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1 22:56:45
序论：在您撰写语法理论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ofsomegrammaticalproblemsthatarenotsoeasytobeexplainedbyothertheories.(3)Valence
grammaticaltheorycanhelptoimprovetheefficiencyoftheteachingofChinesegrammar.
Theaimofthispaperistoillustratethat,inordertoimprovetheefficiencyofteachingC
hineseasasecondlanguage,languageteachersmustlearnsomegrammaticaltheories.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宜大讲语法，更不能大讲语法理论，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这不等于说，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可以不关心语法，可以不学习语法理论。事实告诉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懂得
语法，学习掌握一定的语法理论，将大大有助于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举例来说，语言构造的层次性和
层次分析法是语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老师绝对不能在课堂上给外国学生大谈语言构
造的层次性和层次分析法，但是老师自己如果具有一些这方面的理论知识，那么在教学中就能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较好地分析说明一些外国学生感到难以理解和掌握的语言现象。请看下面三个例句：
（1）衣服晾干了。
（2）坑儿挖浅了。
（3）头发剪短了。
这三个例句从格式上看，都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了”，但它们所表示的意思却并不相同。例（1
）的意思是，洗了的衣服需要晾干，通过晾晒，达到了晾干的目的。我们不妨把这种意思概括为（A）“预
期目的的实现”。例（2）的意思是，坑儿挖得过于浅了，不合预期的要求。我们不妨把这种意思概括为（
B）“预期目的的偏离”。例（3）则有岐义，既可表示（A）“预期目的的实现”——头发长了，需要剪
短，理发后达到了头发剪短的目的；也可以表示（B）“预期目的的偏离”——头发剪得过于短了。下面是
类似例（1）的句子：
（甲）杯子洗干净了。
衣服熨平了。
队伍排齐了。
关系理顺了。
菜刀磨快了。
以上各例具体意思各不相同，但都表示预期目的的实现，即都表示（A）意。下面是类似例（2）的句
子：
（乙）衣服买贵了。
雨鞋买大了。
西墙垒矮了。
木板刨厚了。
照片放小了。
以上各例具体意思各不相同，但都表示预期目的的偏离，即都表示（B）意。下面是类似例（3）的句
子：
（丙）坑儿挖深了。
照片放大了。
衣服染红了。
马路修宽了。
绳子接长了。
以上各例具体意思各不相同，但都既能表示预期目的的实现，也能表示预期目的的偏离，即既能表示（
A）意，也能表示（B）意。上述语言现象，外国学生肯定会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
题：这些句子格式相同，都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了”，为什么在意义表达上会不一样？作为一个对外
汉语教学的老师，如果没有句法构造层次性的观念和层次分析的知识，将很难回答外国学生提出的上述问题
；相反，如果他有句法构造层次性的观念和层次分析的知识，就比较容易解释清楚上面所提出的问题。那就
是这些表面看来相同的句子之所以会表示不同的意义，原因就在于内部词语组合情况不同。只要对例（1）
—（3）分别稍作层次分析，它们的不同就可以显出来，请看：
表示A义表示B义
（1）衣服晾干了（2）坑儿挖浅了
——————————
——————
————
（3）头发剪短了头发剪短了
——————————
——————
————
很明显，当表示A义时，动词和形容词先组合成述补结构，然后那个“动词＋形容词”的述补结构再与
“了”组合；当表示B义时，则形容词和后面的“了”先进行组合，然后“形容词＋了”作前面动词的补语
。
总之，作为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员，如果能掌握一定的语法理论和语法分析方法，就能把一些学生感
到困惑的语法现象讲深讲透，解释清楚。
二
这里想介绍一种新的语法理论——配价语法理论。其实这种语法理论也并不新了，不过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似还未运用这种语法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这种语法理论还是新的。
配价语法，是五十年代由法国语言学家特思尼耶尔（LucienTesniere，亦翻译为特尼耶尔、泰尼耶尔、
特斯尼埃）提出来的。他于1953年出版的《结构句法概要》（Esquissedunesyntaxestructu-rale）
，就使用了“配价”这一概念；1959年问世的《结构句法基础》（Elementsdesyntaxestructurale）
则标志着配价语法论的形成。
“价”（法文valence，德文valenz，英文valence/valency，汉语亦称“配价”“向”）这一术语借自
化学。化学中提出“价”（亦称“原子价”，或称“化合价”）的概念为的是说明在分子结构中各元素原子
数目间的比例关系。取氢原子为一价，某种元素的一个原子能和多少个氢原子相化合，或者能置换多少个氢
原子，那么该元素就是多少价。如水分子式（H［，2］O）中一个氧原子总是跟两个氢原子化合，所以氧
的原子价是二价。当初特思尼耶尔在语法学中引进“价”这个概念，为的是说明一个动词能支配多少个名词
词组（称为“行动元”）。动词的价就决定于它所支配的行动元的数目。动词可比作带钩的原子，它能钩住
（即支配）几个行动元，那它就是几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不能支配任何行动元，那它就是零价动词（汉语
中的“地震、刮风”就是零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一个行动元，那它就是一价动词（汉语中的“病
、醉、休息、咳嗽、游泳”等就是一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两个行动元，那它就是二价动词（汉语
中的“爱、采、参观、讨论”等就是二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三个行动元，那它就是三价动词（汉
语中的“给、送、告诉、赔偿”等就是三价动词）。
当初特思尼耶尔只讨论动词的配价问题，现在已经进一步讨论形容词配价问题和名词的配价问题。先说
形容词。例如“美丽”（孔雀很美丽），它只能跟一个名词词组（孔雀）发生关联，所以“美丽”是一价形
容词；可是“热情”（她对顾客很热情），它可以关联到两个名词词组（“她”和“顾客”），所以“热情
”是二价形容词。现在说名词。例如“大海”，不要求一定与一个名词词组发生关联，所以它是零价名词。
亲属称谓名词（如“弟弟”），一定要与另一个指人的名词发生关联（某人的弟弟），所以“弟弟”是一价
名词。可是像“意见”则又是一种情况。“意见”要求有两个名词词组与它关联——一个是持意见者，一个
是意见针对者（如“他对今年考试提意见”“他对今年考试的意见”里的“他”和“今年考试”就是名词“
意见”所关连的两个名词词组）。所以“意见”是二价名词。
从世界范围看，德国在配价语法研究上是最有成就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德国（当时不论是东德
和西德）德语语法学界开始引进配价语法理论，德语语法学者普遍感到，原先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中的许多
疑难问题，在运用配价理论后。就都迎刃而解了。于是在德国的德语语法研究和德语教学中，配价语法理论
的影响日益扩大，出现了研究配价语法的。特别是在对外德语教学，都摒弃了传统语法学体系，而普遍
采用配价语法理论；另外编写出版了好几部有影响的配价词典；一时间产生了一大批有成就的配价学者，如
博林克曼（HennigByinkmann）、艾尔本（JohanneErben）、赫尔比希（GerhardHelbig）、邦茨欧（Wilhe
lmBondzio）以及恩格（UlrichEngel）、舒马赫（HelmutSchumacher）等，以致在国际语言学中有“配价
语法理论产生在法国，发展在德国”的说法。
在我国，最早引进配价概念的是熙先生。朱先生在1978年发表的《“的”字结构和判断句》［
①］一文中第一次运用配价概念解释了“的”字结构的岐义现象（当时朱先生用的术语是“向”）。但是，
类似配价的观念，四十年代就有了。1946年，吕叔湘先生在《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
②］一文中，有那么一段话：
细想起来，“施”和“受”本是对待之词，严格说，无“受”也就无“施”，只有“系”。一个具体的
行为必须系属于事物，或是只系属于一个事物，或是同时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的
时候，通常有施和受的分别；只系属于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只觉得这么一个动作和这么一件事物有关系，
施和受的分别根本就不大清楚。……
吕先生在这段话后加了一个注：
照这里看法，动词的“及物、不及物”，“自动、他动”，“内动、外动”等名称皆不甚妥当，因为都
含有“只有受事的一头有有无之分，凡动词皆有施事”这样的观念。照这里看法，动词可分“双系”与“单
系”，双系的是积极性动词（activeverb），单系的是中性动词（neuterverb）。
文中所说的“系”，就大致相当于特思尼耶尔所说的“关联”（connexion）；注中所说的“双系”与“
单系”就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二价”和“一价”（或“单价”）。可惜吕先生这个观念和思想，吕
先生本人和他人在后来都没有引发，没有进一步论述和运用，鲜为人知。所以七十年代后，中国有关配价问
题的研究与讨论主要是从国外借鉴来的。
配价语法理论引入我国后，就立刻引起了我国语法学界的广泛兴趣和重视。继熙先生之后，张斌、
吴为章、范晓、廖秋忠、刘丹青、袁毓林、张国宪、谭景春、王玲玲、沈阳和陆俭明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
或深入探讨配价理论，或运用配价理论来观察、分析一些汉语语法现象，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三
我们从国外引进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是为了促进汉语的研究与教学。从这十多年来的研究情况看，
配价语法理论在解释某些汉语语法现象方面确实能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角度。我认为，配价语法理论对于对外
汉语教学无疑是有帮助的。下面不妨举些实例来作说明。
汉语语法学界对于“的”字结构已经讨论得很多，对于由动词性词语加“的”所形成的“的”字结构（
下面记为“VP＋的”），以往的语法论著也曾作过如下较为详细的描写：
一、“VP＋的”指称V的施事。条件是施事成分不在VP中出现。例如：
做完了的可以走。
去上海的已经走了。
会修理录音机的就他一个人。
我们这里抽雪茄烟的不多。
送你书的是那位叔叔。
二、“VP＋的”指称V的受事。条件是受事不在VP中出现。例如：
吃的已经准备好了。
他把没有做好的也拿来了。
我买的是永久牌自行车。
借图书馆的都已经还了。
三、“VP＋的”指称V的与事。条件是与事不在VP中出现，或者与事以第三人称代词的形式在VP
中出现。例如：
我送过书的请留下来。
我给他书的叫张三。
你送他们书的都是些什么人？
四、“VP＋的”指称V的工具。这有四种情况：
1．如果VP是“（NP）＋V”，以V能带工具宾语为条件。例如：
抽的是烟斗。（抽烟斗）
我洗的是凉水。（我洗凉水）
他切的是那把刀。（他切那把刀）
2．如果VP是“（NP1）＋V＋NP2”，以表示工具的NPi能作“（NP1）＋V＋NP2”
的主语为条件。例如：
（我）切熟肉的是那把刀。
（那把刀（我）切熟肉）
这支笔是（我）画画的。
（这支笔（我）画画）
我自己做了个舀水的。
（这个瓢（我）舀水）
3．VP是“用（它）来＋V＋（NP）”（V如果是单音节动词，后面一定要带上NP）。例如：
用（它）来舀水的是那个瓢。
（＊用（它）来舀的是那个瓢）
那花生油是用（它）来炸油条的。
（＊那花生油是用（它）来炸的）
那铁锤是用（它）来锻炼身体的。
（那铁锤是用（它）来锻炼的）
4．VP是“V＋（NP）＋用＋的”（V如果是单音节动词，后面一定要带上NP）。例如：
熬药用的搁在柜子里。
（＊熬用的搁在柜子里）
裁衣服用的是那把剪刀。
（＊裁用的是那把剪刀）
那种尺是测量地形用的。
（那种尺是测量用的）
五、如果VP是一个单个的动词，那么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会有岐义。例如“吃的”这个“的”字
结构就有岐义——既可以指施事，如“吃的举手”；也可以指受事，如“我买了些吃的”。
以上就是在引进配价理论之前一般对由动词性词语加“的”构成的“的”字结构的认识。以上认识应该
说是符合语言事实的，然而尚不能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A．有的“VP＋的”，如“吃羊肉的”“妈妈做的”等，能作主、宾语，能单独指称事物，例如：
吃羊肉的举手。［作主语，指称施事］
我吃妈妈做的。［作宾语，指称受事］
而有的“VP＋的”，如“地震的”、“张三参观展览会的”，不能作主、宾语，而且不能单独指称事
物，例如我们不能说：
＊唐山是地震的。［作宾语］
＊张三参观展览会的是昨天。［作主语］
这种“的”字结构只能作定语，例如：
这里是地震的中心。［作定语］
张三参观展览会的时间还没有定。［作定语］这是为什么？
B．以往的论著已注意到有的“VP＋的”有岐义，如“吃的”，可以指称“吃”的施事（如“吃的举
手”），也可以指称“吃”的受事（如“买些吃的”）。但是，不是所有的“VP＋的”都有岐义，如“我
给张三的”就没有岐义，它只能指称“给”的受事（所给的事物，如“我给张三的是书”）。那么什么情况
下会有岐义，什么情况下不会有岐义呢？
C．当“VP＋的”作名词的定语时，由此而形成的偏正结构，有的其中心语可以省去，有的则不行，
例如：
a．他驾驶的车是奔茨车。
（他驾驶的是奔茨车）
b．他驾驶的技术很好。
（＊他驾驶的很好）
a．在河里游泳的孩子是我的儿子。
（在河里游泳的是我的孩子）
b．在河里游泳的时间不能太长。
（＊在河里游泳的不能太长）
这又是为什么？
运用配价理论，就能比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而且会解释得比较清楚而又深刻。要知道，“VP＋的”
能不能作主、宾语，“VP＋的”会不会产生岐义，这决定于以下两点：
（一）V的配价数，即V属于几价动词。从配价的角度看，现代汉语里的动词，可分为四类：
1．不强制要求与某个行动元关联的，这大多是反映自然现象的动词，这类动词我们就称它为零价动词
，记为V［0］。例如：
地震、刮风、下雨、下雪……
2．强制要求与一个行动元关联的，我们把这类动词称为一价动词，记为V［1］。例如：
病、醉、休息、咳嗽、游泳……
3．强制要求与两个行动元关联的，我们把这类动词称为二价动词，记为V［2］。例如：
爱、采、参观、讨论、改良……
4．强制要求与三个行动元关联的，我们把这类动词称为三价动词，记为V［3］。例如：
给、送、告诉、退还、赔偿……
（二）V的行动元在VP中出现的个数，即V的行动元在VP中出现几个。
根据以上（一）、（二）两点，就能说清楚什么样的“VP＋的”能作主、宾语，什么样的“VP＋的
”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什么样的“VP＋的”会有岐义。具体如下：
1．由零价动词构成的“V［0］＋的”，不能单独用来指称事物，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强制性行动元。
在语法上，这种“的”字结构（如“地震的”）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如“地震的时候”）。
2．由一价动词构成的“V［1］＋的”，能作主、宾语，能单独用来指称事物，它所指称的就是V［
1］所关联的那个行动元。由于V［1］只能关联一个行动元，所以这种“的”字结构不会有岐义。例如：
正在游泳的是我的孩子。
“正在游泳的”这个“的”字结构在这里是作主语，指称“游泳”的施事。这个“的”字结构没有岐义
。
如果V［1］关联的行动元在VP中出现，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也就不能再单独指称事物，而且这
种“的”字结构在语法上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例如：
我们游泳的时间是下午4—5点。
“我们游泳的”在这里是作定语，它不能单独指称事物。
3．由二价动词V［2］所构成的“的”字结构，如果V［2］所关联的两个行动元都不在VP中出现
，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可以作主、宾语，可以指称事物，但有岐义。举例来说，“参观”是二价动词，
它关联两个行动元，一个是“参观”的施事，一个是“参观”的受事。在“参观的”这个“的”字结构里，
“参观”所关联的两个行动元一个也没有出现。因此，“参观的”可以作作主、宾语，可以指称事物，会产
生岐义。例如：
参观的到左边排队。
［“参观的”作主语，指称施事］
参观的是工业展览会。
［“参观的”作主语，指称受事］
如果VP中V［2］所关联的行动元只出现一个，那么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仍可以作主、宾语，仍
可以单独指称事物（指称另一个行动元），但不会有岐义。例如：
参观展览会的是北大学生。［作主语］上例“参观”关联的一个行动元（“参观”的受事“展览会”）
已在VP中出现，所以“参观展览会的”这一“的”字结构就只能指称另一个行动元（“参观”的施事），
没有岐义。再如：
张三参观的是工业展览会。［作主语］
上例“参观”关联的一个行动元（“参观”的施事“张三”）已在VP中出现，所以“张三参观的”这
一“的”字结构就只能指称另一个行动元（“参观”的受事），也没有岐义。
如果V［2］所关联的两个行动元都在VP中出现，那么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就不能单独指称事物
，在语法上就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试以“张三参观工业展览会的”为例，“参观”的施事（张三
）和受事（工业展览会）都在VP中出现了，所以这个“的”字结构不能单独指称事物，不能作主、宾语，
只能作定语（张三参观工业展览会的时候）。
4．由三价动词V［3］所构成的“的”字结构，如果V［3］所关联的三个行动元都不在VP中出现
，或者在VP中只出现其中一个行动元，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可以作主、宾语，可以单独指称事物，但
是有岐义。这与二价动词的情况相仿。试以“不给的”（“给”关联的三个行动元都没在VP中出现）为例
：
不给的举手。［作主语，指称施事］
张经理我是不给的。
［作宾语，指称与事——张经理］
不给的是英汉词典。
［作主语，指称受事——英汉词典］
再以“我给的”（“给”的施事在VP中出现，另两个行动元未在VP中出现）为例：
我给的是张经理。
［作主语，指称与事——张经理］
我给的是些衣服。
［作主语，指称受事——衣服］
再以“给学校的”（“给”的与事在VP中出现，另两个行动元未在VP中出现）为例：
给学校的只有周经理一个人。
［作主语，指称施事——周经理］
给学校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作主语，指称受事］
再以“给鸡蛋的”（“给”的受事在VP中出现，另两个行动元未在VP中出现）为例：
给鸡蛋的请马上来把鸡蛋领走。
［作主语，指称与事］
给鸡蛋的不是我。
［作主语，指称施事］
如果VP中出现V［3］关联的两个行动元，而由于V［3］能关联三个论元，所以由此构成的“的”
字结构仍可以作主、宾语，仍可以单独指称事物（指称另一个行动元），但不会有岐义。例如：
我给张三的是鸡蛋。
［作主语，指称受事］
给张三鸡蛋的一定是他。
［作主语，指称施事］
我给鸡蛋的就是那个人。
［作主语，指称与事——那个人］
如果V［3］关联的三个行动元都在VP中出现，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一般就不能单独指称事物，
就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例如“我给张三鸡蛋的”就不能单独指称事物，在语法上就只能作定语，
因为“给”关联的三个行动元（“给”的施事、与事和受事）
中心语是V的行动元
开车的人开车的
他吃的苹果他吃的
扩大招生名额的学校扩大招生名额的
群众拥护的干部群众拥护的
显然，用配价理论来观察说明由动词性词语都在VP中出现了。请看：
我给张三鸡蛋的时候，老李在场。
上面用了“一般”这个字眼儿，所以要说“一般”，因为有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当与事由第三人称代词
表示时，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虽然关联的三个行动元都在VP中出现了，但是还是可以作主、宾语，还
是可以指称事物，不过只限于指称与事。例如：
我给他鸡蛋的是那个人。
现在，说一说为什么当“VP＋的”作名词的定语时，由此形成的偏正结构，有的其中心语可以省去，
有的则不行。这个问题也是用配价理论来解释比较清楚。现在我们把由“VP＋的”作名词定语所构成的偏
正结构记为：
VP＋的＋NP
如果NP是V的一个行动元，即NP是V的一个配价成分，那么这个NP可以省去；如果NP不是V的
一个行动元，即NP不是V的一个配价成分，那么这个NP不可以省去。例如“不游泳的学生”，其中心语
“学生”是动词“游泳”的行动元（“游泳”的施事），所以那中心语“学生”可以省去。如“不游泳的学
生可以先回去”也可以说成“不游泳的可以先回去”。但是“不游泳的理由”，其中心语“理由”就不能省
去，如“不游泳的理由待会儿告诉你”就不能说成“＊不游泳的待会儿告诉你”，原因就在于作为中心语的
“理由”不是动词“游泳”的行动元。再看下面的实例：
中心语不是V的行动元
开车的技术≠开车的
他吃的时候≠他吃的
扩大招生名额的问题≠扩大招生名额的
群众拥护的原因≠群众拥护的
加“的”构成的“的”字结构，就更容易把问题说深说透，也更容易让人理解。总之，配价理论有助于
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有助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
下面再举一个实例——关于介词结构“对（于）……”作定语的问题。
由介词“对（于）”组成的介词结构加“的”后可以作名词的定语，例如：
对（于）考试的意见
对（于）身体的害处
对（于）祖国的感情
关于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作定语的问题，以往的语法论著已有所论及，有的已观察得比
较细。譬如，指出不能修饰单音节名词，例如：
＊对（于）黑社会的仇（比较：对（于）黑社会的仇恨）
＊对（于）家乡的情（比较：对（于）家乡的感情）
所修饰的名词也不能是具体名词，请看：
＊对（于）《红楼梦》的论文
＊对（于）农村情况的影片
虽然作了上述的描写，而且这种描写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根据这些描写，仍然
会说出不合汉语习惯的话来。例如：
＊他谈了一些对（于）家庭的话题（所修饰的是非单音节名词，是抽象名词）
＊他介绍了对（于）外交工作的原则（所修饰的是非单音节名词，是抽象名词）
这是为什么呢？从配价理论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就变得清楚了。
前面说过，名词也有配价问题。名词的配价表现为该名词要求与另外的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从属关系。不
要求与另外的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从属关系，这样的名词，我们称为零价名词，如“大海、天空、空气”等；
如果只要求与一个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从属关系，这样的名词，我们称为一价名词，如“哥哥、弟弟、叔叔、
爸爸、爷爷、姑父”等亲属称谓名词，“质量、脾气、价格”等属性名词，“脚、手、锅盖、抽屉”等部件
名词，等等；如果要求与两个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从属关系，这样的名词，我们称为二价名词，如“意见、兴
趣、态度、害处”等。还没有发现有三价名词。
最近李小荣运用配价语法理论很好地考察、研究了介词结构“对于……”作定语的情况。她不仅正确地
指出了能受介词结构“对（于）……”（加“的”）修饰的名词只限于二价名词，而且对能受介词结构“对
于……”修饰的二价名词作了很好的概括和分类。她分了以下几类：［③］
1．情感、态度类，如“感情、兴趣、信心、灵感、感觉、反应、戒心、敌意、热情、好感、态度”等
。
2．见解、论点类，如“看法、见解、偏见、结论、印象、意见、感想、观点、说法”等。
3．作用、效果类，如“作用、效果、意义、责任、吸引力、解释力、洞察力、好处、害处、益处”等
。
4．方针、政策类，如“方针、政策”。
下面试以“情感、态度类”名词受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修饰的情况为例，说明这类
名词确实都属于二价名词。
“情感、态度类”名词，都是表示人或感情动物对人或事物的感情、态度的。它们的两个配项分别是“
情感、态度的持有者”和“情感、态度所针对者”。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修饰这类名词
时，介词“对（于）”的作用就在于引出“情感、态度所针对者”。例如：
（1）（他们）对（于）祖国的感情
（2）（人们）对（于）旅游的兴趣
（3）（人们）对（于）弱者的同情心
（4）（他）对（于）艺术的灵感
（5）（群众）对（于）这件事的反应
例（1）名词“感情”就有两个配项，一个是感情的持有者“他们”，另一个是感情所针对者“祖国”
。介词“对（于）”就引出感情所针对者“祖国”。余者类推。
有时，介词结构“对（于）……”带“的”出现在名词前所形成的结构会有岐义，例如：“对校长的意
见”，就可以有A、B两种理解：
A．对校长的意见
12
1—2“定—中”偏正结构
B．对校长的意见
12
1—2介词结构
很清楚，A和B内部层次构造不同，意思当然也不一样。这种岐义现象也是用配价语法理论来解释才比
较清楚而深刻。那就是当介词“对（于）”的宾语成分在语义上可以任意地理解为“的”字后面的那个二价
名词的任何一个配项时，那么整个结构就会有岐义。
显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当给学生讲授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作定语的问题时，如
果能注入配价的思想，肯定有助于外国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好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作
定语的用法。
下面再举一个实例——关于能受介词结构“对……”修饰的形容词。
形容词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例如：
对顾客很热情｜对学生很严｜对这一带很熟｜对工作很负责
关于这一点，有关论著早就谈到了。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能够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
如果不是，那么哪些形容词能够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能受介词结构“对……”修饰的形容词有什
么特点？这种形容词的语义配项是怎么样的？这很值得探究。
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的，像“大、红、深、漂亮、干净、聪明”等等，
都不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例如我们绝不说：
＊对这个苹果大｜＊对这件衣服很漂亮｜＊他对计算机很聪明
那么什么样的形容词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呢？引入配价理论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上面说过，形容词也有配价问题。在语义上要求必须有一个配项与之配搭的形容词，我们称之为一价形
容词；在语义上要求必须有两个配项与之配搭的形容词，我们就称之为二价形容词。我们看到，能受介词结
构“对……”修饰的正是二价形容词。上面所说的“大、红、深、漂亮、干净、聪明”等，之所以不能受介
词结构“对……”的修饰，就因为这些形容词都是一价形容词；而前面举的“对顾客很热情｜对学生很严｜
对这一带很熟｜对工作很负责”这些实例里的形容词“热情、严、熟、负责”都是二价形容词。
如果设A［2］为二价形容词，设X和Y为二价形容词所配搭的两个配项，那么二价形容词的语义配置
式可表示如下：
A［2］
XY
或表示为：
A［2］（X，Y）
对二价形容词来说，X是主体，Y是对象，因此二价形容词的基本语义表述式为：［④］
A［2］［某人／某事／某物对某人／某事／某物］
能受介词结构“对……”修饰的二价形容词，根据其具体意义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1．A［2］1情感态度类，如：“气愤、恐惧、麻木、生气、友好、热情、友善、热心、冷淡、客气
……”。例如：
大家对腐败现象很气愤
他对什么事情都很麻木
他们对我们很友好
张三对人很热情
那狼狗对她特别友善
老板对他很客气
2．A［2］2经验认知类，如：“内行、在行、精、精通、熟、熟悉……”。例如：
他对炒股票很内行
张三对修摩托车最在行了
他对电视机很精（通）
李老头对这条山路很熟（悉）
3．A［2］3有用无益类，如：“有用、有害、有利、有益、无用、无益……”。例如：
这个人对我们有用
抽烟对身体有害
形势对我们有利
有的形容词能表示多种意思，它的价也会因意义不同而有所不同。举例来说，作为形容词“熟”，起码
有三个意义：［⑤］
（1）植物的果实等完全长成。如：“西瓜已经熟了。”
（2）（食物）加热到可以食用的程度。如：“饭熟了。”
（3）因常见常用而知道得很清楚。如：“这条路我很熟。”
义项（1）、（2）的“熟”在语义上都只跟一个配项发生联系，所以都属于一价形容词；而义项（3
）的“熟”在语义上就要求有两个配项与它联系，所以它是二价形容词。因为它是二价形容词，所以它可以
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例如：
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
他对这条山路很熟
而义项（1）、（2）的“熟”就不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
很清楚，如果我们具备配价语法理论的知识，能运用配价语法理论的分析思路来说明形容词受介词结构
“对……”修饰的情况，也无疑有助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
四
最后，我还想重复一下文章开头所说的话，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宜大讲语法，更不能大讲语法理论，
但是，这不等于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可以不关心语法，可以不学习语法理论。事实告诉我们，对外
汉语教学的老师懂得语法，学习掌握一定的语法理论，将大大有助于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我认为，配
价语法理论就很值得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学习、了解，这种语法理论会帮你进一步打开思路，帮助你解
释一些其他语法理论所难以解释或难以说清楚的语法现象。
附注：
①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1、2期；又见熙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
0年。
②见《汉语语法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6年，北京。
③参见李小荣《从配价角度考察介词结构“对于……”作定语的情况》，见《配价理论与汉语配价语法
研究》（即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④参见张国宪《论双价形容词》，见沈阳、郑定欧主编《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
⑤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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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1994）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李小荣从配价角度考察介词结构“对于……”作定语的情况，见《配价理论与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即
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沈阳、郑定欧（1995）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作者：刘晓梅
哲学上的“直觉”范畴已在乔姆斯基语法学上有所表现。乔姆斯基认为，语法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依赖对素材的描述，更需要语言学家依据自己的直觉，本语族人的直觉来进行研究。对语法规则上是否可用，他并非以技术验证而是强调本语族人的直觉，并且认为直觉是语言素材的一部分。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乔姆斯基TG理论中短语结构与转换结构是如何运用“直觉”范畴的。1．短语结构与直觉。词与词之间组合成短语，在其组合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系统规则，系统规则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人们自身的直觉探索再分析，最终用语言来表达形成的一种体系。例如:Theboybrokethecap．为什么不能说成“Theboyhitthecap．”或“Capthebrokeboythe．”为什么冠词只能放在名词前面，为什么动词不能用hit?这是种语言直觉，洛克认为“直觉可以直接认识一件事物的正确本质而不致陷入于错误”。［4］于是，我们认识到了现实生活情境中一些动词的选择，也懂得了词与词之间的依赖关系和语句通顺即称为语感，这属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直觉”。根据“语言直觉”我们归纳出许多的短语结构规则。但是这时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完善，在80年代初，乔姆斯基意识到在词汇性范畴和短语性范畴之间还存在着中间状态的范畴。例如:Thisverygoodidea．根据“语言直觉”我们可以了解到中间状态的存在，而没有其他的方式来验证，也无从说明。“语言直觉”提供前提，乔姆斯基把短语结构规则改用X价(Xbar)作为中间状态，在例子中isa就是那个中间状态。2．转换结构与直觉。转换结构规则更能够体现我们对语句的直觉。转换结构规则主要是主被动句之间的转换。转换是TG理论的特点之一，原是指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而在乔姆斯基的语法体系中却是指句子生成过程定阶段上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操作手段或规则。直觉在转换结构中并非用来解释转换规则而是在转换规则中运用直觉更具有解释力。例如:a．Theboybrokethecap．b．Thecaphasbeenbrokenbytheboy．这两句之间主被动转换的联系应如何解释呢?在乔姆斯基眼中，“简单性是一切科学理论的追求，也是他多年来从事生成语言学研究的追求，引入转换这一操作手法就是这种追求科学理论简单性的尝试”。［5］若用规则的“简单性”来解释其转换之间的联系是不够完全，也很难解释的。于是后来乔姆斯基更多强调它符合本语言人的直觉作用。
共相是现代哲学中的基本范畴。通俗点讲就是在个别与普遍的辩证关系中。“共相”就是代表与个别事物对立的那个“普遍”。一开始，“共相”代表的是普遍的事物，是与代表个别事物的“殊相”相对立的。到了现代罗素则提出“所有的真理都涉及到共相，而所有有关真理的知识也都涉及到对于共相的认识”。以下我们就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层面上来分析罗素在《哲学世界》中涉及到共相的两个方面。1．各种词类共相的存在。“共相存在于精神思维上”的观点就直接引发了证明共相存在的问题即共相是存在于现实中还是精神上。在语法学层面上来说就引发了名词、动词等词类共相是否存在的讨论。我们在说明名词的共相时就会涉及到名词的用法。我们就会先列出各种含有名词的句子，尽管句子在结构上有所不同，但是只有根据句子中相似的联系，才能总结出一些普遍的语法规则。例如:a．花瓶倒了———热水器坏了。b．我喜欢跳舞———我热爱祖国。这两组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只要是名词就存在这样的关系即可以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等这一语法共相的存在。在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热水器”“花瓶”是主语共相;“跳舞”与“祖国”是做宾语共相。由此，我们知道了名词的共相存在，实际上表现为名词在各句中联系的实际存在，名词在句中的用法有很多，但是在每一个殊相中却永远存在某一点相似且为彼此相似，那样就可以证明其共相是什么了，同时也证明了共相不仅存在于思维也存在于现实。因此，语法学上的“共相”世界是知识的世界。2．普遍语法中语言共相是共相的知识。从语言学层面上说普遍语法研究的是共相的知识即为“语言共相”。“语言共相”主要是各种语言都遵循的普遍原理。以下我们根据普遍语法来分析一下语言共相知识的一些方面。(1)每种语言不仅有名词、动词等词类分析，也有主谓结构之分。例如，在英语中“Theboybrokethecap”;在汉语中“那男孩打破那杯子”。首先，都有词类之分，男孩、boy为名词，打破、broken为动词;其次，都有结构上的“共相”即为主谓宾结构;最后指称代词都位于名词前面而不是“boythe”或“男孩那”。普遍语法研究的是其共相即语言中相同部分，特殊语法则反之可作为殊相看待。(2)许多命题是有关殊相的，却只有关共相。因此，在研究语言共相的时候也要关注殊相的重要性。我们研究语法上词类的用法，我们就必须列举多个殊相句子加以分析，通过经验得到“语言共相”。例如，在句式的变换中:a．Johnopenedthedoorwiththekey．b．Johnusedthekeytoopenedthedoor．c．Thedoorwasopenedbyjohnwiththekey．d．ItwasJohnthatopenedthedoorwiththekey．再如:a．我们去过天坛。b．天坛我们去过。c．我们天坛去过。在第一、二组的各个句子是作为殊相存在，但是它们都是由施事John和我们、受事thedoor和天坛、动作open和去过、工具thekey等共相组成的，都是通过词序与动词形态的变换来进行词义的同义转换。整体上看，每一句都不同，但从某个角度上看又显出它们的相同点，即表达意思相同只是结构不同。换句话说，实际上是验证了形式的特殊性与规则的普遍性哲学原理。因此，无论在英语学科还是中文学科中在进行句法词义转换时，都要涉及到列举不同句子为殊相，以上7句都为殊相，再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得到语言共相，即作为一种句法手段变换可以通过移动、添加、删除、替代等句法规则把语义同句式联系起来。
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和亚洲等地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学科上看，其学术影响远远超出语言学的专门领域，不仅在语言哲学上有所影响，也带来了在心理哲学上前所未有的冲击。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中引发的一些哲学思辨，既继承前代一些哲学范畴问题的探讨，又开创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虽然它不能完全扭转乾坤，但的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3］总之，对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研究是对以往传统语言学新的一种继承方式。
由于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学生的交际水平，因此，教师在法语教学过程中首先要向学生介绍法语的文化背景，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法语文化，熟悉中法的文化差异，如果教师只关注单词和语法结构，会极大地挫伤大家的积极性，定期组织学生表达自身的法语思想学会在适当的场合运用适当的法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指出学生的问题，尤其是文化方面的，适当罗列一些日常生活的例子，让学生了解法国人说法语的习惯，这样能够更形象生动的展现出中法文化差异，学生能够准确恰当地说出法语，避免只讲述法语语音和词汇的情况。此外，教师应该多比较中法文化，增强学生对法语文化的敏感性。
2.教师应持续进行法语教学学习
教师应该不断为自己充电，进行法语学习，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变化，日常积累时不能只上升法语基础方面，应该重视法语文化方面，多阅读这方面的小说、多看这方面的电源、多听这方面的音乐、多关注这方面的网站等等，总之，让自己爱上法国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法国文化，在课堂上能够更好地向学生展示，提高学生的兴趣，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3.法语课堂上多进行法语语境训练
为了锻炼学生的能力，可以以课堂讨论的方式，讨论的范围主要是法国文化方面，这些也是学生关注和感兴趣的，刺激他们多说，还可以模拟法国的日常生活场景，用法语展现出日常生活，通过学生的广泛参与，既掌握了法语，也熟悉了法国文化，此外，还能够发现学生身上的文化问题，及时纠正，效果显著。
4.要求学生课后多了解法国文化
课上，教师可以播发一些积极向上的法国电影和音乐，提高他们的法语文化素养，教会学生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掌握法语学习方法，这些是书本上学不到的，需要学生慢慢领悟，但是由于课堂上的时间有限，只靠课堂上的有限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此外，由于课后的时间比较多，教师多鼓励学生阅读法国书籍，书籍能够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文化特点等等，还要多看法国电影、多听法语音乐、多浏览法语网站等等，此外，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让学生课下以组的形式查找资料，并进行整理，上课时按组进行汇报，这样能够增加学生对法国文化的了解，并且还提升了表达能力，总之，通过这种多途径的学习，能够让学生感受法国文化，深层次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进而提高自身的法语能力，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语法上比较中法文化
由于两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导致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句子结构不同，汉语中很多句子没有主语和谓语,但是法语句子中必须有主语，这充分显示了两种语言的差异，尤其法语重形式的特点反映了法国民族文化，因此，教学中比较法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异非常重要。
6.结束语
契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明的产物，同时对人类的伦理与法都有重要影响。例如作为西方伦理和律法的文化源头，摩西十诫就被视为人类与上帝的契约。“契约是法治社会的神经，亦是其得以维系的伦理形式。”在契约与法的理论中最具有影响力者，恐怕要属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了，它将所有法都解释为社会契约的产物。契约原是存在于由人所构成社会之中，它后来又被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而这种契约关系则被称之为自然契约。“社会契约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公正关系，自然契约则是在人类与地球之间建立起一种公正关系。”但是其实无论社会契约还是自然契约，在实际上都可以被视为是种伦理理论，换而言之它们都属于契约伦理的范畴。而契约伦理则是契约在伦理上的表达，它是“指伦理依照契约而展开，按契约履行责任义务，并对违约承担道德后果的伦理现象和伦理类型。”自然契约与环境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对此曾有过论述，“法是正义和正义事物之间的界限，是自然与一切最原始的和最古老的事物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它们与自然的标准相符，并构成了对邪恶予以惩罚、对善良予以捍卫和保护的那些人类法。”这意味着人与自然间也存在契约关系。“自然契约，即指人作为自然之一员，处于一种血脉相连的契约网络关系中，构成人对自然的一种责任，形成的一种信托契约关系”。自然契约关系体现在环境法理论之中，而其中最明显地体现就是环境权理论。“环境权又是人类与社会和自然所订立的契约：在这一契约中，人类和社会居主导的一方，契约所约束的是社会对自然无限度的侵入。”自然契约论对环境法有着重要的影响。“契约法将由人域法进化至人际同构法，将契约关系的外延从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扩展至代际之间、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从而为传统的契约理论注入生态伦理的内容。”但是自然契约不能全面替代契约伦理，实际上就目前现代环境法的发展而言，其与契约伦理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环境法的形成和出现，则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着现代法律‘从契约到伦理’的前进……但以环境法出现为契机而兴起的‘从契约到伦理’的运动，‘是法律与伦理二次整合的初步尝试，也是最为彻底的、革命性最强的尝试。”此外，我们认为自然契约论也有其伦理缺陷，最主要的就是其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例如法国哲学家吕克·费里就论证了①，自然契约为自然提供权利主体地位时，将遇到两个自身无法避免的伦理难题。正是因自然契约存在着这些伦理缺陷，使其无法完全成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也正是因此我们将目光转向社会契约，并开始探讨社会伦理与环境法的问题。而除此外，契约伦理还与市场经济有着密切关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合理的秩序和有效率的活动，其中必有某种‘合意’、‘共同意志’，这就是契约伦理，它构成市场经济运作过程的伦理基础。”我们认为其将在环境法的具体制度中，特别是那些市场性的环境保护制度中，如排污权交易制度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社会伦理与环境法
人类法律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期后，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法律的社会化运动，社会法正是这场运动最为直接的产物。而这也是受人类伦理观嬗变影响所致，因为其中蕴涵了“由契约伦理到社会正义”的时代精神变革。人类社会在其产生之初并没有环境法。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冲击还比较小，这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侵权问题，即因污染而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失。这时并不需要有作为部门法的环境法，对此仅需适用民法中的侵权规定即可，即环境法主要是以私法的形式存在的。此时也有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环境公法，但调整环境关系的法律仍以私法为主，而这也存在着任意性和消极性等不足。为弥补这些不足环境法也开始社会化，并在其中逐渐成为了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法在这时也被归入到社会法范畴，“环境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而包括环境法在内的法律社会化运动，都与强调社会公正的社会伦理有关系。“‘社会伦理’以社会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人的自由为目的，是关于社会和谐秩序及其实现条件的社会公正的理论。”社会法正是以其为理论基础而构建的，社会公正可谓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社会法“主张法律规则应被认为是达到社会公正结果的指针。”我们认为环境法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于维护社会公正的现实需要——社会上污染破坏环境的毕竟是少数人，若不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那么这对大多数人而言就是不公正的，而环境法要维护的就是这种社会公正。“为了维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责任有一个公正分配的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污染和破坏环境。恰恰相反的是，任何人都有维护环境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分担就有何以公正的问题。”而这种责任主要是通过环境法实现的，在这方面政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责任主要在于通过制度保障社会的公正运行，就环境问题而言，就是制定环境法规、环境决策，通过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命令等环节使各行各业遵守环境法规，执行环境决策。”而环境法自身具有的强烈社会性特征，也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与社会伦理相关——社会性就是社会伦理据以建立的基础。环境问题是具有着重要社会性的问题，它的产生具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根源。环境法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之一，自然而然地也就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性。环境法主要是解决人类同自然的矛盾，环境保护的利益同全社会的利益一致，就此而言环境法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然而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与其说环境问题具有社会性特征，还不如说环境问题具有全人类共同性；因此社会伦理在环境问题上也有缺陷，它也难以全面支撑环境法的伦理基础。随着环境问题“类”主体概念的出现，人类在环境问题上进入生态伦理时代，生态伦理也成为环境法新的伦理基础，环境法也因此过渡到了生态法的时代。
三、生态伦理与环境法
在环境法发展史上有件标志性的大事——瑞典斯特哥尔摩世界环发大会的召开。该会议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也使环境法进入了生态伦理的新时代。“这个阶段的环境法的主要特点是……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成为环境法学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环境法治的重要条件。”我们认为在环境法的发展演进历程中，生态伦理时代的到来必然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恰是由环境法的特殊性决定的。环境法的特点意味着“它的历史发展最显著的趋势是生态哲学的引入。”生态伦理是伦理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它的出现影响甚至颠覆了传统伦理学，其也对环境法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逐渐意识到，造成当今世界环境危机严重的总根源，乃是人们对自然在认识上的错误所致。“环境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取向问题，是目标和意义的选择问题。”换言之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伦理的危机。这也意味着环境法作为人们环保手段，如果不能从伦理观上进行彻底的革新，其作用将很难以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而后者首先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发的。生态伦理对环境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在颠覆传统的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现代环境法新的理论基础。所有的法产生和存在都需要伦理基础，且最初都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出现。传统人类法律大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法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亦不例外。而人类中心主义本身也是有其缺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忽视了人类的存在必须以自然的持续存在为前提。”这也使其愈加无法支撑环境法的演进，于是生态中心主义倾向逐渐开始产生。这时“传统的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概括地讲，就是哲学伦理学界开始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探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利益中心主义’者基于现代科学提出了应当扩大伦理学主体，将‘自然物’也作为与人类平等的伦理学主体的主张。”环境法在生态伦理的支撑下迅速发展，同时也成为生态伦理重要的实现形式，两者呈现出良好的相互促进发展态势。“现代环境道德的发展过程证明，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关系密切，它们相互渗透、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一方面，环境法积极维护环境道德，一旦条件成熟就把环境道德规范提升为环境法律规范。另一方面，环境道德积极为环境法辩护，并通过道德舆论推动环境立法、守法和执法。”但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也并非不无诟病，学术界同样也对其提出了许多的质疑，而这些质疑甚至还延伸到环境法领域。有学者将这种质疑归结为了九个方面，即理论前提虚无、信仰真理化、缺乏本土思维与大归结众化意识、核心理论正当性不足、颠倒伦理与法的关系、道德性过高、缺乏法律思维、忽视程序价值、实践论证不足等弊端。这使其更无法成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甚至在环境法中的某些重大问题面前，它不仅显得苍白无力更是难自圆其说。因此生态伦理并非环境法的伦理终结，我们反而在其中找到了新的伦理起点，即下文中所要论及到的生命伦理理论。另一方面，它促进了现代法律生态化的巨大变革，其中自然也包括环境法的生态化变革。生态化是当代法律发展最重要的趋势，而它的出现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起的。“法律生态化趋势是生态伦理观在法律上的反映，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革命是法律生态化的伦理基础，正是这种变化了的价值观引发了法律生态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环境法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环境法的生态化是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对环境法进行的创新和改造……它的生态化将引导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向生态法的方向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实际上就是种伦理要求，它实现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演进。“可持续发展伦理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人际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思维转向。”因此环境法伴随着这种伦理观的演进，也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为基础的社会法，向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生态法的转变，从而也就完成了环境法的生态化进程。
四、生命伦理与环境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新事物源于旧事物，前者是对后者的发展、更新以及扬弃。“新事物在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否定了旧事物中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吸取、继承并发展了旧事物中积极的因素，并且还添加了一些为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丰富的新内容，因而它就比旧事物优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环境法演进中伦理观的嬗变也是如此。生命伦理最初也可追溯到生态伦理中，史怀泽最早开始对此进行了伦理思考。“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这就将生态伦理深入到生命的层次。而美国学者艾伦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地球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中能够维持人类生命的唯一星球。但人类活动却逐渐使得地球很难适于人类继续生活下去。”生命伦理常被等同于医学伦理，“生命伦理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却又与古老的医学伦理学有着难解的渊源，直到目前，一些学者仍习惯性地称其为‘医学伦理’或是‘生物医学伦理’。”但本文中所要探讨的却是其语源层面。现代生命伦理学在西方最早始于法国，虽然其也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它却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的，并且非常“强调对生命价值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研究。”如前所述，法学始终受到哲学伦理学的强烈影响，生命伦理孕育催生了新兴的生命法学。“法理上来说，生命法是生命伦理的法律化，是从生命伦理中分流出来的一种具有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所维系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命伦理；生命法学作为以生命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是以生命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因此，生命法律现象中的很多现象都必须从生命伦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甚至有学者更为直接地指出“生命伦理学是生命法学的基础。”哲学伦理学总在不断寻求着终极思考，将对环保伦理深入到生命伦理的层面，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终极思考。生命的存在是这个世界上的头等大事，而它又是以一定的环境状况为前提的。这意味着如果世界上的环境极度恶化，最终使得所有的生命都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再讨论任何的问题都将毫无意义。“生存问题总是只能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来澄清。”我们认为，环境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生命法，“当代生命法学研究与调整的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包括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对环境法的认识上升到生命的高度，是人们对环境法认识继续深化的结果，而这显然是受到生命伦理影响的结果。立法可谓人类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活动，换言之只有人类才能充当立法的主体。但人类在立法又不能只管自己的利益，而须顾及所有生命甚至非生命的利益。“人类应当承认生物的权利，并为自己立法：一切生命的权利都是不可侵犯的。”认识到这点才能既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而又不至陷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虚无，从而为环境法找到其终极价值之所在。
五、结语
关键词中学；语法；教学；暂拟系统；语法提要
＊＊＊
近些年，“淡化语法”的观点在中学语文界颇为盛行。许多语文工作者，包括一些语法工作者，公然提出“淡化中学语法教学”的观点。对此，我和许多中学语文教师一样，不能表示同意。
在“淡化语法”论的影响下，中学语法教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其表现如次。
首先，语法知识内容过简。近些年出版的几套中学语文教材，特别是1992年10月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中语文教科书”，即现在通行的初中语文教材（以下简称“新教材”），语法知识短文内容越来越简，许多中学生必须掌握的语法知识被删掉了。以“新教材”为例，短语这一十分重要的语言单位，只讲并列短语、偏正短语、动宾短语、动补短语、主谓短语，连极为常见的介宾短语、复指短语、连动短语、兼语短语都不讲。介宾短语，即由介词和它后边的词或短语组成的语言单位，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是必须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学语文“新教材”中竟然没有它的位置。句子成分，这样重要的内容，“新教材”中只是蜻蜓点水讲了一小页。复句中的承接关系、解说关系也不讲了。多重复句知识更是越来越简，插入语这样重要的语法现象也被舍弃。总之，内容简而又简，语法练习越来越少，语法教学大有被取消的趋势。
其次，轻视术语教学。学习任何一门知识，都离不开必要的术语，离开必要的术语，教学就无法进行。奇怪的是近些年一些语法专家对此也不予以重视，有人说术语不同“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叫哪个都可以”，“名词术语在教学上是次要问题”。近几套语文教材，都不重视术语，“新教材”连主语、谓语的定义都不作交代，其它成分的定义更是只字不提。对动词的几种类型也不作交代，只说“有的表示心理活动”，“有的表示可能、意愿”，“有的表示趋向”等，为什么不可以用个“心理动词”、“能愿动词”之类的术语呢？又如，短语一节，“新教材”讲了“动补短语”，后面又补上一句“和动补短语相类似的，还有由形容词和补语组成的短语”，书后语法知识简表中则概括为“动（形）补短语”，到底叫“动补短语”，还是叫“形补短语”？为什么不可以用“后补短语”这一明确的概念呢？又如，对疑问句的几种形式，“新教材”都作了介绍，可为什么不用“特指问句”、“是非问句”、“选择问句”、“正反问句”几个术语呢？须知学生们学习外语，特别是英语，对这些概念所表示的内容，简直是了如指掌，所用术语相差无几，可“新教材”却“犹抱琵琶半遮面”，避而不提这些术语。有些知识不给个明确的术语，学生就无法记忆，如上一套教材将动词短语分为下面几种：动＋宾、动＋补、动＋得＋补、状＋动、状＋动＋补＋宾等，别说学生，就是教师也感到难记。术语不统一、术语多变、该用的术语不用，给学生学习语法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给个明确的“说法”呢？
再次，语法知识缺乏系统性、准确性。“新教材”尤为严重，许多知识不够严密、准确。有的概念突然出现，让人摸不着头脑。如，学生还未接触到句子成分时，初中第二册在讲解“偏正短语”时，说“修饰名词的词是定语，修饰动词、形容词的词是状语，定语、状语与中心语的关系是偏和正的关系”。讲动补短语时，也说“中心语后起补充说明作用的词是补语”。讲动宾短语时，说“受动词支配的词是宾语”。总之，在讲短语时用了宾、补、定、状等术语，须知这些术语是针对句子而言的，是句子的连带成分。上述提法显然是不严密的。假如我们分析句子“我认为，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最后”一词修饰名词，你能说它是定语吗？很显然，“新教材”中的解说有失准确。再如，一些知识未作交代，语法练习中却作了要求，使教师、学生手足无措。第六册159页，练习中要求将一些成语按组合方式分类，什么时候讲过成语的组合方式？根本就没讲过。还有，一些知识模棱两可，如讲用符号法分析句子成分，举例说明两种标示方法，如分析“一轮红日渐渐升上天空”，为什么不明确地确定一种分析方法呢？教材这样讲，教师和学生必然感到无所适从。知识的准确性、严密性是科学性的体现，模棱两可则是教学中的大敌。
在“淡化语法”论的冲击下，近些年，语法研究的文章和书籍越来越少，翻开80年代的中学语文教学刊物，语法研究文章比比皆是，不仅指导了中学的语法教学，而且促进了语法理论的研究。可是近些年，这类刊物中此类文章寥若晨星，语法专著也很难看到，这不能不使广大语文教师深感遗憾。造成这种现象固然有诸多方面的原因，“淡化语法”论的影响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淡化语法”论的直接影响是使当代中学生汉语语法水平下降，他们对一些常见的语法现象不能解释，对稍复杂的句子不会分析，对复杂的多重复句更不能分析。语法水平低，影响了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理解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都受到影响。“淡化语法”论的另一影响是造成中学语法教学的混乱。语法知识越来越简，语法知识内容多变，语法术语也不时变化，以致教师讲一个概念时，必须指出它们的另一些叫法，如讲短语就得提一下词组这一概念。一些考试又频频涉及语法知识，如1993年高考试题要求学生选出与“学校对我们的意见很重视”中的介宾短语结构相同的一项，对介宾短语和整个句子结构的理解，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生很难应付。初升高考试，语法知识更是考查的重要内容，这使中学语文教师无所措手足。他们不得不借助于各种语法书籍对教材中的语法知识作必要的补充，结果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语法教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现在的状况是，“”前和“”中毕业的老教师教的基本上是“暂拟体系”，中年教师教的则是黄伯荣、廖序东的《现代汉语》与胡裕树的《现代汉语》和“语法提要”的混合物；而青年教师则只是按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知识短文教学，因语法知识内容过简而常常捉襟见肘，被学生问得无言以对。
对“淡化语法”论，笔者委实不敢苟同。我认为，必须重新审视中学语法教学，对它予以应有的重视。
其一，要从语法的性质上来认识。语法就是词的变化规律和组词造句的规律，而语法学就是研究这些规律的一门科学。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自身变化运动的规律，汉语也不例外。现在人们学习英语、俄语，要研究它们的语法，难道学习自己本民族语言，就可以置语法于不顾，只凭语感和语言习惯办事吗？不错，孩子们不学语法，也逐渐学会了说汉语；一些人从未学过语法，也在利用汉语交流思想，并达到了相互了解的目的。但是，如果他们学习了语法，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他们就可以使语言表达得更准确，更符合汉语的习惯，自觉地避免语法错误。语法，产生于人们的语言实践，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语言实践，使人们的语言实践更符合规律、更科学，这完全符合的认识论。“淡化语法”实际上就是忽视语法理论对语言实践的指导作用。
其二，从我国语法发展史上看，我国的语法研究指导了语言实践，促进了语文教学，带动了文化普及。我国的语法学是几代人对语言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它是语法界老前辈智慧的结晶，又凝聚着许多语法工作者和广大大中小学教师的辛勤劳动。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建立了比较严整体系的语法著作，是马建忠老前辈在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马氏的语法体系在本世纪初国内语法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汉语的语法研究，在越来越多的语法工作者努力之下，不断前进。1924年黎锦熙老先生出版了《新著国语文法》，1941年吕叔湘出版了《中国文法要略》，1943年王力著述了《中国现代语法》，这些语法研究著作，对汉语的语言实践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解放以后，1951年吕叔湘、熙二位先生又出版了《汉语修辞讲话》。50年代初，许多语法工作者潜心研究，几年内出版了上百种语法著作。由此，当时形成了一种群众学语法的运动，中学里开始讲授语法，社会上成立了各种语法学习班，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文化普及，提高了人民大众的语言水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下简称“暂拟系统”）对语言实践的影响和指导作用。这个系统形成于50年代中期，1954年开始酝酿讨论，1956年定稿。当年，中学语文实行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汉语课教授的就是这一语法体系。这一体系是当时许多语法学专家和许多语文教师共同劳动的成果，它吸收了黎锦熙、吕叔湘、王力、高名凯、陆宗达、俞敏、丁声树、赵元任、李荣、吕冀平等许多老前辈和语法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在当时以至以后较长时期内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由于中学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使这一系统得到极大的普及。这一“系统”对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起到了很好推动的作用。当时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语法教学带动了语文学习，促进了其它学科的学习，“暂拟系统”深入人心，为五六十年代学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许多60年代的大学生，每当回忆起中学时代的语法学习，都深深感谢50年代中学语法学习对他们的帮助。后来，实行了两年的语文分科教学被废止了，连张志公老先生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但不管怎样，语法教学促进了语文学习，指导了语文实践，却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这个“暂拟系统”一直沿用了近30年。
1981年7月，广大语法工作者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开始起草新的语法，历时两年多，最后定稿，1984年各语文刊物正式登出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以下简称“语法提要”），它修正了“暂拟系统”中的一些缺点，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套语法教材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缺陷（如只强调短语的功能类型，忽视短语的结构类型，对功能类型中的各小类划分不够科学，难以记忆等）及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多变性，其影响大打折扣，但十几年来，对中学生的语文学习还是起到了较大作用。
其三，强化语法教学必将大大促进学生的外语学习和古代汉语学习。在当前国际上各国激烈竞争的时代，外语学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学习外语成为时代的需要。然而，没有良好的汉语基础能够学好外国语吗？一个汉语基础薄弱，对汉语语法一无所知的人，学好外语是不可想象的。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尽管千差万别，但总是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探讨他们的共同规律，认识它们之间的差异对外语学习好处极大。就拿复句来说吧，汉语语法中复句分句间的关系主要有并列、承接、递进、选择、转折、因果、假设、条件等几种。而俄语语法称复句为复合句（сложноепредложенне），它分为并列复合句和主从复合句，主从复合句又分说明从句、定语从句、状语从句；而状语从句又分地点状语从句、时间状语从句、原因状语从句、目的状语从句、方式状语从句、条件状语从句、让步状语从句等。有比较才有鉴别，一比较，两种语言的差异就一目了然了。而英语中则称复句为多重句(multiplesentence)，分并列句(compoundsentence)和主从复合句(complexsentence)两种，并列句根据连接词情况与汉语中的并列、递进、选择、转折关系的几种类型极为相似。主从复合句则又包含状语从句、定语从句和名词性从句三种。状语从句又包括时间状语从句、原因状语从句、地点状语从句、条件状语从句、比较和方式状语从句、目的状语从句、结果状语从句和让步状语从句等，英语俄语多有相似，与汉语则有同有异。至于英语中的定语从句和名词性从句，在汉语中表达情况则很复杂，有的与大宾语句极为相似。学生在比较中学习，必将促进外语学习，也必将加深对汉语的理解。近些年，在“淡化语法”论影响下，学生汉语语法水平下降，严重影响了外语学习，应该视为深刻的教训。
主要参考书目：
①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②吕冀平：《汉语语法基础》，黑龙江出版社，1983年版。
③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④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法哲学
跟“法理学”一词密切相关的是“法哲学”。在英语世界，法哲学或者法律哲学一般指法理学的同义词。“法理学”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的意义大体相当于“法律哲学”。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法律哲学和一般哲学具有某种必然联系或一致性而论，‘法律哲学’这一用语可能引起误解”;“只有将这里所称的哲学从它的最非专业性和最广义的意义来解释，‘法律哲学’这一名称才不是用词不当。”〔12〕一些学者努力区分“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理论”，但一般来说这些词语都是可以互换使用的。〔13〕《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哲学的解释是:“过去常被用作狭义上的法理学的同义词，并且被视为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它是用哲学的观点来检验法律或者将哲学的方法适用于法律问题，例如法律的定义和性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法律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服从法律，法律概念和词语的解释，法律推理的本质和效力等等。法律哲学必然与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联系密切，或有所重迭。”但是在欧陆国家，法哲学与法理学这两个词一般是明确区分的并且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含义。英语“法理学”的用语在欧陆国家一般并不使用。这些国家一般采用诸如“法哲学”、“法的一般科学”、“法的百科全书”或者“法的一般理论”之类的用语来表示。〔14〕在中世纪，拉丁语“法学”一语，也以jurisprudence之构成，溶入到法语之中，用来表示“法学”、“法律解释”、“判例”等含义。随着近代法观念的出现，在法语Droit和jurisprudence的基础上，结合拉丁语词根Scientia(表示“知识”、“学问”、“科学”)，又形成了法学、法律科学、法学、法律科学等词。在中世纪末期，以拉丁语jurisprudentia为词根的德语jurisprudenz(法学)和既表示权利，又表示法律，还表示权利与法律之学的recht就已经出现。正是在研究jurisprudenz和recht的基础上，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创造了法学、法律科学一词。〔15〕相比之下，“法哲学”一语出现得比较晚。虽然法哲学就其内容来说，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即已经存在，但是其名称却直到18、19世纪才逐渐盛行。据学者考证，德国的克乌一词的缔造者。〔16〕可见，法哲学一词在欧陆法学中也是经历了一定发展之后才确定下来的。至于法哲学究竟是哲学还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有学者以为:“法律哲学是法学而非哲学的一个分科这一命题，大体上只是指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现代来说的，在此以前一般就不适用了。”〔17〕固然，19世纪中期之前的不少哲学家把法哲学甚至法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德语世界，法哲学依然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如考夫曼认为:“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法学的子学科。但人们也不可将法哲学视为(一般)哲学的一个特殊种类……法哲学与哲学的其他分支相区别，不在于其有什么特殊性，要害是，它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映、讨论法的原理、法的基本问题，并尽可能给出答案。通俗地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哲学家必须兼通法学和哲学两门学问。”〔18〕另外，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对法哲学的解释也证明了这一点:“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统地从事法律和哲学的一般原理(意义和目的，起源和效力)。法哲学在伦理学、逻辑学、认识论、心理遗传学、社会人类学、理智理性的观点之下和在历史观点之下研究法律。然而，它是以一种抽象推理的或凭借经验获得的公正观念为基础的。撇开法律观念，法哲学就成为纯粹根据经验进行比较的‘一般的法律学说’，成为‘形式的法学逻辑’或研究法律的逻辑结构(形成，继续发展，内在解释)的‘法学理论’”。〔19〕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会刊《法律与哲学》指出:“法哲学意味着对法律进行的具有法律知识内容的哲学思考，或说是根据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分析。”〔20〕法哲学用语自产生后在北美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广为传播。〔21〕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当年在翻译rechtsphilosophie时，嫌“法哲学”译法的形而上学气息过浓，而译为“法理学”。受其影响，中国人最早接受的也是“法理学”一词。台湾学者洪逊欣认为:“关于法及与法有关事项根本问题之研究，似应以‘法哲学’命名之。但在详察之下，余认为:‘法理学’之名辞，至少在现代吾国，仍为最允当。盖在我国古籍中，殊未见有‘法哲学’一词。”〔22〕洪氏亦自承认，“法理学”之名辞所指学问，实质上系外国学者所谓法哲学。他对法理学的界定是:“法理学系社会哲学之一特殊部门，乃综合研究关于法本身及法学认识活动之根本原理者也。”而法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为:法价值理念之探究、法概念之确定及法源之研究、与法学尤其法科学研究方法之检讨三种。〔23〕综上可见，法哲学概念的使用地域色彩很浓。在这个用语的域外传播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法律传统的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德语法哲学用语用法的初衷已经不同程度地被改变了。
法律科学
“法律科学”也是个与法理学相关的用语。在英语世界，人们最早可以找到的一本主要研讨法理学内容的著作是阿莫斯(Amos)的《法律科学》。而20世纪初期一些法学家的论述也有采用“法律科学”的名称。并且此时“法律科学”一语已经占据法理学讨论的前沿。法理学在英国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分析法学，“法律科学”一语此时亦被认为实质上相当于“分析法学”。而德语之“法学”或者“法律科学”意即对法律之内在结构及其更为广泛概念的分析。〔24〕德语中与法理学相当的jurisprudenz就是法学，就等于德文中之Rechtswissenchaft。〔25〕不过，随着社会学法学的兴起，上述研究进路已经不能满足法学家们对法律科学采取经验主义研究的需要。因此，在法律科学一语的旧的用法(即法律规范和概念的分析与综合)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用法，即指对人的社会行为研究的经验科学。还有一种观点对法律科学的理解较为宽泛。如当代芬兰法学家阿尔尼奥(AulisAarnio)认为，法律科学的家族包括法教义学、法社会学、法的历史研究和法的比较研究。〔26〕《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律科学的界定是:“有时称法律的科学，或广义上的法理学。指从哲学的、历史的、比较的、评注的和其他各个角度对法律的和有关法律的发展、变化、制定、评注、运用的系统化了的和经过组织加工了的知识。同其他科学一样，它主要有二大分支，即纯法律科学或理论法律科学……;应用法律科学……。”《牛津法律大辞典》还把法律科学的主要学科划分为7个部门，即法学理论和法哲学;法的历史和各法律体系的历史;法的比较研究;国际法;超国家法;各个地方可以被确认为独特体系的国家和国内法;附属法律的学科。在当代法学研究背景下，“法律科学”一词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内涵。其实，在以前，“科学”一词乃是一个冷峻的拉丁语用语。而“哲学”则是个热烈的希腊语用语。如今这种热情已然消退，只有很少人还在尊崇“哲学”，而更多的人推崇和钟情使用“科学”。〔27〕然而，法律之与科学相系，法学是否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科学?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6世纪就被哲学家们和法学家们考究过。“当时一般科学学说的状况，自然对法学中的讨论不无影响。随着科学学科的不断专门化，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必然地失去了意义，的确失去了不言而喻的性质。”〔28〕法学的科学性之争端，首先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科学概念。围绕着法学的科学性，人们看法各异。如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的界定:“法学是关于法律的制订、实施、研究及教育等领域的各种科学性活动的总体。……法学确实是一门科学。”〔29〕法学显然不会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法学家的一种共识之见。对于法学的学科属性，学界依然有不同看法。如德国法学家科殷认为:“概括地说，人们将必须把法律科学称之为实践的人文科学，称之为应用的人文科学，它接近各种社会科学。”〔30〕意大利学者VittorioVilla则认为法律科学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31〕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此问题亦有一定的研究。国内学界有一种强有力的观点，将法学主要定位于社会科学，试图努力推动法学的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推动法学与其他诸多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32〕不过也有学者认为，〔33〕法学的主流与基础是规范法学，正宗的法学是规范实证的法学。规范法学是作为职业知识的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是什么”;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即社会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实际上是什么”;而(新)自然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应当是什么”，因而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在当前中国法学现状及背景下，这种观点较为令人信服。可以说，法学首先以规范法学为典范，同时兼具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属性。
法律理论
近四十年来，在欧美学界逐渐兴起一门新的学科，即法律理论或者法理论。其实，“‘法律理论’这一名称由来已久，但将它用于表示法学的一个特别学科应不超过四十年。”〔34〕依照波兰法学家Opalek的说法，法律理论之研究，主要是在哲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起源于俄国。这种法律理论强调的是经验研究，并不能包含分析法理学。〔35〕其实，“法律理论”这一学科也并不是那么新，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法的学说”就跟今天所说的“法律理论”虽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极为相似。“法律理论”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则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德国学界围绕法哲学与法律理论分合之辨析。从另一方面考夫曼曾经谈到“法哲学更关注内容，而法律理论对形式尤为看重。”但是其同时也认为，“由于不存在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所以并未廓清二者的界限”。〔36〕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法哲学中的一些特殊主题被分离出来，而被放到“法律理论”中来讨论:如法律规范理论、法律论证理论、法律判决理论，此外还有法律方法论、法律语义学、法律诠释学、法律词序学、法律修辞学、纯粹法学、法律的科学理论、系统理论、分析法学理论、法律语言理论和立法理论等。1970年由KarlPopper、凯尔森、哈特、KarlEngisch及UlrichKlug共同创办的学术期刊《法律理论》，就带有如下的副标题:“一份法逻辑、法方法论、法模控学及法社会学之期刊”。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法哲学中被视为重点的自然法论、正义理论等则在“法律理论”中不再被明显地提及。不过，上述“法律理论”问题依然属于法哲学，因为至今尚未有一个可将它们区别开来的标准。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颜厥安曾尝试厘清法哲学与法律理论的关系:“(1)法理论的两大思想背景为分析哲学及实证社会科学，因此其理论进路上就有别于经常探讨法形上学与法存有论之法哲学;(2)法理论主要集中心力于有关于‘实证法’的理论，在此点上有别于‘哲思’方法探讨自然法，理性法及正义问题的法哲学;(3)在上述方法与对象两面向的条件下，法理论却不一定接受‘法实证主义’的立场。”〔37〕而德国学者魏德士在其编写的法学教材中认为，法理学要认知与表达法本身及其在各个法律系统中的实际作用过程;法哲学强调的是对法的理性的再思考。它涉及的是法“应当如何”。〔38〕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法学家们曾对法律理论的学科性质及其与法哲学的区分进行讨论，但未能达成一致看法。“‘法哲学’可能与‘法律理论’相反，然而‘法律理论’也可能被认为是‘法哲学’的一部分，‘法理学’可能是‘法哲学’的同义词，或者‘法哲学’可能构成‘法理学’的一部分。”〔39〕总之，法律理论和法哲学都是研究法律基础问题的学术领域。法律理论只是出于自立门户的缘故，才与法哲学有别。
作者：李军 单位：江苏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
通过抑制和学习无关的思绪和行为，这样学生的兴奋点迁移到相关的任务上，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的投入学习，兴趣可以提高学习的效率。作为引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方式的任务任务情境，通过适度，新鲜有趣，引人入胜的任务条件，学生学习的兴趣被强烈地激发，学生将会有积极的认识倾向，强烈的动机去学习，使其具有浓厚的兴趣，并让学生始终具有这样的心态，始终处于这样一个积极学习的状态中。②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用于分析和解决问题。任务驱动教学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老师的指导下从任务分析到找到答案，学生有充分的自主学习性，主动积极建构外界强加的信息，对教学内容不再是被动接受者，在意义建构过程中，学生认真思考，主动收集和分析有关信息和资料，借助新旧知识的联系，探索学习过程中所用的方法，从而发现建构意义。③改善提高学生人际关系技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团体协作能力在任务驱动教学方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通过小组互动教学，学生学习与人沟通，倾听，自我控制和与他人的和谐相处，提高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合作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目的。
实施步骤：精心的设计任务。教师准备充分的具有典型的真实个案，运用多媒体工具，导入任务情境，指导学生思考。设计解决方案。学生思考如何完成任务，完成任务过程中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设计出解决争端的方案。例如，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明确任务后，使学生明晰完成的任务要找到哪些材料信息，如何解决争端，让学生提出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最大化建议的计划。然后，根据学生在执行任务的角色学生合理分组。小组讨论。全班分组，分配到一组的学生应该具有不同的学习能力，学业水平和合作技能，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优势互补。以10人为一组，每三人为一小组分别代表权利方、侵权方和中立方对案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各组确定一名组长，分配角色，明确小组成员的任务和职责。该小组确定一名组长，分配角色，明确团队成员的角色和职责。学生根据自己的角色做到以下几点：（1）收集信息，查找有关法律，法规的信息，整理资料。（2）解决方案的分析。（3）呈现各组的结果。在实施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交流，讨论，发现问题，回答学生的疑惑，鼓励每个学生表达他们的意见，积极引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解决方案确定。每组学生根据所搜集的信息，进行法理分析，提出不同的解决纠纷方案，各组将处理过程和结果予以展示，最后由教师引导合理的法律纠纷解决方案的形成。学生利用有效的学习情境，通过再次分析任务，形成了自己的学习、思维方法，建立了新的知识结构。同时，引导学生自评，学生之间的互评必须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其成果通过教师的适当的点拨，进认知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学生的综合素质就会得到提高。评价综述。对学生的任务进行评价，以及在类似情况下，解决相类似案件的步骤总结。当学生完成了任务，通过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学生群体之间的相互评估，修改完善完成任务情景中的不足之处。通过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注，学生可以更清楚的对完成这项工作的有效途径的明确。重新分析任务，利用有效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形成了自己的学习，思考的方法，新的知识结构的构建起来。与此同时，教师必须指导学生自评，学生之间互评，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认知结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实施效果通过任务驱动的方法，在整个学习过程，学生自我探索参与学习，不仅掌握了民法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学生学会了学习方法，学习，探究的欲望的激发。学生解决了“任务”的实际问题，学会探索，解决了“为什么要学，学了有什么用”的问题。例如，关于民事权利变动这一情境中，对于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中断和延长所产生的后果如何认识和把握，将内容转化为6个知识点问题，引导学生对理论知识点进行搜集整理；并将其运用于解决实际案件中。同时运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比如把中止、中断、延长比作是给诉讼时效的优惠期间，把延长比作是中止、中断的救济空间，这样使得学生听起来生动，学习的兴趣更加浓厚。在引导学生分析问题时启发学生的思维，自己总结出中止、中断的区别，教学生学会如何分析实际案例，并自己找到解决的方法，最后再进行案例分析讨论，作归纳总结，使整个诉讼时效的内容形成“链条”，便于学生整体识记，又能灵活运用。总之，教师的教学设计，仔细权衡每个已知的任务知识点，综合分析，为学生设计，建构的典型操作任务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一系列的知识，技能和方法，以其任务的完成。真正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品质，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