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8:56
序论：在您撰写泰国文化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与泰国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通常指产品或服务包含大量艺术或创意元素成分所集结之关联产业，所涉及范围广泛且各国规定不一，通常包括软体开发﹑出版﹑广告﹑电影﹑电视﹑广播﹑设计﹑视觉艺术﹑工艺制造﹑博物馆﹑音乐﹑流行产业以及表演艺术等多种产业（定义来自曼谷台贸中心2009年的《“泰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概况”专题报道》 ）。
文化创意产业最早于1997年出现在英国，泰国则是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为了进行经济复苏，在政府的带领下开发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分为四大类：（1）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手工业﹑历史与文化观光；（2）艺术（Arts）：表演艺术；（3）媒体（Media）：电影﹑出版﹑广告与音乐；（4）创意（Functional Creation）：设计﹑时尚﹑建筑﹑广告与软体。
二、泰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概况
以历史与文化观光﹑电影业﹑出版业及创意设计四个典型产业为例来说明。
（一）历史与文化观光
泰国无论是商店、娱乐场所、宾馆旅店、山川海滩、城市建筑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到处有食在泰国、玩在泰国的奇特风味，历史与文化观光是泰国历届政府高度重视的产业之一。泰国在发展历史与文化观光业的过程中一直强调紧密结合当地旅游文化特色，通过举办旅游年活动，民族节目和不断推出丰富多彩的旅游节目，如“泰国旅游年”、“泰国手工艺年”、“泰国妇女观光年”等等。
（二）电影业
泰国电影业近年来蓬勃发展，当代泰国电影崛起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运用现代电影技巧的基础上突出民族特色，挖掘应用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熟练地将一个个泰国故事包装在新潮的影像躯壳之内，最终制作成符合商业标准的颇具本土特色的类型电影产品。在电影创作中，泰国电影正是通过重建本土文化的“主体性”，以小搏大，发展壮大自我，从而与好莱坞影视作品相抗衡。
（三）出版业
由于发达的观光业使得泰国迈向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速，泰国的出版业不断朝国际化及多元化成长。泰国人不喜爱严肃的读书，但并不表示他们完全没有阅读活动。事实上，泰国的杂志可谓百家争鸣，成为泰国出版界的特殊现象，尤其是休闲时尚与设计等类杂志异军突起。无论是外国杂志发行泰文版，或是泰国本土的休闲时尚杂志，在质与量方面都可谓蓬勃发展，反映出泰国人民的创意文化，相对于严肃的阅读书籍更感兴趣，当然也造就杂志的创意产业兴起。
（四）创意设计
近几年泰国曼谷逐渐蜕变为充满原创设计的亚洲新兴生活风格都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泰国创意设计中心的建立。泰国政府近年来致力于设计的发展，为了提升全球竞争力，以“Bangkok Fashion City”为城市延伸，让曼谷晋升为欧洲人口中的“设计之都”，因此于2005年11月，在Emporium购物中心六楼成立泰国创意设计中心（Thailand Creative﹠Design Center，以下简称TCDC）。作为亚洲最具规模的设计研究中心，不但提供平台让专业设计师在此发表作品，还引进国内外创意思维让设计师可以来此取经。让设计变得平易近人，敞开设计大门，开放普罗大众来此参观，获得与时尚创意相关的讯息，成为名副其实的设计图书馆。
三、泰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源头
从时尚﹑影像﹑家具家饰﹑插画到产品设计，他们创意的来源是什么？正是日常生活。仔细体验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认真用心地从日常周围的每件事获得感动，泰国人的慢活，活出了无穷无尽的创意。在全球化的洪流下，风格并不会因此而同质化，泰国人找到一条自己的路，未必适用于亚洲其他国家，但尊重自己文化﹑尊重周遭环境的态度，让泰国变成了一个极具特色及包容力的国家。风格是一种集体式思维的展现。泰国文化创意产业者的共同生活观概括起来有以下三方面：
（一）从生活细节中放大
“灵感可能有各种来源，可能是眼睛看到的，可能是记忆里深层的某部分，不过，这些全都是生活的集结。泰国人无一创意不是来自日常生活，泰国人以同一种语言沟通，以同一种步调生活，在曼谷有许多事情可以看，也很容易感到惊喜，这让我的创作变得非常容易。”曼谷著名的自由插画家Patreeda Prasarnthong开宗明义地说。
泰国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关注生活片段，认为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片段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是这一辈子最难忘的定格画面。走在泰国街头上，你随时可以发现美。可能是路边小贩切好的一包包可以媲美日本版《Elle a Table》的缤纷水果；可能是巷口小店里用月历纸编成的餐具篮；可能是神龛上祭祀的茉莉花串；也可能是上班族身上平整的衬衫。泰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专注细节能力，这让他们在生活的每一个面上都可以发挥到极致，每个人都想着“怎么样让生活更美”这个课题，而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更是擅长于从生活细节中放大，由此产生独特的创意。
（二）尽其所能的与众不同
泰国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从学生时代就展现出了他们想要“与众不同”的欲望。Raffles Design Institute 是新加坡排名前三的设计学校，在2002年成立了曼谷分校。当时Raffles的曼谷执行副校长陈国龙观察到泰国学生想要与众不同的欲望，他说：“泰国学生展现出的创意让人无法忽视。这些学生都有学校外的个人生活，而他们的个人生活则清楚的反应在了他们的作品里，有的学生家里做古董生意，创意来源就是古董；有的学生的创意灵感来自他喜欢的潜水活动，无论灵感来源是什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地展现自我。”
泰国文化创意产业尽其所能的与众不同，泰国的麦当劳餐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全球行走多年的麦当劳餐厅进驻泰国，需按照当地的规矩行事，首先将麦当劳叔叔半翘脚坐在长凳上的形象改变为起身恭敬地合起双手，用地道的泰国合十礼打招呼方式亲切地迎接众人的来访。其次，泰国的麦当劳餐厅在环境设计与氛围营造上不像过去麦当劳餐厅一样偏重于欢乐气氛的营造，而是将人文气息导入整体环境中，以较深沉的红﹑紫色调调和用餐环境，让人踏进这里只想停下脚步好好品味生活，让麦当劳以往的速食形象展现另一番慢活意念。面对美国连锁产业的全面入侵，泰国麦当劳向外界证实了连锁速食产业不再只是食物工厂的生产线，在讲求实效与速度的同时，更尽情地发挥无穷的设计创意。泰国文化创意产业者以本身对艺术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包容连锁速食产业既定的企业形象与体制诉求，却也强调本土化与独特性的展现，让连锁速食产业在泰国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
（三）始于生活，终于生活
新加坡的学生到泰国曼谷读时尚设计，发现泰国同学之间相处非常友善，充满好奇心，几乎没有人沉迷电玩（由于新加坡升学压力很大，学生彼此竞争很强，为了排解压力新加坡学生除了念书，其余时间就是打电玩）。新加坡学生发现，在新加坡可以做的事情只有念书，在曼谷可以做的事情却很多。我国学生到泰国曼谷读媒体设计，发现泰国同学个性开朗﹑乐天随性。一位女生这样描述：“我的室友在路边捡来铁丝，就可以做成灯罩，泰国人很享受生活也乐在生活。虽然，一些泰国人可能在逻辑上比我们稍差一点，但慢活让泰国人在美的感受度上比我们强太多。除了时尚，泰国人最擅长的是产品设计，以笔者的观察，我们的设计通常不是很实际，或是辨识度不强烈，但泰国有太多产品设计，特别是家饰品，简单却很美，而且可使用性非常的强。连泰国电影的搞笑幽默都非常生活化，与香港著名笑星周星驰与日常生活刻意脱节夸张的电影作品很不一样。”始于生活，终于生活，正是泰国创意的不二秘诀。
四、从泰国文化创意产业价值源头中得到的启示
“泰设计”﹑“泰时尚”已经输出亚洲与欧美，在全球舞台上“泰”的容颜与风格轮廓相当鲜明亮眼。然而中国的设计与时尚，对全球或是国内的消费大众而言，形象似乎还是比较模糊。原因出在哪里？泰国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同处亚洲，同样是当代交通发达，历来多文化拼贴影响之地，按理来说中国这种多文化拼贴应该是释放出惊人创造能量的张本。“泰设计”与“泰时尚”或许提供了我们一些思考的线索。
泰国和善优雅﹑乐天满足的天性自然可以安安心心地把人生重心放在自己的生活上，专心地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有心思去关注大环境四季节气的流转，像河水的流向﹑光影的变化﹑摇曳中的花草﹑甚至是各种地形所呈现的不同风貌。
“语言不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交际工具,但它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储存了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文化特征。每个语言对象国的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为了进行顺利的跨语言交际,必须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对于学习外语专业和将来从事涉外工作的学习者而言,除了要在外语上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以外,还要面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通过习得该语种来认知这个民族的行为、思维、心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从外语学习中观察,对不同语言与文化差异进行对比。
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多样化,对非通用语种人才提出了在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上的新要求。对如何提高非通用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课程的教学质量,加强课堂教学策略,实现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每位非通用语种教师的责任。本文以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泰语专业为例,探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的教学实践。
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2010年起,广西民族大学为2007级泰语专业本科生开设了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根据学校本科培养计划,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属于专业任选课,课程设置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该课程语言与文化并重,要求学生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语言和文化的概念、泰语语言特征、文化特征、泰国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关系,以及当前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相关理论。旨在让学生通过各种实例的研究,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各种内在及外在关系,学会分析语言背后的文化特征。课程的开设不仅有利于拓宽、更新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整合四年所学知识,还能让学生在四年级撰写毕业论文时奠定理论基础,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提高文化素质。
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
2.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
外语教学中,语言课程总是作为主干内容来进行设置,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专业学生传统的语言训练,如听、说、读、写、译技能方面一直有较好的经验。但语言教学无法与文化背景相脱离,外语教学中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教学方法,总会自然地融入相关的文化教学,并形成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化教学模式。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人才中一直非常注重对文化的导入,授课教师通常会根据上课内容涉及的主题进行补充介绍,灌输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经历见闻,但内容较为零散。在低年级阶段,针对泰语专业的学生在国内也开设有专门的文化课程,如:泰国概况和东南亚历史与文化。课程侧重的是横向的文化知识铺垫,内容覆盖面广而泛。大学第三学年,在学生赴语言对象国学习期间,开设有泰国社会文化课程。虽然我校的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尚处于任选课的地位,但对于加深对语言对象国的认识又是不可缺少的课程之一,在高年级专门开设语言与文化兼并的课程对外语学习者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二语言教学是跨文化交际教学,包含了教授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教师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堂上的作用就是提出语言现象结合文化因素,把语言放在社会语用背景下教学,提高语言学习者对语言文化的认识。笔者通过关注2010年至今泰国语言与文化课开设的情况看,从教学设计、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等方面发现,其中有值得借鉴的可取经验,同时也存在许多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
2.2.1 教材问题
针对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这门新开设的课程目前没有适合的固定教材可供直接使用,暂时给教学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泰国语言与文化课设定为专业任选课,但语言与文化涉及内容范围广,教师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语言文化现象和特征囊括在36个课时内介绍完整。加上可搜集整合的教材资源有限,时间紧、内容多、任务重,教学准备不足使教师没有完全吃透教学内容,对于语言文化知识不够深厚,缺乏教学经验的教师则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如何上好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保证授课质量,是任课教师面临的棘手问题。
2.2.2 国内外教师教学方法问题
2010年笔者曾教授过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之后分别由另外两位泰籍外教继续担任授课教师。毋庸置疑的是,中泰教师由于文化差异,教学经验各具特点,教学方法也会存在差异,这包括授课内容、手段和侧重点不尽相同,教学成效也必然会有所差异。
笔者在正式上课前曾具体调查过学生对课程的期望,让学生写下希望从中收获到些什么,以便及时调整教案和尽量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提前做好教学计划后,在第一堂课上会先告知学生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及上课内容,让学生在没有课本和教材的情况下明确本学期该课程的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笔者从“泰语语言特点”的角度出发,采用主题分类的方式,利用每周3个课时教授一个相关主题的内容,如泰语语言等级、泰语中的外来词、泰语称谓词和泰国姓名文化等。笔者分主题制作课件,并打印分发课件讲义作为上课资料。授课过程中先铺垫基础理论导出本节知识点,让学生学习该主题中相关的语言与文化理论,举例论证,尽可能地把本节中语言和文化的背景关系分析清楚,然后进一步介绍目前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与论文。最后,安排全班分组后在下一次课进行小组报告,开展自由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在课后去查找更多其它的有关理论书籍阅读,搜集更多的实例来论证,增强理论基础。笔者还特别强调学生的作业报告中所引用资料的可信度,严格要求参考文献、参考书目的书写规范。
从与泰国外教交流教学经验中得知,泰国学生一般是通过民俗学或文学类课程中习得语言文化知识,而授课老师如果是语言学家则会选用历史纪实、史记类书籍作为教材授课。泰国外教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设计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内容,例如:泰国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中的语言文化、泰国风俗中的语言文化和泰国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文化(以警示诗为例)。同样采取主题分类和课件的方式授课,重点讲解一些实用、优美的词汇,分析词汇的含义、词根、文化背景和现今的使用方法,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词汇后能够学以致用。最后,布置相应的练习或完成课后作业,如造句或写作等进行检查。
学生一致反馈泰国语言与文化课相比过去所接触的语言文化知识课难度更深,层次更高。学生对笔者采用先分析后报告的教学方法的评价是,授课内容有深度、有条理,与泰国教学方式相似,对提高泰语专业学生研究水平起到积极作用。而外教身为对象国语言文化的“代言人”语言地道,是可靠的目的语文化信息来源,教学风格具有本土化特色,课堂文化气氛多元,在阐述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背景时更驾轻就熟。可以说,聘请外教授课本身就是一种加深学生对对象国语言与文化学习的过程。
虽然国内外教师的教学方式各具优势,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捉襟见肘。国内教师在课堂教学上的弊病之一是力求一次讲全讲透、面面俱到,笔者在初次授课时一直忙碌于阅读和搜集大量而分散的资料信息制作课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尽可能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问,但由于准备的材料多,往往会造成对教材不够熟悉,照本宣科的情况出现。聘请外教教学同样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外籍教师的流动性大,部分泰国外教是非泰语专业出身,出现教学水平良莠不齐等情况。外教通常对我们国内的教学大纲不熟悉,上课缺乏教学计划,教学设计不够规范,授课内容经常与学生在泰国留学期间已学习过的知识重叠。此外,由于缺乏系统教学和理论参与指导,课堂上容易出现跑题,讲述漫无边际,教学效率不高的弊病。外教也反映,因为泰语中不少词汇是来自巴利文、梵文并且涉及宗教的文化背景,词汇的含义较深,所以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讲解一两个词汇的文化根源,有时需要加快语速或者借助图片教学,学生虽然最终能够掌握,但整个学期下来在专业上的收效甚微。
2.2.3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
大学本科教育一向都提倡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外语专业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对语言使用文化环境的理解。每个学生掌握语言的水平高低和进度不同,文化接受能力不同,自身对新事物新文化的理解和遇到的障碍也不同。是否能够准确地领会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取决于个人语言的能力、文化素质和生活经历。现今社会中不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甚至对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优良传统了解甚少,身为外语专业的学生对语言对象国文化的学习了解远远不够。如果只具备了专业素质,而欠缺人文素质,最终只能成为“单面人”。另外,笔者在布置学生进行课后分组报告中还发现,一些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滞后,获取、处理及运用信息的能力比较弱,这体现在搜集资料的方法和渠道单一,范围窄。再则,由于缺乏理论研究的培养,理论基础薄弱使很多学生不善于分析和综合归纳问题,在报告的论证中往往缺乏可信的依据,并且出现抄袭的情况,小组报告的信息来源、内容及分析结果雷同,缺乏新意。若能加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观察的敏锐性,学会分析语言文化差异,对加强大学生专业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的实践和探索
【关键词】泰国 班清文化 青铜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0-0005-02
泰国班清文化最先发现于泰国东北部的乌隆府班清（即班清遗址）。最早在1957年，当地居民就发现了彩陶。1966年，美国人史蒂夫・杨将无意中拾到的几块赭红色纹饰的碎陶片送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大学进行了科学测定，1967年泰国艺术厅组织了首次发掘。泰国艺术厅和以戈尔曼为首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分别在1972年、1974年和1975年进行了三次联合发掘，发掘面积180平方米，其中1974年的发掘将范围扩大到了班清以外的三个村子。班清遗址于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班清考古地点”之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班清文化的研究，主要以美国学者为主，因该文化的大部分发掘都是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完成的，其中戈尔曼、索尔海姆和怀特师徒一共三代人都投入到了对班清文化的研究中。重要论著有索尔海姆的《东南亚考古》、格罗弗的《东南亚考古》《泰国与东南亚的古代冶金，贸易，都市中心》、海厄姆的《东南亚的青铜时代》《史前的泰国：从早期定居到素可泰》《东南亚大陆的早期文化》以及贝尔伍德的《人类征服太平洋：东南亚与大洋洲史前史》等。中国国内对班清文化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多，以王大道、梁志明、吴春明、李昆声等为主，论文多为对比研究，其中王大道的《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云南青铜文化陶器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陶器的关系》对比了云南青铜文化与越南东山文化和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吴春明的《红河下游史前史与骆越文化的发展》《红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华南的关系》是以红河下游为主，兼论了班清文化，梁志明的《东南亚的青铜时代文化与古代铜鼓综述》和李昆声的《中南半岛三国考察随笔》对班清文化进行了简述。
班清是一处包括了墓葬的综合遗址。墓葬文化层厚4.5米，分为7层。出土物达18吨，按质地可分为陶器、青铜器、铁器及玉石牙器。除人体遗骸外（包括126具完整的人体骨架），还有狗、猪、牛、鹿等动物遗骸及骨器。
其中，陶器出土有数千件。陶色有黑色陶器、灰色陶器、米色陶器和粉红色陶器。班清彩陶闻名于世，其中以红纹陶最为有名。而最常见的是白底绘红纹的白陶，其制作工艺是用水混合泥浆在陶胎上涂一道，然后再描红纹。器表装饰有绳纹、锯齿纹、螺旋纹等纹饰并磨光，纹系手绘，没有使用模具。花纹的线条不重叠，纹与纹之间的空隙宽窄不定。陶器的器形有缸、匙、纺轮。陶缸高颈、深腹、圜底、圈足，器形独特。最小的陶器高15厘米，大的高35～62厘米。最常见的用途是装殓尸骨，也有造型不同的各种生活用具。而不同时期的各种陶器大部分用于盛尸骨，相当一部分陶器保存完好，即使是破损的碎片，也可根据纹饰及外形复原。班清文化遗址的陶片中含有稻草和已驯化的猪、狗、鸡和牛等动物的遗骨。可能是稻作和驯养家畜的迹象，说明当时处于向农业转换的时期，其居民可能已在季节雨水冲积的下游土地上种植稻谷。
该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器形包括钺、镯、俑、矛、鱼钩以及1件小型铜鼓等。其中年代最早的是1件铜矛，为有折尖，其尖部是铁、尾部是铜，说明那时铁是奇缺的，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普及，并广泛用于制作生产工具和兵器，如钺、矛、刀、箭镞等。该矛出土于1座25～30岁之间的男性屈肢葬墓，据推断大约有4000年的历史。除铜矛外，班清还出土了钺、矛等兵器和臂钏、手镯等装饰品。比较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冶铸使用的坩埚和浇铸用的石范，说明这些青铜器是在当地生产的。但班清附近并没有铜、锡原料，应是来自外地。
此外，出土遗物还有玻璃珠饰、玉璧环和象牙手镯装饰品以及狗、猪、牛、鹿等动物遗骸，其中有用动物骨骼制成的男性生殖器。
关于班清遗址的分期与年代，由于地层扰乱、墓葬打破及取样污染等问题都可能存在，因此争议颇多。有人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并提出了人类最早的冶金业起源于东南亚的假设。戈尔曼和皮赛特将班清文化分为七期，长达5400年。第Ⅰ、Ⅱ期墓葬为“黑灰色磨光刻纹陶器”“绳纹器皿”“素面饮器”，出土了1件青铜矛与1件杯形器，年代为公元前3600年至公元前2900年。而彩陶出现在第Ⅳ期，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00年，此期出现了众多青铜器、铜铁合制器，包铁的铜手镯和铁丝编织的手镯。因此，班清文化并非新石器时代文化，彩陶不是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器物，而是铁器时代的器物。而最早的那件青铜矛，若以此年代推算，便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而参与了1974年至1975年发掘的怀特则将班清文化的陶器分为三期：早期为公元前36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有器表饰绳纹、肩部有刻纹的盛儿童尸骨的瓮，颈上饰刻纹或绳纹、外观呈筒状的长颈陶器，肩部饰刻纹或彩绘的外形近于圆球形的陶器；中期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00年，有白陶绘红纹、红陶绘红纹和红色的釉陶；晚期为公元前300年至公元200年。她认为，班清遗址出现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1974年至1975年的发掘有9个AMS测年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怀特将这些已发掘的早期遗存分为五期：第一期的墓葬为“先青铜时代”；第二期的墓葬虽然没有发现青铜器，但居住区堆积中出现少量青铜碎片和坩埚，进入青铜时代；第三期墓葬也未发现青铜器，但1座墓坑底部发现了一青铜碎片；而第四期三段的M34晚于出土青铜矛的墓葬。综上所述，尽管存在样品污染等争议，但根据文化特征及其与周围遗址的对比研究，应该可以认为，班清遗址的晚期为青铜时代，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
与班清遗址可能有紧密关系的有泰国南部的班纳底、班清亨、孔敬府农诺他、班普拉撒、侬娜、谷帕农迪等遗址。这些遗址均有排列成行的墓葬葬俗。应该说，上述遗址可能属于一个以班清为中心的青铜文化，或者说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班清文化的影响。当时的居民普遍为仰身葬，并通常成组成行排列。墓葬的叠压并不普遍。男性、女性、婴儿和儿童相互毗邻。随葬品大多包括陶罐。这些遗址几乎都发现黏土砧，大多数墓葬中的罐可能是当地制造的，也有些是交换来的。而班清遗址的葬俗也有重大变化，晚期墓葬有一种新的陶器风格，许多陶罐在一个浅黄色底色上绘有红色图案。
湄公河中游呵叻高原的青铜文化与下游洞萨里湖的青铜文化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如该地区目前已经发掘过的三隆森遗址中，部分陶器与班清遗址早期的陶器有相似之处，装饰品有玉石璧环、镯、珠饰和陶质的耳环、手镯、串珠饰等，亦与班清遗址相似。
关于班清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除了班清遗址外，泰国佛统府的甘烹碧县、素攀府乌通县和孔敬府农诺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都发现大量的拍印纹，班清和南部的班纳底出现的彩陶，北碧府除罐、钵等，还有三足器和高足器。此外，马来西亚柔佛州出土的大量陶片中也有数量较多的印纹陶。东南亚的印纹陶，据大多数中国学者研究，与有段石锛一样，亦是来自于中国南方。当然，东南亚地区的几何印纹陶是具有本地风格特色的，其中以米字纹、锯齿纹、连环纹、花瓣纹、叶状纹、树形纹为代表。班清的彩陶不见于云贵高原，但圜底罐、尖底罐等形制有的接近云贵高原，而平底罐、圜底罐和圈足壶等是云南滇池、滇南、滇东南，广西桂西和红河流域陶器的主要特点。有学者认为班清文化中发现的三足器、圈足器、盘、釜、豆等器物深受中国广东石峡文化的影响，如云南滇东的曲靖八塔台古墓群发现类似的釜形陶鼎亦是如此，都是百越文化器物。此外，班清文化中的铜鼓形杖头饰、铜臂钏在滇文化中发现较多，应是来自于滇文化，而人像、牛俑、象俑、骑象的俑等做法也见于云贵高原的滇池区和滇西区。而带领手镯则类似越南南部沙萤文化的凸节玉。
总的来说，泰国班清文化是东南亚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铁器时代早期最重要的早期文化之一。青铜文化是在其新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青铜文化代表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湄公河流域的其他青铜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与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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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哲学与文化
2. 人类的文化存在
3. 历史哲学与文化形态
4. 景观与观相
5. 文化与文明
6. 文化形态与历史共时性
7. 中国文化的文化性
title: china philosophy—culture existence and culture morphology
—from nature philosophy to culture standpoint
abstract: the culture morphology in historical philosophy is a humanistic weltanschauung; the thought of the existence of culture is a culture philosophy that is corresponds to nature philosophy of western culture,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s the existence of culture, the nature, history, humankind, society and humanness in the view of china philosophy is consistent.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the historic philosophy provide an especial view for culture study, the synchronism represents this philosophical concept. the china philosophy as meta-philosophy is the culture philosophy or human’s philosophy, which can provide a unified view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sm, in the realm of chinese culture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is complementary each another.
1. 哲学与文化
如果说历史、文化、与社会是自然与人类生存的境域关系，那么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存在性问题就是哲学的视域，从后者去看前者是自然的，前者具有一种客观的前存在或己存在的性质，这正是传统西方哲学的自然哲学世界观，就是说世界和人总是作为哲学视域的对象或内容而存在，哲学的西方起源就是一种本体论的视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是其正宗，但哲学自身一直是成问题的，因为哲学的视域总是具有现时性，哲学能否能成为自己视域中的对象，一直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无法逮住的自己的幽灵，元哲学不是传统自然哲学性质西方哲学的自身本质，传统自然哲学本质的哲学只是自然科学的元学 (meta-physics ) 或者最多是一种哲学学，而不是自身的元学，西方哲学传统统中的终极原因永远只能是自然对象意义上的自身原因，“第一哲学”如果仍然追求客观的终极原因而不能转向存在意义上的自身，哲学 (philo-sophia) 就永远无法实现爱与智慧的自身同一。
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和人文领域批判性认识的增长使哲学视域与存在境域的分野日渐模糊，一方面认识论和方法论如现象学、语言问题等成为了近现代哲学的主题，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自身元学性质如范式理论、宇宙理论、基因伦理问题等己经成为对最具广泛影响力的思想，这些都意味着哲学的基础已开始从一种传统自然意义世界观转移为一种自身本质意义上的视域，这个自身的最终意义当然是人自己，但对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转向人们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在西方传统自然哲学的体系框架中，人总是哲学视域中的被观察、被研究的对象的人，而不是自在自为的自身一致的人，因此在西方文化中，人总有一个客观的被研究、被观察的本体人之外的灵魂（上 帝）。
在西方传统中，形而上学研究是就对世界本源的探索，在人的经验之上，自然之外存在某种终极的东西，是西方文化的“信仰”，一方面，世界作为一种对象意义的存在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把世界万物的经验存在都归结为某种最基本、最简单的原理、先验原则是古希腊人和传统哲学家的基石，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自然”具有一种哲学的纯粹性，是客观性和理性的文化根基，因此，一个客观性的终极的真理或原理作为一种万能知识体系的基础就是哲学家梦想的天堂，直至今天仍在引诱着大科学家们为此奋斗而至死不渝。另一方面，相信人的世俗生存之上还有一种万能万有的超验生存是基督教第一教义，但人对上帝的分离却是一去不回头的现实，人不断地从把对上帝的实现转化为世俗自身的启蒙自觉，在与宗教神学的解脱斗争中，理性就是最强大的工具，但理性自身却不能逻辑地证明自己，这与上帝最终是无法解释的一样，信仰无需解释，但哲学家在经验与理性之间的尴尬使哲学几无立地，莱布尼兹再次将自然的纯粹性引入哲学，康德把自然的纯粹性替换为理性知识的纯粹性，欧陆哲学家信仰先验、重视判断，英美哲学家依信仰逻辑、侧重分析，但无论对于任何一方，世界始终都是存在于传统的自然纯粹性的基础之上，理性对自身的不可证性的绝境，使哲学家的雄心一次次遭受挫折，现代哲学家们大体上已放弃了这种终极纯粹性的理想，但碍于自身传统立场，西方哲学无法有一种“文化”存在意义上的视角，虽然人类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过程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但从自然哲学基础上起源的西方哲学转向以人自己和自身为视角的人文哲学却只是近代才开始的事，哲学家们看不到西方哲学的真正的突破在于能否走出“西方”的框架，走出“自然”哲学的传统，但至少这在历史哲学中看到了先兆，可以从世界历史的文化观走向世界的文化哲学观，即从自然哲学基础上的传统哲学走向文化化的哲学。
从非纯粹哲学的一般的人文学观点发展为真正哲学的文化观是哲学的文化转向，我们就可以有与自然哲学相对应的文化哲学，这种文化哲学不同于较狭义的哲学文化人类学范和围内的文化哲学，也不仅仅是历史范围内的历史意义上的文化哲学，而是与自然存在性世界观基础上的传统西方哲学相对应的文化存在性的哲学。人文或人与自然的对立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但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人不是神的造物而只是自然的延续，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是自然的文化超越，人的存在使自然也文化化了，世界是文化的存在，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的现代哲学定义，这样就是从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哲学转向为本质的文化哲学，这是一种世界观的自身翻转。这种文化哲学即不是学科的元学，也不是一种关于文化研究的哲学，而是自然、人类和人的文化存在的自觉，这正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本质，比如，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中，传统的“天下”观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观而对应于“世界”的自然观，这种对应性表现了中西文化和中西哲学的互补性而不是对立性
，中国哲学意义的文化哲学并不与西方哲学相对立，这正与文化存在不与自然存在相对立一样，文化与自然的一致性正是中国哲学的本质，从传统世界观走向文化观就是走出西方传统哲学的体系而实现自然、历史、人类、社会与人性的一致的哲学转向。
2. 人类的文化存在
通常的历史哲学只是一种历史学的元学，即通过对历史学的再认识去对待历史，那么有没有一种历史的元学？即以历史自身的存在性而表现的历史？这要求一种由不同于传统自然哲学观支持的历史哲学，即历史不被“看成”是自然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历史自身的和自己的“存在”，这时，人的存在与历史才是同一的，在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的研究中，深层次地表现了这种哲学的转向。
在人类学领域，人类被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这种集中性使一般学术研究的自然历史的背景被置换为人自身的发展历史和人类社会的视域，人类主要以自己的产生、发展历史和人的社会生存环境为背景，在这样的视域中，人成为了一种学术研究上的目的和标准，这仍然符合西方学术传统，在西方文化中，历史上曾一次次有哲人高呼“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人是目的”（康德）这样的口号，但这仍然只是把人作为自然和社会最终的形式和目的，人仍然只是一种被研究、被认识的对象，这种存在的人而不是人的存在的观点，最终不能脱离从自然或上帝的抗争中分裂出来的人这样西方文化的本底，人只是一种在最终追求的目的和意义上的人，即使是极端性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只是把人与自然调换了相互的对立位置，而不是真正的人与自然的统一。
在西方文化传统观念中，人是被上帝创造的，但是人的世俗生活却是人自己创造成的，世俗的意义就是现实的人的行为空间，世俗生活就是人的社会存在，在广义的文化概念的意义上，这也就是最大的文化模式，被创造成的人成为实现自己的人，与人类的自然存在转化为社会的存在一样，人成为了人自身、人自身的历史意义上的文化存在，这是不知不觉之中发生的基本观点的本质性转折，在纯粹哲学的意义上理解，文化就是人在自身发展中的自己创造性的存在，即不是被创造的存在，也不是停留在自然中的对象，在此以前，文化只是狭义地被理解为人为的创造，在文化哲学中，文化就具有与真正的人类性即人性的同一，正是在这个基础视域上，哲学最终脱离西方传统自然哲学和神学的本底，在这种最高哲学理解上，文化是”自然中的自然”而不是从自然中分离和对立、抗争的”第二自然”，当然人也就不是被神创造或从神分有的人，而是文化存在的人，文化哲学把文化存在扩展为世界存在，文化哲学也就是人的哲学。
在历史哲学的研究领域中，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独到地看到了一种高于通常历史学中的特别观察方法，他称之为比较文化形态，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最能集中性地表达他的观点方法的一段文字如下：
“在公元10世纪，浮士德式的心灵突然觉醒了，并表现为无数种形态。在这些形态当中，同建筑和装饰并行出现了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民族”形式。从加洛林帝国的诸民族形态——萨克森人、士瓦本人（swabians）、法兰克人、西哥特人、伦巴第人——中，突然出现了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迄今为止，（有意识的和审慎的，或无意识的和粗略的）历史研究把这些文化民族一律看成某种存在的东西，看作首要的东西，而把文化本身看作是次要的东西，看作是文化民族的产物。据此，历史的创造性单位只是印度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等等。由于希腊文化是希腊人的产物，因此希腊人必定很早就已经这样存在了；因此，他们一定是外来移民。任何其他关于创造者和创造物的观念似乎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的一个具有绝对重要性的发现就是，这里所提出的诸种事实导致的将是相反的结论。可以绝对确定的是：各伟大的文化是一些原始的或源头性的实体，是从最深层的精神基础中产生出来的；在一种文化的魔力下，民族乃是文化的产物而非文化的作者，不论是在民族的内在形式上还是民族的整体表现上，都是如此。这些控制和塑造着人类的民族形态，跟各种艺术及思维方式一样，也具有风格和风格的历史。雅典民族之为一种象征，不亚于多立克式的神庙，英国人之为一种象征，不亚于近代物理学。世上有阿波罗型的、麻葛型的、浮士德型的民族。阿拉伯文化并不是“阿拉伯人”所创造——事实正好相反；因为麻葛文化开始于基督时代，阿拉伯民族代表了那一文化最后的伟大创造，一个共同体通过伊斯兰教而结合在一起，就像此前的犹太人和波斯人的共同体也是通过他们的宗教而结合在一起一样。世界历史即是各伟大文化的历史，民族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形式和容器，这些文化的人们在里面实现他们的命运。”(西方的没落，吴琼译，第二卷 第六章 城市与民族（c）原始人、文化民族和费拉 三)
这种文化的先在性是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但文化的存在性在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中是难以找到传统资源支持的，西方主流学术传统中二元对立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世界没有三值逻辑，因此其它的理解难于被传统学术意识形态或学术规范所接受，比如，卡尔·波普 (karl popper，1902－1994) 就提出过“第三世界”的独特见解，他认为物理世界（世界i）和精神体验世界（世界ii）之外有一个人类知识的客观的世界iii，虽然这仍然是处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但远未能发展成为一种主流哲学，斯宾格勒并没有文化的存在性的哲学观念，当然也没有将他的思想提升到真正的哲学纯粹性，他的学说只能停留在一种思辩的前哲学中，实际上，文化的存在性只有在中国文化的境域和中国哲学的视域中才是自然的，这就是文化与历史的同一性，尽管对历史的存在性可以有诸多看法，但历史与人类、人或人性的同一性这种本质不可怀疑，这正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本底，这种同一性不仅排除了自然的对立性，也排除了神学的超验性，只有在文化存在、文化境域和文化的视域中，自然、历史、文化与人性的一致性才能得到真正统一的理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与社会的同一性才能最终得到阐释。
“文化”这个概念与“历史”一样，其存在境域就是“社会”，实际上，一些历史学家如历史年鉴学派就以一种历史和社会交织的新史学的眼光看待历史，以一种历史中普通人的生活的整合这样的文化方法处理历史；与此相似，也有人类学家如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把具体社会生存看作一种立体的文本进行文化阐释性，这样，文化和历史一样，具有社会存在的元学阐释性本质。在中国文化的境域和视域中，文化和历史是同一的，是一种自身的存在意义上的元学，但这却是一直困扰着西方哲学家的传统困难，因为在西方传统中，既缺乏历史的文化承继性境域，因此也缺乏文化的历史性本质的视域，这样，虽然“文化”在今天已经成为最显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现象”，但文化的存在性仍然是西方哲学和人文社会学视而无睹的盲点。
3. 历史哲学与文化形态
在近、现代历史研究中，历史哲学大体上仍然只是自然哲学在历史中的应用，这虽然与西方传统学术思想一致，但与历史的本质并不相容，因此在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中时有自相矛盾的理论冲突，按照自然哲学的基本观念，历史就会具有一种可以逻辑化的发展规律，因此许多学者如维柯、歌德、黑格尔、孔德等等就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但这些理论最多只能是一种对历史的阐释方法或历史学的一种有争议的研究工具，即是无法历史验证的，也不会有一种科学预言的意义，这样历史哲学本身的意义也就成了问题，实际上历史哲学所能做到的主要是对自然哲学用于历史的方法批判，比如对实证主义方法的主张或批评就是历史哲学一个主要论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具有自身特殊意义的历史哲学是从斯宾格勒开始的。
在斯宾格勒的研究中，历史被脱去了由历史学家加置其上的种种理论框架，历史不被看成是单线的、分期的、进化的体系中的历史，每一种具体的历史具有一种自身的存在的意义，斯宾格勒的比较文化形态的方法，企图以不同于传统自然哲学的文化方法去处理历史， 这一点正是他的雄心：”正如伽利略在他所著“试金者”一书的名句中所说的，哲学是自然的一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现在，我们期待着一位能告诉我们历史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和应该怎样去读它的哲学家。” “我们的论题原先只包括有限的现代文明的问题，现在却扩展为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在形而上学方面已经枯竭的西方土壤所能产生的未来的哲学，一种西欧人的心智在往后的阶段里所可能产生的唯一的哲学。它将扩展成为一种世界历史的形态学（morphology of world history）的概念，即作为历史之世界（world-as-history）的形态学的概念，其与迄今为止几乎是哲学的唯一主题的作为自然之世界（world-as-nature）的形态学概念正相对照。它将重新审视世界的形式和运动，审视它们的深度和终极意义，但这一次是按照一个完全不同的安排来审视：这次安排的组织，不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包含所有认知对象的总体图像中，而是放在一个生命的图像中；这次安排的呈现，不是把它们看作既成的事物，而是看作正在生成的事物。”
(西方的没落，第一卷 第一章 导言 三)
把世界和历史看成具有生命的本质性这样的观点并不稀罕，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斯宾格勒的特殊处在于他通过把历史压缩到一个狭窄的纯文化视域，借助于传统的美学和艺术批评方法处理历史，从而使历史成为文化“景观”，使历史具有一种(纯)文化视角的研究方法，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西方文化中历史与纯文化的艺术具有起源上的同质性，这是斯宾格勒能够建立他的宏论的基石，借助于美学理论和艺术批评方法，他能够借助西方历史中大量的纯文化现象的重绘历史的文化图景，斯宾格勒援引歌德的艺术眼光和尼采的反理性主义哲学，由此他实现了通常历史哲学的批评立场向文化哲学的转向。
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反叛确实能够从纯文化领域发轫，比如近代西方历史的转折就是以文艺复兴的方式走向历史舞台的，但这首先是历史，事后的学术视野只是一种反思，而且在西方传统的学术体系中，科学与人文相隔阂，本质的自然哲学与人文意义上的文化扞格不通，历史与艺术的分化而获得一种科学的客观性，因此历史学具有一种自然哲学的基调，所以实证的历史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是相容的，而历史哲学却总是对自然历史的批判视角上对待历史，因此历史哲学的兴起主要是对既往历史学的理性分析和批判，但历史哲学与历史学毕竟不同，所以历史哲学家眼中的历史总是文化意义上的历史，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框架就相当于一种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文化观，但与黑格尔不同，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是历史学本身的文化化，他不过是借艺术批评方法的文化回归，但历史哲学并不能取代历史学，艺术更不能取代历史，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能够做到用“世界历史的形态学”直接代替传统的”历史”，斯宾格勒是西方第一人，但也是这个原因，斯宾格勒得不到历史学家的认同，也不能得到哲学的归化，但在一种正在兴起的文化热中引起无穷的兴趣。历史哲学并不具备有哲学的文化化翻转能力，因此历史哲学的成果并没有引发西方哲学领域中的文化转向，
当然斯宾格勒的雄心远不是他所发轫的纯文化领域，他用“观相”的方法几乎遍历了从数学、物理学、技术、经济、政治等所有的知识、社会领域，在第一卷结束时，他总结道：”浮士德式的智慧所指向的最终课题--虽然它只有在其最兴盛的时刻才能认识到这一课题--就是要把一切的知识都融入一个庞大的形态学的关系系统中。” 虽然如此，斯宾格勒仍然只是在“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框架中重新处理所有的人类知识领域，西方文化基于自然哲学的基础而使科学与人文相对产，科学叩不开对人文学的大门，斯宾格勒也只能在哲学大厦的门厅中止步。斯宾格勒没有遵循西方哲学传统对终极、纯粹、先验、本质、理性等等概念的理论研究方向，也不是追求认识论上的纯粹性和方法的分析批判性，而是直接展示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存在，在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内，斯宾格勒找不到能够表达他的思想的概念、范畴、和逻辑方式，斯宾格勒的所有术语、观点、言说方式与传统哲学无法沾边，在主流哲学的体系中他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最多与反理性主义的尼采相知己，他只能用自己的一套术语、象征、比喻和艺术批评式的风格表达他的思想，甚至斯宾格勒的观相方法和景观体例可以认为具有与现象学等相类似的方法论与体系的统一性，但完全无法取得现象学那样的哲学地位。他的书并不晦涩，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联想充满天才的洞见，但比喻的广泛性和寓言式的意义却令人难已追随，神启示式的独断、巫师式的预言，比如，最后的文明阶段的描述和以后得重回野蛮的再循环，即使在隐喻的意义上也令人难以接受，但他对他世界的解读却多少是似曾相识地得到证实，就象一个艺术评论家对一幅油画的或一首交响乐充满激情的而又费力的解释一样，令人向往但无法插话，他对于纯文化的艺术如诗歌、戏剧、绘画、建筑、装饰，宗教、心灵、情感、习俗等以一种历史整合意义上的文化划分前无古人，他的读者从对他的阅读中能领会到一种强烈的文化精神的气质，但他的研究对于西方学术界来说，是即不能服心地接受又无法拒绝其魅力的。
对于斯宾格勒或许不应该苛求，斯宾格勒只是没有找到能够立足的哲学基石而哲学家们不愿意从他的角度出发来认真地反思他们的哲学基础。斯宾格勒的思想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基础支持才能得到真正的学术严格性，才能把哲学的“普遍性原理”转变为“普遍”的原理性，能够实现这一点唯一只能依靠中西哲学的真正融会贯通，这一点的实现也就是传统西方哲学从自然哲学基础向文化哲学的转向。
4. 景观与观相
斯宾格勒将文化形态理解为一种具有类似生命特征的历史或社会现象，实质上是企图以生命来解释文化的存在而不是以生命来解释历史，因此一方面他否定历史的单线发展理论，另一方面又以生命从生到死的自然循环来说明文化的周期性，这样，他只是以文化代替历史而不是研究文化以阐释历史。要把一种心灵的审美理论转变成真正的哲学理论，斯宾格勒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歌德的先导下，“景观”和“观相”成为了他的理论工具，在这种视野下，世界不再有那种客观的清晰性，而是一种朦胧的艺术或有机形态，这就是西方人所不熟悉的文化形态的世界观的魅力：
“所谓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就是纯粹观相的活动，对于这一研究，除了借助歌德的自然研究的过程，不可能得到更好的说明。歌德研习矿物学，他的眼界同时自行结合到地质史的一个纲略中，在那里面，他所忠爱的花岗石的意义，几乎等同于我所谓的原始人在人的历史中的意义。他研究了一些著名的植物，研究了生物变形的原初现象，以揭示所有植物生存的历史的原始形式；进而，他又对在那时还没有被充分掌握的植被的纵向上升与螺旋上升的趋势提出了非同寻常的深刻见解。他对骨化现象的研究整个地是基于对生命的沉思，这一研究使他在人身上发现了“颔间骨”，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脊椎动物的颅骨结构是从六种脊椎骨发展出来的。这所有的种种，没有用到一个因果律的概念。他感受到了命运的必然性，正如他自己在“未完成之歌”中所表达的：你只能这样，你无法逃脱自我。太初的神谕，往昔的先知，皆已言之凿凿。时间与任何权柄，皆无法将生命的形态毁损。凝神注意着，看那生命如何展现自身。'“（第一卷 第四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 十一）
在这个基础上，斯宾格勒以比较形态学的名义予以应用于历史而使历史文化化：
“然而，‘人类’本来就既无目标，又无观念，亦无计划，与蝴蝶或兰草等没什么两样。‘人类’只是一动物学的名称，是一空洞的字眼。但是，当我们祛除幻影，打破魔圈，立即便会看到惊人地丰富的现实形式——……在这里，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灵、景观等等，……都属于歌德所言的活生生的自然，而非牛顿（newton）意义上的死气沉沉的自然。我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幅漫无止境的形成与转变的图像，一幅有机形式的奇妙的盈亏的图像。相反，专业的历史学家则把它看作是绦虫一类的东西，只知道不断地把历史时代一节节地往自己身上增加。” (第一章 导言 七)
“艺术的形式跟战争和国家政策的形式联系起来了。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面和数学方面，宗教概念与技术概念之间，数学、音乐和雕塑之间，经济学与认知形式之间，都将显示出深刻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这本书还将突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伟大的形态学关系群在世界历史的整个图像中各自都象征性地代表了一种特定的人类，它们在结构上是严格对称的。正是这一透视法，才第一次向我们打开了历史的真正风格。” (第一章 导言 十六)
斯宾格勒甚至把它的观相方法应用到自然科学上：
“在西方，用系统的方式处理世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已经达到并通过了它的顶点，而观相的方式的伟大时代尚未到来。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在这块土地上仍有可能存在的所有科学，都将成为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一种广泛的‘观相学’的一部分。这正是‘世界历史形态学’的意义所在。在每一科学中，在此科学的目标以及内容上，人们说的尽是有关自身的故事。科学的经验即是精神的自我认识。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刚刚谈论数学的一章，亦是观相学的一章。我们所关心的不是这位或那位数学家的意图，也不是学者本身或他的结论对知识积累的贡献，而是数学家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是他的作品作为他自身现象的一部分的表现，是他的知识和目标作为他的表现的一部分的特征。只有这些对于此处的我们最为重要。数学家即是一种文化的代言人，通过他，我们可以了解那一文化，而他作为人格和心灵，作为发现者、思考者和创造者，则属于那一文化的观相学。”(第三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 a 观相的与系统的 五)
透视科学家与科学的关系当然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生命个体与文化的生命之间不是能直接比拟过渡的，自然界中的生命是以具体的个体形式存在，但文化却不能被看作某一种个体，人们都知道生命个体具有生命，即以生命方式存在的个体就是生命体，因此不是生命个体就是生命，生命是生命个体的生命现象，文化是具有这样一种现象特征的，因此我们常说文化象征或文化现象，但对于文化本身来说，最多只在纯文化意义上才有直接载体，如美术、建筑艺术，诗歌等等，所以斯宾格勒不得不主要依靠纯文化的表现和美学、艺术批评方法，但当斯宾格勒“观相”历史意义上的文化”景观”时，就是将历史看成为一种有生命的艺术品并对其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但斯宾格勒远没有达到康德那样的对审美判断的哲学高度，斯宾格勒仍以生命个体性存在看待文化，所以他无法避免一种文化像生命个体一样，一定走向没落、死亡的必然命运。文化虽然被他看成是生命的有机体（形态），但这只是一种比喻的层次，即不是理论自身的逻辑，当然也不是对文化形态的本质的真正理解，生命、文化本身不能应用逻辑，但是理论必须具有自身逻辑的严格性，无论你如何描述、解释，但比喻不能成为定义，比较描述不能代替理论自身的逻辑，斯宾格勒没有将文化和文化形态真正的概念化，没能进入文化的哲学视域，文化的存在性不能清晰被阐释，所以也就无法得到文化形态的真谛，这正是斯宾格勒的局限性。
从音乐与、雕塑、建筑的纯艺术领域，到生命、心灵意象与感的世界，尽管斯宾格勒描绘了一种历史透视画，毕竟囿于西方文化背景的限制，他无法完全摆脱他长成的文化，斯宾格勒始终只能在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自然哲学为基础的客观世界之外徘徊，他最终无法征服的山峰就是人、人性与文化的同一性，所以他也无法真正理解文化的存在，尽管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以问文化是什么开始，虽然观相与景观的文化形态具有透视的同一性，但这不是本质的同一，而只是一种纯文化的审美，文化形态没有得到一种区别于自然生命的真正说明，文化形态没有真正的哲学的根基，观相的方法和景观理论也没有成为一种具有学科学术意义的方法论、认识论的理论，文化观也就不会成为真正的、纯粹意义上的哲学，斯宾格勒自白：”必须承认，我在那些暴风雨的岁月中所写出的东西，只是对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的事物的一种极不完整的论述，在今后的日子里，我的任务就是联系事实，寻找能使我以最有力的形式表达我的观点的表现手段。”
(修订版序言) 而他以后，学术界甚至没有看到对文化形态研究的真正进展。
5. 文化与文明
斯宾格勒所理解的文化形态是对生命的比拟，这样他也就把个体生命的过程简单地理解为文化的周期，因此斯宾格勒“把文明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有机逻辑的结果、完成和终局，”“在本书中，将第一次在一种周期的意义上用它们来表达一个严格的和必然的有机发展系列。文明是文化的必然命运，依据这一原则，我们可得出一个观点，使历史形态学中最深刻和最重大的问题能够获得解决。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论，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化，是继母土和多立克样式、哥特样式的精神童年之后的理智时代和石制的、石化的世界城市。它们是一种终结，不可挽回，但因内在必然性而一再被达成。” (第一章 导言 十二) 这样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只是一种外加的逻辑，而这种逻辑并没有在斯宾格勒的理论中形成，他没有达到人性与文化同一性的理解，虽然他理解到文明是文化的外在和人为的状态，但同时把文明理解为文化必然达到的最后阶段，这令人非常遗憾，他由此推论：从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在古典世界是在公元前4世纪完成的，在西方世界是在19世纪完成的。 “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至终结--这便是历史之‘没落’的全部意义所在。在这些没落中，古典文化的没落，我们了解得最为清楚和充分；还有一个没落，一个在过程和持久性上完全可以与古典的没落等量齐观的没落，将占据未来一千年中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早已经预示出来，且今日就在我们周围可以感觉到--这就是西方的没落。每一个文化都要经过如同个体的人那样的生命阶段，每一个文化皆有其孩提、青年、壮年与老年时期。” (上卷 第三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 七) 这样的论述在理论的自身和对象上都没有逻辑性支持，具有独断性，他对文明的定义并没有使我们学到更多的东西。这导致他得到人们无法接接受的结论：
“对于西方人来说，伟大的绘画或伟大的音乐不再是什么问题。他们在建筑方面的潜力，在这几百年来，已发挥殆尽。只有外扩的潜力，还有发掘的余地。不过，对于充满了无限希望的、健康而且生气勃勃的一代人来说，及时去发现这些希望中有些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坏处。如果注定要破灭的恰恰是人们最为珍视的希望，那么，一个经得起一切考验的人是不会因此手足无措的。对于某些人来说，要他们在其决定性的岁月屈从于一种信念，承认自己在建筑、戏剧、绘画等领域已经没有什么可征服的，这问题确实是悲剧性的。可是，如果他们做不到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现在，若干世纪的工作终于使他能够在与一般文化框架的关系中去观察自己的生命中的意向，去考验自己的力量和目标。我只希望新的一代能为这本书所打动，把自己投身于技术而不是抒情诗，投身于海洋而不是画笔，投身于政治而不是认识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 (第一章 序言 十四)
实际上，只有在文化与人性的同一性中，我们才可以理解：文明是文化形态的疑结，文明是文化生命的有机载体而不是死亡的躯壳，生命个体可以死去，文明的阶段可以老化，但生命时时新生，文化在变易进步。人即是最终意义的文化，也是文化的文明实现，我们是通过文明表现和表现人性和表达文化的，历史在双重意义上与文化、文明同一，这样的理解在中国文化的境域中是自然一致的，因此文明不是文化的终结阶段，而是永远的历史的进步阶梯。
6. 文化形态与历史共时性
文化概念首先是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表现自己的特殊意义的，历史哲学的发展酝酿了文化概念的哲学纯粹性，历史哲学中所包含的历史共时性的思想则是文化形态成为一种历史哲学观的表现。历史共时性 (synchronism) 相对于历时性 (diachronism) 正是历史文化化的关键，在历史共时性视域中，基于历时性的自然观被共时性的文化形态观替代，自然哲学的对象性被人的自身的起源和生长的自身意识性所替代，因此历史共时性与文化形态是相互阐释的两个概念，历史共时性是文化形态的哲学解释，文化形态是历史的共时性视角。
历史共时性与形态性的思想在斯宾格勒的研究中是通过歌德的中介引入的：
“生物学用器官的‘同源’（homology）概念来指谓形态学上的对等，以与关涉着功能对等的‘类比’（analogy）概念相区别。这一重要的、且在结果上最富成效的概念，是歌德首先提出来的（他经由这一概念发现了人的上腭的颚间骨），而由欧文（owen）运用到严格的科学形态中；我们也要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我们的历史方法中。……把‘同源’原则运用于历史现象，可带给‘同时代’（contemporary）这个词一个全新的含义。我所谓的“同时代”，指的是两个历史事实在各自文化的真正相同的——相关的——位置发生，因此，它们具有真正等同的重要性。……我希望说明的是：在宗教、艺术、政治、社会生活、经济、科学等方面所有伟大的创造和形式，在所有文化中无一例外地都是同时代地实现自身和走向衰亡的；一种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其他所有文化的内在结构是严格地对应的；凡是在某一文化中所记录的具有深刻的观相重要性的现象，无一不可以在其他每一文化的记录中找到其对等物。”(第一卷 第三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八)
“同源”是历史性，“类比”同态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同构性，它们如何转换成“同时代”的文化形态学概念以及更纯粹的历史共时性，斯宾格勒并没有这样的清晰逻辑， 他只是把生物学的功能类比中包含的历史同源性内在关系直接引用为历史的同时代性，斯宾格勒只是说要把自然哲学观念的既成的事物（things-become）转变为正在生成的事物（things-becoming），但这只是一种艺术式的比喻而没有提供这种理论结构，因果性与有机性之间的关系只是被替代了而不是被论证了，因果联系、规律性等等可以不在他的历史之中，但他的理论本身必须有逻辑的基石，命运不可预测，但仅仅引征命运不能成为概念和理论。
斯宾格勒的思辩中的这种歌德式的艺术眼光是天才的，但不是逻辑的，他不理解同时代或历史同时性中时间被抽象的哲学意义，甚至没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样的历史哲学的精粹性，但文化形态具有“同时代”意义的“现在性”这种文化存在的内涵，至少，斯宾格勒是向往的：
“现代历史学家总为自己能保持‘客观性’而自豪，可恰恰是在他们的这一引以为荣的行为中，他们天真地和下意识地显露了自己的先入之见。……一种真正的浮士德式的历史研究还根本没有出现。这样一种研究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超然去承认，任何的‘现在’都只是因为有某个特殊的一代人为参照，才成其为现在的；世代的数目是无限的；因此，在看待现在本身的时候，必须像看待某个无限遥远和陌生的东西一样，必须把它看作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在历史的整个图像中，其重要性既不比其他时段更大，也不比其他时段更小。”(第三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a）观相的与系统的 一)
这正是历史共时性的哲学意义，这样历史成为一种世界观，这就是文化的存在视域，每一个历史时期在它们各自的“现在”的意义上都要是同时的，因此斯宾格勒强调事物“正在成为”而不是“成为”的那样一种时间性，比如他突现希腊艺术的“现在”性，他强调他所谓的描述性、创造性的观相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正是在于对“现在”性的不同理解、态度和方法。斯宾格勒正是基于这种对现在这一时间概念的历史同时性阐释而使他的“西方的没落”具有一种历史研究中从来没有过的透视的重合性。
当然斯宾格勒沉湎于他对巨大对象的直觉处理之中，表现了他的跨越性和启示性，但艺术的直觉在此无用武之地，而他的理论直觉并没有上升到真正的哲学高度，比如“西方的没落”上卷中斯宾格勒对不同民族历史的鸟瞰就似精神分析式的，他的“麻葛式”“浮士德式”之类用法更加象弗洛依德或荣格的术语而不象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那种意义的，对“存在”或“此在”（being there）与“意识”（consciousness）的理解就基本是心理学意义的（下卷第一章 起源与景观（a）宇宙和小宇宙 ），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图像，节奏、紧张、极性、张力之类的划分等等，并没有更清楚地理清价值、知识、真理、经验等等之间的关系，艺术式的领悟和比喻
，如光、视觉与心灵之间描述等等甚或是感人的，但对理论本身的清晰性无所补益，艺术世界需要朦胧和任意，但理论本身不能，艺术、诗歌、音乐或宗教等可以比哲学更切近存在，但只有在理论自身的的清晰性中，文化的存在与形化形态才能被描摹现身，正如他的一个比喻“这就犹如：当我们告诉一个儿童他手中的物件的名称时，他的双眼就会炯炯发亮起来。”
尽管如此，斯宾格勒对存在和存在的意识的区分的直觉仍是卓越难及的。比如斯宾格勒强调希腊艺术的“雕塑性”性质和对不同的古代建筑的空间艺术风格比较就是卓越的美学和艺术批评观点，但对于他来说，空间性相对于时间性的哲学意义只是模糊地包含在“现在”这个直觉概念中，而这一点却正是所有艺术（“造型精神和音乐精神”）的最深刻哲学本质，但艺术并不就是哲学，艺术只是在空间中表现的从而只是间接地表现空间的意义，斯宾格勒只是借助于艺术批评的观点和方法把直觉思辩化了，因此他的文化形态研究才能在历史领域中立足，或许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种关键，这种基于文化存在的时空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美学和艺术批评观点实际上成为了“西方的没落”的学术方法的最大特色。
当然，艺术与逻辑之间的关系正是西方文化所不能提供的两种文化之间的过渡，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上，文化是人类的社会存在模式，在哲学人类学的视角上，文化是人类的社会性存在，在思辩的历史哲学中，文化形态与人类的历史相同，诸如此类的观点和方法造就了一大批专门化的但相互重叠的学科和缠绕不清的观念、观点和方法，这一切都根源于对历史和文化复杂多层次关系的不同理解，比如，各文化形态都具有青春期，成熟期等这样的历史必然过程，这与斯宾格勒所反对的在历史中进行古代—中古代—现代这样的划分不同在于，需要有从一种从自然哲学的历史观改变为一种文化存在世界观，即文化的哲学观在历史中的运用，这就要求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转变，这完全不是思辩的哲学方法所能胜任的，斯宾格勒也难于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授受，共时性概念基于历史本质的文化性而不仅仅是某些文化的某种同构性，罗马式的秦国的帝国主义、奥古斯都式的秦始皇只是某种比较相似性，不能引证为历史本质的文化性，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是境域与视域的交织时空，因此你即能以文化性来解释历史性，也可以用历史性来解释文化性，但这两者的分别是重要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在历史学中，你只能以历史性来解释因果性而不以因果性来解释历史性，而在文化形态研究中，文化如生命一样具有的必然的历史过程，只有在哲学的领域中，历史与文化才可以有同一性，历史可以理解为最大的文化周期，而文化也可以被理解为最长的或唯一的历史过程，这甚至是一种现代宇宙论意义上的课题了，比如人们可以问：宇宙的起源和历史过程是否是循环的抑或是唯一的？
斯宾格勒的思想当然是受文化唯一性的历史观支持的，因此他坚称： “‘历史的人’，依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并按全部大史学家对它的看法，乃是一种正全力向着自我完成前进的文化的人。在此之前，在此之后，在此之外，人是没有历史的。”（第二章起源与景观，（乙）高级文化的类型，六）但斯宾格勒没有文化的人和人的文化这样的概念区分和它们的同一性的理解，因此，虽然他把文化形态的研究推到学术研究的前台，但不可能有文化形态的精确的定义理论，历史共时性概念也只能是一个炼金术式的咒语，斯宾格勒的历史同时性与荣格的心理共时性概念一样，无法最终脱去神秘性的面纱。
7. 中国文化的文化性
文化形态学方法不同于传统科学中的实证综合和抽象分析，它是通过对各种表象、现象进行比较、整合成可描述的观念形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模式研究如露丝·本尼迪克 (ruth benedict 1887-1978)等就是成功的典范，但历史研究的因难远超过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范围，需要全新哲学的支持，尽管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等等历史和文化理论学家有了对种种文化的卓越研究，但文化和文化形态理论的丰富和深遂性远远超过普通的学术范围，文化的千差万异的变化与文化的历史性传承之间的秘密就与世界和生命的秘密一样是永远的哲学。
要真正理解文化与文化形态，而又要避免神学的超验诉求、克服主观独断的思辩臆想、突破实证方法的隔膜，只有在中国文化的境域和中国思想视域中才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中，人对于历史是自身感悟和教化式的理性觉醒，历史的本质内在于人的心灵，流动在情感的血液之中，生活习俗、日用语言、生活态度、人事关系都是历史的影子，历史是“历史的现在”而不是“现在的历史”，人与历史不是阿波罗式的忘怀或浮士德式的追求，而是从无意识中不断地文化自觉，心灵与情感是中国文化的文化性的载体，中国人对历史的领悟的是一种历史使命感，历史的使命感就是历史在人生境域中的历史共时性，这是历史共时性的个人最高境界，这是人性的自觉而非仅仅是历史的反思，是历史的思想与人性自觉的统一，历史的本质与人性同一就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和许多西方学者一样，斯宾格勒是误解中国文化的，他把中国悠久的编年史当作一种单线化的历史观 (第二卷 第二章起源与景观（乙）高级文化的类型 二)，他完全不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的今天”与西方文化的“今天的历史”的区别，斯宾格勒的对文化景观的观相是一种叠置性的艺术批评操作，依靠形式或功能的比较性而不是主要依靠文化的历史本质性，比如，他用罗马法在不同文化中承继的比较关系来论述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三章 起源与景观 c 各种文化间的关系)，很难说是形态学的，而这实质这是法的本质渊源性所支持的，只有在“历史的今天”的中国视角上，历史与现在才能同一性地展现文化形态性，这样，文化形态才是历史的自身，而不是过去的历史存在，这正是基于一种文化化的世界观而不仅仅是历史哲学的历史观。
（一）文化传播的概念厘定文化传播（又称为文化扩散），是思想观念、经验技艺和其他文化特质的传播，包括以辐射为主的横向传播和以继承为主的纵向传播。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采用，对传入的文化未经加工直接接纳过来，主要是发明创造、家训族规等；一种是间接传播，是对外来文化进行创造，产生一种新文化，如法的移植，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等。过去，文化传播主要依赖人的迁移和流动。但随着交通、通讯的发达，文化传播媒介增多，传播种类也逐渐增多，如饮食文化传播、服饰文化传播、旅游文化传播、网络文化传播、体育文化传播等。文化传播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引发社会变革的重要原因。如，随着“绿色革命”在全球如火如荼的进行，引发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由“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自然文化发展为当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由此可见，理性的借鉴和吸收各种生态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条件，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
（二）生态文化的传播的概念厘定生态文化是一种价值观，传播生态文化其目的在于让生态文明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生态文化传播的对象是人数众多的社会性群体，是大众传播。伴随“绿色文化”在全球的蔓延，生态文化也自成一个体系，发展了一系列的人文社会科学，如生态伦理学、生态艺术等，同时也形成了以生态文化为内容、以物质为载体的各种产品。这些无形的意识和有形的物质都是生态文化传播的结果。但是文化的传播过程和受众的接受程度取决于文化的实用价值、难易程度、文明声望、时代适应性和抗逆性等多种因素。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生态文化要实现有效的传播就必须要在这些因素上最大限度的接近大众心理，将生态文化的传播作为一种公共性的意识形态扩散，而不是商品的传销，简单地套用商业广告的传播形式。曾讲过，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由此可见，生态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除了要借鉴其他文化的传播形式之外，最主要的是要从目标定位、受众定位到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的确定等方面，都能紧紧围绕着“民生福祉”，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实现生态环境最普惠的价值为目标。
二、我国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现状
生态文化在农村的传播是建设美丽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当前农村生态文化的传播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没有物质文化的保障，精神文化层面存在大量的空白，制度文化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都将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困扰着农村生态文化的有效传播。
（一）农村生态文化理念缺失我国农民本身文化水平偏低，再加上广大农村长期处于缺乏文化引导的状态，生态意识淡薄，生态文化贫乏也就成为现实。虽然农民对自己生存的环境原本也有保护意识，但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如，在丰衣足食的环境下，农民会关注周围的生活环境，从物质保障到精神重视，表现出良好的生态文化观；反之，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环境下，加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在农村地区仍然根深蒂固，人就只能着眼于当下，不惜掠夺、破坏村里的公共资源，冲击乡里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表现为目光短浅，涸泽而渔，向耕地要粮食、向山林要产出。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生态观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大多只关注经济发展，广大的农村地区，没有文化宣传站，也就没有在农村开展环境保护和生态文化的宣传活动，村民也就没有了知识的来源。另外，在农村基层组织，村干部们也是从普通农民中选举产生的，他们的生态意识并不比普通农民强，所以就形成了当前农村地区从村干部到普通农民群众生态意识薄弱、生态文化缺失的现状。
（二）农村基础设施保障缺乏由于在广大农村地区，生态文化理念普遍缺失，导致在农村地区的发展重心长期停留在经济建设上，资金不会投入环保这一高投入低产出，甚至零产出的公益事业上。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土地利用率低，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城镇化脚步加快，部分耕地被用于工厂、城镇的建设，加剧耕地面积的减少。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不断开拓耕地面积，提高土壤肥力。他们一方面采取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方式，增加耕地面积，这样直接造成水土流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导致耕地面积的直接减少。另一方面通过农药、化肥提高土地肥力。短时间内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却导致土地自我修复功能降低，甚至丧失。而且各种化学物质的使用，造成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残留农药、化肥随雨水流入江河湖泊，造成饮用水的污染，再加上各种农业固体废弃物未得到科学的回收利用，胡乱堆放，也会污染水源和土壤。这些错误的做法致使农业的自我修复功能受到破坏。与此同时，农村的生活垃圾日益成为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基层组织从干部到群众生态观缺失，导致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没有意识到应该如何建立与环保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致使大部分自然村没有建立垃圾焚化池，偶尔有几个固定的垃圾存放地点，但没有专人定时处理。于是河边、桥下、田间地头都成了村民眼中的垃圾坑。
（三）农村生态文化制度缺位我国长期以来在政绩观上奉行唯GDP马首是瞻的观念，导致各级政府把全部精力都集中于抓经济上，关系到民生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尤其是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是一种有投入没产出的公益性事业。地方各级政府在这方面都不愿意花太多的心思，尤其是对于农村村委会来说，更是不愿意花费人力、财力、精力去投资。如在山区，房屋往往是依地势而建，居住分散，生活不便。当条件具备后，经常几个自然村村民集中在某个地势较平坦的村庄建房定居。这样就形成了几个村村民杂居的情形。再加上农村本身规章制度就不健全，于是就出现了村委会虽设有文化活动中心，但除了村干部用大喇叭通知村民相关事务之外，几乎没有发挥其他作用；村庄虽建有垃圾池，但村委会难于管理，或者管理不善，经常是垃圾溢出，臭气熏天仍无人理会。当然，有些村委会制定一些制度，但农民个体意识仍然存在，致使监督不力，这也是导致农村生态文化制度难以贯彻的重要原因。我国现在生态文化传播面临诸多困难，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上发展日程。自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相继提出建立生态文明的理念，十报告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丰富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容，将资源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等内容充实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来[3]，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操作性。国务院还将福建省列为生态示范区，支持该示范区的建设，为全国生态建设提供模板。
三、推进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途径
在农村推进生态文化传播，既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目的，也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农村生态文化传播中所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寻找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现实路径。
（一）夯实基础设施，为生态文化传播提供坚实保障在农村推进生态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农民生活富裕、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要实现这两个目的，离不开经济基础这个强有力的后盾。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所以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就要在农村推广生态经济模式，鼓励发展生态农业，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从而为农村生态文化建设提供可靠的物质上的依托。同时，各级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制定专款专用制度，定时拨款，协助村委会修建文化宣传的设施，如文化广场、生态文化宣传长廊、生态文化家园；帮助设计整齐划一的居民住宅，绿化、美化村庄道路，加快建成美丽中国。让农民生活在生态、和谐、美丽的环境中，就能够切身感受到生态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最终促进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积极性[4]。
（二）提高生态意识，让生态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在某种程度上说，生态文化的传播与形成是人与人、人与周围环境互为影响的结果。我们的理性抉择应该是大家都尽可能的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在相互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影响、良性的循环，共同致力于生态文化的有效传播。首先，要提升村民的领头人———村干部的生态意识。他们生态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全村对生态文化宣传活动的重视程度。现实中，大多数村干部文化水平有限，生态意识较弱甚至是零，面对上级传播生态文化的要求,也只是敷衍。然而，生态文化传播和教育工作很大程度上依靠村干部，因此地方政府应当经常对他们进行各种生态文化培训。其次，要提升村民的生态意识。村民是生态文化传播的受众，其生态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生态文化传播的效果。提升农民生态意识关键在于加强生态文化教育，应该把生态文化教育作为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终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中对成年农民的社会化再教育尤为重要。只有生态文化的观念深入人心,才能使农民真正意识到生态文化的发展对于自身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三）建立健全制度，畅通生态文化传播途径坚持理论和制度创新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作风，是在农村传播生态文化，建设美丽中国的可靠保障。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解读十报告时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我们的制度进行改革、改变，形成适应生态文明理念要求的制度[5]。所谓生态制度文明，既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关系的客观体现，又是维护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6]。各级地方政府应当从农村生态安全、农村生态卫生、农村生态产业、农村生态文化四个方面抓起[7]，从农药化肥的使用到生活垃圾、污水的处理，从经济的发展到文化的传播，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环节。在农村也要建立起完整的村干部考核机制。这一机制的制定要以对政绩观的重新认识为基础，实行绿色GDP评价体系，干部绿色考核评价体系，将节能降耗、社会保障、文化发展、高新制造业比重等纳入考核范围，确立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生态产权制度、生态税收制度、生态核算制度[8]。同时，加入村民投票环节。因为干部政绩的好坏，群众最有发言权。最后，任何制度的施行都离不开行之有效的监督，所以村委会要设立村民监督和检举的渠道及操作性强的奖惩办法，让村民感受到国家环保的力度和决心，为生态文化在农村的顺利开展创造制度条件。
国内如火如荼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实践呼唤并激发了相关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并催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概括而言，这些成果主要围绕着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与性质、思想（哲学、文化）基础、功能与价值、目标及路径等六个方面。
（一）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定义的界定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的基础。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学术界尚未出现公认的定义。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分别进行了定义的界定，笔者将其归纳为“5说”：（1）生态系统说：祝杨军（2010）在其硕士论文《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目标与实现路径》里，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主张大学校园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以生态哲学视角切入的、消除了本体论意义上二元对立的、理想目标与现实路径相统一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体系[4]；于巍（2014）同样基于生态学的学科背景，认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社会经济等复合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不仅具有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而且可视为一个区域性的、抽象的生态系统[5]。（2）和谐文化说：庄景全（2009）从文化学的视野出发，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校园内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它是一种有利于学生成长、发育的文化，重视教育的人文性和对个体生命性的尊重。”[6]不过，事实上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包括学生、教师等的众多利益相关者，而本定义的利益相关者主要聚集在学生身上。（3）新文化（观念）说：林莉（2002）主张，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新取向[7]；张娟娟、宁岩鹏（2012）认为，校园生态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观念”[8]。（4）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说：叶宗波（2005）提出，校园生态文化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是把握道德价值的重要载体[9]。（5）五要素反映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指在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和谐作用于校园以及与校园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对师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团体意识、群体形态和行为体系”的直接反应，是师生共同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具有和谐性、整合性和与时俱进性[10]。总体来说，尽管学界尚未对校园生态文化做出统一的界定，但基本上认同上述“五要素反映说”这一观点。
（二）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议题，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四生态化说：胡祖吉（2007）指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包括学校传统和现代文化观的生态化、教学生态化、管理生态化和行为生态化，具有科学化与前瞻性、系统性与规范性、和谐性与持续性的特点[11]。（2）三文化生态说：高永蓉（2006）认为大学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必须借鉴生态文化理念致力于校园文化生态的建设，构建良好的管理生态、学术生态和信息生态，以推进新世纪大学的可持续发展[12]。（3）全新文化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及徐建芬（2008）均认为，校园生态文化是全新的校园文化，它强调校园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和谐发展的关系，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既要重视客观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又要重视主体人的主观意识方面的培养[13]。（4）三特定环境说：田传信（2012）强调，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可为大学生发展创造良好的特定环境：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14]。
（三）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哲学、文化）基础思想、哲学或文化基础事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深度，其重要性非同小可，故研究者对此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说：贺旭辉（2004）认为，坚持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正确认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含义和建设的必要性，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大学文化传播、开发和研究，有助于坚持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15]。（2）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说：冯婕、祝杨军（2008）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具有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元素。它一方面揭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存在的系统性、开放性、超越性和动态性；另一方面，又从本体、价值取向和历史性的视野指出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源头和走向或归宿[16]。（3）生态价值观说：刘艳华、张冬玲（2009）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指校园中全体师生员工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而共同创造所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7]。（4）儒家文化说：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建设校园生态文化应努力寻找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挖掘儒家文化中和谐观念、义利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内在价值，发挥其积极作用[18]。
（四）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功能、价值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问题，研究者们也提出了多样化的观点，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1）践行说：徐达（2012）认为，构建校园生态文化是对“生态文明”的践行[19]。（2）育人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认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有利于师生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师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和充满生机的文化观念，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3]；佟瑛（2008）指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实现育人的功能[20]；吴烨；朱玉芹（2011）提出，优秀的校园生态文化品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环境和氛围，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催人奋进的激励作用和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21]；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高校校园生态文化承载着“育人重任”[18]。（3）保证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大学持续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4）关键说：朱玉芹、吴烨（2011）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一个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23]。（5）基础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强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高校的必由之路[10]。（6）“三生态”说：刘月岭、武立敬（2010，2011）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作为人类生态文化的具体样式，作为生态文明走向生态文化的路径选择，具有“生态育人、生态立校与生态服务”的功能。显然，“育人说”是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的主流观点。
（五）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未见直接的、系统的研究报道，也未出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目标谱系。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或着眼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此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有的具体，有的抽象。概括起来，有“4说”：（1）四目标说：祝杨军（2010）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目标包括教育目标、学术目标、环境目标和系统目标四个部分[4]。（2）三目标说：于巍（2014）强调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实践目标由人才培养目标、学术科研目标及和谐环境目标三部分组成[5]。（3）文化共同体说：张华、闻彦（2011）认为，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注入生态精神，形成文化共同体，是生态文化背景下建设校园文化的目标[26]。（4）四生态化说：李国新（2012）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目标分别为教育目标的生态化、学术目标的生态化、环境目标的生态化及系统目标的生态化[27]；可以看出，本目标的“四生态化说”与祝杨军（2010）的“四目标说”在目标的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显然，除“文化共同体说”外，其他“三说”在目标谱系上具有一定的交集，即均将教育、学术和环境纳入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系。
（六）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涉及到理论与实践对接的问题，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设想、措施或建议，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分别为：（1）四层面说：叶宗波（2005）认为，可从校园建设、学校管理、学术研究、情感交流等四个层面上创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9]。（2）三层次说：佟瑛（2008）提出，要围绕校园物质文化、校园精神文化和校园制度文化三个层次来展开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20]。（3）二环境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应从外部和内部环境构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10]。（4）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主张，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可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学校园人际关系和行为体系[22]。（5）生态教学观说：刘海仁（2013）提出，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应树立生态教学观以促进生态课堂中师生生态主体生命质量的升华，并推动校园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28]。（6）景观设计说：李静（2007）根据安徽大学新校区南实验楼———笃行南楼的现状与特点，提出了“体现景观特色，营造文化家园”的设计思想，主张应遵循自然式植物配置原则，在相似的空间环境中，展现不同的景观效果和独具特色的校园风貌[29]。（七）其他相关研究以上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议题研究成果的主流，此外，国内的个别研究者还关注高校校园生态文化运行机制的构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基于大学所属层次（佟英，2009[30]；朱玉芹，2011[23]）和学科专业（朱玉芹，2011[19]）的建设特色，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与其他管理、服务活动的关系（徐建芬，2008；王改红，2011[31]；胡薇，2011[32]）以及关于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机理。对于后者，张华、闻彦（2011）探讨了校园生态文化共同体的生成、核心价值的建立及文化信念和精神品质在多重文化系统中的共享和浸润对校园生态文化利益相关者的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催化作用[26]。
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一）存在的问题概括而言，国内研究者在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方面视野较开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成果已达到了较深的理论深度。然而，也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或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定义、内涵与目标的界定等方面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尚处“百家争鸣”的状态，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在内涵方面也是“百花齐放”，也未出现获得共识的表述；在目标的论证方面也呈多样化的态势，目标体系欠系统和全面。研究者们基于自己的学科背景或个人喜好各执一词，这有碍于相关研究理论水平的提升，也制约了实践指导效果的提高。因此，规范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与内涵等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2.在研究内容的结构方面比较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意义、功能、价值、重要性、对策等阐述过多，而对一些基础性、专业性的问题（如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基础理论、建设资源评估、建设效果评价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文化需求调查等）鲜有研究，后者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可能说明后者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的难点。然而，后者却涉及到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的完善、对实践指导效果的提高等诸多重要问题。因而，它们应该是今后相关研究的主攻方向。3.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对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问题进行一般性描述、经验性介绍或主观性对策建议，以思辨、定性研究为主，实证、定量的研究缺乏，研究尚显粗放化。今后，新的研究方法的创立、相关学科（尤其是生态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运用以及基于某些具体高校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证、实验研究将受到重视并成为主流。
云南红河州被誉为“民族歌舞之乡”、“民族歌舞的海洋”，彝、哈尼、苗、傣、壮、瑶、回、布依、拉祜9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同胞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彝族尼苏支系主要分布在红河州石屏、建水、弥勒等县，“海菜腔”、“沙攸腔”、“四腔”、“五三腔”等“四大腔”是他们的大型声乐套曲，“四大腔”和其中某些腔调组合而成的“变体腔”统称为“大曲子”。“大曲子”丰富多彩，影响较为广泛，在云南民族乐坛享有较高的地位。
一、“大曲子”的汉语、彝语比较
红河县阿扎河乡垤施村一带的尼苏人世代相传着一系列的民歌和歌舞音乐，形式多样而出色，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日常生活、爱情婚姻、农耕劳动、常识教育等等。其中民歌类有史诗歌、情歌、山歌、习俗歌、儿歌等。歌舞音乐类有栽秧鼓舞、罗作舞、踩荞舞等。虽然当地的尼苏人能将汉语流利地应用于外界交流和现代日常生活之中，但在他们的歌唱活动中很少透露出汉语的影子。
流传于红河南岸红河县阿扎河乡垤施村一带的史诗歌《努衣特》唱词谐音摘要：“阿迷八米麻格波，阿格艾尼麻格波，手都阿迷麻格波，阿乎都尼默格讷，都扯阿其诸格供，手都阿迷麻格比……”。歌词大意摘要：天下有大地，啥和地无伤，人生命已绝，终是一寸土；岩羊走四方，会走爬山岩，无能窜地边……。山歌《咿呜哦》唱词谐音摘要：“乔哦阿桥，我土木古果，无及不交罗，汤午不交了阿，罗阿乔哦，尼亚代木果果，且达尼达拉，尼达且达替，达列尼阿罗乔……”。歌词大意摘要：嘴巴动起来，人心沸腾起来了，伙伴！欢乐的时刻到来了，伙子姑娘集中了，大家唱起来呀跳起来……。流传于红河南岸绿春县牛孔乡一带的劳动歌《栽秧鼓舞》唱词谐音摘要：“白莫阿蹉马格木搓，拉涅依努马格木打，阿蹉赛作托诺马吃格里，左格来诺茨格里……”。歌词大意摘要：山上的橄榄吃了好多，山上的清水喝了好多，吃橄榄的时候感觉不甜，吃完回味是甜的……。
由此三例可见，红河南岸的尼苏音乐文化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仍然保持着本土文化的面貌。
和红河南岸不同，北岸的尼苏民歌存在原生态和汉语彝化并存的两种形式。比如，石屏县哨冲乡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交通比较落后，在这里生活的尼苏人的民歌仍然以原生态形式存在。情歌《阿哩》的唱词谐音摘要：哎索衣罗里喂，赛列赛列作赛，哎索喂，哎哎色列大列子戛拉，哎索衣罗喂。塔责斯多尼多达，哎索喂，目哎此列多里格戛拉，啊索衣罗喂。歌词大意摘要：小姑娘小伙子一起唱玩，都有点害羞不好意思，相互说不要谦让了，赶紧唱啦，要谦让就回家去。思念调《阿托撒莫尼》的唱词谐音摘要：呵索索玛尼里啊，微尼撕塔拉里里啊，哎艾得作色玛尼作啊。歌词大意摘要：出门时间长了，思念家乡，思念父母亲。
在石屏、建水一些地方的唱词却为汉语彝化方言。比如，沙攸腔-拘腔片断摘要：时候有个了，好个时候了，我喊众花园，来唱来讲玩，满园尼风流，满园尼好玩，不会不奈何，还是哥拿罗。晓得妹会讲，晓得妹会唱，会唱只消唱，歇会跟不上。四弦你罢慌，二弦你罢忙，要等妹开腔，要等妹想想。海菜腔-空腔片断摘要：隔山听见，隔河望见，师傅老板，唱曲讲曲，又得听来又得舍。四大腔的正词-试曲摘要：芭蕉树来小坡脚，飞到这边不敢落。脚踩丫枝不敢站，口中有话不敢说。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尽管红河尼苏音乐多数保留着原生态的文化特征，但其中也有着明显的汉语彝化痕迹。二、“大曲子”中唱词和诗歌的关联度
有关“大曲子”的主要正词，当地有“点字眼”的说法，说明其为“大曲子”的核心内容。主要正词多为七言四句的结构，共28字，也有42字结构的七言六句，这种情况只在某些非凡氛围中才出现。比如，挂曲摘要：太阳出来红丢丢，打把金钩挂热头。日头挂在金钩上，郎挂小妹在心头。热曲摘要：月亮出来白又白，郎是白纸妹是墨。黑墨落在白纸上，千年万古不变色。离曲摘要：送郎送到大树脚，大树叶子对对落。拿片叶子揩眼泪，揩揩眼泪各走各。这些都采用七言四句结构，琅琅上口，质朴生动，意蕴明晰。
我国古代汉文化最早产生的两种文学形式是古代诗歌和古代神话。中国古代的诗歌和音乐关系极其密切。汉朝的不少诗用骚体写成，由于受到民间七言歌谣和骚体的滋养，后来出现了七言诗。到了唐朝时期，七言诗的写作规律被确定下来。“四大腔”的主要正词的七言结构和汉文化的七言诗吻合并非是一种偶然巧合，而是和汉文化长期影响和渗透有密切的关系。试看三例，闲曲摘要：山歌好唱口难开，石榴好吃树难栽。郎像金龙来戏水，妹像鲤鱼跳龙门。串曲摘要：天上星宿排队排，地上灯盏配灯台。红漆桌子配板凳，美貌小姐配秀才。热曲摘要：大田割谷小田堆，路边落火风来吹。哥是火炭妹是灰，吹死吹活在一堆。这些“大曲子”主要正词中大量应用了比、兴手法，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大有触景生情的韵味，使得言语妙趣横生，至臻达意。
三、“大曲子”和汉族民族文化的关系
既然“大曲子”是“四大腔”和其中的某些腔调组合而成的“变体腔”的统称，那么“大曲子”一词本身就有着浓烈的汉文化色彩。隋唐时期兴起的民歌称“曲子”，其中包括汉族和其它民族的民歌。“曲子”产生自民间，便学便记，亲切熟悉。宫廷将民间广为流传的优秀曲子收集上来，进行填词、再创作，使它注入新鲜内容而大大增强其艺术性。经过填词加工的曲子又流传回民间，经过社会筛选，这些曲子被相对的固定下来。“大曲子”主要唱词七言四句的结构某种程度上和诗歌的结构契合，以及随处可见的比、兴手法，不能不使我们推想这就是彝汉文化历经千百年融合、创造的结果。
另外，从曲体结构特征中也可以找到填词再创作的痕迹。“大曲子”的曲体结构具有“套曲”、“长歌”的特性，和在结构上讲求形式美、曲体结构相对庞大的隋唐“曲子”音乐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曲子”的曲体结构布局严谨，有五部或三部式结构。简单地归纳起来看，呈示部为拘腔、设置主体材料；发展部为四六句正曲，开始更新材料或转换调式；再现部为落腔，词腔回归；尾声为白话，比较风趣有味，带来。透过复杂多变的旋律已经表现出比较规整的曲式结构特征，这在红河州彝族原生态民间音乐中，只有“大曲子”才发展到如此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文化受到各界人士空前的重视。云南素以丰饶的民族文化享誉国内外，这些文化个性鲜明、独具特色，彝族（主要是尼苏）人民的“大曲子”更是中华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她曲调时而美丽抒情，时而高亢激昂，演唱时真假嗓声结合应用尤其显得委婉动听。我们对“大曲子”文化形态的考察探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人们对她的熟悉，对推动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以及推进民族民间音乐的现代化转型起到积极的功能。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