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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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术史论，审美培养，课程整合
美术史课程是师范院校美术教育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作为一种美术专业理论知识，是师范院校美术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美术史学习可以拓展学生的美术专业知识，丰富学生的视觉审美经验，提高他们的美术欣赏水平。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师范生的美术史知识越丰富，对美术史学习方法掌握的越灵活，毕业后从事美术欣赏教学的专业素质就比较好。反之亦然。
一直以来，国内外的美术教育者，都从观念和意识上一致肯定美术史学习对美术欣赏能力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具有不容质疑的价值。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校的美术史教学中，中国美术史和外国美术史是分别进行的，目的是深入了解和学习美术以加强对自身区域文化的重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普通高校美术专业的课程设置借鉴了专业美术院校，却忽视了培养目标的不同。
笔者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方法，了解到大多数学生在中国美术史的学习上，对知识时间段上的对接不是很清晰，只有约43%的学生能够正确回答中国隋唐时期相对应的知识。可见学生对美术史的整体时间概念掌握缼乏一个清晰的认识，中国美术史课程大多开设在大一这一学年，大一学生思想单纯活跃，兴趣爱好广泛，可塑性较强，对老师讲授的内容有一种新鲜感，渴求知识。科技论文。但由于思想不牢固，缺乏深入学习的自觉性和创新精神，知识积累不足不好进入研究状态，所学内容不易串联，教师在知识点讲解上应当注重史话内容的联系性，以适应现代学生的学习特点。
1 注重美术发展史讲授的传统教学思路。
所有的人类文明、文化无一不是经过历代的沿袭发展而来的，中国绘画更是有深远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也是我国最早的原始绘画）到唐代的人物画再到宋代绘画的鼎盛时期，再到今天中华民族百花争艳的绘画局面都继承着历代绘画的精髓。科技论文。作为教师总是以把知识传给学生为天职，这一点无可厚非。我们设想一下，我们的储存量有多少，我们的知识有没有更新。曾经有个教育学家说，我们教师不能给自己定位成一桶水，把水流给学生，因为这一桶水是有限的，水干了呢，所以他倡导教师一方面要给学生灌溉，更重要的是带领学生找水源。在美术史讲解过程中，注重介绍美术史中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由于社会背景、风俗不同而导致的艺术审美观念和艺术追求演变发展走向，为了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多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指导下吸取艺术养料，把握时代精神提高审美素质。在传统美术教学中，教师习惯用的是按时间顺序讲解美术发展过程，以美术的发展的史况作为重点进行讲授，如在讲解到春秋战国时期，让学生试着画一画《采桑宴乐战纹壶》，感受一下上面的剪影式构图，还可以说一说图中所表现的内容，既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这种方法可以将绘画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理论内容演绎的淋漓尽致，而且讲的更加详细、更加有助于学生理解这一时期的史论内容。
2 注重培养鉴赏能力的教学思路
很多学生对于美术史论课有一个误区，认为史论课只是要了解一些名家作品，而对生活中的美却视而不见，不懂得艺术来源于生活，更重要的是服务于生活。科技论文。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纷呈的审美现象，以其经论精妙绝伦的姿态，给人们带来审美的享受，诸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等，都在显露出个人对艺术审美的追求。美术史课中教师往往一讲到底，这样会造成教师很投入而学生默然的尴尬局面，然而学生的学习活动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只有学生主体主动积极参与才能调动学生自身的创造性潜能。教师时刻以学生为主体，从学生的兴趣入手，不断探索与自省，全方位的设计课堂教学的过程。要与学生共同上网查阅资料，挖掘作品中的故事题材，每一个欣赏内容都可以用生动形象的故事来渲染。如韩熙载的《夜宴图》可以配与舒缓的音乐，调动学生的情绪，以简练的语言讲述韩熙载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创作出这幅作品，以及作者是以何种方式表现出自己当时的心情的。使学生对中外美术作品及其丰富的古代文化和艺术遗产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引导学生去理解领会和感动艺术的美。老师也要因人而异，充分调动学生的内因，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觉得上美术史论课是一种美的享受，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课程。而美术史论课时一种直觉的审视力，这种审视力需要理论知识的支撑，是对美术语言本身的理解以及丰富的情感经验和对独特价值的领悟。艺术作品对于学生来说往往是离他们的生活经验较远的，他们有更多的“没见过”、“看不懂”，更不要说的是理解其精髓，感受其魅力了。因此，我们要做的是让学生对这些艺术作品产生审美认同。
在许多教师看来，美术评论应该是评论家的事，似乎与学生无关，其实不然，在讲授课程过程中，学生对于某一个时代、某一幅作品都有一种自己初步的印象和感觉。而作为教师如何抓住学生的最初感觉，可以做为深入分析作品的起点，积极引导学生对具体的美术作品进行欣赏，再如在讲解油画作品《开国大典》时，我要求学生仔细地观察作品，用语言简单的描述自己看了作品以后的心理感受，课堂呈现一片活跃热烈的气氛。在充分的肯定了学生的回答后，趁机简单地介绍画家的生平和创作这幅画的时代背景，然后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学生们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了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同时也获得了美的享受，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学生增强了对理解新事物的自信心。对美术作品做深入完整的把握，结合审美感受的理性分析，才能达到深刻地把握作品的内涵和意义。创新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造意识，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实践。美术课程应特别重视对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采取多种办法。使学生具有将创新新观念转化为具体成果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积极设生动和谐的氛围，鼓励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发挥创新的潜能，做到敢想、敢说、敢做、敢画，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学激励的功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美术史论教学是高等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美术史论教学承担着提升美术类学生艺术理论素养、增强艺术鉴赏能力、开拓艺术思维、推动基本技能发展等重要任务。美术史论教学是提高美术类学生艺术素养、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人的行动总是受一定的情感支配，人的情感对人生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情感的开发与升华，只有通过情感的作用，美育不同于别的教育就在于它是一种自由的形态，通过寓教于乐，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当下是一个信息充斥、资源共享的时代，面对空前发达的信息渠道，学生们被动或主动地面对古今中外五花八门的文化现象时，常常会有些迷茫和无措。因而希望能够通过课堂上尤其是文化味和艺术氛围浓厚的美术史课得到一些深入的学习。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获得更多更有用的信息，更多更直接地提高审美能力，让我们易于为发掘学生的创造潜能，弘扬人的主体精神，促进学生个性和诙谐的发展、努力培养创新型人才而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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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峰.美学的意蕴【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
一、《演变》作者简介
阿纳尼亚斯・查尔斯・利特尔顿（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1886-1974年）是美国著名的会计学家，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当代会计学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其思想对现代会计思想的发展、会计历史研究的深化、会计实务的完善等方面有着巨大影响。从20世纪20-70年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学术生涯中，利特尔顿先后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单独或同他人合著专著多部。他的代表作主要有：《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1933），与威廉・A・佩顿合著的《公司会计准则绪论》（1940），《会计理论结构》（1953），与B・S・耶梅合作主编的《会计史论文集》（1956）和《会计学论文集》（1961），与V・K・齐默尔曼合著《会计理论：连续性和变革》（1962），与M・穆里茨合编的《会计学优秀论文集》（1965）等。在其丰厚的学术成果中，有四部代表作在世界各国会计学界广为流传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部著作是《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这本书使利特尔顿成为当之无愧的会计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他也因此著作而得到会计界的承认。第二部著作是《公司会计准则绪论》，这本书为当时“公认会计原则”的制订和执行提供了最具权威性的理论依据。该书作为美国会计师协会（AAA）的第3号“专题研究报告”于1940年首次出版后，对现代会计理论以及会计准则的制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后历经15次修改出版，该书奠定了现代会计准则的理论基础与架构，被认为是美国传统会计实务所依据的基本理论的最清晰说明。第三部著作是《会计理论结构》，该书是会计学术界第一次完整论述会计理论体系和结构的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会计从一门方法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利特尔顿对会计理论的贡献，也因此书而达到巅峰。直到现在，《会计理论结构》仍然被誉为是那个时代对会计理论发展最有贡献意义的文献。第四部著作是《会计理论：继承与创新》，这部书主要揉合了《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和《会计理论结构》的思想，并将会计科学放在一个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以簿记理论为基础构建由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等有机结合的具有良好逻辑的会计学体系是他所有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利特尔顿的学术成果丰硕，他对当代会计理论、公认会计原则等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学界公认利特尔顿是世界级的会计大师，更是会计理论的重要构建者。
二、《演变》基本结构
《演变》文章结构简洁清晰，富有逻辑性，以不同时期的典型日记账分录为例，按照时间顺序围绕日记账的演变这一主题展开了细致的论述。利特尔顿认为，从日记账的发展过程来看，日记账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1）日记账未出现前，需要将交易事项在两个相关的账户中完整地记录下来；（2）1430年到1550年期间，使用具有高度专业技术形式的分录将交易事项记录在分类账中；（3）在之后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里（即1550年到1600年左右），日记账分录需要或多或少地记录交易事项；（4）现代时期，日记账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如何用技术性形式准确分类会计主体。《演变》一文主要对15-17世纪期间的日记账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针对日记账的断代史进行了研究。
从整个行文逻辑上来看，《演变》一文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第二部分为15-16世纪典型的日记账分录（包括第一种类型的日记账和第二类的日记账分录），第三部分为十七世纪之后的日记账分录，第四部分为总结。
在引言部分，作者论述了日记账是记账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技术，是将经济交易事项的非技术报表形式转换为一种技术性报表的中间记录环节。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当时美国日记账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且在未来日记账可能会逐渐消失，因为日记账不是记账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在对日记账的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简单的预期之后，利特尔顿在文章中提出了探索日记账起源的想法。
《演变》一文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15-16世纪典型的日记账分录。这个时期的日记账分录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日记账分录的特点是：不论采用何种语言，所有这些典型日记账分录都采用“By A . to B .”的形式来编制。这些分录所表达的含义不是很清晰，因此在理解这种类型的分录时就需要对其进行推理判断。在原文例子中所使用的介词“per”和“a”分别表示债务人和债权人，而且债权人总是写在债务人之后。这种类型的日记账分录只是展示了“per”和“a”的用法，没有说明这两个介词的特殊含义，也没有说明“per”和“a”是怎样分别与“债务人”和“债权人”联系起来的。同一时期德国的日记账分录时间虽然迟于意大利的日记账分录，但是它所采用的编制形式也是类似的，都具有技术性。虽然这样的日记账分录比较难以理解，但还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这种日记账分录重新整合构建成易于理解的分录。利特尔顿还认为可以从德国的分类账发展来理解德国的日记账，因为日记账是在分类账之后产生的，而且现在的日记账在记录发生的交易事项时也会很自然地使用分类账中的专业短语。日记账分录的左方记载借方账户和属于其他相关账户的相反的或是解释性的分录，其右方记载贷方账户和属于其他相关账户的相反的或是解释性的分录。日记账分录的这种技术形式明确地表现了整个业务的两个不同方向并且已经体现了在当前的分类账实践中的使用情况。
第二类日记账分录与第一类日记账分录几乎是同时存在。第二类日记账分录的形式与第一类日记账不是一模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接近于现代的形式。根据措辞的不同，第二类日记账分录可以产生三种意思相近但有细微变化的方式，分别是：（1）A是债务人，B是债权人；（2）A是B的债务人；（3）A欠了B的钱。第一类日记账分录的形式可能是来源于分类账分录的措辞，才导致使用英文分类账分录中借方的“to”和贷方的“by”，而第二类日记账分录可能是在记录个人账户交易事项的日记簿基础上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很显然，它比第一类日记账分录更能说是现代日记账分录的前身。
第三部分介绍了17世纪之后的日记账分录演变。17世纪的日记账分录在措辞上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什么意义。但随后，在19世纪中期稍早的时候，出现了更明显的变化，日记账分录又重新使用了技术性形式来编制，但与之前在1550年被弃用的技术性形式“By A ，to B ”又有所不同，专业术语几乎完全被使用了。一笔交易的借方和贷方被分成两个单独的列表，贷方科目的名称则是低于借方科目名称。有时“Dr”被留存，有时则是被省略了；但是“to”作为借方的标志被保留了下来。后来连“to”也被弃用了，借贷方的差别可以单纯地根据词语和数据的位置来判别。文中列举了一个18世纪日记账编制的例子“John Doe is debtor $1000 to Stock”，这表明日记账记录的主体必须要有两个，但是并不强制要求明确这两个主体。随后日记账的编制方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编制时不仅要求反映两个明显不同的事实，而且每个事实都要根据它的名字和借、贷方的特点来填写。日记账分录的发展也改变了簿记的结构，要求每个事实都要根据它的名字和借、贷方的特点来填写。现代日记账的编制过程让人认为需要编制的是贷方分录，而不是债务人或债务人，也就是说“会计主体”不是最重要的。
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利特尔顿认为日记账的演化过程没有停止也将不会停止，也正因为不断进化的过程使得会计记录向更深的技术细节发展。日记账分录本身也省略了原始分录中许多辅助的交易记录。现代会计遇到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学好记账比以前更难。记账已经成为真正的技术，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登记程序。
《演变》一文中利特尔顿采用归纳法对会计史进行研究，并从中总结出一套系统的会计思想体系。文中列举了大量的不同时期的日记账分录，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不同时期日记账分录的特点和编制方式。日记账分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化也体现了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日记账分录的演变过程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而且还会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利特尔顿是享誉全世界会计大师，他的会计信条是：相对准确的会计信息会逐渐逼近要求。日记账分录的演变过程正符合这一规则。会计产生的原因在于客观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作为会计技术的日记账的演变同样也遵循这样的规律。
三、《演变》主要理论贡献
会计活动始于远古时代。但是直到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在其出版的《数学大全》一书中才系统介绍了复式簿记，正是这一部分篇章，成为了最早出版的论述15世纪复式簿记发展的总结性文献，集中反映了至15世纪末期为止威尼斯的先进簿记方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西式簿记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开启了将会计作为学术进行研究的历史进程。但是，从16世纪到20世纪漫长的几百年间，会计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快速的发展。直到1933年，利特尔顿教授的名著《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的发表，会计史研究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此会计史研究步入蓬勃发展时期。
《演变》早于《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发表，是对日记账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几种典型分录进行研究的一个代表性作品。《演变》一文通过对日记账演变过程的研究，指出时展是会计发展的驱动因素，会计是一门反映时代变化和需要的科学。同时，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是相互联系且密不可分的，早期的会计实务促使了会计理论的形成，而会计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会计实务，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利特尔顿对会计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其会计史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演变》体现了一个会计学者对待客观历史的态度。利特尔顿特别强调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对待会计研究。同时，利特尔顿也以严谨的治学方式对待会计问题，他的作品也展现了非常强的逻辑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的特征。
四、《演变》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启示
我国的会计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制时代，那时人们已用“刻石记数”和“结绳记事”等方法来反映数量及其他收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会计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我国会计的记账方法也从原始的计量、记录方法发展到中式的单式收付簿记方法，再从单式收付簿记法发展到不完全的复式收付账法直至发展到相对成熟的复式记账法，我国的薄记方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郭道扬教授曾经写道：“人类社会的会计发展既不可能超越某一历史阶段会计所处的历史环境，产生超前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但也决不可以听任落后的会计思想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起支配作用。”所以要对会计史进行研究，把握其发展规律，以便更好地发挥会计的职能，这正是研究会计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历史展示了会计发展的脉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环境，就更加有利于理解会计、研究会计和发展会计。
我国对于会计史的研究尤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表现为对会计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内容缺乏系统。目前所能看到的近代会计史研究的成果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出现，当时只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少量的相关研究论文，例如冯抑堂的“吾国古代会计之研究”，林道俊的“中国古代政府会计制度之演进研究”，潘序伦的“会计学发达史”、“我国会计学术与会计职业之回顾与前瞻”、“中华民国三十年度结账程序述要”等。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会计史的研究几乎停滞，研究成果极为少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会计史的研究才得到了蓬勃发展，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郭道扬教授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下），高治宇著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李宝震和王建忠合著的《中国会计简史》、赵友良著的《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等。
会计史研究对于会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会计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根基及演变路径，有助于总结经验，正确认识会计发展规律，科学的把握和预测会计学科的发展方向。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就整体而言，我国对会计史的研究仍需全面提高。我国今后会计史的研究重点需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会计史研究的系统性。虽然理论界对会计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研究方向多是局限在某个专业领域，并没有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会计史学。二是加强会计史研究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会计史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历史较为熟悉，而且需要精通会计理论和实务，同时还需要具备阅读国外文献的能力，对研究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因此，要使会计史研究系统化、全面化，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研究人才是当务之急。
[本文系郭道扬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编号：11&ZD14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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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曾浩、许家林译：《会计思想史》，新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5]R.A.Bryer.Double-Entry Bookkeeping and the Birth of Capitalism：Accounting for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Medieval Northern Italy.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Vol.4，NO.2，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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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S.YAMEY.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Double-entry Bookkeeping：Some Non-Sombartian Claims Accounting.Business &Financial History，Vol.15，No.1，March 2005
【关键词】皮锡瑞；《经学历史》；研究
皮锡瑞（1850-1908），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字鹿门，一字麓云。清末著名今文经学家。《经学历史》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此书对经学及其历史作了简要、清楚的介绍与评价，内容涉及经学史中的重要典籍、各种流派和代表人物。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又为此书作了详细、精当的注释，举凡典籍、人物、典章制度、生词僻义，均一一引征文献、详加阐发，为原书增色不少。
此书成为普及性极高的一部著作，对其的研究虽然并谈不上如火如荼，但稍加留意，还是有不少学者关注于此。主要吴仰湘、马少甫、张国华、潘斌等人，并且，这些人当中也不乏对皮锡瑞或《经学历史》进行过综述性的研究，但可能尚存有可补缺指出。检索并研读近十年来的论文研究，笔者认为，对《经学历史》的研究，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概括论述。
一、对该书作者的研究
该书既出自皮锡瑞之手，则必然要考察作者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了个人的独特经历，也必然要关涉到个人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所以，对作者的研究也就包括了不止单一方面的内容。
1.生平
周予同在其《经学历史》注释本的序言中对皮锡瑞的传述只寥寥数笔带过，并说：“我很惭愧，我所得皮氏的生平，仅仅简略如。他的生卒、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授，我竟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过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 对此，吴仰湘的解答是，1938年，皮锡瑞之孙皮名振继发表《皮鹿门先生传略》（附有详尽的《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之后，接着又出版了《皮鹿门年谱》。此书大致描绘出皮锡瑞生平和学术的粗糙轮廓，为后人了解和研究皮锡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吴仰湘认为此说可信性已极高。关于皮氏的生平，诸位学者之间也便不存在有多大的出入。潘斌《皮锡瑞经学研究综述》即言“吴仰湘先生所著《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一书对皮锡瑞的生平多有研究”。
2.思想
对作者思想的研究，多是由《经学历史》一书中探析而来的，既有学术思想，又有政治思想（变法思想），此工作做的较为出色的可谓是马少甫和吴仰湘二人。“皮氏学术思想中‘通经致用’与实学考据的并存，反映在《经学历史》中便是书中虽能客观如实地叙述经学在传统社会中发展演变的表现，但对经学发展过程中许多重大环节的却有偏颇。” 马少甫把《经学历史》与皮氏本人相统一而论，是对皮氏思想进行解读的做好方法，并且，他的这种观点在他的其他著作或论文中也总是多有涉及。吴仰湘对此的研究也更多地是综述了前人的成果，张舜徽特别推崇皮氏的“通人之学”，说：“我们认真考虑到皮氏学术成就的全貌，实是通学门庭，在许多问题上，能见其大，能观其通。近人只把他看成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那就太缩小他的作用了。他在清末，实是一位极其博通的学者，论其造诣，远远超过了王闿运和王先谦。” 另外，杨向奎也认为皮氏的治学态度极其严谨“皮氏说较谨严”。
关于皮锡瑞的政治变法思想，学者们都在各自的学术研究中多有论述，在此鉴于重点在于《经学历史》一书的研究，故略去对皮氏政治变法思想的阐述。
二、对文本本身的研究
1.编纂体例
对《经学历史》编纂体例做出比较的多研究的当属马少甫和张国华，二人在此问题上并无太大的出入。并且，查看对此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们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肯定皮锡瑞著《经学历史》在其编纂体例上的开创性，“该书不仅从时间的跨度和内容的广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经学史的编纂特点，且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章节体体例，将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史用一主题思想贯穿起来，从而成为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经学史，并对近代的经学史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马少甫认为，《经学历史》的体例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一种，非传记体，非书志体
，非学案体，这是《经学历史》在编纂上最大德不同，具有极大的开创意义。众多者也承认此说。
例如，1936年，马宗霍作《中国经学史》，马氏在自序明谓：“晚世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始自具裁断”，肯定了皮氏在经学史研究的首创之功，体例上，马氏在书中史论结合，在章节体已走向普及的时期（马氏书成于1936年），仍然与皮氏之书的形式无大改动，足见马氏是在纠正皮氏，同时也看出其受皮氏影响之深。
2.校对纠误
在近十年内，对《经学历史》的校对纠误工作虽为不多，但还是有的，这与皮著、周注的严谨治学态度有关，但若仔细推敲的话，可能错误还是难免的。在此方面做出一定贡献的有宋立林、王亚婷等人。宋立林指责皮氏门户之见，“如对三国王肃，皮氏即大加鞭挞，将之与刘欲并称为“经学之大蠢”，指责其伪造群书诸注，所论似甚痛畅。近因研究《孔子家语》，重读此书，居然发现皮氏在此却出现低级谬误，而周注更错上加错。读之愕然。”由此可见，具有对经典的质疑精神非常重要。
再者，王亚婷在吴仰湘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对《经学历史》的较为全面的一次点校纠误工作，包含了断句之误、校勘之疏、分段之失及可据初稿本补正的部分。其针对周注本的点校，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修改意见。
三、对文本内容及相关延伸的研究
1.具体内容及对其评价
在《经学历史》的具体内容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对此书中关于中国经学史分期的问题及对此书内容的评价问题。马少甫特备推崇皮氏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的观点和看法，并据此规定《经学历史》乃“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经学史著作”。
吴仰湘从《经学历史》的实际内容出发，通过具体的分析得出“《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的结论”，“《经学历史》的‘十个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皮锡瑞所分中国经学史的‘十期’，并因此将《经学历史》视作中国第一部经学史著作。然而细读《经学历史》，可见书中分十个时代所作的论述，并非是对经学史的分期与评述，而是着力宣扬‘尊孔’、‘崇经’的思想，体现出皮锡瑞‘信古’、‘崇汉’、‘主郑’的经学取向。”
吴仰湘的论述也借助了其他学者的评论：周予同“就史学说，他这本书就不免有宣传的嫌疑了”；杨向奎则反对此说，认为皮氏的思想具有时代的特点，无可厚非；云则比较客观冷静地对皮氏《经学历史》做出了评述。他认为，皮锡瑞还是用比较简单明了的文字论述了中国经学史的大致脉络，勾勒了经血发展、演变的主线，特别是对经学史“十期”的划分，“这种思维方式和划分阶段的方法，显然得力于公羊朴素进化观和西方进化论。尽管皮氏的划分和概括未必十分恰当，但毕竟第一次做到了按照经学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分析其阶段性特点，把它视为其中包含有进化嬗变之理的客观研究对象，并且提出了自成系统、自有见地的看法，因而明显地具有学术近代化的特征。”此对《经学历史》之内容和评价可谓是较为可取的。
2.特点
《经学历史》一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结构上，其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其会通性、宏观性。这里的“通”，包括时间跨度、内容的广度，同时也指皮氏写作思想的一致性。皮锡瑞以前的历代学者，他们对经学的论述都还称不上一部“经学史”，他们也没有用“经学历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确意识。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皮氏从孔子删定六经述起，以儒家经典在春秋时期的流传为上限，而以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为终结，对前经学时期以及经学独尊以后的各个阶段都有涉及，与经学发展始终的轨迹基本吻合，反映了经学从始到终的全部历程，既是对传统经学史的发展，又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全过程的总结。因此，从时间跨度来讲，《经学历史》一书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经学史。
另外，《经学历史》一书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还表现在该书的编纂体例上。此点在以上部分已略有提及。《经学历史》在述论经学发展的过程时，将经学史划分为十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标目实际上也就是该时段的特点。在讲述每一时段的经学发展时，皮氏从制度、经籍、人物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皮氏中间还插有皮氏之评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这种撰述方法既注意到了经学发展过程中“面”上的表现，又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统一。
最后，写作特点上，《经学
历史》一书表现出了作者个人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皮氏虽然学出今文，门户之陋习固不可免”③；吴仰湘在其论文著作中也多次指出皮锡瑞著《经学历史》时所表现出的浓郁的个人评判特点。并且，学人们在研习《经学历史》时基本上都能够注意到这点，而是自己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之上。
四、对未来研究的期望及建议
此项研究多数学者没有明确主要地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只有较少的学人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期望和建议。吴仰湘认为目前对皮氏《经学历史》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欠缺较多，提出在以后的研究上期望能够向系统化、全面化、深刻化的方向努力。
马少甫认为应将其置于时代的背景下，“《经学历史》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在反映皮锡瑞的治学观的同时也折射出了某些时代的特征。将<《经学历史》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自能从中透视出‘皮锡瑞式’的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遇的大变局时价值取向、治学路径，这样，《经学历史》便有了其超越自身的‘坐标’的意义”。
就目前来看，对《经学历史》研究，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存在着许多不足指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要努力从更多的层面、更广的角度、更深的维度去对其形成系统的不断改进、并联系当下的深入研究。
注释：
①周予同，《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载上海《民铎》第九卷第一号，1928年.
②潘斌.皮锡瑞经学研究综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2）
③马少甫.《经学历史》与皮锡瑞学术思想初探[j].北方丛刊，2006（4）.
④张舜微.皮锡端[a].清儒学记（卷七）[m].齐鲁书社，1991：358-364.
⑤杨向奎.鹿门学案[a].清儒学案新编（卷四）[m].齐鲁书社，1994：341.
⑥马少甫.皮锡瑞《经学历史》编纂特点[j].史学史研究，2003（2）.
⑦宋立林.皮著、周注《经学历史》纠误[j].文献季刊，2008（1）.
⑧吴仰湘.皮锡瑞《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j].史学月刊，2007（3）
⑨吴仰湘.大陆皮锡瑞研究述评[j].船山学刊，2005（2）.
⑩云.中国近代经学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348-365.
⑾张国华.读皮锡瑞《经学历史》[j].华夏文化，2004（4）.
【参考文献】
[1]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马宗霍.中国经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3]皮名振.皮鹿门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4]朱维静，周予同.经学历史论著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杨向奎.鹿门学案·清儒学案新编（卷四）[m].济南：齐鲁书社，1994.
[6]云.中国近代经学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7]吴仰湘.大陆皮锡瑞研究述评[j].长沙：船山学刊，2005（2）.
[8]马少甫.皮锡瑞《经学历史》编纂特点[j].史学史研究，2003（2）.
关键词：文学教育 理性缺失 科学思维方法 应用价值
文学教育有广义的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是指以文学为手段在家庭、学校与社会中所进行的教育，狭义的文学教育是指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为核心、以课堂教学为主要载体、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审美、思想、学识与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属于狭义文学教育范畴，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是培养新世纪优秀教师的重要方式，是提高未来的中小学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因而，师范院校文学教育所使用的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影响文学教育实践过程及其效果的关键因素。
一、新世纪文学教育研究现状与文学教育问题反思
21世纪初期，随着中小学与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文学教育”成为诸多学者和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关注的对象，近十年来，关于“文学教育”的研究论文与专著有近2000篇（部），这些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关于文学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平原《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学读本》（《河北学刊》，2013） 、鲁定元《文学教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与温儒敏《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等。这些研究对文学教育的内涵、性质做了深入的探讨，明确了文学教育的基本范畴，即以文学作品（文学“读本”）为核心，以哲学、历史与社会学知识为拓展，将审美教育、思想学识教育以及道德品质教育与文学教育相结合，以培养人格健全、思想独立、学识系统的现代人才作为文学教育的主要目标。
二是对文学教育内容的研究。研究着重探讨了文学教育中的西方文学教育（主要是英美文学教育）、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以及古代文学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总结了中美文学教育、传统与现当代文学教育的差异。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江玉娇，邵秀芳《西方文学教育的经验分析及其启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林燕平，董俊峰《英美文学教育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与赵焕亭《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等。
三是对不同教育阶段文学教育实践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卢建红，林志敏，朱青茹《今日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王立昌《中学文学教育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与朱自强《小学语文文学教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2001）等。这类科研成果针对不同教育阶段（大中小学与高校）的文学教育的内容、特征及其功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强调了高校的文学教育对于语文教师文学素养的形成以及对理工专业学生创新思维的培育的重要作用。
四是对文学教育功能的研究。认为文学教育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功能，即德育与美育功能，前者包括了品德教育与人格养成教育，其次，文学教育还具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心理健康的功能。较有代表性的有：于天红，刘连梅《文学教育与大学生德育之我见》（《语文建设》，2013）、阿茹汉《文学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及道德情操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与叶杰琳《如何通过文学教育帮助大学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等。
五是对文学教育现状的反思。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葛红兵《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山花》，2010）、鲁枢元，赵玉平《文学教育与教育生态》（《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1）、龙军《对当前“文学教育”的一点反思》（《名作欣赏》，2013）、杨邦俊《回归真正的文学教育》（《语文建设》，2009）、傅书华《时代病症：文学教育之缺失》（《山花》，2010）与于晓泉《文学教育的反思及对策》（《语文建设》，2013）等。此外，还有少量成果是关于儿童文学教育的研究，如胡瑞香《改革开放以来河南高校儿童文学教育的经验与现状》（《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
国内外关于文学教育的研究，阐释了文学教育的内涵、功能与范畴进，揭示了中小学与高等学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开展文学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对文学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为进一步研究文学教育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益的借鉴。但是纵观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涉及师范院校文学教育及其方法研究的较为缺乏，尤其是对文学教育效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少数研究者关注了文学教育方法的问题，如赵炜，冯宇，尹树萍《立体多维教学模式在外国文学教育中的应用》（《芒种》，2012）、张心科《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任树民《教师教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文学教育刍议》（《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等。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文学教育实践本身缺乏对方法的注重，文学教育往往止于艺术欣赏和思想道德教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教育方法本身的理论欠缺，这一现状要求我们在强调文学教育的感性特征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文学教育的实施者（主要是教师）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
二、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科学思维方法既包括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总结的观察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假说方法、逻辑方法（包括分类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抽象和具体、历史和逻辑）等近代思维方法，也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以来形成的类比、转换与外推思维方法、溯因与预见思维方法、创造性思维方法（包括联想与想象、直觉与灵感、逆向思维、悖论思维）等现代思维方法，它是人类进行一切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所运用的科学思维方法。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在实践中培养科学人的思维，是人类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平衡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偏重感性体验的文学教育来说，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养成科学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为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培养奠定基础。
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对于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又是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因素。强调文学教育方法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是文学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思维方法的理性与文学教育的感性互补，可以塑造出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辨相结合的、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高素质人才，因此，重视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以及文学教育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对推动教育改革、培养21世纪复合型人才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研究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领域的应用，也有利于将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哲学思考、历史体悟与实践相结合，为师范生的课外自学与学术研究以及论文写作提供有效的方法。
2.为师范院校文学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
研究科学思维方法在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的应用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就要以师范院校文学教育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根据文学教育实践以及文学教育方法的应用及其效果的调查统计，探讨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及其功能与意义。研究文学教育的内涵与功能，反思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揭示师范院校文学教育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探讨科学思维方法的内涵与特征，研究其对文学教育系统化与学理化的建构功能，对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科学思维方法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总结科学思维方法在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的实践经验，以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课外阅读延展、毕业论文与学术论文写作为例证，阐明科学思维方法对文学教育纵深化发展的作用，阐明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对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实践价值，才能进一步揭示科学思维方法在文理贯通的学识培育、理性与感性融合的人格教养上的关键地位。
3.弥补文学教育重感性轻理性的不足。
文学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学教育使用的方法直接影响了文学教育的效果，决定了文学教育的价值。科学思维方法的介入，既可以增强文学教育的学理性、逻辑性，也可以培养受教育者的科学思维方法，弥补以往文学教育重感性轻理性所带来的不足。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而言，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也有助于其在今后的基础教学与文学教育中将这一方法传递给中小学生，为培养文理并重、既有人文情怀也有理性思辨能力的21世纪新型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掌握科学思维方法是培养21世纪新型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手段。对于师范院校而言，培养具有健全人格与高超教学教育能力的优秀教育者是其本职追求，而如何使师范院校的学生成长为感性与理性全面发展的未来教师，是师范院校教育实践成功与否的关键。文学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师范院校学生学识的培育、人格的培养与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将学生的思维方式通过感性鉴赏的途径进入到理性分析的领域，这一过程必须要以科学的思维方法作为指导。感悟性的文学教育必须理性的分析与归纳上升为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辨相结合的艺术教育，才能真正达到文学教育的目的，才能建构高素质人才的健全人格、心理与学识素养，为中国教育培养更多具有优秀教师，为中国社会培养和输送更多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
一、新世纪文学教育研究现状与文学教育问题反思
21世纪初期，随着中小学与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文学教育”成为诸多学者和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关注的对象，近十年来，关于“文学教育”的研究论文与专著有近2000篇（部），这些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平原《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学读本》(《河北学刊》，2013)、鲁定元《文学教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与温儒敏《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等。这些研究对文学教育的内涵、性质做了深入的探讨，明确了文学教育的基本范畴，即以文学作品(文学“读本”)为核心，以哲学、历史与社会学知识为拓展，将审美教育、思想学识教育以及道德品质教育与文学教育相结合，以培养人格健全、思想独立、学识系统的现代人才作为文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二是对文学教育内容的研究。研究着重探讨了文学教育中的西方文学教育（主要是英美文学教育）、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以及古代文学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总结了中美文学教育、传统与现当代文学教育的差异。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江玉娇，邵秀芳《西方文学教育的经验分析及其启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林燕平，董俊峰《英美文学教育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与赵焕亭《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等。三是对不同教育阶段文学教育实践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卢建红，林志敏，朱青茹《今日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王立昌《中学文学教育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与朱自强《小学语文文学教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2001)等。这类科研成果针对不同教育阶段（大中小学与高校）的文学教育的内容、特征及其功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强调了高校的文学教育对于语文教师文学素养的形成以及对理工专业学生创新思维的培育的重要作用。四是对文学教育功能的研究。认为文学教育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功能，即德育与美育功能，前者包括了品德教育与人格养成教育，其次，文学教育还具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心理健康的功能。较有代表性的有：于天红，刘连梅《文学教育与大学生德育之我见》(《语文建设》,2013）、阿茹汉《文学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及道德情操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与叶杰琳《如何通过文学教育帮助大学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等。
五是对文学教育现状的反思。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葛红兵《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山花》，2010）、鲁枢元，赵玉平《文学教育与教育生态》(《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1）、龙军《对当前“文学教育”的一点反思》(《名作欣赏》，2013）、杨邦俊《回归真正的文学教育》(《语文建设》，2009）、傅书华《时代病症：文学教育之缺失》(《山花》，2010）与于晓泉《文学教育的反思及对策》(《语文建设》，2013)等。此外，还有少量成果是关于儿童文学教育的研究，如胡瑞香《改革开放以来河南高校儿童文学教育的经验与现状》(《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国内外关于文学教育的研究，阐释了文学教育的内涵、功能与范畴进，揭示了中小学与高等学校尤其是师范院校开展文学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对文学教育的现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为进一步研究文学教育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益的借鉴。但是纵观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涉及师范院校文学教育及其方法研究的较为缺乏，尤其是对文学教育效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少数研究者关注了文学教育方法的问题，如赵炜，冯宇，尹树萍《立体多维教学模式在外国文学教育中的应用》(《芒种》，2012）、张心科《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任树民《教师教育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文学教育刍议》(《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等。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文学教育实践本身缺乏对方法的注重，文学教育往往止于艺术欣赏和思想道德教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教育方法本身的理论欠缺，这一现状要求我们在强调文学教育的感性特征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文学教育的实施者（主要是教师）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
二、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科学思维方法既包括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总结的观察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假说方法、逻辑方法（包括分类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抽象和具体、历史和逻辑）等近代思维方法，也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以来形成的类比、转换与外推思维方法、溯因与预见思维方法、创造性思维方法（包括联想与想象、直觉与灵感、逆向思维、悖论思维）等现代思维方法，它是人类进行一切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所运用的科学思维方法。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在实践中培养科学人的思维，是人类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平衡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偏重感性体验的文学教育来说，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养成科学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为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培养奠定基础。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对于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又是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因素。强调文学教育方法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是文学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思维方法的理性与文学教育的感性互补，可以塑造出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辨相结合的、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高素质人才，因此，重视师范院校的文学教育以及文学教育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对推动教育改革、培养21世纪复合型人才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研究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领域的应用，也有利于将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哲学思考、历史体悟与实践相结合，为师范生的课外自学与学术研究以及论文写作提供有效的方法。
2.为师范院校文学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研究科学思维方法在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的应用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就要以师范院校文学教育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根据文学教育实践以及文学教育方法的应用及其效果的调查统计，探讨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及其功能与意义。研究文学教育的内涵与功能，反思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揭示师范院校文学教育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探讨科学思维方法的内涵与特征，研究其对文学教育系统化与学理化的建构功能，对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科学思维方法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总结科学思维方法在师范院校文学教育中的实践经验，以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课外阅读延展、毕业论文与学术论文写作为例证，阐明科学思维方法对文学教育纵深化发展的作用，阐明科学思维方法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对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实践价值，才能进一步揭示科学思维方法在文理贯通的学识培育、理性与感性融合的人格教养上的关键地位。
3.弥补文学教育重感性轻理性的不足。文学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学教育使用的方法直接影响了文学教育的效果，决定了文学教育的价值。科学思维方法的介入，既可以增强文学教育的学理性、逻辑性，也可以培养受教育者的科学思维方法，弥补以往文学教育重感性轻理性所带来的不足。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而言，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也有助于其在今后的基础教学与文学教育中将这一方法传递给中小学生，为培养文理并重、既有人文情怀也有理性思辨能力的21世纪新型高素质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 性别问题 女性 性别公平化
教科书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材料和指针，教科书在传授知识要点的同时，也传递着与内容相应的价值观，它在学生性别角色的形成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教学和纯史学是不同的，历史教育考虑更多的是选取哪些史料作为实现教育目标的教学内容，所以只要能更好地实现教育目标，教科书内容可以有选择上的弹性。
妇女历史地位的低下、妇女史料的缺乏并不等于现代的历史教科书不能给妇女史料以应有的地位。对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之评价是建立在当今社会性别公平化标准之上的，而性别公平化的社会标准并不等同于两性对自我角色的满意感。另外，纠正现有历史教科书中的性别倾向问题并不是一味地提高女性在历史教科书中的“出场率”，而是要将历史女性的形象真实全面地展现出来，不仅让学习者看到女性在历史中的进步作用与正面意义，还要看到女性所遭受的痛苦、女性的不足与进步等，从而让学习者真正体会男女历史人物的地位与作用。以传统关点来看，历史女性的总体形象并不像男性那样丰富多彩、轰轰烈烈，但女性这半边天在我国这个有着悠久男尊女卑历史的国家里的奋斗历程与所获感悟是素质教育很好的素材，也就是说，从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教科书开始探寻性别问题，所带来的将远不止是历史教科书编撰方面的进步。
1、国外历史教科书中的性别研究。
20世纪40年代西方学界就开始对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给予关注，在此后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古今中外的教科书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男尊女卑”的性别偏见，它们传递的是男性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以及男权社会意识形态。而且国内外专家学者发现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已然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普遍性问题。以性别为视角，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进行性别分析，在西方社会已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研究范畴，它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对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性别问题和性别观念的变革上，而且体现为一种全新看待历史、社会、文化甚至知识传统的性别视角的出现。
2、大陆历史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研究。
后，对妇女问题投入了较大的关注，并从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平等”，这自然是好事情，但同时也使人们被表象迷惑，忽视了实际存在的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所以，大陆对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的关注确实比国外迟了许多，而且也不及其来得热衷与深邃。大陆对教科书中性别问题进行了审视。专家有崔建氏、张德、朱晓斌和曾天山等人，相关论著从多个角度对教科书的性别问题进行了审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譬如，曾天山在作了从古至今、从中国到西方五个国家教科书的大跨度研究后指出，历史教科书强调了男子的文治武功，而女性则难占一席之地；在分析了原因之后，曾先生还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但是他们的研究大多主要以分析语文教科书中的性别偏见为基础展开的。2l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大陆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研究日渐兴盛起来。
余艳曾以中国古代史部分为例探讨教科书中的性别政治意识形态问题。通过对六套教科书和一套教参的分析查阅后得出，只有符合传统男性标准的极少数女性被写进历史教科书，而她们往往有比较大的局限性和不足；教科书中的女性难以获得与男性同样的社会生存环境，她们只是附庸和牺牲品，登上政治舞台的女性甚至被异化或沦入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境地。王玉民在《挖掘历史教材中的女性材料培养高中女生女性角色意识》一文中指出，要还教材中“妖魔化”女性以本来面目，重建历史真实，从而努力做到客观评价教材中的反面或从政治角度定义为负面的女性；教师还要丰富教材中杰出女性的材料，并开设以女性内容为主的扩展型课程。朱煜和龚奇柱均在撰文评价“川教版”初中历史新教材时充分肯定了其增加女性活动内容一举，认为其体现了性别平等的新理念。
除以上这些专家学者外，还有很多学者在谈及历史教科书及历史教学问题时也或多或少提及女性问题，如北京大学的史春风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的韩雪老师等。这些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对中学历史教科书进行着多视角的解读与检视，对正值新课程改革的历史教育而言，这无疑是件大好事。但是现在国内关于教科书中的性别研究大多选取语文、数学、英语等课本作为研究对象，关于历史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之系统研究还处于基本空白状态；另外，对历史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之零散、片段式的研究也往往局限于定性研究。
历史教科书中对两性人物呈现的差异不仅表现为数量的不同，还体现在对人物形象的选择和再现问题上。而通过后者，人们可以发现教科书是否因性别的不同而对社会贡献的多样化有不同的描述；在展示积极的社会贡献方面是否因性别而有所不同；在叙述典范人物例子时，有无平均分配给两性等等。教科书在这些问题上的体现往往可以给历史教科书内容的性别分析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教科书人物的品质特征，就是指教科书中出现的男性和女性所具有的思想、认识和品性。众多研究表明，学习者往往会认同和模仿同性人物在书本中的表现，所以历史教科书中的男女分别具有怎样的品质，对青少年的成长成才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教科书对某一性别的人物品质展示呈现明显的倾向性，这不仅会影响同性学习者的性别认同，而且也会限制另一性别学习者的角色归属和社会地位的确定，从而形成性别刻板印象，甚至会导致极度的性别优越或自暴自弃。
参考文献：
[1]杜芳帮，王政.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韩隆福.中国女性历史文化研究[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3]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课程教材改革之路[C].人民教育出版社
[4]林吉玲，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古代科技 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 ]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 ]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 ]；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 ]，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 ]；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 ]。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 ]，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 ]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 ]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 ]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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