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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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就各国具体情况来看，各国主要根据本国经济体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利率作为基准利率，例如英国以两周国债回购利率作为基准利率，而美国以三个月国库券和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基准利率(李社环，2004)。在国内学者的研究和金融实践中，对于我国金融市场基准利率的选择上有共识但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债回购利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更适合做基准利率，例如温彬(2004)从七个方面对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再贴现利率、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利率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利率进行比较和实证研究，得出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回购利率更适合做基准利率；冯宗宪(2009)定量研究了SHIBOR的基准性，认为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SHIBOR的基准性都优于银行间债券回购的利率，适合成为中国的市场基准利率；戴国强(2006)对利率体系中的各种利率进行统计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银行间回购利率的基准性在短期要优于其他利率。王志栋(2012)对2001年至2010年中国货币市场候选的基准利率的时间序列进行检验，发现一周银行间回购利率是当前中国货币市场上表现最好的基准利率。所以国内学者对于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的选择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就基准利率的波动性而言，基准利率的波动直接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稳定，通过比较研究和数量分析来研究基准利率的波动的非平稳性、波动理性、波动灵敏度和波动均值，可以更好帮助我们发现哪些市场利率更具有基准利率的特点，更有助于我们培养一个市场认可的基准利率。
二、基准利率波动性的实证研究
1.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来源
在指标的选取上，我们参照大多数文献的和根据我们前言中的分析，不仅选取国际成熟基准利率LIBOR的各种基本属性作为参考，也选取了隔夜和七天两种时间跨度的利率来分别分析。因为短期的货币市场利率更具有基准利率的特性。选取的样本为2006年10月8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日度数据，并剔除了一些非交易的间断点，因为SHIBOR在2006年以后才形成，所以我们的时间从SHIBOR成立时开始。所以以下我们在模型中的数据具体表示为：CI001隔夜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利率；CI007七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利率；IB001隔夜银行间回购加权利率；IB007七天银行间回购加权利率；LI001隔夜美元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007七天美元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001隔夜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007七天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2.模型的建立
在处理上述数据上我们主要采用EVIEWS6.0软件进行分析，将以上八个时间序列的波动图，可以看出LIBOR的波动性明显强于国内的利率。根据波动图形我们初步假设利率的时间序列存在均值回复现象，即当利率较高时有下降的趋势，利率较低时有上升的趋势；并且我们看到利率存在的波动聚集和尖峰厚尾的现象。我们将在下面进行检验。首先，我们基准利率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采用带截距项的ADF单位根进行的检验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到国内的三组利率的时间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国际上的LIBOR是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所以看出成熟市场的基准利率并不一定表现为平稳序列，由此我们我国的基准利率的平稳性与国际成熟市场的平稳性存在一定距离。就国内三个序列来比较，银行间拆借利率的平稳性明显高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的利率平稳性，其中SHIBOR的平稳性最好。然后我们对基准利率时间序列进行ARCH效应检验，通过ARCH-LM检验，我们发现8各时间序列均存在很强的波动聚集效应，所以我们断定基准利率的的时间序列存在ARCH效应，可以建立波动模型。在选择波动模型检验各序列的波动性的时候，GARCH并不能解释非对称的冲击对时间序列的影响，但往往好的消息和坏的消息对利率上升或是下降的影响并不是对称的，基于这个问题我们采用非对称的ARCH模型中EGARCH模型对8个基准利率时间序列进行实证检验，EGARCH模型的条件方差表达。
三、结论与建议
1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
2014年中国的经济运行数据始终低迷状态，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都同比持续下滑。我国上半年国内A股市场的表现一般，上半年全球主要股指的涨幅排名榜上，深证成指位居倒数第一，上证综指位居倒数第三，在此期间，上证综指还创下了半年度有史以来震幅最窄的纪录。在经济低迷时期，我国政府通过宽松政策进行调控，这其实就是中国预测未来经济走势的一种的预防。我国早就在2007年颁布过“港股直通车”概念，这使得当日恒指收盘暴涨逾1200点，创历史第三大单日涨幅，国企指数更是飙升8.74%。至此之后，恒生指数仅用9周时间就到达港股历史上的第3个10000点。而前两个万点则分别用了30年、10年。政策刺激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在此经济萎靡之时，我国政府推行沪港通政策，准备再一次刺激经济。沪港通的开通使得A股市场向香港市场开放，也就是向全球一切境外资本开放，这使得我国在股票的制度、管理理念、交易机制和监管等领域逐步的与国际接轨，使得内地股票市场的投资环境逐步提高；同时也为香港投资者向内地投资提供便利。
2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由于香港是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根据交易的规则，沪港业务属于双向流通，货币以人民币为主，这就扩大了人民币流向香港市场的数量，这不仅能够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也可以为香港注入新的资金来源。既然“沪港通”是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如果该试点成功了，国家就会考虑在适当的时机用“深港通”继续刺激经济的发展。
3有利于短期抹平两地股票差价
在试点消息前，中国A股的位置在低点，香港的股市的位置在高点，两地股票差价较大，而在消息后，A股与港股巨大的价差使得海外资金进入，同时依靠最近的东风———银行业与证劵业的大幅度上涨，使得A股不断上扬，缩小两地股票的差价。如果说A股市场和香港市场是两个相等的水池，要是从池子底部联通一根管子，就会缓解两个水池的水平面的落差，但是沪港通并不是底部的管子，而是在水上面的一座小桥，真正意义上的套利无法进行，池子上的水平面也会逐渐的缩小落差。
二沪港通可能存在的风险
1股票市场波动的风险
中国股市后期的崛起更大的是盲目跟风与市场上一些空头的来回炒作，泸港通真的开通后才是中国股市真正刺刀见红的地方。往中长期看股市的增幅主要是靠宏观经济资金链的推动，可现在看中国在短期内并不具备这样的宏观市场。毕竟相对于A股市值，3000亿元人民币额度所占比例甚小，不足以构成威胁；但相对于港股市值而言，2500亿元人民币额度所占比例比较大，足以产生影响。陈秉强曾指出，一旦出现极端情况，必要时“沪港通”的机制可以暂停。沪港通开通第一天，A股市场高开低走，外资机构投资者买入A股的资金远大于国内机构投资者买入港股资金。沪股通每日额度更是在港股通额度还有大部分剩余时早就销售一空。沪港通开通后使得我国与国际接轨，从此开始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开放的程度越大，与国外金融市场的联系就越紧密，使我国股市遭遇的风险就越大，一旦某一个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会使得我国股市也遭受严重的冲击。
2两地交易规则存在差异
在交易方式上，内地市场股票买卖采取的是T+1的交易方式，而港股市场股票买卖则采取的是T＋0的交易方式；在交易品种上，内地市场仅包括股票和基金，港股市场则包括股票、恒生期货、期权和对冲基金，纷繁复杂的交易品种也需要内地投资者仔细学习；在报价显示上，内地市场股票红涨绿跌，而港股市场为绿涨红跌；在涨跌幅限制上，相对于内地市场而言，港股市场并没有涨跌停牌制度，每天的涨跌幅都不受限制，特殊情况时，一天跌80%，涨400％也不无可能。
3汇率浮动风险
香港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倘若购买内地的股票就必须要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大量的资金进入内地市场会产生巨大的人民币波动，从而扩大了汇率浮动的风险。
三风险对抗的有效措施
1加强宏观经济的发展
股市是短期增幅还是长期利好是由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判断的。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建立健全以金融为中心的新宏观调控体系，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其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我国股市的长期利好；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提高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促使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2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首先，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的轨道上来。其次，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加大对国际主流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3完善交易细则
中央政府在2014年9月26日颁布了《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登记、存管、结算业务实施细则》，中国结算负责人对相关情况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其中包括要求香港投资者需要通过上海人民币普通股证券账户进行港股通交易。面对两地交易规则存在差异的问题，我国政府可以为此新设立一个“沪港交易规则”机构，其职能是为两地股民提供交易规则和股市的即时信息，普及两地交易规则的具体要求，使股民尽快了解和掌握规则。
4调节汇率
面对人民币和港币之间的汇率转换问题，中国政府应该适当的干预汇率波动，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政策，适时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保证在危机时刻能够及时的平复市场的剧烈波动；建立健全我国的汇率波动对冲市场，允许投资者运用远期期权来进行汇率避险，拓展更多新的避险工具和市场，加强金融创新。
5进一步提供政策
（一）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可使“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存
从金融监管的主要作用可以得知，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让金融秩序稳定下来，促进金融秩序的良性循环，维护社会公共的合法利益，让金融行业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得到稳步的发展，本质就是要对风险进行控制。要采用科学合理的监管措施，规范金融企业的经营行为，避免较混乱的状况出现。竞争机制要公平，反对暗箱操作，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对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对于经营管理糟糕的企业，要给予帮组与扶持，让金融企业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可以让金融监管的作用发挥的更加的彻底。
（二）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
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初始阶段，我国的金融监管是合规监管；近年来，金融监管以风险防范为重心。这一转变，对整个金融运行安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对风险实行监管，要有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此外，金融监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只有这样，才可以很好的观测到风险的大小。另外，在风险发生前，金融监管就可以有效的加以阻止。所以，提高金融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意义是不言而喻，适当的金融监管对于防范金融风险是必要的。
（三）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可使金融效率低下状况得到改善
本文用数学模型深入的探讨了我国金融存在的问题，抗风险能力差，协调性不够好，金融的效率不够高，我国的金融存在很大的脆弱性。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加强可以很好的防范风险，提高我国金融抗风险的能力。另外，金融监管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如果金融监管人员的办事效率低下或者不负责任，金融监管的任务就很难完成。“小投入与高质量”的监管任务是当务之急，也是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也应整顿监管队伍，提高监管队伍的组织协调能力与应变能力。技术装备之先进，管理手段科学且前沿化，能够让监管工作的有效性有一个质的飞跃。促进金融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和金融效率以及监管工作质量的提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2.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缺失的主要表现
（一）金融控制制度有待改进以及金融信息反映的情况不真实
金融企业内部的各个管理环节控制不当，有疏漏的状况，缺少必要的管理环节，政策法规执行的力度与效果不够好。在金融证券方面，基金黑幕操纵股市、高管人员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此外，金融数据含糊不清，差异性大，没有很统一的标准。金融企业的上下级以及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金融信息反映状况不统一，人为因素较重，缺乏一定的客观性与合理性。金融企业与监管当局由于“尺度”不一致，缺乏统一性，差异性较明显。最后，各个部门的执行力度也不一样，信息反映状况更是千差万别。在银行方面，有的银行为完成任务，上下级之间会弄虚作假，不讲究原则。有的数据也会因为技术上的差错，而导致反映的情况不真实。
（二）金融风险逐渐显现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不足
会在外部集中的展现出来。长时间潜伏的系统风险，局部风险会在短时间内得到集中释放。另外，资产的质量每况愈下，经济效应很难得到提升；支付会很困难，危机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在银行方面，信贷资产的质量很差，不良贷款很多；资产的流动性不够，变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保险方面，手续费较高，返还率较高，保险资金运用不当引起的资产负债状况进一步的恶化；最后，证券方面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券商的资产规模比较小，违规操作现象繁多，恶意炒作会形成很大的经营风险。
（三）分业监管体制存在问题
从目前金融业发展的状况来看，分业监管体制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这种模式更加强调的是单个或者系统内部的风险管理，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分业监管不一定适合。如果监管机构内部的各个部门协调不一致，就会出现监管真空的现象。随着中国金融产业的不断发展，分业监管体制的矛盾和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
3.导致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不足的因素
（一）监管的能动性不足监管权限的设置与分配比较的不合理
区域意识的强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就会严重影响到全局效力。“分散性以及不连续性”的监管特点严重影响到了整体的监管效力的发挥。监管行为关注的“点”过多，虽然达到了“多元化”的监管特点。但是，精力很难集中，目标不够清晰，影响了监管的最终效果。此外，监管行为跟不上时展的步伐，监管的方式有待进一步的强化与创新。最后，少数监管机构存在腐败行为，不利于达到监管的预期效果，也不利于树立监管机构良好的形象。
（二）金融企业缺乏被监管意识
某些金融企业对金融监管的认识存在误区。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形成金融企业对金融监管的“抵触情绪”；金融企业会逃避金融监管，采取“拒不配合”的态度，会给监管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带来很大的困扰；金融企业的公司内部，相关章程不够完善，管理环节存在纰漏，金融企业的资本比较的匮乏。
（三）社会环境对金融监管形成
一定阻碍人文环境以及地理环境会对金融监管形成一定的阻碍，区域经济以及金融发展的异常要求同样会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当前，世界已经日趋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庞大共同体，国内外金融企业的合作日益密切，交流也更加频繁；金融产品过于多元化、金融创新周期也是大大的缩短。
4.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对策
（一）规范管理金融运行的过程以及各个环节运行基础要进一步的得到强化
金融企业要进行规范化的操作与管理，坚实有力的运行基础是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企业才能更好地规避违规操作。金融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革，扩大自己的资本，提升自身的实力，为有效监管提供一定的条件，加快自身的上市步伐，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企业所受到的金融监督与社会监督会更多。金融企业在处理内部事务时，要合理且科学。否则，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转。金融企业的规章制度要有“高效且纪律严格”的特点，严格的加以自身的约束，提高规范管理的自觉性。要营造宽松有利的外部金融环境。大力整顿社会信用体系，加强对“信用”观念的宣传，倡导全民信用的意识。发挥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积极的严查不良信用事件；对金融机构要采取联合行动，打击逃废债等行为；积极的采取行政手段，对造成国家资金损失的行为要实行很严厉的经济处罚与行政处罚；坚持以金融法规为一切活动的准则，杜绝经济活动中的不规范行为；反对不正当竞争，合理确定金融产品的盈亏临界点，用经济杠杆调节与管理竞争行为；严防不正当竞争，促进金融产业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加大市场监管、防范和处置市场风险。
（二）监管体系与运行体系要密切配合
目前，我国金融的监管体系以及运行体系搭配的不合理，有失衡的状况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法律以及行政等手段加以协调和处理。要进一步的调整监管体系与运行体系的法律地位以及职能作用，各位的职位明晰度要更加的得到强化与管理。强化“职责约束”与“职责意识”，让监管当局明确监管使命，树立监管责任感；执手双方的职责极限最好用法律约束，实行依法办事。加大对银行的监管工作，及时的解决好银行金融中出现的问题，防止银行金融业出现恶性循环。
（三）加快金融监管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步伐
民间融资是民间按照市场机制调节资金余缺的经济活动，有其固有优势与灵活性。探索建立市场化的民间融资良好秩序，既要保持其原有的活性与自由，又要减少行政审批与行政干预。从设计思路来看，《条例》进一步放宽了主体设立准入条件，但在行为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监管要求，尤其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效处理行业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关系。1.在主体设立方面除了明确民间资金管理企业需满足5000万元实缴货币资本以及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需获市级地方金融主管部门核准外，取消了其他诸多行政前置条件，鼓励各类民间融资主体设立与发展。同时，鉴于有些主体主要从事社会资金的管理，具有一定的公众性和风险性，根据审慎性原则，条例又规定这些主体在工商注册核准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向地方金融主管部门备案。2.在主体行为方面《条例》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二条对发行定向债券及定向集合资金的主体提出了监管要求，即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主体才能从事定向债券和定向集合资金发行工作。同时，为了进一步防范和控制系统性、区域性风险，《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这些主体的业务禁入、信息披露、资金托管、运营投向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监管要求。
二、温州民间金融市场主体发展现状剖析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滞后制约着借入方市场主体的培育壮大从条例设计内涵来看，现代企业制度始终贯穿着主体的确立及发展。但从企业规范程度看，传统的温州企业大多数以家族制为主，尚未完全建立起产权明晰、财务规范、信息透明、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据统计，全市中小企业50%以上存在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的状况,许多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财务审计部门承认的财务报表和良好的经营记录；60%以上的中小企业信用等级是3B或3B以下。此外，企业与企业主的一元化运作模式，混淆了条例所倡导的民间融资主体及其行为，降低了借贷用途的透明度，不利于主体规范行为的实践。虽然温州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启动中小企业改制提升工程以来，累计已新增近400家股份有限公司,超过了过去34年的总和，但长期所形成的“不规范”意识仍使投资者的“敬而远之”，直接影响着企业定向债的发行以及民间资金管理企业定向集合资金的投向等。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温州仅有9家企业登记备案定向债发行，备案金额1.62亿元，但成功发行仅7000万元。
（二）“三类中间服务”市场主体运行仍面临着诸多体制机制问题1.民间资金专业管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目前，温州已培育发展12家民间资金管理企业（即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注册资本共计12.5亿元。截至2014年底，12家公司共组织39亿元资金投向1020个项目，其中发行定向集合资金共7期6.05亿元，占资金投向总额的15.5%。从规模来看，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自身投入的资本金。与《条例》施行后的民间借贷备案登记总额94亿元相比，仅占6%。换个角度来说，大部分民间资金仍是以借贷形式在市场上流动，还未能有效归入专业化运作轨道。造成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受投资项目难找、专业人才匮乏、股权投资退出渠道不畅等因素影响。但从更深层次分析来看，如何提升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专业能力及其衍生出来的公信力更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是目前条例制度设计中未能充分考虑的一个“短板”。虽然《条例》对民间资金管理企业的准入已作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要求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0万元，且为实缴货币资本。但受工商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影响，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使得条例所规制的5000万元的实缴货币资本沦为形式，易造成主体源头管理上失控，脱离了类金融主体审慎发展的原则，引发部分民间资金管理企业“空壳化”运作，给整个行业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2.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破解（1）可持续经营经费来源不足《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将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定位为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并赋予其受托承担民间借贷备案等一系列准公共服务职能。从本质上来看，民间借贷的备案等职能属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畴，但除个别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享受小额地方财政补助或收取微额场租外，大部分中心没有收入来源，处于亏本运营状态。据初步测算，全市7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年平均运行成本在300万元左右，长期以往必将影响中心的正常运转。（2）业务转型创新滞后按原先设计方案来看，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主要定位于为场内入驻单位提供信息服务，对于场外各类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中介的服务缺乏有效的着力点。而《条例》赋予中心开展从业人员培训、权益转让服务、理财咨询等职能，以及其依托民间借贷备案职能所建立起来的民间借贷备案信息（即民间借贷征信）的挖掘运用工作，受信息量不足、人才因素、资源公共性等因素制约，仍未能有效开展，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探索。3.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良莠不齐截至2014年底，温州经备案登记的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已达72家，注册资本最低为100万元、最高达5000万元。从运营模式来看，既有纯信息中介平台模式、又有债权转让以及信用担保模式；既有纯线上或线下模式、又有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模式等，整体上呈现出运营模式互联网化、业务运营多样化等特点。受制于国家层面相关金融法规滞后等影响，民间融资信息服务行业长期处于“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的状态。即便是《条例》出台后，温州对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的注册资本、股东构成、高管人员也没有任何前提条件。这一制度设计不足，造成了当前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业务运营的多样化、同质化，导致整体行业鱼龙混乱，部分甚至已经违悖设立时的定位初衷、偏离正确的轨道，并触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违法从事资金融通等红线底线。
（三）合格的借出方市场主体队伍建设还存在“软硬”环境不匹配现象投资者是市场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投资者的成熟是市场成熟的重要推动力，没有成熟的投资者，不可能有成熟的市场。相比证券、期货等成熟市场，民间金融市场的合格投资者队伍建设仍任重道远。从当前投资者结构与行为现状分析来看，投资者逐利性和盲目性特征仍然非常明显，风险意识总体上还不强。以P2P平台为例，部分投资者受高利驱使受骗上当或发生不良损失等情况时有发生，进一步凸显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的不足。此外，从市场培育情况来看，温州虽已搭建了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权营运中心等平台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判断合格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推进合格投资者教育、探索投资者分类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制约了理性而成熟的投资者队伍的形成。
三、规范发展民间金融市场主体的几点建议
（一）加快推进民间资金管理企业“扩面提质”，切实发挥其民间资金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引导作用《条例》设立民间资金管理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集聚并提升民间资金的专业化运作能力，解决“投资难和融资难”这一关联问题，实现“小资本与大项目”的对接。为此，要以《条例》施行为契机，鼓励民间资金管理企业“质与量”齐头并进，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完善资金专业化服务网络，放宽服务地域限制，促进专业服务“下沉”或“普惠”。同时，要积极吸引温州区域外成熟的资产管理公司入驻，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及相关政策，推进服务“属地化”，着力将温州打造成“区域民间资本专业运营中心”，形成专业化金融服务产业支撑体系。
（二）继续深化中小企业改制提升工程，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长期以来“温州模式”下企业自身的不规范发展相对应的是民间借贷的地下野蛮生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造成了前几年“借贷风波”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行条例制度框架设计下，如何发挥民间融资“三条河流”（民间借贷、定向债券、定向集合资金）作用，首先要解决企业自身存在的体制束缚。为此，不仅在继续推进企业改制工作，引导更多的企业规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要对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给予政策倾斜，尤其是在资金投向、与资本市场对接等方面，形成正向激励作用。可以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竞争机制，增强中小企业的发展新动力，促进民间融资市场规范秩序的重建。
（三）积极探索民间融资公共服务平台“转型升级”之路，实现可持续发展1.要以改革创新思维重新思考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定位根据《条例》有关规定，依法赋予其相应的职能，探索开展从业人员培训、权益转让服务、理财咨询等业务，逐步搭建形成以“民间借贷征信服务”为基础的权益转让“二级市场”。2.要形成适合中小企业发展区域性资本市场体系要以原温州股权营运中心未上市股权转让平台试点为基础，引导其朝着具有独立的市场定位、特别的制度安排、不同的运作模式的方向，逐步形成适合温州中小企业发展区域性资本市场体系。3.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服务产业链鼓励温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研发定向融资产品、资产收益权转让产品、定向投资产品、公私合营（PPP）产品、中小企业融资保证保险产品，进一步完善企业融资、百姓投资的金融产品服务产业链，开拓高成长中小企业融资蓝海业务。
（四）建立健全民间金融市场合格投资者制度，推进合格投资者队伍建设1.要细化地方金融市场合格投资者制度设计要以区别投资者的市场风险识别水平和承受能力为核心内容，提供差异化的市场、产品和服务，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监管制度安排。2．要建立合格投资者自律管理制度以股权营运中心、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为平台，推进合格投资者的培育工作，加大对投资者的素质教育，逐步搭建起“合格投资者数据信息库”。3.要建立合格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监管部门必须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强化信息披露与事后监管机制，准确定位并严厉打击各类应披露未披露、错误披露甚至是恶意欺骗投资者的违法违规现象，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金融制度是一个国家用法律形式确立的金融体系结构，以及组成这一体系的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职责分工和相互联系，是在长期发展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复杂而又脉络清晰的生态系统。信贷、利率和贷款担保制度是我国金融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信贷与利率制度是影响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宏观金融政策因素。由于我国宏观金融政策存在不足，信贷与利率成为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风险交叉传染的两个重要渠道;互保联保措施是目前我国江浙地区商业银行贷款担保的普遍做法，由于其存在着先天不足，也成为这两个市场风险交叉传染的一个重要渠道。下面将通过分析三个渠道对房价的影响来归纳风险在两个市场中的交叉传染机制。
(一)信贷渠道
信贷手段是央行最重要的数量型工具之一，其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直接紧缩或扩张银行的贷款供给数量，继而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进而迅速影响住房需求状况，最终引起房价波动。以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为例，扩张性货币供给政策对开发商与购房人的影响效果不同，通过增加投资和增强购买力将风险传染到楼市，从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情况来看，一般会导致楼市繁荣，量价齐升的同时泡沫膨胀［7］。1．从房地产开发商角度来看，扩张的信贷政策将使其得以扩大投资规模，一方面增加市场供应，弥补供需缺口而平抑房价;但另一方面，充裕的流动性也使得其能够高价竞拍土地而推高地价从而推高房价，而且房价上涨预期将会带动大量投机投资者入市购房，进一步推高房价。从经济学原理上讲，长期中只要市场是完全竞争性的，房价会因为供给增加占优而受到抑制。但是房地产开发本身有别于一般工业品市场:一是存在开发周期会导致短期供需失衡:二是我国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而是有着较强垄断性的市场，因此信贷扩张将推动房价上行。2．从购房人的角度看，信贷扩张也将推高房价，在短期内尤其如此。扩张性信贷政策将使居民的购房贷款可获得性增加，使房产需求增多，交易量增加推高房价;另一方面，由于存在房地产开发周期，短期内增加的购买力与存量房数量有限形成矛盾，从而推高房价。不过长期中，由于新开发的房产不断入市、刚需不断减少，加上房价越高购房人越减少，不断攀升的房价将会受到抑制而下跌。另外，房地产有着投资属性，因此其有投资品的正反馈效应。一旦房价产生上涨预期，各种投机投资者入市将推动房价迅速单边上扬，也会激起刚性需求者的恐慌而使其被迫高价购房。但是央行不会任由房地产泡沫膨胀，在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风险加剧将会触发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信贷紧缩将导致楼市转头向下。房地产市场的正反馈效应再次启动将导致房价单边下跌。这两种正反馈效应对房价的影响都非常强烈，信贷扩张将可能导致房价先扬后抑剧烈波动，使风险加大。从上述影响分析可见，风险通过信贷渠道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交叉传染的机制可以归纳为: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资金涌入推高地价，开发周期长供需失衡———多因素推动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吸引刚需和其他各种投资投机性资金入市———资金继续涌入与房价持续上涨相互强化导致楼市泡沫膨胀———风险加剧触发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信贷紧缩，楼市失血———房企坏账加上按揭断供导致银行贷款不良率攀升———房地产金融危机爆发。
(二)利率渠道
利率手段是央行最重要的价格型工具之一，其最大的特点是市场化、基础性、传递性，中央银行通过基准利率所发出的调控信号，能有效传递到各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价格上，从而对整个社会的金融和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利率渠道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要从供需两方面来考虑。同样以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为例进行分析:从供给角度来看，利率是资金的使用成本，全面影响开发商的建筑成本、财务成本和利润等。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利率将下降，使得开发商贷款成本降低，加上对未来预期乐观，因此开发商会增加贷款投入从而在未来增加房产供给。但是由于短期的房价更多地取决于短期内房产供需状况，而房地产市场存在开发周期，短期的房产供给取决于存量多少。［8］从需求角度考察，对自住型购房人来说，利率下降意味着房贷成本降低，必然会有部分潜在刚性需求者选择出手购房，使住房的有效需求增加;对于投资投机型购房人来说，利率下降使其投资成本降低，预期收益增加。从国际经验来看，利率下降往往会使房价上涨，因此理性的投资者会迅速增加房产购买投资。而且由于房产供给受到开发周期的影响，短期内难以增加，如果存量有限将会导致供求失衡，因此利率下降将使房价上升。［9］利率下降导致的房价上升不会长期持续。在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使金融经济风险加剧的时候，央行将会通过提高利率收紧流动性，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掉头向下。从上述影响分析可见，风险通过利率渠道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叉传染机制可以归纳为:宽松信贷政策降低贷款利率———房地产开发和按揭买房成本降低，带动刚需和投机投资资金入市购房———房地产开发周期较长导致供需失衡，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带动更多购房人入市，楼市繁荣进一步推高房价，楼市泡沫膨胀———风险加剧触发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利率上升增加购房成本，减少购房需求;新房供应大量增加———供求再次失衡导致房价下跌———房企坏账加上按揭断供导致银行贷款不良率攀升———房地产金融危机爆发。综合上述两种渠道的影响机制可见，宏观金融政策应该要有持续性、前瞻性和可控性，短期内波动不宜过于剧烈。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启动4万亿投资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应急措施，投放天量信贷，同时不断调低利率，使温州市许多资质不符合银行规定要求的企业获得了大量的贷款，其中很多企业并没有产能扩张的计划，而是将贷款投入来钱快、利润高的房地产市场，导致温州楼市的非理性繁荣，房价从2009年1月的13000元每平米上涨到2011年2月的34000元每平米，涨幅高达161．54%，泡沫膨胀。①时隔仅仅1年(以2010年1月18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为标志)，在无论是房企还是实体企业的一个投资周期远未完成之时，央行货币政策就回归稳健，银行收紧银根，风格切换过于频繁且幅度过大导致许多企业资金链断裂，并引发金融经济的剧烈连锁反应。
(三)贷款担保渠道
互保联保是我国江浙地区商业银行贷款担保的常规做法，温州地区的中小企业贷款普遍采用这种担保方式，经济蓬勃发展时期这种模式在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双面性，互保联保的做法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根据温州市金融机构贷款的一般做法，企业申请贷款时，首先将自有厂房作为抵押物评估，以评估价格的50%获得贷款金额;对于不足部分，银行则要求贷款企业提供1～5家企业进行担保。我们在2013年调查中显示，平均每家中小企业有3家互保关系。由此，如果1家企业倒闭，就有2～5家企业会遭殃;而如果5家企业倒闭，将会有20家左右企业受到牵涉。温州市浙江沪洋电气有限公司企业主“跑路”，就涉及到直接为其提供担保的5家企业，还有更多的企业受到间接的牵连。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温州制造业利润逐渐微薄，急需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高房价带来高利润的示范效应吸引了众多制造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其中大量的资金来自互保联保的担保贷款。而一旦楼市出问题，银行将会自我保护紧急抽贷，银根紧缩导致涉房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将通过担保链迅速放大和传染，一家有难将变成集体受难，平时救急，危时要命，具有集群性、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互保联保渠道与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房地产市场巨大利润的吸引力紧密相关。风险通过这一渠道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乃至实体经济中的交叉传染机制可以归纳为:互保联保措施使得企业获得过量贷款———制造业萧条和投机高收益吸引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推高地价房价———楼市繁荣吸引更多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房价与投融资相互强化导致房地产泡沫膨胀，风险加剧触发宏观审慎政策———银根紧缩使楼市失血戳破房地产市场泡沫———涉房企业倒闭———担保链上的其他企业倒闭形成企业倒闭潮———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引爆房地产金融危机，风险由此在多个市场中交叉传染，并可能迅速扩大到整个金融经济体系。
二、民间借贷在风险交叉传染机制中的作用
民间借贷作为温州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一直处于活跃期。据温州银监分局最近的一次调查，2010年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占当年全市银行贷款的20%;其中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约220亿元，占比约为20%。这包括一些人以融资中介的名义，或者由多家融资中介联手，在社会上筹集资金，用于外地房地产项目投资，也包括一些个人在亲友中集资炒房。［10］同一年(2010年)温州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仅为270．5亿元②，由此测算流入房地产项目的民间融资占当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例高达81．33%。可见高息民间借贷在温州市房价泡沫膨胀和破裂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非常高，本身有着巨大的风险，通过开发商参与民间借贷，将风险传递到房地产市场;随着楼市的崩盘，风险迅速传染到民间借贷市场。由此，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和民间借贷市场之间交叉传染，并进一步扩散到更大范围的金融市场。我们通过调查分析认为，民间借贷在风险交叉传染机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民间高利贷放大了风险的程度。由于流入房地产开发市场的资金中包括大量的高利贷，只有更高收益才能弥补这种高利息，因此民间高利贷通过推高房地产开发成本进而推高房价，使得温州房价上涨速度和幅度均高于国内其他三线城市。而在楼市崩盘的过程中又加剧了金融恐慌，导致房价下跌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给房地产市场崩盘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另一方面，民间高利贷加快了风险传染的速度。宏观金融政策的剧烈波动导致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于是开发商求助于民间高利贷。然而房价持续下跌导致民间高利贷本金和利息无法及时偿还，债务人跑路使得风险迅速向民间借贷市场传导，恐慌加剧导致民间借贷市场在短时间内崩盘，风险传播速度远高于其他地区。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和高利润、宏观金融政策变化过快是高利贷进入的诱因，也是催生高利贷的土壤。但是如果没有温州楼市的畸形发展以及宏观金融政策大起大落，次贷危机之后温州民间高利贷市场不会如此繁荣，也不会形成目前这种严重后果，可以说高利贷介入是温州楼市加速崩盘的催化剂。除了上述三种原因导致风险在两个市场之间交叉传染，民间借贷推波助澜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导致温州市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加剧与扩散，如不合理的土地供应政策等。2013年温州市总共出让土地9698亩①，是2007～2011年温州市区的供地总和的3倍;2013年温州市区商品房新增供应量将近80万平米，再加上2012年年底80多万平米的库存，市场供应量将达160万平米，而2006～2011年温州市区商品住宅销售量共计362．05万平米，年均仅60万平米。②庞大的土地出让量和新增商品房供应对温州房价形成了重压，供需严重失衡也是导致温州房价持续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三、温州市房地产金融市场危机的解决对策
(一)选择完全以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为主的时期
(1995年－2005年)1995年到2005年间，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推行了若干制度，自上而下地开启了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之路。1995年，由人民银行的《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及《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起到了最初的引导作用，引导信贷资源流向低碳环保领域。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又进一步制定了企业的环保标准和要求，明确规定了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企业不予贷款。在这一阶段，我国政府一方面受到国际上低碳经济革命和发展低碳金融大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解决国内各种环境问题的需要，发起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由于经验不足、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低碳意识不强等原因，导致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较为缓慢，碳金融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二)选择以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为主
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为辅的时期(2006年至今)2005年以后，我国政府继续加大力度推出了一系列绿色信贷宏观政策以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政策。2008年，国内三家碳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相继成立。在第二阶段，强制性制度变迁仍然是主导，但与第一阶段有所不同的是，各金融机构也开始加入到该轮“绿色革命”的浪潮之中，并陆续推出了“绿色信贷”、“低碳基金”等业务。有履约义务的企业开始寻求降低成本的路径，比如通过碳交易、碳抵消、CDM项目等方式来降低履约成本。2014年7月，北京首个碳排放交易抵消项目———顺义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在北京环交所正式挂牌，这意味着重点排放单位有了更多碳交易履约的方式。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是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的。
二、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特点及其导致的不足
(一)以强制性变迁方式为主
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在两个阶段都表现出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特征。首先，这会导致碳金融市场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政策变化很容易引起市场波动，尤其是碳价的波动。而且，各政策之间若缺乏协调，反而会导致减排成本相对提高。其次，其他各方，包括履约企业、金融机构、环保机构和个人等民间团体处于被动地位，被动地接受既定的政策，他们的需求在制度上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最后，政策具有移植性。我国在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试点时借鉴了EUETS的运行机制，但由于当时金融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金融生态也跟西方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的路径选择以强制性变迁为主的原因在于:在开始阶段，政府较民间团体更早认识到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面临着减排承诺以及气候变化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强制进行二氧化碳控制。制定低碳政策、建立碳金融市场能够使减排成本最小化。政府的最大收益在于通过制度变迁使宏观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增进。此外，也能够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民间团体缺乏制度变迁积极性强制性变迁路径
在碳金融市场建立初期是比较高效的，但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会导致民间团体的主体地位缺失。政府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把碳金融市场作为其履行国家职能及减排承诺的工具和手段，很容易导致碳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僵化，缺乏应有的活力。履约企业则更多是出于规避行政处罚，被动地参与到碳排放权交易。金融中介机构普遍存在对碳金融工具的价值、碳金融产品项目开发、操作模式和交易规则等不熟悉的问题，市场上无论是产品数量、功能还是多样性方面都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团体制度变迁收益无法弥补成本，导致诱致性变迁缺乏发动力。对于民间团体而言，其获取的收益是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获得的碳排放权，或通过碳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实现利润。但在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企业也面临着生产成本(包括购买排放权的成本)的增加。金融机构方面，用于开发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前期投入成本也比较大。因此，民间团体缺乏制度变迁动力。
(三)缺乏环境文化
环境文化(EnvironmentalCulture)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自然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知状况和水平的群体性反映样态。在一个环境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科学的理解，他们认为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这种意识会渐渐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去，表现为在衡量生产生活优劣的标准中，有环境标准这一项。如果人们更愿意购买环保产品，投资环保型企业，则会提升环境资产在企业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那些低碳环保型企业在碳金融市场上更具有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边污染、边治理”的方法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然而，环保在更多时候只是喊喊口号，流于形式，大部分人仍未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如果仅在制度层面规定了碳排放权的价值，而这一价值却未被大部分人接受，那么这一制度将失去有力的支撑。
三、我国碳金融市场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政策建议
自1995年提出“低碳政策”以来，我国碳金融市场就逐步走向完善。一个好的制度能让我国碳金融市场早日完善，并起到降低减排成本及促进金融市场多元化的双重作用。反之，将导致已经建立起来的碳金融体系陷入无序与停滞状态。因此，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碳金融市场当下发展的路径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一)注重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适时转换
在我国碳金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过程中，政府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民间团体则处于被动地位，进入了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制度性变迁为辅的路径依赖。然而，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促进这两者之间的转换。2005年之后，由于之前政府对政策制定存在预期偏差，导致对国内碳金融市场产生“后发性”成本预期不足，致使新的制度安排偏离预期方向。在碳交易试点建立起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碳价不稳定，交易量也寥寥可数。原因在于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诱致性变迁主体的需求，使得诱致性变迁进度缓慢，二者之间没有实现很好的衔接。另一方面，当履约企业、商业银行等诱致性变迁主体发起诱致性制度变迁时，由于部分法律法规不完善、碳产品不明晰、监管落实不到位等原因，使得诱致性变迁成本加大，进而延缓了诱致性变迁的进度。因此，政府要保证规则透明、信息公开，使市场参与各方对市场运行有清晰认识;还应在政策颁布之后给予市场参与者一段时间让其消化政策带来的变化。在新时期，我国应注重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适时转换，通过发挥二者的优势，达到良性互补之效。
(二)培育诱致性变迁主体金融中介机构以及履约
企业等诱致性变迁主体的需求才是碳金融市场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政府要逐渐退出市场主导地位，让位于机构和企业。具体措施是:政府各级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激励力度，通过税收政策优惠、财政担保、风险补偿、专业人员培训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领域的投资，引导资金流向节能减排项目和环保型企业。鼓励国内金融中介机构同国外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碳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对碳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分析，建立起专门的监管体系，从而保障诱致性变迁主体发起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
(三)构建低碳理念
（一）聚敛功能
由于资源和资金分配的不均衡，在任何时刻都存在着资金的盈余方和资金的短缺方，资金的盈余方有很强的投资需求，资金的短缺方有很强的筹资需求，金融市场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以及其灵活多样的交易形式，高效的运作机制满足了不同的投资者和筹资者的需求，金融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使众多的闲散资金闻风而来，经过金融市场的运作以后，投资者的资金转化成了筹资者的资本，小规模的闲散资金转变成了大规模的生产资金，金融市场的聚敛功能使资金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进行分配，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
（二）配置功能
中国有句俗话说的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里的水可以看成是资金，资金的逐利性使资金总是寻找价值洼地，以便获得高额利润。所以说资金总是“流向”那些最有发展潜力，最能为投资者带来最大利益的产业和行业。以货币资金为交易对象的金融市场在利率机制的引导下，在交易者的互相竞争中很好的放大了资金的这一特点，金融市场的配置功能使有限的资金在利益的驱使下被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硅谷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聚集区的代名词，很多年轻有为的创业者们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风险投资者们对于这些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仅仅靠着创业者的一腔热血与热情，是缔造不了硅谷神话的，正是由于风险投资者们大胆的对于未来的投资才换回了一个又一个创业奇迹。中国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就是在风险投资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2005年8月百度已经成功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
（三）调节功能
调节功能。首先，金融市场具有直接调节作用。在金融市场大量的交易中，投资者为了确保获得高额的回报，在进行交易之前，一定会利用一切信息对投资对象进行客观的分析，从而做出投资决策，只有符合市场需要、效益高的投资对象，才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而且，投资对象在获得资本后，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发展势头，才能继续生存并进一步扩张。否则，它的证券价格就会下跌，继续在金融市场上筹资就会面临困难，发展就会受到后续资本供应的抑制。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总是能够通过证券价格的上升与下跌准确反映出企业的盈亏状况，进一步引导投资者的资金流向效益好、有增长潜力的微观经济部门，因此，金融市场通过其特有的引导资本形成及合理配置资源的机制首先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影响，进而形成一种对宏观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例如，2011年，中国的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事件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其违背社会道德的做法，也在金融市场上得到了体现，其股票价格连续两天跌停，使双汇集团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也逼迫双汇集团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挽救。其次，金融市场的存在及发展，为各国政府实施对本国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当一国经济出现过热或者过冷的现象时，中央银行就要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来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进行影响，主要依靠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和利率等政策工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这些政策都必须要借助于金融市场才能发挥效果，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才能对各微观利益主体产生影响。此外，财政政策的实施也越来越离不开金融市场，政府通过国债的发行及运用等方式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引导和调节，并提供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也对宏观经济活动产生着巨大影响。
（四）反映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