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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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传媒的发展历史是和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紧密相关的，因为正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印刷术的扩散撕裂了西欧的社会生活结构，并用新的生活方式将它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了近现代模式的雏形。印刷材料的使用促成了社会、文化、家庭和工业的变革，从而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①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印刷传媒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起源，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动力因素。不过，现代化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的现代性问题非常复杂，它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但同时也对一些传统因素进行了否定或者重新改造。正如在19世纪以后，印刷传媒就受到现代化过程中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和新技术革命的多次冲击，它所具备的传统功能开始出现某种退化，直到在21世纪初期出现衰败的迹象。那么，作为一种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印刷传媒的历史会就此终结吗？从目前来看，还很难下这个结论，因为从当前的传媒市场来看，印刷传媒依旧有其生存的空间，而它所代表的文化本质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它极有可能会在新的社会秩序和媒介秩序中继续存在，呈现出某种复归传统的可能。
一、印刷文化的本质
“15世纪中叶之前，欧洲各地都没有印刷所，然而到1500年，每一个重要的都市中心都有印刷所了。印刷所给数以百计的城镇增加了一个新的文化元素”。②将印刷传媒定位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机构，是理解印刷传媒发展演变及其现状的重要认识论基础。因为传媒的含义不仅包括它传递了什么，还有它代表什么和引起了什么，正如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所认为的，“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③这种尺度，即是媒介的文化本质及其社会规范性。印刷传媒经过五百多年的发展，技术层面经过了多次改进，结构层面也日益成为规模庞大的现代企业，但根源于其起始阶段的文化本质没有变化，因此，考察印刷文化的兴衰史，就要抓住这种文化的本质。
首先，印刷文化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印刷出现之前，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主要依赖于口语，小范围的文字传播仅仅局限在上层社会。相较于口语交流，文字的交流以严肃性、逻辑性和内在的理性化为主要特征。具体来说，它首先展现的是一种线性的逻辑，“印刷文化的线性逻辑，不仅是因为其文字的书写是线性的运动，而且其文本由字、句、语段再及文本的结构方式也是线性地推进的，进而由概念的运动形成判断，由判断的运动形成推理，由推理再构成思想系统这样的语言―思维演绎还是线性递进的”。④显然，文字语言的线性逻辑要胜过口语零散、随意的非线性逻辑。另外，语言一旦付诸印刷机，就会成为一连串有特定含义的文字，而“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⑤麦克卢汉认为，正是“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性原则，压倒了封建的、口耳相传文化的社会的纷繁复杂性”，⑥构成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野。而更深入地看，它其实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即由印刷文化引起的具有分析推理能力的逻辑性思维的出现。
其次，印刷文化代表一种个人化的存在方式。从印刷文本的书写，到印刷文字的传递，再到印刷文字的被阅读、被理解，印刷文化改变了传统文化中信息的交流方式，重塑了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学家里斯曼认为，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往往根据默认的规则采取行动或作出判断，形成所谓的“传统指向型人格”。而活字文化将文化从外界带入到传统的小团体交流方式中，提高了人们的内在修养，因此培养出来的是“内部指向型人格”，也就是思想意识能够独立于小团体的近代人类。用波兹曼的话来说，就是“印刷创造出一种心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这倒不是说印刷术创造了个人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⑦从这个角度讲，正是印刷传媒的出现推动了属于资本主义价值范畴的个人主义的出现，而它和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价值基础。
最后，印刷文化具有精英化特点。印刷文化是一种知识文化，是基于特定基础的知识生产。知识生产者只有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经济基础之后才能进入印刷过程。因此，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印刷文化表现为一种精英文化。而从布尔迪厄的文化场域理论来看，“随着专门化的文化生产者团体的出现，也出现了与之并行的一个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符号商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变得越来越独立于经济、政治、宗教”。⑧这表明，以印刷文化为知识特征的文化领域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精英文化领域。除此之外，在现代社会，这种精英文化还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现代社会的精英群体不是传统社会里相对固定的，以身份地位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群体，而是更加开放，具有很强流动性的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其二，处在社会结构顶层的精英群体通过印刷传媒进行信息与知识的传递，不仅形成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也通过影响舆论的方式对社会文化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其三，这种精英文化演变存在一个不断分化和收缩的过程，即一部分走向大众化，一部分相对收缩，呈现出范围相对较小、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特点。但从一种权力视野来看，后者明显处在支配性的位置。
二、印刷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的源起
马克斯・韦伯曾经从文化的角度论述过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关系，认为“正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大量的《圣经》被印刷出来，使其由一本只有教皇才能加以解释的经典，变成一本人人可以阅读和解释的福音书。这样，在每个教徒都在通过一本容易得到的《圣经》与上帝进行对话的时候，他对教皇，对宗教团体的依赖明显减轻了”。⑨尽管他的论述重点不在印刷文化，但可以看出，印刷文化不仅和现代化的起点相同，对宗教改革及现代化同样有重要的作用。简单来说，这种作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印刷传媒以一种规模化的信息传播或知识生产方式，一方面打破了上层社会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实现了知识的世俗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实现了大范围的、甚至是整体的文化现代化转向。从15世纪开始的书籍印刷到17世纪开始的报纸、期刊印刷，出版物的发行规模越来越大、覆盖人群越来越广。以前只有上层社会掌握的知识开始被广大的平民所掌握，同时这种信息和知识的流通与交流广泛地改变了人们的知识文化结构和基本的人文素质。现代社会结构趋向的扁平化和多元化都和印刷传媒的规模化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其次，印刷文化为信息或知识的整理、储存和传播建立了现代标准，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它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现代社会是社会组织在分化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从知识的源头进行分类，意味着理性的、系统的、科学的现代意识可以不断地得到普及并且以此形成制度化的社会管理。正如爱森斯坦所言，“研究使西方制度合理化的冲动时，你不必只考虑‘装备精良的作坊’。‘让万物各得其所’的欲望是中世纪学人和早期资本家共同的欲望。印刷所将思想活动和商业活动集于一体，发挥了重大的作用”。⑩
最后，印刷文化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各阶层中思想者的力量，特别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依赖于印刷广泛的传播力，新兴的文人阶层得以诞生，新旧思想也得以融合或转换。例如，欧洲“16世纪最先进的学术中心似乎从讲演厅和教学中心转移到了一些印刷商的作坊”，?“印刷作坊吸引各种才俊的方式有利于各种‘杂交’的思想成果。印刷商促进各种形式的联合行动，既有社交性质的活动也有思想性质的活动。这就改变了学者的关系，也改变了思想体系的关系”。?在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思想体系的变革及其幅度的大小会对社会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例如，美国独立战争中，萨姆・亚当斯以《波士顿公报》为阵地对英国殖民者进行了长达20年的宣传战，代表了新的民族意识的诞生。
三、社会现代化与印刷文化的衰落
一般来讲，现代化是指以工业化为发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动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方方面面的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它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现代性则是一方面强调追求人生精神价值的解放，另一方面又要求社会为迎合工业化而不断制度化、结构化，因此常常导致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从这两个概念可以看出，现代化和现代性带有某种矛盾性，也就是现代性带有否定性和断裂性的特征。印刷文化也体现出这样的特征。它以精英性本质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但现代化产生的诸多因素分裂了它的精英本质，并使其出现衰退迹象。具体而言，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工业革命对印刷文化的冲击
现代化最直接的后果体现在工业领域，由于技术不断得到革新，生产的效率和规模也不断得到提高，生产的成本也随之降低，因此，大量的廉价商品就开始进入市场，使现代社会具有了消费性的特征。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对印刷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使得印刷文化成为一种文化工业，另一方面借助印刷媒介催生了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从批判的角度认为前者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后者则是一种假象，但从社会现象上来看，原本具有精英本质的印刷文化分裂出大众文化的特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2.政治革命对印刷文化的冲击
现代化在政治领域所产生的后果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传统的精英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化使普通民众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获得而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之中。在这种民主的政治文化转向中，印刷文化也随之出现了重要变化。原本由上而下的单向的信息传播模式开始出现部分逆转，不仅成为精英文化的传播渠道，也成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渠道。更重要的是，普通民众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监督政府，享有民利。在这种前提下，解放政治演变为生活政治，印刷文化的精英性、导向性和革命性特点转换成了大众性、多元性和改革性的特点。
3.技术革命对印刷文化的冲击
这里所指的技术革命主要指媒介技术革命，即20世纪以后产生的电视和互联网。由于同属于信息传播媒介，存在功能上的冲突，它们对印刷文化的影响最为直接。例如，电视在快捷性、直观性和娱乐性等信息传播特性上已经超过了印刷传媒，而互联网更是在信息的传输能力、存储能力、检索能力以及更便捷的社交服务、商业服务等方面对印刷传媒施加了巨大压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千年以来，国内外众多的传统印刷媒体开始受到新媒体的极大冲击，有的改为网络版，有的改为周刊，而有的已经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印刷媒体开始显现出衰落的迹象。
四、印刷文化的终结与复归
正如前文所言，将印刷传媒看作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机构，是理解印刷传媒历史演变的认识论基础。单个媒体的衰落或者传媒市场在总体上呈现出的衰败迹象并不能完全说明印刷文化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很有可能是处在一种结构的转化过程中。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印刷文化正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因此，它不是一种历史的终结，而应该是文化的某种复归。
首先，从历史来看，印刷文化的精英性本质是其存在的基础。尽管在现代化过程中，印刷文化的精英本质出现了某种分裂，外在的表现为大众性的色彩，但其内在的精英性本质没有变化，而且是支撑印刷文化走到现在的核心力量。以2002年的英国报业市场为例，当时超过一半的全国性日报服务于精英阶层，占市场总发行量的20%，而其他80%的发行量服务于其他读者。“在这种二元化的体系里，能够幸存下来的发行量较小的报纸，都是那些服务于广告价值较高读者的报纸”。?而在其他国家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精英性的印刷刊物往往生存能力更强，更少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其次，从现状来看，印刷文化对抗新媒体冲击的有效手段还是坚持其精英性的本质。2012年，转向周报和网络平台的《纽约时报》开始在总体上实现盈利，标志着传统报业转型获得初步成功。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的转型并未因平台的转移而改变了它的精英性本质，反而是因为很好地发挥了这种品质而再次赢得市场青睐。正如总编辑艾布拉姆森所讲，“我要确信我们得到了最令人信服的消息，我们将在准备好出版的时候再出版，而且不会再撤回”。?这表明，传统印刷媒体通过坚持或回归精英化的本质，以内容优势抵消新媒体的时效性优势，实现一种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是突破当前困局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报业市场的改革也体现出这样的特色。
最后，从一种文化格局或媒介生态格局来看，印刷文化正在经历一种结构性的文化重组，它的精英性特色会相对收缩，但更为集中和鲜明，而它的大众性色彩将更多地转向新媒体，从而体现出复归传统文化格局的现象。在传统社会，印刷出版物仅仅是上层阶级交流信息和传递知识的媒介，因此印刷文化代表着精英文化。而在现代社会，印刷出版物再次以其思想性、知识性、专业性与电子和网络出版物所代表的大众性、世俗性、娱乐性相区隔，仿佛又重现了传统社会的文化结构。目前来看，印刷传媒和新媒体及其所代表的不同文化并无彼此替代的可能，只存在共同发展的可能，印刷文化会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在新的文化格局中复归，而不是终结。
（郝建国，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②[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 [M].展江，殷文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4，26，41.
③⑦[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0：33，41.
④ 胡潇.媒介认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1.
⑤⑥[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9：47，190.
⑧ [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2006：257.
⑨ 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M].哈尔 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0.
⑩??[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 播与文化变革[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4，51，45.
关键词：传教士；印刷媒体；文字传教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2-0184-02
我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活跃，无一不是由于广泛流传的新兴出版物所引起与促成的。受时局所迫，早期来华传教士无法直接传教，他们致力于各项文化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医学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心态。
一、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对印刷媒体的重视
最先把西方铅活字印刷术传到中国的是 19 世纪初期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他是基督教新教派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人。由于当时我国实行禁教政策，根据清政府“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入教者发极边”的命令，因此，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后来，马礼逊和其助手英国人米怜认识到，仅靠口头说教并不能对中国深厚的儒家文化造成什么冲击，而且在各方面都会受到中国官吏的阻挠，因此，他们向伦敦差会提出了一系列传教方针，其中之一就是出版书籍报刊。在传教士看来，文字传教是向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米怜曾说道：“不管以何种洗练的语言来表达，在传播人或有关神的知识上，印刷媒体显然要比其他媒体更占优势。作为加深理解的手段，中文书籍之重要性也许要比其他传播媒体还要大。”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也认为，印刷的书刊比口头的讲道对中国士大夫更合适，借文字来宣传基督教比其他方法较能直接接触更多的人，也接触的更快、更有效。为了传教的需要，马礼逊派米怜和中国人梁发、蔡高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印刷宗教宣髌罚并在 1819 年第一次用活字印成了中文《圣经》，这也是最早的中文新式铅印书籍。1843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另外，该馆出版的《六合丛刊》也是我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
在近代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之前，中国还没有一本公开刊行、能供公众阅读的中文圣经译本，这就成为传教士来华传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传教士建立出版印刷机构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传教士要与中国的官员接触，深入民间传道，就要精通中文，而要翻译、出版中文圣经和各种宗教读物，就需要借助字典、词汇等工具书才能完成。当然，这也同国内禁教政策有关，在欧洲会汉语的人极少，而在中国，教授汉语是一件杀头的事情，所以，要让后人到中国传教或通商取得更多的语言便利，在华传教士有责任编撰华英工具书。再次，在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中，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一个是传教，另一个就是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早在 18 世纪，法国的传教士就编纂了大量关于中国古文化的著作，而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以及文化、艺术早期在欧洲的传播，也为欧美国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近代，随着传教士所设立的出版机构出版的大量关于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也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二、来华的传教士的文字播道
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长期闭关自守的国家，西方传教士深知，在文化上要想同化、征服这个国家，只能采用最简易、最广泛、最能改变人们灵魂的工具――出版报刊来征服中国人。因为这是“一个更迅速的办法”，“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说：“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报刊，我们就控制到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帝国主义者为了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他们在中国建立出版机关。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由传教士独立创办经营的出版机构，如格致书室；专门出版传教图书的出版机构，如美华书馆；服务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出版机构，如广学会。
传教的过程可以看成是传教士―传教媒介―受传者这样一个过程。基督教新教入华以马礼逊1807年来华为开端。马礼逊译《圣经》、编字典、办报刊、设印刷所，终其一生致力于基督教文字工作。而马礼逊的文字传教策略多为后来的传教士所效仿。从传教媒介看，当时的传教士所采用的除文字布道，还有通过口头布道、教育、医疗、慈善等方式，相比之下，文字传教更有其独特的优势。第一，汉字的广泛应用性，使文字作品可以在大范围内流传。英国传教士米怜曾这样说道：“我发现中国的方言非常之多，而且语音各异，常常无法互相交谈，唯一的办法是可以写中文字和别人交流。”第二，文字作品的渗透性可以到达传教士所不能到达的区域。广泛使用印刷品来传播知识，会比教师的说教传播得广泛。第三，文字作品自身所具有的问文化性可以更深刻地改变一个社会。
为了让中国民众接受基督教，来华传教士试图出版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书刊，从观念上改变中国人。因为清政府的限教政策，新教传教士曾在广州隐居。他们发现中国官方直至民间有着强烈的天朝自大的心理，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看不起外国人的心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传教士裨治文等人在1834年发起创办 “益智会”。顾名思义，目的就是要向中国人传播“实用”的知识，以帮助中国取得知识进步和社会进步，将西方近代科学文明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介绍给中国人。“益智会”出版了一部分中国书籍，包括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广州方言中文文选》，以及后期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等。裨治文编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是第一本中文美国史著作。裨治文在书中塑造一个可与大清媲美的富强、广袤、文明的美国形象，为中国人正确认识美国奠定了基础。裨治文在书中表达了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代表，文明程度之所以不逊于中国，得益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他在书中表达了“四海为一家”的意愿，目的在于瓦解中国人的“天下”、“中国”和“四夷”观念，使中国人抛开大中华文化优越感而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传教士利用多种方式进行文字传教，也使中国的文献形式逐渐多样化。近代报纸和期刊因其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价格低廉的特点而被传教士引入到中国。报纸和期刊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传播领域的重要媒介，打破了图书媒介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报纸、杂志更以通俗易懂的内容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推进了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所进行的文字传教工作，客观上直接催生了中国新闻出版业，并影响了出版业的方方面面。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时期出版的350部西书中，外国人翻译的139部，中外学者合作翻译的123部，中国人翻译的只有38部。而这些外国人大都是传教士。随着西学的传播，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主动参与引进西学，并逐渐成为主要力量。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20世纪初中国民营出版业纷纷崛起，在文化传播上逐渐掌握了自，传教士的作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钱存训 中国出版史 述评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0)06-0011-05
钱存训(Tsuen-Hsuin Tsien)先生，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市，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52年、1957年分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钱先生赴美前曾先后担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馆长、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图书馆南京及上海办事处主任等职。赴美后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兼图书馆学研究院教授、远东图书馆馆长和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等职，现任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荣誉教授、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英国李约瑟科技史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美国中国出版服务公司董事长等职。
钱存训先生是海内外闻名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专家，著有《书于竹帛》《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东西文化交流论丛》《留美杂忆》等著述。钱先生对自己的研究曾有一个总结：“我的研究范围主要环绕两大主题：中国图书印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而两者的结合，从高度和比较的观点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在中国出版史这一研究领域，钱先生在海外为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具体成就表现在下列方面。
1 对纸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及对中国书籍制度的影响做了全面研究
在印刷术发明前，世界各国的文字记录可谓丰富多彩。中国也是如此。王国维先生《简牍检署考》(1912)、罗振玉与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1914)等对简牍实物与文献记述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涉及书籍制度的所有方面。《书于竹帛》的出版，对纸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做了全面研究，探讨了纸前记录方式对中国书籍制度产生的影响，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书于竹帛》的底稿是钱存训先生1957年提交给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印刷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和图书》(ThePre-printingRecordofChina：A Study of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Inscripdons andBooks)，经过修改后以《书于竹帛》(WrittenonBamboo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Inscriptions)为名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62年正式出版。该书共分9章。第一章是《绪论》，对中国古代文字记录方式进行了总体上的介绍。第二章是《甲骨文》，介绍甲骨文的起源和性质、甲骨文的形势和契刻、卜辞的内容及排列等。第三章是《金文和陶文》，对金文和陶文的性质、用途、款式等进行研究。第四章是《玉石刻辞》，对石鼓文和古代刻石、玉器刻辞等进行研究。第五章是《竹简和木牍》，对简牍的形式、整治、行格和书体、编装方式等进行了研究。第六章是《帛书》，对帛书的起源、发现、材料、形式等进行研究。第七章是《纸卷》，对纸的发明与改进、古纸的材料和制作、卷轴制度等进行研究。第八章是《书写工具》，对毛笔、墨、书刀等工具进行研究。第九章是《结论》，对中国书籍的起源与发展、书写和复制技术、文字的演化等问题进行研究。该书英文本出版后，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好评，除不断重印外，还被译成中、日、韩等其他文字。2004年，该书的英文第二版也再次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于竹帛》指出：“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和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在纸发明以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更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书写。”“竹简和木牍是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简牍制度有其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不仅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和自右向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此，即使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后，中国书籍的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的所谓‘行格’的形式，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而来。”这一观点，理清了书籍的源头，可以避免将早期“书籍”的范围无限扩大。
目前，《书于竹帛》已有4个不同的中文译本。1975年，根据周宁森博士译稿修订的《中国古代书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1987年，由郑如斯教授增补的《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由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1996年，台湾汉美图书公司以《书于竹帛》为名，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2002年，上海的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以《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为题，出版了该书的第四个增订本。这些不同的译本，充分显示了该书具有的不朽生命力。尤其是“世纪文库”本的《书于竹帛》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二版英文本“Written onBambooand Silk”，以近年出土的考古实物为主，补充了新发现的殷墟以外和周初的甲骨、战国及秦汉墓中出土的竹简、帛书、各类古地图、敦煌遗书中最早的抄本等内容，更使该书具有新的生命力。
此外，收录在《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汉代书刀考》，对简牍时期整治书写材料和删改文字的书刀做了全面考证与分析，认为“书刀的功用在删除写错的简面，以便改正重写，或者削去旧简已经书写的旧面，取得新的简面，以便再行书写”，从而纠正了以往文献中认为书刀或刀削是简策上刊刻文字的工具这一错误说法。2对中国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做了全面研究
在《书于竹帛》一书的基础上，钱先生应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之约，为李氏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造纸和印刷》分册，198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祖慰教授的译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1995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拓、汪刘次昕的译本《造纸和印刷》。2004年，该书由北京大学郑如斯教授编订、增加了新材料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为名出版。
《中国纸与印刷文化史》堪称《书于竹帛》的姊妹篇。该书对印刷术发明后的中国书籍和文字记录进行研究。全书十章。第一章是《绪论》，从宏观上对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发明造纸和印刷术的
原因等进行介绍。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有关纸的研究。第二章是《纸的性质和演变》，对纸的定义、造纸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第三章是《造纸的技术与方法》，对造纸的原料、工序等进行介绍。第四章是《纸的用途和纸制品》，对各种纸的用途进行介绍。第五章至第七章是对印刷术的研究。第五章是《中国印刷的起源与发展》，对印刷术的发明及历展进行宏观介绍。第六章是《中国印刷的技术和程序》，对雕版印刷的材料和工艺、活字版的种类和方法、中国书的版式和装订等进行了研究。第七章是《中国印刷的艺术和图绘》，对木刻版画、年画、套色复印技术等进行了研究。第八章至第十章是有关纸与印刷的传播史。第八章是《纸与印刷术的西传》，谈论纸与印刷术传向西方的过程，以及西方现代印刷术起源的中国背景。第九章是《纸与印刷术的东渐和南传》，谈论纸与印刷术传向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过程。第十章是《纸与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探讨纸与印刷术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作用。
《中国纸与印刷文化史》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全面探讨纸和印刷术的专门著作。虽然此前已有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1908)、贺圣鼐的《近现代印刷术》(1933)、美国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1925)、日本中山久四郎著的《世界印刷通史・支那篇》(1930)等书问世，但钱先生的这一著作，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要比上述著作深入。
《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了一些因篇幅受限而未能在上述书籍中展开论述的文章。如《纸的起源新证》，对1975―1976年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战国秦墓出土竹简中所见的“纸”字做了考证，认为它同1935年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漆马内的纸胎，可以作为战国时代有纸的证据。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实物》，对1966年韩国庆州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该印本“为唐代中国所印制”。钱先生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有力地驳斥了韩国有人认为印刷术是韩国发明的论调，维护了中国是印刷术发明国的国际地位。由于韩国庆州出土该经时，中国国内正开始“”，对韩国的这一发现一无所知。1979年，钱先生回国访问时，特意将他自己收集的该经的复印本全份和有关报道、研究资料等赠送给上海图书馆保存，以供国内专家研究，更体现了钱先生博大的胸怀。
3 从世界文明比较的高度，阐述了中国出版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钱先生国学修养深厚，又受过严格的西学训练，因此，善于将中国出版史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行探讨，通过国际比较，揭示文字记录与中西文明之间的关联。这种比较方法，大大拓宽了出版史的研究路径。
在《书于竹帛》一书中，钱先生特别提到中国文字的排列方式。中国文字的竖排、自右及左与西方文字的横排、自左及右完全不同。钱先生在《书于竹帛》一书中认为：“这种直行书写的原因虽不可确考，但可推测这一特点应和中国文字的构造、书写材料、应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关。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如人体、动物、器皿，大多纵向直立而非横卧；毛笔书写的笔顺，大多是从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策，只能容单行书写等等，都是促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至于从右到左的排列，大概是因为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便于将写好的简策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因此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这一解释，合乎情理，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钱先生在《上海版新序》别指出：“中国古代的书籍和文字记录的多姿多彩、源远流长，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是世界文明有的奇迹。可是由于近代中国所受的外侮和屈辱，使中国人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丧失自信而盲目自贬，甚至现在还有人认为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是文字演进的规律和迎合世界的潮流，却没有深思汉字的特殊功能。假使没有汉字形体所独具的延续性和凝固性相维护而采用拼音文字，中国早已成为许多以方言立国而分崩离析的国家了。近代欧洲各民族以方言立国，足资证明。”钱先生的告诫，对保存中国传统出版文化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很早就出现了印章，但为什么没有发明印刷术?钱先生同样从比较的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很早就应用印刷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很早就发明了纸，对印章和墨拓的运用奠定了印刷技术上的基础。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书写复杂性造成对机械复制的需求，由于科举而需要标准的儒家经典，以及手工抄写无法满足社会对大量佛经复制品的需要。在西方，纸到了很晚的时候才传入，印章没有移用作复印的用途，拓印到了19世纪才传入，印刷工人被形形的行会所束缚，字母拼写文字的相对简易性减轻了对机械复印的需求。……在欧洲不存在诸如和佛教有关的那种对大量复印品的需要作为动因；西方对书籍的需要手工抄写就能满足。直至15世纪中叶所有因素才有所改变”。中国的印刷术和西方印刷术在社会发展中产生了不同作用，其原因何在?钱先生认为：“在西方，印刷术同时激发理智思潮，促进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发展以及在文学上的应用，并鼓励了民族主义和建立新兴民族国家的行动。相反，在中国，印刷术帮助书写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成为保持文化传统的重要工具。”此外，“中国的印刷事业一般由政府机构或私人主持，重在‘传先哲精蕴，启后学困蒙’，并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欧洲的印刷业则多为谋利经营，因此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出版工业。这些不同的动机，使得印刷术的发展与应用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钱先生的这些论述，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印刷术对社会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中，钱先生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16世纪末开始的西书中译活动进行研究，分析了“译书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反映出来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化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人文和社会科学在过去的译品中占主要地位，其总数达70％，而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仅占27％。……翻译的素材代表25个国家以上的著述，以英、日、俄文的作品为最多，其中有些是转译而非译自原文……。这一结论，也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过程以及出版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4 指导了一批从事中国出版史方面研究的博硕士论文，丰富了中国出版史的研究
钱先生在身体力行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同时，还在芝加哥大学指导了一批博硕士生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写成了多篇研究中国出版史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多个层面，丰富了海外的中国出版史研究。
在博士论文方面，潘铭粲(Poon Ming-sun)197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Books andPrinring in SungChina,960-1279”(《宋代图书印刷史》)，对宋代图书印刷史进行了研究。许丽霞(Lee-Hsia Hsu Ting)
196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GovernmentControlofthePressinModemChina,1900-1949(《现代中国之出版自由》)，就晚清和民国政府对新闻出版业的管理进行了专门研究。该文1974年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正式出版。蔡武雄(DavidTsai)197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A Study of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1912-1949)(《中国政府公报研究，1912-1949》)，对民国政府出版的政府公报进行了研究。何凯立(Herbeit Hoi-Lap Ho)197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1912―1949：A studyoftheirprograms operations andtrends，对1912-1949年间在华传教士的角色和活动、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历史及其组织、出版物的内容及其特色等作了探讨。该论文1988年由香港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Chinese Church Research Centre)出版。2004年由陈建明、王再兴翻译为《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中文本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关键词】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中德双学历;学位授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对于知识的发现、研究、传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学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市场发育和社会需要也对大学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国际化特征是他从中世纪创建初始就具有的特性，并且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人才资金的国际流动，表现出新的形式，具有崭新的内容。这种高校国际化的发展有利于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中心地位，有利于高校教育体制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变更。通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能起到不断优化教育资源和教育条件的作用。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留学生教育事业开始快速发展积极践行扩大规模、优化结构 、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发展方针，加强对国际交流学生的研究意义重大。[1]
西安理工大学与德国斯图加特媒介大学友好合作历史开始于1985年，1999年签署了共同培养中德留学生计划的协议。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工程专业创建于1974年，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印刷工程本科专业，1993年取得国内首家印刷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德国斯图加特媒介大学（Hochschule der Medien Stuttgart）是世界著名的印刷媒体领域高校，其与印刷相关的历史可追溯到1853年。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在顺应时展需要的情况下，开始了中德两国双学历学生培养工作的探索。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已经从普通本科生的培养慢慢过渡到高水平的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教育是现行教育培养机制中的最高环节，它重点在于培养人才的科学研究才能，它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由于研究生具有培养周期时间短，与国民经济发展结合容易，匹配性强的特点，成为发展教育结构调整的重点。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研究生的数量有了大幅增加，但是随着这种补偿性数量的增加凸显出教育质量的问题，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已经不是发展的重点，如何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已经成为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系统质量刻不容缓的问题。
中德双学历硕士培养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它的培养质量先天存在一些问题：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接受同一文化背景的教育，或者同一文化背景的学生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师教育，不管是老师与老师、学生与学生还是老师与学生之间，必然存在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各种差异。②授课教师很多是使用母语进行讲授专业知识，课程对学生入学时的外语能力有较高要求。③留学生在学习上和管理上都处于边缘化状态，很难进入学校主流学习状态中。[2]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对留学生的学习管理和生活管理一般都相对集中，集中学习、就餐、休闲，与中国师生的交流接触只在上课时有短时间接触，更多数时间都封闭在个人或同国籍学生圈子里。④中外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差异比较大。
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和德国斯图加特媒介大学经过多年的合作总结摸索出一套完善的选拔制度。通过层层筛选选择出外语水平比较高，并且专业课学习比较好的学生相互选派，并且在出国留学前由具有留学经验的老师专门进行辅导，有助于解决语言问题。同时两校学生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的课程学习，均会安排社会、文化的了解，如在中方安排有汉语和专业汉语的课堂内容讲解，同时有全国印刷会议的参加等活动，从而整体提高留学生的学业、学识、知识、能力以及综合素质。西安理工大学一直进行的弹性学分制，学生可以自行选择课程和所修的学分，这样也有利于减少中外教育上的差异，也有利于两校互派学生的课程学习中学分的认定。
研究生教育水平最关键的体现在于学位论文，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时间只占整个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更多的是对独立完成科研项目研究能力的要求，学位论文的撰写正是这一能力的体现。目前中德双学历教育中的学位论文的评定采取在本国取得学士学位后可以在对方国家申请第二学历的学士学位。
目前在国内学位论文评定中主要针对论文中的理论应用价值、论文的创新性、科学态度与写作水平以及社会应用价值方面进行考察从而综合评分。[3]针对于目前的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申请中德双学历论文的评定方法采取的工作有：首先通过广泛和导师座谈，通过对全院导师调研，了解导师认为双学历学生目前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的问题，我们分析处理，提出一个监控评价论文质量体系的方法。其次，重点和双学历学生的导师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对培养这些学生存在的问题，和对这些学生的期望，通过在初步建立的监控评价论文质量体系的方法上进一步修订，做出专门针对双学历学生的论文评价指标。同时要专门跟参加双学历教育的中方学生和德方学生进行座谈，了解学生在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和论文撰写中存在的问题，讨论解决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评价论文质量体系的方法。最终通过请一些专家评审双学历学生论文，检验建立的双学历学生学位论文评价体系是否合适。
通过这样的方法确定的论文评价体系比较适应两校目前的培养现状。但是双学历教育的发展是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还在不断开拓更深层次的国际交流合作，力求在新的时期发展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双学历教育之路。
【参考文献】
[1] 戴宝印，查芳灵.刍议美国海外学历留学生对我国发展学历留学生的启示[J].学术论坛，2014.10.
[2] 殷君.外国留学生学历教育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与对策[J].高等理科教育，2007.4.
[3] 王欣，殷阿娜，段亚敏.硕士学位论文全过程质量管理与评价方法[J].大家.2011.5.
论文关键词：数字技术,印刷出版,影响
1 数字技术概述
数字技术主要就是指借助多种信息，例如声、像、图、文等进行信息的加工、传送、还原以及存储。数字技术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速度快捷。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信息传播速度快，具有实时性的特点，能够满足现代化印刷出版行业的需求[1]。
2）保密性强。利用现代化数字技术能够对一些重要信息资源进行保密，避免重要信息被窃取等问题的发生。3）效率高。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印刷出版行业中还能够提高整个印刷出版行业的生产效率，促进整个行业的优化升级，实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2 数字化技术对出版文化的影响
在数字技术对出版文化的影响方面，主要涉及到对出版媒介的影响、对出版观念的影响、对印刷出版产品的影响、对出版产品营销方式的影响等等，下面结合具体的影响进行详细的分析。
2.1 数字技术对出版媒介的影响
在传统的印刷出版行业中，印刷出版的媒介主要为纸质，例如报刊、报纸等，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印刷出版媒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网络出版市场已经全面形成，很多现代化的数字读物相继诞生，一方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另外一方面也改变了出版文化[2]。具体如下：利用数字化技术能够建立印刷出版现代化信息系统，提高了印刷出版的效率，将出版媒介进一步扩展，形成了多样化的出版媒介，适应了社会的发展需求。此外，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出版信息的存储，能够实现大量信息的传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2.2 数字技术对出版观念的影响
在传统的印刷出版观念中，主要是利用实物传播渠道进行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及数字技术在印刷出版行业中不断的应用，出版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知识的传播渠道不再局限在实物，而是在印刷出版行业中，以数字化信息为渠道进行传播，如各种互联网渠道、各种移动终端等，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使人们在知识和信息获取方面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化，对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3]。
2.3 数字技术对出版产品的影响
在数字技术对印刷出版产品的影响方面，主要包括如下的内容：出版产品的形式变得多样化，在数字技术未出现之前，出版产品的形式较为单一，农业论文主要以图书、报刊的形式出现，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子出版产品、网络出版产品以多形态的形式出现，扩大了出版产品的传播范围以及社会的影响，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印刷出版产品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会出现更多的形式，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及使用需求，同时对印刷出版社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4]。
2.4 数字技术对出版产品营销方式的影响
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一方面实现了文化及信息的传播，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另外一方面也具有盈利的目的。印刷出版行业结合社会的需求，出版相应的产品，并进行出版产品的营销。在传统的印刷出版产品的营销方面，主要以纸质出版市场为主，通过不断的占领纸质出版市场的份额，获得相应的利润[5]。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及与印刷出版行业的有效融合，印刷出版产品的营销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互联网营销、利用数字化广告获利等等，在此种营销模式下，印刷出版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了印刷出版行业的优化升级，对整个印刷出版行业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应立足当下，结合目前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现状，将现代化数字技术进行有效的应用，以提高整个印刷出版行业的生产效率。
3 结论
实际上，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代表着我国知识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印刷出版主要是作为知识的载体进行知识的传播，同时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印刷出版行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以数字化技术与印刷出版行业的融合最为典型，形成了独特的出版文化，推动了印刷出版行业的优化
升级。
参考文献
[1]董中锋.论出版文化的亚文化[J].出版科学，2016，13（1）：154-155.
[2]丁心镜.新形势下出版文化的历史创新与时代担当[J].中国出版，2013，11（15）：109-110.
[3]馨闻.西藏出版文化产业园及八瓣格桑花推介会召开[J].出版参考，2012，15（25）：190-191.
论文关键词：双元制，高职，数字印刷教学，实践
近年来，我国印刷工业以年增长率高于10％的速度发展，约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2％。印刷业总的发展趋势是：数字化、网络化、多样化、快捷化。政府已经确立了印刷业今后的发展目标：第一步是力争在201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全球重要的印刷生产基地之一，第二步是到2020年，实现从印刷大国到印刷强国的转变，加入世界先进印刷国家的行列。
数码印刷作为一项科技含量颇重的新技术，其在中国刚刚结束了其概念普及推广期。因此，数码印刷技术的专业人才基本上处于空白。“十一五”时期，国家把发展职业教育摆在突出的位置教育教学论文，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实现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的转变、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的转变、从传统的以升学为导向向以就业为导向的转变。现代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批素质优良的高技能人才。但是，国内目前的高职教育仍然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在湖北中部个东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加速发展，现代制造业所需要的人才成为紧缺人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十一五”期间印刷技术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三个一百，两个一千”，人才目标全部指向了高技能人才。
目前国内开设数字印刷专业的高职院校只有3所，且其他院校大都以传统印刷技术为主，很少涉及到数字快印技术。在数字印刷人才的培养上，大都以基本理论和仿真训练为主，缺乏真实的职业环境培养和真实的操作锻炼，毕业后不能真正适应社会及行业的认可。 而 “双元制”的教学模式正好弥补了教学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双元制”，是指学生既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和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培训，又在职业学校接受职业专业理论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学校和企业分别是“双元制”职业教育中的“一元”中国学术期刊网。“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下职业院校主要负责学生的专业理论教育，企业负责学生的实践与技能操作。
一、高职数字印刷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1）围绕校内基地，建设以“双元制教学、‘2+1’订单式”的教学模式为特征的人才培养方式。
该模式即第一、二学年学生在校学习教育教学论文，学习内容的基础课和专业理论基础课为主，基础课由学校负责，专业理论基础课由企业负责，第三学年学生在企业学习专业技能，并安排顶岗实习。学习方式为：理论+实训+实习+顶岗。使师生在实训基地中接受企业化管理，在真实职业环境中学习实践，培养学生职业能力。
（2）重构“项目式、情境式”课程体系。
围绕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依据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开发的理论，以国家精品课程标准为依据，召开实践专家座谈会，分析典型工作任务，确定岗位能力、素质要求，结合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校企合作，制定学习领域和教学内容，构建“项目式、情境式”课程体系。如下图1。
情境1
实践项目与流程
检查
教学目标与项目
分析
[关键词]印刷史 出版史 图书馆学家 印刷工业 中国
[分类号]G250.9；G239.19
伴随着电子书媒介与“无纸阅读”方式的盛行，基于纸质媒介的印刷书与纸本阅读方式本身则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国的我国，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其中，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为两大学术主力。
1 图书馆学界的“印书史”研究
图书馆学家们关注书籍的印制与形成是自然发生的研究缘起。以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张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钱存训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养深厚的图书馆学者们，把对印书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印刷史的研究，分别著有传世的关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钱先生所说：“现代印刷并非单指印书，除用纸张印刷的纸币、纸牌等以外，还包括在纺织品、金属、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种印刷。但是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所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在图书馆界的研究者们看来，就是一部书籍图文的印刷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史研究与教学开始兴盛，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书史内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书史)的内容，所以可称之为以图书出版印刷史为主流的研究阶段。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当数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创立至1949年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年)，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年)、《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年)等。
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文史领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图书文献范围，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印刷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就在内地处于停滞状态之时，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 on Bambooand 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为复苏壮大时期，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这一时期国内也是以出版史研究为主流，但海外的钱存训博士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 and Printing)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授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篇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 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丰收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明说”。
2 20世纪后期“大印刷观”的印刷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工业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在对印刷史文化积累与保护措施的关注、印刷史知识的教学普及方面也有新动向，如1982年6月、王仿子先生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印刷技术博物馆的
建议》，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1993年底举行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1996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学院首次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由张树栋、张耀昆合编教材《中国印刷史(讲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仿子、范慕韩等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鼓励学术研究之下，印刷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种重要的印刷史书，1993―1999年举办了6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北京5次，台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册论文集等。
1991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赵永东著，作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定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古代社会技术发明的一般机制和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讨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98年4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方向方晓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特技印刷工艺研究》，从印刷工艺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张树栋等印刷科技专家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赢得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肖东发教授盛赞该书是用大印刷史观、横跨中华各民族、纵贯历史五千年，视野开阔、有史有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后来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明浓缩的版本。
以上约10年之间，印刷史学之研究成果远胜往昔。呈现如下突破：①由书史、印书史向印刷文化史转进；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转移；③由传统印刷史观向大印刷史观转移；④由争论“发明”年代向探讨“起源”时间转进；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时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当代；⑦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及《中华印刷通史》问世；⑧中国印刷史由1 300年往上延伸5 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汉民族延伸到各少数民族、由印纸延伸到印织物；⑨确认了与韩国的雕版纸上印刷品的发明先后之争，及多项模糊不清的史实结论。
3 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界、文化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其实是关于印书史的研究。钱存训《纸与印刷》、《书于竹帛》，从书名就可显示图书馆界的学者将印刷史视为印书史。张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关注的是印书史。研究者们在历史唯物论认识观与方法论指导下，注重实物考证与史料查证，这也是出版印刷史学领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随着“大印刷观”的推行，研究界开始扩展史料考证范围，并进行了工艺史、专题史研究。
1993年在全国第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郑如斯教授《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一文辨析了两门独立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她认为，书史与印刷史是交叉学科，两者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到图书的印刷。当然，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断，大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解释。大部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对早期文献中镌刻或印刷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书史的套路后，强调探讨“起源”。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印刷术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经验的长期累积，是一种源流的演进发展。从横的方向看，是相互重叠、综合应用的工艺。所以，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源流演变，可将其看作一条光谱的谱带，李兴才先生更确切地比喻为一条调子丰富的连续调灰色尺，它可以概分为暗部、中间调、光部三大部分，但无法截然地明确分界。张树栋先生在《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主张将中国印刷史分为四个时期：准备与发明时期；手工刷印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古代史)；近代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时期(近代史)；现代印刷术的兴起时期(现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观点的歧义，往往源自技术分析的差异。由流溯源，使得近年来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倾向于技术的分析。如周广学、宋青梅整体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演进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并首次对不同阶段泥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类型分析；而杨玲通过对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纸、墨与基本工艺的考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背后的物质技术原因。
在实证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学院尹铁虎先生对毕升泥活字的仿真复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在印刷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创新。
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之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落实论文49篇。论题进一步深化、细化、方位更广阔。会上延续了对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探讨。自然地显现出图书馆界与印刷科技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着眼点差异。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曹之教授《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关于“印刷术”的概念问题。曹教授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认为印刷术不是印染术，适宜采用约定俗成的“印字术”、“印书术”。钱博士也认为，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曹先生认为其发明时限范围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应用时间混为一谈。印刷术就是印书术，但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从研究印刷图书开始。
对于“大印刷史观”，曹先生认为要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要努力改变各自为战，信息闭塞的研究现状。
印刷工艺界人士与图书馆界人士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各有特点。海外与内地的观点也略有不同。范慕韩先生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张树栋先生的“大印刷史观”大同小异。“以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印刷工业
出版社的黄浮云、张子谦在《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印刷工艺界人士认为，印刷术的导源和历程，织物印刷的起源，套印术的肇始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以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考证，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一个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局面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图书馆学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方法论体系的博大，印刷工业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延展。
4 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盛世修史”的繁荣气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发展。笔者曾在2005年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检索，得知馆藏现有关于印刷史方面的各类图书资料近30种，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举例如下：①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②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③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项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论／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频出。由北京方志编撰委员会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印刷志》(2001年)，该书史料详实，生动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印刷业渐进的演变过程，从而也折射出中国印刷业的发展脉络，为后人研究北京乃至中国的印刷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国家设立了多项印刷史研究的项目来鼓励开展印刷通史的深入系统研究。以中国印刷博物馆为基地的印刷史研究活动也在我国印刷工业界的一些老专家的坚韧努力中得到持续进行并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