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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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
党的十五大之后,我国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私营经济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观念、产业和产品特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其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和市场环境与私营工商企业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严重阻碍了业生产力的发展。
一、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我国私营经济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和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来源。改革开放2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并不宽松的市场环境下,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7%,明显高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集体经济8%,国有经济4%)。1993年～1996年间,私营经济的工商税收增长5倍以上,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劳动就业的重心已向非公有经济转移。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行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已经具有较为深厚的现实基础。就量的概念而言,在经济总量中,非国有经济已经占有较大份额。据统计,在1997年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达到63.7%。私营经济的现实基础更主要地还表现在质的方面:
①近几年新成立的一批企业,成为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最具活力的重要力量。
②在国有经济中孕育着私营经济的成分。
③大量存在的名为国有或集体,实为私营的企业已经成为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有利于加强市场管理,有利于消除私靠乱挂、出卖资质、垫资承包、压级压价、拖欠工程款等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
3.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符合发达工业化国家行业发展的规律:
从发达工业化国家行业发展的规律来看,私营经济应大力发展,国有资本可以从产业中退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几十年前就基本上没有了国有企业。我们也应当结合建国以来行业的发展史,认真研究国外的做法,改造我们的企业所有制结构。
二、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主要障碍、政策措施及发展趋势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主要障碍1、从外部来看,主要存在着观念和市场环境两大障碍。观念障碍———概括起来有“三论”,它是制约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具体表现为:
(1)“对立论”,即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把私营经济看作“异己”,加以排斥;
(2)“担心论”,即担心私营经济发展过快,会影响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担心工程质量干不好、债务债权还不了,等等;
(3)“唯心论”,即看不到私营经济发展已经具有雄厚的现实基础,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看不到私营经济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对策与措施
(1)抓认识。就是要用党的十五大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全新观点,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把发展私营经济提高到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深化的高度上来;要把发展私营经济提高到能否抓住历史机遇的高度上来;要打破束缚私营经济发展的框框,只要不违背法律政策,就不要做任何限制。(2)抓改革。就是要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是改革产权制度,实现制度创新。国有小企业可以采取出售、兼并、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从而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3)抓政策。就是要全面落实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规划,为长期以来名不正、言不顺的“戴红帽”私营企业“摘帽”正名,还原其本来面目,确立其法律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解决和发展私营生产力。二是破除所有制歧视,强化服务意识,提供各种咨询服务,为私营经济的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4)抓规范。就是要以克服私营经济自身存在的缺陷为重点,抓规范。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和导向作用,引导私营企业明确市场定位,确定经营策略,壮大经济规模,适应市场竞争。二是要改变私营企业传统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
3.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趋势
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整个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二是我国整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只有整个私营经济和行业都发展了,才能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从2020年～2050年,我国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私营经济持续发展。私营经济将作为国内市场的主力军而进入规模发展阶段，国有经济由于国有资本的逐步转移等原因,而呈下降趋势。
诚然,上述对我国私营经济历史发展趋势的描述,是建立在十五大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我国私营经济将持续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我国私营经济已经孕育成熟、将要大发展基础之上的。而发展趋势中各阶段发展周期的长短,取决于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并随着改革进程的调整而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马洪: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选:中国私营个体经济的现状与对策.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当代绍兴民营企业的成长呈现出现代企业集群化发展的特征。绍兴形成了以纺织印染、黄酒生产、机械制造、化工原料、医药产品、厨电产品、铜加工以及特色农产品为主的区域化民营企业产业集群。2008年全年全市38个块状经济有企业5.64万家，职工76.87万人，总资产2502.46亿元。其中销售收入在100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有11个，同比增加2个。其中:绍兴县的纺织业块状经济1092亿元和纺丝业块状经济105亿元，诸暨市的五金制造业块状经济455亿元、袜业块状经济331亿元、织造业块状经济261亿元、铝塑管材块状经济213亿元和珍珠业块状经济166亿元，上虞市化工块状经济140亿元，新昌县轴承业块状经济130亿元，嵊州市领带块状经济143亿元、机电块状经济109亿元。改革开放以来嵊州逐步形成了领带服装、电器厨具、机械电子三大主导企业。全市现有领带服装生产企业1700多家，年销售收入超过150亿元;电器厨具生产企业500多家，年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机械电机企业1000多家，年销售收入90亿元。嵊州先后被命名为“21世纪国际性领带都市”“中国丝针织服装生产基地”“中国最具影响力纺织之都”“中国厨具之都”“中国电声零件之都”和“中国小功率电机生产基地”。大唐袜业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历经创业、茁壮成长、迅速提升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集袜业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轻纺原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袜业机械及配件市场、联托运市场、袜子销售市场等五大市场于一体的发展格局，构成了纺丝、回弹、织袜、绣花和染整等前后道配套的专业分工协作、产业集聚度高的产业体系。是全球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浙江省21世纪最具成长性的十大国际性产业集聚区之一，举世闻名的“国际袜都”。1980年，山下湖有近400户农户大胆从外地引进技术，开始小规模人工养蚌育珠。80年代初普及到山下湖全镇95%以上的农户，年产珍珠达20多吨。1983年后，珍珠繁育、养殖、加工一条龙逐渐形成。1996年后，珍珠养殖逐步走上了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产之路。到2008年，诸暨山下湖镇淡水珍珠养殖面积突破40万亩，年产量占世界淡水珍珠总产量的70%、全国总产量的80%。
店口五金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店口铜加工产业开始兴盛发展。90年代初，随着中国南方五金城的建成，店口实现了由镇到城的跨越式发展。2008年，全镇拥有工业企业4018家，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企业100多家，超亿元企业21家，上市企业2家，海亮和盾安分别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绍兴市是建筑大市，多年来，建筑业产值、利税和创省部级以上优质工程等指标保持全国地级市首位。十以来，我市建筑企业飞速发展，高资质企业不断增加。大型骨干企业生产规模、市场份额增长较快，其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至2010年年底，绍兴全市从事建筑业的民营企业有780家，其中包括17家特级企业，113家一级企业。全市建筑业总产值3243.16亿元(含建筑企业在外地的施工产值)。据绍兴市基本单位名录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12年底，注册地在绍兴的1683家建筑业法人单位，共有从业人员127.1万人。诸暨市环保装备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2001年11月，诸暨环保装备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正式在牌头镇建立，2002年12月，被命名为“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基地”，2006年，由菲达集团牵头，浙江大学、省环保产业协会等共同参与建立省环保装备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基地累计有省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1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已基本形成产品生产、技术开发、工程设计与咨询服务相配套的产业体系。十一五以来绍兴民营企业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盾安集团、精功集团、卧龙集团、万丰奥特集团以技术研发为核心，以资本运作为动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推进高新制造业的升级发展。新昌制药厂与新和成作为绍兴民营制药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力量，推动企业产能扩大与产品研发走在国内制药行业前列。在节能环保领域，作为上市公司的菲达集团也在资本市场上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绍兴第三产业发展异军突起，重点商贸项目推介会红火开展，各种节会活动规模逐年扩大，服务业迅速发展。截止2010年绍兴地区396个商品交易市场实现商品交易额1767.06亿元，其中有42个成交额超亿元的商品交易市场，5个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超过100亿元。中国轻纺城在2010年的交易额达438.64亿元。
二、绍兴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兴起与发展
绍兴地区民营企业上市的上市过程开端于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改制。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改制过程当中，绍兴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其中，一些企业实现了借壳上市、借船出海。1997年，绍兴轻纺城成为全国现代企业改制的试点企业。同年绍兴著名的制药企业震元堂与黄酒名企古越龙山成功进入中国资本市场。2000年以来，绍兴民营企业特别是杨汛桥地区的企业，积极拓展国内外资本市场。浙江玻璃、宝业集团等实现在香港主板上市。2004年底，绍兴板块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异军突起，卧龙科技、菲达环保、浙江龙盛成功成为上市企业。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块的开设为新和成、精工科技、盾安环境、京新药业和三花股份开辟了走向资本市场的通路。2008年绍兴地区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数目与市值在浙江省各个地级市中居首位，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二位。中国资本市场上绍兴民营企业表现活跃，并购重组活动频繁。2010年绍兴上市公司数目发展到41家，包含11家境外上市公司。2011年底，绍兴共有上市公司49家，全年上市公司融资额90.86亿元，其中新增的7家上市公司首发融资额为51.43亿元。2012年资本市场上绍兴板块上市公司达52家，绍兴成为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三的资本强市。2012年绍兴板块上市公司在绍兴规模以上企业中贡献了20%的净利润和38%的地方税收，成为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三、当代绍兴人经济发展经验与特征
发展虚拟经济的效应分析
（一）发展虚拟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形成虚假繁荣，于是经济就像泡沫一样膨胀，最终结果是泡沫破裂，发生传递性强、破坏力大的金融危机。虚拟经济的过度增长，会导致财政风险，这是因为旧产业的衰退和新产业的不能及时形成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方面经济增长放慢或中断，会使财政收入锐减；另一方面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陡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赤字，迫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四是酿成政治动荡。虚拟经济过度增长客观上要求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众多投机商的加盟，势必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并酿成政治动荡。
（二）发展虚拟经济对推动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
虚拟经济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可增加投资者的吸引力。近几年，中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扩张政府投资之后，民间投资并未跟进，投资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滑；同时在降息等扩大内需的政策出台之后，不仅社会储蓄倾向并未减弱，贷款需求不足反而有增强的趋势，银行存贷差急剧增大。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将间接投资转化为直接投资，培育民间资本。主要是扩张股票市场，开始规模性地尝试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地方产权交易市场等。
中国经济曾出现过通货萎缩，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物价下跌，信用紧缩。其货币方面的原因在于货币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日益增大，货币供给量却由于信用的紧缩而偏小，结果人们货币支付能力不足，供给相对过剩，导致经济衰退。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发展虚拟经济，考虑活跃资本市场和短期融资市场发展的需要，加大货币供给量，将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目标主要放在流动性最强的货币上，同时发展股市和债市，使之与增大货币供给量同步。
在发达的金融市场条件下，虚拟资本是趋利流动的，其虚拟资本的载体有价证券，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能够借助现代信息、通讯金融等条件，非常灵敏地由效率低的领域向效益高的领域运动，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实现这种“虚拟性”产权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的转移，按效率最大化原则不断重新分配和组合，进一步实现了存量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再优化配置，从总体上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
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的市场化、开放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发展虚拟经济，提高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有利于我们获得更多的国内资本要素，支持现代化基础建设和高科技领域发展，有利于融资者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成本最低的资本，选择利润最丰厚的项目，实现全球范围内各种资源的最佳投资组合。
对在中国适度发展虚拟经济的几点建议
1.要有正确的金融发展战略。金融适度发展是虚拟经济适度发展的先决条件，否则最终会产生泡沫经济，我们一方面要制定循序渐进、依托实物经济发展的金融发展战略，同时，结合本国国情，制定科学的调控措施，避免出台激进的金融改革政策；另一方面必须提高金融资产质量，减少经济增长中水分的“虚幻”性增长，减少引发金融风险的隐患。为此，一是实施制度创新，适度推动金融工具的发展和应用；二是进一步解决金融部门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个人控制问题，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责任相对称的现融资体制；三是在全社会进行信用观念宣传教育，形成良好的遵法守信环境；四是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基本匹配，防止泡沫经济的形成。
2.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协调。发展虚拟经济应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协调。一是在产业选择上以高新技术产业，高增长产业、有发展优势产业和经济支柱产业为对象，为其提供虚拟化支持；二是加快区域产业调整，为产业转换与区域性专业化分工提供转换空间和依托；三是产业调整、制度安排与产业政策制定必须符合国情，警惕和防范虚拟经济可能带来的危害与冲击。国家可以综合考虑利用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政策，通过金融租赁公司，更有效地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3.建立信贷风险预警机制。一是加强企业贷款风险监测，加强贷款风险预警的责任，要建立健全贷款企业改制过程中经营管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制度以及时发现潜在风险。二是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采取不同措施及时处理预警的风险，一般预警的贷款风险来自企业改制中贷款债权未落实带来的风险和企业生产经营中潜在风险带来的风险。对企业改制可能危及贷款安全的，应坚持债随资产走的原则；对因生产经营问题而预警的风险，应对企业生产运营情况、产品销售情况、企业发展前景进行及时分析和预测，对产品销路窄、经营状况愈下的企业，应及时采取催收的办法，若催收无效的，应盯紧企业的有效资产，然后通过法律的手段清收贷款。
关键词：期货经纪公司综合实力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
我国期货经纪业的发展晚于期货交易所，其历史不过12年，在这短短的发展历程中，期货经纪业经历了两次治理整顿，从1999年开始，逐渐走向了比较规范的运行轨迹。目前，关于期货经纪公司的综合实力的排名方法有两种：中国期货业协会根据每年的交易额与交易量的排名，这个排名基本反映了期货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然而这两个指标并不能反映出一个公司的综合经营效益和经营能力。证监会期货部的“期货公司财务情况分析报告”（内部），仅供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内部衡量期货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其对于市场发展和掌控期货公司的财务指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不是期货公司综合实力的排名，因此，对于期货公司竞争实力没有多少参考意义。
在期货经纪公司的分类上，有的学者从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划分，认为我国期货经纪公司呈现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发展型：经营正常，主业突出，处于盈利状态，员工30人以上，在所在地区和一、两家交易所中影响较大，2000年和2001年量一般在300亿元以上，已形成一定品牌效应和良好商誉。估计有30家左右，不足全国期货公司总数的20%。
第二层次是维持型：经营尚属正常，主业一般化，处于半亏损状态，但有一定的专业化和特色，在某家交易所和某个品种有一定影响，它们是现阶段期货公司的主流群体，估计有60-80家左右，近两年年量在50-300亿元之间。
第三层次是观望型：经营不正常，期货主业规模平均年低于50亿元，员工在15人之下，期货主业全面亏损，收入主要靠副业或由资本金维持。
这种划分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近年来中国期货经济公司的经营现状，但是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划分的依据不够全面和充分。
本文将利用2002年我国的185家期货经纪公司的数据来对期货经纪公司的经营实力做一经验研究，数据的处理是利用SAS软件的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本文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期货公司的竞争特点，通过期货公司之间的排名，充分认识整个行业的总体水平，以利于整个期货经纪行业的良性竞争和各公司的长远发展。
鉴于原始数据过于庞大，本文就不列出。变量的设定如下：x1为注册资本，x2为资产总额，x3为净资产额，x4为债务权益比率，x5为营运资金，x6为客户保证金余额，x7为手续费净收入，x8为利润总额，x9为交易额，x10为损失准备金余额，x11为员工人数。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可以将彼此相关的多项经济效益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这少数几个综合指标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原有指标的信息量，又能做到彼此互不相关。
运用SAS软件对2002年中国185家期货经纪公司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其结果见表1、表2。从表1中可以看出，前四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8.08%，因此，我们以后的分析只需选取四个主成分。
根据表2的特征向量所示，在第一主成分中，x2——资产总额，x6——客户保证金余额，x7——手续费净收入，x9——交易额的相关系数比较大，且这些相关系数都为正，而这些指标基本上反映了一个公司的经营能力，因此，可以认为，第一主成分主要反映公司的综合经营能力。在第二主成分中，x1——注册资本，x3——净资产额，x4——债务权益比率，x5——营运资金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比较大，其中x1、x3和x5的系数还为负，这主要表明了注册资本、净资产额、营运资金与债务权益比率的对比关系，也就是说，注册资本越高，净资产额越高，营运资金越大，债务权益比率越低，公司所需外部资金支持就越小，本公司的资金实力就越强，因此，第二主成分可以认为代表了公司的资金实力。在第三主成分中，x10——损失准备金余额的系数最大，而且损失准备金余额反映了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也就是说，损失准备金余额越小，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越强。因此，第三主成分反映了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第四主成分中的的系数最大，因此，第四主成分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经过以上步骤，我们利用第一、二、三、四主成分的得分（本文未于列出）计算了各个期货经纪公司的经营实力的总得分，按照总得分对185家公司进行排序，其中前30家公司的结果见表3，排序是以递减的方式排列的。这个排名基本反映了中国期货经纪公司的真正实力。而且这个排名与以交易额或交易量为指标进行的排名有着很大的差别。例如，在2002年，交易额排名前10位的公司为深圳中期、建证期货、长城伟业、深圳实达、河南格林、经易期货、上海金鹏、浙江永安、黑龙江北亚和上海中期，而在本排名中，这些公司的名次分别为第7、第12、第14、第3、第6、第21、第8、第9、第25、第11。其原因便在于我国期货经纪公司进行的是同质化竞争，成交金额的大小与期货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能力的相关性并不强，因此，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以成交金额排名来评价期货公司的实力大小不是很科学。
聚类分析
聚类判别法是统计分组的一种方法，它的作用在于将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按照统计研究的目的区分为性质不同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看出总体分布的特征，在聚类判别过程中可反映各组内差异程度。通过前面的主成分分析，可以得到三主成分的各自得分，据此再采用聚类分析，附表略。
中粮期货、北京中期、江苏期望成为与其他公司不同的类别。中粮期货虽然在注册资本、总资产、销售额等方面不太突出，但其利润额却是名列榜首，笑傲群雄，因此，它属于高盈利类。而北京中期由于在注册资本、总资产、净资产等“硬”方面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因此，它属于资金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类。而江苏期望则因损失准备金余额最大，成为另类。第二类的经纪公司都是成交额比较大、市场占有率高的那些公司，它们属于核心业务能力强的一类。剩余的经纪公司被归为第一类，经营效益一般。
参考文献：
1.钱争鸣，陈伟彦.我国工业经济效益指标评价与主成分分析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1999(7)
【摘要题】经济思想史研究
【关键词】宏观治国学/微观治生学/“人和”/市场营销
现代市场营销学有了强烈的“管理导向”，即从管理决策的角度研究营销者（企业）的市场营销问题。我们把市场营销从微观（企业）、宏观两个方面的管理来研究分析，借用中国传统的市场管理思想“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两方面的思想分析，以实现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
一、宏观管理的治国学
（一）“顺道”
宏观管理的治国学，“顺道”一词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意思是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这是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须顺应客观规律。现代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展自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国家要宏观调控，保护地球，保护大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发展。
（二）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先必为谋利。《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因此，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管子·五辅》），“人以德使”（《管子·枢言》）。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的是人才，因此，我国大中型企业对人才的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必须做到“求贤若渴”，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三）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该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因此，企业的发展，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必须从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我国历来有提倡“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企业形象的塑造，知名度、美誉度的提高，唯一的途径，就是对顾客负责，诚实守信，使“顾客让渡价值”最大化，最终才能提高顾客满意程度。
（四）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是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的兵力和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乘马》）。对于企业而言，参与市场竞争，要制定适应环境变化的战略。（1）创新制胜。即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以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2）优质制胜。即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在质量上应当优于竞争对手，以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3）廉价制胜。企业对于同档次产品应当比竞争对手更便宜。（4）技术制胜。企业应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实现技术领先，开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5）服务制胜。企业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完善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谁能提供更周到的服务，谁就能占领市场，赢得顾客。（6）速度制胜。企业应当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推出新产品和新的营销战略，抢先占领市场，迅速扩大市场，不但壮大了实力，而且能在顾客中形成先入为主的“正宗”、“正牌”概念。（7）宣传制胜。企业应当运用广告、公共关系、人员推销和销售促进等方式大力宣传企业和产品，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良好形象。
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
“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形成的理论，它反映国家的管理和企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人群关系参与”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人和：人和中的“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发展市场经济讲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国家的政策，允许企业大胆想大胆干大胆地创新；地利讲的是环境人口密度，人口的流通量，交通环境的发展；人和讲的是公共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企业与政府、社区与公众、消费者之间的信誉关系。企业具备以上因素是成功的关键。
从微观环境来讲，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具体讲，企业法人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法法》）。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残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都注重人和的原则，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人和的思想应用到西方市场经济的管理中，认为企业的职工是“社会人”，他们不单独的追求金钱的收入，还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社会心理的欲望满足。西方国家具有代表的人物梅奥认为，“人是独特的社会动物”，只有把自己完全投入到集体之中才能实现彻底的“自由”。因此，企业只有满足工人的社会欲望，提高工人的士气（所谓士气，就是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协作精神等结合成一体的精神状态），才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
新经济作为一种重大的经济现象和存在模式，其意义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形成的资本创业模式进行了自我否定，它创立了知本创业环境，推出了知本创业制度，即把知识转化为资本的制度。信息、知识和因特网等技术已经成了区别新经济与旧经济的主要标志。具体说来，旧经济是由各个专业化的规模生产驱动的，以便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新经济的驱动力量是信息知识和网络技术，在高速滚动的运动中极大地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因此，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是相对于以传统产业为核心的旧经济而言的。
传统产业如制造业等是建立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其生产和供给不仅要有固定资本的投入，而且还要不断地有流动资本的投入，其发展变化受规模经济和边际收益递减趋势的影响。而新经济不同于旧经济的最突出之处是，它以特定条件下的服务产品为特点，一次性的固定资本投入很大，获得成功后并不消耗实物资源，却提高了实物产品的使用量，其再生产所需的流动资本投入很小，但产出很大，再加上网络的外在性效应，需求不断扩大，引致更大规模的供给，从而会出现收益递增的趋势。
不少民营企业的事实已表明，新经济作为一种注重技术创新的经济，对企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例如，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使产品从导入到增长或扩大、再成熟、再到老化诸阶段的生命周期急剧缩短，并使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日益提高。应该说，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永恒的主题。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许多民营企业在其赖以生存的产品完成生命周期以后，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但在注重技术创新，实现外向型的产业整合以后，这些民营企业又焕发了青春活力，甚至有可能做到长生不老。加之，新经济中的知识产品几乎没有运输成本，市场又具有高度统一性，因而会出现企业强者恒强和赢家通吃的局面。这有别于旧经济中由于存在巨大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市场又可以被分割，因而市场竞争说得极端一点不过是双寡头垄断竞争，赢家通吃局面几乎不会出现。
当然，新经济之所以产生和发展，除了技术进步以外，还有其制度前提。这就是：
（1）必须建立有激励动力的现代企业制度。这种制度允许知识转化为资本入股，并明确界定知识的所有权，使得知识资源的占有者的界定划分更个体化，知识的共享更具有广泛性；从而让掌握专业知识的经理、经济专家、工程师、会计师和律师等专业人才都可以在企业里以知识专利换取股份。这样，这些专业人才就可以既有劳动收益权，又获得股份分配权，并使得工资与利润都具有激励的性质。
（2）高利率的资本市场。只有知本产权资本化，才能让知识产权利用资本市场，包括创业板和股票期权，实现资本的最大利好。民营企业家作为创业者，一定要建立适合自己企业的知识产权制度，使知识创新者不仅获得一般的劳动报酬，还能分享企业发展的长期利润和资本市场的最大利益。像美国纳斯达克创业板市场的存在，就出了一个微软和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批知本创业者，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的经济发展推出了全新的制度。此外，资本市场上的大量资源投入到互联网公司中，形成了一批优质高价的网络股，成为投资者追捧的对象，得以迅速拓展新经济的发展空间。
（3）杜绝政府不必要的干预。这是经济学说史上以18世纪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民营企业必须做到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创业自由，使开业资本低到任何一个想成为企业主的个人都可以承受的地步；与此同时，投融资体制必须市场化，使手无分文而有知识产权的创业家能够获得资金的支持。
为了加速我国民营企业新经济的成长，我们需要培植新经济的沃土，诸如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为知识积累提供有效的所有权激励；建立与激励相容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新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条件；发展教育，增加人力投资，提高知识（包括技术形态的知识和信息形态的知识）存量和流量的积累；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才能达到目的。
民营企业如何应对新经济的冲击
谈到新经济，当然并不是希望凡是民营企业都搞高科技，事实上也不可能家家民营企业都搞高科技。何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旧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新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差，提供培植新经济的沃土也绝非易事。但是，民营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需要高度重视新经济的冲击，因为新经济对旧经济、对整个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市场、机制、观念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是全球性的浪潮，在其冲击下，可以预见今后几年，传统产业有相当大一部分会退出历史舞台，相当大一部分通过改造提高会脱胎成现代产业，还有一部分通过重组，以更大的规模、更低的成本、更优良的质量，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以信息、网络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产业或“科技板块”，将影响未来产业的变动方向。无视这一潮流，不参与全球新经济的竞争与角逐，我国的民营经济就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落伍甚至被淘汰出局。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不少响当当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辉煌不再，为什么民营企业会出现“你唱罢来我登场，各领三五年”，就是因为它们无视或轻视新经济的潮流，不进行相应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公司经营体制的调整和治理方式的调整的缘故。
谈到发展新经济，也不要忘了我国还面临发展传统工业的繁重任务。我们应该通过技术创新并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来武装传统工业，使其融入新经济的浪潮中。现在许多以传统模式经营的民营企业纷纷投资网络建设，运用网络来提升自身的层次，利用实用的信息和服务，在“后发效应”作用下赶上全球新经济的形势是不成问题的，而不像旧经济需要资本和技术的长期积累。由于获取知识的渠道远比获取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渠道方便，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并借助于网络来完成，其流动不受空间距离限制，所以成本也要低得多。只要建立起有效的所有权制度，就可以使知识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不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而不需要有形的要素投入。
应该指出，在由旧经济迈向新经济的过程中，民营企业的领导者最重要的责任是要向旧传统挑战，向旧规则挑战，在挑战中提出自己的设想，并将其付诸实施。这就要求民营企业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创新精神。如果没有创新精神，民营企业是很难发展的，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又正是创新的动因。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任何民营企业家都可以充分自主地进行创新活动。但是，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培养。这其中，民营企业家应该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努力更新知识结构，使观念创新具备必要的基础和前提。在我国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时代，民营企业家要进行观念创新和思维创新，必须开阔自己的知识面，更新知识和改善知识结构，否则，观念创新和思维创新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无法付诸实践。按照西方知识经济学家的说法，“世界上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无知。”民营企业家的责任要求其自身必须认真地研究知识经济的理论，提高发现优化配置生产资源机会的敏锐力，关注知识经济理论融入企业的实践后，对企业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第二，敢闯敢冒敢试，从企业不协调因素中发掘出新的东西。民营企业家如果墨守成规，按部就班
，那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这是因为，创新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必须将强烈的进取精神与坚韧果断的魄力统一起来，才能达到目的。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P·F·Drucker）在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举出一个例子，道破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真谛。这个例子是说，有夫妻俩到市郊开设了一家餐厅，把赚钱的希望寄托在那个地区到外面就餐的人日益增多这个预测上。尽管对自身而言，他们从事的是一项新的经营，但他们不是企业家，他们既没有给顾客带来新的满意，也没有激起人们新的消费需求，因而没有体现创新精神。再以麦当劳快餐公司来说，它尽管没有发明任何东西，但却应用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使产品实现标准化，生产工艺和服务水平不断改进和提高，资源利用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开拓了新的市场，招揽了新的生意。这种敢闯敢冒敢试的做法就体现了一种创新精神。
第三，不怕冒险的压力。如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民营企业家为了开发新产品（包括提高已有产品的质量），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包括科学技术上新的发明创造、经营组织上的调整以及引进新的产品流通手段），开辟新的市场（特别是在新地区的出口市场），常常需要采取一定的冒险行动。但是，不同的民营企业家由于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程度和所受的教育方式，以及生活的经历等等的不同，在面临风险的压力时，所表现出的信心、勇气和毅力就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民营企业家遇事畏缩不前，害怕不确定的因素和未知的事物。相反，有的民营企业家却知难而进，解决一个又一个棘手问题，在企业的发展中体现出创新精神，并获取难以言状的愉悦。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验与教训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1月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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