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30:01
序论：在您撰写经济评论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广告效果广告经济效果
广告可以使企业利用较小的成本向更多的消费者传递信息，从而促进产品销售。这样，就产生了广告经济效果。广告的经济效果体现在广告能促进产品销售，增加企业收入和利润；扩大产品销路，推动企业实现规模扩张；提高市场占有率，为企业奠定稳固的市场地位；树立优良的品牌形象，使企业获得高于一般产品的销售利润率。研究广告经济效果测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广告效果的含义
所谓广告效果，是指广告通过媒体传播之后所产生的作用，或者说媒体受众对广告的结果性反应，亦或说广告活动中通过消耗和占用社会劳动所产生的有用结果。狭义的广告效果就是指广告活动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广义的广告效果，是指广告活动所带来的综合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心理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研究的是广告的经济效果。
传统的广告经济效果测评
广告的经济效果，是指在投入一定广告费用及广告刊播之后，广告引起的产品销售额、利润、市场占有率等经济指标的变化状况。经济效果集中反映了企业在广告促销活动中的营销业绩，是广告投入与产出的比较，是评价一项广告活动成败的关键指标。
广告的经济效果测评，也称广告的销售效果测评，它是指在广告以后用产品销售量增减的幅度作为衡量标准来测定广告效果，销售额和利润额是衡量广告经济效果的两个基本指标。基于此，传统的广告经济效果测评用广告费用指标、广告效益指标和市场竞争力指标等来反映广告经济效果。
（一）广告费用指标
广告费用指标用以表示广告费与销售额之间的对比关系，包括销售费用率和利润费用率：
式中E1，E2分别表示销售费用率和利润费用率，C为本期投入的广告费用，Y、L为广告后产品销售额和利润额。销售费用率和销售利润率反映获得单位销售额或单位利润额要支出的广告费用，可以用来评价企业的广告总支出对产品总销量(或总利润)的影响，该指标的值越小，广告销售效果越好。
（二）广告效益指标
广告效益指标用以表明广告计划期内，每支出单位价值的广告费能使销售额或利润额增加的数量，包括广告销售效益（单位费用销售增加额）和广告利润效益（单位费用利润增加额）：
式中E3，E4分别表示广告销售效益和广告利润效益，ΔY和ΔL分别表示本期广告后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增量，其它符号同上。广告效益指标反映广告费用与广告后销售增加额或利润增加额的对比关系，其值越大，广告销售效果越好。
（三）市场竞争力指标
市场竞争力指标一般通过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占有率提高率来反映。市场占有率是企业某种产品在一定时期内销售量占市场同类产品销售总量的比率，即：
式中E5表示市场占有率指标，∑Y表示一定时期内本企业产品销售量，Y总表示一定时期内行业同类产品的销售总量。企业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意味着产品竞争能力的增强和产品销售量的增加，因此还可以用市场占有率提高率来评价广告的销售效果：
市场占有率提高率E6是一相对评价指标，它表示单位广告费用销售增加额与行业同类产品销售总额的比率，市场占有率提高率取值越大，说明广告的市场拓展能力越强。
长期目标的广告经济效果测评
从广告的，到消费者看到广告、理解广告，到最终决定购买产品等一系列的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而且前期的广告也有可能影响到本期的销售量，因此单纯的以本期销售量来计算，将会使计算出来的结果失真。因此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广告的效果，本文引入了修正系数λ、θ来修正上述公式，这样公式变为：
其中：λ代表了前期广告对本期销售量的影响；θ代表了本期广告对后期销售量的影响。
在这里本文规定λ、θ都是大于0小于1的数值，具体数值的确定根据产品的属性、媒体的属性、广告作品的内容以及本期、前期广告的强度不同而不同。例如对工业用品和日常消费品来说，工业用品的λ、θ的数值较日常消费品的数值要大，从媒体方面来说电视、报纸、广播、因特网的λ、θ的数值较杂志的λ、θ的数值要小，而λ、θ与广告的强度成正比关系，一些具体的数值可根据行业的具体数据而得。
随着品牌意识日益深人人心，对广告的品牌效果测评也成为广告投放者关心的重要问题。所谓品牌意识，是指消费者通过接触到广告或产品而加深的品牌印象。而品牌根本价值在于其联想的集合，即对消费者的利益和价值，联想常常代表着消费者决定购买的基础。消费者是否因这种差异化的利益和价值而产生或增加了品牌忠诚和偏好就是品牌态度。
形象的提升是长期的效果，形象力提升对销售额的影响也是远期的，因此本文中形象力提升对销售额的影响可通过上述各个指标进行计算。
（一）品牌知名度提高率计算
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计算可以通过上述公式和调查问卷共同计算得出，计算公式如下：
A=B×C
其中：A表示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B表示品牌知名度提高率；C表示与品牌知名度提高有关的销售率。
关于C的计算可以通过企业长期的数据跟踪得出。假设，通过计算可以得出B=10%，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通过品牌知名度提高10%之后打算以后购买的比例是20%，则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A为：
A=B×C=10%×20%=2%
这就是说，通过广告提高了品牌知名度，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对后期的销售额的提高应该是2%，其实在这里本文应用的2%并不是非常确切，真正的对后期影响的比率应该是在后期购买的数量比上一后期的总销售量，因为后期的销售量是个未知数，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是为了计算方便而采用。
（二）企业知名度提高率计算
企业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其计算可以通过上述公式和调查问卷共同计算出来，计算公式如下：
D=E×F
其中：D表示由企业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E表示企业知名度提高率；F表示与企业知名度提高有关的销售率。
关于F的计算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得出来，F的数值是在调查广告引起品牌知名度提高的人当中有多大的比率打算以后购买的。
假设，通过计算可以得出E=20%，通过调查问卷我们了解到对企业知名度提高20%时，打算以后购买的比例是30%，则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D：
D=E×F=20%×30%=6%这就是说，通过广告提高了企业知名度，企业知名度的提高对后期的销售额的提高应该是6%，同样的在这里应用的6%并不是非常确切，真正的对后期影响的比率应该是欲在后期购买的数量比上一后期的总销售量。
（三）企业美誉度提高率的计算
企业美誉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其计算可以通过上述公式和调查问卷共同计算出来，计算公式如下：
G=H×I
其中：G表示由企业美誉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H表示企业美誉度提高率；I表示与企业美誉度提高有关的销售率。
关于I的计算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得出来，I的数值是在调查广告引起企业美誉度提高的人当中有多大的比率打算以后购买的。
假设，通过计算可以得出H=30%，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通过广告增进了对企业的评价打算以后购买的比例是40%，则由企业美誉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G：
G=H×I=30%×40%=12%
这就是说，通过广告提高了企业美誉度，企业美誉度的提高对后期的销售额的提高应该是12%，同样的在这里应用的12%并不是非常确切，因为真正的对后期影响的比率应该是欲在后期购买的数量比上一后期的总销售量。
这样，通过计算出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A、企业知名度提高而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G以及由企业美誉度提高而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G，计算出来这三个比率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总的比率，总比率应该为三者之和。即：
λ=A+E+G=2%+6%+12%=20%
本文认为，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目的品牌建设、渠道推广和内容的精益求精，通过媒体品牌的建设，可以在公众中形成优秀的口碑和影响力，让受众各取所需，方便、深切地感受到品牌的力量，这是企业必须予以重视的。
本项研究旨在补充业内目前通用的量化测评体系，建立一套系统、科学的媒体广告销售效果测评体系，但这种测评体系要想成为具有普遍认同性的价值指标还需要不断地深化与摸索。
参考文献：
1.郭子雪，张强.广告销售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J].工作视点，2007
2.丘晓晖.广告效果评估浅析[J].厦门科技，2006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关键词] 十七大报告； 经济发展； 新思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针对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很多创新思路，概括地讲主要是“一个转变”、“三个格局”、“六个体系”。
一、“一个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报告》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提出，并进一步明确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
一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保持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协调好投资、出口与消费的关系。近年来，投资、出口增速较快，而消费增速相对缓慢。要保持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尤其是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要坚持走内需主导型发展道路。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可能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外需上，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扩大内需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二要不断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要以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尤其是要走好新农村建设这一着“活棋”。通过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启动农村市场，从而带动内需和消费。三要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我国仍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仍呈规模发展之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在巩固发展第一、二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其中要把发展服务业放在优先地位，从加工业优先发展逐步转向服务业率先发展。一要围绕现有产业来延伸，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加快融合、互动发展。二要围绕需求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三要发展农村服务业。加快构建和完善包括生产销售、科技、信息、金融和生活服务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四要培育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市场主体，优化服务业组织结构。
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是通过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实现的。2006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约占世界50%的水泥、30%的钢材、15%的能源。大量消耗的能源资源主要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绝大多数需要进口，大量进口我们又缺少价格话语权。因此，必须加快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低代价增长。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从目前的不足30%向发达国家的70%以上提升，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这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因素，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管理创新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条件。
二、形成“三个格局”
形成“三个新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三个格局涵盖了城乡、区域、社会经济结构，是更新、更深层次的改革。
（一）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报告》指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我国发展新阶段提出的新任务，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应当明确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短板”在农村，只有农村实现小康才能实现全面小康，只有农村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全国的现代化。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居民化趋势明显，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创造了条件。
一是要城乡规划一体化。打破城乡界限，从整个行政区域范围进行整体规划，以节约土地、优化资源配置为原则，统筹城乡发展。二是要城乡市场一体化。统筹城乡市场发展，建立完善城乡一体的市场体系。完善商品流通市场，构筑城乡一体的流通体系；完善各类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互动交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三是要产业发展一体化。要根据资源、环境、土地和劳动力条件，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四是要公共服务一体化。建立城乡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要交通一体化。建立覆盖城乡的交通体系，建设城乡之间人员往来、资源流动的通道，加强城乡之间的互动交流。六是要社会管理一体化。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线，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
（二）优化国土开发格局
《报告》提出把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任务。这是从我国资源开发与区域发展的实际出发，按照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统筹区域发展的新思路。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就是要在调整国土开发格局的基础上，按照资源、环境与人口、经济相均衡的原则，统筹规划，优化开发，合理布局。引导人口相对集中居住，产业相对集聚发展，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构建均衡、和谐、效率和可持续的国土开发格局。当前，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的重点，一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同时，还要促使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特殊政策优势逐步均等化。按照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思路，“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基本原则就是“尊重自然、有限开发”。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三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首先，要从国情实际出发，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其次，要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报告》明确指出，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坚持平等保护物权的前提下，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实践，对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的新阐释，对于完善所有制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实现平等竞争、相互促进。
一是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通过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通过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使国有资本向关键领域集中，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通过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竞争主体机会平等，创造充满活力的竞争新局面。通过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促使国有企业像其他企业一样，税后利润中的相当部分要回报给出资人，而不是任由企业支配。在各项改革的基础上，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使国有资本得到有效监管和经营。同时，通过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
二是提升非公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竞争能力。与国有企业相比，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处在竞争弱势地位，要消除体制障碍，从全局的高度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须破除一切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
三是要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产权制度基础上，要通过股权合作、战略投资等现代产权形式，进一步增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内在联系。三、建立和完善“六个体系” 建立和完善“六个体系”，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格局所进行的重大战略调整。
（一）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当前，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突出三个方面的重点。
1.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要以突出公共化为重点，不断拓展和充分发挥财政调控、收支、管理的重要职能作用。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一方面要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拓宽公共财政覆盖领域，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全社会。另一方面，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公共财政的内涵和外延，使公共财政手段更加灵活，作用更加积极有效。
2.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涉及金融机构体系，重点是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金融市场体系，主要是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金融监管体系，主要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3.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国家规划体系是一个创新概念，主要包括发展规划，如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和区域性、行业性的发展规划；发展计划，主要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各项计划；产业政策，这是国家规划的重要内容和保证，其实施是落实国家规划的重要过程。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分重要，特别是把计划列入规划体系中，更有助于规划的完整性、可行性。
（二）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报告》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为此，必须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1.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使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利用，各种知识和信息得到合理的配置和使用，各种服务得到及时全面的供应，是大幅度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把国家目标与区域发展结合起来，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大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2.建立技术创新体系。一是优化研究结构，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为自主创新提供技术支撑。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二是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3.完善创新体制与机制。一是加强创新管理体系建设。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二是完善企业创新机制。企业技术创新机制通常分为决策机制、运行机制、调节机制、扩散机制。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机制不完善。
4.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鼓励自主创新、优化创新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落到实处。
5.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在经济全球化和扩大开放的背景下，要正确处理引进与创新的关系，利用好全球科技资源，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扩大和深化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6.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一是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大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力军，要继续发挥创新的表率作用。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要在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上给予更大支持。二是造就创新人才。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量涌现。
（三）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1.完善产业体系结构。第一，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是现代产业结构的核心，是产业竞争力的具体体现。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意味着我们将从“加工型经济”向“制造型经济”转变。为此，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第二，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服务业是现代产业中最具成长力的产业，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依托。加快发展服务业既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的趋势，也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实际。第三，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加快解决我国能源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根本出路是要加快新能源开发和产业化，要在优化能源结构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合理布局，做好各种运输方式相互衔接，发挥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形成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运输体系。第四，协调发展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随着现代经济技术的发展，知识资源“成为先进经济的核心资源”，推动建立在知识资源基础上的虚拟经济快速发展，虚拟经济正在“取代实体经济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动力”。在这一大背景下，产业选择和结构调整必须要兼顾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开发，协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坚持在提升实体经济水平的同时，注重发展虚拟经济，以使我们在新的竞争中赢得主动。
2.强化体系功能，提高体系化程度。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点，要放在努力提高产业体系化程度上，围绕重点企业和核心技术，完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一是加强优势产业。对于比较优势产业，重点是加强体系建设。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为核心，加强产业联系，促进合理分工，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二是调整弱势产业。对比较弱势产业，要加大调整力度，促进产业向区外转移，包括部分具有加工优势的产业以投资合作方式向境外转移。三是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四是推动资源向优势产业、企业和产品集聚，建设一批规模实力强、核心竞争力明显、产权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大型企业集团，作为产业体系的龙头。五是加强产业平台建设。建立创新型工业区，作为资源集聚、产业集群、经济集约的重要平台。六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增强产业体系的活力。
（四）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
《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的新要求，这是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关键环节，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因此，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紧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发展的能源资源约束已近极限，并且正在扩大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能源资源紧缺问题，增加供给是重要的，但关键还在于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假如全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取节能措施，那么2030年前，全球能源需求年均增长将由1.6%降至1.2%，年均增速将低于过去30年的2%。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重化工业阶段，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仍然要持续增长，能源短缺将是长期现象。因此，加强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节约发展，是缓解能源供求矛盾的重要途径。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还很低。我国每单位能源消耗生产的GDP，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左右；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为了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必须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就是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推进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要重视资源环境指标；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目标、又为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此，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标准，加快技术进步，加强体系建设。通过建立完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实现能源资源有效利用的科学化、体系化。
（五）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过，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加以强调，可见其对于体制完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当前，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重点有：
1.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适应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要求，围绕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健全全国统一开放市场，使各种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同时，要加强市场现代化建设，利用信息化手段，发展经销、采购和配送网络；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变小市场为大市场，变小物流为大物流，发展运输、仓储、加工、配送一体化的大型市场组织；发展连锁经营，采用统一采购、集中配送、购销分离等现代流通方式。
2.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如发展土地、技术、产权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促进资源通过市场实现最优配置。同时，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培育新的要素市场，进一步增强市场体系的活力。
3.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的形成，要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同时要把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作为价格形成的重要参数，适当增加其在价格形成中的权重。这有利于引导经济向节能环保和效益方向发展。
4.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各类中间机构是市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越发展，各类中间机构越重要。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中间机构发展同时存在着总量短缺与结构过剩、定位不准与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随着发展空间的扩大、发展机会的增多，各类机构会越来越多。所以，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同时，必须加强规范发展。
5.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只有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要加快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
（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
《报告》强调提出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是全面提升我国开放经济水平的重大战略措施，对于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包含三层含义：
1.内外联动。就是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首先要在对内对外开放上体现公平互利的原则，并在开放中相互促进。其次要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要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关键词】低碳经济经济评价气候变化
一、低碳经济的起源
在国际社会上,关于低碳经济的起源,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1.气候变化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联合国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以监测和报告全球气候变化。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兰特兰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拉开人类重新评价西方工业化及其后果,改弦更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序幕。
2.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系规则
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宗旨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
3.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规则
1997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大会上,参加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提出了采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并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
4.低碳经济的正式提出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由英国首相布莱尔于2003年2月24日发表的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的,并且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英国将到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
5.低碳经济的发展时期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Review)指出,全球以每年GDPN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明确了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和时间表,确定了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缔约方第15次会议将成为“后京都时代”谈判的最后关口,制订出一项新协定,该“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至40%。“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背景之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模式转型逐渐的被世界各国提上日程。
2009年7月8日,八国集团峰会提出,到2050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80%以上,到2050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实现这个目标,全球经济就必须转型到低碳经济。这预示着从现在到2050年的未来40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二、国外低碳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评价的综述
1.国外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首次出现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术语的官方文件,是2003年2月24日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白皮书指出,英国将在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排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1]。
莱斯特·布朗(2003)掀起了一场“A、B发展模式”之争。“A模式”即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B模式”则是以人为本,以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资源、小型水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Review),它是以气候科学为基础,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欧盟提出的全球2℃升温上限加以论证(进行学术和方法论阐释),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2]。
巴里·康芒纳(2006)认为,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现代技术。这种技术往往是从单一的追求生产效率的角度,或从单一的消费使用的目的出发,而发明出来的。它忽略了整体,忽略了这种技术赖以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从而粗暴地破坏了不断循环运动的生命之圈。因此,要克服危机,首先要克服这种技术上的缺陷;要做到这点,则必须树立生态学的观点。
2.国外低碳经济评价研究文献述评
当前国际对低碳经济评价指标是“脱钩”指标评价,以及关注如何提高生态效率的对策与途径。
在脱钩研究方面,sturiuson(2002)认为脱钩指标虽然有很多缺点,诸如缺乏与环境容量的自动联系,难以兼顾各国国情以及受环境压力的最初水平和使其选择的影响等,但脱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2)研究了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指标的国家差别,发现环境与经济脱钩的现象普遍存在于OECD国家中并且环境与经济的进一步脱钩是有可能的,从而得出结论:在OECD国家,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己经得到有效的控制,并在继续向好的方面转化。可以预计,在不遥远的将来,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可以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3]。
TaPio(2005)利用“脱钩弹性”(decouplingelasticity)的概念,进一步将脱钩指标由原有的初级脱钩(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即能源与GDP的脱钩)、次级脱钩(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即CO2与能源的脱钩)、和双重脱钩(同时达到初级脱钩和刺激脱钩)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连接、脱钩和负脱钩三种状态,再依据不同弹性值,进一步细分为弱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脱钩与衰退连接等类,使得脱钩指标进入新阶段。该指标的优点在于对环境压力指标与经济驱动力指标的各种可能组合给出了合理的定位。
此外,国外许多学者都对本国及世界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检验。Panayotou(2003)认同对部分环境污染物(如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呈倒“U”型关系的论断,并从人们对环境服务的消费倾向角度解释了原因: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也随之产生了变化。此时,人们开始关注环境的保护问题,环境服务成为正常品,环境恶化的现象逐步减缓乃至消失[4]。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低碳经济的理论与评价研究为我们对低碳经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国家差异的影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尚无法直接套用国际上通用的评价方法。
三、国内低碳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评价的综述
1.国内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文献述评
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1世纪以来,有关低碳经济的研究才逐渐增多。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碳经济的内涵方面。付允(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鲍健强(2008)指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表面上看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金乐琴(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联系。
第二,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方面。黄栋(2009)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出于以下考虑:首先,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增长所带来的能源和资源消费会大幅度增加。其次,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诺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第三,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低碳产业是一个潜力无穷的朝阳产业。冯之浚(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以及缓解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的需要。这既符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又可以面对来自国际上的挑战。
第三,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方面。(2009)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不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发展趋势,而且也与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包括低碳化在内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金乐琴(2009)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诸多不利条件:一是发展阶段。二是发展方式。三是资源禀赋。四是贸易结构。当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减排空间大。二是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三是减排的成本低。四是技术合作潜力大。
第四,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途径和战略对策。鲍健强(2008)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二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三是发展低碳工业,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四是建设低碳城市,开发低碳居住空间,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五是通过植树造林、生物固碳,扩大碳汇。郭万达、刘艺娉(2009)认为未来40年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鉴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外交谈判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应“内外有别”,对外要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进行国际谈判,“对内”,则要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发展低碳经济。吴昌华(2009)指出低碳经济涉及政府、企业和公众等相关利益群体,是政策、制度安排、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大变革和结构重构。任力(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如实施低碳发展战略,调整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建立碳交易市场,促使企业承担低碳社会责任等。超级秘书网
2.国内低碳经济评价研究文献述评
张雷(2003)运用多元化指数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认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会导致国家从以高碳燃料为主转向以低碳为主。赵云君等(2004)通过选择多个单一国家的不同样本,发现有些指标的实证结果相互矛盾,从而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一个客观现象,而不是一个客观规律”的论断。赵一平(2006)根据“脱钩”和“复钩”的思想,提出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相对“脱钩”和“复钩”的概念模型,并对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响应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我国能源弱“脱钩”现象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主要矛盾进行识别与分析。脱钩指标研究初步显示出其重要价值。谭丹,黄贤金,胡初枝(2008)首先测算了我国工业各行业近十儿年来的碳排放量,并总结了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的特征,进而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了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量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产值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测算工业各行业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变化,分析了工业行业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
四、总结
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正悄然兴起,但低碳经济的指标体系与评价体系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有关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文献则鲜有见到;二是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对低碳经济的指标体系进行设计完善,而并没有应用指标体系对区域或者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与实践应用操作尚有一段差距;三是在低碳经济评价方面,多限于某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缺乏对多个城市或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没有体现出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可比性。
参考文献:
[1]DTI(DepartmentofTradeandIndustry),EnergyWhitePaper:OurEnergyFuture-CreateaLowCarbonEconomy[M].London:TSO,2003.
[2]SternN.SternReviewonTheeconomicsofClimateChange[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
[3]OECD.IndieatorstoMeasureDecouplingofEnvironmentalPressurefromEconomicGrowth[R].SummaryReport,OECDSG/SD,2002.
[4]付允.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14-19.
[5]朱守先.城市低碳发展水平及潜力比较分析[J].开放导报,2009(8):10-13.
高等学校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有关法规对经济责任审计的范围等有所规定，但并未细化。在实施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由于各种困难造成了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不规范等问题，影响了审计质量，增加了审计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责任审计的评价内容不明确。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细则规定中只说明了什么可以评价，并没有规定不可以评价或不可以过多评价的内容。因此，在部分高校经济责任审计中，为使审计报告更容易得到被审计对象的认同，往往存在审计评价内容过于全面化的倾向。表现为：一是充分肯定责任人的成绩，对存在的问题只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这种对成绩、问题避重就轻的评价，不利于审计目标的实现；二是把被审计单位的社会效益、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把被审计单位可持续发展纳入评价内容，增加了审计评价的难度，加大了审计风险。
2、审计内容过多，造成审计评价目的不明确。许多审计单位将经济责任审计同一般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内部控制制度审计等合并进行，把经济责任审计建立在单位财务收支审计的基础之上，经济责任审计涉及内容过多，这就产生了审计评价目的不明确的问题。为了避免矛盾，审计评价往往就事论事，泛泛而论，只谈事实，对经济责任的归属采用回避的态度，违背了审计评价的重要性原则。特别是不能区分被审计领导的个人责任和单位集体的责任。
3、经济责任的不确定性和审计对象种类的复杂性，给审计评价带来困难。在高等学校中，经济责任审计对象的种类非常复杂，涉及院校职能部处、院系所、教辅单位和后勤产业等不同经济运行模式的单位，以后还有可能涉及到校级领导。有些干部上任后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经济责任，学校没有直接授权。有些院长、系主任和所长是专家学者型的人物，他们甚至不直接分管其单位的财务和行政工作。审计对象的经济责任不明确给评价带来困难。
4、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和标准体系未能建立，审计报告文本非标准化。评价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指标和标准。虽然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但是审计评价指标和标准体系未能建立，审计人员在审计评价过程中缺乏标准，比如对重大经济事项、重大经济损失的判断标准不一致，对审计责任大小的评判就难免存在偏差。
此外，高校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报告并未采用严谨的、规范的标准文本。在实际评价中没有严格遵照经济责任审计有关文件规定，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评价用语不够准确规范，使人难于理解或产生歧义，有些评价结论过于绝对化。
5、审计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审计评价质量难以保证。经济责任审计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审计工作政策性强、责任大，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较高的政策水平、较强的业务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然而，审计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被重视，审计人员地位不高，造成人员素质不高。审计人员的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差异较大，不能满足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