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1:18
序论：在您撰写知识经济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在接见自己的弟子时说：“我已经培养 出你们这一代数学家，你们超过了我；而你们还没有培养出超过你们的数学家，这一点你们还不如我。”因此 ，科学界把“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的教育现象，称为“苏步青效应”。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苏步青效应”系 数较高的科学家群落，才能形成培育诺贝尔人才的“温床”，进而把这些人才推到世界科学的最前沿[1]。
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2]。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本是人才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为什么苏步 青教授的弟子却没有培养出超过自己的数学家呢？无论从内因来分析成才的动力，还是从外因来分析成才的压 力，都值得我们深思。从内因来说，要成为顶天立地的科学家，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要“安 贫乐道”，心甘情愿“坐冷板凳”，要有敬业、创业的奉献精神。从外因来说，社会分配不公的冲击波对科学 家的成长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出国潮、下海风、官本位、炒股热，导致做学问的人心态不平衡。有些人刚在科 学研究上崭露头角，就被“提拔重用”，担任烦琐的行政工作，在科学的道路上半途而废。
爱因斯坦拒绝以色列总统的职务，说自己“只适合于从事与物理学有关的事情”。谁也不能说他无知，但 他天真。这种天真事实上是一种诚实。诚实最接近于天真。[3]在“官本位”体制下，以为把教授、科学家不适 当地“提拔”到院长、校长、部长、市长的“宝座”，表面上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实往往是用人所 短，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只有那些在科学上前途不大、后劲不足的学者去改行做“公仆”（必须是真正的“ 公仆”而非“主公”），做“后勤部长”，才是明智的选择。“爱因斯坦们”是不应当改行的。
英国哲学家培根(Bacon,Francis,1561～1626)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他在《科学推进 论》第1卷中，重点论述了知识的价值。他认为当时蔑视知识的社会风气是愚昧的，同时说明了知识与宗教信仰 、政治、人性的关系。他大声疾呼提倡新方法，使人类籍此树立起驾驭自然的合法权力。
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知识并不等于力量。知识蕴含着力量，一旦爆发出来，能够呼风唤雨，推山倒海。 知识成了力量有个转换过程。知识分子善于把知识深化，但不善于把知识转化为力量。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却 没有力量。他们既无政治权力，又无经济实力。
二、知识，为什么没有力量？
按理说，经济学家满腹经纶，总该是知识的化身了吧！可是，“我们的多数经济学家，在纸上纵马驰骋之 时游刃有余，而一将理论用之于实践则一触即溃，凡‘下海’者大多铩羽而归，偏偏是哪些未入流的准文盲在 商海中如鱼得水。”[4]因此，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力量，要从知识分子自身找出原因。本来总说知识分子“清 贫”、“清闲”、“清高”，现在看来也并不“清高”。知识分子的“知识”往往令人生疑。大街小巷有不少 “假冒伪劣”产品，我们的书报杂志上也有不少假话、大话、空话。时下，知识贬值很厉害，为了评职称而东 拼西凑的“成果”实在不少。号称经济学家而确有真知灼见和独特理论的为数甚少。不要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 他们无缘，就是国内获大奖的，也很少有突出贡献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有恩格尔定律、格来兴定律、洛伦茨 曲线、菲利普斯曲线、蛛网理论、加速理论、创新理论、基尼系数、消费函数、储蓄函数、需求函数、供给函 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希克斯—汉森模型等。西方经济学家不断推动经济理论创新，有的还充当政 府或企业经济顾问，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进步。反观我们的经济学界，“这一张张令人眼花缭 乱、以‘对策’、‘建议’名目出现的药方，大多数都是开给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承包制、股份制、破产兼并 、现代企业制度，等等，现在又冒出了一个‘托管’的构想。……这些开药方者中有不少人甚至对企业走马观 花式的‘调查’都没进行过，但却并不妨碍他们为中国国有企业开出一张又一张的‘药方’。然而中国城市经 济体制改革恰恰就在这些真真假假的经济学家们出谋划策最多的领域里‘卡壳’。”[4]相比之下，马克思用毕 生精力写的鸿篇巨制《资本论》，影响了人类的命运；亚当·斯密(Smith Adam,1723～1790)研究了劳动的分工 问题，并以制针为例，说明劳动分工对提高生产率的重大意义。他把制针的全过程划分为18道工序，每人只操 作其中一两道工序。这样做的结果，每天的产量达到48000枚针，平均每人每天完成4800枚。斯密指出，如果不 进行分工，所有工序全部由一个工人承担，他的产量每天最多只能生产20枚针。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在19世 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是以今天的观点来审视，这一理论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科学管理之父”泰勒(F ·W·Tayior,1856～1915)长期在工厂里不断观察和试验研究，才提出了科学管理原理。在人类历史上，功勋卓 著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还有许多。人们是从他们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的结果中认知了知识的价值和力量的。
真知灼见植根于现实的生活土壤之中。只有真知灼见才有价值。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发明了蒸汽 机，在原动力方面促成了革命性变革，使机械的运转不再完全依赖人力、兽力或水力。这是知识转化为力量的 先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发明、发现和创造，都是知识就是力量的体现。
如果说“知识没有力量”那是因为我们的知识还没有转化为力量。据报道，中国文献馆备有20多个国家的 2000万件专利，每年以40万件速度递增，而利用率只有1.2%，可见效率极低。
我国的“科技成果”多，而新优产品少。有人比喻说：只开花，不结果。这似乎是个突出的矛盾。在有些 地方，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的产品仍占市场的50%左右，一些明显该淘汰的产品仍占10%左右，于是国外产品乘 虚而入，国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少，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在1993～1994年的专利所引用的科学论文是1987～1988年的3倍，同期的专利总数只增加了30%，这说 明利用率、转化率极高。专利所引用的科学论文的73%来自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学研究，只有27%来自企业。美 国的科学家和大学教授自然也就既不会“清闲”，也不会“清贫”。知识只要是货真价实的，也就自然而然地 显得“清高”了。
1.1知识经济的概念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6年提出的定义,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传播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经济代替工业经济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对社会的影响比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更深远,意义更重大。
1.2知识经济的特征
1.2.1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知识作为一种生产投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投入可以代替物质投入,从而达到节约物质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经合组织的专家提出,体现于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中的知识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
1.2.2知识经济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密集型产品(软产品)的比例大大增加,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是知识经济的关键因素。
1.2.3知识产品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在一定程度上说,工业经济是规模经济,知识经济是速度经济,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具体到产品上,一是产品自身运行速度正不断提高(如计算机的运行速度);二是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不断加快;三是生产过程的节奏越来越快。
1.2.4知识经济是”低耗高效”型经济,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以物质资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传统工业经济的衰落。
1.2.5知识经济的兴起可以说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它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包括经营管理、财务核算乃至领导决策等活动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2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
2.1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2.1.1对会计目标的影响
我国的会计目标是“会计信息应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第十一条)。当前国际上流行的会计目标理论有决策有用观和经营责任观两种观点。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使用者所关注的重点,不再是企业的“现金流转”,而是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是“一个企业知识资本拥有量及其增进能力”的信息。
2.1.2对会计基本前提的影响
现行财务会计是建立在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四个基本前提之上,知识经济的出现对这四个基本前提提出了挑战。
①会计主体。知识经济时代,自动化、无纸化、数字化的发展,使会计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变化。时分时合的临时性虚拟化的网络公司(临时结盟的“虚拟公司”),导致会计主体存在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冲破了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形成一种新型的“相对会计主体”,拓展了以往的有形会计主体假设。②持续经营。在新经济时代,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借助互联网相互联系起来,完成一个项目,当项目完成之后,企业就会立即分散。这种临时性的网络企业在新经济时代将十分普遍,使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对它们不再适用。③会计分期。会计分期的目的是为了及时提供会计信息,满足企业内部和外部决策的需要。在新经济时代,即时的通讯手段带来了即时的操作和调控,企业内外的会计信息需求者可以在互联网上动态地得到企业实时的财务及非财务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分期已无存在的必要。④货币计量。电子商务“网络银行”的发展提高了对货币计量的要求,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计量发展为电子货币计量;电子货币的出现又加剧了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严重影响了控制货币量的运作模式,对币值不变假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另外,单纯采用货币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越来越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会计计量将呈现多样化,可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相结合、计量的精确性和灵活性相兼顾的方法,货币计量的唯一性受到挑战。
2.1.3对会计要素的影响
现行财务会计把会计要素划分成反映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和反映经营成果的会计要素(收入、费用、利润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各项无形资产为代表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比例不断上升,无形资产是企业生存的保障,创新是新经济的核心,人是保证创新的决定性因素。知识作为一种动态的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显得日益重要。它要求会计对知识的开发与应用进行严密的核算、监督与控制,并对应用知识后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进行准确有效的计量、分析和评价。这就要求对会计要素的划分更加细密,更有层次,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的资金运动状况。
2.1.4对会计核算程序和会计方法的影响
会计核算程序也就是把会计凭证的填制、账簿的登记、会计报表的编制等会计方法按一定逻辑顺序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会计处理流程。当前部分小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手工会计处理流程,已经实现电算化的企业中使用的会计软件,其会计处理流程基本上还是按照手工会计处理流程进行设计的,即根据原始凭证的业务内容编成记账凭证输入系统中,凭证经审核后,据以自动记账、结账、生成会计报表等,会计流程基本上是模拟手工核算的流程。这种流程已不能适应新的会计信息系统要求,知识经济为会计工作提供了先进的硬件和软件设备,必将加快新型会计流程的构建,促进会计工艺手段的现代化。
2.1.5会计确认和计量
知识经济条件下,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无法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知识资产进行公允的计量,因而也就无法满足“相关性”的要求。因此,需要将知识经济形态中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经济要素纳入会计系统加以确认。同时,在会计的计量环节,采用公允合理的计量模式,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何种计量属性能同时满足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要求?如何协调会计信息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要求?如何针对众多的不确定性事件和难以用货币来量化的知识资产设计恰当的计量模式等等,都有待于会计学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2.1.6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现行企业的会计报告,由于受到传统计量方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限制,主要立足过去的交易与事项,满足所有者、债权人和投资者的需要。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人力资本创造的现金流量收益、衍生金融工具以现行市价交易发生的现金流量,历史成本是无法计量的。因此,必须改进历史成本计量模式,重构会计报告体系,丰富会计报告的内容,做到形式多样化,表式与图像化信息并重,以满足不同使用者的要求。同时,在会计报告中要建立预测信息制度,克服历史信息的不足,为决策者提供更有价值的相关信息。
2.2知识经济对会计技术的影响
以计算机技术为平台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应用,使会计处理技术发生了重大变化。
2.2.1繁琐的手工劳动为快速、准确的机器程序所代替,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2.2.2计算机数据处理功能将改变会计信息系统与生产经营信息相互分割的状态,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使会计与生产经营活动各系统建立信息联系。实现信息共享与兼容,同时提高了信息的使用效率,极大地解放了信息系统的潜在能量。
2.2.3在新技术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传统会计期间的季报,还是半年报都不能适应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及时需求,将被新出现的在线系统、即时系统等新的报告形式和渠道所代替。同时,电子计算机以足够的容量和功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大量信息的及时处理,能够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多方面的信息需求。
2.3知识经济对会计人员的影响
一、知识经济活动内涵矛盾的特殊性
管理过程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穆尼在与艾伦·赖莱合著的《工业，前进！组织原理及其对现代工业的意义》一书中指出：“从形式的意义上讲，组织就意味着秩序”，“组织是每一种人群联合为了达到某种的目标的形式”。系统管理理论认为，组织是由人们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并且共同工作着的要素所构成的系统。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巴塞尔在其所著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把组织界定为“对所有权被分割的实体的管理”。概而言之，组织是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有序地结合起来的整体。
作为组织，必然具有目的性、系统性、有序性与有机性。目的性，是说任何组织都是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设立的；系统性，是说组成组织的各个元素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有序性，是说组织内部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与时间顺序的；有机性，是说为了协调组织的活动，必然存在着担负不同职责的职能部门的分化，这就类似于人体的各个器官，既相互独立，各司其职，又彼此贯通，密切配合。知识经济组织作为组织无疑具有组织的一般规定性，作为一类特殊的经济组织，又必然具有区别于其他组织或其他经济组织的特点。
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活动的矛盾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内部经济性与直接外部经济性的矛盾。在以保密、专利权、特许权等方式对知识要素（仅限于应用性知识）作非公有产权制度安排的场合，产权人通过知识的使用通常能获得超额利润，这就是知识的内部经济性。这种内部经济性无疑与专利权等非公有产权制度安排相关。之所以要作此类产权制度安排，目的是为了形成对知识生产的有效的激励机制。然而，就知识的公共性消费可以拓展知识的作用范围，增加知识的使用价值，提高社会的总福利水平而言，知识又应该是共享的，不应该为私人、少数人所垄断的，这也就是知识的直接外部经济性。知识的直接外部经济性源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可以同时为众多人共同消费的性质。知识的内部结济性与直接外部经济性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内部经济性的增强，意味着直接外部经济性的减弱；内部经济性的减弱，意味着直接外部经济性的增强。非知识性资源（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除外）则不相同，其消费本质上是排他的、竞争的，不可能在为某人使用的同时，又供其他人所使用。非知识性资源的消费，除给产权人带来经济效益以外，尽管也可能会使非产权人获得相关效益，但这种相关效益只是间接的外部经济性，而不是直接的外部经济性。由于知识的内部经济性与直接外部经济性的矛盾源于非公有产权安排所赋予知识的消费排他性与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消费非排他性的矛盾，因而，也可将其称之为知识消费的排他性与非排他性的矛盾。
第二，边际报酬递增性与递减性的矛盾。因为通过知识的投入可以不断开拓出新的投资领域与不断提供出新的更有利的投资机会，进而提高劳动、土地、机器设备等实体性资源的产出效率，推动生产函数向坐标图象的右上方移动，因而知识投入具有边际报酬递增倾向。然而，这种由知识投入所引起的边际报酬递增倾向，只能在不同的程度上抵消或抑制实体性经济资源投入所具有的边际报酬递减倾向，却不可能消除这种倾向。也就是说，在与知识投入相关的边际报酬递增倾向存在的同时，与其他经济资源投入相关的边际报酬递减倾向仍然存在，由此便构成了知识经济活动所内涵的边际报酬递增性与递减性的矛盾。
第三，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矛盾。在工业经济活动中，严格的工艺流程与环环相扣的流水作业线，突出强调的是统一性、常规性、一致性、整体性，全部经济活动就类似于一部机器，劳动者个体则相当于这部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或螺丝钉。在知识经济活动中，一方面因开拓、创新成为主题与基调而必然强调差异性、独创性、非常规性与个体性；另一方面因知识的生产有赖于人类知识的积累与多种知识的交融、综合，又必然强调协作性、互补性、综合性与群体性。知识经济活动所内涵的这一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矛盾，必然要求劳动者个体间的结合方式发生不同于工业经济活动的变化。在新的结合方式下，劳动者必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机动性，与此同时，个体之间又必须能够彼此沟通，相互配合，表现出高度的整体协调性。
第四，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矛盾。工业经济活动是严格有序的，甚至严格到操作者必须按事先设计好的规范与程序来动作。知识经济活动则不同，虽其整体活动表现出高度有序性，但其个体活动却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非规范性与无序性。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非规范性与无序性，才使个体有可能去探索、去开拓、去创新。知识经济活动所包含的这一整体有序性与个体无序性的矛盾，也必然要求知识经济的组织形式发生不同于工业经济组织形式的变化。
第五，刚性与柔性的矛盾。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活动中，由于知识的含量较低，技术更新周期较长，活动的内容、方式、手段的变化节奏较慢，所以，某种经济组织一经形成，便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或刚性。而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的高投入必将导致技术更新周期缩短，活动的内容、方式、手段的变化节奏加快，并要求经济组织形式发生适应性的变化。如果说使经济组织形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刚性，是包括知识经济活动在内的任何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一般前提的话，那么，使经济组织形式同时又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柔性，则是推动知识经济持续发展的特殊的条件。
第六，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矛盾。除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外，作为动产的经济资源均含有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矛盾。流动性，是指作为动产的经济资源所具有的空间位移性。非流动性，则是指作为动产的经济资源发生空间位移时因遇到阻力而导致流动性或部分流动性的丧失。知识作为动产的一类，尽管在流动过程中也会遇到一定的阻力，但相比非知识性动产所遇到的阻力却要小得多，流动性也要强得多。知识性动产与非知识性动产在流动性方面所具有的显著差异，也会对知识经济组织形式产生重要影响。
第七，自主性与控制性的矛盾。在工业经济活动中，劳动者个体从属于机器体系，其活动处于完全的受控状态，不具有自主性。而在知识经济活动中，一方面劳动者个体的自主性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为保证系统目标的实现，又需要对自主进行的个体活动进行有效的调节与控制。使个体自主性与整体控制性这一矛盾得到妥善解决，同样是进行知识经济组织设计时必须重视的。
二、知识经济组织代化原则
基于对经济组织优化一般要求的认识与对知识经济内涵特殊矛盾的分析，笔者认为，在进行知识经济组织设计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高运行效率原则。判断某一知识经济组织形式是否合理，首先应看其是否有利于知识经济活动高效率运行。知识经济活动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予以下因素：一是实现知识资源与其他资源在系统内外合理配置的机制是否健全；二是促使各种资源充分发挥其潜能的机制是否健全；三是管理体制、管理方式、曾理机构的设置是否合理；四是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否协调。
第二，低运行成本原则。某项经济活动的高效率如果是以高成本来支撑的话，那么这种高效率则可能是无利可图甚至是得不偿失的。因而在进行知识经济组织设计时，不仅要坚持高运行效率原则，还要坚持低运行成本原则。知识经济运行成本，主要包括以下项目：一是各种经济资源在结合过程中所发生的内耗；二是管理、协调费用；三是激励、监督成本。在上述3项成本中，第一与第二项通常是此消彼长的。坚持低运行成本原则，并不是说应使知识经济活动运行成本的各个组成部分均处于最低点，而是说在知识经济活动效率既定的前提下，应使其总运行成本最小，亦即使知识经济活动的净产出最大。
第三，主体性原则。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活动中，人从属于机器，主体受制于客体。因而在进行工业经济组织设计时，首先考虑的是机器体系与工艺流程的需要，而不是主体的需要，对物的组织被置于第一位，对人的组织则服从于对物的组织。从这种意义上说，工业经济的组织原则是客体性原则，而不是主体性原则。而在知识经济活动中，主体的创造性、自主性、个性发挥着主导的、关键的作用，是主体支配客体，而不是客体役使主体。因而在进行知识经济组织设计时，首先考虑的应是如何才能满足主体进行自主性、创造性工作的需要，如何才能为主体充分展现其个性的魅力与进行多样化的工作提供广阔的空间。也就是说，知识经济组织设计遵循的原则应是主体性原则，而不是客体性原则。
第四，弹性原则。如前所述，知识经济包含着有序性与无序性、刚性与柔性的矛盾。为使这些矛盾得到妥善解决，必须使知识经济组织具有较强的弹性。具体说来，一是要使其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与包容性；二是要使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三是要使其具有较强的可调整性；四是要使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第五，开放性原则。知识经济领域是高度开放的领域。与物质、能量通常是单向直线式流动不同，知识的流动通常是双向并呈辐射状的，知识经济网络由此交织而成。知识经济网络不存在固定的边界，随着认识的深化与新认知领域的开辟，其网线必然越来越密集，其边界必然越来越拓展。基于这一特点，在进行知识经济组织设计时必须坚持开放性原则，应使所设计的组织具有不断拓展自身边界与最迅速、最充分地与外界进行知识信息交流的能力。
三、知识经济组织架构特点
知识经济活动是知识的生产活动、流通活动、分配活动与消费活动的总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知识生产的组织主体与组织形式作—剖析。首先探讨—不知识生产的组织主体安排。
知识包括基础知识、应用基础知识与应用知识3大类。与其对应，知识生产也包括基础知识生产、应用基础知识生产与应用知识生产3大组成部分。因基础知识生产只具有外部经济性，不具有内部经济性，其产品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故只能由国家出资举办研究机构按非商品生产的形式来进行。
应用基础知识，一方面因其消费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故可被归入公共产品之列；另一方面因其应用范围与应用者集合可大体确定，从而可借助一定形式将其外部经济内部化，故又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应用基础知识的这一双重属性便决定了对其生产组织主体安排可作如下选择：或者由国家出资设立研究机构作为公共产品来生产，或者由私人出资设立研究机构作为私人产品来生产，或者同部门、同行业的企业共同出资作为准公共产品来生产。
第一种形式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应用基础研究资金全部由国家来提供，难免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二是应用基础性研究成果的使用者一般是特定部门或特定行业，此类事业若由国家来举办，便可能因无法清楚地把握需求及其变动状况，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难以吻合。
第二种形式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研究成果的需要者有可能因自身财力限制而无法取得研究成果的使用权；二是某些耗资巨大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有可能因举办者财力不足而无法进行。
第三种形式，既不存在第一种形式的不足，也不具有第二种形式的缺陷，它可以灵敏地适应应用基础研究的需要及其变化，可以在不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保证应用基础研究有充足的资金来源，还可以使研究成果得到广泛的利用，因而，在笔者来看，不失为一种最适合于应用基础研究进行与发展的组织主体安排。
应用知识，可进一步被区分为常规知识与非常规知识。与此相应，应用知识的生产也可被分为常规知识生产与非常规知识生产。因常规知识是在某实践领域被普遍应用与反复应用的知识，故可通过数据化与编程将其转换为计算机语言，对象化为计算机功能，使其得到更为广泛、更为经济的利用。非常规知识生产包括非常规技术生产与非常规经验、技能生产两部分。其中的非常规技术生产，或可由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研究机构来进行，或可由企业成立研究机构或组织专职研究人员来进行。作何选择为宜，则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财力与其对非常规技术的需求状况。财力雄厚且对非常规技术需求量大的企业，一般可自行设置研究机构或安排专职研究人员进行非常规技术研究；财力单薄且对非常规技术需求量小的企业，则直通过外购方式或吸收无形资产投资的方式来满足自身对非常规技术的需要。非常规性经验与技能，因只能通过劳动者干中学来获得，故其生产无法通过设置研究机构或安排专职研究人员来进行，而只能通过优化劳动组织形式，充分调动与激发劳动者于中学的热情来进行。
关于知识生产的组织形式或组织方式。按照雷蒙德·e·米尔斯与查尔斯·c·斯诺的观点，工业经济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是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功能型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的基本特征是等级制，通过专业分工系统逐层向上，从一种标准化工作过渡到另一种标准化工作，再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链，对整体活动逐级进行指挥、控制与协调。随着知识尤其是特殊性专业知识成为企业资源的核心，功能型组织经过部门型组织、矩阵型组织的短暂过渡，于20世纪80年代演变为网络型组织。笔者认为，网络型组织区别于功能型组织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以团队为基本组织单位。现代知识经济活动是以团队为基本组织单位来进行的。这些团队相互关联，按照若干基本组织原则，通过灵活的、强大的交流网络彼此协调，不存在集权控制，其团队的组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工作目标、工作任务的转换而变动的，故团队组合又被称为不规则型企业。在不规则型企业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独立的，能够自主决策的，同时又在更大的范围背景条件下存在，并须遵守这种背景条件，以达到自治与协调的高度统一。这种以团队为基本单位的网络型组织显然能最有效地利用知识，最迅速地积累与创新知识，最大限度地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最充分地展现个性的特点与最迅速地对外界变化作出反应。
第二，职位权威让位于知识权威。维娜·艾莉在其所著的《知识的进化》一书中谈到，在与功能型组织共生的官僚制度中，你拥有的职位决定了你的权力，存在的是职位权威。但在网络型组织中，权力来源于你所掌握的知识与所了解的人，存在的是知识权威。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意味着知识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占据支配性地位，成为主导性力量。
第三，组织边界可以无限拓展。在功能型组织中，由于权力体系是按照等级层次构造的，所以组织的规模或边界必然要受到合理管理幅度的限制。在网络型组织中，不存在集权控制，因而组织的规模或边界也就不会受到合理管理幅度的限制，随着新的知识供给单元或知识消费单元的出现，网络的边界必然向外拓展与获得不断递增的知识规模效益。
第四，联合成为主流。在采用功能型组织形式的场合，竞争往往以获胜企业兼并失败企业而告终，被兼并者丧失了它的独立性。而在采用网络型组织形式的场合，竞争的结果则通常是竞争双方达成联合的协议。与兼并不同，联合意味着在继续保持双方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双方的相互配合与协同动作，这无疑是实现竞争双方知识资源交流与共享的一种最有利的组织形式。
第五，信息主要是横向流动。在以等级制为特征的功能型组织中，为满足集权式管理的需要，信息主要是纵向流动或纵向传递的。而在网络型组织中，由于团队之间主要通过彼此的沟通对话来协同动作。所以信息主要是横向流动或横向传递的。以信息横向流动为主的网络型组织可以使信息知识资源得到更为迅速、更为充分、更为经济的利用。
关健词：知识经济研究设想
农业经济时代产生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工业经济时代产生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将为人类带来文明的新形态─知识文明。知识文明是一种比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更先进和更具现代性的文明形态。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知识文明，显示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每一种文明既有其越性的一面，也有其不足的一面。知识文明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比，是一种进步，但其本身也是一种过渡形态，也有其不足的一面。所以，当我们在张开双臂热情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之时，应当保持一种冷静和谨慎的态度，应当从更长远的角度来把握和研究知识经济问题。
一、有可能产生的问题1.知识体系的不均衡发展将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一般来说，知识体系的各个学科及各个组成部分应当保持一个合理的结构，这样从整体上会有利于推动知识体系的健康快速发展。如科学与技术之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之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都应当保持一个协调的关系。只有协调的发展才有可能达到快速健康的发展。知识体系的各部分及各学科之间本身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知识体系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人类思维的成长过程。一般来说，思维分为“理性思维”(或称“逻辑思维”、“概念思维”)与“非理性思维”(或称“形象思维”、“悟性思维”、“灵感思维”)。由于“理性思维”具有推理严谨、定量分析精密等特点，因此而产生的理性至上的思潮使“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一直占统治地位。但“理性思维”并不是万能的。实际上，那些能一生保持其创造活力的科学家，都不仅具有发达的“理性思维”，同时也具有发达的“非理性思维”。而“非理性思维”又同一个的人文素质有直接的联系。“人文素质也可称文化素质，它包括语言文字修养、文学艺术修养、伦理道德修养、文明礼仪修养、历史和哲学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人外在精神风貌和内在精神气质的综合表现，也是一个现代人文明程度的综合表现。”(杨德广：《加强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文汇报》1997年12月9日)自然科学家或工程师，他们的人文素质越高，必然思路越开阔、思想越活跃、感悟能力也越强，从而越能激发思维的创造能力，不断取得独创性的丰硕成果。所以，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科学而孤立的发展的，它需要从社会科学聪明的海洋中不断汲取文化营养和精神力量。所以，知识体系的各学科之间及各组成部分假如不能协调均衡的发展，有可能会抑制知识体系整体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人类熟悉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及水平。但知识体系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知识的发展二者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经济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将起到核心要素的作用。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经济将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经济对知识也将有着巨大的作用力。而经济对知识的作用力对整个知识体系并不总是均匀的，其中作用力最强的是知识体系与经济结合的最紧密的部分。这就有可能造成知识体系中一部分知识的相对发达，而其它部分知识的相对不发达。在整个知识体系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与经济联系更紧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相比，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与经济联系更紧密；科学与技术相比，技术与经济联系更紧密。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有可能使人文科学、基础研究等方面知识的生产相对不足。这是不恰当的。知识体系的健康和协调的发展，不仅是知识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人类生产知识，不仅仅是为了“利润”，它有着更深远的作用，对人类自身的把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说，根本意义也在于此。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解决好知识体系的均衡发展，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2.有可能面临普遍性的失业问题。知识经济的局部效应和整体效应是不同的。局部的效应有时与整体的效应是相反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率先踏进知识经济门槛的国家将受益无穷。1997年5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埃克里·普利的文章，题目是《好得难以置信？》。文章说，目前美国经济和社会状况是25年来最好的。人们寿命更长，呼吸的空气更干净，饮用的水更清洁，犯罪率直线下降。经济增长已持续七年，经济所有要素似乎都在密切配合。失业率低于5％，通货膨胀率稳定在3％左右。消费者信心接近八年来的最高水平。80％的工人不担心失业，各阶层收入大幅度提高，最穷的人提高幅度最大。美国经济这些年持续增长并且出现“一高两低”现象，使得一些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不解。其实主要原因是得益于知识经济的局部效应。在美国，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等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核算公式：经济增长的％＝3/4(劳动增长的％)＋1/4(资本增长的％)。他们将美国1948年～1984年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代入公式进行核算，发现美国实际的经济增长大大地大于理论计算出来的增长。也就是说，实际的增长比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所应该引起的增长大的多，大约多增长了66％。经过认真的分析认为，额外增长的66％，来自科技和教育。也就是说在美国，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力，占2/3以上。但是，这里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只所以能起到2/3的贡献，根源在于比较优势。因为在一国或几个国家率先拥有某种先进技术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可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优势再加上知识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可出现经济持续增长并伴随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现象。假如这些国家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住这种优势，则仍可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保持高的就业率。但是，随着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各个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水平的逐渐缩小，比较优势效应将会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程度的机器排挤人的现象。知识经济将有着比工业经济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需要生产的人数会更少。知识经济时代可能会产生许多新兴行业，但这些新兴行业并不能完全容纳从“夕阳行业”或传统产业释放出来的工人，因为这些新兴行业也有着高的生产率同时仅需要较少的人数。同时，知识经济时代将对人的知识和素质都会有更高的要求，这时岗位缺人与人缺岗位现象的解决较之工业经济时代需要更长的时间过程。所以，从短期和局部来看，失业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从长期和全局来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失业将会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水平的限制，失业会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长期问题，并且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在一个具有众多人口的中国，失业有可能会上升为第一大社会问题。3.会产生新的分配不公现象。财富的分配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权力的分配，而权力的分配取决于经济行为人所把握的生产要素的重要与稀缺程度。新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同，成为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由此决定社会权力的中心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也是不同的。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类的生产主要表现为人与土地的关系，这时决定了土地是最重要或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以，这时谁把握了土地所有权，谁就把握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土地所有者成了农业经济时代的最富有者。在工业经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生产要素的地位逐渐下降，而货币资本、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的地位不断上升。社会财富的生产主要依靠资本，资本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多少决定了财富分配额的多少。马克思说，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社会财富越来越向资本所有者集中。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拥有了知识，谁就可以获得财富。“知识＝财富”将是知识经济社会的一条基本公理，知识的拥有者将是社会的最富有者。这里不管是农业经济时代的按土地分配，还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按资分配，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按知识分配，本质上都是不公平的，是分配不公的不同表现形式。理想的社会运行机制应是各要素均能取得合理利润，而不是主要集中于一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分配不公问题必然最终会被一种更先进的财富分配形式所代替，但我们仍应要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分配不公出现极端化。一旦分配不公走向极端化，就有可能引发大的社会震荡，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这也是历史的教训。4.社会经济系统蕴藏着更大的不稳定性。首先，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能量越大，其破坏性也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社会经济系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系统，一旦运用不慎，有可能会造成比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时代更大的危害。计算机在广泛应用的同时，也为犯罪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基因工程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对自身的作用力提高到极高的水平，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核能的应用也是如此。所以，生产力每前进一步，人类的谨慎程度就应增加一些。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投资高科技领域成为普遍现象，由于高科技领域具有高风险特征，所以，这时经济生活中的投资风险会变得比以往更大，这也是构成社会经济系统不稳定性的一大因素。再次，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将不可避免，从而也增大了危害性作用的范围。第四，知识经济的到来必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深入，市场化的深入使人们的经济生活越来越互相依靠，越来越相互间联系紧密，这为危害性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广泛的途径。上述情况表明，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应引起人们非常谨慎的时代，人们应非常小心，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相应对策针对知识经济时代可能存在的上述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防患于未然。1、加强国家干预，促进知识体系的健康均衡发展。在市场领域，遵循的是“自然法则”，“优胜劣汰”，以效益为中心。所以，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必须加强国家干预，以弥补市场缺陷。为了促进整个知识体系各部分的协调均衡发展，国家应加大对人文科学、基础所究等的投入；应制定具体可行的规划措施。国家干预的核心应是建立和健全利益补偿机制，使得从事经济效益差而社会效益好的知识生产者能有足够的动力，这是最关健的。2、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大力开拓新的就业领域。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等手段，来增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业。但从长期来看，比较优势的效应会逐渐减弱，尤其随着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来临，知识、机器排挤人的现象将日益突出。所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大力开拓新的就业领域是根本之举。为此，世界各国应联合行动，有规划、有组织的控制人口数量，发展中国家更应非凡重视。同时，要注重提高人口质量。要改革教育制度，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要提倡终身教育，要注重素质和能力的培养的提高。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开辟一些新的就业领域，同时应注重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3、应不断调整和改革分配制度，使社会财富的分配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分配制度取决于生产制度，但分配制度对生产制度又具有反作用。合理的分配制度将对生产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分配向知识要素倾斜是不可避免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自身要求。一定程度倾斜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但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如封建社会分配向地主倾斜和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向资本倾斜一样，倾斜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积累，有利于扩大再生产，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假如倾斜过度，则会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合理的分配制度应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为此，⑴要探索改革税收体系，增强累进功能；⑵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⑶要建立健全具有知识经济时代特点的立法，如知识产权法等；⑷要防止知识完全垄断现象的出现；⑸要注重保护非知识生产者的合法权益。4、要健立健全国家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高效率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更大不稳定性的时代，为此，建立健全国家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意义非凡重大。对此，笔者认为：⑴在知识生产和应用上应持谨慎态度；⑵建立健全知识生产和应用的监督和评估体系；⑶建立健全应急系统，以防不测；⑷加大对知识生产者和应用者的规范教育力度；⑸健全惩治规则。
三、若干设想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既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同时也是一种过渡形态。1、知识经济应向知识社会过渡。这里的知识社会概念不同于1993年美国学者f.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提出的知识社会概念，他们说的知识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里笔者将知识社会看成是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它不仅包括知识与经济的紧密结合，而且知识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社会运行状态体现为高度“知识化”。知识经济为知识社会的到来将提供各方面的预备：⑴为社会提供大量的知识和有知识的人；⑵为社会提供更先进的生产力。2、假如我们将知识社会划分为初、中、高级三个阶段，*可能就是知识社会的高级阶段。3、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和知识经济的现状，未来*可能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⑴生产是极度有效率的；⑵流通是极有效率的；⑶分配不再是单纯的按资分配或是按劳或按知识分配，而是各参于生产的诸要素平等的按贡献分配；⑷社会经济运行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⑸人类普遍知识化，具有高素质；⑹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系统，能防止任何不测事件，能预先将社会不稳定状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⑺由于仍然会存在个人违犯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况，所以惩治规则仍然存在，并且是高效率的；⑻公有与私有不再严格区分，而是财产的不同权利互相交溶，互相归属，产权既是清楚的，又是不清楚的；⑼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将体现为高度计划基础上的市场化和高度市场基础上的计划化，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工具都达到了精致的水平；⑽人类本身的许多弱点将被极大地克服，并被制约在合理的限度内；⑾人类将更多的注重人类自身的完善，将更注重于精神家园的建设；⑿国家仍然存在，但国家的职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单个国家将与世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⒀由于生产率极高，所以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生产将占小头，消费将占大头，整个社会总体上是一种属于消费型的社会；⒁具有高度组织效率，很多人将完全听命于机器；⒂社会经济系统运行将进入一种超稳状态。
参考文献：1、张守一：“知识·知识经济·知识产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2、李京文：“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3、陈昌胜：《知识经济专家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首先必须澄清这个副标题里面“批判”的涵义，因为在
“知识经济”，把知识与经济联在一起使用，我以为始自德鲁克(peter druker),至少经过他1994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 社会 》而获得广泛认可。德鲁克定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阶级冲突的形态从古典的“有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冲突演变为“知识阶级—无知识阶级”的冲突。他把这一社会形态叫做“知识社会”。在我看来，“知识”作为一种经济物品，固然表现出特殊的技术属性(例如“规模收益递增”)，但当它被当成经济物品时，它的基本属性仍然是“资本品”。换句话说，作为“知识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改变知识的“资本”性质。其实只要存在谋利动机，就永远存在着将知识转变为商品的动机，从而永远存在着以“知识”为手段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化”的过程。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知识被纳入经济 发展 的范畴。换句话说，只要“资本”还具有积极意义(除非我们不要经济发展)，作为“资本品”的知识也就具有积极的意义。
把知识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在
三、“知识救国”吗？
人们通过分工制度的协调来获取大量的知识。因为在分工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专业化为某一狭隘知识领域的专家，而后通过与他人“交换”知识而获得生活与生产资料。心 理学 研究 自19世纪初已经发现， 学习 一项知识所花费的平均时间总是随着学习者在该项知识上投入的学习时间总量的增加而下降。而这一发现在当代脑神经研究与认知 科学 中又获得了新的神经 网络 理论 的支持(神经网络均衡点的稳定性与学习时间之间的关系)。 历史 观察表明，那些更加依赖于分工制度来获取知识的 社会 比那些主要依赖于传统方式(例如师徒制度、家族传承、个人探索)来获取知识的社会，表现出高得多的知识积累速度，从而可以在短短几百年或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传统社会在几千年时间里所积累的知识存量。
理解了分工制度对获取知识的重大意义之后，我们就可以讨论分工的协调 问题 了。协调分工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是单纯的知识论问题。制度问题的本质特征在于：收入分配的方式决定性地 影响 到分工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因为这一特征，当 经济 学在90年代以来进入“博弈论”理性主义阶段时[5]，它才真正开始接触到制度问题。
对于可供选择的各种各样的协调分工的“制度”——我还没有定义“制度”概念，如果我们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考虑问题，即仅仅考虑效率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把各种制度按照它们的经济效率排列出来。所谓“效率”，就是节约经济资源的程度。如果我们把知识列入稀缺的经济资源的话，那么对于“知识经济”极端重要的制度问题就是寻找那些最小限度地闲置知识的协调分工的制度。而这是很难很难的，因为知识存储在每个人的脑子里，以“观念” 的方式运行着，任何违反了知识主体的主观意志的制度都很难避免巨大的知识浪费。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处于奴隶地位的知识主体与一个处于 企业 家地位的知识主体之间可能表现出的巨大的知识运用能力的差异。
在没有给出“制度”定义之前，让我先提出协调分工的最有效率的制度的第一个判据：生产的效率越是取决于要素投入主体的主观意志与主观努力，协调生产的制度的效率就越是依赖于“自愿原则”。
读者或许已经想到，“市场”机制(与传统的中央计划机制相比而言)是一个比较尊重自愿原则的制度，所以应当表现出高得多的协调分工的效率。这个判断，或者上述判据的这一运用，大体上是正确的。不过，我愿意指出，即便是“市场”制度里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压抑主体意志的现象，典型如“垄断”，或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某些事情，等等。
现在我必须澄清两个概念：(1)“自愿”，(2)“制度”。 哲学 家们长期以来讨论不清楚“自愿”这个概念的实质。我甚至可以声称，自从西方人获得了神学(始自摩西)，他们就不得不在自由意志的自愿性与上帝的秩序的必然性之间纠缠不清[6]。
当我们说到“自愿”这个语词时，它指涉这样两方面的情况：(1)被指涉的主体必须是免于明显的外力强迫的。注意，我使用的语言：“强迫”在语义上明显地不同于“控制”，后者可以包括受控主体“间接地施加影响”(通过语言、感觉、意识)。在这一点上，你可以争辩说“市场”经济制度其实是很虚伪的，它表面上尊重你的自治权利，实际上控制你的主观意志。对此我表示同情的理解，却无法为此而修改我对“自愿”原则的定义。(2)被指涉的主体必须在主观上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及其各种可能的后果。这一条件可以有效地减弱上述的“控制”所施加的影响，因为主体明白他在做什么，这意味着外界施加的“间接的影响”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主体意志的选择。这两个条件意味着两个推论：(1)主体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因为他事前意识到了他所做事情的各种后果并且他是主动地(不受外力胁迫)从事这件事情的；(2)主体有知的权利，因为不如此便无法承担道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自由社会的宪法里面，在确立了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之后，第一项重要的补充条款就是“新闻自由”条款(公众对信息的权利)。
现在可以定义“制度”了。事实上，对制度的定义需要整整一门“制度 分析 基础”课程作为定义的展开。简单地说，制度就是群体内部有自由选择权利的成员之间就协调分工所达成的均衡的从而是可预期的和稳定的行为模式。这一行为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 内容 ：(1)可见的行为。很明显，不可见的行为是别人难以预期的；(2)对可见行为的公认的阐释。关于这一点我要补充两条：(a)人们尽可以对行为作出极为不同的阐释，但只要这些阐释没有得到公认，它们就难以获得制度力量。任何制度条款都是在获得多数人的公认理解下发生其协调人群行为的效力的。典型的例子如 交通 规则，只有当人群的多数成员对规则作出统一的理解时，规则才可能实现其协调交通的功能；(b)对行为模式的新的阐释对制度创新是极为重要的。假如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居然对其既有行为模式作不出任何新的阐释，那么这个社会的创新和演进的力量必定已经消失了。观念的力量对制度发生作用，通过制度演变而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制度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之间辩证关系的关键环节，是合理性展开其自身的“中介”。
只是在这一节的结尾处，我才具备了回答这一节主要问题的条件：“知识救国”吗?我回答是：技术性的知识与一般意义上的“救国”无关。更进一步，如果没有协调分工的有效制度，技术性知识甚至无法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即便在“实业救国”的意义上也与“救国”无关。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最关键的字眼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第一生产力”，而是那个“是”字。在完成了上面这样冗长的论证之后，我们有资格询问：科学技术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
显然，自愿原则是那些有可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制度的第一个特征。这一特征的 政治 学意义就是“自由”。我们固然可以对“自由”作出许多不同的理解，却不能阉割了自愿原则里面讨论过的对“自由”这一概念所概括的人们的行为模式的基本理解，这一基本理解应当、而且为了具有制度效力必须是公认的。让我补充两点：(1) 公认的理解要求知识的“本土化”，这是很显然的，非本土的知识难以达成本土成员间的共识。一个眼下的例子是北约在科索沃事件中采取的强力干预，我很怀疑这一干预所依据的制度知识(哪怕它是关于“自由”制度的知识)能够被本土成员的大多数所理解和认同；(2)公认的理解要求阐释与事实的基本一致，这也是很显然的，那些明显地具有胁迫性质的规则不能被阐释为“自由”。没有人会认为限制了他呼吸通畅的某种外力是使他“自由”的力量[7]。
现在让我提出(在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意义上)可以“救国”的制度的第二个特征：协调分工的制度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下个人的努力是否与其回报紧密联系着。换句话说，权力与义务是否紧密地联系着。关于这一点我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补充任何东西，因为读者十分清楚传统中央计划体制是怎样失去创造力和效率的。或许我应当补充一点：即便是市场体制，也时刻面临着并且时刻在解决着如何改善激励机制和激发人们的创造力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个成熟的市场社会可以逐渐失去创新力量，例如70年代以前的英国。另一方面，有效地解决了创新机制问题之后，僵化了的市场社会可以重新获得生命力，例如当代的英国。
最后，而且在操作意义上最重要的，是有效率的制度的第三个特征：协调分工的制度的效率每时每刻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由于 自然 环境变动和由于人群心态变动导致的)新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制度安排使得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紧密联系能够以最小成本实现。这句话或许涉及较多的技术语言，需要进一步解释。让我引用我喜欢的张维迎举过的例子(经过修改)来说明这里涉及的条件。设想两个人分工的社会，假定其中一人在月光下挖土，另一人在树影下挖土。当这两个人谈判他们之间的社会契约时，最关键的条款之一是“由谁来负责监督全体人员的劳动，从而负责制定每个人的劳动报酬?”如果社会推举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来监督群体和制定每个人的报酬，那么，由于他必须花费很大精力才可能准确测算和监督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劳动努力，他的最优行为模式将逐步演变为：减少他所支付的监督努力，按照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总产出来决定他的报酬。这是因为挖土的总产出比较容易观察和测量。而对于每个人的总产出的测量归根结底要参照社会平均产出来决定其高低。换句话说，在月光下挖土的人只能参照他自己的(此处代表“社会平均生产率”)总产出来决定支付给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报酬。但是在这一“ 权利—义务”关联之下，假如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原本比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具有先天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例如天才或特殊技能者)，我们可以预言，这才能多半是要闲置的。因为按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决定每个人的报酬必定导致“平均主义”的报酬法则。这一法则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综上所述，一个效率高得多的制度安排是让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负责监督群体和制定每个人的报酬。道理很简单，由他来监督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的劳动，监督成本小得多，测算也准确得多，从而以很小的成本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紧密联系。关于这类制度安排的经济学分析，大多包括在针对“信息不对称”情况的“机制设计经济学”里面了。
上面讨论的制度有效率的第三个特征，其最重要的推论在于：一个制度的效率不能够靠任何一套普遍原理来保证，而只能依靠千百万社会成员追求效率的日常努力来保证。因为如上面的例子所表明的，命名权利与义务在较低成本下紧密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随着环境与人群的变动而处于永恒的变动中，没有任何普遍原理可以事前把握这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性知识里面的这类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对“技术”定义，具有技术性知识的特点，因为它们只针对具体的个别的事物，不针对普遍的一般的事物。在我的理解中，韦伯所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撑体系 ”，不是别的，正是这里所说的技术性的制度性知识。没有这些知识的大规模积累和不断创新，就没有“可 计算 的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里作为一种有效协调分工的制度的 发展 。
由于有效率的制度的效率依赖于大众的日常的追求效率的努力，我愿意以下面的命题来强调我在这一节里提出的三个特征在制度经济学意义上最为关键的环节：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励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追求效率的努力和创新。注意：这一命题所要求的制度安排是完全“自恰”的，因为它所追求的效率依赖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依赖于制度安排是否最大限度地激励了对效率的追求。在这样一个纯粹关注效率的环节里面，制度的“好”与“坏”不是我们关心的主题，尽管我们必须询问一个制度的好与坏。仔细阅读我在这一节里的讨论不难发现，这些讨论其实已涉及了制度好坏问题。例如，我讨论了“自愿原则”与“自由 ”的含义。但是对制度作道德判断毕竟已经超出了这一节的主题，应当放在另外的章节里讨论。
四、“人力资本”与人的“异化”
一旦以劳动者为载体的知识成为谋利的资本，劳动就开始转化为“人力资本”。也就是说，投资人以劳动者的知识积累过程(例如正规学校 教育 、在职培训、自修)为投资目标，期待着将来从这一知识存量中获得大于投资额的回报。最早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 经济 学家们估计过就美国 社会 而言的这一“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大约为20 ％～50％，依样本结构而有巨大差异。不过，这一比率的下限仍然大大高于美国经济在常规情况下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10％左右)。由于这一超高回报率的吸引，成熟市场经济(美国、德国、甚至香港)的投资结构在1970年代以来明显地向人力资本方向倾斜。
下面我希望在我提出的“知识互补性”概念体系中解释一下，人力资本为什么比物质资本具有高得多的投资回报率。首先应当界定“资本”概念，这一概念曾经和仍然在引起广泛的争论，著名者如庞巴沃克与费舍之间的论战[ 8]，以及后来的“两个剑桥之争”[9]。
庞巴沃克以及整个奥地利学派资本 理论 的出发点是把“资本”看做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迂回生产方式(the round－about method)。“时间”在这一生产方式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迂回所用的时间越长，理性投资人所要求的回报率就越高。因此从实证角度看，一项投资的资本周期越长，就说明该类迂回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回报率越高。教育通常比物质资本投资具有长得多的周期(常规学校至少需要12年才完成中等教育，而最大的钢铁基地建设周期不过是5年左右)。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教育投资具有比通常物质资本投资高得多的回报率。
资本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费舍的“投资机会决定投资回报率”的理论。在费舍看来，一切事物，只要可以产生未来收益，就都可以成为“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由投资项目及各个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决定。假如我们把全部可能的投资项目(机会)按照回报率从高到低排列出来，那么最优的投资选择将从那些回报率高的项目开始投资，只在用尽了较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以后才逐次向更低回报率的项目投资。这样的投资安排一直可以进行到融资成本(例如向银行贷款所必须支付的利息率)等于投资回报率时为止。而融资的平均成本由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在现时与未来一切时点间的一般均衡决定。由这一均衡决定的融资成本也叫做“真实利率”，它的大小归根结底要取决于一个经济所提供的投资机会的多寡以及这些投资机会可能产生的回报率的高低。
在运用费舍的资本理论时，一个重要的 问题 是判断“投资机会”及其“回报率”。例如，一般来说“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投资机会。可是如果受过教育的劳动与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具有同样的收益，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教育是“投资机会”。又如，当投资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 政治 环境里进行从而所涉及的风险非常高的时候，投资的帐面回报率就显得毫无意义，相当于接近于零的投资回报率。由于这些理由， 发展
注释：
[1]转译自j.b.schneewind编译moral philosophy from montaigne to kant，vol.ⅰ，“leibniz”，pp.313—33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方括号内 英文 及中文为我所加。
[2]参见例如“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 经济 学”，《在经济学与 哲学 之间》。
[3]详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各篇有关“知识”定义的文章。
[4]详见我写的“近年来经济 发展 理论 的新进展及反思”，《经济 研究 》1994年。
[5]参见我写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 社会 学研究》1997年2月。
[6]关于这一论题的权威的和冗长的讨论，参见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vol. ⅱ，“willing”，harcourt brace, 1971；以及robert nozick, 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chapter 4,“free will”, and chapter 5, “foundations of eth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7]为了“最终的自由”而实行强迫，这是很值得怀疑的论证方式，不过这里无法展开讨论，读者可以 参考 哈耶克的著作。
[8]参见bohm－bawerk,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1889；irving fisher,the theory of interest,1930。
[9]参见mark blaug,economic theory in retospect，5th ed., cambridge unviersity press, 1996。
[10]参见我写的“面向综合的 时代 ”，《回家的路》。
[11]参见上引“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及反思”。
[12]参见《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1996。
全球企业都在寻找成功之路，但是它们通常都忽视了知识产权的潜在商机。这些公司没有察觉到这个快速增长的商机：知识产权是全球"硬通货"，可以买、卖、授权、联营或交换。这一新市场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命脉，而其繁荣则需要政府与公司的通力合作。
为什么要与政府合作？因为政府也致力于发展一个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市场。更多的技术商品化，会加快欧洲、北美和亚洲的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样也会促进中国、印度之类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到时一些拥有高尖端知识产权的公司就会敢于把技术转让给一些子公司，或者授权。据我所知，现在大多数公司的CEO要做出这样的决定都有些顾虑。
要发展知识经济，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合作性竞争机制。每个公司都想凭借自己的发明创造和最好的产品取胜于人，但是在一些事情上，公司与政府必须同心协力。
任何公司都不可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技术，并加以推广。所有公司都得通过借鉴他人的一些理念、技术和设计来完善自己的知识产权，以求生存和发展。像我们飞利浦公司，就不仅卖技术，也买进。我们与一些知名公司，如日立、三洋、索尼和IBM都有合作。
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如何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优先权"专利问题，一些公司或个人固守着一些专利，根本没有打算将其出售或是授权。一旦其他公司也开发出类似新产品并获利，他们就会以"侵害专利权"为名索赔获利。要想在知识经济领域建立一种公正、平等的机制，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如何将这种诉讼机制转化为商业机制。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协调的国际专利制度。目前，美国和欧洲的专利制度迥然不同。美国的专利制度注重保护发明者，而欧洲则更注重迅速推广新发明。我们赞成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专利机构多沟通交流。目前在专利合作方面，国际社会已取得一些进步，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合作条约》得到推广，近来欧洲开始采用《社会专利》制度。
关键词：旅游业；知识经济；文化经济；创意经济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4－0202－03
21世纪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旅游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并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进入新世纪以后怎样使旅游业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具有的多重积极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国旅游业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进一步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是旅游界共商的主要话题。我们必须首先找准21世纪旅游业目标定位，笔者认为，21世纪旅游业经济学定位是体验经济、协同经济、循环经济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阐述21世纪旅游业经济学目标定位是知识经济、文化经济、创意经济。
一、21世纪旅游业是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是个新名词，1997年后越来越多地被国人所熟悉和引用。我们知道21世纪的经济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经济，是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因此，知识经济简单地概括为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
1.从OECD对知识经济的定义看，旅游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固有成分
知识经济的悄然兴起，可以说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对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正在和将要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然，对于旅游业来说也不例外，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中国与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发展比较分析》指出：
所谓知识经济，按照OECD（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其中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是最重要的部分。归纳起来知识可分为四类：一是知道是什么（Know-what），即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二是知道为什么（Know-why），即关于自然科学原理和客观规律方面的知识；三是知道怎么做（Know-how），即所具有的技术和操作能力，包括技术、技能、技巧和诀窍等；四是知道谁有知识（Know-who），即能够及时有效地利用有关专家的知识。按照这一定义，OECD组织依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第三版），提出了知识经济产业即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The knowledge-based industry,简称KBE）的产业标准，具体如下（见表1）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旅游业是典型的服务业，按照OECD知识经济的产业标准推断21世纪旅游业必将是知识经济。
2.从21世纪旅游创意、目的、规划、策划、开发上看，必须以知识作背景和支点
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独特而无限的资源将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知识，包括文化、信息、科学等“软”资源越来越成为旅游经济增长、结构演进的引擎，旅游实物资源、旅游资本等硬资源的流动、重组会变得更加快速和频繁，旅游经济中各种地域、政策、组织壁垒将不断减少，人们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地域范围自由地筹措、配置各种旅游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的旅游企业竞争，将是围绕争夺高智商头脑、高知识人才的激烈角逐。旅游企业资源排序无疑将把稀缺的具有创新意识的高智商头脑资源放在第一位。旅游企业经济的增长将从依靠资本的积累转向知识的积累和更新，知识的全方位管理与创新将成为旅游企业旅游创意、规划、策划、开发致胜的法宝。
21世纪旅游业无论从旅游的创意、旅游的目的，还是从旅游的规划、策划和开发上都体现了知识经济的内在性。体现了旅游创意中知识与旅游、知识与经济的绝佳配对。
二、21世纪旅游业是文化经济
1.21世纪文化产业本身成为了旅游产品和服务项目
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新兴产业，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业都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自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战略目标以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纷纷制订“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文化产业也因此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在这种大背景下，积极研究、培育和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并使其尽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特别现实的意义。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由于文化在产业经济中的经济附加值不断提高，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从资源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文化的价值，对发展文化产业的认识也有了跨时代的飞跃。文化与城市发展和旅游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资源的开发在其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历史文化是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核心资源和基础，也是城市发展，尤其是旅游文化产业成功的深层因素。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化名城，并没有首都或中心城市的显要地位，但是仍然利用自己某些特有的因素来塑造一个整体的城市文化形象，拓展出一个独具特色的品牌。文化产业将达到鼎盛时期。
2004年，国家统计局为规范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工作，出台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为社会发展指标中的文化指标提供了统一、规范的范围和口径。2005年，国家统计局进一步研究与其他几个部委联合完成了《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的制定，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文化及相关产业涉及的范围包括：提供文化产品、文化传播服务和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有直接关联的用品、设备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具体可划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三个层次和九个大类。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为主的行业为文化产业核心层，以网络、旅游、休闲娱乐、经纪、广告会展等为主的新兴文化服务业为文化产业层，以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的行业为文化产业相关层。
无论从文化产业的核心层，还是从文化产业的层、相关层，都能够找到21世纪旅游业所依赖的痕迹。有的甚至成为旅游产品和服务项目。
2.21世纪旅游资源潜力的深度挖掘需要文化作灵魂
文化在旅游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全球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旅游目的地之间、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上升为文化的竞争。文化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艺术、文字，更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活、生产、生存之中；既包括固化的部分，也具有活的载体。谁能够从现代人的需求出发，充分利用本地的文化特色，结合现代化的表现手段，谁就能够赢得市场的青睐。因此，发展旅游需要从文化这个内涵丰富、古今兼容、动静结合的宝库中寻找能够吸引现代旅游者的要素，在本地区的文化资源中选择那些能吸引人的眼球的要素，开发能让他们有说头、有听头、有看头、有玩头的旅游产品，提供能让他们有独特体验、有新鲜感受、有无尽回味的旅游服务。
进入21世纪,文化旅游已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认知、目的，而是一种方法、手段和创意，对于很多文化型的旅游目的地来说，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景点景区分散，没有形成一个主题。大量的旅游景点犹如散落的珠子，缺乏一根主线将其串起来；分散的旅游资源犹如散兵游勇，缺乏一个灵魂将其统领起来。因此，有必要用文化这根主线来统领其旅游的整体发展。所谓文化主线，就是旅游发展的灵魂，用来统一其旅游产品、要素，以此作为未来旅游产品设计、产业布局、目标市场定位、市场营销等各项工作的指针。
3.21世纪文化所衍生的具体的旅游产品形式更为明显
21世纪的旅游业目标定位之一是文化旅游，文化旅游可定义为：通过旅游实现感知、了解、体察人类文化具体内容之目的的行为过程。由此定义可衍生出旅游经营者的旅游产品创意和旅游者由于对文化认知的期望所采纳的旅游方法这两个方面，文化旅游不是一个独立的旅游产品，而是一种观念意识反映，是旅游经营者设计旅游产品时的一种创意思维，是旅游者从事旅游活动的一种方法。我们开展文化旅游的目的在于为旅游者提供富含文化特色的观光、度假、商务等形式的旅游产品服务，使旅游者以文化审美、文化鉴赏的心理去从事旅游活动，从而获得一次更有意义的旅游经历。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旅游质量，增强旅游对旅游者的效用，而且有利于旅游业界形成一类以强化文化感受为特征的产品设计思路，从产品创意、设计到导游功能及其业务素质要求等方面形成一个以文化意识为基础的实践操作体系。
21世纪文化旅游的需求趋势更为明显，根据国家旅游局对美、日、英、法、德五国访华动机的综合调查表明，排在第一位的是为了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文化,占100%；第二位的是了解历史文化,占80%；第三位的是游览自然风光,只占40%。（见表2）各国去欧洲的旅游者中,65%是进行文化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也因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文化氛围而受到广大旅游者的青睐。
文化旅游是现代旅游的发展趋势。文化旅游是在观光旅游的基础上, 去体验社会风俗, 感悟历史痕迹, 追寻文化时尚的深层次旅游。它以多样的形式、深刻的内涵而表现出强大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逐渐取代自然观光旅游而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新潮流。当前,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兴起, 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文化旅游正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据专家调查, 英、美、日、德、法、澳等国的旅游者无一例外地“把与当地人交往, 了解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出境旅游的三大动机之一。有资料表明, 在欧洲各国的入境旅游者当中, 65%的人是进行文化旅游，在美国人中, 27%的人每年要花数十亿美元在文化旅游上。而日本人来华旅游的兴趣分类大体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古迹的占49%；体察民俗风情的占22%；观赏文艺美术的占7%；品尝风味佳肴的占17.5%；其他占4.5%。（见表3）可见, 吸引国际游客的主要是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从1992年开始,国家旅游局每年都组织专家研究推出一个特色鲜明的主题旅游年,全国各地根据国家旅游局提出的主题,组织和营销本地个性鲜明、特色突出的旅游产品,其中大部分主题年的主打旅游产品都体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彰显了民族文化的魅力,如“94’中国文物古迹游”、“95’中国民俗风情游”、“94’中国文物古迹游”、“2002中国民间艺术古迹游”、“2004中国百姓生活游”、“2005红色旅游”、“2006中国乡村游”,都是以中国的民族文化为依托和载体的,中国在21世纪的旅游也必须要打文化品牌才能实现世界旅游强国的伟大目标。
因此，21世纪旅游业经济学定位是文化经济。如下图：
三、21世纪旅游业是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技巧及才华，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是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它包含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创意为王，表明当代文化产业不同于过去物体或物质产业的产业形态，而更注重精神和文化的创新，并将这种创新视为产业发展的动力与核心。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旅游业竞争经历了从资源竞争到产品竞争、产业竞争再到目的地竞争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对地区旅游竞争的认识经历了以上四个阶段的变化。
在我国旅游发展之初，旅游业的竞争主要表现为资源竞争。一个地区、城市旅游资源禀赋（包括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垄断性、丰富程度、结构组合等）构成其旅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我国以大力发展入境旅游作为旅游业成长的切入点，而对于广大海外游客而言，中国5 000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对他们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当时的资源竞争更多地侧重于人文旅游资源方面。例如，西安等一批资源型城市，其旅游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具有较高垄断性和知名度的旅游资源。在这个阶段，大部分地区发展旅游的关注点集中在寻找、发现本地区的名胜古迹、历史遗存、文物资源，认为拥有了这些资源，就拥有了发展旅游的绝对优势。
第二个阶段是产品竞争阶段，即主要依靠几个影响大、知名度高的旅游产品（或旅游景点）来吸引旅游者，地区间的旅游竞争主要体现为产品类型、市场知名度的竞争。在此阶段，人们认识到旅游资源只是构成旅游产品的“毛坯”、原材料，旅游者购买、消费的是旅游产品。因此，对于那些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地区而言，要将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需要经过一个挖掘、策划、开发、展示、包装的过程；即使不具备传统旅游资源的地区，也能够通过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例如，深圳等一批市场型城市，其旅游得以快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在此阶段，一个地区发展旅游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进行产品开发。
第三个阶段为产业竞争阶段，即依靠旅行社、饭店、旅游交通、旅游购物等与景点开发所形成的产业优势进行竞争。地区间的竞争除了旅游产品（景点）本身的竞争以外，也体现在食宿、服务、交通等方面，也就是所谓的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的竞争。在此阶段，地区旅游发展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构造完善的产业供给体系。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发展旅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接待人数，提高旅游收入，旅游业的功能主要表现为经济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