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7:09
序论：在您撰写儿童文学理论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从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和知识积累历程。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外来学术文化资源，尤其是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的输入和传播，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设的基本知识背景和主要学术源头之一，影响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活动的现实走向。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学术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们，在西方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熏陶和装备之下，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以令人惊诧的学科跨度，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最初的言说和构建。20世纪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和影响，在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渴望和需求的同时，也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改造成了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显露出其学理上的贫弱与尴尬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人们继续延续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激情和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建设，就其基本的学术依托而言，是人们不断借鉴外来学术资源、不断集体学习的结果。
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的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年，中译本年份，下同）、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年）、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年）、《长满书的大树》（1993年）、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年）、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年）、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年）、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年）、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年）、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年）、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年）、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年）、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年）、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2008年）、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年）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二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几位研究者、译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推出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译丛”第一辑（四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英国学者彼得?亨特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等译）、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以彼得?潘为例，或论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三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儿童文化领域，致力于寻求和探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探求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研究话题的重要丰富与拓展。这一研究视野的开拓在本辑丛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例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除了探究儿童文学及其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探讨了诸如玩具、电视和电影是如何影响体验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等话题，其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本人也是对于儿童文化始终保持学术敏感的一位研究者。早在1982年，他就为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编辑了题为“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Commercial Culture for Children: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Books）的专栏，其中收入了包括大众市场与儿童玩具、当代少年电影趣味趋势、儿童电视观看等话题在内的九篇论文。其后，儿童文化、尤其是儿童通俗文化也一直是诺德曼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样，《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将传统童话和现代童话纳入到广阔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加以分析；而作者齐普斯从来不把童话的呈现仅仅限定在纸本意义上，他的许多研究都是以当代童话电影、卡通等为对象展开的学术探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就专辟一章，就迪斯尼动画的“神话”性进行了“祛魅”分析；而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齐普斯的分析也时常跳出印刷文本的限制，将童话的现代呈现媒介也同时纳入论述范围。《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等的研究置于错综复杂的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探讨，同时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和意识。
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指出:“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种序列符号，表明那些事物是处在现代之后并接现代之踵而来。”①既然“后现代”是“接现代之踵而来”，如果持着历史的目光，就应该深刻地理解或走进现代性，否则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各种后现代思想和理论。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而言，还不能急切地“走出现代性”。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我看来，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实践上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现代性”任务，另一方面目前的儿童文学理论在“现代性”认识上还存在着诸多的语焉不详乃至错误阐释。反对“现代性”必须“在场”，必须首先身处“现代性”历史的现场。人们曾经对激进的后现论的代表人物博德里拉作过这样的批判:“博德里拉的这种‘超’把戏，只是一名唯心主义者匆匆路过一个他从未莅临、也不了解，甚至根本没有认真去对待的环境时，浮光掠影地瞥见的一点皮毛而已。”②中国儿童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操持后现论话语的研究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在“现代性”历史的现场这一问题。吴其南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和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是两个用后现论批判现代性的典型文本，前者的“结语”以“走出现代性”为题，后者的第一章“反思与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中的一节的题目就是“发生论辩证: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对于儿童文学史研究的这两部著作来说，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辨析，通过对当时的思想、文化、教育的中国“环境”的历史性把握，来阐释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历史，乃是应该具有的“在场”行为，但是，在我看来，这两部算得上运用后现论的著作，在解构“现代性”时所提出的重大、重要的观点，都出现了不“在场”的状况。下面，我们稍稍作一下具体的说明和分析。吴其南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经历了三次启蒙。……前两次，从戊戌维新到五四，中国儿童文学尚处在草创阶段，启蒙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不可能在儿童文学中有多大的表现，……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才在儿童文学内部产生影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
③我的观点恰恰与吴其南相反，纵观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历史，“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恰恰发生于“草创阶段”，它以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为代表。我在《“儿童的发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一文中指出:“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在阐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时，往往细读不够，从而将‘人的文学’所指之‘人’作笼统的理解，即把周作人所要解决的‘人的问题’里的‘人’理解为整体的人类。可是，我在剖析《人的文学》的思想论述逻辑之后，却发现了一个颇有意味、耐人寻思的现象———‘人的问题’里的‘人’，主要的并非指整体的人类，而是指的‘儿童’和‘妇女’，并不包括‘男人’在内。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的‘人’的概念，除了对整体的‘人’的论述，还具体地把‘人’区分为‘儿童’与‘父母’、‘妇女’与‘男人’两类对应的人。周作人就是在这对应的两类人的关系中，思考他的‘人的文学’的道德问题的。周作人要解放的主要是儿童和妇女，而不是男人。《人的文学》的这一核心的论述逻辑，也是思想逻辑，体现出周作人的现代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国民性’批判的独特性。”“其实，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的文学，首先和主要是为儿童和妇女争得做人的权利的文学，男人(‘神圣的’‘父与夫’)的权利，已经是‘神圣的’了，一时还用不着帮他们去争。由此可见，在提出并思考‘人的文学’这个问题上，作为思想家，周作人表现出了其反封建的现代思想的十分独特的一面。”①在《人的文学》发表两年后撰写的《儿童的文学》一文，其实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表述的一个方面的启蒙思想，在儿童文学领域里的再一次具体呈现。此后，周作人在《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长之文学论文集〉跋》等文章对抹杀儿童、教训儿童的成人本位思想的批判，都是深刻的思想启蒙，是吴其南所说的“专指意义上的启蒙，即人文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周作人的这些“思想革命”的文字，对规划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至为重要。“吴其南认为‘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其阅读历史的目光显然是被蒙蔽着的。造成这种被遮蔽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整体的历史事实，比如对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理念，对周作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思想的全部面貌，没有进行凝视、谛视和审视，因而对于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资质不能作出辨识和体认。”②再来看看杜传坤的“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这部著作中对“儿童本位”论这一“发现儿童”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③杜传坤这样分析现代的“儿童的发现”———“儿童被认同才获得其社会身份，而其社会身份一旦确立，马上就被置于知识分子所构筑的庞大的社会权力网络之中———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因此，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监视实践要求为儿童立法的那些人，比如儿童文学专家、教育专家、心理专家从事一门专业的监督任务，在这一监督中，一种社会无意识逐渐得以形成———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为了能够在未来的成人世界里生存，儿童必须习得成人为其规定的知识、道德与审美能力……”④我认为，这也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不“在场”的阐释。要“在场”就得从笼统的宏观叙事，走向具体的微观分析。在中国，“儿童的发现”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儿童的发现”具体体现为他的“儿童本位”理论。当杜传坤指出“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时，最应该做的是在最能代表“现代”思想的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中发现“监视”儿童的证据，发现周作人认为“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的证据。我翻遍周作人的著作，非但找不到可以支撑杜传坤的批判的只言片语，反而随处遇到的是她的指控的观点。我们信手拈来两例。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那全然蔑视的不必说了，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①周作人的这样的言论不恰恰是对杜传坤所说的“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这一观念的批判吗?“昨天我看满三岁的小侄儿小波波在丁香花下玩耍，他拿了一个煤球的铲子在挖泥土，模仿苦力的样子用右足踏铲，竭力地挖掘，只有条头糕一般粗的小胳膊上满是汗了，大人们来叫他去，他还是不歇，后来心思一转这才停止，却又起手学摇煤球的人把泥土一瓢一瓢地舀去倒在台阶上了。他这样的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与时时处处拘囚于小主观的风雅大相悬殊: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学玩，正是我们唯一的道了。”②在这样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与“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这一观念相反的儿童观。如果按照杜传坤的观点，即将“监视”儿童视为“现代性”，那么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就是反现代性的;如果认为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是现代性的，那么杜传坤所判定的现代的“监视”儿童，就不是现代性的。我本人是将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最为杰出的代表。我在《论“儿童本位”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效用》一文中指出:“绝对真理已经遭到怀疑。但是，真理依然存在，我是说历史的真理依然存在。
‘儿童本位’论就是历史的真理。‘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依然拥有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和力量’。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对于以成人为本位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都是端正的、具有实践效用的儿童文学理论。它虽然深受西方现代思想，尤其是儿童文学思想的影响，但却是中国本土实践产生的本土化儿童文学理论。它不仅从前解决了，而且目前还在解决着儿童文学在中国语境中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作为一种理论，只有当‘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已经失去了效用，才可能被‘超越’，反之，如果它在实践中能够继续发挥效用，就不该被超越，也不可能被超越。至少在今天的现实语境里，‘儿童本位’论依然是一种真理性理论，依然值得我们以此为工具去进行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教育的实践。”③钱淑英在《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热烈中的沉潜》④一文中，指出了当前围绕着“儿童本位论”的学术分歧。从钱淑英的“与此相反，以吴其南为代表的研究者则站在后现代建构论的立场，对‘儿童本位论’进行了批评和反拨”这一表述里，似乎可以读出关于“儿童本位论”的认识、评价上的分歧，似乎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这一信息。可是，我却想说，在本质上，我与吴其南、杜传坤的分歧不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而是是否置身于“现代性”历史的现场，准确、客观地把握了“儿童本位”这一现代思想的真实内涵的分歧。我对于哈贝马斯将“现代性”视为“一项未竟的事业”，抱有深切同感。现代性思想的相当大部分，依然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这个正在建构“现代”的具体的历史语境里，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时代里，我们只能、只有先成为现代性的实践者。不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这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合法性。至少，我们也得在自己的内部，使“现代”已经成为一种个人传统之后，才可能对其进行超越，才有可能与“后现代”对话、融合。这体现出人的“局限”，但是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规律。
二、必须“走进”的后现论
我虽然批评了杜传坤、吴其南的后现代话语中的某些观点，但是对两位学者积极汲取后现论资源的姿态却怀着尊重，并且认为，这样的研究能够把对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从他们的研究中悟出的道理是，在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的发展方面，现代思想和理论依然富含着建设性的价值，可以在当下继续发挥功能，而后现论也可以照出现代性视野的“盲点”，提供新的建构方法，开辟广阔的理论空间。现代社会以及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某些后现代思想理论就是对这一变化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反应。后现论关注、阐释的问题，是人的自身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研究者，更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某些方面来看，后现论是揭示以现代性方式呈现的人的思维和认识的局限和盲点的理论。与这一理论“对话”，有助于我们看清既有理论(包括自身的理论)的局限性。因此，“走进”后现论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研究不可绕过的一段进程。后现论中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那些部分，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后现论中有我所需要的理论资源。不过，如同“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吉登斯语)一样，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存在着很多的悖论。我的基本立场，与写作《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的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接受那种认为历史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断裂，需要用全新的理论模式和思维方式去解释的后现代假设。不过我们承认，广大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内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它需要我们去重建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同时这些变化每每也为‘后现代’一词在理论、艺术、社会及政治领域的运用提供了正当性。
同样，尽管我们同意后现代对现代性和现论的某些批判，但我们并不打算全盘抛弃过去的理论和方法，不打算全盘抛弃现代性。”①“自觉地进行学术反思，在我有着现实的迫切性。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理论研究和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面临着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它们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愿意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要回答本质论(不是本质主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一问题，而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起源即儿童文学是不是“古已有之”这一问题。”②我所说的“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指的就是来自吴其南、杜传坤等学者的后现论话语式的批判(尽管没有指名)。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操持“后现代”话语的研究者混淆了“本质论”与“本质主义”的区别。吴其南在批判现代性时说:“关键就在于人们持一种本质论的世界观，现实、历史后面有一个本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在那儿，人们的任务只是去探索它、发现它。”③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一书中认为:“联系当代儿童文学的现状，走出本质论的樊笼亦属必要。对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而言，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儿童性’与‘文学性’抑或‘儿童本位’似乎成了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的一个难以逾越的迷障。如同启蒙的辩证法，启蒙以理性颠覆神话，最后却使自身成为一种超历史的神话，五四文学的启蒙由反对‘文以载道’最终走向‘载新道’。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同样走入了这样一个本质论的封闭话语空间。”①我的立场很明确，“本质论”与“本质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我赞成批判、告别“本质主义”，但是不赞成放弃“本质论”，为此，我特别撰写了《“反本质论”的学术后果———对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大问题的辨析》一文，以事实为据，指出了以吴其南为代表的“反本质论”研究的学术失范、学术失据的问题。我在文中说道:“犯这样的错误，与他们盲目地接受西方后现论中激进的‘解构’理论，进而采取盲目的反本质论的学术态度直接相关。从吴其南等学者的研究的负面学术效果来看，他们的‘反本质论’已经陷入了误区，目前还不是一个值得‘赞同的语汇’，‘反本质论’作为一项工具，使用起来效果不彰，与本质论研究相比，远远没有做到‘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在论文的结尾，我作了这样的倡议:“我想郑重倡议，不管是‘反本质论’研究，还是‘本质论’研究，都要在自己的学术语言里，把‘世界’与‘真理’、‘事实’与‘观念’区分清楚，进而都不要放弃凝视、谛视、审视研究对象这三重学术目光。我深信，拥有这三重目光的学术研究，才会持续不断地给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带来学术的增值。”②近年来，我本人也在努力理解后现论，希望借鉴后现论，解决自己的现代性话语所难以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尽管我依然坚持儿童文学的本质论研究立场，但是，面对研究者们对本质主义和本质论的批判，我还是反思到自己的相关研究的确存在着思考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局限，是没能在人文学科范畴内，将世界与对世界的“描述”严格、清晰地区分开来。有意味的是，我的这一反思，同样是得益于后现论，其中主要是理查德•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借鉴后现论的过程中，我反思自己以往的本质论研究的局限性，明确发展出了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我做的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一项运用后现论的学术工作，是运用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方法，解决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文学史起源研究的重大学术问题。
一直以来，以王泉根、方卫平、吴其南、涂明求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而我则反对这种文学史观，认为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它没有“古代”，只有“现代”。但是，在论证各自的观点时，双方采用的都是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这种思维，而这种思维具有本质主义的色彩。所谓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就是认为儿童文学可以像一块石头一样，不证自明———如果一个文本是儿童文学，那么就应该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儿童文学。在我眼里是儿童文学的，在你眼里如果不是，那就是你错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讨论，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局之中。然而，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问题不说清楚，儿童文学这一学科就没有坚实的立足点。是借鉴自后现论的建构主义本质论帮助我打破了思考的僵局，我认识到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现代人建构的一个文学观念。依据建构主义的本质论观点，作为“实体”的儿童文学在中国是否“古已有之”这一问题已经不能成立，剩下的能够成立的问题只是———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是在哪个时代被建构出来的。于是，我撰写了《“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得出了“儿童文学”这个观念不是在“古代”而是在“现代”被建构出来的这一结论。在《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美国影响为中心》①一文和《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②一书中，我进一步考证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概念的建构过程。
三、未来指向:融合“现代”与“后现代”
纵观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不难发现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呈现出的优势、特色：
注重教育作用陈伯吹从不讳言儿童文学所担负的教育任务和儿童文学作品应有的教育意义。在坚持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上，他的态度一以贯之，极其鲜明，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他紧紧扣住儿童文学的特点、特殊性，反复论述、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年龄特征和艺术特征，以及思想性、艺术性与儿童性的统一。他强调教育意义应该“融合在儿童情趣之中，深藏在艺术形象里头”，“附丽在具有诗情画意的想像本身”，“是个轻松愉快的过程”；明确否定和反对那种一味强调思想性和教育意义而忽略、轻视艺术性的错误观点。陈伯吹1956年提出的、曾当作“童心论”批判的那个著名观点：“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实际上是对儿童文学特殊性首先要照顾儿童年龄特征的一个形象的、生动的诠释。无非是强调了解儿童、熟悉儿童是儿童文学作家第一位的工作。只有了解熟悉少年儿童的思想、感情、趣味，才能写出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从而也才能发挥它的教育作用。
长于宏观研究陈伯吹在理论研究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力求从宏观上把握儿童文学现状，对成绩、发展趋势、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作全面考察、透辟分析和判断。发表于上世纪40年代的《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和50年代的《关于儿童文学的现状和进展》《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等论文，都是陈伯吹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占有大量材料，条分缕析，深思熟虑，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陈伯老作为一个儿童文学领军人物所具备的那种高瞻远瞩、洞察全局的气魄和才能。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年届耄耋的陈伯老依然坚持每年对“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作鸟瞰式的述评，并结合年度创作状况作概括的回顾和展望。
[论文关键词]方卫平；儿童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艺术化
批评和艺术，是两个很难让人联系到一起的词。前者指对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对作家作品及相关文学现象的阐释评价，它容易引起读者深奥，甚至艰涩的感觉，是偏于理性的词语；而艺术则往往为欣赏者带来形象感，相较于批评，是一个带有感性色彩的词。不过，在读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后，我不由得将这两个词联系到了一起，原来，批评也可以很艺术。
其实，方卫平教授对批评方式的艺术化的倾心可以从他对“艺术”一词的钟爱中见出，在《文集》中，艺术一词所用的频率非常高，诸如艺术状态…、艺术内容、艺术思维、艺术对象、艺术敏感、艺术召唤、艺术踪迹、艺术秩序、艺术偏态、艺术回归等词语俯拾皆是。作者如此频繁地使用了艺术一词，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我看来，《文集》所达到的儿童文学批评的艺术化效果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共四卷，是作者在儿童文学理论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汇集。《文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收的分别是作者的专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以下简称《批评史》)和《法国儿童文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卷二是作者的单篇评论性文章和专著《儿童文学接受之维》的合集，卷三主要是作者对中外儿童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的阐述，也是单篇评论性文章的结集。概括而言，《文集》包括了史、论、评三部分，我以为，作者的批评的艺术化这一风格在这三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批评的艺术化，通常是指批评主体批评思维的艺术化和批评呈现形式(批评文本)的艺术化。于《文集》，作者无论是对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文学发展史的探究，对文学现象的思考，还是对作家作品的体味和阐发，总是能以自己的学术激情和智慧对当时的文化语境进行独到的研读和体悟，进而以自己个性化的学术语言，为我们提供了既具理论深度又不失批评活力的学术文本。
文学史的书写，易流于史料的堆砌，因此，如何对史料进行艺术化处理显得极为重要，这就需要书写者对历史的独特悟性和对历史尺度的准确把握，这种悟性和把握主要见诸书写者以个人的史观对史料进行筛选，并以此为基础，完成文学史的文本叙事形态。
阅读《文集》第一卷《批评史》和第四卷《导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客观而辨证的史观。作为文学史的书写者，作者往往能对具体的文学批评作出客观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指出不足，他都不会以现今的标准去苛责前人。如在谈到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对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时，作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如是说，“虽然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在今天看来带有许多消极因素和历史局限，但它曾经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起到过促进的作用，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从中，作者对历史把握的态度可窥一斑。此外，“历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因果决定论所能决定得了的”、“理论的自信与理论的宽容同样重要”、“当然，现代早期儿童文学研究中存在这些不足是难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评述在书中也时而出现。不仅是文学史，《文集》的其它卷中也渗透着作者的这一史观，如“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历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回事情，把握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客观现实，这又是一回事情”(卷三)等。
文学史观决定着文学史书写者亲近历史的方式，方卫平先生以自己对文学史持有的激情体悟着文学史。“作者一反传统的史论述著中多见的述著者冷静的、局外人的‘中性’立场，以及隐蔽的‘幕后论理者’的角色惯例，频频在史论阐述的前台‘亮相”，这既是作者对文学史怀有激情的一个注脚，也是作者亲近文学史的具体方法——述评，它是作者的治史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激情是贯穿于治史方式中的，《批评史》和《导论》都是对历史的描述和对史实的理论阐发的结合，历史描述显得客观而冷静，理论阐发则透出作者的激情。两者的结合可以为文本带来活力和跳动感，而不见了文学史叙事中易于出现的沉闷之感。
文学史观还决定着书写者对史料进行收集、筛选和布局的方式。翔实、准确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这无疑得益于作者严谨的治史态度。作者在《批评史》的“后记”中提到，“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更由于这一研究领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引者注)的荒芜，人们常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存在过的那些理论批评现实”，可见，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料的收集需要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为确定中国现代第一部《儿童文学概论》的作者之一究竟是“周侯予”还是“周侯于”，而翻阅了大量资料。正是作者治学的严谨，为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放心。虽然，史料的收集需要诸般努力，但，作者并没有为此将自己收集的史料进行全盘罗列，而是以自己敏锐的眼光对史料进行解读、筛选，这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另一特色。《导论》的工作即是“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总体把握和个案研究”的相互体认。《导论》主要是依照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展开叙述的，这即是“宏观描述”、“总体把握”的一侧。具体而言，作者在引言部分对法国儿童文学进行了整体的把握，阐述了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不仅如此，作者在其后十一章的主体论述部分述评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沿革。就“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而言，作者以时间为纬对法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期，且他对每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作了恰切的把握，如17世纪被概括为“法国的自觉”，18世纪被概括为“卢梭的世纪”，19世纪被概括为“黄金时代”，作者将法国儿童文学发展中的这一时期特征阐明为世纪特征，对此，他在前言中做了这样的阐述：“法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节奏与世纪更迭的自然时序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它确实构成了一个独特而有趣的历史发展事实——对于本书来说，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叙述线索和逻辑框架”；不仅仅限于“世纪特征”，“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还体现在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内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准确把握上，如19世纪的塞居尔夫人、乔治·桑、儒勒·凡尔纳、埃克托·马洛等，20世纪的圣·埃克苏佩利、保尔·阿扎尔、马塞尔·埃梅等，都是可以代表当时一个时代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水平的作家。史料与理论支撑的紧密融合，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第三层次特色。人类学、文化学、阐释学等中外文艺理论在作者的论评说时有涌现，但作者并不是为了搬用理论而用理论，他通常在这些理论的挪移中，与文学史料贴切结合，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建构而用。
如果说史观和亲近文学史的方式是作者主观上的努力方向的话，那么对史料进行收藏、筛选和布局的方式则是读者所见到的文本呈现方式，也是读者借以对作者艺术化书写文学史的风格进行感知最直接的中介。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观上的内蕴同时也决定着他亲近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方式，那么，他在论评中呈现出来的又是怎样的艺术化方式呢?
理论探求是对思想深度展开的一次有意味的漫步。《文集》第二的书名《思想的边界》极富哲理性，但相信读者读后的强烈感觉是思想无边界。“边界”和“无边界”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作者艺术化批评处理的结果。边界是文本触角延伸的限域，无边界则是思想打破文本的格局，达到的空旷遨游状态。在有边界的文本格局里，飞翔着的思想却没有边界。从有边界的文本而言，卷二的理论格局为“理论探索”、“批评纵横”和《儿童文学接受之维》三个版块。虽然，三个版块各有侧重点，“理论探索”是对儿童文学中一个个具体理论点的探究，“批评纵横”主要是对儿童文学现象的考察，包括对一些理论批评者和批评著作的考察，《儿童文学接受之维》是对儿童文学中的“接受”课题进行的阐发，但是，不同的丰富性正突现着作者的批评个性，他总是选取能触动他的理论感动的批评点，这些批评点或者是在当时的儿童文学理论中尚且处于模糊状态、有待探讨的，或者是虽引起了诸多的理论关注，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的话题，如“理论探索”中的“儿童文学理论逻辑起点”话题、“儿童本体观”话题、“经典”话题、“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话题、“儿童文学的深度”话题和“少年读者”话题等。作者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储备，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这些话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将童年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等观点都给予了当时的探讨以推动作用。“批评纵横”中“对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考察、对“浙江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近代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重要评论者的评论等。在诸般考察下，作者以自己敏锐的理论眼光，通过对当时复杂的现实的透视，发出了自己的批评声音；《儿童文学接受之维》选取的是儿童文学理论中受到普遍关注、并被加以诸多探讨的“接受”问题展开的思考。作者在对中外文艺理论，如接受美学、解释学、新批评等理论的信手拈来中，在对相邻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甚至生物遗传等学科知识的熟稔运用中，在将“接受”与现实儿童文学发展的联系拷问中，将“接受”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在作者营造的思想空间中，读者体验到的是思想上没有边界的展开和漫游。
作为一位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方卫平教授既亲身投入这一领域中出现的许多重大探索，也为其中某些固守的观念而焦虑；既有对探索精神的积极肯定，也有对探索中尚且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的思考；既主动地融人新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也乐意甚或期盼听到其他批评者不同的理论声音。
对文本的阐释集中体现了阐释者以自身的理论功底对文本进行感悟的能力。卷三《文本与阐释》，一则日文本，一则日阐释，此卷正是对文本进行的阐释，包括了“创作寻踪”、“年度论评”、“作品解读”、“域外偶拾”和“梦寻小记”五个模块。文本在这里获得了广义上的涵义，它既是指记载了儿童文学创作者创作足迹的具体作品，如《灰颜色白影子》、《彭懿童话文集》、《六年级大逃亡》和《狼蝙蝠》等，也指反映了儿童文学整体创作轨迹的文学记事，如1990年少年小说的发展，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1992、1993、1994年浙江儿童文学的发展等。进入作者理论批评视野的往往是当时儿童文学领域中的焦点文本，这显示了他的学术敏感性，如“创作寻踪”中对《中国少年文学书系》、对少年文学、对新的艺术常态及对《儿童文学选刊》等进行的思考，“作品解读”中对常新港、梅子涵、张之路、班马、秦文君等作家作品的关注，“域外偶拾”中对拉丁美洲的儿童小说、日本的“晴天下猪”等现象给予的注视。
作者在文本阐释的批评角度的切人、批评尺度的拿捏、批评过程的推演、结论的得出及希望的表达等方面都具个性。尽管具体的评论文章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作者的批评擅长由描述切人论题，如《一份刊物和一个文学时代——论》、《青春的萌动——当代青少年文艺现象的描述和思考》、《论当代儿童文学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等文都如是；在理论和材料的支撑下，他将批评层层推演、不断深入，这种推演和深入并不急于将结论抛给读者，而是使读者在阅读的带动下完成自我意识中的推理过程，进而顺应地获得和接受结论的过程，艺术化的批评实现的是艺术化的接受。
达尔的奇幻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是在于其能够使得儿童在奇妙、幽默的审美过程中建立初步的道德伦理观念，尤其是善恶观、家庭伦理观以及生态环境伦理观。
（一）善恶伦理观善恶问题历来是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也是主要的道德范畴。“善与恶是对人们的行为予以肯定或否定评价的最一般的道德概念，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各种行为、事件的利害、吉凶、好坏的概括反应。”［2］176在日常的道德生活中，人们总是把符合自己的利益、意向和追求的行为、事件和关系叫做善的，而把相反的叫做恶的。达尔儿童文学作品中大多是扁平式人物，性格特点简明单一，非善即恶，黑白分明，然而获得的效果非但不单调乏味，反而富有人性深度。作品中的“恶”人，集中在成人以及以成人面貌出现的奇幻人物，譬如特朗齐布尔校长、女巫和食肉巨人，他们的“恶”行以欺负弱小、猎杀动物和吃人为主。从达尔塑造的这些反面角色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恶”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与铺垫。《玛蒂尔达》里的特朗齐布尔校长“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跟着猎狗捕鹿的嗜血怪人，而不像一所为孩子设立的美好小学的校长。她觉得打扁一个坏女孩就像打扁一只绿头大苍蝇，你向它一拳打下去，那该死的东西不见了。小女孩都是该死的脏东西”［3］。《女巫》里的女巫们想尽办法消灭小孩，也是因为小孩子会散发难闻的臭气波。在书中，恶人们没有悲惨的童年，也没有不幸的遭遇，他们之所以坏，没有任何值得同情的理由。相对于“恶”人的另一阵营，是代表正义的“善”人，指的是不欺压弱小，迫害他人生命的人。在故事里，他们往往是被欺压却勇敢反击的胜利者，当然有些也会有某种性格上的小缺陷。譬如，《女巫》里的姥姥，坚强勇敢，为孙子打败女巫出谋划策，但是也对孙子有些过分溺爱；《了不起的狐狸爸爸》里的爸爸为了一家人能够生存下去，不惜铤而走险，偷盗食物。这些性格的小缺陷反而给这些人物增加了真实和可爱之感。达尔作品中描述善恶势力的对抗与消长，代表正义的“善”人是如何战胜“恶”人，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也是读者从中获取善恶观的有效途径。首先“恶”人先登场，展现他们种种的恶势力，“善”人的另一方对于其恶行开始是恐惧和无能为力。随着情节的进一步深入，“善”人所受的威胁越来越大，也开始想办法要除恶扬善。由于实力悬殊，“善”人往往要借助超能力，譬如《好心眼巨人》中的苏菲要依靠好心眼巨人的能力才能将吃人巨人们囚禁起来；《玛蒂尔达》中的玛蒂尔达要借助自身的超能力将特朗齐布尔校长制服。这些弘恶扬善，爱憎分明的作品在儿童的心中不漏痕迹的播种下了“善”的种子，慢慢地这些种子就会萌发出“正义”的萌芽。
（二）家庭伦理观“家庭道德是一定社会规范家庭生活、调节家庭关系和鼓励或约束家庭成员的道德准则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家庭美德的总和。家庭道德反映了家庭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最一般的和最基本的道德关系，也成为评价人们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准。”［2］233达尔的作品中的很多家庭都会有脾气暴躁，行事乖张的成员。譬如在《小乔治的神奇魔药》里就有这样一位姥姥，“她每天都要一整天坐在她窗口的那把椅子上，怨天怨地，叽里咕噜，大发脾气，不是抱怨这就是抱怨那。甚至在她心情最好的日子里，她也从来没有对乔治笑过一次，说一声：‘你今天早晨好吗？’或者‘你我两个干吗不下下棋呢？’她除了自己，似乎对任何人都不关心。她是一个叫人受不了的尽发牢骚、脾气极坏的人”［4］。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老巫婆，乔治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要赶走她身边的那股妖气。于是这个勇敢的孩子，配置出一种神奇的魔药，只要姥姥一天到晚脾气太坏，就会被魔药变得无影无踪。这些情节看起来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可能是每个孩子面对发脾气的家长时的真实想法，想让那些坏脾气的人儿立刻消失。《玛蒂尔达》中的小主人公玛蒂尔达面对的是一对唯利识途的父母，在他们的眼中，具有超常心智的玛蒂尔达被看作是“只会看书”的，而只知道贪吃和看电视的哥哥却被视为珍宝。玛蒂尔达面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施展了一系列的恶作剧，出了心中这口气。这些反面人物的塑造使得整个作品更接近现实，更富有张力。当然，达尔的作品中也有家庭温情的一面，譬如《女巫》里的姥姥无条件关爱支持小主人公；《了不起的狐狸爸爸》里的狐狸爸爸为了整个家不惜铤而走险；《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的查理的一家是多么的相亲相爱，祸福与共。达尔作品中对于家庭关系的极端化描写一直以来饱受争议，反对者主要认为达尔对于成人，尤其是家庭成员的这些负面的描述会给孩子心中留下阴影，对家庭形成错误的认识。然而，这些对成人极为夸大的自私、庸俗以及欺压弱小等的描述并非是对成人的不敬，而是想要唤起成人，尤其是家庭成员对于孩子的关心与爱护，同时也要鼓励孩子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在家庭中的平等权益。
（三）环境伦理观“环境伦理学是在生态伦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和环境道德为研究对象，是由环境科学和伦理学相互渗透，综合而成的。”［2］341它根据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揭示的自然和人类相互作用的规律性，以道德为手段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近百年来，人类的文明快速发展，却也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人们猎杀动物，砍伐树木，破坏生态环境，大大地挤占了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人类的野心是无止境的，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资源。经历过二战的达尔，对战争的残酷和所带来的破坏深有体会。因此，达尔的作品中有很多动物与人类的抗争，有很多对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希冀。在《了不起的狐狸爸爸》里，达尔对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有着生动的描述：三位农场主为了捉狐狸，竟然动用了挖掘机，“两台前面带着机械铲的大型履带式挖掘机轰隆隆地开进了树林，看上去就像凶残的杀人怪兽。它从小山上大口大口地啃噬着泥土，那棵树已经像一根火柴杆似的倒下了。碎石向四面八方飞溅，树木纷纷倒落，噪声震耳欲聋”。［5］三个男人费劲力气才抓住了一只狐狸，而地底下的狐狸和其他动物们却偷了更多的食物，在大快朵颐，这可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三个男人是因利益联系在一起，他们共同合作是为了铲除共同的敌人，一旦利益不同，马上会反目成仇。而达尔笔下的动物社会是一个和谐共存的社会，想出挖地道计策的是狐狸爸爸，搬运食物的也是狐狸爸爸和它的四个孩子，但最后享受大餐的，却是所有挖洞的动物们。它们耐不住饥饿，甚至等不到狐狸爸爸到场，就已经开动了。狐狸爸爸并没有因此生气，或计较谁付出得较多，而是举杯和大家欢庆。在《魔法手指》里，达尔也对迫害动物的人类发起了控诉。滥杀动物的人，虽具有人类的外形，但其贪婪自私、凶恶残暴的恶劣行径却不如懂得合作分工、乐于分享的动物们。“兽性的人”和“人性的兽”，何为可取，不言自明。然而，书是写给孩子们看的，达尔最终关怀的还是“人”，孩子们会渐渐意识到只有与动物、自然界和平共处，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得到真正的快乐。
二、结语
在儿童康复病房中的病人都是小孩，故应该根据小孩的心理特点。护士着装应该以患儿喜爱的色彩，病区病房走廊墙壁挂上精美的卡通图片、色彩鲜艳的气球、彩带，使病区气氛活泼、充满童趣。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和谐、轻松的护患交流氛围。同时为他们设置较为宽广的活动区域，并在其中设置一些简单的娱乐设施。在病房走廊醒目的区域放置小朋友生活照、手工制作、绘画等专栏，在称呼上也改变以往用床号代替的生硬做法，用温馨、亲切的称呼取代，对患儿则用充满爱心的“宝宝、乖乖、宝贝”等称呼，使患儿就像在家或幼儿同一样。为了适应病房中的患儿的个体需求，建立相关的护理管理制度。例如，病房的物品放置要以患儿需求为原则，可摆放患儿喜爱的图书、玩具等，但室内物品放置要整洁。在不影响治疗的前提下，为患儿提供自己所喜欢的饮食，满足不同患儿的口味，在病区配备了微波炉，方便家长使用。顺应患儿的睡眠习惯，有习惯晚睡晚起或开灯睡觉者，可以住单人病房，与他人共住同一病房时，要互相照顾，以不影响患儿休息为原则。总之一切以方便患儿为主。在儿童康复病房中的患儿，都带有一定的生理缺陷。这些患儿都会有较强的自尊心，在护理时护理人员一定要尽量不要提及患儿的病症，以免引起患儿的反感。同时还要对患儿的心理进行疏导，帮他们建立正确的思想意识。根据患儿的性格和需求，强化“体贴”服务采取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患儿及家长选时间，患儿及家长选护士，特护选护士。在进行各项操作前要先接近患儿，与患儿建立良好的关系，减轻他们的陌生感，操作时尽量缩短操作时间，减轻患儿的恐惧感，操作后鼓励患儿。突出人性化服务需求，满足患儿及家长安排护士或家长每日下午有计划地组织活动，如做游戏、讲故事、唱歌等。在节日或患儿生日时，送上小礼物、贺卡、生日蛋糕等，这样就活跃了患儿的病房生活。住院期间的饮食是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为住院病人提供自助式厨房，自己加工改善伙食，即能解决患儿的营养问题又能杜绝在病房用电器加工带来的安全隐患。
2对护士的人性化管理
护士是实施人性化护理的主体，直接决定着人性化护理成效。在对患儿实行人性化护理的同时，对护士也应该实行人性化管理。首先护士长关心和体贴护士，积极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对护士以公正、公平、待人宽、管理严为原则；生活上多一份关心和理解，如为护士申请住房、操办婚事、给老护士协调工作、合理分岗；对家庭贫困护士组织援助等。因此多元化关怀缓解了护士的心理压力，使护士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更加激发了她们的工作热情，增强他们的爱岗敬业情感。其次为护士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儿童恢复病房的护士每天面对的是哭闹的患儿、苦恼的家长，患儿如果治疗效果不理想，护士都有可能成为家属发泄怨气的对象。为了减轻护士的压力，我们应坚持每月召开民主生活会，护士把在工作中的压力释放出来或者平时护士间存在误会或矛盾，也借助民主生活会，使矛盾通过良好的沟通化解。当工作出现差错时，执行惩罚要注意以事论事，对事不对人，惩罚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当事人分析原因，把差错作为宝贵的经历让全体护士分享，举一反三，降低同类事件的发生机会，让消极事件发挥积极作用。明确护理职责及理念，护士是患者的管理者、指导者，护理工作的实施者，护理管理者只有在保证其身心健康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护士长应确立明确的护理职责和护理理念，能够深入到每个护理人员的心中，使他们有明确的工作方向，用精神力量鼓励护士。工作制度规范化合理规范的工作制度是实行人性化管理的最基本、最先决的条件。规范的工作制度又是建立在公平、科学、高效、全面的基础之上。作为管理者要有光明磊落、公正决断的作风；在制订制度上，要体现群策群力；在执行制度时，要公平、公正；这样才能树立人性化管理制度的权威。树立自觉性、正义感。人际关系和谐化护士每天要面对的是患者的病痛，甚至是死亡，因而，没有很好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难以支撑的。护士管理者要经常教导，以便护士能够有好的心态去面对医护、护患、护护关系。护理管理者可为他们搭建良好的沟通平台。解决冲突和缓解压力，引导其进行换位思考，确保人际关系的和谐。
3结果
通过实行以上的举措，护士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人性化高质量的服务，提高了患儿及家长治疗的信心，减少了患儿并发症，缩短了住院时间，节约了治疗费用，受到了患儿及家长的好评。同时，患儿与其家长对医院的满意度有了显著的提升。护士的工作质量提高，赢得了患儿与其家长的赞扬。
初入学儿童，特别是没有条件接受正规幼儿教育的农村孩子，是非、真假、美丑、善恶观念十分模糊，而这个阶段，他们的模仿力很强，客观因素容易在先入为主的心理作用下，对他们步入人生的思想品德乃至一生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作为学生心目中偶像的老师，从接受学生的第一天起，就应在他们面前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把衣服穿得大大方方的，让他们看看老师怎样“打扮”的；用白线把黑板分成几等份，板书时留足天头地角，字写得横平竖直，使他们学会怎样在作业本上书写：有时下课，故意把教具丢在教室里，让学生帮着去拿，然后说声“谢谢”，使他们学会礼貌用语：有的学生迟到了，就对着全班同学问一声，老师迟到过吗？久而久之，学生更加敬重老师，在他们眼里，老师就是自己的榜样，千方百计学着老师的样子做人。这样产生了很好的模仿效应，为培养唯美是学、唯先是学的品质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赶星追月法。
孩子对影视中的英雄和自己身边的“英雄”都饶有兴趣，视其为“王”，极力效法。而这些“王子”的影响，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老师的责任在于正确引导。因此，我抓住孩子们心理上的这个特点，在班内开展了“小明星”活动，在教室的墙壁上开辟了明星专栏，哪一个同学在某个方面做得好，就分别誉其为遵纪星、卫生星、好学星、助人星、新风星………把他的照片贴在星座上，标上名字，号召大家学习他，并且实行动态管理，今天是星座上的星，明天不是了，就暂时换下来；在几个方面做得好，就可以拥有几个星。
这样，全班开展了赶星追月的活动，正面效应越来越大。
三、氛围陶冶法。
环境移人，对孩子尤显重要。于是，我在教室、宿舍、公共场所都努力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氛围，贴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小学生守则、作息时间表。在教室设置痰盂、废纸篓、果皮箱。让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教导他们进老师宿舍喊报告，课堂上有事先举手，中午休息时做眼保健操，课间唱歌，放学回家站队，举办小画片、小制作展览，开展捐小人书大家读活动。还和家长联系，控制孩子看电视时间，帮其选择收看内容，使他们目力所至，听力所闻都是健康向上的东西，使其在自自然然无意识状态中受到感染和熏陶。
四、活动升华法。
随着孩子感性知识的增多，沿着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个体到群体的规律，通过各种活动把思想品德教育逐步引向深入。
我们在班内成立领读小组、帮带小组，鼓励大家结对子，找朋友；开展“今天我值日”、“抬水浇花”、“捏泥娃娃”活动，培养他们独立做事、合作共事、从小学科学的情趣；实行班干部轮换制开展人人做小先生活动，让每个孩子都有锻炼机会。这些活动由互相检查作业，结伴登山到以“五爱”、“五自”为中心的校内外实践活动，逐步提高思想品德教育层次，使每个学生正确的思想品德形成都经历一个逐步升华的过程，由量变到质变，由感性到理性，产生渐变到突变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