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3 16: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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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养老机构来说，一方面公众对养老机构存有“入住难”“一床难求”的印象，另一方面却是养老机构全国平均空置率达48%的现实，“冰火两重天”折射出当前中国养老机构面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养老院：村镇入住不足，城市一床难求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近期的《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十二五”时期，中国养老机构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目前养老机构空置率较高，全国平均达到48%。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接受指出，中国养老机构的空置现象主要出现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48%的平均值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敬老院。
“在中国养老机构中，农村敬老院占很大比例，主要是为农村五保老人设置的，但五保老人分布分散，机构建设不可能完全按照实际人头数进行床位设置，结果就出现了较高的空置率，有的敬老院空置率甚至在50%以上。”吴玉韶说。
记者调研发现，阜阳市颍上县有农村敬老院70余家，入住率仅为30%左右，总入住人数在5000人左右。针对空置率高的问题，颍上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徐伟介绍，民政部门正着手将农村敬老院的收住对象由五保户放宽到留守老人等群体。
一些基层民办养老机构也出现类似的情形。颍上县的协和老年公寓开办于2013年8月，上下三层近60个房间，床位数达140个，承担了相当一部分五保老人的照顾任务。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一二层有老人入住外，整个三层空无一人，公寓负责人孙以鹏告诉记者，开办两年来“生意”一直不红火，“现在这里也仅入住了65位老人，和员工数差不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养老机构的床位利用率总体较高，一些公办养老机构甚至出现“一床难求”的现象。家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的孙翠兰老人近两年换了四家民办养老院，“也想住公办，但就是没有空床位”，她告诉记者，当地公办养老院数量不多且早已人满为患。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地处城市郊区的养老机构，入住率也相对较低。养老机构郊区化，使得老年人脱离了原有生活圈，不仅子女不方便探望，还割裂了老年人与其他年龄层人群的交往。孙翠兰现在居住的养老院就位于市郊，距离市区至少需要1.5小时车程，为此儿女们不得不把一周一次的探望缩减为一月一次，“以前出门就是超市、商场，如今去一趟市区像是过年，时间长了也闷得慌”。
养老机构既要增数量，更要调结构
近年来，跟随中国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的步伐，养老机构数量规模呈现持续发展态势。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服务床位550余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在26张左右。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2015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表示，要继续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确保2015年实现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达到30张的目标。
然而，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相比，养老机构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专家指出，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现实要求发展更多的养老机构，但从长远来看，养老机构主要服务对象应当是失能半失能老人，他们才是养老机构应予以满足的“刚需”。同时，中国养老机构的供给格局亟待改变，应重点发展满足中等收入老年人经济水平的中档养老机构，将养老机构的结构从“哑铃型”调整为更为合理的“橄榄形”。
记者了解到，城市养老机构虽然总体入住率好，但其中的“高低两端”发人深思。低端的养老机构设施简陋，空间狭小，居住拥挤，服务内容单一。孙翠兰透露，自己住过的养老院大多是旧房子改建的，护理人员也基本是周边请来的中年妇女，普遍缺乏护理技能，“有的光会打扫屋子、端饭端菜，老人真有个头疼脑热，她们也摸不准情况”。而有的高端养老机构则专门服务经济状况好的老年群体，地理位置优越，装饰豪华高档，硬件设施完备，服务内容丰富。许多子女和老人既不愿意选择前一类养老机构，又无力承担后一类的高额收费。
吴玉韶表示，这种“哑铃型”结构，主要出现在民办养老机构中。“我所了解的一家高端民办养老机构，每间房每月收费1万多元，开办一年多了，300多张床位只有10%左右的入住率。”
《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认为，未来应在新增养老机构中大力发展城区中小型和小微型养老机构，就近就便解决中低收入、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政府投资建设的养老机构应当以养护型养老机构为主，满足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理需求。现有的农村敬老院也要实现转型发展，增加康复护理服务功能，不仅服务五保老人，还要对农村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开放，向农村养老护理服务中心转型。
吴玉韶表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老年人对养老服务专业化需求的提高，未来养老机构小型化、专业化、品牌化、连锁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养老院应明确服务对象
芜湖市一民办养老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接收老年人实际上只根据身体状况作价格上的区分，没有太多限制，“只要有钱，有空床位，住公住私随你定”，这直接导致公办养老资源被过度追捧，该负责人透露，有的公办吸引不少异地老人“慕名而来”，有的甚至还需“托关系”。
业内人士指出，对于在地理位置、服务、收费等方面存在优势的公办养老机构，导致“一床难求”的原因之一是对收住的老年人没有明确的身体状况、经济状况的界定，除了收住三无老人、五保老人等政策托底对象外，还收住部分社会老年人，使得一些低龄、健康、经济条件较好的社会老年人早早“排队”。
[关键词] 机构养老；金湖县；社会福利院
1 机构养老模式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方针，在家庭养老逐渐式微、社区养老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机构养老是目前比较有效的承载中国老龄化重担的养老模式。相比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而言，机构养老是通过建设专门的老年养护设施来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紧急救援等服务。截止2010年底我国各类社会福利养老机构已超过4万多家。其规划建设存在功能布局不合理、空间缺乏适老性、房间设计宾馆化、缺乏私密性、交流活动场地不足等问题。金湖县社会福利院的设计在此做了些新的尝试。
2 金湖县社会福利院设计实践
项目位于城市南北向主干道园林南路东侧，城南干道和新民路交叉口，距金湖主城区仅五分钟，紧邻金湖县人民医院，总用地40亩，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包括了老年公寓、疗养康复中心、光荣院、救助站、生活服务中心、儿童福利中心等系统功能。
2.1 总体布局——创造人性化老年社区
考虑到不同使用人群的需求，沿城南干道布置生活服务中心和疗养康复中心，生活服务中心可单独对外，并与老年公寓通过连廊相连接，儿童福利中心沿基地东侧布置，综合服务楼位于基地南侧，各功能分区明确，流线相互独立。通过建筑的围合布置，形成了南北两个较大的广场，北侧广场作为本项目的对外形象窗口，以硬质铺地为主，兼顾停车，西南侧设置了较大的景观广场，景观水体、休闲运动设施、各种植物植被，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另外，疗养康复中心、儿童福利中心和综合服务楼围合成一个内向型的开放空间，提升了建筑的室外环境品质。
2.2 流线组织——动静分离，人车分流
将主入口设置在地块北侧，结合较大的入口广场，是本方案的主要的对外形象窗口。东侧新民路上设置一个次出入口，是综合办公楼的主要入口，沿建筑群周边布置环形的车道，保证建筑的消防要求。同时通过主入口广场进行人车分流，避免区域内人行、车行流线交叉，保证老年人的安全性。
2.3 单体平面----自立性、健康性、安全性
整个项目设计过程中对老年人的生活进行的深度的思考，对其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研。老年公寓以能进行生活自理的老年人为使用对象进行设计，每套公寓内均设置了客厅与阳台，保证了老年人相对私密的活动空间和充足的阳光。在底层集中设置老年人的公共活动区域和局部的公共开敞空间，保证了老年人之间的生活交流与沟通。疗养康复中心以不能生活自理的老年人为使用对象，每层配设护士站和医生办公室，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生活服务中心主要布置一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服务，包括超市、理发店、浴室、餐厅等等，形成相对完整的老年生活区。儿童福利中心主要为当地的孤儿提供生活学习方面的帮助，首层和二层是主要的教室空间，三层为他们的宿舍区，学习生活联系方便。
针对建筑的公共部位采取了以下五项针对性设计：
（1） 在入口及有台阶处设置坡度缓坡或台阶，并在坡道的起点和终点设置轮椅缓冲带。
（2） 楼梯及电梯地面设防滑材料，设置座椅方便休息，设置能满足担架尺寸的电梯，电梯按钮在轮椅扶手处设置操作面。
（3） 公共走廊全明设计，能够自然采光通风，且宽度加大。
（4） 墙面部分转角处设置扶手，并做倒圆角处理。
（5） 卫生间无障碍设计。
2.4 建筑造型
地块内建筑造型统一协调。老年公寓作为地块内的地标建筑，通过2个体块的穿插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立面以竖向元素为主，通过阳台的大小、凹凸变化，形成丰富的光影效果。整个建筑虚实变化，体块感强烈。其他三栋楼提取老年公寓的设计要素，进行整合，通过体块的各种组合，利用体块间色彩的差异和虚实的对比，形成强烈的块面感，使得整个地块内建筑风格统一中有变化，变化中形成统一。
2.5 景观设计——与环境和谐共生
北侧由建筑布局形成一个半围合的开放性景观广场，以硬质铺地为主，除了满足主出入口的交通集散之外，同时还可以解决一部分的车辆临时停放。广场中心的叠水和喷泉除了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车流的作用外，更是整个广场的视觉焦点。由建筑的布局自然形成了南北向的景观主轴，同时也是入口景观视觉通廊的延续，用地中心的圆形广场除了引导车流外，中心石景也是入口视觉通廊的点。
儿童福利中心西侧形成的围合广场根据儿童的活动要求设置了儿童活动广场、树篱迷宫、儿童活动器械等。用地西南侧较大面积的集中景观游园用地远离城市干道，同时对于各功能建筑都有较好的可达性，相对入口广场的喧闹，这里安静而较私密，因此非常满足老年人活动与休息的必要条件，，根据老年人活动需求，在靠近道路的区域设计门球场及健身步道，靠近用地西南侧设置林中步道和休憩亭，葱郁的树木围合成较为私密的环境，满足老年人喜静的需求。
3 结语
新世纪的养老机构，应该以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目标，针对老年人生理、心里特征展开设计，提供多功能、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在关注老年居住环境的同时，关注他们的心理感受，为其创造一个更人性化的老人社区
参考文献
[1]全球老年住宅：建筑设计手册,（德）艾克哈德?费德森等著,孙海霞译.中信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上海作为全国最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截至2007年底，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总数已达286.33万人，占户籍人口的20.8％，比重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在这之中，约63万老人需要护理照料，其中11万老人需要完全护理，由此而产生的老年人护理需求的巨大缺口该由谁来弥补呢?
为了解决这一老年人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养老院。然而是不是退休以后，放弃居家养老，选择机构养老，住进宽敞明亮的养老院，过上晚年的集体生活，就养老无忧了呢?
一个花甲老人的担忧
张萍今年66岁，丈夫常国雄今年68岁，两人退休前都是上海的普通工人，虽然这些年上海市政府一直在增加退休人员养老金，但由于退休时间早，两人的养老金基数都很低，现在两人养老金加起来才2500元。尽管养老金不多，但老两口多少年来已经过惯了简朴的生活，日子还算过得安稳。然而退休第二年，常国雄就因为突发脑溢血昏迷住院，并进行了开颅手术，手术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常国雄此后身体大不如前，行动迟缓，经常会出现抽搐现象，别说家务活不能干，就连去门口小花园散步都要有人搀扶。好在张萍身体还很健康，不但包下了所有的家务活，还担起了时刻小心照顾丈夫的重任。
然而最近这两年，张萍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身体不听使唤了，做家务的时间稍微一长就会累得腰酸背痛，看着自己满头的白发和布满皱纹的额头，张萍突然感到一丝担忧：过两年要是我身体也渐渐差了，没力气照顾老常了，那我们可怎么办?要是我再有个万一，走在了老常前面，那以后老常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我就养了一个儿子，前些年结婚后搬出去了，他们小两口每天工作都忙得要死，晚上还要回家来吃饭，我现在每天烧饭给他们吃还来不及，以后万一我做不动了，他们哪有时间来照顾我们啊?”于是张萍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街道养老院。
可让张萍失望的是，他们家小区里的街道养老院虽然价格不高，每月最低只要800多元，但设施较差，卫生条件不理想，而且张萍最关心的伙食也不尽如人意，于是她又去附近的其他几家养老机构转了一圈，发现虽然有些养老院条件还不错，但收费太高。“我和老常一个月收入加起来才2500元，像我去住的话因为生活还能自理，把养老金全部扔进去差不多够了，但老常要人照顾，这点钱肯定不够用了。再说了，我们身边总还得有点余钱吧，总不能把所有养老金都给他们吧。哎，经济上能承受的，条件不满意，而条件满意的，经济上又承受不起。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张萍轻声感叹道。
“实在不行，就只能把房子卖了吧。”思考片刻后，张萍这样说道。不过从张萍的口气里可以听出，她希望房子以后能留给儿子。
机构养老想说爱你不容易
虽然很多老人还是受传统观念影响，乐意选择居家养老。不过，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也有许多老人和张萍一样还是希望能选择机构养老。毕竟岁月不饶人，身体再好，年纪一大，各种毛病还是会不期而至。
这些希望前往养老院安度晚年的人一般都有自己的退休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长期与子女分开生活。待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时候，他们不愿“拖累”儿女，于是，或者雇保姆在家照看自己，或者住进老年护理院。但比起住进养老院，雇一个全天候看护老人的住家型保姆的费用可能更高。
然而许多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普通城市退休族却发现，目前的养老机构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的状态：不是收费太高，太“贵族化”，就是收费不高，但条件太差，真正能满足大众化需求的养老机构还是很少。
如张萍老夫妻要是入住上海市区某中高档敬老院的话，两人入住的一次性收费就要7600元，而张萍每月还需支付1280-1430元(全自理或半自理)，而常国雄则要支付1580-1730元(半护理或全护理)，这显然已经超出了这对普通退休工人的支付能力。
养老方式因人而异
抛开个人经济条件的局限性不说，机构养老是不是就一定比居家养老更好呢?
在“2008老龄事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副司长阎青春介绍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大都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老龄社会初期，国家大规模兴办机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意识到机构养老对老人的心理可能造成伤害，养老要回归家庭，但不能一下子回归，就先回到社区；最后回归家庭，形成以家庭为主养老体系。
中国要建立怎样的养老模式呢?阎青春概括了三句话：“以家庭服务保障为基础，以社区照顾为依托，以机构供养为补充。”
毕竟，无论从国内还是国外来看，能够享受机构养老服务的老年人都是少数，尤其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养老机构覆盖还很少。而且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更认同儿孙绕膝、尽享天伦的晚年生活，即使独生子女一代无法和老年人同住，只要子女能够经常回家看看，老人自己能给自己寻找乐趣，多多参与社区活动，一样可以让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关键词：养老机构；运营模式；人口老龄化
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问题，在我国，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目前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而随着社会生活压力的不断加大，年轻人所要面对的社会活动逐渐增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每个年轻人需要照顾的老年人也越来越多。再加上老年人对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生活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为了更好地减轻子女的负担，同时更好地提高生活品质，对养老机构的青眯也越来越大。而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再加上人们对养老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已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观念的转变，养老机构则很好地对这些问题起到了缓解。也因此，养老机构的运营模式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促进养老机构运营模式的发展，成为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养老机构运行模式研究
目前在我国，养老机构的运营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即公办公营模式、公办民营模式、民办民营模式和民办公逐模式。这些养老机构的运营模式，由于其组建方存在着差异，因此，其管理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我国养老机构不同运行模式的存在，使得养老机构中没有形成―个统一的硬件设施标准、养老机构工作人员专业标准、收费标准，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养老机构标准化管理非常难以实现。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问题，加强对养老机构运行模式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各养老机构要加强对运行模式的完善，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养老机构的运营。
（1）加强对养老机构运行模式目标与定位的建立
为了更好地解决养老问题，就要不断加强对养老机构目标与定位工作的开展。养老机构的运营要以社会中大多数老年人的需求为目标，从而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切实到位的服务与帮助，从而使得一些老年人不能得到良好的照顾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在对养老机构运营模式上要更加灵活，从而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服务，这也就要求养老机构在对问题的处理与应对上要比传统的养老机构更有优势。
（2）在养老机构的运行模式中，要加强对专业的养老经营管理机构的引入
在养老机构中，对养老机构的经营与管理是其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养老机构的运行模式目标与定位工作确立后，不要不断加强对专业的养老服务经营管理机构的引入，从而使得养老机构更加专业化，其服务与管理更加贴近老年人的需求，为在养老机构接受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与专业的护理，从而更好地确保老年人住得舒心，家属放心的目标的实现。
（3）要不断加强养老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
为了更好地促进养老机构运营模式的发展，就要不断加强养老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加强工作人员服务理念的深入。工作人员在上岗前要接受专业的培训，从而可以确保工作人员可以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在养老机构运行模式中，可以在养老机构、、中设置专门的人员培训处，这样可以定期地对工作人员进行最新、最专业的培训，从而为养老机构建立起质量好、专业性强、工作人员素质高的形象，也可以使得更多人加强对养老机构性质与能力的了解。
（4）养老机构要不断进行运行模式的完善，从而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及其家属的要求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不仅仅单纯地是为了老年人而服务的机构，同时，还要加强对老年人家属心理期望的了解，从而根据老年人及其家属的观念来更好地对老年人进行针对性的服务，最终实现以最少的人力、物力的投入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要不断加强对运行模式的完善，加强对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关注，真正地去了解老年人的需要，更好地对老年人进行照顾，以让其家人放心。
（5）加强新型居家养老运营模式的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型居家养老运营模式与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新型居家养老运行模式是以养老机构上门照顾老年人为主，而社区养老机构照料为辅。这种居家养老模式在我国今后长时期内都有着很大的影响。新型居家养老运营模式，形成了层次不同、内容不同、形式多样化、因人而需的照料服务体系。
对于新型的居家养老运营模式来说，它可以让老年人在自己家中就可以得到社区养老机构所提供的各项养老相关服务。同时，它与社区养老机构相比，又有着灵活、廉价等优点。这种新型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可以更好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实现更好地对老年人的照顾等问题。
（6）加强一体化社区养老机构运营模式的发展
一体化社会养老机构运营模式，就是老年人可以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内实现养老问题。在养老机构社区内，有相应的医疗、购物、娱乐等完善的设施，老年人可以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内完成这些事情，而且配有专业的人员对其进行专业。这种一体化社区养老机构的发展，针对人群则是有着一定经济条件的老年人。而这些经济的收入也可以更好地为普通养老机构的运营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从而更好地推进养老机构的整体运行。
二、加强养老机构运营模式更好地实现的措施
（1）要不断加强对机构养老模式的宣传，从而更好地引导老年人对机构养老服务进行合理的选择。
要使得养老机构运营模式更好地实现，那么我们就要依靠政府对机构养老模式的宣传，不断加强对养老机构模式的宣传力度，从而使得老年人可以更好地对机构养老服务进行合理的选择，进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对养老机构运行模式的认可，进一步加强对传统养老观念与养老模式的转变，消除对养老机构的偏见，以引导人们对机构养老模式进行合理选择。同时，在促进养老机构运营模式发展中，要加强对社会资本投资的鼓励，从而以市场力量更好地推动养老机构模式的发展，使得机构养老的规模不断壮大。
（2）在养老机构发展中，要不断加强对养老护理人员队伍的建设，使得养老服务更加专业化、规范化。
首先，政府要加快养老护理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即在卫生、医疗、高职院校设立养老护理专业，加强他们的专业性，加大力度促进老年护理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对机构养老的发展模式提供优秀的人才。其次，针对现有的养老护理人员专业素质低，缺乏正规的护理培训的现状，政府应该联合养老机构和社会教育培训部门，对现有员工加强培训，提高养老机构护士专业质量和服务理念，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最后，增加金融投资的强度，改善工作条件和当前护理人员的工作环境，在全社会建立一个尊重养老护理人员的社会氛围，提高自己的专业形象和社会地位，使护理人员的工作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3）要不断加强家庭养老与养老机构的配合
对于机构养老来说，它是家庭养老社会化的一种体现，是对家庭养老的进一步的延伸，机构养老并不是意味着与家庭养老脱离关系。在家庭养老中，有一些功能是养老机构无法取代的。因此，要加强家庭养老与养老机构的积极配合，加强家庭对老年人的关心与鼓励，从而使得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提高老年人的养老满意度。
参考文献：
[1]李兴密，郭立.浅谈我国民营养老机构的运营模式[J].价值工程.2015（10）
[2]丁洁，李娇，管超.民营养老机构经营模式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1（14）
[3]丁露露，吴美珍.“医养结合”下民营养老机构的医疗个性化服务的研究[J].经营管理者20lS03）
根据老人所需差异，
设置不同级别养老院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均采用分级养老制度。
美国的“梯级养老计划”分为三级：初级是住宿护理家庭，老人住在自己家庭或者愿意承担养老责任的家庭，由机构每周提供相应的照料服务；中级就是老人公寓，老人们集中居住，集中提供健康和家居服务；对于缺乏自理能力的老人，则安排入住养老院。
在加拿大，最普通的是老人公寓，55岁以上即可申请入住，公寓里设施齐全，老人可以自己做饭，这类公寓是针对有自我照料能力和活动能力的老人；再往上，就是老人集体公寓、护士中心，这种老人集体居住，有专门的护士24小时监护；最高级也是养老院，老人的生活和医疗均有专人照料。
英国也是类似的三级院舍照顾体系，初级是老年公寓，对象是可以照顾自己的老人；中级是养老院，对健康无忧但是需要人照顾的老人提供服务；高级则是护理院，针对病患老人，提供医疗方面最密集的服务。
相比之下，日本对养老机构采取了分类的办法，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来界定机构：首先是收费的老人院，提供护理服务和日常生活服务以及文娱活动，需要终身护理的老人和健康老人均可入住；然后是带服务的老人住宅，这种住宅需要租赁，入住后可以享受24小时的护理师服务，适用于需要日常简单护理或者医疗的老人；集体住宅，针对的是有认知障碍的老人，一般5到9人为一个单元，有专业人员提供服务但是老人也分别承担做饭或者清洁等工作；老人之家，为60岁以上因故不能与家人一同生活的老人；特别养护老人院，专门收住那些身体状况不好且不能与家人同住的老人；护理院，这是在老人出院后的过渡养老机构，负责帮助老人恢复生理机能和健康；养护老人院，专门服务那些身心遭到虐待或者因经济原因无法在家养老的人群。
这些分级分类，有效地拓展了养老机构的服务范围，但是同时也面临着麻烦，那就是机构较多带来的费用较高。费用问题是困扰各国养老机构的基本难题之一，尤其是各国老龄化在普遍增长，随之而来的养老资金缺口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多层次多种类的养老服务虽然贴心，但必然要求养护人员具备专业的素质，像日本就要求老人护理员要经过三年培训，人员素质的高要求直接导致护理人员和人力成本的缺口越来越大。
养老院也需要科学评价体系
各国一方面从制度上完善养老机构建设，一方面也在各自想办法提高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美国的一个办法是举办“最好养老院”大排名。每年美国有近330万老年人进入各类养老机构，为了让人们对养老机构有更直观的评价和认知，在选择时有更明确的参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每年都举办“最好养老院”荣誉榜，这个榜单的评选资料来源于美国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数据，在美国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其评选指标包括健康检查、护理人员和护理质量考察，这三个大项之下还分别有多个小项，分数从一星到五星不等，排名情况每一季度都更新一次，最后年末评选年度最好疗养院。这份榜单除了有评级功能，给每个养老机构一个总体星级之外，还能给出三个领域的不同星级，这不仅为老人们的选择提供了参考，还能有效拉动养老机构的自我完善。而且这个评选活动，范围涵盖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基本上把各地方政府都吸引参与进来，政府的参与不仅加强了榜单的权威性，而且还能在榜单发表后，加速相关养老机构对自身不足的整改。
日本近年来的一个新趋势是把养老机构和幼儿园建在一处。老人们一方面在养老院里享受服务，同时那些有自理能力的老人还会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定期到幼儿园去做义工类服务，老人们与儿童一起玩耍或者做一些护理儿童的简单工作，这对于愉悦老人身心，有特别好的效果。
法国则坚持自己的传统，尽量把养老机构安排在市区。因为市区才能保证老人们得到充分的医疗、公共设施服务和交通便利，而且严禁地产商在城市开发过程中把城市内的养老院改作他用。
新的考量重点：
满足需要，更要满足喜好
目前为止，各国养老院的发展中，家庭养老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即使是在家庭观念并非很浓郁的美国，研究人员也发现，老人们更愿意选择生活在自己家里，在家庭养老模式下，老人能更好地保持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交际圈。目前，欧美等国都在尝试把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和家政服务人员，投入到定期的上门服务中去。日本则仿照幼儿园入托制度，采取日托或者周托的形式，将老人定期送到养老院享受服务，平时则居住家中。
另一方面，各国养老院正在尝试在设施、服务方面体现更多的亲情和人文关怀。以往的养老院，侧重的往往是服务设施、医疗设施，养老院往往就是所谓的医院或者护理院，而现在养老机构建设理念开始进一步独立，有意识地与医院保持一定空间距离和功能距离，法国人甚至刻意要求养老院不能建在医院旁边。
一、高度重视我市老龄化现状，加快养老福利体系建设
目前，我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5.3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2.57％。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具有数量大、增长快、“未富先老”等特点；另一方面，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空巢老人”、高龄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不断增多，对社会福利的需求日益加大；同时，我市的老年福利设施数量少、功能单一，远不能满足广大老年人的需求。截至20**年，我市共有各种类型的养老福利机构20家，入住老年人1560人，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0.62％，低于全国0.9％的水平。加快养老福利体系建设步伐刻不容缓。
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并将做好老龄和社会福利工作纳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通过加快发展养老事业，加强公共服务，体现以人为本、全民关怀，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有效减轻养老为家庭带来的负担。通过多渠道、多途径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扩大社会参与，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有利于解决下岗职工尤其是“4050”人员的再就业，实现不同群体的互利共赢，促进社会稳定。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动养老福利事业的快速发展。
二、总体发展目标
以国家兴办养老福利机构为示范，努力构建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养老福利机构为骨干的养老福利网络。目前，全市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9.6张，力争到2010年达到每千名老人拥有15张床位以上，之后以每年增加3—5张床位的速度增长。
三、鼓励和促进社会力量兴办养老福利机构的优惠政策
（一）对经市民政部门确认的非营利性养老福利机构，市国土部门可根据《划拨用地目录》的规定，以划拨方式供地、并减半征收城镇国有土地补偿费。对营利性养老福利机构，市国土部门应按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出让方式供地。
（二）对非营利性养老福利机构，市规划部门可给予减免5%—10%规划设计等费用的优惠。
（三）对非营利性养老福利机构，市建设部门可给予减免30%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供热基础设施配套费的优惠。
（四）经市民政部门批准设置的养老福利机构享受政府补贴，补贴资金包括开办经费和运营经费两部分，从市财政、福利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助款项中解决。
1．市民政部门根据养老福利机构的规模给予下列开办经费补贴：
（1）规模在30—80张床位的，给予一次性补贴1000元；
（2）规模在81—100张床位的，给予一次性补贴2000元；
（3）规模在101—1000张床位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补贴5000元；
（4）规模在1001张床位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补贴30000元。
开办经费补贴最高限额为30000元，补贴款项专款用于购买炊具、健康器材、文娱器材等养老服务设施。
2．符合下列条件的养老福利机构，可以申请运营经费补贴：
（1）有《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的；
（2）开业满半年以上的；
（3）床位利用率达到80%以上（含80%）的。
市民政部门根据养老福利机构核定的床位数，对床位利用率在80%以上（含80%）的，给予每名本市户籍人员每月10元的运营经费补贴；对床位利用率在90%以上（含90%）的，给予每名本市户籍人员每月20元的运营经费补贴。
养老福利机构于每年1月向市民政部门提出开办、运营经费补贴的书面申请。市民政部门对养老福利机构申请开办、运营经费补贴的书面申请进行审批。对同意给予补贴的，市民政部门应当与提出申请的养老福利机构签订补贴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养老福利机构在享受上述优惠政策的同时，仍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2000〕19号）规定，享受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
四、工作要求
养老福利机构应当依法保护被收养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开展捐赠活动，不得接受任何带有政治性等附加条件的捐赠。
享受补贴的养老福利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市民政部门有权终止补贴，必要时可追回补贴资金：
（一）未经批准擅自变更养老福利机构名称、地址、主要负责人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合并、设立分支机构或解散养老福利机构的；
（三）补贴资金挪作他用的；
（四）年度检查业务考核不合格的；
（五）财务帐目混乱的；
（六）服务质量差，送养人意见较大的；
（七）违反《**市养老服务机构基本规范》，经批评教育不改正的。
关键词： （中）关键词 效率；数据包络分析；养老机构
中图分类号： （中）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2-0058-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2007
当前，机构养老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得到大力发展，养老机构规模和数量增长显著。与此同时，如何科学地评价养老机构的服务效率已成为我国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具体表现在：第一，与纯市场化的私人产品不同，养老服务由于其公益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其产出评价难以通过利润最大化来衡量；第二，养老机构服务往往涉及多个输入和输出指标，而这些指标之间又难以给出显性的数学表达式；第三，不同指标之间的测量单位迥异，不仅难以比较，也难以给出恰当的权重。这些大大增加了养老机构服务效率的评价难度。此外，鉴于服务行业的自身特性，如服务评价的主观性较强，服务质量测量以及数据收集上的难度等，都使得对养老机构的服务评估更加困难。
国外学者对养老机构的效率与质量关注已久，然而，国内从实证角度对这两个主题的研究寥寥无几。本文以厦门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对该市养老机构服务供给效率进行评估，判断各养老机构的投入产出是否有效。在此基础上，结合单因素分析和Tobit模型考察养老服务效率与质量之间的关联，并对影响效率的其他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公办、公建民营和民办养老机构的协同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意见和建议。
一、文献回顾
养老机构服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一直以来都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在诸多研究方法中，DEA法无疑已经得到成熟运用。事实上，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采用DEA法分析养老机构服务效率和质量的研究就出现在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献中。塞克斯顿（Sexton）等人较早将DEA方法应用于养老机构的效率评估中，通过选取5个投入指标和2个产出指标计算了美国缅因州52所养老机构的相对效率，并以效率值为因变量拟合多元回归模型对养老机构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1]。尼曼（Nyman）和布里克（Bricker）同样采用DEA方法对美国威斯康辛州184所养老机构进行效率评估，他们选取4个投入指标和5个产出指标计算了相对效率值，拟合回归模型后发现营利性养老机构的相对效率显著高于非营利性养老机构[2]。费瑟（Fizel）等人沿用了尼曼和布里克的分析思路，分析了美国密歇根州163家养老机构的相对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验证了这两位学者的分析结论，即营利性养老机构具有更高的相对效率以及更高效的生产前沿，此外研究还发现连锁型养老机构具有更高效率[3]。库雷曼（Kooreman）同样借鉴了尼曼和布里克的分析思路，对荷兰养老机构服务效率和质量进行了评估，不同的是，除了指标选取上的修正外，他还敏锐地注意到了此前被学者所忽略的DEA效率值的限制性分布问题（如效率值的上限为1），因此在分析效率的影响因素时，他采用了更为适合的Tobit模型[4]。罗什科（Rosko）等人沿用了以上方法考察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400余所养老机构，发现效率受管理和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而且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也会不断提高自身效率以回应环境压力，营利性养老机构则不管环境如何一直保持在高效状态[5]。加拉瓦利亚（Garavaglia）等人同样采用库雷曼的方法对意大利西北地区40家养老机构的服务效率和质量进行了评估和检验[6]。
进入21世纪后，DEA方法在非营利机构的效率及其评价中依然受到普遍青睐。比约克格伦（Bjorkgren）等人发现以病房为决策单元相较于之前以医疗机构或养老机构为决策单元进行效率分析更为合理，他们选取了4个投入指标和1个产出指标对芬兰养老机构下的64个护理单元进行了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并认为更高效的内部管理和资源分配可以提高决策单元的效率水平[7]。莱恩（Laine）等人继续比约克格伦等人的思路，研究了芬兰122个护理单元的生产效率，并发现其与护理质量之间的关联不存在显著性[8-9]。史姆沙克（Shimshak）等人进一步关注了养老机构的护理质量与护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尝试将更多的质量性指标纳入DEA分析中，最终筛选出6个投入指标和9个产出指标，研究认为DEA结果也可以反映不同护理质量的差别[10]。
国外学者的研究为我国养老机构效率评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思路，但由于研究背景和样本数据的限制以及市场环境和付费机制上的差异，使得他们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机构养老的启示有限。目前国内运用DEA方法分析养老机构效率的文献屈指可数，未见针对全国范围养老机构效率的研究。区域性研究见吴敏的研究成果，她选择了4个投入指标、3个产出指标分析了济南市45家养老机构的服务效率，并采用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发现养老机构的娱乐实施种类和管理人员数对服务效率产生影响[11]。鉴于厦门与济南在人口、经济以及地域上的差异，吴敏的研究结论是否对厦门有效，这也是本文有待验证之处。承袭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运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法对厦门市养老机构进行效率、质量以及影响因素之间的考量是本文的基本立意所在。
二、方法与数据
1DEATobit两阶段模型
DEA方法是由美国著名的数学家查纳斯（Charnes）和库伯（Cooper）等人于1978年开创，它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以数学规划为主要工具，以优化为主要方法，根据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数据对相同类型的单位（部门或企业）进行相对有效性或效益评价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12]。选择DEA法考察养老机构服务供给效率是养老机构本身的特质与DEA方法上的独特优势共同决定的。其适用性主要表现为：一是DEA方法对于处理非参数化且同质性较强的多输入多输出数据独具优势，恰好可以克服养老机构服务供给中难以预设的投入产出生产函数及其参数等难点。二是相对于其他强调过程的评估方法，DEA方法兼顾了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其分析结论不仅可以评估各个被评价单元的相对效率，还可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为具体的指标改善提供改善方向和改进量。这对于研究养老机构服务供给来说尤为重要，DEA的分析结果大大增加了养老机构评价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数据包络分析的经典模型有两个：C2R模型和BC2模型。其中，C2R模型假设在规模报酬固定的前提下，衡量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BC2模型则进一步放宽了C2R的使用范围，引入规模报酬可变的条件，并在此条件下衡量纯技术效率的规划模型，进而推算出决策单元的规模效率。
通过DEA方法以上方式测算可得出养老机构的相对服务效率，却无法发现效率的影响因素，还需要引入其他的回归模型予以配合。基于综合效率的取值特征（0-1之间的数据截取），若选取OLS法进行回归会产生偏差，为解决此问题，多数文献中选用因变量受限的Tobit模型对养老服务效率进行回归分析，实践证明该方法更为适用。
2数据与指标筛选
格兰尼（Golany）和罗尔（Roll）认为有效运用DEA方法须使得决策单元及其指标选择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所研究的决策单元必须是同质的，这意味着它们所承担的任务和目标相似，且所有的决策单元处于相同的市场条件之下，更重要的是，每个决策单元下用于比较的绩效指标（包括投入和产出）都是一样的，除了它们在强度和范围上的变化；二是决策单元及其指标的选择须谨慎，其原因在于决策单元数量与方法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样本规模越大越可能勾勒出更高水平的生产前沿，从而更精确地找到DEA有效点，另一方面，样本规模的扩大又会不断削弱决策单元的同质性程度进而影响DEA有效的判定[13]。一般的经验法则是决策单元数量应至少两倍于投入产出指标之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投入产出指标的确定同样需谨慎，并非越多越好，而应严格控制。
本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厦门市民政局2013年底的统计资料。据其年度数据显示，厦门市现有37家养老机构，扣掉停办、装修歇业、尚未营业以及开业不足1年等合计9家机构，纳入分析的决策单元共计28家。本研究中的指标选择来源于以下途径：通过文献回顾，对国内外学者运用DEA方法分析养老机构效率时选取的投入产出指标进行综合提取，再结合厦门市养老机构调研数据，筛选出最终的投入产出指标。
从表1可知，绝大部分研究对决策单元的选择都是以养老机构为分析单元，仅有少数选择病房作为决策单元。从分析的精细程度看，选择病房无疑可以更好地通过精确数据反映出决策单元之间的细微差别，并且从管理角度看，分析病房间的资源分配较之机构层面的分析能更有效地评估效率值以及改进空间。然而，不足之处也是相当明显，以病房为决策单元的分析需要非常微观具体的数据，势必加大了调研的难度和可获得性，这使得一般的社会调查难以企及。反之，以机构为决策单元的分析，虽然牺牲了部分精确度，但在数据获取上具有较大优势，这也正是大多数的研究选择机构作为分析单元的主要原因所在。
在指标选择上，这些学者最终确定的数量在5-15个之间，决策单元与指标之间的比例均在两倍以上。从投入指标看，在以养老机构为决策单元的研究中多数投入指标选择的是人力指标，较少选择
财物指标；在产出指标的选择上，毫无例外都是针对入住老人情况为最后指标。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前期收集的数据，筛选出以下4个投入指标：行政人员数、医师人数、护理人员数、其他人员数（后勤保障人员，如清洁员、厨师、保安等）。其原因在于：一是相对于床位数、固定资产总
额等成本来讲，人力成本是养老机构中的重要可变成本，属于管理者可自由裁量的范畴；二是养老护理本身就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很小；三是在指标选择上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保持一致有助于国内外研究
的比较和借鉴[14]。综合考虑，选择
人力资本作为投入指标，
是效率比较的合适指标。产出指标有3个：自理老人数、半自理老人数以及完全不能自理老人数。投入产出的数据基本描述见表2，指标数合计7个，决策单元为28个，决策单元与指标之比大于2符合DEA有效的经验法则。
三、机构养老服务效率评估结果
本研究选择基于投入角度的DEA的两个基本模型，即C2R模型和BC2模型，以分析厦门市现有养老机构的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对非DEA有效的决策单元的进一步改进提供建议。实现软件为Max DEA5。具体分析结果详见表3。
1机构养老服务综合效率分析
由表3可知，28家养老机构中有15家养老机构的综合效率值为1，视为DEA有效，即这15家养老机构的投入产出达到相对最优，占厦门市28家养老机构的5357%。另13家养老机构中，有7家处于弱DEA有效，即技术效率值或规模效率值二者中只有一个等于1，占全部养老机构的25%。剩下6家养老机构处于DEA无效状态，所占比例为全部机构的2143%。28家养老机构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869，最低的单元是决策单元1，效率值仅为0346，相对于产出而言，说明其投入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1）不同性质养老机构综合效率比较。厦门市现有养老机构按性质可分为：公办、公建民营类（即政府提供经营场地，包括政府投资建设养老机构场地和政府出租自身房产用于机构养老）以及纯民办三类。其中，纯民办养老机构的综合效率均值最高为0920，公办养老机构和公建民营类表现均不佳，均值不足08，二者相较，公办养老机构的综合效率均值略高于公建民营类。表4是不同性质养老机构内部综合效率值比较，在公办养老机构内，效率值的差异程度最大，最低仅为0346，最高为1，DEA有效单元占全部4家养老机构的50%。公建民营类养老机构综合效率的差异程度居中，纯民办养老机构的综合
效率差异最小，且其DEA有效单元占全部19家养老机构的比例也最大，达到579%。
（中）表题 表4 不同性质养老机构内部综合效率值比较
综合看，三类不同性质的养老机构中，纯民办养老机构无论从综合效率均值，还是从DEA有效单元所占比例或是数据的离散程度来看，都是三者中表现最佳的。公办养老机构在效率均值以及DEA有效单元所占比例两个指标方面均优于公建民营类养老机构。
（2）不同床位规模养老机构综合效率比较。根据厦门市养老机构床位数的分布状况，结合《厦门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以及厦门市民政局关于床位数的相关规定，现将28所养老机构按照床位规模分为大、中、小三类，即小于80张床位规模的为小型养老机构，80-150张床位规模的为中型养老机构，大于150张床位规模的为大型养老机构。其中，中型养老机构综合效率均值最高，其值为1，其次是小型养老机构，均值为0921，大型养老机构均值最低为0739。表5是不同床位规模的养老机构内部综合效率比较，其中中型养老机构全部为DEA有效，比较小型和大型养老机构，发现小型养老机构的效率均值离散程度明显低于大型养老机构，DEA有效所占比例高于大型养老机构。
从表5来看，中型养老机构的综合效率表现最佳，小型养老机构次之，大型养老机构在综合效率均值、 DEA有效单元所占比例以及数据的离散程度三个方面均表现最差。
2机构养老服务规模效率与规模报酬分析
根据表3，有15家养老机构的规模效率达到最优，即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状态，投入与产出同比例增加。其余13家中有7家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占全部决策单元的25%，表明其投入增加的比例要大于产出增长的比例，应适当控制投入；还有6家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占全部决策单元的2143%，这部分养老机构产出增加的比例要大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可以扩大现有规模。
（1）不同性质养老机构规模效率比较。三类不同性质的养老机构从各自内部的规模有效构成比例来看，纯民办养老机构中规模有效所占比例最高，达到579%，公建民营类规模有效所占比例最低，为40%。此外，在所有养老机构中，仅公建民营类养老机构不存在规模递增现象，仅包括规模有效和规模递减两种，这说明该类养老机构的投入增加比例要大于产出增加的比例，不宜再扩大规模。
（2）不同床位规模养老机构规模效率比较。三种规模的养老机构中，床位数为80-150张的中型养老机构的规模效益最佳，全部为规模有效；床位数为80张以下的小型养老机构中，规模有效和规模递增各占50%；而在床位数为150张以上的大型养老机构中处于规模有效的机构仅占273%，大部分处于规模递减阶段，比例达到633%。这表明养老机构并非越大越好，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养老机构其服务效率反而会随规模增大而降低。
四、效率、质量以及其他影响因素
以下分析中，选取综合效率值作为分析变量。同时，由于本研究的数据样本较小，不适宜将多个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变通的方法就是首先通过单因素分析（主要通过Spearman相关以及秩和检验）来逐一考察变量关系（见表6和表7）。选取检验变量的原则如下：一是关注并选择已有研究中的效率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二是综合效率分析时选取的投入和产出变量不包含在影响因素之列。然后，在此基础上选取3-4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拟合回归模型。
1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
现有的数据中并没有包含与服务质量直接相关的信息，因此，对质量与效率二者关系的考察将通过间接反映服务质量的三个变量进行分析。一是养老机构的固定资产总值，该变量除了能说明养老机构的规模外，还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其硬件设施的质量，如建筑质量、环境建设、护理设备以及娱乐设施等的配置情况。二是是否隶属于医院，[JP2]一般来说，隶属医院的养老机构在医疗和护理服务上具有更高的服务水平和更多的服务项目，相应能提升护理服务质量。三是养老机构收费水平，收费高低一方面与老人的经济状况相关，同时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养老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以及入住老人的认可度。[JP]
（1）养老机构固定资产总值与服务效率。鉴于综合效率值不符合正态分布，在单因素检验中将使用Spearman等级相关对固定资产总值和综合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二者相关系数为-0404，且具有显著性（p值为0033），固定资产总值与综合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越高的固定资产总值意味着越低的综合效率值。考虑到固定生产总值中既包含规模信息也包含质量信息，需要进一步分离不同因素的影响。由于床位数与养老机构规模大小密切相关，故选取养老机构床位数与综合效率值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以进一步考察规模因素对效率的影响。结果为，床位数与综合服务效率之间相关系数为-0285，在005及01的检验水平上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p值为0142）。由此推断，在固定生产总值中，除规模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对综合效率起到显著作用。
（2）是否隶属于医院与服务效率。由于这两个变量不满足参数检验的条件，这里将利用非参数检验中的秩和检验对二者关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在005的检验水平上二者具有统计显著性（p值为0047），说明是否隶属于医院对服务效率具有不同影响。并且，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服务效率的秩均值（84）要小于不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服务效率的秩均值（1583）。
表明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效率和秩均值（84）要小于不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这也较为符合我们的直观经验。通常而言，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往往提供更多类型的医疗护理服务，从而拉低了服务效率。
（3）养老机构平均收费水平与服务效率。由于养老机构对不同护理等级老人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这里我们选取平均收费（即对不同收费标准取算数平均数）与综合效率值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37，但不具有统计意义（p值为0485），表明收费水平的高低与养老机构服务效率之间不具有显著相关性。
2其他影响因素分析
除以上因素外，考虑到养老机构地理位置、机构性质等因素都可能对养老服务效率产生影响，例如：处于市区和郊区的养老机构可能因地租成本或人力、生活成本的差异而导致服务效率差异。同时，公办和民办这两类不同兴办主体的养老机构也可能存在服务效率差异，这一点已经被部分学者所证实。此外，养老机构中老人入住率情况和经营时间的长短也都可能对服务效率产生影响。
（1）地理位置与养老服务效率。厦门地理位置特殊，中心城区为思明区和湖里区，其他四个区均与中心城区以海分割，从经济发展和城区建设来看，岛内岛外差距明显。根据秩和检验结果，p值为0979，岛内岛外的养老机构在服务效率上无差别。
（2）机构性质与养老服务效率。考虑到样本量较小，故将公办和公建民营类养老机构合并统称为公办类养老机构，以符合秩和检验的最低样本量要求。对公办类和民办两类性质养老机构与服务效率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性质的养老机构在效率分布上没有差别（p值为0157）。
（3）入住率、营业年限与养老服务效率。选取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和营业年限分别与养老服务效率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入住率高低、营业时间长短均与服务效率没有统计学关联（p值分别为0220、0765）。
3. Tobit模型分析
基于综合效率的取值特征（0-1之间的数据截取），若选取OLS法进行回归会产生偏差，这时选用因变量受限的Tobit模型对养老服务效率进行回归分析更为适用。在自变量的选择上结合前面单因素分析的结论，以p值为标准，现筛选出p
变量（固定资产总值、是否隶属于医院和机构性质），εi为一些不可观察的随个体变化而变化的随机变量。
应用Stata110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8。由表8可知，根据005的检验标准，只有固定资产总值进入模型，但其对效率的影响幅度轻微，即固定资产每增加100万元，综合效率将减少00041。众所周知，固定值产总值与养老机构的床位规模密切相关，这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前面提到的较大规模的养老机构产出较低的综合效率值，即床位数超过150张的养老机构其效率表现最差。若放宽检验标准至01，则是否隶属于医院也进入模型，即不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综合效率值要比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效率值高0221。从厦门的经验来看，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通常会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和保健康复服务，而不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大多仅限于日常照料服务，在有限的照护配比（即护理人员与入住老人之间的比例）下，服务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往往意味着服务效率的降低。
综合来看，与养老服务质量相关的变量（固定资产总值、是否隶属于医院）与养老服务效率存在负相关，即固定资产总值越高的养老机构其效率值越低，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相较不隶属于医院的养老机构效率要低。此外，地理位置、床位数、营业年限、机构性质等因素均未对养老服务效率产生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DEA法分析了厦门市养老机构的三种效率得分，发现不同性质以及不同床位规模的养老机构在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上表现有差异。在随后的相关以及回归分析中，这两个变量以及养老机构的地理位置、床位数、营业年限、机构性质等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些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结论基本一致。本文同时发现固定资产总值和隶属于医院对养老机构综合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而这些因素又与养老服务质量密切相关，机构养老服务需在效率与质量之间予以权衡。结合政府现有的机构养老政策看，政府在公办和公建民营类养老机构投入较多，如在人员配备、资金投入、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政策倾斜。然而，公办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服务效率相较于民办养老机构，并不存在显著的效率优势，只要监管到位，公办养老机构的托底作用也可以转包给民办养老机构。长远看，这意味着对公办、公建民营和民办养老机构的角色重塑，更意味着政府在其中的职责转变与政策调整。具体的完善路径如下。
第一，加大对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在固定资产与运营经费上的扶持。在公办、公建民营和民办这三类养老机构中，政府的财政与政策支持相差悬殊。以固定资产总值为例，对厦门市不同性质养老机构的固定资产总值调查发现，公办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固定资产总值均值均在3000万元以上，而民办养老机构的均值不到750万元。对民办养老机构的走访调查显示，管理者普遍认为最大的经营障碍来源于服务场所上的困难。这意味着政府对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投入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固定资产，尤其是经营场所上的支持；二是运营经费上的支持，其中以前者最为重要。经营场所的支持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的租金补贴、廉租房或是给予一定比例的建设经费等方式提供，另一方面还可以直接从土地规划上保障养老机构的建设用地，如政府通过建设用地划拨以及招标、拍卖或者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方式来确定养老机构建设的供地方案。在运营经费上的支持，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在财政经费中增加养老机构发展的费用在社会事业发展支出中的比重，在资金来源上可以使用彩票公益金来予以长期支持，这也是目前政府明确规定可以用作养老服务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在提供经费补贴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应进一步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逐步调整并平衡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上的分配情况，至少可以提高彩票公益金地方政府的截留比重。在具体的补贴方式上，针对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的固定资产补贴与运营经费补贴须采取不同给付方式。对于前者，政府可直接拨付给民办养老机构的经营者；而对于后者，则可参照国际经验，采用以需方补贴的方式，政府将补贴经费拨付给养老服务消费者，这样既可以维护老年人的养老权益，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又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机制在其中的作用，刺激养老服务的供给，不断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第二，适度控制政府参与兴建的养老机构建设规模。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纷纷热衷于投资和鼓励大中型养老机构建设，这种趋势在公办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中尤其明显。然而本研究发现，对于非效率最优养老机构，存在投入资产利用率较低的问题，即相对产出而言，出现了投入过剩的情况，如床位规模在150张以上的大型养老机构大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这意味着投入增长的速度要大于产出增长的速度。这也部分印证了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如吴敏通过对济南市养老机构的分析，认为床位数在100张以上的养老机构大多处于规模效益递减阶段[11]。因此，从资源有效配置角度来讲，政府应适当控制大型养老机构的建设，这主要针对政府出资兴建或享受政府补贴的公办、公建民营以及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从政策上引导和鼓励支持中小型养老机构的建设。
第三，建立健全养老机构评估监管体系。由于养老服务本身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其服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老年人权益的保障乃至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促成养老服务的公平有效供给是政府和养老机构共同的责任。有三种方法可以加强养老机构的社会责任：加强对具体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的量化考核，引入严格的绩效监控，建立赔偿机制补偿受损的个人或组织[15]。从逻辑上看，这三个内容具有明显的因果联系，构成了从标准制定到监控实施再到纠正赔偿这一完整的评估监管流程。这也正是我国现阶段机构养老建设过程中所迫切需要的。
第四，推动护理人才教育培训制度。当前，护理人才的流失和短缺是制约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短期看，解决的思路必然离不开提高薪资待遇以及实行严格的持证上岗制度。具体的操作方法可通过政府对养老护理人员按级别发放政府补贴的形式实现：补贴的力度随护理等级、资质而相应变化，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不予补贴，从而激发养老护理人员自我提升的激励，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从长期看，还需要建立长效的教育培训制度，并将其与收入直接挂钩。从国际经验看，护理服务的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育是很多发达国家培育护理人才的两大主要途径，这同样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现阶段，我国一方面可依托全国高校、护理职业学校等大中专院校，开设针对老年人群体生理、心理特征的养老护理的课程，培养养老护理职业人才；另一方面还应注重在职教育，既鼓励在职人员报名进入大中专院校进修，也鼓励有条件的养老机构或医院护理部创办养老服务培训中心，为有需要的护理人员提供培训机会。在教育经费上，政府应加大对养老服务教育培训的重视和支持，如对全日制教育可采用公费教育的形式，由政府支付学费，以此来鼓励和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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