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20:52
序论：在您撰写非常规货币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救市计划。为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加大对“三农”、重点工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消费信贷。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项贷款新增9.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69万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
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
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优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也不显著。2008年，由于受到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尤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四万亿救市投资计划以及央行面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没有缓解就业压力。
1.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救市计划。为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加大对“三农”、重点工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消费信贷。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项贷款新增9.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69万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优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也不显著。2008年，由于受到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尤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四万亿救市投资计划以及央行面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没有缓解就业压力。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指出，作为新兴经济体，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应侧重于转型，将其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步骤。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适时退出决定了危机时政府政策的成败，因此我国在判断刺激政策能否退出时应充分考虑民间投资、失业率及国际环境等条件。
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态势都有所好转，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始终属于“非常规”行为，当经济体具备了正常增长能力时，经济刺激政策必须适时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决定着危机中政府政策实施的成败：退出太早，经济尚不具备自发增长能力，复苏后续乏力，很可能前功尽失，陷入二次衰退；退出太晚，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初级产品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引发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应满足的条件
我国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取得了显著效果。我国外贸出口在经历了连续三个季度的下滑后于2009年12月首度“转正”，同比增长17.7%，当月出口值位居历史第四高位。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1%，增速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虽然全国物价在2009年全年有所下降，但CPI在年底最后两个月回升，分别同比上涨了0.6%和1.9%。在对我国经济回暖形式普遍看好的情况下，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退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要判断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首先必须明确这种政策的“过渡”性质。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出口萎缩，消费需求不旺，民间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刺激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投资、政策扶持等一系列行为帮助经济重回高速增长的道路。因此衡量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就要考虑一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是否已满足如下条件：
（一）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达到协调增长
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2484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主持的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体，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民间投资作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远动力，只有一国经济刺激政策真正行之有效时，市场和投资者才会恢复信心，民间投资才会被拉动起来。在经济下滑期，国有经济的性质和能力使其担当起扩大国内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但当经济情况好转后就要引导民间投资迅速跟进，唯有双方实现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市场继续保持稳定的投资需求。
（二）就业增长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
失业率是衡量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解决就业问题也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首要、中心任务。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而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性产业，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带来的必然是就业需求的减少。“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劳动者就不能分得社会生产的成果，更不要说达到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将有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就业的同步提升，我国长期存在着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因此在“促增长”时更要“保就业”，在衡量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指标时失业率比经济增长率更具意义。
（三）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发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影响很大。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是我国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因为如果在国际金融政策仍很宽松的情况下，我国过早上调利率必然会引起国际游资的注入，抬高楼市和股市的价格，带来资本市场的泡沫。同时也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国内刚刚复苏的出口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也要防止退出过晚，否则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带来流动性过剩会流入资本市场，国外资本也会趁机流入。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方式
一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欧美等金融市场十分发达的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中“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财政赤字的压力已经使其无法更多的使用财政手段来拉动经济，他们主要侧重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有针对性的对拯救对象进行扶持；而在新兴经济体例如我国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投资拉动的手段。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尚在成熟和完善过程中，国家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外，重点在于顺势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现行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在讨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退出即对其支持政策进行有步骤、有针对性的撤减。而我国的退出应为转型退出，借应对危机顺势转变我国的经济结构，使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现阶段国际上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虽然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经济增长主要靠政策拉动，支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强，再加上产能过剩问题没有解决，在此背景下我国仍需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实施一成不变，事实上我国的经济政策始终随着国内外形式相机抉择进行微调。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上也要保持渐进性，有针对性的灵活退出。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巩固经济刺激成果防止经济“二次探底”[J].理论导报，2009（10）
2.谢鹏，刘洪，丁宜.经济刺激计划何时退出[J].金融博览，2009（11）
论文摘要：油页岩属于非常规油气资源，以资源丰富和开发利用的可行性而被列为21世纪非常重要的接替能源，它与石油、天然气、煤一样都是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页岩油类似天然石油，富含烷烃和芳烃，但含有较多的烯烃组分，并且还含有含氧、氮、硫等的非烃类组分。页岩油的性质，因各地油页岩组成和热加工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重点分析开发油页岩的意义和美国开发的现状。
美国是全球油页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储量约占全球储量的70%以上。其中70％的资源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面积约16000平方英里，其中以科罗拉多宾塞斯（Piceance Basin）盆地储量最为丰富。美国地质调查局2009年在29届科罗拉多国际油页岩会议上的报告，介绍了绿河页岩油的潜在储量，约为1.5 ×1012bbl，比以前估算的1×1012bbl增加了50%。
根据壳牌石油公司的估算，美国的油页岩资源可开采多达2万亿桶石油，这一数字是沙特阿拉伯已知石油储量的8倍，这也是布什政府对开采油页岩寄予厚望并给予强烈支持的原因。
一、开发油页岩的战略目的
自从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废除金本位制后，美元开始了长达40年的贬值之路。从黄金的价格就能看出美元的贬值路径：当初的35美元能从美联储兑换一盎司黄金，到现在为1700多美元每盎司。黄金还是那黄金，不过美元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元。那为什么在美元逐年贬值的情况下，各国央行仍然持有美元或美国国债呢？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而且美元背后有石油做支撑，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占据了世界大部分的石油资源。各国要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油就必须使用美元，这样，使得美元能成为国际货币长达40年之久。
在石油资源耗竭之日，美元也将失去这个支撑，所以美国政府为了巩固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居安思危，正在寻找美元的下一个有力支撑，这个新的支撑就是新能源（新能源通常是指尚未大规模利用、正在积极研究开发的能源，这里包括页岩油）。可以设想，也许未来某国要进口页岩油必须使用美元，某国要购买美国的新能源技术也必须使用美元。稳住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这是美国发展新能源的最高战略目的。
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纽约期货交易所价格11月16日再次突破100美元每桶，开发油页岩可以减少对外国原油的依赖，缓解油价高涨的背景下进口原油的压力。其实已经有数据显示，美国进口原油的依赖程度正在下降。英国《每日电讯报》2011年10月24日称，美国目前的石油自给率已经达到72%，而10年前约为50%，报道还称，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国很有可能会实现燃料和能源的自给自足。那么，美国在中东战局上将会减少束缚。以前在中东地区搅局，会担心国际油价上涨而传导到国内引起通货膨胀并扩大贸易赤字，这样会冲抵获得的利益，现就不一样了。在未来，美国还能将国际原油价格作为利器，通过华尔街来炒高油价，打击那些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像中国、欧盟等。
自从次级债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一直疲软，大力发展页岩油可以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有学者预计，油页岩的开发将在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间对美国经济产生8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再者，油页岩的开发为国际资本提供了一个新的投资项目，促使部分国外的资金流回美国，寻找投资机遇。目前在美国从事油页岩勘探的公司主要有EOG资源公司、Continental Resources、Whiting Petroleum以及Brigham Exploration等。自去年8月国际油价启动上行攻势至今，上述4家公司的股价分别上涨30％、75％、62％和110％。
通过开发油页岩，还可以确保美国安全地获取战略性燃料，满足国防需求。对油页岩进行商业性开采具有重大公共意义，包括提高液态或气态燃料的可得性，加强军事反应能力，降低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减少石油进口，更好地实现联邦和州权利金收入、税收与支出之间的平衡，增加国内就业机会等。 转贴于
二、美国开发油页岩的发展现状
在油页岩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制定了包括油页岩在内的非常规能源法，为油页岩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例如，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发展非常规能源的《2005能源政策法》，明确了油页岩作为战略资源的地位，并且命令能源部协调和促进油页岩资源的商业性开发。
能源政策法出台后，2005年内政部土地管理局（BLM）还成立了油页岩工作组，解决公共土地内油页岩的准入问题以及公共土地中油页岩开发的障碍；2006年美国总统签署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内政部在2007年将全国油页岩分布区土地资源的35%出租给石油公司，同时规定暂时免除石油公司发展页岩油产业的纳税义务，力争减少政府和地方团体对项目实施的不利影响。能源政策法也掀起了美国油页岩开发研究的新，2006年美国内政部己批准了6项矿产土地招租项目给埃克森美孚、壳牌等石油公司，支持其开展油页岩干馏炼油试验。
美国地质调查局2010年在第30届国际油页岩会议上的报告，介绍了位于犹他州东部与科罗拉多州西部的犹因他盆地（Unita Basin）绿河油页岩层系潜在页岩油储量的最近评估结果，约为1.32×1012bbl，与科罗拉多州宾塞斯盆地（Piceance Basin）的1.53×1012bbl相当。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壳牌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页岩油公司、雷得里夫公司、油页岩开发公司分别宣读了各自的开发进展。除了上述公司已开展或准备开展地下干馏、或地上干馏中试外，还有约20几个研究机构和大学在开展油页岩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如依达霍国家实验室（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洛斯阿拉木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等，还有卡罗拉多矿业学院、犹他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以上20几家机构对油页岩研究的内容很广泛，涵盖了资源、地质、干馏、燃烧、环保、水供应等。
美国虽然拥有最丰富的油页岩资源，一些大石油公司正在开展或计划开展地下或地上干馏现场试验，但至今没有工业生产。美国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则在开展有关油页岩的应用基础研究。但是，工业化生产是迟早的事情。美国银行的弗朗西斯科·布兰奇说：“美国是对去年的全球石油供应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每日净增39.5万桶。”他把北达科他的油田比作另一个北海。随着新油田投入生产，美国的页岩油总产量“肯定会明显增加”，到这个10年的中期可能会达到每日550万桶。这个数字是2009年的10倍。布兰奇说：“这种变化会对地缘政治、能源保障、军事联盟和经济活动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在美国对中东地区的依赖持续下降的同时，欧洲的依赖性却不断增加，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供应垄断者的寻租行为。”
参考文献
[1] 时寒冰.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2] 张秋明.美国油页岩资源的战略意义与政策选择[J].国土资源情报.2005，（07）：16-17.
[3] 钱家麟、王剑秋、李术元.世界油页岩开发利用动态——记美国第27届国际油页岩会议[J].中外能源，2008，（01）：11-13.
因此，经济学家对中央银行究竟该“有所为”还是“有所不为”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央银行应尊重经济周期，克制自身行为，严守通胀目标，遵从单一规则，将自身对实体经济的干扰程度降到最低。这种洁身自好的建议从理论层面尚不足以说服所有同行，更关键的是，它不符合危机时期的政治需要和民众诉求。因此，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中央银行相机抉择，在危机时积极行动是有益的。
事实上，这种理念已被全球主要央行付诸行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各主要央行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工具创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联储推出了三轮QE。从结果来看，QE使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并呈现出加速复苏的态势。但是，经济学家很难确定这种强势复苏是经济自身韧性使然，还是归因于美联储的有所作为。
答案十分重要，因为这一方面将对未来各国货币政策在危机中的反应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决定了2013年末开启的QE退出对2014年美国经济走向产生何种影响。遗憾的是，正如美联储三号人物Dudley在2014年初美国经济学会/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AEA/ASSA）年会上所言：“经济学家们还不完全了解QE如何奏效。”
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确定的答案，但还是有经济学家对QE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细致研究，西北大学Arvind Krishnamurthy教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说到Krishnamurthy教授，他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的研究已经受到广泛重视，在著名的2013年度Jackson Hole会议上，组织者就把最重要的环节设置为他的发言。
那么，Krishnamurthy教授到底做了什么研究？为摈除新闻的干扰，笔者仔细研读了Krishnamurthy及其合作者Annette Vissing-Jorgensen的重要论文《QE政策对利率的影响：渠道和政策含义》。这篇论文结合诸多经济学家的前期研究和QE1与QE2的实际经验，详细剖析了QE政策的传导机制。
在论文中，Krishnamurthy教授发现，由于QE1和QE2资产购买的结构不一样，其对利率下行的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有三种机制同时作用于QE1和QE2：一是信号渠道（Signaling Channel），不管QE是否包含购买高风险债券的内容，QE本身都会被视作未来基准利率下降或维持低位的“信号”；二是安全溢价渠道（Safety Premium Channel），央行的购买会减少国债的有效供应，在市场主体对无风险资产存在习惯性偏好的背景下，国债收益率的相对降幅会更大；三是通胀渠道（Inflation Channel），QE推升通胀预期，进而导致实际利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名义利率。此外，另有三种机制单独作用于QE1，分别是风险溢价渠道（Risk Premium Channel）、违约风险渠道（Default Risk Channel）和流动性渠道（Liquidity Channel），和QE2只有纯粹的国债购买不同，QE1包含了高风险债券购买的内容，进而产生了降低违约风险、深层改善市场流动性的额外作用。
【关键词】新词语 语言变异 语言接触
当代新词语及语言变异
当代新词语的界定。“在某一时段内出现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的、具有一定的复现性的、有新的形式和意义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的意义、用法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形式的词或短语。”①本文涉及的2007年汉语新词语、2008年汉语新词语和2009年汉语新词语主要以侯敏、周荐主编的《2007年汉语新词语》、《2008年汉语新词语》以及新浪文化读书频道2009年度新词语为考察对象。2007年收录420条及补录72条共计512条新词语;2008年收录444条新词语;2009年记录576条新词语。
语言变异的界定。语言作为人们交流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逐渐沉淀出一套系统的常规用法,形成了各种语言体系。但是事物是变化和发展的,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语言会产生各种非常规的使用形式,并在人们的不断使用中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普遍传播,最后变为常规用法。那些非常规的语言形式就被称为语言变异。②拉波夫认为,语言变异的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常见的分类有语音变异、词汇变异、语法变异、语域变异、方言变异、历史时代变异、书写变异、语义变异等。本文主要从词汇视角考察2007、2008和2009年新词语的变异类型。
从当代新词语视角看语言变异
当代新词语以每年500条的数量在增加,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有某些标志性的变异。本文主要以2007、2008和2009年新词语为例来谈谈新时期新词语的变异情况。
区域变异。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碰撞与融合是引起文化变迁及语言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③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得以使本族文化之间以及与异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融合异常活跃,自然会反映到词汇系统里,新词语中这类语素变异类型有以下几种:
一是外源语素。近几年来,新词语中外源语素数量有所增加。据统计,2007年新词语中的外源语素有24个,2008年有27个,2009年有20个,形式各异。第一类,人名、地名、名称名等音译成汉字的语素。这种类型的语素有15个:阿尔法、纳斯达克、多米诺等,音译语素以多音节为主,能产性受到限制,单独有完整词义,是语素词,应该说这类语素词在新词语中不算活跃和丰富。第二类,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语素。这种类型在新词语中比较常见,共有18个。这种字母缩写的语素出现的形式有两种,一是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语素与汉语语素组合成词,如“CC族”中的“CC”,是英语cultural creative的缩写;一是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独立成词,如“QUID”,名词,宇宙银河间准货币单位,是英文Quasi Universal Intergalactic Denomination的缩写,也可以作为语素使用,可以说“QUID货币”。第三类,英文字母语素。这类语素简洁、生动、易识易记,共有10个,如:“e”、“k”、“Q”、“U”等。第四类,本土化了的外来音译或意译语素,是最有特色的一类外源语素。这类语素最早来源是外来音译或意译词,在汉语中获得语素资格,并随着其出现频率的提高,逐渐趋同汉民族习惯,具备汉语语素的特质,并表现为以其为构词语素的新词语不断增多,构词能力不断加强,语法功能逐渐虚化,在汉语构词中有词族化倾向、类化倾向。以“门”为例,三年的使用情况显示:“门”族词数量不断增多。由美国20世纪七十年代产生的“gate”事件传入中国,被“门”语素取而代之后,随着其使用频率的提高,“门”逐步被汉化,已经具有了汉语类词缀的特征。其它类似语素在汉语新词语中也显示出一定的构成能力,表现为以这些语素构成的汉语新词语数量不断增多,并且和汉语相对应的同音词原义混搭,形成一批外源汉化类词缀。
二是自源语素。近几年来,词汇自源语素变异主要体现在古字、异体字、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形式、数字、符号等都可以作为语素进入新词语中,打破了一直以来规范汉字作为自源语素的惯例。多样化各层面语素的频频出现,使汉语新词语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既囊括了汉语崇尚多元文化的意向,也显示了汉语博大精深的特质。如(古字)、(“梅”的异体字)、 D字头(“动”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等。
三是方源语素。汉民族地域辽阔,方言复杂,当今社会生活,各方言区频繁接触,使新造词语自然带上方源语素。如猫缆(台北地区)、蹭爷(北京及北方方言区)、第一老公(香港地区)、新港仔(粤语区)、月光族(港台地区)等。
阶层变异。在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包括媒介特性的客观刺激和大众情感的主观刺激,新词语中出现了非常规搭配的BBA式或ABB式变异,B语素在成人用语中一般不重叠使用,但其重叠式可以出现在儿童学习语言时期。而新词语却选择其重叠形式进入构式,且构式具有开放倾向,表明当前社会用语往往会受年轻人语言记忆痕迹回放的影响,显现出类似儿童习语诉求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值得关注的阶层语言变异现象。一类是BBA式。一般由动词(或形容词、量词、名词)重叠+种属名词构成,新词强调重叠语素的所具有的动作行为、性质或状态,如帮帮族、串串案、笑笑团等。一类是ABB式。一般由姓氏(或具体名词)+动词(或形容词)重叠构成,重叠后的动词(或形容词)往往有拟声、拟形、拟色语用色彩,新词往往指称某典型事件,如朱抢抢、范跑跑、郭跳跳、楼脆脆等。
组合变异。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类是修辞变异,可概括为两种情况:使用仿词的修辞手法,造成的语言变异,如躲猫猫―藏猫猫、舞育―智育、瘾经济―瘾君子、词商―智商、托猪所―托儿所、钝感―敏感、书香干部―书香门第、书香―酒香等;使用借代、比喻等修辞方法,造成的语言变异,如打酱油、秋雨含泪、山寨、网络老鼠、做俯卧撑、牛等。一类是谐音变异,如海归―海龟、毕婚族―必昏族、筷行动―快行动、杯洗具―悲喜剧、鲜女―仙女等。一类是搭配变异,可概括为两种情况:非常规搭配“被××”构式:被山寨、被小康、被全勤等;搭配引发语素活用:名性动用,如黄牛位(黄牛倒卖的考位)、词商(使用词语的能力)等。
新词语的语言变异成因
诱发语言变化的原因与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当代新词语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能够反映新时期新观念新事物,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当然也蕴含着促使其发生变异的原因:
来自社会文化。第一,语言接触频繁与多语多方言现实。语言流变过程中,往往受着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今全球的一体化和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不同文化更容易相互融合。新词语产生在多语多方言现实背景下,自然会大量吸收外来词和方源词,产生语言变异。第二,语言融合与本土化特色。进入到汉语中的外来语素,必将经历固有成分与借用成分的并用和竞争阶段,在语言的融合中,随着外来语素使用频率的提高以及组合其它成分能力的加强,会重新进入到汉语表达层面,适合汉语特征,符合本民族表达习惯,而最终被本土化。
来自社会心理。第一,话语主体。新时期,创制和使用新词语的人群主要是年轻一代,他们对网络、媒体、社会现状有着非常敏感的神经,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会遵循传统模式,而表现为推理、联想、抽象、概括的能力异常活跃,求新、求异心理十分浓烈,这些得以使新词语提高了造词的速度,滋生出更多的变异形式。第二,社会心态。一定时期的语言变异必然是一定时期群体社会心态的反映。④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30多年,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健全的制度、平等的人权、充分的自由、良性的循环。人们有足够的话语权诉求他们的精神层面,体现在词语搭配的语素特质上,表形象、色彩的语素异常活跃,形成了一些看上去比较怪异的搭配,实际上却能够形象生动地表情达意,如草莓男、凤凰男、干物女、鲜女等;人们有有时尚、流行、健康、敢于负责的世界观、价值观,能关注社会、回馈社会,如“门”族词、新式“被”族词、“族”族词等新词语表达充分地显示出了这一点。
来自认知模式。认知语言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人类怎样将旧概念结合起来生成新概念。许多语言的变异都来自仿造思维认知。“吧”、“秀”、“客”开始时都是音译外来成分,但却可以成为汉语的能产语素,主要是汉语使用音译或者意译引进后,广泛流传,并利用仿造的构词方式造词,英语中也会使用这种构词方式,因此说仿造成词方式既符合人类认知,也反映出人类认知的共性。(作者为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9YJA740024)
注释
①刘晓梅:“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5页、第30页。
论文摘要: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明显增大。如何迅速遏止金融危机、迅速遏制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头等大事和一致行动。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
1、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2、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3、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
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
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该如何走下去
美国金融危机既然对中国经济领域带来这样广泛的影响,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应对呢?
首先,美国银行面临破产的时候,一定会有并购的需求,“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我们银行的一个机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指出:“以前美国不愿意让我们介入这一领域,现在他们面临破产愿意让我们进去了。
另外,陈东琪认为应该防止热钱集中大量撤离。因为美国以及国际上的资本热钱为了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撤资一定不是个别现象,我们要加以密切跟踪、监管,看看这个资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大幅度撤离现象。在信心层面,要从宏观的总量政策上面、特别是货币政策上面有一些微调动作,提振或者稳定市场的信心,以防市场信心层面对国内市场打击太大。
再就是美国资本市场对我国产业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制造业市场的影响,陈东琪认为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支持和保护措施。防止影响的深化带来制造业的过快下降。防止出现一个滑坡现象引起的就业下降以及企业大规模的亏损。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方面要有一些基本的措施。还要治本,立足制度建设,加快相关制度的改革,包括新股发行制度、ipo制度、上市公司的分红再融资制度、市场的投资者管理制度、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制度等。在银行层面来讲,应该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经济调整期,它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价格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资源品的价格机制改革是好时机。陈东琪预计,这一轮国际油价的下降可能会时间比较长,而且下降幅度会比较大,70美元以下都有可能。这对我们的成品油的价格改革无疑是一个机遇,今后的定价权可以从此逐步企业化,让企业说了算,这样就可以使政府补贴减少。要不然既补高又补低,油价高了要补消费者,油价低了补企业。当我们把价格放开了以后,我们只有非常规性补贴了。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又可以使我们的油价体制市场化。
另一个要注意的是粮食价格。据农业部统计,今年粮食有可能超过5.1 亿吨,菜仔油、猪牛羊肉也会增产,国际上的粮食下半年也在不停地增加,所以全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粮食的供给关系可能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稳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保护粮农的利益?要早做防备,防止粮食价格大幅下降对农民带来冲击。
在这个阶段,政府还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减税加薪,政府给企业减税,企业给工人加薪。二是与其留着很多的外汇储备,还不如搞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从长远来讲是一定需要的。而外汇储备实际上我们总在受国际资本市场带来的风险压力。
把更多的国家盈余用于长远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规避金融风险,对我们的长期发展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和后劲储备。我们一定要看得远一些,有一个长远的视野,长远的谋划和打算,这样我们可以有很多收获,为下一轮经济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黄晓龙. 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 金融研究, 2007 , (8) .
[2]徐明祺. 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 . 国际金融研究,1999 , (7) .
[3]夏斌,陈道富. 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 . 经济研究, 2006 , (2) .
[4]宗良. 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 . 金融研究,1997 , (11) .
[5]陈炳才. 对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的重新认识[j] . 金融研究,2007 ,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