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1:42
序论：在您撰写中医基础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心合小肠
《灵枢•本输》云：“心合小肠。”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相互属络于心与小肠，故心与小肠表里相合。《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类经•藏象类》注云：“小肠居胃之下，受盛胃中水谷而分清浊，水液由此而渗于前，糟粕由此而归于后，脾气化而上升，小肠化而下降，故曰化物出焉。”由此可见，小肠主化物、泌别清浊，其机能正常，则水液和糟粕各走其道而二便正常；反之，则会出现二便异常。由于“心合小肠”，故心火亢盛，常易循经下移小肠，火易“动血”，导致尿血。《素问•痿论》曰：“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清•姚止庵注云：“包络所以卫心，悲哀太甚，则气急迫而包络伤，络伤则心病。盖心属火而主血，心病火发，血不能静，遂下流于溲溺也。”而“心病火发，血不能静，遂下流于溲溺”，正与“心合小肠”密切相关。《诸病源候论•小便血候》曰：“心主于血，与小肠合，若心象有热，结于小肠，故小便血也。”心火下移小肠所致的尿血，临床以小便热赤、尿中带血、色鲜红、心烦不寐、口舌生疮、面红口渴、舌尖红、脉数为特征，此时宜遵循《素问•至真要大论》之“热者寒之”之法，治宜清心泻火，结合利水导热下行，并配合凉血止血。
2肾上连肺
《素问•气厥论》曰：“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在此，《内经》将溺血的病因责于热，病位归于膀胱。膀胱热盛，灼伤血络而为尿血。然膀胱之热，可由胞热传变而来。《素问•金匮真言论》云，肾“开窍于二阴”，故热伤肾络同样可致尿血。那么肾脏之热，可否从肺热传变而来？《素问•玉机真藏论》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由此可见，他脏病变同样可累及肾脏，尤其肺脏病变极易影响肾脏，其理在于《灵枢•本输》之“少阴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藏”、《灵枢•经脉》之“肾足少阴之脉……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因此，上焦肺咽风热，常可循经侵犯足少阴肾，灼伤肾络，而致尿血。此时宜遵循《素问•五常政大论》之“病在下，取之上”之法，治当清上（肺咽）以治下（肾）为主。验之临床，外感风热后出现血尿，症见发热、咽痛，尿血，甚至肉眼血尿，舌红，苔薄黄，脉浮数，运用疏风散热、清上治下，并结合凉血止血之法，常可使血尿症状得到有效控制[1]。此外，《灵枢•经脉》云：“肺手太阴之脉……气虚……溺色变。”故对于肺气亏虚，卫外不固，易感外邪而致尿血反复者,平素理应益肺以固卫，可用玉屏风散加味治疗。
3脾主藏营
“脾藏营”出自《灵枢•本神》。《灵枢•营卫生会》亦云：“营出于中焦。”表明脾与营气密切相关。其中原由，《素问•痹论》曰：“（营乃）水谷之精气也。”众所周知，营气由水谷之精所化生，而水谷之精又赖于脾气运化水谷而成，故脾气健运，营气方能充盛。气能摄血，营行脉中，属于血中之气，具有统摄血液行于脉中，防止其逸出脉外的功能。且《素问•经脉别论》云，“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表明脾气主升，从而防止精血下泄。《临证指南医案•脾胃门》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提出：“脾宜升则健。”倘若脾虚营亏，中气下陷，气不摄血，可致尿血。此外，《素问•五藏生成》曰：“肾，其主脾也。”《医经精义》云：“脾土能制肾水，所以封藏肾气也。”可见，脾气健运，有助于肾气封藏；反之，脾虚气弱，可影响肾之封藏，致使精血外泄，随尿而出。因此，《灵枢•口问》曰，“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脾虚无以统血所致的尿血，临床以久病尿血，色淡红，面色萎黄，体倦食少，舌质淡，脉细弱为特征。此时当遵循《素问•三部九候论》之“虚则补之”，以及《素问•至真要大论》之“散者收之”之法，治宜补脾摄血。顾氏将尿血分为四型论治，其中脾虚型选用归脾汤加减（党参、黄芪、当归、白术、地榆、蒲黄、小蓟、藕节、茯苓)治之[2]，保留了原方补脾之药，增加了止血之品，更好地发挥补脾摄血之功效。
4肝主藏血
首先，实地调查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医理论产生的背景，把握中医理论的精髓和特征中医理论来源于实践。社会、地理、人文环境的不同，部分导致了医家对疾病认识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而发展成多种学术流派，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创新发展。通过实地调查，从挖掘中医不同理论体系产生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等因素入手，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学术思想、理清发展脉络、掌握理论精髓意义重大。中医学推崇从天、地、人的大系统及其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来考察人体的健康和疾病［1］，积累经验，总结规律。所以我们要了解、求证、理解个人或学派的学术内涵和思想时，必须要了解被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地域和人文特征。如王键教授总结了新安医学六个“有机统一与结合”，即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与结合，学派纷呈与和谐融通的有机统一与结合，家族传承与学术传承的有机统一与结合，以儒通医与融合道佛的有机统一与结合，“地理新安”与“医学新安”的有机统一与结合，中医科学与徽学文化的有机统一与结合［13］。要研究新安医学，我们很难想象在不了解地理环境、历史气候、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去理解这个学派的特征。再如孟河学派，它的形成与孟河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的繁荣以及名医辈出密切相关。当今西方著名的中医药学者VolkerScheid(蒋熙德)为研究孟河学派，“旅居上海年余，数下孟河，访问孟河医家子嗣、传人、学生200余人;阅读与孟河医学流派有关的著作、地方志、家谱百余种;亲临孟河医家的故居、坟茔、祠堂访问”。他撰写的《孟河医学源流论》(CurrentsofTraditioninChineseMedicine1626～2006)成为迄今首部全面系统论述孟河医派的历史学研究专著［14］。
其次，实地调查有助于进一步汲取民间中医药鲜活实践经验与原创思维的营养中医药学服务于大众，根植于民间。在长期的诊疗实践中，民间中医形成了原创性的诊疗方法和独特的诊疗技术。比如中医单方、秘方、验方和独特医疗技术等等，这些经验如同散落的珍珠，是数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与疾病斗争的经验积累，是祖国医学的珍宝和财富。开展实地调查，既能帮助我们明确需求找到医疗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从中提炼科学问题，又能取得第一手的实践素材和鲜活经验，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源泉。李时珍先后到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及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向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不耻下问，在历代医药研究成就的基础上，历经27个寒暑，三易其稿，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古代许多中医名家如扁鹊、华佗等都有江湖遍游的经历，这其中不仅仅解救了普众之疾苦，可能更是他们通过实地调查遍访名师博采众家之长成才的“继续教育”过程。更值得一提的是，自古至今，我国始终有一大批旧称走方医的“医生”群体活跃在民间为人治病!他们又称“铃医”或“草泽医”，“药有常用之品，有常弃之品，走医皆收之。病有常见之症，有罕见之症，走医皆习之”［15］。他们或执一草二药，或凭独门绝技，疗效卓著竟有使“沉疴顿起，名医拱手”之时。在医术传承上，他们注重经验，以师徒授受为主，又自秘其技不轻授。在医疗诊治上，他们擅长一些正统医家较少涉及的领域;多用禁咒、针灸、推拿等正统医家较少使用的手法。他们既为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国民族的生存和繁衍作出了贡献［16-17］。尽管这个群体常不为正规医家所称道，其医术秘技大多又是口耳相传，但却可能蕴藏着丰富的诊疗实践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深入研究［18］。在近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最为人称道的实地调查成功案例是的《江村经济》研究。当时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于1936年在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江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在调查基础上形成了《江村经济》博士毕业报告，该书出版后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形成了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座丰碑［19］。
再者，实地调查有助于进一步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营造学术争鸣的研究氛围当今时代，中医学的生存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同时也正在接受来自行业内外多方位多层次的挑战。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将人们带入从未经历过甚至从未想象到的新世界，常常令人叹为观止。相比之下，深深植根在临床实践之中固守了几千年的中医学与当下世界显得越发格格不入。这种反差许多时候让我们茫然、急躁和焦虑，反映到学术风气上不免浮躁和虚幻的心态日益浓厚，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平和与包容不同学术观点的谦虚态度渐渐蚀失。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我们既能根据事先制定的调查提纲集中就中医理论某一个问题或某几个问题深入探讨，也能不拘行业、不限资历，与关注中医药理论发展的人平等地面对面交流，能帮助中医理论研究者更接地气，更真实地把握需求和研究趋势，擦出思想的火花，对进一步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营造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必将大有裨益。王永炎院士在论及大学科背景下中医学的形势及整合时指出:“要跳出中医药学科的领域，服务于中医药事业的战略任务，强化国家意识，欢迎一切热爱和愿意参与中医药研究的仁人志士加入到中医药学的研究、批判和继承，就共同关注的中医药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这样才会达成共识，从而利于学科的完善与进步。［20］”这一点对于如何开展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也有重要意义。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为何应该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丝毫没有贬抑其他研究方法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相反，我们认为它们之间一定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古人所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言简意赅，“读万卷书”说的是继承，“行万里路”指的就是实践。不仅需要“读书”和“行路(实践)”，更需要“读书”与“行路(实践)”的相参，才能相得益彰。另外，在近期对中医学方法论的系统回顾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读书”与“实践”是中国古贤研究世界的两个最基本研究方法，中医学自不例外!“读书”与“实践”其实也是构建中医学理论体系、推动中医学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方法学原点，它深深地融入并始终支配着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过程!“读书”、“实践”与紧随其后的“思维”三者之间的互动前行，成就了中医学的辉煌。我们今天倡导实地调查法，并不是从外面找来了一个新方法到中医里来，而只是寻回渐被人忽视和遗忘的中医独特的实践研究方法。事实上我们发现，还有一些传统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也被忽视，比如古代贤哲在内丹术的实践过程中对于生命的真实体验以及由此对于中医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很少被人提及和关注，它们甚至已经无法登堂入室了。我们当然应该也必须虚心接纳、认真学习一切现代科学技术，但我们在经意或不经意间丢失的传统东西也实在不少，令人痛惜!我深信在这些被我们轻易抛弃的东西中蕴藏着中国先哲们创造的极其珍贵的科学财富和思想资源。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永远不能离开也不会离开传承与创新两大主题。而在探索中医基础理论传承创新的研究方法时，在当代我们越来越习惯在以太的世界里和快餐文化里创造一切，我们的思想飞得更高、步伐走得更快、科技技术方法迅猛发展高歌凯旋的进程中，可能需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关注对他人、对历史和现实世界的真实感知，需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关注人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外在事物主客观世界交互过程的实践体验，相信只有这样，包括中医、西医在内的现代生命医学体系才能走得更好、更远。
1关于TCA循环
TCA循环是20世纪生物学史上的重大发现［1］，揭示了三大营养物质在人体代谢和能量产生的途径。在TCA循环中，糖类、脂类、蛋白质分解为丙酮酸、脂肪酸、氨基酸分别产生乙酰辅酶A(cetyl-CoA)而进入TCA循环。乙酰CoA在循环中分解生成最终产物二氧化碳并脱氢，质子将传递给辅酶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和黄素腺嘌呤(FAD)，而成为NADH+H+和FADH2。NADH+H+和FADH2会继续在呼吸链中被氧化成NAD+和FAD，并生成水。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能量储存在三磷酸腺苷(ATP)中，成为生物体内最直接的能量来源。同时，TCA循环也是糖、脂、氨基酸间相互转化重要途径。
2精与气在人体的物质比类
中医基础学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本原。当今人们试图无限地拆分物质来寻找本原，至今未能触底。氢元素是派生其他元素并产生化合物的基础，概念上与气相符。气以各种可能的组合丰富着物质世界，最奇妙的就是从气到精的转化。氢聚变产生碳、氮、氧等，它们进一步结合便有了最简单的有机物—尿素，即最原始的精，从而预示了生命的可能性。从无机到有机的变化很好地解释了气到精的跨越。人体之精主要分为三类:生殖之精、脏腑之精和水谷之精，是生命之原。生殖之精禀于先天，蕴含了生命遗传的信息，主要由核酸和蛋白构成。脏腑之精范围最广，包括构塑人体肌肤脏腑之形的精和实现脏腑功能的精，以蛋白肽类与脂类为主。水谷之精来源于食物经胃肠摄取而获得，以滋养补充生殖之精和脏腑之精，碳水化合物为主要存在形式。
3精气的转化和互化
TCA循环中蕴含了精化为气，气生成精，精的互化三种生化形式。葡萄糖、脂质、蛋白质通过转化生成乙酰CoA进入三羧酸循环脱氢并产生ATP的过程实现了精化为气。其中氢质子的解放是一个熵值增大的表现，代表了物质的本原气的回归，同时产生的能量也是气的功能性的体现。精的互化建立在不同类型的精同质为乙酰CoA的基础上，乙酰CoA是精互化的枢纽，也是人体精的统一性的体现。如水谷之精的糖类先转化为乙酰CoA在TCA循环中通过氧化为α-酮戊二酸而合成谷氨酸成为脏腑之精和生殖之精。同理，氨基酸也可以通过此途径异生成糖，从而实现人体之精的相互转化。精的互化是机体根据自身需求对精的重新整合和分布，属于自身调节的过程。气的物质性体现在对精的合成，而ATP中蕴含的能量是发挥气功能性的主要依靠。所以气生成精的本质是在能量的作用下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过程，其特点是熵值的减小。由此可知，TCA循环中精气生化的主流是精化为气和精的互化，气化精仅发生在循环的局部节点上，如H+结合NAD+和FAD成为NADH+H+和FADH2，对循环中精化为气的主流方向没有实质影响。
4结语
CHF的症状复杂，可归入中医学中“心悸”、“水肿”、“喘证”、“痰饮”等范畴。心衰症状描述最早见于《素问•痹论》，有“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嗌干善噫”的记载。汉•张仲景时代提出“心水”说，《金匮•水气病》曰:“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论述心病所致水肿的症状，即身肿、少气、心烦、心悸、不能平卧。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医家推崇，如刘完素说:“其肿，有短气，不得卧，为心水。”《丹溪手镜•肿胀》曰:“短气不得卧为心水。”结合前人及各医家观点，多认为心气虚是CHF的病理基础，心阳虚是气虚的进一步发展，血瘀是CHF的病理关键，“血不利则为水”，水停是CHF的必然结果。气虚是CHF发生的始动环节，疾病发展阳气不足，则推动血行无力，停而为瘀;心阳虚则水气盛，水气凌心，而见悸、喘、烦、肿等症。CHF患者久病耗伤气血则五脏气虚更加重疾病发展。
2中医对气的认识
气是人体内活力很强运行不息的极精微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人体之气源于先天之气、水谷之精所化生的水谷之气和自然界的清气，水谷之气与清气合称为后天之气。《灵枢•营卫生会》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五脏，五脏六腑皆以受气。”人体之气的生成及其功能的发挥与肺脾肾密切相关。肾为生气之根，脾胃为生气之源，肺为生气之主。《灵枢•五味》云:“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另外气与血、津液密切相关，气是血液、津液生成和运行的动力。若气虚，推动作用减弱，气化无力进行，则可生成痰浊等病理产物。古代医家尤为重视气的重要性，《难经•八难》云:“气者，人之根本也。”《类经•摄生类》亦云:“人之有生，全赖此气。”人体之气有推动调控、温煦凉润、防御固摄等作用，CHF患者久病伤及肺脾肾三脏，而致气虚，进而形成血瘀水停诸症。
3心肺脾肾气虚与CHF
从五脏来看，CHF病变早期多在心肺，病久及肾，与脾亦有关系。心主血，肺主气，肺朝百脉，血的运行有赖气的推动，且水液的代谢有赖肺的通调、脾的转输、肾的气化作用。《景岳全书》谓:“水肿乃肺脾肾三脏之病。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
3．1心气虚则推动无力
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主血脉，心气推动和调控血液在脉管中运行，流注全身，发挥营养和滋润作用。心气不足，鼓动无力，以心悸、神疲及气虚症状为主要表现。陈可冀［2］认为，本病最根本病机为内虚，早期为心气虚，可兼见肺气虚。邓铁涛［3］认为，心气虚是心衰最基本的病机。同时心气亏虚，无力温运血脉，血行不畅，停而为瘀。而气属阳，心气虚进一步发展必损及心阳，故心衰血瘀为气虚血瘀或阳虚血瘀。黄平东［4］回顾中医古籍中与心力衰竭相关的论述，指出心力衰竭的中医病机可以概括为:心气虚－血瘀－水停－(心)阳虚(心气虚加重)。林齐鸣［5］认为，心气虚而失于推动，加之心阳衰而失于温煦气化，导致血行迟缓，津液停贮，血瘀而水停。《医学入门》谓:“血随气行，气行则行，气止则止，气温则滑，气寒则凝。”王清任云:“元气既虚，心力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
3．2肺气虚则主行水，朝百脉失职
肺有“华盖”之称，主气司呼吸，主行水，朝百脉。《政治准绳•喘》云:“肺虚则少气而喘”。心气是血液循环运行的基本动力，而血液的运行，又赖于肺气的推动和调节，肺气具有助心行血的作用。若肺气虚弱，可导致心血运行不畅，甚至血脉瘀滞，出现心悸胸闷、唇青舌紫等症。补肺益气，肺气旺则心脉充，临床喘促短气、水肿、瘀血症状得除。若肺气虚复感外邪而致肺气宣发作用失常出现的水肿，临床上常用宣肺利水，即《内经》所云“开鬼门”之法，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称之为“开上源以利下流。”
3．3脾气虚则转输失职
脾主运化水液，肺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而脾居中焦，为水液升降输布的枢纽。脾运化功能失常，水湿不化、水饮内停，子病犯母，心脾二者功能失调，必然导致水湿痰饮等病理产物形成，而出现胸胁支满、心悸、水肿，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在临床上治疗CHF常运用益气健脾，利水渗湿之法。同时脾胃为后天之本，脾气的运化功能健全，则能为化生精、气、血等提供充足的养料，余脏腑才能得到营养和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素问•玉机真脏论》“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CHF患者应注重补益脾气，以培元固本。
3．4肾气虚则开阖失司
肾主水，肾气对机体水液代谢起着主导和调节作用，《素问•水热穴论》云“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肾气虚失于气化，则水肿，少尿或无尿。肾主纳气，人体吸入的清气，由肺气的肃降作用下达于肾，必须经肾气的摄纳潜藏，使其维持一定的深度。CHF患者久病肾气虚弱，摄纳无力，出现呼吸表浅、动则气喘之症，正如《类证治裁•喘证》中所说:“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阴阳相交，呼吸乃和。若出纳升降失常，斯喘作焉。”肾主水液，若肾阳气化失职，就会引起水液代谢障碍发生尿少、水肿，而水气凌心，导致喘促、气短不得平卧，此为肾病及心。李绍敏［6］认为，心衰三大主症(呼吸困难、乏力、浮肿)均与肾虚有关，肾为五脏之本，元气之根。吴勉华亦［7］认为“五脏皆虚，首在心肾”。
4结语
1.1、科学与非科学的概念科学的本意是“知识、学问”。对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含义，有以下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科学就是寻根究底，科学就是接近真实。只有科学才能使我们面对真实，进而真正地解决问题。也就是说，真实的东西就是科学，不真实的东西就是非科学；有的人认为，科学就是探索自然，探索真理。无论是牛顿的三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简单的库仑定律，都是人类探索自然的结果，而这些经过历史检验，沉淀下来的理论——真理，尊称为“科学”，而对那些凭空捏造、经不起检验的东西成为非科学；有的人认为，科学就是“尊重逻辑推理”，即：1）首先设定基本假设，作为不可证明的公理。2）一切结论都需要通过比较严格的数学推导，得出很多与基本假设相差很多的结论。不符合逻辑推理的就是非科学。有的人认为，科学就是“尊重事实”，与事实相符，否则就是非科学。还有的人认为，科学能预测未观察到的现象。量子力学预言了约瑟夫森效应，量子光学预言了量子拍形成等等。对于上述观点，我认为有合理的成分，但不完整。我认为，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或者说，科学是以范畴、定理和定律形式反映世界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
1.2、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主要有四个不同标准：一是可证实性原则，可证实性是指能够想象出一个命题的证明方法来确定它的意义，至于这种方法能否被实际采用则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可证实性是原则上可能被证实，而不是技术上的可证实。二是波普尔提出的可证伪性标准，认为一个理论的科学性的评价标准就是它的可证伪性。三是库恩的范式论划界标准。库恩的范式提倡的是一种科学家共同协商的标准，认为科学理论由科学家内部的共同信念所决定，从而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从客观方面引向了主观方面。四是“怎么都行”标准，也就是费耶阿本德的消除分界论。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与非科学学之间没有一条绝对的界线。显然地，以上四种标准都不能较好地解决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我认为，合理的划分标准应该从科学的含义出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具有有用性。二是经得起实证检验。
1.3、辩证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科学与非科学是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二者还可相互转化。非科学甚至伪科学有助于科学的发展并可在一定条件下向科学转化，反之亦然。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很基本的科学问题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哲学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将会有不同的内容和标准。所以，我们应该在一定的条件下，客观、全面、辩证地判断科学与非科学。
2、中医方法的一般特征
中医方法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一是辨证论治。
2.1、整体观念（1）人体是有机的整体。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脏器、组织、器官在生理上相互联系，保持协调平衡。正常的生理活动一方面要靠脏腑组织发挥自己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靠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和相反相成的制约作用，才能维持生理平衡。人体各个部分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表里相连，上下沟通，协调共济、井然有序的统一整体。因此，中医认为，人体局部的病理变化往往与全身脏腑、气血、阴阳的盛衰有关。诊断时，可以通过外在的变化，判断内脏的病变。治疗时，对于局部的病变，也从整体出发，确定治疗方法。（2）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同时，自然界的变化（如季节气候、昼夜晨昏、地区方域等）又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而机体则相应地产生反应。属于生理范围内的，即是生理的适应性；超越了这个范围，即是病理性反应。因此，人要主动地适应环境。在治疗上，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也就成为重要原则。
2.2、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判断为某种证。论治，就是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病首先着眼于证，而不是病的异同。因此，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治疗方法就不同；而不同疾病，只要证候相同，便可以用同一方法治疗，这就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法则，就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3、中医是科学
按照上述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标准，根据中医治病的原理、方法和效果，我认为中医是合乎科学的，理由如下：
3.1、中医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中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有科学的治病原理，主要包括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象、经络、运气等学说。
3.2、中医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作用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科学价值已经为千百年来的历史所检验和证明。在现代医学迅速发展的今天，通过现代科学手段检测，没有实质性病变的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各种病毒和细菌感染性疾病、妇幼疾病、中医药仍然显示良好的治疗效果，在不孕不育、月经不调、红崩白带、水肿病、肝腹水、胃痛、脱发、慢性腹泻、骨伤、形寒肢冷、免疫功能低下等领域，中医药更显其独特功效。可见，在现代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医仍然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1肝主疏泄的3种含义
1971年3月，由北京中医学院革委会教育革命组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试用讲义）》中，“主疏泄”首次被列为肝的主要功能之一。其后，在各类教材和医书中，“疏泄”一词的含义有3种。
1.1喜条达而恶抑郁
《中医基础理论（试用讲义）》中最早提及“疏泄”具有“喜条达而恶抑郁”的含义：“肝喜条达疏泄，恶抑郁。”其后，1971和1972年两版《简明中医学》延续了这一含义，前者认为肝主疏泄指“肝气喜畅达而怕抑郁。如人受到精神刺激后，情绪抑郁，就会引起肝气不舒（肝气郁结），而有易怒，两胁胀满等症。肝气郁结则影响脾胃，可引起一系列脾胃的症状。”[2]后者指出肝主疏泄即“肝气喜条达（舒畅）而不宜抑郁。如情志不舒，就会引起肝气郁滞，出现胸闷胁胀等症，称为‘肝郁症’或‘肝失疏泄’、‘肝失条达’，治疗以舒肝理气为主。”
1.2疏通、畅达（舒展、通畅）
北京中医学院1974年印《中医学基础》提出：“疏泄，即舒展、通畅的意思。”[4]26后经过1978年版《中医学基础》[5]1984年版《中医基础理论》[6]等书的发展，形成《中医基础理论（新世纪第二版）》中“肝主疏泄，是指肝气具有疏通、畅达全身气机，进而促进精血津液的运行输布、脾胃之气的升降、胆汁的分泌排泄以及情志的舒畅等作用”[7]的含义。
1.3排泄
《肝病证治概要》中提出疏泄具有排泄的含义：“疏泄，意即肝有疏通排泄的作用。”
2肝主疏泄三种含义背后的支撑理论
在各类医书和教材中，“疏泄”一词含义差异性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论述肝主疏泄功能时所依据的支撑理论不同。
2.1喜条达而恶抑郁———五行学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肝主疏泄理论形成之初，是以五行学说来解释肝“疏泄”的功能。如1970年《中医学讲义（西医学习中医试用）》所述：“肝性如木，喜条达疏泄（就是畅通无拘束的意思），恶抑郁，忌精神刺激。”[9]肝之所以具有喜条达而恶抑郁的疏泄作用，是因为其“性如木”，而木具有舒畅、条达的特性。若违反了这一特性，就会引起“肝气不舒”[2]，进而引起一系列的病症。
2.2疏通、畅达（舒展、通畅）———气机理论
1974年版《中医学基础》中，肝“主疏泄”功能的实现是在气机主导下完成的：“肝气疏泄，主要关系到人体气机的升降与调畅。气机，是人体脏腑功能活动基本形式的概括。气机调畅，升降正常，表现为某些内脏的正常生理活动[4]。”“主疏泄”功能主要表现的两个方面同样如此。情志方面：“肝之疏泄，对气机的调畅有重要作用，因此，人的精神情志活动除了由心所主之外，与肝的关系也很密切。只有在肝气疏泄功能正常，气机调畅的情况下，人才能气血和平，心情舒畅。如果肝失疏泄，气机不调，就可引起情志异常变化，表现为抑郁和亢奋两个方面[4]26。”消化方面：“肝的疏泄功能，不仅可以调畅气机，协助脾胃之气的升降，而且还与胆汁的分泌有关。因为胆汁是受肝之余气所成，因此，肝之疏泄实为保持脾胃正常消化功能的重要条件[4]。”同时：“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还有通利三焦、疏通水道的作用。若肝失疏泄则气机不畅，瘀血阻滞，经脉不利以致水液不行，常可引起水肿，腹水等病症[4]。”其后1978年版《中医学基础》、1984年版《中医基础理论》以及《中医基础理论（新世纪第二版）》等书中都是以气机为主导论述肝主疏泄功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疏泄”疏通、畅达（舒展、通畅）这一含义背后的支撑理论是气机理论。
2.3排泄———肝“司疏泄”理论
排泄的含义来自朱震亨的肝“司疏泄”理论。肝“司疏泄”理论第一次将“肝”和“疏泄”联系在一起，指相火推动男子排泄。[10]《肝病证治概要》中对于“疏泄”一词的使用，始终遵循肝“司疏泄”理论中排泄的含义。原文中肝主疏泄主要表现在对血液循环的调节和促进机体新陈代谢两个方面。调节血液循环方面：“肝具有藏血和调节血液的功能，故可根据人的不同活动情况，以调节血液的需求，如人活动时血液循行于诸经脉，人卧时血液内归于肝。血液或行或藏，亦由肝气的正常疏泄来实现。”[8]这里肝气的疏泄对血液的调节即排泄作用。促进机体新陈代谢方面：“疏泄又包括肝敷布阳和之气以运行全身的动能……又如水谷精微运行全身，或为营，或为卫，或为气，或为血，也需要肝气的疏泄，协助脾气散精，从而‘气于筋’，以成‘罢极之本’。”[8]强调的是肝的疏泄功能对阳和之气和水谷精微的敷布、布散，即排泄作用。原文还指出：“机体代谢过程中废物的排除，也是藉肝气疏泄的作用，诸如水气潴留，痰浊内生，瘀血阻滞等证，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肝失疏泄有关。”
3肝主疏泄三种含义及支撑理论之间的关系
3.1以五行学说解释肝主疏泄功能，其落脚点是气机理论
“主疏泄”作为肝的功能出现之初，看似借助了五行学说中木性“喜条达而恶抑郁”来解释，但其落脚点实为气机理论。如《中医基础理论（试用讲义）》中，肝的疏泄功能主要表现在情志和消化两个方面，情志方面：“由于精神因素或其它原因的影响，使肝的疏泄失调，则可造成肝气郁结，而出现两胁胀痛，精神抑郁或性躁易怒。怒则气上，郁则化火，肝血随气火上逆，则可见到头晕、头痛、耳鸣、目赤，甚则引动肝风，而有抽风、昏迷、口眼喎斜等证。”[1]疏泄失调导致肝气郁结，而肝气郁结是其后一系列病证变化的主导因素，讲述的实际是气的出入运动即气机理论而非五行学说。消化方面：“若疏泄失司，肝气不调，使脾胃升降及胆汁之分泌疏泄发生障碍，则出现食欲不振，胃脘胀满，大便溏薄等消化功能紊乱症状。如果肝气郁结，日久不愈，气滞血瘀，结于胁下，则为癥瘕。肝气横逆，血随气涌，则可见呕血、衄血之证。”[1]依然是用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即气机理论在解释。在1971年和1972年两版《简明中医学》的肝主疏泄部分内容与上述情况相同。
3.2以气机解释“疏泄”，与肝“司疏泄”理论有明显差异
《中医基础理论（新世纪第二版）》肝主疏泄功能是以气机为主导进行论述。文中虽然指出：“最早提出肝主疏泄者，乃元代医家朱震亨，他在《格致余樊文博，等：疏泄的三种含义及其支撑理论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明确提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说：‘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但在解释男子的排泄现象时却点明是肝脏之气的疏泄作用，与肝“司疏泄”理论中排泄之意不同。肝“司疏泄”所在的《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论述中，“疏泄”出现两次。前一次，“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讲男子正常的排泄；后一次，“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讲由相火妄动引起的异常遗泄。两次中“疏泄”的对象都是男子。[10]但与《中医基础理论（新世纪第二版）》中肝主疏泄功能以肝气疏通、畅达全身气机进而影响精血津液、脾胃、情志等不同，该篇疏泄的动力不是肝气而是相火，“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说明了这个机制。故而，肝“司疏泄”概括的是肝肾相火推动男子正常及异常排泄，与以气机理论主导下“疏泄”的理论内涵有明显差异。
3.3肝主疏泄理论是由现代科学理论方法重构的新理论
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肝藏象以藏血功能为主，尚未出现“疏泄”一词。如《中医学概论》[12]中肝藏象部分内容为“肝藏血”，“肝为将军之官”，“肝和筋及爪甲的关系”，“肝和目的关系”以及“肝主春”。秦伯未在《中医入门》[13]五脏生理肝脏部分仅提出“肝藏血，主谋虑”。七十年代“主疏泄”提出之初，“主藏血”仍是肝脏的第一生理功能。在71年《中医基础理论（试用讲义）》、72年《简明中医学》、74年《中医学基础》等书中皆如此。随着以气机理论为主导解释肝主疏泄功能的不断发展，“主疏泄”开始替代“主藏血”成为肝的第一生理功能，见于1978年《中医学基础》、1984年《中医基础理论》、2007年《中医基础理论（新世纪第二版）》等书。联系前文我们可以看到肝主疏泄理论从无到有，从最初借助朱震亨肝“司疏泄”理论中“疏泄”一词、五行学说和气机理论进行构建，到不断向气机理论演变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肝主疏泄理论是建国以后中医学界借助现代科学理论方法重新构建的一个新的理论。
4结语
1.1教学对象的选择与分组
将119名对外中医学、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专业的本科生按自愿原则分成RISE组和对照组，其中RISE组57人，包括男21人，女36人，年龄19.81±0.85岁；对照组62人，包括男24人，女38人，年龄19.82±0.80岁。两组年龄、性别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学习内容与方法
RISE组与对照组均随机分为3组，每组19~21名学生，各组选出一名组长。首先由教师对RISE组与对照组进行免疫细胞、免疫分子、免疫活化与应答、免疫耐受等章节理论课教学；对RISE再结合理论内容指定相关经典外文文献如《PD-1anditsligandsintoleranceandimmunity》［2］、《T-cell-antigenrecognitionandtheimmunologicalsynapse》［3］，选取上述文献的标准是：①具有经典性，两篇文章均由SCI影响因子超过10的杂志出版，被学术界广泛认同；②具有可读性，两篇文章文词通顺流畅，长句较少，相对别的文献而言难度较小；③具有可衔接性，两篇文章的内容均与理论课授课内容相关，因此纳入学习范畴。文献交付RISE组学生进行阅读，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如：①T细胞活化的双信号途径的形成与传递；②免疫突触的构成机制；③T细胞活化与抑制在免疫耐受过程中的作用；④抗原提呈细胞对抗原的加工与处理过程。要求RISE组学生学会追踪文献，以文献为导向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讨论。在此过程中，学生再将问题细化并请教师给予建议。在所有问题中，部分基础性问题如概念、英汉翻译问题等当堂讨论解决，其余则由各组做成Word或PPT文档，在组内一起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归纳和总结。要求对照组课后对授课内容进行复习、归纳学习要点，熟悉章节内容。两组学时相同。
2教学考核
教学实施结束后，对RISE组和对照组组织课程理论考试，两组试卷相同，阅卷老师相同。并对RISE组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发放57份，有效回收57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参与RISE教学的学生对该教学模式持肯定态度。RISE组理论考试成绩为77.02±8.28分，对照组为73.26±8.81分，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教学总结
通过此次RISE教学模式的应用，我们发现其优势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RISE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推动其搜索、查找、阅读、理解和分析资料，提取信息，提炼观点。其次，RISE教学过程不再是由教师到学生的单向灌输，教师的身份更像是一个学习引路人或学习同伴，加强了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学习氛围融洽。第三，RISE教学是传统教材学习的外延。传统教材学习往往是学习、理解、记忆经典的知识，RISE教学模式侧重于学习科学研究的过程，对于一些还不完全成熟的理论，通过文献阅读可以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因此，在RISE模式下，学生进行研讨的范围更开放并更能融入现代医学的研究前沿。第四，RISE教学有助于学生充分利用高校文献资源。本科生在写毕业论文或进行毕业设计时，也需要查阅文献，因此，有必要在本科生课堂教学中采用RISE教学，使学生尽可能地充分利用高校丰富的文献资源，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能力［4］。在本次RISE教学实施中，我们也发现有些环节因素可影响其教学效果：首先，文献选择对RISE教学是否成功关系密切，选择的文献难度不宜太深，较长的文献可圈出阅读重点，否则容易出现问卷问题5中42.1%学生对文献内容仅能一般性了解或不确定的结果，学生的学习时间较短，英文水平也有待提高，又因为外文综述性文献一般比较长，因此如指定阅读重点可能会更有成效。其次，学生内化知识的能力将影响教学效果，学生制作的Word文档和PPT重点不突出，是对教材内容的单纯复制，这是学生首次进行文献阅读所碰到的共性问题。第三，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合RISE教学，兴趣不同、基础知识体系不同、英文阅读水平不同都会导致在教学时产生交流障碍，可以适当地加入讲解与课后辅导解决此类问题。第四，我们发现，在RISE的讨论过程中，总会有学生不能积极参与讨论，直接或间接导致36.8%的学生对该研究是否能够提高表达能力存在疑问，究其原因，一是准备不够充分，二是讨论时间分配不够合理，三是教师引导方式也存在需提升的地方。RISE教学模式对教师有较高的要求，既要加强自身阅读文献的能力，同时又要有效引导小组讨论，营造学习氛围，鼓励小组成员参与，当教学出现问题时能有效地处理。第五，在分组过程只能按照自愿的原则进行分组，有可能会影响结果分析。最后，本研究认为教师的主动引导在教学中的作用不可或缺，教师引导得当、教学层次清晰、图例引用规范，会对学生的主动学习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