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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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体制要想从根本上完善财政体制改革，就必须要选择完善预算体制改革，而要完善预算体制的改革，最关键的一个方向就是加强对预算的监管力度。通过实现单一账户与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法，才能从根本上加强效率建设，完善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加大规范力度。国有资本预算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从这方面促进预算体制改革才能更好地将预算体制上升到一个更加良好的平台，对社会主义税收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税制转型实现税制转型主要通过四个方面体现。首先，要想不断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增强管理财务的主动性，加强管理各级政府的财务分配，发挥主要的财政职能，就需要采取建立分税制度的办法。其次，通过采取抬高补助额等举措来完善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缓解了部分地区被迫增长经济却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去促进其持续发展经济。此外，统一所得税制度，将所有的企业按规则展开公平竞争，可以平衡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后，把增值税作为主体，将消费税与营业税作为补充，建立新型的流转税制度，将计划经济税制转变为市场经济税制，一方面增加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能确保我国税收制度的正常实施。
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1.财政税收制度存在不足我国当前的财政税收体制仍然留有局限性，使得财政不能均匀分配，影响了宏观调控，主要原因第一是由于财政收支没有合理分配，呈过度集中的态势，第二是由于非税收收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归纳在政府的财政收入管理体系之内，第三是由于某些重要的税种不在征收税负的范围之内。
2.预算体制改革存在不足如今国内所施行的财政预算制度由于涵盖范围面窄且地方政府预算体制不够先进，导致出现了严重的资金问题。这样的预算体制实在是不适合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也与整体发展规划格格不入。同时没有严格的监管部门对财政预算进行规范的监督指导，使得某些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进展。
3.财务管理存在不足在不断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方政府通过采取精简结构、精简人员的方法来节约成本，这样的做法缺失了部分甚至全部专业的管理财政税收的人员，让财政税收在管理方面暴露出很大的漏洞，不能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此外，正处于转型期的财政管理队伍难免出现能力参差不齐的人员，容易发生事故，不能有效地管理财政税收工作。
4.转移支付存在不足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可以通过中央的财政支出来调节差异。由于各地区转移支付类型的选择重点不同，以及缺乏监管部门强有力的监督，在转移支付中就容易出现官员腐败或者效率低下等不良现象，会增大不同地区的收益差别，不利于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
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创新性建议
1.建立财政管理体系要想建立既高效又精简的财政管理体系，首先应该逐渐实现征收税收机构的统一化，此外建立省、市、县甚至乡镇的财政管理机制，然后建立地方政府的债务解决办法。这样的上下一体化管理同时配以严格的监管力度，能够以很高效地的工作效率进行财政管理工作，最终达到规范化。
2.建立健全预算管理体系扩大预算涵盖范围的同时健全包括经常性、资本性等预算的复式预算体系，最大程度地将财政收支加入到预算管理的范围之中，从而达到大范围多元化的预算管理，最大限度地惠及民生。
3.建立合理的转移支付体系建立健全转移支付体系，就要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相整合，首先增加前者作为支付手段的比例，将后者作为补充相结合，合理安排二者的结构比值。其次，将资金分配公开化、透明化，对转移支付支配办法进行改革。
4.建立健全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设立应该以促进科学平衡发展为基本目标，建立公平的税收结构，合理调控宏观税负水平。首先不应给纳税人造成太重的负担，确立适中的税负水平，而在减轻纳税人税外负担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地提升。此外，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改变税收结构，将营业税或物业税作为主要税种，同样也可以重置直接税与间接税两者的比重，也可以选择及时加收环境税来合理分配资源。
5.建立健全财政体制财政体制的建立应该紧密结合我国的具体实情与发展需求，统筹兼顾，最大可能地实现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稳定与平衡。要做到这样就应该让中央政府将部分实际权力下移至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能自主行使部分权力，此外在中央财政收入稳定的基础上将其余地方政府合理分配，然后在二者财政支出比率保持合理稳定的前提下，让中央对部分支出直接管理，缓解地方压力。
四、总结
税收是政府主要的财源，又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刻，加强税收征管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与加强征管相比，更重要的是加快税收制度和税收体制改革。当前，以下诸点应予以关注：
1、理顺纳税人与税收征管人、公务员之间的关系，确立纳税人的主人翁地位。
税收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途径和形式。劳动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纳税人，无论是自然人或者法人，他们所缴纳的税金都来自劳动群众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纳税人与政府之间是权力和义务对等的关系。公民作为纳税人具有照章纳税的义务，同时又享有接受政府及其雇员所提供的服务的权力；政府及其雇员拥有依法纳税、领取俸禄的权力，同时又必须履行对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这种权力、义务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仆之间的关系。纳税人是社会的主人，政府公务员则是为纳税人服务的公仆。古人把官吏称之为百姓的“父母官”。其实，纳税人供养了政府及其官吏，而不是相反。政府及其官吏绝没有超越公仆之外、凌驾于主人之上的特权。明确这种主仆关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税法要实现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首先必须规范这种主仆关系，并给予法律保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主仆关系在人们心目中却往往被淡忘，甚至被扭曲、颠倒。特别是一些官员并不珍惜手中的权力为纳税人服务，他们肆意侵吞公共财富，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他们所作所为不仅背离了人民政权和执政党的宗旨，而且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
2、依法照章纳税，废止自上而下地下达征税指标的传统做法。
税收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表现在：纳税人必须依照税法从其收入中提取法定数额作为税金上缴政府；政府税务部门依法向纳税人征收税金；司法部门依法查处违反税法的行为。纳税人照章纳税，税务机关照章征税，是规范化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依法税收才能做到公平、公正税负，防止偷逃税，才能防范税务人员营私舞弊，贪赃枉法。
但是，税收的强制性和税务机关自上而下地下达指令性税收指标，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在制定年度财政预算时，为实现预算收支基本平衡，对税收作出初步预测，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逐级下达指令性征税硬性指标。这种办法违背了市场经济通行准则，十分有害：第一，它会破坏公平税赋、合理负担的原则，征税时做不到公平、公正。因为税务机关并不是根据纳税人当年经营实绩和实际收入征税，而是以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指标为根据，参照纳税人上年缴纳的税金进行分摊。所以就会出现该多征的却少征，该少征的却多征，当年税金缴纳越多，次年税负就越重。第二，滋生弄虚作假，征过头税。税务机关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置法律不顾，用各种办法凑足指标。例如，先征后返，贷款纳税，抽肥补瘦，超前征收等。当年任务完成得越好，税收基数越大，由此便形成恶性循环，把“依法治税”拖进死胡同。第三，为偷漏税提供缝隙。税务部门一旦完成任务便不寻求新税源，该征不征；纳税人千方百计偷逃税金。第四，为税务人员搞权钱交易，滋生腐败提供土壤。税务部门按上级下达指标征税，是典型的“人治”、“权大于法”的表现。它使某些税务人员无视税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使国家蒙受损失。所以，自上而下地下达指令性税收任务的做法是违背市场经济通行规则的，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3、根据扩大内需和深化改革的要求，全面改革税制已经提上了日程。
近20年，税收制度经过了多次调整和改革。现行税制是1994年以抑制经济过热、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而制定的。当时虽然提出了“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但在税制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现在随着形势的变化有必要进行全面修定。在修定税制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应予以特别关注：
首先，按照国际惯例可否考虑取消农业税。目前在农业税项下每年向农民征收税金约400多亿元。按农田计算，每亩征收20多元。农业税在全国税收总额中的比重不到3％左右。这个数额并不算大，对整个预算收支影响不大。近两三年政府年度预、决算收入都保持了较高的增幅。去年预算增收1000多亿元，决算又比预算超收1000多亿元。如果狠刹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等不正之风，特别是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财政增收节支的潜力是很大的。第二，免除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农民，扩大内需的难点也在农民。免除农业税，这个数额对政府来说是十分有限的。但对农户来说却可以增强他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从而增加即期消费和投资的支出。第三，在提取“三提五统”的同时，征收农业税，违背了公平税负的原则。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实际上承受了双重税费负担，在缴纳农业税的同时，还必须上缴“三提五统”。如果把农业税比作个人所得税，它的起征点却远远低于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近两年农民年人均现金收入仅为2000多元，月均160多元，远未达到800元起征点。所以，农民的法定税费负担比城市职工重是不容置疑的。第四，目前市场经济国家均未开征农业税，不仅如此，政府对农产品还实行价格补贴。中国“入世”已成定局，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改革税制势在必行。
其次，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已迫在眉睫。当前，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十分严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分化加剧。据权威人士分析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达到0.456。一方面已形成了一个不是靠勤劳发家的暴富阶层；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庞大的待救济的贫困阶层。然而，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工具的功能，在现行税制下却被窒息。这主要表现在：该开征的税种迟迟不出台，如社会保障税，致使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严重滞后；不该征收的却征收，例如收入低于800元起征点的职工，省吃俭用在银行存了点钱，却要缴纳利息税；该抵扣的不扣除，例如赡养老人费用、教育费用等；重复征收，例如企业按33％税率缴所得税后，分配给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还要再征收20％的税；平均主义一刀切，例如不管储户储蓄金额多少，一律按同一税率征收利息税，等等。此外，在个人所得税征管办法上，目前主要管住了工薪收入阶层，管不住个体和私营业主，致使大量税金流失。所以，目前改革个人所得税法已刻不容缓。按照调节差距、公平税负、统筹兼顾的原则，把分类征收和综合征收结合起来，改变现行单项计征办法。
4、为适应加入WTO后形势的变化，改革现行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实行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公平税负。
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资，我国实行内外有别、内高外低、内重外轻的税收制度。例如，外资企业购置进口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购置国内设备实行退税；有些地方实行“两免三减”等更为优惠的政策。这对大量吸收外资起了重要的激励作用。这些年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这是和此项税收制度分不开的。但是，内外有别的税制却不符合市场经济通行的公平税负的原则。又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由于税法不统一，内资企业的税负大于外资企业。据测算，由于实行此项政策，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是外资企业的两倍左右，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承受了比外资企业大得多的沉重税收负担。这是导致大中型企业大量亏损的原因之一。内外有别、内重外轻的税制是不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我国加入WTO之后，必须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外资企业进入的限制将被取消。在这种条件下，原本在技术、管理和资金方面居优势的外资企业如果在税收方面继续享受政策优惠，我国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平等竞争从何谈起呢
5、为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积极创造条件，加快由抑制投资的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过渡。
1994年税制改革将产品税改为增值税，这是税制改革的重大进步，对抑制经济过热、治理通货膨胀、保证税收增长，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现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对购进资本品在计算增值额不予抵扣，不利于企业更新改造，不利于激励扩大社会投资；存在重复征税，征收范围没有涵盖全部生产、经营和服务领域；由于不采用通行的规范的发票扣税法，为偷漏逃税提供了便利。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则可以避免上述弊端。从近期看，它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社会投资需求的持续增长；从长远看，有利于建立先进的规范化的税收制度。
6、规范税外费征管，减轻纳税人的税外费负担，并逐步将游离于财政之外的收入纳入政府预算。
（一）财政税收本身结构不健全
财政税收是我国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重要经济手段，财政税收在进行经济调节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矛盾，造成财政税收的调节也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人们的经济水平还有待提高，财政税收在调节的过程中势必带来一定的社会矛盾，影响财政税收工作的有效开展。我国财政税收存在结构上的不健全和不合理，表现在税制结构上的不合理和财政支出结构上的问题，如增值税和营业税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和交叉征收现象，财政支出在转移性支出方面存在不科学的现象，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目标的有效实现，表明我国财政税收的结构还有许多问题。
（二）财政税收体制不合理
当前，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财政税收的各项管理机制和制度不能够保证财政税收工作的顺利实施，造成财政税收工作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当前的财政税收管理部门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财政税收工作在实施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多方面力量的约束和影响，造成税收工作的低效率。其次，税收体系不健全。税收体系的缺漏，不仅造成了财政收入的损失，影响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造成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缺乏充足的资金来源。最后，财政税收的监督机制不健全、不合理，造成财政税收工作人员缺乏有效的执行力和约束力，影响财政税收工作人员工作实施的有效性，不利于工作人员尽职尽责、高效完成工作职责，产生许多违法乱纪行为，给税收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三）财政税收的预算机制不健全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推行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并取得显著的效果，我国在税收体制改革及财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进展和成绩。但是，我国当前的预算机制还不够健全，造成财政税收工作无法顺利进行。当前我国财政税收的预算机制得不到重视，预算管理的覆盖面较窄。地方政府在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十分滞后，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缺乏透明度，没有体现公共财政的目标，财政资金造成不同程度的挪用和浪费现象，缺乏科学的、合理的年度预算计划，财政预算管理缺乏严格的审批和监督审核机制。预算机制的不健全给我国财政税收的宏观调控政策造成许多不利的影响。
二、推动财政税收工作的深化改革建议
（一）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
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是影响财政税收工作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改革和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健全和完善政府转移性支付体系，以促进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的结构和比例。中央政府实施转移支付，应该充分考虑地方的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科学分配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比例，保证转移支付的科学合理性。促进专项转移支付的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有效结合，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在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例。此外，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深化转移支付，保证转移支付的资金的稳定来源，提高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在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上，应该更加偏重对民生民建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设施的支出，加大对教育、卫生、科技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通过在公共服务领域扩大财政支出实现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和服务性，提高财政税收工作的效率。
（二）深化改革财政税收预算机制
复合型的预算体制是我国财政税收预算体制的表现形式，是制约我国财政税收工作的重要因素，必须推动适当的预算体制改革。首先，通过建立专门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促进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能够在科学的、严密的系统中运行。政府应该重视实施短期预算和中长期预算规划相结合，实施复式的预算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复式预算体系，需要进一步扩大经常性预算和资本性预算在内的国家复式预算的范围，将国有资产管理、社会保障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等财政性收入通通纳入预算管理的框架之中，加强对政府预算管理体系的改革，成立专门的预算管理局和预算管理委员会等预算审查和预算监督机构，加强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体制的改革，将预算监督作为深化财政预算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提高社会力量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作用，保证政府公共财政目标的实现。深化改革财政税收预算机制，有效提高财政税收工作的效率。
（三）完善税收的征管与审计工作
在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提高财政税收工作的工作效率必须从征管和审计两个环节加强对财政税收工作的监督。完善税收的征管和审计工作是推动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首先，应该重视对税收征管制度的完善。税收在征收和管理的过程中，存在许多的问题。在征收和账户管理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审查机制，造成税收税额的缩减和流失，存在税款被少征和漏征的现象。因此，应该完善税收征管的制度和程序。采用科学的税务管理软件提高对征税过程的管理。加强对定额的纳税户名单的管理，采用科学的税收管理方法，完善财政税收工作，有效地保证财政税收收入。其次，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促进财政税收工作流程的精简和完善，提高税收征管的一体化和合理性，加强对政府的财政工作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防止财政税收工作出现腐败行为。最后，在财政税收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对财政税收征收和财政税收管理的内部审计。通过开展高效的审计活动，加强对财政税收工作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促进我国的财政税收工作稳定、规范、健康发展，促进财政税收工作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外部性；资源税；矿业权；和谐社会；煤炭财税政策
我国经济长期保持着8%—10%的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也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据统计，从1980年到2000年，我国是用能源供应翻一番来保证GDP翻两番目标实现的；2003年，我国占全球的GDP和出口总额约为4%和6%，但却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27%的钢材、20%的铝和30%的铁矿石。和谐社会不仅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而且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深层次理解，和谐社会必然是资源节约型社会，应该将节约的理念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包括在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依据自然资源的特点，进行适时、适量、适度的开采和使用。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原料，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本文从资源开采的源头入手，利用经济学原理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和谐社会背景下，如何提高煤炭资源在生产领域的利用效率进行研究。
一、煤炭开采外部性的经济学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的煤炭生产一直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悖论，一方面从资源供给上看，我国的人均煤炭占有量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危机迫在眉睫。另一方面，煤炭生产仍然处于十分粗放的状态，掠夺式开采、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等现象已经成为煤炭企业的通病。据测算，我国煤炭资源的平均回采率仅为30%，相当于采1吨扔2吨，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上述现象属于一种典型的“公地悲剧”现象，在成本核算、市场影响和产权模糊等因素的约束下，产生了生产的外部性，煤炭资源开采的私人成本远小于社会成本，无形中助长了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使用，导致资源在开采阶段的惊人浪费，同时也带来了安全隐患、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1.我国煤炭行业的市场结构
在由梅森(Marson.E)、贝恩(Bain.J)等学者创立的哈佛学派中，“结构—行为—绩效”（SCP）分析范式奠定了现代产业组织学的基础，按照这个分析范式，市场结构决定行为，行为产生市场绩效。从市场结构上看，集中度指数的高低反映了产业内企业规模的不对称程度和企业间的垄断竞争关系，如果有限数目的企业控制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则市场结构是寡头垄断结构；如果同样数量的拥有最大市场的企业只能控制很小比例的市场份额，则市场结构是集中度较低的垄断竞争或自由竞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煤矿发展迅速，煤炭生产由国有重点煤矿为主逐步转向国有重点煤矿、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企业煤矿三分天下，最终演变为乡镇煤矿占据半壁江山的局面，成为煤炭供应的主力军。目前我国有2000多家重点煤矿和2300多家乡镇小煤矿，据调查，2004年全国煤炭企业产量前8名的企业生产总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19.96%，而美国的煤炭生产企业只有200家，前8名企业在全行业的产量却在45%以上。因此，从市场集中度可以看出，我国的煤炭采选业非常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其重要特征是产品的品牌效应弱，价格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占有显著的市场份额，也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对整个产业具有重大影响。
2.煤炭企业的生产短期行为
在完全竞争市场，假定煤炭生产的边际企业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分别为MC和MSC，由于生产外部性给社会带来的是负效应，故边际企业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MCQ*，说明煤炭企业存在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掠夺性开采的动力因素，显然社会资源没有达到帕累托（Pareto）最优状态，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3.煤炭供需关系对价格和产量的影响
在供需关系上，我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对应我国煤炭生产的计划经济时期，由国家统一安排配置各煤矿的产量，各煤矿按照计划数量进行生产，并按照需求计划统一调拨分配至社会经济各领域。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逐步放宽对煤炭生产的控制，假定在市场化初期，煤炭行业的供给曲线为S1，需求曲线为D1，市场均衡位于E点(P1，Q1)（如图1所示）。在这一阶段，由于煤炭开采的边际企业成本（MC）低于边际社会成本（MSC），煤炭供应规模扩张，煤炭行业的供给曲线由S1右移至S2，最终市场均衡位于F点(P2，Q2)。整个煤炭市场处于过度竞争和恶性竞争时期，其中地方乡镇小煤矿的产量增幅很快，它们与国有大矿争资源、争市场，煤炭价格逐年降低，很多煤炭企业陷入亏损的境地，特别是国有大矿由于社会负担沉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纷纷破产倒闭。这也是我国20世纪后10年，煤炭企业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不可避免要增加对资源的使用，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以及存在的浪费现象，进一步刺激资源消费的增加。煤炭行业的需求曲线由D1右移至D2，最终市场均衡位于H点(P3，Q3)，P3>P2，Q3>Q2。呈现煤炭生产供不应求，价格攀升的现象，这又激发了煤炭企业的新一轮超规模开采、掠夺性开发，许多已经关闭的小煤矿死灰复燃，导致安全事故频发。
由以上分析可知，由于煤炭开采外部性的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煤炭供应规模急剧扩张，导致我国煤炭市场形成过度竞争的市场结构，煤炭价格不断下跌，煤炭生产企业在损害社会利益的同时，也将自身推入了困境。从21世纪初开始，由于世界能源供需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煤炭的需求量增大，包括出口在内，呈现产销两旺的态势，煤炭价格走高，煤炭资源供不应求，但在繁荣背后仍然难以掩盖危机，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煤炭企业掠夺性开采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甚至愈演愈烈，煤矿安全事故增多，尤其是煤炭资源的回采率过低，不仅不符合我国和谐社会的基本国策，而且还会影响到我国长期的能源战略安全。
4.国外煤炭资源税费制度借鉴
在西方国家，矿产资源的开发历史长，矿产资源所有权以及矿产资源财产权制度建立较早。其中，与矿产资源所有人和矿业权人有关的资源税费包含权力金（Royalty）、资源租金税（Resourcerentaltax）、固定费（Mineralfixedfee）、红利（Bonus）、资源耗竭补贴(depletionallowance)等[5-6]，我国煤炭资源税费和西方国家的资源税费制度比较，如表1所示。
由以上分析可知，西方国家的煤炭税费制度从矿业权出让（转让）、绝对地租（权力金）和级差地租（资源租金税）的收取，以及资源补偿机制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基本上保证了煤炭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我国的煤炭资源税费制度与国外相比存在以下不足：（1）资源税费设计未遵循地租理论，费率和税额偏低，无法遏制“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的短期行为。（2）矿业权作为一种他物权没有人格化，轻易取得的资源往往不懂得珍惜，资源浪费严重。（3）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各项税费之间缺乏协同和调节作用。
煤炭企业生产的外部性给社会福利带来损失，使经济体系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按照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所述，“假定多个人和生产者都是利己的价格接受者，倘若恰当的一次总税负和转让施加于个人和企业，几乎任何帕累托最优均衡都能通过竞争机制来实现”。从中可知，征税和一次性转嫁的方法就是政府以强制手段实施，基于市场机制的外部性内部化处理方法，从而减少社会福利损失，恢复帕累托最优。
二、煤炭资源税与和谐社会构建
利用西方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和行业市场均衡的分析手段，对煤炭资源税和矿业权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做进一步的分析。
1.厂商和行业供给曲线分析
按照我国资源税的征收原则，假定对煤炭企业按所生产的单位产品征收某一固定数量的从量税——资源税，单位税额为t，图2显示征收资源税前后，企业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以及行业的供给曲线的变化。
假定在所讨论的期间内，市场需求不变。征税前，煤炭行业的供给曲线为SS0，需求曲线为D，市场价格为P0。税前厂商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分别为AC和MC，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点在F（P0，Qi0）点，均衡产量是Qi0。征税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分别提高到MCt和ACt。由于行业供给曲线由厂商供给曲线叠加而成，厂商作出的最初反应是将产量降至边际收益（P0）与边际成本（MCt）相等的点Qi1。厂商产量的减少将会导致整个行业的供给减少，供给曲线由SS0左移到SS1，与需求曲线D相交于E1点，形成新的市场均衡价格P1。按照新的市场均衡价格，煤炭厂商利润最大化点在K（P1，Qi2）点。因此，从短期均衡看，征收资源税后，煤炭厂商和煤炭行业的均衡产量都下降了。
从长期均衡来看，由于征收资源税，部分按价格P1生产的厂商将发生亏损，并退出煤炭行业，行业内的厂商数量减少，市场供给曲线将在SS1的基础上进一步左移，整个行业的产量降低，价格提高。维持生产的煤炭厂商将在价格调整至与长期平均成本（LACt）相等时，达到长期的稳定均衡。
2.分析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知，资源税在矿产资源有偿开采的改革探索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征收资源税后煤炭产品供应量下降，价格提高，既可以体现煤炭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又有利于鼓励并促进人们节约资源，提高煤炭资源使用效率。
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政策仍存在一些不尽如意之处，为构建和谐社会，本文对煤炭资源税的配套改革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现行的煤炭资源税单位税额明显偏低。国家虽然在2005—2006年提高了12个省区的煤炭资源税税额，但仍低于近两年的煤炭价格上涨幅度，煤炭开采中的暴利现象仍然存在。如，山西省重点煤矿吨煤平均售价由2003年165元/吨，上涨到2006年3月份317元/吨，涨幅92.1%；而国家税务总局调整后山西煤炭的资源税税额为3.2元/吨，仅占煤炭价格的1%。由图2可知，如果资源税单位税额与价格相比微不足道，煤炭企业对资源税额上调的反映就不会敏感，税收的调控作用有限，无法遏制煤炭企业的无序生产和恶性竞争。本文认为，在资源税的改革上应体现系统性和配套性，一是煤炭资源税费的改革应具有系统性，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权力金为主的资源税费制度，从而体现国家对绝对地租的所有权，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只能反映劣等煤炭资源与优等资源的级差收益，从长期来看，我国的资源税改革应通过资源税参与煤炭资源价格的形成过程，使资源的绝对地租部分能充分收归国家所有，改变无偿开采和使用的状况，如将矿产资源补偿费纳入资源税，实行税费合一等；同时，资源税还要能够调节煤炭开采企业的级差收入，将级差地租Ⅰ的部分（指因资源自然条件好、运输条件好而形成的）收归国有，这也是保护不同类型的资源同等条件开采的一个重要前提。二是煤炭资源税费改革与增值税、所得税改革的配套性，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煤炭增值税税率13%，不予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而煤炭工业位于产业链的前端（在国外列入初级产业），外购资产中原材料所占比重小，固定资产所占比重大，因而可抵扣的购进额仅占产品销售收入的20%左右，远远低于一般工业产品70%左右的比重，课税过重，不利于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资源税的改革必须与增值税、甚至所得税的改革同步进行，在探索建立消费型增值税，将固定资产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降低煤炭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的同时，适当提高资源税的单位税额，保证煤炭企业整体税负的平衡。
其次，现行的煤炭资源税费制度没有起到促进资源节约的作用。在计税依据上，既没有区分某一矿山的富、贫矿段，也没有考虑某一矿体开采的时间阶段，开采1吨富矿与1吨贫矿，1吨难采储量和1吨易采储量缴纳同样的资源税，无法从源头上遏止煤炭企业“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的短期行为。从理论上分析，资源税从量计征，可以作为计税依据的“量”有储量、产量、销量三种，理想的资源税应以储量为计税依据，即按照煤炭资源已探明的地质储量的动用量计税。这样，开采企业如能节约利用资源，等量的资源储量消耗可以生产出较多的产品，单位产品负担的税额也就相对较少，可以相应得到较多的利润，这就能促使企业节约、有效地利用资源。但是这种方法在实践中不易操作，难度很大，不仅要求对煤炭资源地质储量勘探准确无误，而且要求有很高的征管技术水平，但其确是煤炭资源税征收管理的改革方向。如果进一步加以分析，最符合资源税立法精神的计税方法，应该是在按照储量计征的基础上，以从量差额计征，将单位税额与回采率挂钩，通过制定完善煤炭资源开采技术标准，将资源储量与实际的开采量挂钩，对回采率高的煤炭企业给予降低税率等优惠待遇；反之，实行惩罚性税率，直至其亏损破产，退出行业市场。
三、煤炭矿业权与和谐社会构建
1.厂商和行业供给曲线分析
矿业权的出让与税收不同，它相当于一次性转嫁的总付税，不随产量或价格的变化而变化，是对煤炭企业征收的一笔固定费用，增加企业的平均成本。
采取矿业权出让的方式获取采矿权，厂商的边际成本MC保持不变，而平均成本由AC提高到ACt，厂商对一次性征收总付税的最初反映仍旧是生产Qi0的产量（如图3所示），因为在这一点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如果征收一次性总付税后每个厂商都能够弥补平均变动成本，则行业市场供应量维持Q0的水平不变。如果某些煤炭厂商因征税后不能弥补其平均变动成本而停产，则行业市场的供应量将低于Q0，这是短期均衡的情况。
长期来看，由于部分煤炭厂商不能弥补亏损，退出该行业，市场供给将减少，行业供应曲线由SS0左移至SS1，最终整个行业的均衡点在E1（P1，Q1）。而煤炭厂商的均衡点在B（P1，Qi1），形成新的市场均衡价格（P1），它能够弥补留在该行业内的厂商因征税而增加的长期平均成本。因此，煤炭矿业权有偿出让导致市场均衡价格提高了，留在行业内的厂商的产出水平提高了，但是，由于部分厂商的退出，导致整个行业的产量减少。另外，采取出让方式获得矿业权，厂商总的固定费用增加，平均成本增加，从产业组织上看，大的煤炭厂商由于规模经济因素，更容易生存下来，小的煤炭厂商逐步被淘汰，有利于提高整个煤炭行业的产业集中度。
2.分析结论及政策建议
矿产资源的的产权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和矿业权，后者又细分为探矿权和采矿权。我国《宪法》和《矿产资源法》都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在市场经济下，为使矿产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于矿业的勘探与开发是一项需要大量资金和专业技能的工作，由国家或所有权人亲自行使探矿、采矿的职能是低效率的，所以，一般实行所有权与矿业权分离。
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我国14万个矿业企业中90%以上的采矿权仍然是无偿取得的，而拥有采矿权的主体与实际生产经营者也不是统一的，80%的地方国有煤矿持有采矿权许可证，而投资及生产经营者是民营企业甚至自然人。我国矿业权的制度安排起步较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通过合理的产权安排提高煤炭资源的使用效率，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合理评估矿业权的价值。矿产资源的价值归属与补偿，使得资源使用者能够获得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从而在当期和远期的开采效用中做出理性选择。矿产资源的总价值是经济价值（EconomicValue）、存在价值（ExistenceValue）和环境价值（Environmentalvalue）的总和，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推行，后两种价值会越来越大。在我国，按照国土资源部矿业权评估的相关规定，采矿权的价值是以矿产资源储量为参数，确定的矿产资源在投资开发后每年获得的总收入，扣除了各种投资成本及税费和合理的收益之后剩余的部分的现值之和。可见现行的采矿权价值不包括矿产资源的后两种价值，是以部分价值取代了全部价值，特别是协议出让的采矿权，从理论上就造成了矿产资源价值的缺失，由图3可知，由于采矿权无偿或低价获得，煤炭生产企业需要摊销的固定费用少，进入壁垒偏低，这是民营矿山、个体矿山与国营矿山之间长期恶性竞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煤炭资源矿业权评估时，必须选择科学的方法，对其各种价值予以充分考虑，并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以反映煤炭开采企业真正的资源成本，增加成本约束的作用，促进其走上集约生产的道路。
其次，完善矿业权二级市场。国际上矿业权流转制度总的特点是：一级市场是矿业权流转的初始交易，由国家垄断，出让的原则主要是权力和义务一致，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二级市场是矿业权的再交易，由矿业权的受让人再行转让，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矿业法规主要是调整资源所有权人、矿业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国家收回煤炭资源一级探矿权，有利于资源的长远规划，而矿产资源的隐蔽性，决定了勘查投资的风险性(包括市场风险和资源风险)，在二级市场上，通过设置矿业权，并以探矿权有偿转让为基础，国家可以将探矿的风险转移到矿业权主体的身上，配之以高收入（包括优先获得采矿权等）作为回报，实现了风险与收益的一致；采矿权是矿产资源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是矿产资源的使用权，采矿权的有偿转让也十分必要，把矿产资源当作国家一项特殊资产，以一定的程序和合法形式通过评估价值出让给业主，在保留国家名义资源所有者身份基础上，使业主获得实质意义上的开采权，还有变卖本块段“资源”的资产的处分权。也就是矿业权由国家流转给业主、业主还可以再次流转。只有如此，业主会才会放心地按需投入、合理规划、合理开发。
最后，公平分配资源租金。自然资源的价值（租金）获得市场实现后，将由所有者、使用者、各级政府和当地居民共同分享[8]。所有者分享租金的权力来自于对自然资源法定所有权，是对其部分让渡自然资源产权的机会成本的补偿。使用者通过与所有者签约获得自然资源的一部分使用、收益、处置权，并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以利润的形式分享租值。各级政府则通过征税分享租值，假如政府同时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它还可以依据所有权收取租金。如果自然资源的开采和使用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收入提高，则提高的收入可以看作是当地居民从中分享的部分资源租金。并非所有的租值都能实现，由于各种制度性因素，在自然资源使用和租金分配的各个环节，租金消散（Rentdissipation）的现象极为常见[11]，这一点恰恰是需要国家在煤炭税费改革中统筹考虑的。因此，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在中央、地方、矿业集团和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合理分享资源收益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包括使各级政府在资源租值的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实施财政资助、耗竭补贴政策鼓励矿业集团寻找新矿体，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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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是税收分配活动固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是政府为了保证管理意向和目标的实现，在法定的范围内，将本应缴入国家财政收入的税款，以税收减免、抵免、扣除、豁免等优惠形式，直接地让渡给纳税人，以减轻纳税人的纳税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我国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我国税收法制等原因，我国的中小企业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好这些税收优惠，在实际纳税过程中，却经常采取偷逃税的方式。
一、我国中小企业的运用税收优惠政策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取得空前发展，总体数量显著增加，获利能力明显增强。调查表明，从2001年到2004年，中小企业的各项指标均实现了大跨度提高。其中，新增企业10万余家，增长了61.05%；总资产规模也上升近六成，而工业增长值，产品销售收入及利税总额均翻了一番。总小企业数量已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3%、中国GDP的55.6%、工业新增产值的74.7%、社会销售额的58.9%。由于中小企业在社会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中小企业并没能获得足够的税收优惠。
根据笔者从成都市武侯区国税局获得的数据显示：成都市武侯区共有中小型开户企业三万多家，占该区开户企业总数的80%。该区的三万多户中小企业2000年至2007年共申请税收优惠397条。2006年至2007年有120家企业申请税收优惠，新增或仍在享受税收优惠的项目168条。从成都市武侯区内企业申请税收优惠的情况来看，该区内的中小企业申请税收优惠的比率较低。按全区三万户中小企业计算，全区申请税收优惠企业的比率为0.4%。，其中生产性外商投资申请的税收优惠57条，申请避孕药品、废旧物资回收、农业生产资料、饲料生产的低税率优惠分别为14、5、34、10条，申请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共12条。
通过以上对我国中小企业各种税收负担及申请税收优惠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中小企业申请税收优惠的数量较低，不能有效地利用好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我国中小企业不能有效地利用好税收优惠政策的原因分析
1、我国的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人员素质差
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由于一般都处在企业发展的初期，规模较小，财务制度不健全或不规范，给企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瓶颈，使得企业不能有效的利用好税收优惠。不少中小企业会计账目不清，信息失真，财务管理混乱；企业领导营私舞弊、行贿受贿的现象时有发生；企业设置账外账，弄虚作假，造成虚盈实亏或虚亏实盈等假象。
有些企业还没有规范的帐务体系，不能每月根据企业的财务状况向税务机关提供有效的财务数据申报纳税，而只能由税务机关根据企业的销售收入等数据估定企业应纳税额。有些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没有聘请财务人员建立账本，只能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承担较重的税负，更无从谈及申请税收优惠。
2、中小企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无法完全掌握国家的税收政策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参与博弈的各方中间某些方拥有的信息，其他方并不拥有。税收信息不对称，就是指税务机关掌握的经济税源信息和纳税人自身所掌握的经济税源信息存在差异。企业无法完全地了解国家的相关税收信息、优惠政策，增加了企业申请税收优惠的成本。
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都是具有自身利益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有着各自具体的行为目标。企业作为被征税主体，一般不会对我国复杂的税收法规作全面的了解和掌握，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人力资源的有限对税收法规地掌握相对较差。税务机关对于税收法规具有较强的掌握和了解，企业和税务机关对于税法和税收优惠的掌握程度上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因此就需要税务机关对企业进行税收法规的全面培训并且向企业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但税务机关作为自利主体，可以采取行政不作为行为，不向企业提供有关税收优惠信息的服务，使得企业始终不能有效掌握这些税收优惠，从而不能有效地行使这些税收优惠。
3、我国目前的税收法律体系不规范
我国是一个缺少法制传统的国家，习惯上把“皇粮国税”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在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中，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操作上都没有充分满足纳税人保护自身权利的需要。《宪法》中也没有规定纳税人的权利，没有专门的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案和宣言。
税收母法的缺位。我国税收法律多是国家税务总局以税收法规的形式颁布的，而没有一本系统的税收基本法。立法基本由非立法机关国家税务总局执行，就造成了税务机关自己制定的税法自己执行。
由于在税收立法行政行为上的问题，导致我国纳税人不能正常享受税收权利。一方面，国家法律没有为纳税人提供获取纳税利益的法律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缺乏获得正常纳税权利的意识，不能有效地申请并享受税收优惠。
4、部分税收优惠申请程序过于复杂
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经历了高度集中阶段到适当分权的分级管理阶段。这是我国特定的历史、政治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与完善，我国现有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已经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即增强了我国宏观调控能力，缓解了不同地区间的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给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持等。但是，由于很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有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财政税收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财政税收管理体制过于高度集权这种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特征是我国的体制本身决定的，因为我国本身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我国在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掉，很多地方经济发展并不够平衡，税权仍然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税权较为有限，从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尤其是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的有效配置。
(二)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相关法律不够完善我国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法治建设工作较为弱化，很少具备较为完善的法律机制，从而导致了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管理方面的权限划分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此外，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人员也缺乏必要的管理监督机制，他们在某些领域中享有过于自由的裁量权，严重损害了我国财政税收司法机关的执法权威性。这些都是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缺乏可靠的法律保障的集中体现。
(三)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中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机制我国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中不仅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提供可靠的保障，同时还缺乏必要的强有力的监管机制来提供监督与管理工作。此外，我国现有的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的素质仍然有着较大的差异性，缺乏强烈的工作责任心与使命感，对于一些违法违纪现象常常会监督不力。当然，我国最近这些年来也在对财政税收监管机构进行人员精简工作，从而大大削弱了一些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严重影响到了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另外，我国财政税收管理机构对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方面也存在着监管不力的问题，从而无法对我国财政税收事业的均衡发展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也无法促进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国税与地税机构的分设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中，对于税务机构的设置是有着不同的区分的，基本上都是设置为国税和地税。但实际上，这种税务机构的分设反而增加了我国的税收征收成本提高，因为这是分设的机构必须配备一定的办公设施与工作人员。此外，国税与地税由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对纳税人有着不同的征税要求与标准，反而增加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有时还会出现重复征税的问题，大大降低了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不利于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问题的解决路径
鉴于以上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尽快对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选择一个合适的问题解决路径，从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由于我国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从而导致了该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的各种突出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摆脱掉传统集权、分权循环的不良体制影响，强化自身的法律意识，降低人为的作用力，适当的放权，尤其是要把中央的集权适当的分散到地方政府的手中进行管理，只是地方政府在实行财政税收管理工作时，应该以中央的税收政策作为主要导向，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政策制定与实施权利。当然，中央政府在放权的过程中，也应该做到适当有度，切不可过大，也不过小，要让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一种默契的财政税收管理机制，避免出现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让中央与地方处于一种健康、和谐的财政税收管理关系之中，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税收管理权限都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从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健康运行。
(二)提升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的综合素养在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中，管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税收管理工作的效率与效果，因为他们是直接的参与者与实际执行者。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尽快提升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建立一个较为规范的财政税收内部秩序，强化对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增强这些管理人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并努力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避免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此外，我们还需要对这些财政税收管理人员实施绩效评估措施，优化其知识结构，建立相关的评估管理政策，让他们在工作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大大提升我国现有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效率与效果，为财政税收管理工作营造出一个更为宽松的财政发展环境，让这些财政税收管理人员获得更佳的工作环境，及时巩固自我发展的能力，真正为人民提供优质的财政税收服务。
(三)建立一个合理的财政税收管理与服务体系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合理界定并不断扩大财政税收的收支范围，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管理与服务体系，充分利用好各种社会经济资源来强化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并结合我国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来重新调整财政税收收支的范围，科学划定税负的比例，把我国财政税收的管理工作纳入到预算管理范围以内，调整各种不公现象，降低各种不良因素对财政税收收入的影响力，建立一个较为长期有效的健康发展的财政税收管理与服务体系，并建立一个合理的财政税收转移支付体系，让一般支付和专项支付实现二者的合理搭配，不仅可以合理分配资金，还可以稳定资金来源，并通过建立一个资金分配体系来确保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合理、公平和公开。
(四)建立资金协调机制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我国财政税收资金很多情况下都是应用在公共事业方面，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我国必须尽快提高财政税收资金的使用效益。这就需要我们的财政税收管理部门和机构整合各种财政税收资源，尽可能的对各项财政税收项目进行公开、透明化的管理，并加大对相关事业的扶持力度，利用财政税收管理的优势来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提升财政税收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效率与效益。此外，我们还应该建立一个相关的资金整合协调机制，通过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支持与使用来对资金使用状况进行全程式的跟踪与管理，切实让财政税收资金得到切实有效的利用。
三、总结
1建立和完善新的财政体制
由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国情之下，进行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的前提是建立起分级分权的财政体制，所谓分级分权，指的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实行分级分权的财政体制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政税收的调节，在分级的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合适的时间增加我国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使中央政府的支出力度增加，减少财政管理问题的出现，对财务进行统筹管理，同时要切实的缓解地方政府财务管理自身所带来的压力，对于行政改革过程中的人员精简所提出的要求尽量满足，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支出权限，保证地方政府具有充分的财政权力的前提下对地方财政的自由进行相应的控制，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管理改革，实现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
2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健全
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对于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的搭配有条件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以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一些资金分配方法比较合理的省市要提升一般性转移支付自身的比例，整合专项转移支付，使移动支付资金的来源愈来愈稳定。同时对转移支付的分配方式进行改革，在改革的基础上建立公开、科学、透明和合理的资金分配体系，保证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
3以制度创新保证管理体制的创新
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对于我国政府改革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制衡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有效的推广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降低农业生产工具的成本，相应的农业生产成本也会降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免除农业税等一些税收项目，还要及时的调整税收结构，同时正视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这是发展我国特色经济的重要途径。合同制是完善我国地方财务税收管理分配职能的重要创新手段，因此将合同制纳入到我国的财政税收体系之中，既能提升我国地方财政税收的自，还有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人们一直在倡导进行体制改革的进行，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作用逐渐体现出来，因此，为了开展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创新就必须要以加强中央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配合为出发点和着眼点。
4注重国税和地税的协调
国税和地税，都是国家的税务机构。其中国税归国家税务总局垂直管理，而地税归省（市）地税局垂直管理。两者最重要的区别是税务征收的范围不同，因此，为了更加有效的发挥我国税务机构的作用，必须协调好地税和国税之间的关系，健全地税和国税的协调机制和配合机制，由于我国近年来不断的进行分税制管理体制的改革，在我国的相关省份已经设立了相应的税收征管机构，这些机构是将地税和国税分开的，地税机关和国税机关之间要进行充分的交流，实现信息的共享，当地税和国税对政策的理解出现不同时，两种结构应当进行充分的探讨，尽力的解决问题，以实现地税和国税的协调发展为主要目的。同时，政府要将相应的财政关系进行规范，对我国的财政体制进行健全，对于我国各级政府对于财政支出所具有的责任进行明确，对于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充分的完善，以事权和财权相互匹配为重要原则，健全省级以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对于全国性的基本公共服务要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履行好其调节收入分配的责任，对于地区性的公共服务支出要由地方政府来负责，除此之外，对于一些跨地区性质的公共服务，必须分清楚这些服务的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协调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增加一般性转移的支付规模，增加对财政困难的城乡建设力度。
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