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1:03
序论：在您撰写中印贸易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贸易摩擦;现状;原因;政策选择
1.1立案数量多
中国历年来在全球遭遇的反倾销调查中，虽然美国和欧盟的涉案金额占大头，但是，印度的立案数位居第一。而在发展中国家当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无论是立案数和涉案金额，印度都是位居前列。自2003年以来，印度每年对我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至少在6起以上，2006年，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为“粗暴”的国家——土耳其立案数不过5起，涉案金额5996万美元；东盟10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总共4起，涉案金额1.4亿美元。而同年，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共有9起；2007年度截至8月31日印已对我发起7起反倾销调查。
1.2涉案产品范围和涉案金额都有所增长，且出现了涉案金额超亿美元的大案子
中印发生贸易摩擦的行业比较集中，以往主要是中医药化工产品，在所有案件中占了50%以上的比重。近年来，中国的纺织品和轻工产品也开始逐渐遭遇印度的反倾销调查。2005～2006年，中国丝绸在印度被提起反倾销调查，虽然经过了中方政府、行业协会和应诉企业的共同努力，最后的终裁限价平均大幅下调了30%，但这是中国在印度遭遇的最大的反倾销案，涉案金额近2亿美元。
1.3应诉案件的裁决结果大多令人满意
以往中国出口企业对印度反倾销案的应诉率非常低，即使应诉，胜诉率也不高。在2002年前印度对华70余起反倾销调查中，除了3起方撤回申请，1起印方裁定要求方撤诉，以及1起因中国进口份额较低而结案，其余所有调查都被裁以倾销或损害，最终以征收反倾销税结案，反倾销税率最高达1069%。而现阶段随着企业对贸易摩擦认知加强，加之政府和中介组织的大力宣传，我企业应对印度案件的积极性有了大幅提高。应诉企业在政府的交涉、商会的指导和律师的帮助下，在大多数个案中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如绸缎案的裁决对我企业出口的影响较小。
2中印频发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2.1中印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相似性
中国和印度都属于劳动丰富的国家,两者的比较优势有一定的相似性。就制造业而言,彼此的优势产品均为劳动密集型,所以两国在贸易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关系。①两国都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后者同时也是它们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②两国的传统产业都比较雄厚，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纺织品、医药化工原料、轻工产品等是外汇来源的主打产品。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力素质较高,生产效率优于印度,因而商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更大的优势,物美价廉,在印度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而印度虽然高等教育比较成功,但基础教育落后,文盲率高,熟练技术工人的数量较少,低效率的生产导致产品的价格缺乏优势,质量也较为低劣，中国产品对印度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地市场。
2.2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目前中印两国的若干经济贸易政策已经成了双边经贸发展的阻碍，印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据世界银行报告,印度贸易壁垒在南亚目前居第一位。自1995年以来，印度的出口额稳步上升，2002~2003年一度达到了18%，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的22%。同期对GDP贡献也达到了9.4%。而印度在促进出口的同时，其进口政策却是谨慎、保守甚至是防范的，其一直强调运用WTO的例外条款保护民族工业。印度官方长期将300多种进口产品视为“敏感产品”并进行重点监测，只要不是明显违背WTO规则就对其尽可能进行限制。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中国产品频繁遭遇印度反倾销调查就不足为奇了。其次，印度对授予我出口企业市场经济待遇问题上表现消极，2005年以来，印度对我做出终裁的14起案件中，没有一起授予我应诉企业市场经济待遇。
2.3印度国内蓄意制造“中国产品”
近年来，虽然印度的GDP和出口增长的势头都很快，但是同中国相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印度政府认为如果不对中国有所遏制，今后的增长空间有可能受到限制。一些西方学者比较中印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运用零和博弈的观点来观察中印的崛起，却很少或不愿考虑两国如何在发展中不断互补共进。在他们看来，中印贸易发展的最终结局只能是一胜一负或两败俱伤。正是由于有着复杂的内外因素，印度方面一直对中国产品存有戒心，对中国出口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也加以限制，“中国产品”在印度国内甚嚣尘上。
2.4中国出口企业的无序竞争时有发生
中印贸易中，我国出口的商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因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多,内部竞争激烈,加上企业自律性较差,所以相互压价出口现象比较多。有关调查表明，每当中国产品初入印度市场，只要卖的好，短期内中国企业就蜂拥而至，同类产品铺天盖地，价格愈做愈低。这在纺织服装、低端机电产品、建筑材料等领域尤为明显。另外，中国企业有个错觉，认为印度穷人多，消费水平低，就不注重产品的质量和信誉，这都引起了印度方面的不满，再经媒体渲染后，中国企业形象大为受损。
3减少贸易摩擦的政策选择
3.1挖掘互补性，淡化竞争性
从中印两国贸易的商品种类上看，主要还是集中在初级产品、中间产品等领域。从双边经济结构、商品的构成等因素分析，中印两国的经济互补性较小，但两国拥有的市场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中印在双边经贸交往中更应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性。比如在钢铁、煤炭等能源领域建立合作机制，两国经济都将因此受益。在信息产业的软硬件合作方面，中印也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及潜力,印度的软件技术举世公认，不但人才雄厚且出口优势很强，但是硬件建设不足。中国市场对软件需求量大，而软件业的规模及水平均落后于印度；然而，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硬件生产已经转向了高附加值的生产领域，并且迅速成为全球信息硬件产品的生产基地，其产值仅次于美国。中印两国在制药业、农业如水稻种植、水果贸易等领域都有许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而在纺织品如丝绸制品、生丝贸易等领域也具有很大的拓展余地。另外，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国的特区经验、基础设施发展经验等，也是值得印度学习的。
3.2创造便利的贸易政策及贸易环境，积极扩大经贸合作
中印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截然不同,两国应本着的态度处理双边关系,将寻求共同利益的双赢原则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准则。两国关系之所以发展迅速,经济利益的互惠互补是最大的动力。中印两国应进一步加大开放程度,努力创造便利的贸易政策及贸易环境。目前,印度正在进行“第二代改革”,将进一步简化外国投资的相关法规,改革金融部门,鼓励外国公司进入保险市场。在扩大对外贸易方面,印度不断推出新的进出口政策。两国政府应坚定树立双赢观念,加强双边经贸合作。这种经贸合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印双边贸易;二是中印投资环境,提供相应优惠政策。对双边贸易中的不平衡问题应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妥善解决由于人为限制引起的贸易逆差，避开贸易争端。
3.3调整产业和市场结构，做到有序出口
在开拓印度市场的过程中，要避免中国企业之间的盲目竞争。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势下，非价格竞争已取代价格竞争而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潮流。我国出口企业必须理性对待印度市场，尽快转换现有竞争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增加研发投入的力度，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产业调整的源泉，摒弃以廉取胜的战略，通过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广告、公关等多种非价格竞争手段，提高出口产品档次、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多发展高科技产品，以出口产品多元化、优质化、美观化来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另外，还应注重开拓国际新市场，加快实施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力求分散市场，改变市场过于集中的状况和降低由此所带来的风险，采取开拓、巩固和扩大外销基地和市场的出口战略。
3.4完善机制，应对摩擦
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要建立多层次的应对机制，在实践中，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包括我驻外经商机构、涉案企业、相关商会和律师参与的多渠道的贸易救济措施信息交流网，初步形成了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中介组织及企业“四体联动”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应诉反倾销、反补贴大要案的指导工作成效显著。同时，从微观上中小企业也要不断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积极参加商协会等行业中介组织的应诉协调会，加强与相关部门和行业中介组织的联系，收集贸易摩擦预警信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断提高对出口产品预警信息的敏感度，及时向协会、地方商务部门反映本企业在出口贸易中遭遇的国外不公正待遇，提供准确的信息的资料。此外，中小企业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为做好应诉工作，在生产、销售、会计等方面要规范管理，建立一套完善的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这将有利于在贸易摩擦中保持主动。
3.5加强文化交流，创造协调的外部空间
在一个逐渐开放的体系中，文化交流导致信息的均衡化，对于消除误解和猜疑，达成更多的共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印两国之间的沟通对双边关系事关重大，这种沟通基于持续不断的思想与经验的交流以及对两国未来长期友好关系的清晰洞察，这体现在印度所提的“包容性增长”和中国所提的“和谐社会”中。两国的教育机构、媒体、旅游行业、政府和商业等部门必须努力缩小双方交流鸿沟。中国和印度同为WTO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很多方面是有着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都有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良性竞争是二者发展的推动力。中印两国政府应树立长远的目标，加强合作，创造协调的外部空间，实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李天华.中国与印度经贸关系发展分析［J］.国际贸易,2004,(1):50-54.
［3］周厚才.入世以来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及其发展趋势［J］.对外经贸实务,2004,(7):3-6.
［4］冉宗荣.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动因及我国应对之策［J］.国际贸易问题,2004,(4):122-126.
［5］江勇,王磊.中国印度经济发展比较［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69-72.
由于大国和小国在经济环境、产业结构、市场规模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致使合作成员国之间在成本分担和收益获得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在传统的经济合作理论分析框架下我们假设区域合作成员国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且合作是完全互惠的。目前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和增长潜力。两国若想更好地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在合作博弈下，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充分必要条件。
命题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各成员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参加经济合作所导致的各成员国的直接收益损失。证明：，，=（1，2，3，4，5，6），当国损失部分直接收益从而使得其他合作成员收益提高时，反映在国收益上的增加量我们不妨设为，国参与国经济合作时的直接收益损失量设为。合作是相互的，同理可以得到及。那么此时，国与国经济合作时带来的收益的净增量为{（）+（）}。因此，,{（）+（）}是所有参与合作成员国收益的净增量。显然，只有{（）}0且{（）}0同时都成立的时候，各成员国家才会参与区域的经济合作。通过命题1分析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充分条件是各成员国通过有效的磋商，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此约束双方之间的经济行为。合作的必要条件是中印双方纺织品服装贸易间的互补性。若满足了上述条件，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给各成员带来的收益的增加定会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收益。
命题2：假设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与其他第三国的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即有′。若国不能同时参与和′的经济合作联盟，则有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的增加量要大于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净增加的量。证明：令=｛′｝，表示成员国属于联盟′而不属于联盟，由命题1可知，对于，当与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其相应的联盟收益净增加量{（）+（）}0时，则有,（{）+（）}0。命题2得证。
定义1：成员国对联盟即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收益的边际贡献为（）（），其中（）表示国不是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的成员国时联盟的值。
定义2：对′，若参与国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大于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即（′）（′）（）（），则称合作博弈（，）是凸的。引理1对效应可转移的博弈（，），若存在固定的数值（其中，）使得和，（）=（）+（）+,（+），则Shapley值为（,）=（）+0.5,（+）。为简化模型方便分析，假设参加中印经济合作的行为对非成员国没有影响，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政策在参与合作前后没有变化。于是，我们可以将特征函数定义如下：其中，0是合作之前各成员国自身的保留效用；为结成联盟时联盟全体成员国获益的总和；为未参加联盟的成员国（但仍属于）对联盟造成的损失；表示未参与联盟而与联盟以外的成员国（但在内）合作所可能获得的收益。与命题1的论证类似，对，有（）=（）+（）+{（）+（）}令=，=，=，则（，）=0+=1+0.5=1{（）（）}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而言，Shapley值为：（，）=0+=1+0.5=1{（）（）}，=1，2，如果结成联盟却没有发生效用转移，则成员国得到的收益为01+=1，=1，2，。由上述博弈模型分析可知，每个成员国参与经济合作所得到的收益等于合作却没有效用转移时的收益加上合作停止时收益之差的二分之一。显然，这意味着各成员国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命题3：所有成员国都参与合作时，其处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给每个成员国分配的利益补偿量将为=0.51（[（）（））]，=1，2，。证明：对任意的成员国和，是国与其他成员国合作而不与国合作时得到的收益，是国不与国合作时导致的损失。因此，国不与国合作时的收益的净增加量为。同理，为国不与国合作时的净收益。所以，补偿给成员国的总净收益是成员国与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之和减去成员国与除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的一半。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可知，从不合作中获得较多收益的成员国应该从获得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中得到利益补偿，这显然不符合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因此，为达成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从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取收益较多的成员国应该给予获取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一定的利益补偿。同时，获益较高的成员国在补偿获益较少成员国后，其福利水平仍比未参与经济合作前有所上升。[4]从上述三个命题的证明及分析中可以得知，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为合作各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充分条件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成员国从自身实际出发，通过有效的沟通和磋商，积极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以求达成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制约双方的经济合作行为。同时建立一套公平、有效、完整的利益补偿机制，使获利更多的一方通过利益输送补偿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获利较少的一方，以此均衡双方利益，从而形成双方互利共赢的局面，实现双方效益的最大化，最终保证各方贸易合作的可持续发展。[5]由此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需要满足贸易互补性、合作后福利提高、利益分配合理等几个条件。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互补性分析
中印两国作为纺织品服装大国，其实在纺织原料、技术等方面，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虽然纺织原料丰富，但相对于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来讲，供应还显得相对不足。为满足国内的需求，中国每年都需从美国和印度等国家大量进口纺织原料。而印度拥有世界最大面积的棉花生产，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纤维素纤维生产国，还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丝生产国，另外还拥有世界最大产量的黄麻生产。纺织原料丰富且品种齐全，且相对于印度国内的生产需求来说还有较大剩余，每年都有大量原料可供出口。因此，在天然纺织原料这一方面，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纺织品服装业虽然拥有丰富的天然纤维，但人造纤维相对不足。印度由于人造纤维生产起步较晚，企业生产规模都较小，人造纤维的产量无法满足印度国内的巨大需求。为满足国内纺织品服装产业发展的需要，每年印度都需从国外进口相当数量的人造纤维。而中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在人造纤维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由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中印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着很好的互补关系。互补性的存在将促进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为两国发展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合作形成了良好的现实基础。为更直观地展示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程度，本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实际测算。贸易互补性指数由经济学家PeterDrysdale于1967年提出，旨在分析和衡量两国贸易互补性程度。单个产业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定义公式为：为出口国对进口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表示国产品的进口额，表示国总的进口额，为国产品的出口额，为国总的出口额。值变动的范围为0到1。值越是接近0，则意味着出口国和进口国在产品出口进口方向上吻合程度差，也即两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程度较低；而当接近1，则表示出口国出口的产品和进口国进口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两国在产品上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中2001年至2013年中印纺织品服装相关数据2001年至2013年无论是中国出口与印度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还是印度出口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呈大于0且非常接近1的趋势。虽然各年份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有所波动，但整体而言自本世纪之初以来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非常高，保持大于0.9且无限接近于1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印两国在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上存在着巨大的贸易互补性。两国在纺织品服装贸易方面联系较为紧密，相互依赖程度较高。近年来，中印两国间的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额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且每年的贸易额占两国总的贸易额的比重均超过10%以上。这一贸易事实也很好地佐证了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间贸易互补性的特征。因此，综上中印纺织品服装产业间互补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在纺织品服装产业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相互依赖程度高，贸易增长空间大。若两国能分工协作，充分利用两国纺织品服装业之间的互补性，进行产业内的贸易合作，必能很好地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发展。以上分析指明了贸易互补性是两国贸易合作的重要现实依据，这为进一步扩大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内贸易的合作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说明两国实行纺织品服装业的贸易合作是现实可行的。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损失分析
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第一，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互补带来的福利收益。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是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的贸易互补性，这也是两国进一步加强贸易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分工与协作，从而更好地发挥两国间的经济互补性，进一步扩大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带来福利的提升。第二，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福利收益。目前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两国纺织品服装的传统出口市场需求疲软，且为保护本国自身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也进一步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保持并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良性发展，中印两国须开拓新兴市场。而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大发展经济体，两国国内市场空间巨大。因此，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之间的合作将大大提升市场容量，增加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量，从而带来贸易收益福利。第三，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带来的福利收益。受政治、文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印度一直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且近年来在两国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印度则一度处于逆差状态。为保护本国产业，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贸易摩擦显著增多。除一般的关税措施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得到大量运用。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严重阻碍了两国间的贸易发展。而自由贸易能带来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若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实行贸易合作，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和非关税等相关贸易壁垒，推行自由贸易，将极大地提升两国的福利收益。
2．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损失第一，关税损失带来的福利损失。为促进中印两国贸易的自由化，提升贸易效率，降低甚至消除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关税必不可少。而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定然会对两国造成一定的税收损失，但从整体的经济效益来看，这一损失并不值得担忧。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将大大地降低企业的产品出口成本，提高贸易收益，也将会使消费者收益。第二，贸易竞争造成的福利损失。目前，中印两国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由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一定的类同性，导致双方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若两国实行自由贸易，推行纺织品服装间的贸易合作，定然会给对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加剧企业间的竞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的优胜劣汰，升级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综合上述福利收益损失分析，可以得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带来的福利收益将远远大于引致的福利损失。
（三）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利益分配分析
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任何有损合作的行为都会造成其自身收益的下降，只有坦诚地按相应的规则制度和对方合作，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选择贸易合作对中印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稳定的生产资料才能让民众的心踏实下来，置土地是生产资料中最为重要的。使民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其三是“以德治国”的执政思想。董仲舒坚持“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赋敛，省摇役，以宽民力”。（《食货志》）同时，他认为“德治”还要重教化，“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儒学发展到汉代已趋于成型，其提倡治国要施仁政，要轻刑罚，轻徭役，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和惧怕之心，以仁德的方法对民众进行管理，使“德治”在汉代广泛推行，诸子百家，独以儒术治国，形成德刑兼用的治国原则，体现了儒学对治国理政的深度关怀。
三、结语
关键词：贸易意识；国际贸易；远程贸易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而英国的伦敦商人早在1570年至1600年就积极筹组东印度公司。从l7世纪下半叶开始，公司的商业活动逐渐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打破荷兰对茶叶贸易的垄断，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易。而且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和美洲输入棉花，增加了英国工业新的活力，打开了海外贸易的新局面。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消费信贷
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是建立在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同时，不止是中国，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都出现大量顺差，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美贸易顺差。因此从美国方面寻找原因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美国国内视角分析，我认为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和出口设限。其实前两点也可以合并成一点，因为过度消费必然导致储蓄不足，这其中涉及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这里不作分析。
首先考虑的是美国过度消费。二战后，美国已经从一个大生产的社会进入到主要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并且主要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大规模减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及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的快速增长等都极大地刺激了个人消费增长；同时，公共开支也不断扩大，联邦政府财政也在2002财政年度由盈余变成赤字并且持续多年，而且在2004年度创下财政赤字高达413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
美国过度消费问题的原因，其实除了文化层面的影响外，其完善的消费信贷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信贷是以刺激消费为目的，以未来收入为依据，以特定商品为对象，由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贷款。美国比较正规的消费信贷已有8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呈现高速增长。80年代以来，消费信贷作为扩大消费，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有效方式，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
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包括个人征信制度，消费者保护制度，税收制度和贷款保证制度。正是这种有利的制度环境对消费者信贷的发展起到了保证与推动作用，更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创造了条件，而储蓄不足则成为消费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据美国《新闻周刊》披露，1984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10.08%，此后不断下降。1995年为4.6%，2004年为1.8%，2005年降到0，到2006年11月份，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经是连续第20个月处于负数。
储蓄率下降说明花的钱越来越多，存的钱越来越少。而当储蓄率降为负数时，则说明消费者不仅将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开支，还动用了储蓄，或进行贷款消费。根据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2005年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消费者未偿还的贷款总数超过2万亿美元。在未偿还的消费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汽车，住房，教育及旅游方面的借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使用信用卡消费后无力偿还借款，使大量信用卡透支后形成逾期，其中有许多已经形成呆滞借款。近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即由此而来，而且已经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其次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设限，即设置出口贸易壁垒。在国际经济学中我们学过经济全球化促使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国际分工呈现新格局：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则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有优势，互为补充。但美国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需求巨大的本国市场的同时，却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这是导致美国出现巨额商品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就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的对象之一。1989年后美国将禁止向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项目由30项增加到43项。1991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实施3项措施：暂停向中国出口卫星和卫星部件；限制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禁止向中国出口与导弹有关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允许向中国出售超级电子计算机、光纤传送技术、电讯设备、商业卫星和通信卫星等，但是这种势头后来受到了抑制，原因是美国一些人冷战思维根深蒂固，以“中国”设置出口壁垒。
经过以上分析，我认为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应该相应的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即提高国内储蓄率，降低财政赤字以及消除贸易壁垒。
首先，居民个人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的问题是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比较难以改善，但是如果能够加以规划控制，对改善美国的外贸失衡现状是极其有利的。
其次，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支出大于国内收入必然会出现贸易逆差。国内需求过剩，表现为国内投资大于储蓄的内部失衡，结果是以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为特征的外部失衡。因此，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公共支出以及军费开支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控制其国内的有效需求，减少贸易逆差。
最后是消除贸易壁垒，这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径。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一直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无疑加剧了这种逆差。如果美国放松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不仅可以增加美国相关企业的出口，还可以促进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结构，从而使中美贸易更加健康的发展。
当然，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中国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约为中国的6倍，按照博弈论中斯塔克-博格模型的分析,小厂商的均衡路径是依据大厂商的选择而给定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也正是如此。只有以美国为主进行调整，再加上中国积极的配合，才能从根本上控制贸易失衡加剧的趋势，使中美贸易朝着更加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邱爱军:《美国消费信贷制度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郑菊明:《美国消费信贷市场建设经验与启示》
关键字:银行;国际贸易;竞争力
一、我国对外贸易现状和银行中的作用
中国加入WTO，为对外贸易的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使我国近些年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迅速提高，贸易对GDP的贡献也在不断增强。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郑重承诺，通往成功的道路仍然必须要经历许多的商业风险、法规障碍及文化挑战。事实上，中国银行业并非只是一个单一的市场，而是由许多类型、规模及地理位置各异的银行组合而成。我们在华的多年经验告诉我们，尽管中国已具有现代银行业的雏形，但外国投资者仍须遵循四条原则，以跨过危险抓住机遇。
二、我国银行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尚待改进之处
虽然我国银行业目前尚在不断完善中，但在国际贸易领域，为此银行还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管理体制落后，管理方式陈旧。我国银行业管理体制不完善。1997年以来，我国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在银行体系风险降低的同时，业务范围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实现利润方式的减少，使风险更为集中，反而不利于银行的管理。另外，在管理方式上，中资银行不具备先进灵活性。因为缺乏自主经营的优势，中资银行不能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策略，并且，由于呆帐准备金提取额度的不足和呆帐核销自主性的缺乏，我国银行对国际贸易中风险的规避能力极为缺乏。
2、贸易融资对象不合理，银行信贷水平低。近年来新增贷款量在不断增大，但银行主要融资于大型商贸企业，对一些中小企业，由于抵押物不足或资信核实的困难，银行很少为其提供大规模贷款，由此使部分中小企业获得授信无法满足贸易发展的需求，但中长期信贷和权益性资本的供给在贸易额度大时仍略显紧缺。商业银行资金大量进入贸易活动，成为贸易信贷的剂，但现在各银行的贸易信贷仍不足以维持贸易的高增长速度。在我国，应充分挖掘市场潜力,注重发展保理之类的新型业务。
3、银行创新力度小。要拓宽中资银行的业务领域，就应积极鼓励银行业的创新。在我国银行业的发展进程中，有几点原因阻碍了金融业务的创新。其一，我国与世界金融改革思路的差距。以避险为主要目的，我国采取分业经营的管理模式，不利于银行在贸易领域的创新。其二，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成为其它银行进行业务创新的阻力。其三，金融创新是以金融工具为实现手段的，虽然我国目前注重金融电子化的推广和应用，但此过程中出现的客户资料的安全性保管问题还有待解决。另外，海外联行网点少也成为制约创新的一大因素。国际结算往往通过总行，环节多，速度慢，由此使资金在途时间长，加大了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
三、提高中资银行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力的策略
中国加入WTO，金融业的逐步开放使外资银行大量涌入，对我国银行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为此，中资银行必须采取适当的策略以提高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1、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机制转换。
（1）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步伐。国有商业银行的逐次上市表明国家决心将国有商业银行推向国际市场，让市场引导银行改制，最终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上市募资使银行资本实力雄厚，防范风险能力增强，管理经验的引进也起到推动改革进程的作用。改制后的银行具备充足的资本金和一流的管理团队，可为国际贸易提供有力的支持。
（2）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改革的进程。国有商业银行机构须一改以往层层按照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的做法，应以精简为原则，按照经济区域及业务发展需要决定机构的设立和撤并。对业务量小，亏损面大的分支机构，应根据业务需要灵活调整。
（3）加大复合人才的开发培养力度。人才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目前我国极度缺乏既通晓国际贸易又擅长银行业务的专业人员。因此，在保持原有人才优势，防止人才流失的同时，更应注重对现有复合人才的开发和培养，使其专业素质不断提升，从而适应新形势下银行领域的国际贸易业务。
2、加强银行业的风险监控。事实证明，加强对经济金融运行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监测分析和风险预警，是保障资产安全性的必要措施。尤其是我国在发展对外贸中小企业的贷款时，基于利率变动的不确定性，更应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建立银行风险评价体系，提高内控有效性，坚持以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
3、创新业务领域。要加快国际业务的创新步伐，更好地发挥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作用，一是要打开业务市场：首先，扩大银行国内市场的的服务范围；其二，开拓发展国外市场；其三，争取三资企业、外资企业金融业务，开辟国内国际外资客户业务市场。二是业务品种的创新。在稳步增加国际贸易结算额的同时，根据贸易形式的转变和客户的需要，推出如银保、保理等业务新品种，利用资源共享优势打开产品市场销路，提高其知名度。
四、促进商业银行竞争力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府作用，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为商业银行与企业开展合作提供良好的环境
首先要切实消除对商业银行和企业的歧视，政府应该对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中小商业银行在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并且适当放宽中小企业的受信门槛，保证其顺利获得生产所需资金；其次要采取措施妥善处理商业银行现存的不良资产，可通过适当注资或拍卖转让来降低不良资产率；最后要减少政府对商业银行经营业务的不合理干预，使其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化解自身的问题。
(二)发挥地方金融优势，参与企业的改制和重组
发挥地方商业银行与地方企业长久以来形成的良好银企关系的优势，积极协助企业搞好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界定等工作，主动帮助他们与有关部门一道制定具体的改制、重组方案，提出有针对性的债权处理意见，对改制、重组后债权债务已落实的企业，其正常的生产经营中所需的资金可按信贷原则予以优先解决。同时要以资产重组为切人口，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以增强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的发展。
(三)加强商业银行自身建设，提高为企业融资服务的能力
首先要调整信贷结构，丰富信贷业务品种，扩大企业贷款选择范围，积极支持其合理的资金需求。同时公开信贷政策，简化业务流程和担保手续，为企业“二次创业”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其次要加强优质服务，如开办信用卡、票据承兑、贴现业务和推选个人支票、异地通汇等结算方式，从而更加方便广大企业的存、取、汇、兑业务。
面对着中国的入世，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及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使中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面临的问题仍然非常显著，因为我国商业银行在这种环境下更应正确的把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加强自身国际贸易的竞争力，才能在以后更长远的时间内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为中国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美）乔治H汉普尔，银行管理——教程与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2]曾康霖，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西南财大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黄亚钧、吴富佳，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论文摘要]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特别是中美贸易巨额顺差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显然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对此，该文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和相关应对策略。
1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2]张璐,刘增涛.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7,(7).
关键词:贸易条件国际贸易贸易恶化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有恶化的趋势,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贸易条件恶化论”。我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但贸易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
(一)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优势由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仍然处于比较优势阶梯的下端,因此不能避免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普遍恶化的趋势。而且,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使得我国企业在出口时的一贯策略就是打价格战,结果导致了企业之间的盲目竞争,使贸易条件更加恶化。
(二)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企业内贸易的结果
企业内贸易指在同一企业内部所开展的国际贸易,即在跨国企业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跨国贸易行为。就跨国企业而言,对于发生在内部各实体之间的交易价格,完全可以由企业按照整体规划来自主确定。跨国企业在我国采取高价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来达到其减少企业税负、避开风险与管制、调拨资金和有效分摊费用的目的。而外资企业在我国贸易额中已占到1/2强,这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更趋恶化。
(三)我国鼓励出口的政策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鼓励出口的国策,采取了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使得很多企业采取“只外销,不内销”策略,因为出口意味着可以减少成本。同时,这种出口政策也造成了我国出口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者说是恶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强调扩大出口规模,有“一刀切”的现象。
(四)近年来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
我国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近年来涨幅高于制造业产品价格。出口方面,产品技术含量高,劳动生产率高,致使某些产品大量出口,从而压低了国际价格。另外,从进口的构成看,对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其占进口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而这些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由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在近几年一路攀升。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而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这也造成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
提升我国贸易条件的措施和建议
(一)发挥比较优势并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首先,需要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并在确保就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新材料、医疗、生物、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更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其次,需要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和资源丰富的优势,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再次,还应当扩充完善产业链,强化基础工业力量,大力发展零部件加工工业,以降低对加工贸易中零部件进口的依赖性,从而大量降低中间产品高价进口对出口效益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促使贸易条件的改善。
(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以促使外贸企业有序竞争
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使外贸企业有了更大的经营自,除了要继续放开外贸经营权外,还要促进外贸企业的规模经营,鼓励一些实力较强的大型外贸企业组建大型的贸易集团,避免“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建设状况,形成规模经营优势,使企业避免以价格竞争为主而采取综合竞争手段进军国际市场。在外贸体制改革当中不仅要大力扶持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实业集团,同时也要为民营企业实业集团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使外贸企业之间的竞争走上规范有序的良性发展轨道。
(三)完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
以法律形式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要建立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跟踪、通报机制,我国进出口价格监督、监控机制。取消对三资企业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步化解跨国公司内部化行为对我国市场的扭曲和利益侵害。应积极推进关税体制改革,优化关税结构。应当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减免税政策,并针对整个产业实施关税优惠政策;要给予国内外所有企业国民待遇,以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促进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