变量定义中对接力关系的陈述,但又有不同表现。1)以知识创造接力为主线。接力创新的本质是通过上下游创新主体之间的顺序接力,逐步完成创新中最基本的知识创造过程[1]。已证明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遵循接力创新模式,因此创新生态系统必然围绕知识创造及其顺利接力进行构建。例如,在“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案例中,诺维信公司将自己研发的土壤改良技术知识传递给孟山都公司,由孟山都公司继续创造田间试验、注册及商业化等方面的知识。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是如此,不再赘述。2)以知识产权接力为手段。在接力创新中,知识产权也是一个与知识创造协同发展的接力过程,知识产权转移成为创新主体实现接力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符合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1](具体的接力方式详见下文分析)。3)对金融支撑的接力需求不强。接力创新对金融支撑通常有强烈的需求,如生物制药需要公共财政、天使投资者、风险投资、核心公司、资本市场等复杂资金接力支撑整个创新过程[1]。在农业生物技术的第一类接力创新中,位于创新链上游的专家型公司主要依靠风险投资和公共财政的资金,在创新任务被传递到核心公司后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资金,因此整个过程表现出一定的金融支撑接力性质。在农业生物技术的第二类和第三类接力创新中,整个创新过程都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金融支撑接力的特性并不显著。总体来看,虽然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投入巨大、周期漫长,但是对金融支撑接力的需求却不强烈———这与接力创新的现有理论相比可谓大相径庭。4)强烈依赖政策支持接力。政府政策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转基因作物为例:实验室研究阶段需要有利于转基因实验、动植物新品种专利保护等方面的政策;育种研究阶段需要政府开放对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试验管制、大规模田间试验审批等方面的政策;更突出的是,生产和商业化阶段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申报审批、品种审定和证书发放、大规模种植许可及国际贸易管制等一系列有利政策。只有在创新的不同阶段分别配置合适的政策且各政策之间无缝衔接,才能为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任一环节上的政策变化都可能给创新造成重大影响。2012年欧盟质疑孟山都公司的“NK603”转基因玉米的安全性,曾造成孟山都公司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面临被欧盟禁止的威胁。政府政策对新兴产业创新普遍具有重要意义[33],但是像农业生物技术这样对政策支持接力的依赖如此之高是罕见的。
4.3接力方式
农业生物技术的3类接力创新具有相对稳定的接力方式,不像生物制药创新的接力方式那样动态复杂。下面针对3类接力创新分别论述。在第一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主要是并购。通常是下游的核心公司并购上游的专家型农业生物技术公司,这与生物制药创新中专家型公司整体出售这一接力方式的相似度较高。采用这种接力方式的一般情况是,上游企业提出创意且技术研发已成型,而下游企业拥有田间试验、申报审批、市场推广等一系列加速技术商业化的能力,且下游企业的营销网络和顾客基础规模较大,能使技术在商业化环节发挥更大价值。同时,上游的专家型公司大都是借助风险投资创办的,通过并购可获得较高的企业价值溢价,风险投资愿意推动这样的并购;而下游的核心供公司则拥有充足资金可为并购支付较高价格。诺维信公司收购NaturalIndus-tries和TJTechnologies都属于这种情形。在第二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包括联盟、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这些方式的本质都是通过签订某种契约将知识产权从上游企业传递到下游企业,我们统称为协议合作。协议合作普遍发生在核心公司之间,一般是上游的核心公司提出研发创意且完成基础研究和实验开发,而下游的核心公司完成申报审批、市场推广等商业化工作。其中,如果采用联盟方式,则会按照企业对创新的贡献预先约定好利益分配办法,上下游企业通过分割创新的终端收益获得各自的回报。“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联盟即是如此;如果采用技术转让或授权许可,那么上游企业通常事先划定下游企业使用技术的范围和条件,上游企业除了获得一笔技术转让费(或技术许可的门槛费)外,通常还能在未来创新成功后获得从创新收益中分成的权利。孟山都公司将其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技术许可给拜耳作物科学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在第三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包括股权收购、合资等途径,我们统称为资产联结。使用资产联结这一名词是因为这种接力方式一般发生在上游企业为核心公司而下游企业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核心公司掌控全部技术研发及田间试验、申报审批等后期创新工作,但在最终拓展市场(尤其是拓展国际市场)时面临较大障碍,因此以股权收购或合资方式控制下游企业,借助下游企业拥有的市场网络以及对特定市场熟悉等优势加速技术创新扩散。这种情形与第一类接力创新中核心公司收购上游专家型公司的方向恰好相反、目的也不同,为区别方便称之为资产联结。杜邦先锋与山东登海种业合资成立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将其转基因玉米种子推向中国市场就是以资产联结方式实现创新接力的实际反映。此外,接力方式变量中包含的合同研究、平台技术转让等典型接力方式并未在生物农业产业中发现相应的案例,这也反映出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不同之处。
4.4其他发现
除了上述基于3个变量得到的发现外,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中国企业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主要参与第三类接力创新,基本上是承接跨国公司已研发成功的技术并将之拓展至中国市场。从企业创新管理的角度看,中国企业采取这种方式可以规避生物技术研发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且可获得相应的创新收益。然而,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中国生物农业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接力创新愈演愈烈可能使中国企业逐渐丧失自主研发的动力和热情,并使中国生物农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5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形成机理
以转基因作物为例的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过程可抽象为图1。图1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过程(以转基因作物该过程由上游的实验室研究、中游的育种研究和下游的大规模生产与商业化3个序贯相连的阶段构成,每一阶段又可细分为更多阶段。3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所需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实验室研究的目标是克隆目的基因,创造转基因作物品系,因此基础研究能力在这一阶段最为关键②;育种研究的目标是开发育种工艺和方法,并通过小规模田间种植试验对工艺方法和安全性进行检验(试验面积约为100m2),这一阶段也有较强的科学研究成分,但更接近生产技术和工艺的研发;规模生产和商业化阶段的目标是,通过大规模田间释放试验确定稳定的育种技术和工艺,并对试验成功的作物品系进行申报审批和开展商业推广,因此,除了研发能力外,对政府的公关能力和商业化能力也至关重要。平均而言,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周期长达13年、投入超过1.3亿美元。其中,创新链上游的实验室研究能否成功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创新链下游的大规模生产和商业化面临的风险同样惊人,尤其是能否通过品种审批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整个创新周期中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用于通过政府审批,平均审批费用超过3500万美元。此外,商业性推广还面临不同国家在政策、社会和国际贸易方面的严格壁垒[34]。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过程和特点与接力创新发生的一般规律十分吻合[2]。具体而言,受规模、资金、公关能力和市场网络等因素的限制,专家型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基本上不具备完成整个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能力,也无力承担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尤其是下游风险),因此通常聚焦于从事创新中前段的实验室研究或育种研究,或在创新后段的商业推广、大规模种植等环节参与进来,因此此时不确定性已很低。孟山都、诺维信这类核心公司拥有完成整个创新过程的能力,但创新的不同阶段所需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由核心公司独自完成创新仍是低效率的。特别是在实验室研究环节,核心公司的能力有时明显弱于专家型公司。而在创新后端,单独一家核心公司———不论其规模和影响力如何巨大———突破不同国家的政策、社会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障碍都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在不同阶段的特点,由优势能力各异的企业分别承担创新任务,通过接力合作推动创新成功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农业生物技术自身的特殊性又使其接力创新具有如下自身的特性:1)农业生物技术体系庞大、涉及领域较多,不同细分领域存在一定差异。我们观察到,一些农业生物技术(如生物农药技术、兽药技术等)的研发难度不像转基因作物那样大,其创新风险相对较低,尤其是遭受的政府管制相对宽松。这些技术的创新可能在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内部或采取其他合作创新方式即可完成,因此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发生范围不如生物制药技术那样普遍。同时,根据我们的不完全观察,在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早期,专门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专家型公司相对较少,因此孟山都等核心公司只能自己开展技术研发并完成创新过程。近十几年来,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专家型公司的数量开始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最近10余年接力创新(尤其是第一类接力创新)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才大规模兴起的原因。2)生物制药技术创新所需的异质性能力严格分布在不同的创新主体中,只能采取“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的接力方式[1]。而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像生物制药技术创新那样严重,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阶段有目的、有选择地配置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这加速了接力创新的分化。有些技术研发专家型公司的能力突出,而商业化能力掌握在核心公司手中,从而形成第一类接力创新。例如,对于“TJTechnologies—诺维信”的接力创新,诺维信公司的副总裁Videbk表示:“TJTech-nologies的生物解决方案提高了作物产量、业内领先,可与诺维信形成互补”。有些技术的研发能力掌握在一家核心公司手中,而商业化能力掌握在另一家核心公司手中,从而形成了第二类接力创新。例如,对于“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诺维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Nielsen认为,这“很好地将诺维信的微生物研发能力与孟山都的田间试验和商业化能力结合起来”,而孟山都公司的首席技术官Fraley认为,“这是技术推向成熟发展的催化剂”。还有一些技术从研发到商业化的能力都掌握核心公司手中,但在技术扩散过程中运用其他公司的资源和网络更易克服市场拓展过程中的障碍,从而形成了第三类接力创新。例如,山东登海种业的规模远小于杜邦先锋,但前者在开发中国市场时却具备杜邦先锋所没有的本土化优势。3)大学科研更热衷于针对人类健康医疗的研究(如干细胞等),直接满足生物农业创新需要的最新前沿科学成果相对较少。这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只能更多地利用相对成熟的现代生命科学发现,大学主要提供基础理论和基本的技术手段,所给予的是间接支持。这可以解释为何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大学进入接力环节的案例较为罕见。而生物制药技术创新的前端离不开大学的参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物制药的研发不仅直接建立在大学科研的基础上,而且大学也乐于为生物制药提供直接可用的最新成果。此外,由于大学科研更重视人类健康医疗,因此大学衍生的专家型公司聚焦于农业生物技术的就相对较少。这可以解释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对专家型公司的依赖性不强的现实,其实质是缺乏可以依赖的专家型公司。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生物农业的其他特点,可进一步解释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其他特性。就接力关系而言,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资金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由于仅有一部分新技术是由专家型公司开发的,很多农业生物技术都是由核心公司负责研发、生产和商业化的,因此核心公司的资金实力、从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完全可以支撑整个创新过程。这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依赖远低于生物制药技术。但是,农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作物)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社会争议的焦点,更是政府严格监管的对象。针对转基因生物的政策法规不仅严格,而且相关政策法规密集地分布于从实验室研究到商业化的各个环节,政策变动对于创新进程而言可能是致命的,这种特性导致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高度依赖政府支持政策的接力。就接力方式而言,在第一类接力创新中,核心公司理论上也可以像生物制药技术创新那样采取协议研究、平台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方式从专家型公司那里获得技术,但是表1中的案例全部采用并购方式。我们认为,这是核心公司出于对风险规避的考虑。在我们观察到的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案例中,核心公司并购的专家型公司均为已成功完成技术研发甚至开始初步商业化的公司,这使得核心公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商业化的不确定性大为降低。虽然并购需要付出较高的溢价,但是可一并得到新技术和专家型公司的技术平台、研发团队等重要的创新资源,能够显著提高核心公司的吸收能力,给技术的商业化进程提供技术保障。如果采用协议研究,那么核心公司一般需要在研发前期就介入,这不仅要支付给专家型公司一笔固定费用,而且要依据技术研发进程支付里程金,并可能需要在商业化成功后付给专家型公司以一定比例的利益分成,更重要的是技术研发能否成功仍是不确定的。如果采用平台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方式,核心公司除了要一次性付出固定费用及未来商业化成功后的利益分成外,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在商业化过程中很难得到专家型公司的专有技术能力的保障。在第二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为势均力敌的核心公司,并购这种接力方式很难被双方接受,协议合作自然成为更明智的选择。第三类接力创新采用资产联结实现接力,主要是因为核心公司要掌控商业化过程。中种迪卡公司总经理汪泓在谈到与孟山都公司的合资时曾表示:“商业育种企业必须保证从育种、制种到销售全过程不脱节,否则企业的运营风险很大”。但是,下游的小公司本身不拥有核心技术,并购这类公司往往不符合核心公司的战略,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接力方式在控制方面又面临风险,此时资产联结就成为较好的折中选择。
6结语
6.1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最新趋势,其形成机理遵循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管理应以接力创新为理论指导,同时重点考虑本文所揭示的一些特性,主要包括:第一,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发生在转基因作物、生物防护技术等领域,并分化为“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及“核心公司-其他小公司”3种类型,且接力链条的前端极少涉及大学,创新过程对专家型公司依赖不强,核心公司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发挥很大作用;第二,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需求并不强烈,但高度依赖政策支持接力;第三,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采用并购、协议合作和资产联结等方式实现接力,而合同研究、平台技术转让等典型的接力方式则罕有出现。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之所以会形成自身特性的原因是:首先,农业生物技术的不同细分领域存在差异,即有些领域迫切需要接力创新,而有些领域的需求不大明显;其次,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严重,可根据创新的实际情况在不同阶段有目的、有选择地配置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这加速了接力创新类型的分化;最后,大学科研中直接针对生物农业的最新前沿成果相对较少,因此无法将大学纳入接力创新链条,由大学衍生的专家型公司较少承担前端的技术研发任务。上述这些因素进一步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核心公司,而核心公司自身的能力决定了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依赖不强。然而,由于转基因作物等农业生物技术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政府对之严格管制,这致使其创新过程非常依赖政策支持的接力。而在具体的接力过程中,为了规避技术研发、商业化等环节面临的各种风险,并购、协议合作和资产联结成为主要的接力方式。
6.2政策启示
国内中资产险公司,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国有公司,受多年传统的经营方式的惯性影响,业务结构不适应市场发展的矛盾已突出地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
1.业务老化,产品结构比例不科学。目前,在各产险公司开办的业务中,仍然是几种老产品,有的险种条款已十多年,不适应用户需求,陈旧的产品与活跃的市场极不相称。在业务结构上,车险比例过高,财产险、货运输、责任险及其它业务比例过低的问题十分严重。据统计,200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全系统车险业务比例已超过总体业务比例的60%,而市场化程度高的企财险及其它各分散性业务近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由于业务种类相对集中,对单项业务的依赖性过高,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整体业务的发展。一些公司出现了车险增业务上、车险减业务降的危机状态,这种整体业务发展系车险业务于一身的格局,有很多弊端。
2,业务畸形发展。车险、企财险附加机损险所占业务比重较大,不仅造成了展业的依赖性,而且给调整业务结构带来困难。更重要的是风险相对集中,影响了经营质量。据统计,2000年,全国人保系统车辆险的赔付率达55.66%,机损险的赔付率则更高。较高的赔付率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3.产品创新的缓慢性。由于受管理水平、政策条件、专业素质等因素的影响,目前的保险产品的设计和开发还没有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产品开发滞后于市场需求,特别是在新经济时代到来、科技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情况下,产品更新难以走在市场的前面,不能及时创造出适应市场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需要,且获利空间较大的保险新产品。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不加速保险产品的创新,将难以应对国际强手的挑战。
二、科学合理地调整优化业务结构
1.建立新产品创新机制,丰富保险产品市场。一是进行深入的市场调查,组织力量有重点地开发新产品,更新替代滞销产品。保险产品只有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需求,不断除旧布新,才能保持旺盛的活力。财产险产品的创新,应集中高素质的业务人员和技术力量有计划地开发全国性产品(险种),发挥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险种)。形成全国性与地方性产品并存,老产品改造、附加险、特别约定和新产品并举,集中性业务与分散性业务并行的市场格局,以加速业务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二是保险公司与金融保险院校及科研部门密切合作,开发科技含量高的保险产品,促进业务结构的升级。科研院校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敏锐的市场目光,保险公司具有雄厚的实践基础、广泛的市场触角,二者有机地结合,扬长避短,互为作用,相得益彰。特别是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研究开发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科技含量高、经营效益好、适应发展趋势的保险新产品,以保险产品超前意识的更新换代带动业务结构的优化升级。三是保护产品专利,实行必要的奖励。保险新产品是集社会性、科学性、专业性于一体的特殊商品,应当列人知识产权范畴。为调动产品开发人员的积极性,首先要建立必要的奖励机制,激发活力。可设立保险新产品开发奖励基金,制定保险产品的奖励办法,视产品的推行范围、市场化程度、经营效益、社会影响等状况,确立奖励标准。其次是将新开发的保险产品纳入知识产权范畴管理,申请产品专利,设立产品标识,并入ISO质量认证体系,作为知识产权予以专项保护。
2.搞好现有保险产品的筛选,存优去劣,优化业务结构。现有的保险产品,有的已运行了十几年,产品老化,质量不高,市盈率很低,有的严重亏损。对现有产品进行评估、筛选,是调整业务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前提和基础。筛选的原则是:发展骨干产品,保留有改造价值的产品,淘汰效益差、无市场空间的产品。实现保险资源的合理配置。筛选的标准:一是看产品的经济效益。按照商业化经营的原则,分析产品近年来的经营成果、利润水平、结构地位等。例如对经营效益突出的企财险、货运险、部分责任险等,要作为骨干业务大力发展;二是看产品市场效应。对于那些虽然效益不很高,但占市场份额较大的车辆险、大工程项目建安隆等,要在强化管理措施的同时积极发展;三是看产品发展潜力,对一些已开发但暂不能形成较大规模的产品,要分析其发展潜力和社会影响力。例如对购房贷款保证保险、购车贷款保证保险、住院医疗责任险等,随着国家宏观改革方针政策的实施,必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可采取必要的措施扶持其发展。
3.因地制宜,加快区域性业务结构调整。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素质和生活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对保险的需求、业务结构组合、发展方向和调整的重点不尽相同。为做到科学合理地调整业务结构,看准市场,突出重点是十分必要的。就黑龙江省而言,其地域经济差别较大,在业务结构调整和发展上各有侧重。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城市,要适应保险市场国际化竞争的要求,大力开发保险新产品,开辟业务新领域,通过提高业务技术含量实现结构升级。工矿区要着眼于业务创新,抓住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基建工程增加的机遇,在开办大工程大项目保险的同时积极发展非车险业务,努力转变业务增长方式。农林地区可积极发展个人交费型、投资连结型家财险及各类责任险业务,根据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后集约化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增加的特点,发展相应的保险业务。通过分类指导,使业务结构的优化升级更具实效性和科学性。
三、创造业务结构优化升级的宽松环境
1.遵循市场化原则,逐步取消价格保护。目前保险业务结构调整滞后、产业升级受制的因素很多,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市场价格机制没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价格过度地保护,限制了保险业的竞争,导致一些因价格过死产生的经营行为不规范,阻碍了保险业的结构性调整。鉴于此,欲加速保险业务结构的调整,应积极创造取消价格保护的环境,放开保险费率管制,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改革,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自然地调节保险费率,平衡保险产品价格。其次是加速与国际保险市场价格接轨的步伐,增强“入世”后保险市场开放新形势下的竞争能力。
2.从实际出发,减少地方性产品审批程序。调整优化业务结构,很重要的渠道就是及时充实受市场欢迎的保险新产品。这就需要加速保险新产品的开发和推行。现行的监管体制规定,开发设计的全国性和地方性条款,均需报总公司审查,并报备中国保监会。这种集权管理的方式不利于保险新产品的开发,特别是一些地方性保险产品,因各地的经济环境、消费水平、市场需求差别较大,地方特色比较突出,报备的程序多、时间长,难以及时开发并投入市场。鉴于目前各省的保险监管机构已成立,可考虑从监管政策和方式上,为保险业务调整创造条件。对各省开发的地方性保险产品,由省公司审批,报备当地保险监管部门,这样既有利于保险监管部门审核,又能减少流转环节,加快保险新产品出台的速度。
3.放宽有
关政策,加速保险新产品投入市场。保险产品是一种特殊商品,特别是新产品不同干成熟的老产品,在投放市场时有一个宣传、试办、推销和被社会认知的过程。前期时间长,经营成本高,发展难度大。为保证新产品及时顺利地进入市场并得以发展,可根据产品的性能、特点、科技含量、社会影响等,界定出一段试销期,在试销期间适当减少税赋,或考虑与外资公司经营业务同样的税赋,使保险新产品不致被前期过高的成本所窒息,创造出及早投入市场的有利条件,及时更替那些不良业务,以利于整体业务结构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路径
广东省佛山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工业基础雄厚,是典型的制造业城市。但在“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趋势下,现代服务业日益成为佛山市实现产业强市战略的重要支撑,而在佛山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如何实现其内部结构升级成为关键问题。
一、佛山市现代服务业的行业结构
为更好地反映佛山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情况,在佛山市服务业中选取六个行业作为代表性的现代服务业,即现代物流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现代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本文根据1994年至2006年这些行业的主要数据进行分析(见表1)。
(一)佛山市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结构。从佛山市现代服务业中六个行业从业人员1994年至2006年的变化看,各行业的劳动者绝对数量在2004年以前波动不大,但2004年至2006年,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外,其他行业从业人员数量都在增加。房地产业从业人员近年来呈现持续上升趋势,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在2004年后也大幅上升,但科学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增长缓慢。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量在2003年至2006年问几乎不变,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从业人员数量近年来逐年下降。2006年,佛山市具有现代服务业特征的六个代表性行业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到25%,这一比例显然过小。
(二)佛山市现代服务业中各行业产值结构。首先,在现代服务业的代表行业中,只有房地产业产值在12年间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整个服务业增长速度,其它行业的产值在12年间增长速度较整个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慢。其次,从各行业产值占服务业的比重看,绝大多数现代服务业的产值逐年增加,但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却变化不大,这不利于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及优化产业结构。2006年,佛山市金融业、房地产业、科技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四个行业的产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总计不到30%。现代服务业的相对滞后影响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对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化水平的提高也形成障碍。
二、佛山市现代服务业的地区结构分析
佛山市的总体经济实力很强,2005年佛山市五个区(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高明区、三水区)全部跨入全国百强县(区)之列。其中,顺德和南海两区的综合实力分别居全国百强县的第二位和第六位。以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三个行业为例,根据佛山市五个区现代服务业的统计数据,可考察各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首先,在交通运输和仓储邮电业方面,顺德区和南海区占较大优势,明显与其余三个区拉开距离。2004年以前,两区的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产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都保持十个百分点左右,尤其是南海区紧靠广州,交通运输和仓储邮电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以两位数的比重遥遥领先,2004年后,其比重开始下降,顺德区超过南海区。总的来说,两区基本保持领先地位并高于其他区一倍。其次,在金融业方面,南海和顺德依然占前列。2004年,顺德区的金融业占第三产业比重一直保持在5%左右,高明区在2003年增长得较明显,禅城区的金融业占第三产业比重一直保持1%左右。再次,在房地产业方面,顺德区近年来发展较快、较稳定,南海区发展更迅速,2006年已超过顺德区,而高明和三水区的发展则较慢。总之,五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有较明显的差距,存在不平衡发展的特点。三、佛山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规模和相对比重都不足。相对于佛山市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而言,佛山市现代服务业的产业规模和相对比重都不足。在佛山市现代服务业六个代表行业中,除交通运输和仓储及邮政业外,其他行业的增加值都不高,而且它们对第三产业增长的贡献也不明显,作为重点支持的金融业仅占5.5%,近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张的房地产业在佛山也只占10.3%。
(二)经济效益不高。佛山市现代服务业的经济效益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现代服务业的总产值偏低,二是服务业的结构不合理。只有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并在资源上支持现代服务业才能提升其经济效益。目前,在广东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广州和深圳,相比之下,佛山市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后,这与佛山市作为广东省第三大城市的地位不相符,需要用一定的政策扶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才能真正提高其效益。
(三)各区的发展不平衡。总体说,在佛山市的五区中,顺德区和南海区的经济基础比较雄厚,总体经济水平高于其它三个区,顺德、南海区现代服务业代表行业的产值对GDP的贡献也明显大于其他三个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平衡与区内经济环境有关。第一,与制造业发达程度有关。顺德区和南海区经济在广东省乃至全国都比较发达,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也较大。因而,现代服务业在这两个区得到较早、较快发展。第二,与拥有专业服务技能的人才有关。在制造业发达的城市,现代服务业的行业大部分服务于制造业。如,金融业和会展业,因此劳动力的进入门槛比传统服务业要高,需要有一定专门技能和知识。而经济发达地区能吸引更多拥有专门技能的劳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第三,与各区自身的差异化优势有关。各区的优势不一,南海区有区位优势,与广州相连,在广佛经济圈中充当重要角色,有数个大型物流园区,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佛山市现代物流业的仓储、配送、运输的需求,而三水区和高明区在房地产方面有很大潜力。
(四)服务业的行业结构不适应制造业发展要求。佛山市工业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制造业飞速发展,但作为制造业支撑的现代服务业却未能跟上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步伐,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及GDP的比重近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随着佛山市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生产要素价格的全面上涨,佛山制造业将面临结构升级的挑战,而佛山现代服务业生产供给能力低,难以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持。
四、佛山市现代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路径
(一)重点发展三大生产业。佛山市要制定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依据本地现有的资源和竞争优势,着重发展三大生产业第一,发展金融服务业。首先,从制度上着手,完善金融联席会议制度,改善信用环境;加强对银行、保险、证券机构运营的引导和规范。其次,引进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完善政府对金融服务行业的公共服务,鼓励本土金融机构与外来机构的互联互动,鼓励服务创新。再次,鼓励支柱企业、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扩大全市金融服务需求。最后,统筹城乡金融体系的协调发展,针对佛山市五区之间的区际金融市场发育差距明显的现状,在重点扶持金融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金融业对整个经济的杠杆作用,协调地区发展。
第二,发展现代物流业。要促进物流园区建设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发展;注重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规模经营;实现保税物流企业发展变革;建设多层次的物流管理信息平台。
第三,发展会展业。佛山市会展业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明显,家具展、陶瓷展等已初具规模,但要进一步发展会展业需从以下方面考虑。注意会展业的区域定位;整合场馆资源,统筹展馆布局;设立专门的会展管理机构,注重会议展览业协会的运作;培养会展业相关的专门人才;注重会展促销及会展品牌建设;会展与旅游业整合发展。利用产业的融合和渗透,整合发展目标,整合管理机制和产业部门,构建具有会展和旅游功能的新型会展旅游产业。
(二)要立足广佛、着眼泛珠、面向世界来发展现代服务业。佛山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要高屋建瓴,拓宽视野,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开拓一切可开拓的市场。佛山毗邻华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广州,充分利用广州丰富的产业资源,是佛山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先天优势和必然选择。广州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基础。随着2010年亚运会的日趋临近,广州的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将逐步加快,佛山应以“广佛都市圈”的建立为契机,在承接广州产业转移的同时,改善制度环境,建立人才、科技引进机制,为两地间要素流动和经济互动创造条件。同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有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无论是生产业,如金融、物流、会展、研发设计等,还是社会服务业,如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娱乐等,都有特定的服务对象,这些服务对象是服务市场的需求者,服务对象需求量的扩充和服务质量的提高,能为现代服务业的长期持续发展提供空间。因此,佛山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应不局限于佛山本地区或局限于“广佛都市圈”,更应着眼于整个“泛珠三角”区域,甚至要面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要适时地引入国外大的、成熟的跨国服务企业,汲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服务理念。
(三)以科技与制度创新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第一,加强科技创新。从自主创新的三种形式看,佛山市自主创新优势不明显。因此,科技创新应主要采用“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两种形式。通过合作开发和技术引进提升传统服务业的技术含量是佛山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捷径。现代服务业技术集成开发与技术引进再创新需从观念、技术和人才三方面着手。首先,引导企业从观念上重视技术研发投资,把创新和变革作为企业的发展动力。其次,吸引全球或全国范围内运作良好、技术含量高的服务业企业投资本地,利用模仿和学习提升本地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再次,吸引有高知识积累和高技术水平的优秀人才落户佛山,激励他们对引进的技术进行再创新,发挥多项技术的协同效应。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偏离-份额模型;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的经济一直保持稳定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十一五”以来,2005-2012年武汉市的GDP增加了3.58倍。这个数字高于同期全国累计同比增长率,为全国经济持续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发挥了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示范作用。但近年来武汉市经济增长步伐明显减缓,呈现增长乏力的疲软态势。虽然在全球经济危机大背景下,武汉市的发展难以独善其身,但武汉市自身的产业结构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所以,找出其中的短板和瓶颈,提出相应的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已是当务之急。
一、武汉市产业结构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三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背后是产业产值的增加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武汉市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结果并不如人意。
1.第一产业占比不断下降,生产方式比较落后
武汉市第一产业比重波动较小,除在2011年到2012年略微有所上升外,在其他年份都持续小幅下降。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但主要生产经营方式还是以传统的为主。产业化水平较低,投入产出率低,难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不利于收入的增加。传统的农业贡献了第一产业的大部分产值,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农业占比近四分之三,而林、牧、畜业的发展明显力度不够,未能充分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和湿地资源的优势,发展特色农业。
2.第二产业占比略微上升,内部轻重工业比重失衡
第二产业比重呈轻微振荡,总体略微有所上升。从2005年的45.57%升至2012年的48.22%。工业占据了第二产业产值的绝大部分,一般在82%以上。但内部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呈现明显的重工业化,以汽车、钢铁、冶金、石油化工为主导产业,却以资源过度使用及环境污染为代价。造成不可逆转的对环境的破坏,产业选择重合度较高,利润空间被压缩,工业低水平结构性等矛盾突出。致使地方性产能过剩,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保证短期较高的产值,但难以为继。同时,轻工业的发展被严重忽视,不仅损失了大量的产值,也割断了一、二产业间的联系,使产业关联度过低,联动效果不佳。
3.第三产业占比振荡变化,新兴产业发展不足
第三产业的比重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从2005年的49.57%一路升至2010年的51.44%,而后便出现小幅下降,直至2012年的48.02%。在第三产业的比重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发展速度滞后,而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较低的水平使得原本就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内部结构也局限于传统的商务服务业、仓储业和运输服务业,经营方式落后,竞争力低下,发展空间小,而具有“三高”特征的金融、信息、软件、旅游等新兴服务业发展力度不足,导致武汉市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情况不佳,难以形成竞争力。
表 一
从总体看,武汉市的二、三产业产值占比95%以上,是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力(见表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内部结构日趋合理。但与上海、北京等城市进行类比后,不难发现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速度和深度还差强人意。武汉市第二产业比重严重偏高(占比50%以上),第三产业发展明显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导致了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极为不利。也使得武汉市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并且过度偏重工业的发展模式,致使产业结构发展的协调性和关联度不高。
由此可知,在武汉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过程中,确实存在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弊端和问题。为确保要素的合理流动,资源的更好配置,总体效益的不断提升,经济的持续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一项涉及风险和外部性的创新活动,在路径选择时必须深思熟虑,考虑周全。
二、基于偏离-份额模型对武汉市产业结构的实证研究和分析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成一个动态过程,以其所在地区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照系,将区域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份额、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三个分量,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门类,进而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本文选取了目标区域武汉市及其所在大区域湖北省2005―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将数据的单位换算为亿元,基于偏离-份额模型,计算得到武汉市各个产业的偏离-份额数据(见表二)。
表二
1.对武汉市各产业的份额偏离的分析
整体上来看,武汉市各产业的份额份量具有相同特征:第三产业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汉市各产业的份额分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但也不难看出,发展的同时差距也在逐步显现: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第一产业,且份额分量之和远远大于第一产业。第二、三产业的份额分量相当,差异较小,说明武汉市经济整体水平处于工业化和服务业并进的阶段。
2.对武汉市各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的分析
从纵向时间序列上看,武汉市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分量一直为负数,且绝对值不断增加,表明第一产业结构不太合理,层次低下,阻碍了武汉市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分量除2007年为-4.18外,总体上为正值,且保持增长趋势,说明武汉市第二产业结构整体优化程度较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并且促进作用在逐步强化。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分量在2006-2007年为正值,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在2008年后发生逆转,2008-2012年内一直保持为负值,且其绝对值还在不断增加,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从截面上进行分析可知,虽然总体上武汉市产业结构份量总量为正,但也存在很多不和谐因素,需要予以重视。每年均有两个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抑制了经济的增长,这些结构未能自行调整,反而进一步加剧。因此,武汉市产业结构确实存在许多不合理和不协调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势在必行。
3.对武汉市产业竞争力偏离的分析
第一产业竞争力除在2006年为0.44 和2012年为12.76外,其他年份一直为负,竞争力不断下降。第二产业竞争力除在2007年具有0.14微弱竞争优势外,在其他年份一直为负,竞争力严重不足。第三产业在开始的2006-2007年里,其竞争力为负,难以与其他产业抗衡。但在接下来的年份中,竞争力呈上升态势,得到显著提高,市场占有率极大提升。总的来说,武汉市的三大产业,在近些年内,除第三产业的竞争力略有上升外,第一、二产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因此,调整和优化第一、二产业的结构,提升竞争力已是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武汉市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表现在第一产业占比过高,内部结构较为单一,投入产出低,整体效率水平低下;第二产业占比总体上较为合理,整体发展较好,但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导致产业同构现象明显,资源配置不合理,规模效应较低,缺乏竞争力;第三产业的占比有待提高,内部结构急需完善,技术含量有待提升,对人才的吸纳能力需要。
三、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对策建议
1.兼顾质量和效益,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产品多样化和特色化
武汉市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水资源极为充足。由于第一产业发展模式单一,以传统的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好比较优势,种植水生经济作物,发展渔业和养殖业。今后,应在原有单个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加快土地扭转,鼓励多样化合作;改变传统的种植模式,使水面动、植物生产互补,实现水陆“双赢”;按照市场需求,丰富农产品的种类,提高农作物的经济价值和附加值,带动关联的食品加工制造业的发展。
2.统筹发展轻重工业,集约发展主导产业,大力培育优势产业
在大力发展制造业基调下,第二产业整体发展状况良好。但由于“重型化”较为明显,产值主要是由汽车、钢铁、冶金、石化等重型工业贡献的,不仅对资源依赖性较强,而且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所以,需要通过平衡轻重工业的比重,保持产业内的良性互动。作为主导产业的重工业应通过产业集聚,加强对资源的整合,实现集约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对工业“三废”的处理能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针对产业中的国有比重过大的问题,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使经营体制更灵活。并通过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比如,针对作为主导产业的汽车行业,发挥与襄阳、十堰、宜昌等地区的产业联动作用,实现规模经济,实现共同协调发展;对具有优势的烟草、食品、纺织等轻工业应加大扶持力度,使其能在服务于农产业的基础上,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创造值得信赖的品牌,增强产业竞争力。
3.利用区位优势,发展生产业,重视新兴科技产业
第三产业总体规模不大,具有明显的结构缺陷。由于以传统的餐饮和商贸零售服务为主,金融、信息、咨询、物流、旅游等生产业发展严重不足。首先,武汉市应增强发展第三产业意识,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兼顾第三产业;其次,武汉市位于中国的中部腹心部位,水陆空交通枢纽完备,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应大力发展物流产业;同时,应通过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弘扬武汉具有特色的汉味文化和历史文化古迹;最后,武汉东湖地区是中国较大的智力密集区,集聚了大批高校,科研实力雄厚。应做好产学研对接,充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新兴科技产业。
四、对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研究结论与展望
基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研究的结论和武汉市产业结构的现状,利用偏离-份额模型对产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得出武汉市产业结构具有第一产业占比过高,结构单一,缺乏竞争力;第二产业占比较为合理,但以“重型化”为主,同构现象明显,内部亟待升级;第三产业占比有待提高,应发展新兴服务业的结论。并从三大产业的角度,对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给出了第一产业兼顾质量和效益,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产品的多样化和特色化;第二产业统筹发展轻重工业,集约发展主导产业,大力培育优势产业;第三产业整合利用区位优势,发展生产业,重视新兴科技产业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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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21种常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应用介绍
吲哚乙酸IAA首先是荷兰的F.Kerr在1934年从培养基的酵母中分离出来的。类似的复合物象3~吲哚乙醛是在植物中发现的。同一年,King 用化学方法合成了吲哚乙酸。
性质:纯品无色,见光氧化成玫瑰红色,活性降低,应放在棕色瓶中储藏或在瓶外用黑纸遮光,熔点166~168℃,微溶于水、苯和氯仿,易溶于乙醇、乙醚、丙酮和乙酸乙酯。在酸性介质中不稳定,PH低于2时即使在室温下也也会很快失活。吲哚乙酸在碱性溶液中比较稳定,其钠盐和钾盐易容于水,较稳定,吲哚乙酸水溶液若暴露在光下,将被分解破坏,实践应注意这个问题。
毒性:小鼠急性经皮LD50为1000毫克/公斤。小鼠腹腔内注射LD50150毫克/公斤。
鲤鱼LC50 (48小时)>40ppm。对蜜蜂无毒。
作用机制:IAA是用生化方法从植物的茎尖、生长的叶子
应用:吲哚乙酸 (IAA) 是一种吲哚类具有生长素活性的广谱性植物生长调节剂,目前主要用于植物组织培养、诱导愈伤组织和的形成、促进草本和木本观赏植物插枝的生根。
二、吲哚丁酸(IBA)
分子式:C12H13NO2
分子量:203.23
性质:白色或微黄色晶粉,稍有异臭,熔点为123~125℃。不溶于水和氯仿,溶于乙醇、醚和丙酮等有机溶剂,是一种高效的生长调节物质。
毒性:小鼠腹膜注射LD50(每千克体重的半致死剂量)为100毫克/千克农业论文,对人畜低毒。
应用:主要用于促进插条生根,作用较强烈,持效期较长,诱导的不定根多而细长。
三、萘乙酸(NAA)
分子式:C12H10O2
分子量:186.21
性质:纯品为无色无味针状结晶。性质稳定,但易潮解,见光变色,应避光保存,萘乙酸分α型和β型,α型活力比β型强,通常所说的萘乙酸即指α型。熔点为134.5~135.5℃。不溶于水,微溶于热水,易溶于乙醇、乙醚、丙酮、苯和醋酸及氯仿。萘乙酸钠盐能溶于水,在一般有机溶剂中稳定。
毒性:对人蓄无毒、大鼠口服LD50为1000毫克/千克,小鼠为670毫克/千克,兔急性皮下注射KD50为5000毫克/千克。
用途:促进植物生长、插枝生根,疏花疏果,防止落花落果,促进开花,抑制抽芽,促进早熟和增产。
四、2,4-二氯苯氧乙酸(2,4-D)
化学名称:2,4-二氯苯氧乙酸
性质:纯品为白色结晶,无臭无味,不吸湿,熔点141℃。工业产品为白色或浅棕色结晶,稍带酚气味,熔点为135~138℃,难溶于水,在20℃时溶解为540×10-6,25℃时为890×10-6,能溶于乙醇、乙醚、丙酮和苯等,在常温条件下,性质稳定论文范文。2,4-D本身是一种强酸,对金属有腐蚀性作用。与各种碱类作用生成相应的盐类,成盐后易溶于水。与醇类在硫酸催化下生成相应的酯类,不溶于水。遇紫外线灯光照射会引起部分分解。2农业论文,4-D在苯氧化物中活性最强,比吲哚丁酸大100倍。
毒性:大白鼠口服LD50为500毫克/千克。
用途:2,4-D用途随浓度而异,效果不一。在较低浓度(0.5×10-6~1.0×10-6)下是植物组织培养的的培养基成分之一;在中等浓度(1~25×10-6)可防止落花落果,诱导无籽果实形成和果实保鲜等;在高浓度(1000×10-6)可杀死多种阔叶杂草。
六、赤霉素
分子式:C19H22O6
分子量:246.39
性质:纯品为白色结晶,工业品为白色粉剂,熔点233~237℃,易溶于醇类、丙酮、醋酸乙酯、冰醋酸等有机溶剂中,难溶于水,不溶于石油醚、苯和氯仿等。使用赤霉素原粉时,先用少量乙醇或烧酒溶解,然后加水至需要浓度。在不同的PH溶液中,其稳定性不同:在PH3~4条件下,其水溶液最稳定;在中性或微碱性条件下,稳定性明显下降;在碱性溶液中被中和失效,故应用时不能与碱性农药(如石硫合剂)混合使用。赤霉素溶液超过50℃时会逐渐失去活性,长期放在室温或高温下,都会丧失活性。
毒性:对人蓄无毒害,小白鼠口服1500毫克/千克未引起中毒。
应用:促进茎的伸长,叶的扩展;打破休眠,促进发芽,提高种子发芽率;促进某些植物坐果;促进两性的雄花形成,抑制果树的花芽分化;代替低温诱导等。
七、乙烯利
分子式:C2H6CLO3P
分子量:144.5
性质:纯品为长针状无色结晶,熔点74~75℃,易溶于水、乙醇、乙醚、微溶于苯和二氯乙烷,不溶于石油醚。制剂为棕黄色粘稠强酸性液体,比重为1.2~1.3,PH1左右。在常温PH3以下比较稳定,几乎不放出乙烯,在PH4.0以上会分解出乙烯,乙烯释放速度随温度和PH值升高而加快。乙烯利在碱性沸水中浴40min会全部分解,放出乙烯和氯化物及磷酸盐。
毒性:白鼠急性口服LD50为4229毫克/千克。
应用:促进不定根形成、茎增粗,解除休眠,诱导开花,控制花器官性别分化,使瓜类多开雄花,提高成熟,催熟果实农业论文,促进衰老和脱落。
八、玉米素
性质:玉米素有顺、反两种异构体,反式玉米素生物活性强。反式玉米素为白色针状结晶。熔点208~210℃。可溶于水和乙二醇。
应用:⑴促进愈伤组织发芽(须和生长素配用),浓度 1ppm。⑵促进座果,玉米素100ppm+赤霉素 500ppm+萘乙酸20ppm,花后10、25、40天喷果。⑶叶菜,20ppm喷洒, 可延缓叶片发黄。 另外,对一些作物种子处理,可促进发芽;苗期处理,有促进生长作用。
9、激动素(KT)
分子式:C10H9N5O
分子量:215.22
性质:纯品为白色固体,熔点是265~266℃,能溶于强酸、碱及冰醋酸中,微溶于乙醇、丁醇、丙酮、乙醚、不溶于水。配置时,先溶于少量乙醇或酸中,完全溶解后才用水稀释至需要浓度。
用途:细胞激动素主要用于组织培养,促进细胞分裂和调节细胞分化,延缓器官衰老,果蔬保鲜。
十、6-苄氨基腺嘌呤(6-BA)
分子式:C12H11N5
分子量:225.26
性质:纯品为白色结晶,工业品为白色或浅黄色,无臭。纯品熔点235℃,在酸、碱中稳定,光、热不易分解。水中溶解度小,为60毫克/升,在乙醇、酸中溶解度较大。
用途:具有高效、稳定、廉价和易于使用等特点,因而被广泛采用,并且是组织培养者最喜爱的细胞分裂素。BA的主要作用是促进芽的形成,也可以诱导愈伤组织发生。可用于提高茶叶、烟草的质量及产量;蔬菜、水果的保鲜和无根豆芽的培育,明显提高果品及叶片的品质。
十一、氯吡苯脲(CPPU,KT-30)
分子式:C12H10CLN3O
分子量:247.68
性质:白色结晶,熔点171~173℃
应用:是一种具有细胞分裂素活性的苯脲类植物生长调节剂,广泛用于农业,园艺和果树,促进细胞分裂,促进细胞扩大伸长,促进果实肥大等。
十二、矮壮素(CCC)
性质:纯品为白色菱状结晶,易溶于水,不溶于苯、二甲苯、乙醇、乙醚,微溶于二氯乙烷和异丙醇。在中性或酸性介质中稳定,在碱性介质中不太稳定,与碱混合加热会分解失效。
毒性:雄鼠口服LD50为670毫克/千克,雌鼠为1020毫克/千克。
应用:抑制细胞伸长而不抑制细胞分裂农业论文,抑制茎部生长而不抑制性器官发育。
十三、丁酰肼(B9)
分子式:C6H12N2O3
分子量:160.17
性质:易溶于水,在土壤易被微生物分解,在植物体内稳定。
应用:抑制生长素和赤霉素的生物合成。使植株矮化,叶绿而厚,增强抗逆性,促进果实着色和延长储藏期。
十四、多效唑PP333
化学名称:(2RS,3RS)-1-(4-氯苯基)-4,4-二甲基-2-(1,2,4-三唑~1~基)-3-戊醇
分子式:C15H20N3OCL
分子量:293.5
性质:白色结晶,熔点165~166℃。溶解度:水35毫克/L,甲醇15%,丙酮11%,二甲醇6%。纯品在25℃以下稳定6个月以上,稀溶液在任何PH值均稳定,对光稳定论文范文。
毒性:对哺乳动物低毒,大白鼠急性口服LD50为1500毫克/千克,急性皮下注射LD50为1100毫克/千克.对大白鼠皮肤刺激性轻微,对兔中等毒,对鸟类、鱼和无脊动物属低毒。
应用:延缓植物茎的伸长和汁枝叶的扩展,抑制细胞伸长,并具有杀菌作用。
十五、缩节胺
分子式:C7H18CLN
分子量:149.7
性质:纯品白色结晶,溶于水,不溶于有机溶剂。抑制赤霉素的生物合成。
应用:使植株矮化,提高同化能力,促进成熟,增加产量,土壤中易分解,叶面喷施教好。
十六、脱落酸(ABA)
分子式:C15H20O4
分子量:264.3
性质:难溶于水、苯和挥发油。可溶于甲醇、乙醇、丙酮、醋酸乙酯等,也可溶于碳酸氢钠溶液。
十七、青鲜素(MH)
分子式:C4H4N2O2
分子量:112.09
性质:白色结晶,熔点>296℃
应用:可用于抑制草坪、树篱和树的生长,抑制胡萝卜、甜菜、马铃薯、洋葱和甘蓝的萌芽,抑制烟草腋芽生长。与2,4-D混用还可防除杂草。
十八、三碘苯钾酸
分子式:C7H2O2L3
分子量:500.92
性质:不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乙醚、苯、甲苯等。它能阻碍生长素在体内的运输。
用途:抑制茎顶端生长,促进腋芽萌发,使植株分枝多,增加花和结实数。
十九、三十烷醇
分子式:C30H62O
分子量:438
性质:不溶于水农业论文,溶于乙醚、氯仿、二氯甲烷中。可用于氯仿、吐温20(或80)配成乳油状使用。对光、空气、热和碱均稳定。药效与药品的纯度、颗粒细度有关。加入氯化钙(10~3MOL/L)后,效果显著且稳定。
用途:促进光合作用,改善氮营养,增强抗逆性。
二十、油菜素内酯
分子式:C28H48O6
分子量:480
油菜素内酯(BR)OH
性质:熔点274~275℃,易溶于水。
用途:促进细胞分裂与伸长,增强抗性,提高结实率。
二十一、防落素
别名:4-CPA,PCPA
化学名:对氯苯氧乙酸
分子式:C8H7CLO3
分子量:186.59
性质:纯品为白色结晶,稍带刺激臭味,熔点157~158℃,微溶于醇、醚等有机溶剂,能溶于热水,性质稳定。
毒性:对人蓄低毒,大白鼠急性口服LD50为2000毫克/千克,小白鼠急性口服毒性为1960毫克/千克。
用途:对氯苯氧乙酸系一种具有生长素活性的苯氧类植物生长调节剂,由植物的根、茎、叶、花和果吸收。防止番茄等茄果类蔬菜落花落果,抑制豆类生根,促进果实发育,形成无籽果实,提早成熟,增加产量,改善品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