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29:03
序论：在您撰写资本主义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但是，当今的学术论坛上出现了新的见解，或者说，出现了重新认识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应该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次的“笔谈”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6）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无论是新的见解的提出还是重新认识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无疑会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它富有启发的意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以至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国社会自己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结论，这也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缓慢、延续的迟滞和向资本主义导向的乏力，却是确定不移的现实。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观估量。下面仅提供两个具体实例，附带作一点解说，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注释：
（1）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页。
（2）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国外，这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在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
（3）参阅《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第353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页。
（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参阅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版，第6页。
（5）李伯重：《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见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版，第300页。
[关键词]资本主义；解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什么?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否已经改变?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对我们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anandBraudel)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杰出代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特征》是他的三部代表作。其“长时段理论”连同年鉴学派一起，对20世纪末的中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本文主要是对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进行解读。该书是1976年布罗代尔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所作的三次学术报告演讲，并附录了布罗代尔在生前最后一次研讨会上的言谈。布罗代尔在他的这本小册子中既给读者提供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因的新解释，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新界说，例如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竞争与垄断、中心与之间的关系等都提出了其独特的见解。布罗代尔重视从生活世界人手进行观察和研究，他的这些见解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范围之内对资本主义所作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的结果，从而为我们这些外部读者深入了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视角。作为20世纪西方史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布罗代尔是一位追求真实历史并对于人类前途有着热忱企盼的学者。他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特质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并期盼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然而，布罗代尔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动力、本质与特征时有不少观点是经不起推敲或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的，对这些观点的批判与反思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困惑。
在该书中，布罗代尔首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进行了探索。布罗代尔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在他看来，“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的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当今的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浑浊的洪流泻入大西洋一样”。“对于人来说，过去获得的经验和受到的毒害都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平庸之物。而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人去细心观察”。布罗代尔坚持认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包括人口、技术与市场。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分析方面，布罗代尔与马克斯·舍勒以及马克斯·韦伯存在着根本的歧异。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的动力归因于物质生活中的人口、技术与市场等客观因素，而马克斯·舍勒与马克斯·韦伯均把资本主义的动力在本质上归因于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其中马克斯·舍勒把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一种“怨恨”，而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动力根源于新教伦理精神。
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给出了自己独特的判断，并对资本主义的特征与本质进行了分析。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使用这两种叫法表明我们意欲将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在我们眼中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市场经济是由商品交换引发的，是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他坚持对市场经济作出某种区分，“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所谓市场经济(甲与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从它们建立的人际、经济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两种形式即可识别”。在他看来，第一种形式的交换包括市场的每日交换、当地的或者近距离的贸易。这种形式的交换没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第二种形式的交换主要是远程贸易。这种形式的交换容易避开规则和惯常的控制。布罗代尔总结道，两种形式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在物质生活、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发展历程方面，布罗代尔正确地指出物质生活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共同基础，他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认为，“其实，一切都驼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籍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张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这种观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是相符合的，与的唯物史观也有着很好的吻合。
二
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研究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定位在封建主义末期的传统不同，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也不是在旧的封建土地贵族阶级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社会财产关系，而是寄生在封建等级制内，利用它的奢侈、闲散和缺乏远见，攫取它的财产。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推进与成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或某种殷勤。”并且，他以欧洲、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不同社会条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命运迥异的原因。与我们传统认为东方社会的高度封闭性与稳定性不同，布罗代尔认为中国与伊斯兰社会的构成远远不如欧洲封闭与稳定。在布罗代尔眼中，中国的科举是敞开的大门、开放的等级；晋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不过是终生受用。布罗代尔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洞察，觉察到了那些过分富有、势力过大的家族将受到国家的怀疑，而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这就使得在中国，“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被可以称为极权的国家所制服”。在广阔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在18世纪之前，土地的拥有是临时的，领由国家分配。因此，社会的顶峰经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动。而大家族正是布罗代尔所相信的初始资本主义铺展、显示力量并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地方。通过比较，布罗代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代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社会等级是开放的、流动的，而欧洲的社会构成显得远为封闭与稳定。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他的论证。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而是在欧洲，“财富得以积累，家系得以成长与维持。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浮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平静的或相对平静的社会之水”。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旧的财产关系：“财产和社会特权相对地受到保护，名门世家还能相对平静地坐享其成。由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各人基本上仍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必须确立这种平静或相对平静的局面，才能使资本得以积累，使名门世家得以绵延长存，使资本主义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降临人间。”过去流传下来的财产继承制度、封建地产、世袭家族的财富，为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尽管布罗代尔是在全面考察资本主义长时段历史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概念，其论述包含了深刻的理论探索意义。但对他的某些观点还是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辩证的对待。例如，布罗代尔此处论证的符合逻辑并不能消除与文中其他地方的矛盾，尤其是与他对垄断与资本主义关系看法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从来都是垄断的，一切垄断皆具有政治性。“不用说，在伊斯兰国家也好，在基督教国家也好，这些资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国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择手段利用国家的人。”沃勒斯坦在总结布罗代尔的思想时也指出：“如果没有一种政治保证你就永远不能支配经济，永远不能扼杀或限制住市场的力量，要想设立非经济性的壁垒，不让人家涉足经济交易，要想将非分的价格强加于人，要想保证非优先性的采购，不依靠某个政治当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认为没有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反对国家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一个(布罗代尔定义下的)资本家，那简直是一个荒诞的想法。”但是，即使我们承认上述说法，也不能消除布罗代尔的一个悖论。因为，如果国家对资本家是支持的话，那么显然国家就不是处于中立的状态之中，这与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判断是矛盾的。
另外，在阐述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布罗代尔指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层面，竞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市场经济的特征，垄断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诚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垄断的程度越来越高，由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再发展到跨国垄断，但是，竞争始终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否认了竞争，也就等于取消了资本主义。
最后，在关于专业化即劳动分工问题的阐述上，布罗代尔的观点也容易引起争论。布罗代尔认为：“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迅速增强，波及整个商业社会，但处于顶层的批发商——资本家却是例外。”对此，布罗代尔作出了三项判断：(1)商人不实行专业化，因为在他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没有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全部的活动拢固；(2)大商人经常要更换经营活动，因为高利润不断地从一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3)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只有一种有时具有专业化的倾向，那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对他的三项判断都不难予以驳斥：第一，他所谓的商人即资本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竞争的存在以及市场规律的作用确实没有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其完全吸引住，而是倾向于将各行当的利润平均化，然而，由于竞争与市场规律的作用，资本家要在部门利润趋向平均化的市场中生存或取胜，就必须实行专业化，取得竞争优势。第二，高利润确实不断地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直至竞争使得其利润向社会平均利润靠近。然而，如果布罗代尔承认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话，则大资本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入已为别的资本家所垄断的高利润部门；如果垄断并非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的话，那么大资本家还是会选择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则专业化乃是其必然的结果。布罗代尔的第三个判断，事实上是对其关于专业化问题的自我反驳。金钱交易即金融产业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部门，其走向专业化与其他资本主义部门的专业化一样，具有必然性。因此，上述质疑不仅了布罗代尔关于资本家专业化的命题，并且又一次对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竞争与垄断关系的观点作出了有力的反驳。
三
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及其进程的认识是与世界总体历史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区分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两个概念，布罗代尔详细地阐述了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中心与的关系以及经济世界中心转移的规律。布罗代尔将世界经济界定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即西第蒙斯所说的“全球市场”，经济世界则指的是在全球形成一个经济整体的情况下，地球上一个部分的经济。一个经济世界总要有一个极，一个中心，并且分解为中心地区、中间地区和地区。与沃勒斯坦提出的在从16世纪才建立起来的欧洲经济世界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经济世界的观点不同，布罗代尔认为远在欧洲认识整个世界之前，自中世纪，甚至自古代起，世界就已经分成几个经济世界。这种观点现在基本上得到学界的认同。在阐述各经济世界中心变换即中心偏移规律的时候，布罗代尔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一种“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倾向。他认为，每当出现一个中心失落的情况时，一个新中心的重组过程就开始了。一个经济世界若没有一个重心，若没有一个极，就不能生存下去。这种倾向随着他将欧洲的经济世界归结为世界的资本主义的模子，就自然而然地显示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特征。这也是西方学者惯常流露出来的一种神态。然而，布罗代尔毕竟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追求历史真实，关心人类前途的学者，在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心变换规律之后，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性质并未发生改变，资本主义仍然建立在剥削国际资源、利用国际机遇的基础之上；并且，它一贯地、顽固地依靠法理上的和事实上的垄断，不顾在这方面反对它的激励行动。这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心国家对国家的剥削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制度的不公正。从布罗代尔把这两方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并未改变的证据可以认为，布罗代尔正是把剥削当作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沃勒斯坦在总结布罗代尔的思想时强调说：“在我看来，参与布罗代尔所理解的市场世界就是意味着为世界的平等化而斗争，即为人类的自由与博爱而斗争，因为，这样一场斗争的逻辑不允许世界上存在着人下人。这是一个(对于传统观念的)扭曲：布罗代尔定义下的市场所取得的胜利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表征，反而是世界社会主义的表征。”布罗代尔的上述观点不仅说明了其作为一名史学家治学的科学性，也说明了他对人类前途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解放”观相呼应。
恩格斯在批判英国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时又指出：“在这里的一个大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顶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才行。”艾尔克河“下面紧靠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桥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通通汇集在艾尔克河里。”从恩格斯对艾尔克河的批判中看出，曼彻斯特的工人生活的环境特别肮脏。艾尔克河附近有多个工厂，特别是制革厂四周弥漫着动物尸体腐烂的臭气味。人们的排泄物、工厂的废弃物以及废水都直接排到艾尔克河里，使得艾尔克河发黑、发臭，严重地污染着曼彻斯特城市的环境，这些污染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这还只是曼彻斯特旧城占地不到十分之一的艾尔克河附近的一些地方，而且这远远不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恩格斯还对英国曼彻斯特的杜西桥以上的朗密尔特街空气进行了这样的批判：“成群的猪在街上到处乱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乱拱，或者在大杂院内的小棚子里关着……结果猪是养肥了，而这些四周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杂院里本来就不新鲜的空气却由于动植物体的腐烂而完全变坏了。”恩格斯认为，只有工业才使这些牲畜的主人有可能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把大杂院当作住宅以高价租给工人，剥削贫穷的工人，制造废弃物污染空气、破坏生态，造成生态危机，毁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工业造成的。”
二、对资本主义农业污染的现实批判
人类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起，农业就在逐步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人与自然界相处较为和谐，整个生态系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在使用机器之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但是产业革命使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成为历史，工人们不得不舍弃这种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美好田园生活，被卷进了资本主义这架加速运转的庞大机器。马克思通过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大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更新，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的发展更新就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破坏更多的土地，出现更多新陈代谢断裂，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发生。恩格斯指出：“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恩格斯认为，无论是大工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正在发展工业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使得传统农业、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牧场及森林逐渐消失，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演变。自然界的新陈代谢本是良性循环的，人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也应该是良性循环的。人们所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循环产生的废弃物，应该也是自然界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应当回归自然界，回归土壤，投入新一轮的代谢，使得土壤永续保持良性循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的考察发现了新陈代谢的断裂，原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产品产出后，农场主把一部分剩余的秸秆返回土地，进入土地的自我循环，加上牲畜粪便等农家肥，维持土地肥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再生产条件”被破坏了，土地的养分在年复一年的轮作中被带走了，这种新陈代谢断裂削弱了土地肥力，最终导致土壤危机发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口大量汇集在城市的初始目的是凝聚社会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人口过度集中却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导致资本主义农业出现新陈代谢断裂。同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对农业造成的危害时还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对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和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树木被砍伐，植被遭到破坏，最后造成土地荒芜、水土流失，生态不断恶化，形成生态危机。
三、对资本主义生活环境污染的现实批判
伍德不认同目前流行的历史时期的划分，认为把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是错误的，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疑“现代性”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学者强调文化的改变，并将其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另一些学者强调经济的转变，将其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多元化资本主义。这些分析的共同点都是关注新技术、新交流手段、消费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资本主义高度繁荣，强调差异和新时代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后现代性不是一种历史时期，而是人本身固有的属性。伍德认为，文化和经济的因素产生了后现代性的概念，否认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认为现代性概念是错误的，而使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概念能否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伍德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考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大卫·哈维的“后现代性”概念来论述这个问题。根据詹姆逊和哈维的理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并没有实现从物质模式到文化模式的转变。伍德指出，对于詹姆逊而言，后现代性对应着“晚期资本主义”或新的多样性的“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哈维将后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后现代性对应着资本主义的某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大规模的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而且劳动模式已经被灵活性所代替:新的生产模式团队概念、准时生产、多样性的商品市场、流动的劳动力、流动的资本等都因新技术而成为可能。伍德指出，这些改变主要是文化的改变。在哈维的后现代性理论中，时空压缩占据重要地位，依靠新技术，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压缩成为可能，出现了新的交流模式、生产方法和市场交易的加速、新的消费模式、新的金融管理模式，因此就出现了新的文化资源来构建“后现代主义”。伍德不同意哈维和詹姆逊等人的后现代性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当今的确有一些像哈维和詹姆逊这样的知识分子视“后现代性”为一种历史态势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视其为一种有历史根源和物质基础、受制于历史演变和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形态，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所谓的“最新”变化并不新，所谓的“后现代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晚期形态，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普遍化，是它的运动规律、社会关系和矛盾的进一步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渗透到更广阔的领域中。伍德指出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后现代性概念进入现代性概念的范围，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相联系。后现代性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鲜明的经济和技术特征为标志，被描述为信息时代、灵活积累、自由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等，以特定的文化模式组成。后现代性只是一种历史症候，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后现代性”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对“现代性”概念的倒置。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争论虽然“剪不断”、“理还乱”，但都没有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场域。“后现代性”概念从其传统意义来说与现代性概念相对，后现代性紧随现代性，而现代性显示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同一性，现代性没有使启蒙理性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区别开来。后现代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续性，代替了启蒙工程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化和知识模式。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历史的发展中被遮蔽，资本主义体系被看作一种自然的生成过程。伍德在批判后时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它们仍然保有的对于平等或者某种形式的社会正义之承诺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摆脱渴望解放与拒绝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础的支撑之间的矛盾。后现代主义不能为它自己关于解放之承诺就此问题而言，也就是它自己的政治多元主义提供一个可信的基础。”伍德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出发，认为正是后现代主义支撑西方帝国主义实施霸权，这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无知，取消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否定启蒙运动的价值，否定结构和整体性思想，她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再是对疾病进行诊断的一种方式，其本身已成了一种疾病。
二、现代性与启蒙运动
伍德指出，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相关，或者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现代性，或者是因为合理化的发展产生了启蒙运动，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念来源于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伍德认为，现代性来源于启蒙运动，在19世纪才得以兴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它们的传统是西方现代性……西方自18世纪以来学术论战继承的遗产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无论好坏，这些都是西方的现实。”启蒙运动代表了理性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单线进步观以及普遍与绝对化的真理。这些特点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已经成为最流行最吸引人的启蒙工程。启蒙运动诞生于独特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其许多特点根源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不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脱离封建主义束缚的一种可选择的道路。伍德认为，现代性工程的主要发源地是农村占主导的法国，具有有限和分裂的国内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非资本主义原则仍然在起着作用，不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不存在生产价值的创造，而是古老的商业行为。”这个市场崇尚贱买贵卖的原则，以外地谋利为中心，主要以奢侈品买卖为主，农业人口占据大多数，是潜在的消费市场。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包括专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与贵族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同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没有任何关系。资产阶级对专制国家的态度是模糊的，对专制原则的挑战仅仅是对专制原则的延伸，完成了专制的集权化工程，这些同启蒙精神相悖。启蒙运动的假设是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存在于西方历史中，“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中形成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然而，其描述的“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学术工程共同代表的单一文化形式的第一原则是理性主义。广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已经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不管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或两者皆有)，从马克斯·韦伯或者在他之前的黑格尔到当代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都以“善恶”二元对立的方式描述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运动要么被看做是人类解放的高峰，要么作为在最好情况下已无法阻止现代悲剧(启蒙辩证法)和在最坏情况下导致种族灭绝和核毁灭威胁根源的惨败。”如果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概念，那么现代性仍然是植根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由资本主义市场、形式民主和技术进步组成的一个复合物。后现代主义抛弃所有启蒙运动中好的东西，特别是对普遍的人类解放的追求，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归咎于启蒙运动的价值。现在应该将属于资本主义而不属于“现代性工程”的观点同启蒙运动的方案区分开来。“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去抵制反启蒙运动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助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欢呼雀跃。”后现代主义根源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工程的回应。“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上是碎片化的和非决定性的。否认任何完整的过程，任何所谓的‘宏大叙事’，并拒绝对世界和历史做出综合的普遍的理论解释。”后现代主义也拒绝任何普遍性的政治工程甚至是普遍性的解放工程。伍德认为启蒙运动已经死亡，但仍有价值，它要借助社会主义得以复兴。资本主义虽已经普遍化，但不妨碍启蒙精神的再生，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压迫，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启蒙的联盟，才能真正实现理性、科学和自由的启蒙精神。
三、简评
论文关键词：贸易意识；国际贸易；远程贸易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而英国的伦敦商人早在1570年至1600年就积极筹组东印度公司。从l7世纪下半叶开始，公司的商业活动逐渐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打破荷兰对茶叶贸易的垄断，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易。而且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和美洲输入棉花，增加了英国工业新的活力，打开了海外贸易的新局面。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但这一切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历程来看还很短。因此，不断研究和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经验教训，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这些研究和学习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艰巨性和必然性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方面思考并进行论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5年以后），短短几十年，资本主义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不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前所未有，影响巨大。这些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那么，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到底取得了哪些发展呢？下面就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初步的认识。
一、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认识
首先，经济方面。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制约地位，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一块是发达国家经济。世界经济展的速度与规模仍在相当程度上受发达国家的制约，并且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今天的世界经济是由包括各种类型经济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全球经济,不是也不能受哪一部分国家的完全支配。但是，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活动,诸如国际价格、利率、汇率之类的国际经济要素的变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
同时在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五十多年的历程中，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它也经历了各种坎坷和波折，呈现出螺旋式发展的特点。
其次，科学技术方面。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科技发展中处于先进地位。从总体上看，代表当今世界科技水平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例如,诺贝尔科学奖的95%以上被发达国家的科学家获得，世界主要科研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世界科技和国际技术专利申请的70%以上出自于发达国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在发达国家高达50%-70%。
最后，劳动者素质方面。在世界劳动者教育素质中处于高层地位。劳动力是生产力发展诸要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教育素质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其人均受教育年限在13年以上,比发展中国家高一倍多;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发达国家高达51%,而发展中国家仅为8%;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占本国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为3.6‰，而发展中国家仅为0.2‰左右。
那么，促使战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总体看来，促成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主要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大类。
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首先，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影响。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的独立因素，而是一个渗透因素，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起巨大而全面的推动作用。随着以原子能的开发与利用，微电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知识经济的到来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对消费生活的刺激等方面。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新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伴随着科技革命的第一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和大调整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三大产业比重的分配上。据统计，在1965---1987年中，全部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从5%下降为3%，第二产业下降为35%，第三产业上升为61%。目前，美国第三产业已达到72%。
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又一次发生新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向服务化、高科技化和信息化转变，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迅速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性产业。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50%以上，其中信息产业就占到30%以上，它表明信息技术产业已超过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业，成为最大的产业部门。
其次，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运动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资本主义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120年的历史进程，是以垄断的发展为主线的。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从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由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发展过程。垄断资本的核心是金融资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而金融全球化则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金融全球化是资本全球化的枢纽和杠杆。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拓展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危机。
最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影响。跨国公司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体,大多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主,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是全球经济活动的核心。跨国公司的生产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全球经济活动中国际生产资本的跨国流动得以延伸。
（二）内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调整，加大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手段，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从而尽量减轻和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
其次，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使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如实行工会制，建立高工资，高消费和高社会保障，高福利的制度。
最后，在理论研究方面。近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经济伦理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不断用新的理论成果指导资本主义改革实践，从而从理论高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全面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主要集中在20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都得到迅猛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只对生产力有阻碍或推动作用，所以，要正确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认为只要是资本主义就都能发展生产力，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生产力，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生产力发展的万能法宝是错误的。
第二、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在不断放大。我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上，相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要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要重视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第三、重视经济伦理方面的研究，用以反思当今的经济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依据。
第四、从发展趋势看,随着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特别是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局部调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活力的继续发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将会继续发展,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保有世界最发达的生产力水平。
第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一个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资本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也在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资本主义的消亡还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1］《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李俊，海南大学学报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1975年版
［3］《国际经济的成长》，阿•肯伍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妇女是一个内部存在巨大阶级差异的性别群体，但又可以在整体上被视作一个受压迫的阶级。这不仅是依据有关阶级定义以及阶级划分基本原则进行逻辑推理之后所得出的合理结论，同时也是基于对妇女所受压迫展开唯物史观阶级—性别经济、政治分析之后而形成的事实判断。在当代，由于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的长期影响，妇女所受的压迫仍然既具有阶级压迫的典型特征，同时又被披上了性别压迫的浓厚色彩。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和专制政治的革命性否定，资本主义对于瓦解传统的父权力量同样发挥着马克思所讲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增值运动必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市场交换原则为基础。而市场交换，如果说它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确立了主体之间（包括不同性别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由此，在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妇女无论是作为交换主体的平等，抑或作为交换客体的自由，必将得到确认与尊重。并且，由于资本的运动具有克服和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释放、阻碍生产多样化扩大的自然或精神力量的能力，因而它能克服与摧毁排除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父权制自然经济格局。而为了确保“平等、自由”的市场交换能够顺利进行，资本主义需要以一种更接近人的“自由、民主”本性的新的政治关系代替专制政治中的权威主义和人对人的直接依赖、臣服关系。在这种新的政治关系中，妇女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权的劣势无法与男性平等地划分权力，两性在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方面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自由、民利的差异由来很大，但披上了“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物治”面纱的资本主义政治毕竟瓦解了专制父权政治中性别之间的直接依赖与臣服，使公共事务成了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事务，使政治职能成为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职能，使两性之间的生活差别仅仅是社会差别而不是政治差别，从而也使得妇女在父权制的国家中首次获得了解放，即妇女的政治解放。与此同时，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资本逻辑在经济上所确立起来的“平等、自由”不仅通过政治得到了社会领域内的放大与扩展，同时这种放大与扩展伴随着资本的扩张与发展又进一步地影响着包括妇女在内的人类整体精神生活，促使着她们产生出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社会参与意识乃至女权意识等等。她们作为人所拥有的自由、民主、价值与尊严牢牢地建立在了资本的世俗生活基础之上，她们在传统父权社会中长期被轻视、压抑的主体性得到了一场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大解放。因此，对于破除那种导致了性别之间直接压迫与对抗的传统父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发挥的历史进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现代西方社会中表现出的对抗父权制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压力也是十分强大的。它们迫使或促进男人变得更多地参与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以及接受女人在公共领域中愈加重要的角色。它们不断瓦解着关于什么是‘自然的’，以及男人与女人适合于做什么的传统观念。生产关系不断革命的力量与迈向理性化的进程吹响了反对性别差异的号角；性别的坚冰随着‘由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偏见而来的冷硬关系’一起融化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人获得了平等或类似的东西，也不意味着这些过程是不可抗拒或不可逆转的。”
因此，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反父权的本质。事实上，父权制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表面上削弱了传统父权的统治，但却从未真正挑战过作为父权制之核心内容的等级制劳动性别分工。相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常需要维系这种分工，因为它需要通过妇女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基础。并且，家务劳动以无偿的形式由妇女承担，这意味着资本家所付出的一份工资可以购买到双份的劳动力———一个为他劳动的工人和一个为工人劳动的妻子，意味着他可以毫不费力地降低工资的价值而增加剩余价值的占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具有巩固传统性别分工，即巩固家庭父权制的利益与动机。而从这一利益与动机出发，通过公私领域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大部分妇女被限定在家庭之中专事家务劳动，并在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家庭生产功能日益弱化乃至彻底丧失的条件下将她们置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属地位之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奉行“自有其名言的和不言自明的双重标准，这里的双重标准决定着谁应成为首要的、受雇佣的劳动力，谁将充当次要的、失业的劳动力。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完全不是因为界限已然清楚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资本主义就派定男人为‘主要’的劳动力资源，而派定女人为‘次要’的劳动力资源。因为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如此、或者说父权制认为不需要男人如此”，从而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模式成功推广至社会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中，妇女就业的边缘化、底层化与性别之间的同工不同酬，导致了妇女在经济上广泛依赖于男子的现实。男人占据着那些相对重要的行业部门，并明显地影响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和形式；妇女则被视作流动工、季节工与劳动后备军的最佳人选，更多地从事着那些技术相对没落、薪酬福利相对较差的从属性工作。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在社会的公共领域，性别之间直接而公开的压迫虽然较为少见，但隐性的间接歧视无处不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结果并不是消灭了父权制，而只是推动了它由家庭私人领域向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与升级。
面对着这种被扩展与升级了的父权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解放，同时还承受着双重负担、遭遇着双重剥削———她们既是家庭内无偿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同时又是社会经济中交换价值的低报酬生产者。这样，在所谓“理性”的权衡与“效率”的谋算下，许多拥有参与社会生产形式权利与现实机会的妇女最终选择了退居家庭。据此，由于“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因为它鼓励妇女结婚。已婚妇女要为丈夫料理家务。于是，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这种家庭分工反过来又为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起作用。这么一来，等级制家庭分工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反之也一样。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长期影响的结果。父权制远没有被资本主义征服，它仍然是强有力的；它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所采用的形式，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父权制一样。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互相适应给妇女造成恶性循环。”这就是说，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是有着明显区分的、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它们之间已经超越了那种密切联系的互补关系而彼此渗透、扭结交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给妇女带来的是一种混沌难别的阶级—性别连锁压迫，从而构成了促使妇女超越内部阶级差异实现“阶级式”联合反抗行动的外部压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确实改变了传统父权制的具体统治形式，但使父权制实现了从家庭向社会的扩展与升级。父权制历来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妇女所受到的性别压迫也历来就是阶级压迫在性别之间的特殊表现。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妇女特殊的“异化”体验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曾对法国小农阶级的存在状态展开评述：“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之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在此，马克思实际指明的是，经济条件只是阶级“自在”存在的客观前提，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即具有属于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时才会真正成为“自为”的存在。因此，“阶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形成的范畴，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与此同时，构成阶级的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是个人建构于特殊阶级身份上的共同“经历”，是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形成阶级的关键。可以说，阶级意识的形成是阶级形成的标志，是阶级由“自在”转为“自为”状态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妇女来说，历史中的她们长期被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父权制家庭牢固铆定，彼此之间难以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与社会生产基本隔绝的生存方式以及在父权意识操控下经常产生的“虚假意识”使她们就像一个一个甚至都没有被装进袋中的马铃薯，很难形成为实现自身利益而组织和行动起来的整体自觉意识，即很难突破自在的状态而上升为真正“自为”的阶级。这就是说，基于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互通本质，妇女虽然作为认识论的对象可以被整体视为一个阶级，但要在本体论的实践层面推动她们以阶级联合的形式展开反抗性别压迫的统一行动，则必须以形成真正属于她们的“妇女阶级意识”为前提。这种“妇女阶级意识”在内容上不仅包括对妇女利益的理性认识，也包括对男性利益不合理性的认识与有意识的反对，同时还包括对运用集体政治的手段以达到性别压迫、实现妇女利益的政治目的的认识和随时行动的准备。而在结构上，“妇女阶级意识”则是由以“认识压迫”为特点的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与以“实现解放”为特点的较高层次的政治意识共同组成。其中，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作为主观与客观双向互动的结果，产生于妇女独特的受压迫“经历”，特别是她们对于这种经历的理解和感受之中。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种经历集中表现为妇女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所普遍感受到的特殊“异化”体验。“异化”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与人对立，即进一步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劳动异化的理论，将“异化”概念改造成为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进行彻底批判的重要范畴。
马克思指出，私有制的产生使原本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逐渐丧失了原初的自由自觉性质而不断发生着异化，即“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这种异化劳动发展到了极端，使“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工人彻底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而仅作为“工具性的存在”，即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机器，他们不仅与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着异化，同劳动本身发生着异化，同时也与其作为人类的本质发生着异化，与周围其他一切人发生着异化。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包括两性关系，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也必然呈现出异化的本质，即“当个体与他人彼此分离时，他或她只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了的人际关系给妇女带来了更为不利的处境。这是因为：“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样能在工商业的社会生活领域生存，因此他能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表达自己。但是对女人来说，她的活动余地仅限于家庭内部。在工业生产内，男人的劳动产品被剥夺，由此产生的把男人对象化，它表现为异化形式。男人通过对女人的关系来缓解异化，女人的异化却无法缓解。因为这些亲密关系正是压迫她的制度结构中最重要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上的父权本质，异化对于妇女来说还是一种居于性别之间的体验，“不仅不赚工资的妇女也同样经历异化，而且挣工资的女人所体验的异化不同于挣工资的男人。”劳动的异化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甚至已经渗透到那些原本能由妇女完全掌控的劳动/活动，如身体修饰、履行母职与个人精神智力活动等。妇女对自己的身体加以修饰，就像工人生产那样，最后的结果都是劳动产品（对于妇女来说，是她的身体）与他/她本人相疏离。也许“一个女人会强调，她节食、锻炼和装扮的目的是愉悦自己，但事实上她可能是为了取悦男人而塑型和修饰自己的肉体”，以至于“最后她的身体也都变成了男人与她的对象”。作为拥有特殊生理机能的女性，生育对于妇女来说已经变成不可控制的人类自身再生产劳动。妇女个人的生育意愿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生育结果，“在对童工劳力的需求和对成人劳力的需求同样多的社会，妇女被迫在身体限度内尽可能多生育。在视儿童为经济负担的社会，妇女想要多生孩子则得不到鼓励；许多女人迫不得已，只能堕胎或绝育。”与此同时，各种泛滥使用的现代精密生育技术操纵着妇女妊娠、分娩甚至受精的全过程，使许多妇女与她们的生育过程也产生了疏离。更为糟糕的是，如出一辙的异化同样发生在妇女履行母职的过程中。“育幼”不再是母亲的自然本能，而是她们异化的体验，“母亲们的压力是巨大的，在几乎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她们被认为必须执行专家们的每一项命令……她得按专家的方式、而不是她自己的方式抚养孩子。”而这种异化了的育儿方式，最终又导致了母子关系的疏离———“母亲和孩子间极度的相互依赖，鼓励母亲在界定孩子的意义时首先考虑到她自己对生活意义、爱和社会认可的需要。她把孩子视为她的作品，以为这作品能改善她的生活，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孩子是她的无价之宝，社会却对之不屑一顾。当代母职的社会关系使她不可能把孩子看作一个完整的人，看作母子双方所属的更大社区的一部分。”这样，不仅母亲“没有能力把孩子当作人来看待，同样的情况是，孩子们也没有能力把她当作人来看待”。更为可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普遍发生着的异化还侵蚀着许多妇女的精神智力活动。她们通常被培养得很不自信，以致“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害怕自己的思想不值得表达，即使已经跻身于神圣的学术殿堂，她都会经常害怕被人指责为学术骗子，而不是专家教授”。
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