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6:28
序论：在您撰写大众哲学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哲学大众化主要说的是将理论以各种形式普及到群众当中，让理论与人们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理论普及的手段有理论宣传、理论普及等。有很多学者对大众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比如说黄明理认为大众化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外在的理论转化为内在的信仰，而是要深度地挖掘并展示将要大众化对象的本身魅力;尚庆飞认为哲学大众化是哲学的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或由深奥到通俗的过程，它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命运。总的来说，哲学大众化包含几个层面的含义，即理论层面、理论与群众的关系层面、理论与实践关系层面［2］。
2．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和实现路径、方法
2．1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
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且实现经济全球化也是我国的重要社会目标之一，这些都凸显了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由于哲学难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所以哲学大众化的实现存在一定的挑战。在国内很多青年不热爱哲学、普通群众不懂哲学，这使得中国哲学越来越受冷落，而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理解哲学，很多人慢慢地出现了信仰危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了很多人没有把哲学看作为真正的哲学;其中也包含了中国的历史因素。有研究人员对当代理论教育教材进行分析，发现现阶段的教材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问题都极大地削弱了的指导意义，所以必须加快哲学大众化的进程［3］。
2．2哲学大众化的实现方法和路径
方法和路径是推行大众化的关键，而哲学在不同国家推行时所采用的方法是有所区别的。有学者认为，在采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不能太传统，可以更好地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不能只是采用单一的方法来推行哲学大众化，而要采用综合的、有效的手段;还有学者认为要想推行哲学大众化就需要加深对大众化的了解，这样可以更好地拓展哲学的包容性;还有学者指出要想更好地实现哲学大众化就要做好具体的事，比如说用具体的、大众的、通俗的语言来诠释抽象理论;同时还要以大众化的哲学来指导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将哲学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而且要尽可能地采用多种多样的哲学普及和宣传方式。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推行哲学大众化需要以中国国情为基础。总之，推行哲学大众化的途径和方法归结为四个方面，即加工理论，让群众更好地掌握;调动群众积极性，让群众更多的参与;恰当地选择宣传方法，让理论与群众更好地融合;建立有效的运转机制。只有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才能最终实现哲学大众化。
3．哲学大众化应注意的问题
实现哲学大众化具有很大的难度，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为了能够更加顺利地实现哲学大众化就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很多学者对此都做出了阐述，孙亮认为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要注意增强哲学的说服力;而且在哲学大众化推行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群众的自觉内化;同时还要注重哲学通俗读物的建设、深化哲学;郭建宁认为在推行哲学大众化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庸俗化，这就需要掌握哲学大众化发展的逻辑;而且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要注重其与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同时还需要注意加强哲学的学术质量管理。总之，在推行哲学大众化过程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只有把握这些问题才能尽快地实现哲学大众化［3］。
4．结语
本报讯（记者慈鑫）2009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分会将于12月7日~9日在东京召开年会。
日前，经过国际博协亚太分会专家委员会多轮筛选，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宣教部青年学者王莉的论文《传承地缘文明遗产，构建良知驱动文化———浅谈21世纪国际博物馆界的社会使命》脱颖而出，入选此次大会专业学术会议。
国际博协的专业学术会议是国际社会文化遗产保护与交流的最高殿堂，26岁的王莉成为中国大陆“80后”青年学者中获得在这一会议上发表演讲资格的第一人。
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一种哲学，并且是一种实践哲学。西方实践哲学传统源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首先在区分理论哲学、技术哲学与实践哲学基础上，将实践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实践”（Praxis）一词原指一切有生命体的活动，后来亚里士多德用此概念专指人的实践行为，但又不是专指人的具体的行事，而是在不同于理论知识、技术知识的实践知识上，将实践看作是关于人类实际活动与生活的反思行为，以此而建立起的实践哲学就是要通过对人类实践行为的反思指明人类存在和生活的善的、合适的、有价值的理论基础与趋向目标。这样一来，实践哲学就成为了专门探讨人类实际存在行为的一门理论反思性学问。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一脉相袭，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明确指出，“实践意味着所有实践性事物，涵盖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组织自身的全部方式”。“实践与其说是生活的动力（energe－ia），不如说是与生活相联系的一切活着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bios）所引导的生活”。
伽达默尔晚年在与杜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什么是实践的含义和实践哲学。他认为：“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Praxis）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当然啦，我们所熟悉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使‘实践’与对理论的‘实践性运用’相去弗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我们的实践。但是，这并不就是一切。‘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在这一意义上的‘实践’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主题。”由此反映出，伽达默尔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统一起来，认为实践是人们的存在形式，是一个理解和确定存在本质与意义的理论反思性活动。反观现代人类文明，则可谓“生活形式”或者说“生活世界”问题丛生，危机四伏，而一切问题和危机之根源就在于传统实践智慧和实践哲学笼罩于近代以来的以求真为特征的理论哲学之下隐而不显甚至完全丧落，从根本上失去了关于人类行为、存在的实践理性反思，失去了实践哲学的引航。科学也成为了一种进入一个既不对人也不对神公开的未知领域的行动，科学的方法论研究就意味着理性的自我确信。质言之，科学不再被视为认知世界、把握真理的一种方式，而是从中升起了一种傲慢和自信，认为科学技术能够把握一切、控制一切。建立在这种科学观基础上的新世界观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形式和理想，“科学的技术运用渐渐地控制了文明进程和社会生活”。
在伽达默尔看来，要真正恢复对理性的信念和理性的力量，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重新激活和复兴西方实践哲学传统，重建实践哲学，确立起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对于人类生活世界的核心地位。那么，从解释学的这种实践意义上又怎样来看待中国哲学的性质和中国实践哲学的地位与作用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国度，在人类发展史上曾谱写过辉煌的篇章。但自近代以后，由于科技的落后和科学理论认识的不发达，在遭致西方列强的侵占、西方强势文明的打击下，中国处于一种“弱势”的求生存、求振兴、求发展的漫漫征途之中，其社会发展主题就是如何才能“救亡图存”、“富国强民”、“重塑辉煌”。显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决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发展的问题（当然就此而言，历来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视为“雕虫小技”的科技和技艺是需要重新得到重视和大力发展的），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改造问题，同样十分重要的，是一个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哲学文化与思想观念的问题。文化的改造、国民性的改造，这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前提，也一定会作为一种理论先导而表现出它的重要作用。因此，倘若论及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实现一切反封建的文化改造都是必不可少的，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但在这种相对“弱势”的文明发展之中，由于必须强调科技和科学理性的发展，由于必须主张反封建的经济工业化、全球化，所以科学精神就极易得到迅猛膨胀，在文化上，则会导致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神的漠视和淡忘，也将造成某些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之风。实际上，当现代科技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文明弊端日益暴露之时，恰恰又让我们需要重新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重新去发现它有可能贡献于人类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是有贡献于西方文化的，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在文化传播上就有一个“东学西渐”的运动，比如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就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尤其是伏尔泰发生过重大影响。应该说，中国哲学文化之所以能在西方产生影响，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中国哲学文化的特质，这就是历来贯穿于中国“经学”、“子学”、“史学”等学说中的“实践哲学”。强调和研究实践哲学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特色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实践哲学”始终未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中国实践哲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然而，由于中国的哲学研究蕴含于“经学”、“子学”、“史学”和“文学”等具体人文学科之中的，也由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提出完全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并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几大块来整理的，所以，因为西方哲学发展史长期的对实践哲学传统的遗失也造成了人们对中国实践哲学传统研究的不足，致使“太注重形而上学意味较浓的理学，尤其是心性之学的传统，而对更本源的实践哲学的传统较少涉及”。可以说，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阶段，谢无量、、冯友兰等都是按照西方对哲学的理解及哲学的几大块而对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相关内容加以梳理和归类而编写出中国哲学史的，其问题在于强调共性而失去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研究和强调。正如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所指出的，“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涵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正是基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后来冯友兰对“哲学”也做了这样的理解：“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甚至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而不再定位为自然现象学。新时期的诸多中国学者更是突出“德性”问题研究，将“德性”视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和根本精神。显然，中国哲学文化的这种特质与伽达默尔的以思考和探究人类存在意义与行为价值为诉求的实践智慧或者说实践哲学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相通性。尽管有学者为了从学术形态上将明清学术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学术区分开来，将其解说为“明清实学”，但这只是从理论的“实体达用”、“经国济世”即运用性上而言的，并没有将实践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来阐明其性质、任务、方式与目标。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或者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正是中国实践哲学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中国智慧”，因为这种智慧恰恰是欧洲近代科学文化所缺乏的。伽达默尔曾这样来评说西方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但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与伟大的高度发展的亚洲文化作比较，则它的厄运也许就在于这种科学概念之中”。应该说，莱布尼兹、沃尔夫等西方大哲学家，虽然很难说他们对中国哲学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但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做的判断则是深刻的，也是准确的。在他们看来，从根本上说，中国思想是一种反思人类实践行为与生活智慧的实践哲学，就此而言，要比西方更有成就与特色。伽达默尔就指出，“于是当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以自己的著作投身于‘Sapientia sinica’（中国智慧）时，‘中国智慧’在18世纪便首次在欧洲思想中得到了特殊推崇”。伽达默尔本人在他超出百岁高龄时声称，他是一直很注意政治的实践智慧的，甚至他还从中国语言的形象性上感到远东科学今天的发展已有可能促使西方人认识到需要很好地学习中国语言。他做过一个令人振奋的预测，“200年后很可能大家都学习中文，有如今天大家都学习英文一样”。“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和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是要从远东找寻养料。”这样一来，我们认为，今天加强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哲学文化的精髓与精神实质，也会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中国哲学文化重新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力量。
二、走向实践哲学：实现中西真正交流与融合之路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厘清、肯定和强调了实践哲学，那么，将会为我们重新确立起中西哲学交流与对话的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或者说“会通地”，这个“交合域”就是实践哲学。或许正像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所言，“复兴中国实践哲学的传统也许是恢复中国哲学原创性和实践性的第一步”，抑或是实现中国哲学现代复兴的真正的必由之路。中国历史上，正像“科学”一词一样，原本没有“哲学”一词，“科学”与“哲学”术语是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日本学者对西方“Science”和“Philosophy”的“科学”与“哲学”翻译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1902年《新民丛报》有文章开始以日本人西周在《百一新论》中所翻译的“哲学”译名来指称中国传统思想，这表明，在中国学术史上，虽然也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它往往是在“经学”、“子学”等学科中来进行研究的，始终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甚至“史学”、“文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照此理解，从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是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因为西方的“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它与西方的“科学”概念密切相关。由此如果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也是近些年来学界热议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那么，中西哲学交流又何从谈起？这也正是从根本上存在于中西哲学交流上的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并且由于这一问题造成了中西哲学交流始终进展不大，要么是做简单的比附性研究，罗列出它们在具体见解上的异同，要么是单纯地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概念和问题来机械地套用于中国哲学研究，或者是以中国哲学的传统思想来刻意地图解西方哲学。这里的问题在哪儿呢？就在对中国哲学性质的理解上，就在两者的交合域上，换句话说，已有的中西哲学交流未能确立起使之交流成为可能的真正的交合域。因为完全照西方的哲学框架来分析，那就很难说中国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退一步说，即便有，那么在此意义上也是很难有超出非常体系化逻辑化的西方哲学之处的。这样一来，中西哲学交流就难以展开，中国哲学也就不能以自身的独特魅力对人类哲学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实质上，如同王国维所言，哲学就是一门“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的学问。中国是有哲学的，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又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的，并且这种特色恰恰表现了西方哲学近代以来所忽视的另外的理解，因而中国传统思想仍然可属于西方的哲学科目与领域。应该说，张岱年先生对东西方哲学以及什么是哲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指出：“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以叫作哲学。”
实际上，哲学就是人类的精神反思，就是关于世界存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既然是理解，当然就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就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和表述，因而，存在的不是只有一种哲学，而是具有不同特色与样式的哲学形态。正是在此理解上，如果我们回到实践哲学上来，可以看出，在西方，实践哲学就是与理论哲学平行的一种哲学形态，它没有精确的概念定义，它不以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本质规律为目标，而是以实践理性反思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和人的真正存在与生活的意义，要从哲学层面上对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世界作出思考，进而为人类的存在和生活提供某种意义、价值、目标与理想，为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社会生活奠定理论基础。返观中国哲学同样如此，尽管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式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形态，但实践哲学的东西是根本性的，是大量存在的，并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鲜明的特色。莱布尼兹就曾经指出过，中国的实践哲学要领先于或者说优于欧洲，但遗憾的是中国实践哲学传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将它作为中西哲学交流的真正交合域来看待。中国哲学要实现现展，要走向世界，进而有贡献于人类哲学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它是离不开西方哲学的影响，如果继续完全地坚持传统思想的语言、形式、内容和方法，就会造成其发展的障碍和制约，而必须使其从内容与表述方式上实现向现代的转换；另一方面，既然是中国哲学，它就无法脱离与传统哲学的内在亲缘性，否则就不叫中国哲学。这表明，中国哲学的发展，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如何批判继承与吸收重建的过程，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在“交流与对话”中的对新意义的理解和追求过程。也正如陈寅恪所指示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干涉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真正使中西哲学交流与对话起来，真正使它们之间走向融合贯通，创造出有现代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就必须改变“研究传统思想的未能超出传统半步；研究西方哲学的只是研究西方哲学”这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从根本上，就是要将中西哲学交流重新奠定于（置于）“实践哲学”这一交合域上来。中西哲学是两种在性质、概念、形态与方法等方面十分不同的思想体系，正因如此，有着东西文化之分，也有着中西哲学之别，有时甚至连最基本的对应概念都没有。但在实践哲学中，中西哲学却能从最基本的概念到思想主题、精神实质上找到它们之间最大程度的共同性和融通性。在中国哲学中，依张汝伦教授看来，“行”这个概念就是十分普遍也是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而这就十分类似于西方哲学所称的“实践”概念。在中西哲学中，“行”和“实践”概念都被用来指称人类的有理性反思的有目的的活动，而此种概念正是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实践哲学，中国哲学从精神实质上就并不以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为己任，而是将天象与人事统一起来，把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作为印照人事行为、人化的迹象与征兆。换言之，在中国哲学中，“格物致知”是以服务于人事即人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为目的的，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就是要从根本上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善，怎样去行善，怎样去处理实践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学习和认识事物只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做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贤者”成为中国实践哲学的核心主题；“谦谦君子”、“内圣外王”则是中国实践哲学所描绘的一幅“人格蓝图”。显然，中国哲学的这种实践精神和行善性质是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以及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相通的，尽管它们在概念、问题域乃至形态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存在于两者中的精神实质与理论内涵的共通性却是基本的、普遍的方面，因为“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所研讨的问题就是那些决定所有人类认识和活动的问题，是那些决定人之为人以及人对善的选择最为至关重要的最伟大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中西实践哲学的研究，加强对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当代实践哲学复兴思潮的研究，唯此才能以实践哲学为交合域，促进中西哲学的真正交流，才能使中国哲学既照顾到自身传统的特殊性，又关注思想理论的普遍性，在融会贯通中西哲学智慧精华的基础上为中国哲学的现展开辟出新的路向，为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走入当代世界人类文化的建设之中确立起新的以实践哲学、实践智慧为最大特色的可能路径。
三、结语：文化交流中的中国思想开放与进步
为大四“松绑”，大二着手毕业论文写作
到了大四，学生又是实习又是找工作，最后还要忙毕业论文，否则不能毕业，这往往让一些大学生分身无术，毕业论文最后不得不东拼西凑完成。为此，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一改学生到大四才开始写毕业论文的传统，要求学生从大学二年级即开始着手准备毕业论文的写作。
该校新近出台的《学籍管理规定》和《素质学分制暂行规定》中，把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时间从大四提前到了大二，要求学生在大二下学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选题，大三开题并开始搜集资料，大四上学期要完成初稿的撰写，大四下学期进行结题答辩。答辩委员会则从论文选题、撰写过程、论文质量、答辩情况等4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论文抄袭成为常态，没时间写作系主因
据了解，大学生论文抄袭的现状在高校中较为普遍。在中国调查网一项有660余人参与的调查中，承认有过论文抄袭行为的占54.7%，承认论文全抄的占35.7%，承认抄袭的论文通过的占60.2%。
武科大中南分校艺术学院素质导师邓华杰分析说，当前部分大学生毕业论文存在抄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于缺乏论文写作的训练；二是由于毕业实习等原因，论文写作时间难保证；三是部分学生专业功底比较差，无法完成。
高年级学生叫好，大一学生反应冷淡
计算机专业大四的学生陈诚认为，大四时专业课扎堆不说，还面临考研、考证、找工作、考公务员等一大摊子事，这个时候在去写毕业论文，“质量上不去”。商学院会计专业大四学生小胡认为，此举在保证论文含金量的同时，也给学习带来一定压力，“只有学精，才能写好论文顺利毕业”。
文法学院法学专业大二学生梅高强认为，把毕业论文写作时间前移，既有助于广大学生提前意识到毕业、就业等问题所带来的压力与困难，也有助于防范论文剽窃、抄袭等问题。武汉科技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研究生孙志说，此举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进行研究性的学习。
与高年级学生对把论文写作时间前移广泛持赞成态度相比，不少大一学生由于入校才2个月的时间，对于校方此举反应并不热烈。据了解，武科大中南分校今秋首次在大一本科学生实行按学科大类进行培养，学生大一时不分专业，学生大二才开始再按专业（方向）培养。
加大抄袭处罚力度，学术不端可开除学籍
武科大中南分校教务处负责人介绍，把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提前到大二，只是该校今秋在深化成功素质教育、推行教学改革的一个方面，且这只在2009级本科生中试行，坚持“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
Creative Achievement of Aesthetic Culture Study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to Aesthetic Existence
ZHONG Cheng-xiang
傅守祥博士的新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了,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很有实力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这部专著起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欢乐诗学》,是他师从浙江大学T岱先生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凝聚四年心血铸就的,论文在盲审以及答辩时颇受好评;之后,他又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把形而上的学理思辩与形而下的现实审美文化思潮的演进紧密结合,潜心深钻细研,再费两载功夫,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题为《审美文化与审美范式研究》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守祥博士也因这项连续性研究而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资助,出版时定名为《审美化生存》。
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有幸先睹为快,不仅深受启发,而且感慨万端。在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学术规范也受到猛烈冲击的当下,能如守祥者一方面以学子之孜孜求学态度,排除干扰,甘于清贫,坐冷板凳,做真学问,另一方面又怀赤子之满腔热忱,忧患天下,关注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的坚守,真是难能可贵,令吾辈肃然起敬。我衷心地祝愿他终生坚守住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神圣职责、人格良知和学术操守,再接再厉,奋进不止,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贡献微力。
守祥的这篇学理性、现实性极强的研究著作,我最称道的是有思想、有见解,其思维的锐敏和见地的独到,构成它基本的学术品格。面对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强势,尤其是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引发的信息革命,人类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人文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多少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都对此密切关注甚至忧虑重重。守祥作为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直面这种严峻现实,以深邃的理论眼光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受制于市场逻辑的大众审美文化“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他主张进行一场“审美观念的探险”,目标是建设“新的美学范式与审美理念”――
研究资本与技术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透析“艺术终结”与“哲学终结”的内在背景,确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尤其是对当代文化生态平衡的长远影响,调整视角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转入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从哲学纵向超越的思维转入重视横向超越的想象、从封闭的本质论诗学走向开放的体验论诗学,剖析大众文化审美理念的文化美学、身体美学表现及其欢乐诗学构造,辨析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与审美现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价值理性的审美批判制衡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引导的轻薄与狂嚣。
这段话,概念叠加,内蕴厚重,可以看作是守祥从事“大众文化审美研究与哲学批判”的宗旨。其间的思想锋芒和学理色彩,令我想起了前辈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生前与熊十力先生对话的一句名言,十力先生深沉叹曰:“我想今后人们都不会思想了。”此语力透万钧,启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今之现实证实,不幸而言中。但,有守祥们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之思便能代代相传,足可告慰前辈哲人的在天之灵!
守祥之所以能在这部论著中出思想、出创见,在我看来,是以他的哲学修养和思维品格为坚实基础的。时下艺术学学界,空前活跃,成就斐然,问题也不少。而诸多问题,追本寻源,恐怕根子都出在艺术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上。同志当年就曾精辟指出过我们民族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痼疾:“形而上学猖獗。”在对日趋多样化、世俗化的艺术创作实践和艺术现象的抽象概括、分析研究中,那种缺乏艺术哲学层面的宏观审美价值的准确判断的大智慧、却津津乐道于形式层面细枝末节的小聪明的论著,时有所见。理性思维的失之毫厘,往往导致艺术创作实践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极为深刻。守祥在他的同辈青年学者中,颇具哲学思维优势。这当然与他先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后研究艺术学审美文化的特殊的学术经历有关,与他师从哲学家、美学家叶秀山、徐岱先生有关。他分析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和审美范式,在思维方法上既注重一分为二,执其两端,又辨证权衡,分析利弊,取法乎中,最终做出入理入情的和谐判断。譬如,一方面,他大胆肯定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在“从传统的神性体悟到现代的世俗消费、从经典的艺术美到当下的体验的变迁过程中”具有的积极因素(一是“克服大众的认同焦虑、充实大众的文化生活、带来现代社会可能的审美解放尤其是感性的视觉革命”,二是“结束文化的长期禁锢及颠覆大一统的文化格局、实现政治祛魅、转向市场逻辑为核心理念的世俗化”,三是“为哲学的‘横向’转向――从重思维转向重想象、从纵向超越到横向超越――提供了新的文本佐证和文化实验场”);另一方面,他又尖锐批判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已经出现的低俗化倾向等消极因素,认为“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情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纬度的意义追求,既渴望审美愉悦的欢乐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纬度的精神提升”,“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必须靠“在对当代人的生存活动的解读中强化美学介入现实的力量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来防止可能产生的“非人化与物化”倾向。这见地,即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乃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关键词：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9-0149-02
当前，高校大众化是一项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成才的重要事件。教学机制在推进高校大众化进程中，起着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良好的机制可以使高校大众化系统成为一个自适应组织，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然能有序高效地运转，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学者们对高校推进大众化教学机制的建设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系统研究。
一、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内涵的研究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大众化的必经途径，也是推进大众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学者们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研究之中。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搜索标题同时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和“机制”两个词的论文有800余篇。在这些论文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制度说、组织结构说、体制说、机能说、方法说、综合说等观点。
1.制度说。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全体组织成员遵循的稳定的、可操作的规章制度，是规范组织成员行为，确定工作程序，制定办事方法的条例、规则、准绳、办法、标准、章程。
2.组织结构说。有学者针对于系统论，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构成和组建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主要由主体、目的、动力、环境、保障、控制、方式、程序八要素构成。
3.体制说。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在一定目标导向下，在一定条件保障下，在一定动力驱使下，相互协作，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和实现其目标的工作规范和工作机构的总称。
4.机能说。学者指出，机制是机能实现的保障和条件，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职能和作用相互关系的构建和功能创造。
5.方法说。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和模式，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机制。
6.综合说。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各有机因素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要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及其运行方式；二是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在内的各有机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制约、影响而形成的作用原理和工作规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目标的桥梁和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各层次、各侧面的结构、功能和运行原理的反映。
二、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类型的研究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类型做了不同划分。
1.从领导行为来看，可以分为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机制，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进行决策、指挥、监督等领导活动的具体制度或体系。工作机制是领导机制的执行和落实。工作机制由保障机制、预警机制、监控机制、运行机制、评估机制、激励机制等组成。
2.从管理运行来看，主要有启动机制、调控机制、评估机制、保障机制。启动机制，就是激发组织成员动力、引导领导正确决策、制定工作计划、使计划有效实施；调控机制，就是强化调控权威，健全反馈系统，建立目标管理体系；评估机制，就是根据一定的指标体系，对大众化教学的实际效果进行价值判断；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制度保证、组织保障、物质保障、人才保障、环境保障和学科支撑等。
3.从微观过程来看，可以分为不同的机制，内部传导机制、外部传导机制；内部输入机制、外部输出机制、监督约束机制；或双向互动机制、内化外化机制；等等。
4.从互动关系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可以分为教育主体与教育目标、内容、方式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教育目标、内容、方式互动机制，主客体互动机制。
5.从显现程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有显运行机制和隐运行机制之分。显运行机制包括人员编制、奖励处分、机构设置等。隐运行机制是指内隐的、不明显的方式：：如精神氛围、制度的设计、环境育人的影响等。
6.从运行范围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可以分为外运行机制和内运行机制。
三、高校推进大众化教学机制创新研究
有学者分析了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运行机制尚不完善，规划机制和目标机制尚不完善，过程控制机制和质量评估机制不够成熟，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有待改进，这些对我们教学的实效性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学者指出，高校推进大众化机制创新，包括内部机制构建和外部机制建设两方面。内部机制指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和第一、第二课堂联动机制。外部机制指全员育人机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协同机制。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由自我约束机制和自我发展机制两部分构成。有学者指出，建立健全优化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推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健康持续发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的有力保证，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只有建立优化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我们才能取得更好的绩效。有学者认为，大众化教育是长期的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因此，一定要有长效机制作保证。其一，要建立工作责任制，明确理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职责；其二要建立监督制度，掌握宣传普及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总结经验，调整策略方法，纠正工作中的不足；其三要设立专项普及教育基金，保证经费投入；其四要建立激励机制，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理论宣传队伍的作用。有学者借鉴企业界“质量保障”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提出要保证和提升高校当代中国大众化绩效，需要构建质量保障体系。高校当代中国大众化质量保障体系是高等学校为保障和提升当代中国大众化质量而设立的组织机构、制定的方针政策、提供的条件支持以及采取的工作措施等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包括工作体系、组织体系、标准体系三大部分。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针对性、增强主动性、提高实效性，必须实现领导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估机制创新。通过建立关系协调、责任到人、齐抓共管、结构优化的工作格局，创新领导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现代化；通过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机制、调控机制和预警机制，创新运行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通过加强组织保障、制度保障、人才保障、物质保障、环境保障和学科支撑，创新保障机制，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状态最优化；通过建立科学有效检查考评制度，创新评估机制，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最大化。有学者指出，推进高校大众化，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正确的导向；合理设置目标，建立动态的目标管理机制；充分调查研究，建立科学的民主决策机制；以人为本，建立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
四、不足之处
我国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建设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于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内涵、外延、主要构成的界定存在分歧。目前学者们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概念厘定不够明确，对教学机制、教学体制、教学制度、教学方法等基本概念研究不透，相互混为一谈，概念有些模糊。对机制概念的准确定位是研究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在，体制是基础，一定的体制总是要求相应的机制与之协调和配套；反过来，机制又会施加于体制中相应的制度，从而有助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二者之间也存在区别，体制是机构与规范的结合体和统一体，涉及组织与制度两个方面的因素。机制不仅涉及组织与制度，而且还涉及组织之间、组织内部制度规范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体制是机制的静态表征，机制则是体制的动态表现。制度指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影响的章程，总是表现为具体的条例、守则等，带有显性的特点，机制是指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带有隐性的特点，是相关因素为了一定的目标所发生的有机联系。制度为行为主体指明行为规范，对行为主体起约束作用。机制从机理上阐释行为过程，反映出行为过程中各要素的关联。机制和制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但有时取消旧制度并不会导致旧机制即时消失，颁布新制度也不会导致新机制立即形成，两者的更替有可能不完全合拍或同步。制度内化为观念后具有很强的惰性，但在实施中没有到位，新制度就算详细复杂，机制却依旧有可能沿袭以往。一些研究者将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与教学方法相混淆。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功能、各组成部分相互关系和运行方式。现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系统与其他外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方法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研究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涉及到对教学方法的研究，只有采取优化的教学方法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不仅涉及到教学方法问题，还涉及到教学制度的制定、教学效果的检查、教学硬件软件设施的保障以及教学人员的充分激励等。二是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高校各部门在推进大众化过程中要发挥“合力”，相互协作。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设计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各部门在推进大众化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合力”？因此，未来需要加强对高校各职能部门相互协作、共同推进大众化的机制研究。三是研究机制中“应该做什么”的原则性问题的多，研究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典型案例的少，实证研究和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研究不够。目前学术界对大众化教学机制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宏观层面或理论层面，缺乏对高校推进大众化教学机制的实践性强和操作性强的研究。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规范性研究成果较多，实证研究成果较少。国外思想政治教育通行的做法是，国家政策积极引导，政府指导调控，家庭、学校、社区教育相互配合，企业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责任，社团组织大力协同，个人主动参与，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如何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成功经验，国内目前研究成果较少，未来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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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哲学论文的写作难度比经济类、文史类的更有深度，但是很多哲学论文的写作要求作者不仅有一定的人生阅历，还要有一定的阅读量。哲学渗透的领域范围很广，这里提供的范文是哲学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结合的研究，具体如下：
移动互联网技术是指移动通信网络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它以移动终端为接人设备、以移动网络为接人网络来提供随时随地的个性化服务。当移动互联网技术成功解决了信息接收终端和交易平台的移动问题，时间和空间对消费活动的限制进一步被打破，即时即地的信息浏览与集体互动将消费与社会生活更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在新的传播机制与交易方式下，奢侈消费不再作为阶级身份的认证，而是借助移动网络日益渗透在社会大众的消费生活中。2015年《中国网购新生代》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已有45%的消费者通过网购方式来完成大量高端商品消费，而智能手机已超过电脑成为线上消费者最常使用的零售网站登录工具仁1〕;《麦肯锡2017中国数字消费者研究》报告则显示，移动互联网消费已成为中国电商市场的主流，7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在自己喜爱品牌的官方微信电商渠道购物，31%的受访者表示曾在微信上购物田。移动互联网技术将人类带人了一个崭新的消费时代，而标榜私人订制的奢侈消费则需要在新的时空尺度和消费境遇中完成对个人社会身份的建构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对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奢侈消费的关系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就变得十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