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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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法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
第一，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必须要适应客观现实的挑战。我们要明确地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水、空气是没有国界的，保护臭氧层、稳定气候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惟有通过国际合作、一切遵守共同的规则才能得以解决。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国际立法的必然趋势和首要任务。第二，国际环境法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发展到对环境的影响大规模地超出国界，影响到他国或不在国家管辖之下的地区。尤其是现代高科技的高速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达到了空前的全球化规模，以及世界人口的膨胀，使环境污染成了全球问题。此外，核武器的发明、宇宙空间的飞行表明人类有改变地球环境的能力；大规模环境灾难的发生，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环境有不断遭到灾难性祸害的危险。人们开始深刻地认识到：长此以往，大自然将在不久的将来衰亡乃至崩溃，将失去供养人类的能力“；伟大”的人类将无立足之地、藏身之所；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及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根本问题。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了拯救我们自己，全世界的人们必须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进行广泛合作，制定规章制度，规范环境行为。为适应这种生产的全球化和在世界范围保护环境的需要，国际环境法必然得以产生并发展。第三，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其表现和特点之一就是调整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许多新领域[3]。国际环境法便是这些正在蓬勃发展的新领域之一。可以说，国际环境法是在国际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它为了改善和保护国际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而产生，是国际法进步和发展的必然产物。
国际环境法发展壮大的可行性
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环境法与其他学科一样，也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在茁壮成长中。从其诞生近40年来，经历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从寻求保护环境的部门，主要规范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物质到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对环境进行综合的保护，到越来越多的法律手段将对环境的法律保护建立在多方面的人类活动基础之上，无不体现出这一国际法新领域的强大生命力。追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全球环境意识的普遍提高，环境理念的逐步确立。近年来，低碳、节能等词汇的频繁出现,表明环保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也越来越重视。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有116位政府首脑、172个国家的8000名新闻记者、3000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我国当时由总理率队参加。这标志着新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到来，国际社会可以说进入了“环保时代”。世界环境日为每年的6月5日，它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它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关于环境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林灿铃教授曾指出：环境理念就是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与实践的高度理论概括而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是环境行为的指针，是环境教育的方针、灵魂。我们要在环境教育中确立现代环境理念，并以现代环境理念指导自己的环境行为。并以此十传百，百传千，以至无穷地影响和引导地球家园的每一分子。他还强调，法乃存养善性、实现美好的外在必由之路。国际环境法的立法理念应该反映和揭示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法律关系，理念是灵魂！唯以此“善”为念，才能使环境立法和环境法的实施得以顺利推进。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环境意识和理念，指导着人类的环境行为，同时要求制定一套全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约束这种环境行为，于是国际环境法诞生了。可以说，环境意识和理念为国际环境法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第二，人类环境会议为国际环境法提供了发展平台。1968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2398-XXIII号决议，决定召开关于“人类环境”的世界大会，这一决定产生了强烈影响，为各国协调其利益和意志提供了平台。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是国际环境保护运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制定一套国际环境法基本规则的首次尝试，是国际环境法诞生的标志。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许多重要的文件，尤其是《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宣言》、《环境行动计划》等，此外还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国际环境法习惯规则。此后，为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每隔10年国际社会都针对当时的环境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标志着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认识有了质的的进步，对后来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国际环境组织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协调者和催化剂。环境保护的实质是关系人类存亡的关键问题。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众多的国际组织，包括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政府间的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全球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其相关的专门机构；区域性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联盟等；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自然保护同盟、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等。这些国际组织在环境保护工作的连续性与永久性以及环境保护工作的国际合作等领域发挥着及其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作用。在上述国际组织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根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建议，1973年1月1日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是联合国系统内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专门致力于国际环境事务的机构。自成立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充分发挥了其全球环境保护工作的协调和催化作用，唤起了各国政府和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警觉和重视，并促成了一系列国际环境保护指导原则和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及议定书的通过，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四，国际司法实践在国际环境法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环境法的实践中，司法判例已经成为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特雷尔冶炼厂案”“、拉努湖案”“、核试验案”等案件的判决或裁决虽然是国际法院或仲裁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意见，但它的原则、依据和方法，都孕育着国际环境法的原则，成为国际环境条约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是国际环境法的催生力量之一。因此，加强对国际环境法案例的研究，将有利于完善国际环境法的理论与体系，因为在案例的解决过程中总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新的法律对策，从而推动法律改革。如“特雷尔冶炼厂案”使禁止跨国环境损害第一次清楚地被提出来。该案在此后的关于跨界环境损害责任的国际法上的准则具有了特别含义：国家不仅要禁止和避免发生损害第三国的行为，而且有义务采取严格措施以消除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作为今天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上稳定的法律基本原则，作为最早的案例，特雷尔冶炼厂案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受到了多方极高的评价。此外，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一门法学学科，众多的国际法学者、专家不断地潜心研究以完善之，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壮大奠基铺路。
世界人口在不断地增加，世界经济也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阻碍经济发展和影响人们正常生活的重要问题。我国也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目的就是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明确经济发展和环境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一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进行大量的开发利用，虽然短时内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开发利用程度。自觉地遵守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发展比例，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
2环境工程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
2.1环境工程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既相互影响又互相制约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对环境加以开发利用，因此环境开发利用程度越大，那么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越快。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而环境工程的出现就是为了有效地保护环境，提高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平，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从以上角度看，环境工程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既相互影响又互相制约。
2.2环境工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环境工程的出现就是为了有效地保护环境，提高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平，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在这一条件下，环境工程就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保证，使得经济发展能够拥有比较可靠的自然环境基础，从而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2.3经济发展为环境工程的实现提供了发展基础环境工程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需要依靠经济发展的力量加以开展工作，只有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提高了，才能够在环境工程的开展过程中，提供有力的发展环境，使得环境工程的开展和实施有较强的经济基础支持，有利于环境工程的发展。
3浅谈环境工程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环境工程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但是又相互制约，因此准确的把握两者的之间，充分认识环境工程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从而实现经济和环境两者之间的平衡发展。
3.1环境工程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和保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全球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提出了环境工程概念，在环境工程发展过程中，通过采取必要的发展手段，使得环境保护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实现了对环境的有效保护，所以说环境工程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和保证。
3.2环境工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环境保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工程手段为保护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同时环境工程的实施和开展，对于环境保护起到了很好的改善效果。充分满足了环境保护的需要，为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改善，为经济实现良好发展提供了环境保证。
3.3环境工程的实施推动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工程的开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对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了有效地保护和控制管理，另一方面对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加强了对环境的保护，满足了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4结语
1.1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水源地保护区的补偿主体有两类：当地政府。由于水源地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性和环境保护的公益性，政府有义务调整保护区生态建设者的生产发展权和受益者的自由权；水源地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包括水源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水资源消费者及其它生态效益的享用者。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的客体应包括为环境保护、涵养水源、水质保证而付出代价的区内全部相关者。具体包括失去发展机会的相关企业和各城镇居民，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保护区相关政府，保护区内水源涵养林的种植者，各项保护、恢复工程的建设者和相应管理者，及生态保护宣传者。
1.2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
1.2.1面向上游的水源地保护区生态建设补偿将水库上游水源涵养区各项生态建设的投入作为水源地生态补偿，上游水源地地区既是生态贡献区又是生态受益区，下游地区是单纯生态受益区，应共同分担上游地区的生态建设成本。
1.2.2面向下游的基于上游发展权限损失的补偿水源地保护区为了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建设而放弃一部分产业的发展，从而失去了获得相应效益的机会，下游受益地区必须对上游水源地保护区人民的发展权损失予以一定补偿，可选择不同补偿方式进行补偿。生态补偿核定方法采用机会成本法，
2汾河水库生态补偿实例分析
2.1汾河水库概况汾河水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境内，距省城太原市83km。坝址以上控制流域范围包括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静乐县，吕梁市岚县和太原市娄烦县四县，流域面积为5268km2，占四县总面积92.5%。汾河水库库区水域面积32km2，总库容7.2×108m3。此外，自2003年山西省引黄工程南干线开通以来，平均每年引黄河水约9000×104m3，并向省城太原市供水，汾河水库作为引黄入并工程的调蓄水库，已成为山西省最大的饮用水水源地。
2.2汾河水库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对象汾河水库生态补偿的主体应当是太原市主城区的300×104多个市民、企业事业单位等用水主体及市政府。而补偿对象包括因保护水质、涵养水源付出成本及影响经济发展的水源地农民、水源管理部门和当地政府。
2.3汾河水库生态补偿额度和核定方式生态补偿核定方法确立可从两方面衡量。水源地相应主体为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成本。包括直接投入成本（即环境整治、生态建设、污染治理等工程项目所需资金）和机会成本（即由于保护生态而导致的发展机会丧失）两部分。投入成本可准确测算，而且机会成本可用水源地居民收入与全市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测定；通过保护水源所产生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两部分。其中，经济效益可根据输送水资源量按不同价格（包括政府补贴部分）扣除输水成本及加工成本而带来的效益；生态效益一般依据水资源的娱乐、旅游、休憩和调节水量、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废物净化等生态服务功能等方面测定其生态效益。确定补偿核定方法要综合考虑水资源保护成本和效益两方面因素，实现补偿效果与补偿意愿相协调。
2.4汾河水库生态补偿计算方法
2.4.1汾河水库水源地保护的直接成本核算按照娄烦县“十二五”期间省城水源地汾河水库环境治理保护规划，“十二五”期间全县规划实施水保造林、污染治理、基础设施改善、发展及民生保障、循环经济五大工程。水保造林工程。新增林地200km2；配套建设林地节水灌溉工程31处；占地补偿15.3km2；汾河水库库周塌岸治理21.4km；汾河湿地公园建设32×104m2；污染治理工程。建设生活垃圾处理厂1座，实行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建设小型生活污水处理站22座；河道治理新筑堤坝122.6km，清淤疏浚98km；涧河源头治理4km；基础设施改善工程。县城旧城改造安置4033户17844人，库周小城镇建设安置4992户19444人；建设公路58km；产业发展及民生保障工程。兴建养殖小区100个；发展日光节能温室3000栋、温室大棚6000栋；开发生态公益性就业10116人。以上项目每年需生态保护资金10.84×108元。
2.4.2汾河水库周边地区保护水源经济发展损失补偿根据太原市、娄烦县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测算。机会成本=（参照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源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源地城镇居民人口+（参照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水源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水源地农业人口＝（17258-10667）×27589＋（7611-3109）×97538＝620955175≈6.21×108元。综上所述，依据水源地生态涵养成本－效益测算生态补偿核定方法模式，对汾河水库生态保护区总体补偿额应确定为每年17.05×108元。
3结语
一、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总之，无论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国际维度内，宏观环境经济分析在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对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分析能源战略及其对环境与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国际环境问题中的合作与斗争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如内生增长模型已经拓展到自然资源开发、污染排放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析，宏观经济理论正在并将继续对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对于正确理解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很有裨益的。
针对临海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本文运用博弈论来分析目前环境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
1.两港口企业之间的博弈现有A、B两个港口企业且企业规模相当，他们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可以有两种选择：治理和不治理。如果两个企业都不治理的收益分别为R1和R2。由于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和长期性，设治理污染的支出成本分别是C1和C2，则收益分别为R1-C1（<R1）和R2-C2（<R2）。进行污染治理后，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根据纳什均衡分析，A和B企业的最优选择都是不治理。通过上述分析，反映出了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的缺陷，即企业的治污成本较高时，企业积极性就会降低。因此应把污染导致的外部不经济内部化，充分完善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
2.港口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博弈现有A港口企业和港口附近某一居民a，A企业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可以有两种选择，即治理和不治理。如果不治理的收益为R1，由于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和长期性，A企业治理污染的支出成本是C1，则治理后收益为R1-C1（<R1）。a居民对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有两种选择即听之任之，不参与保护环境，或者向环保部门申诉治理。若申诉后需付出的成本是C2，获得的收益是T，即判断C2>T，即a居民参与保护环境最后获得的收益是T-C2（<0），若a居民不参与申诉治理，则获得的收益是0。因此，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不保护和不治理。由于缺乏环境制度创新，没有建立起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社会调控和监督环保机制，公民很少或不愿意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这也是目前环境管理制度的缺失面。
3.港口企业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博弈港口企业面对环境污染有两种选择即治理或不治理，环保部门选择也有两种即管制或不管制。若港口企业治理污染后所得收益为R1，治理污染的费用为C1，且C1>R1，环保部门对其征收的排污费为F1，对超额排放污染罚款为F2，且F1+F2>R1，管制后环保部门收益为R2，环保部门实行环境管制的成本为C2，则R2>C2。根据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假设该港口企业治理污染的概率为X，不治理污染的概率为1-X；环保部门管制的概率为Y，不管制的概率为1-Y。首先，设港口企业的期望利润函数为P1。通过分析，两者的选择取决于其期望收益或期望利润。同时也反映出临海经济区域环境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即：虽然确定了排污总量控制、排污费和罚款标准等，但总体标准较低；同时出于地方经济保护主义，环保部门对一些大型化工产业、石油行业、电力煤炭行业等企业执行环保力度和惩罚力度不够，监管不到位。
二、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设计
通过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问题分析，结合秦皇岛市自身特点，对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设计：
1.秦皇岛临港经济区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根据秦皇岛临海经济区实际情况，排污权交易体系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初级分配市场体系、次级交易市场体系和监控体系。初级分配市场体系中可将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污权总量作为控制目标，同时将区域内涉及煤炭、水泥、石油化工、电力、建材制造、塑料加工等高污染高耗能的规模不一的企业纳入到排污企业范畴。考虑到行业企业规模差异性和治污成本的差异性，可采用投标询价方式定价。各排污企业根据环保部门制定的参考价格区间进行投标，参与询价过程，最终由环保部门来确定该行业的初始排污权分配价格。排污权次级交易市场体系可参照证券市场二级交易市场交易模式运行，即通过交易所网上交易平台挂牌交易。排污企业要想参与次级交易市场，必须经过环保部门和交易所的认定，同时开立交易所排污权交易专用账户，包括资金账户和排污权账户。交易时间由环保部门和排污权交易所具体确定，可每周进行一次，也可每月进行一次。环保部门和交易所要定期更新交易信息，包括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污权供给和需求信息、最近成交信息、成交价格、成交企业等。监控体系则包括排污监控系统和交易监控系统。政府环保部门通过排污监控系统对企业排污实施监管，对超标、超量排放进行经济处罚等。交易监控系统主要是对排污账户和交易过程进行实时监控，保证交易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
1、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迫使人类反思，寻找新的出路——循环经济。从发达国家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找的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中不难发现，工业革命以来，资源的消耗、能源的匮乏和环境生态的恶化严重地困扰着人们。事实证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已达到空前的水平，这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新技术已掌控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同时由于盲目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片面地强调GDP指标，人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早在1965年，不少科学家预言：人类如果不理智规约自己的粗放行为，地球将在100年之内达到增长极限。面对这个严重的事实，人们不得不调整和终止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野蛮式发展模式，寻找转变传统经济的一种新的发展途径，这就是循环经济。以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必然选择。
2、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的现实出发，必须与世界接轨，寻找新的发展模式。我国经济正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市场和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日渐消失，资源、环境、生态日趋恶化。仅以资源在全球144个国家的排序来看，我国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很靠后，比如土地、耕地、森林都排在55位之后，石油、天然气方面也不容乐观。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不少GDP成份是靠牺牲资源、生态、环境，以市场资源、人力资源换技术得来的。因此，在发展模式上，国人必须警醒，要转变思维，更新观念，走科学发展之路。和世界各国一样，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也是当今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人口众多，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进行掠夺式发展，与世界争夺资源。怎样寻找适合中国国情而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发展之路呢？这就必须要从现在开始，积极保护环境，适度索取，发展清洁生产和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和科学利用资源放在首位，发展循环经济。
二、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
发展循环经济模式有三种路径，即微观路径、中观路径和宏观路径，也称为三个层面，即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
1、所谓微观层面，主要是在企业层面、点状层次的循环。即选择典型企业或大中企业，也可以是小型企业，以清洁生产方式，减少输入端的物耗能耗，实施污染排放的最小化、治理化。企业层面循环又叫小循环，即企业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采用新的工艺设计和技术攻关，将单位产品的各种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量限定在先进标准许可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做到零排放、无害排放。
2、所谓中观层面，即指区域层面的循环。工业园区等开发区改变过去那种按产业分类布局的做法，而是按生态产业链的要求将彼此关联的生态产业组合在一起，通过企业和产业间的废物交换、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减少或杜绝废弃物的排放。这种中观路径循环主要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和信息技术集成，按原生态物料资源——产品——废料——二次物料的路径转化形成再生资源，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形成一个汇聚诸多优势的产业链群。
3、所谓宏观层面，即社会层面的大循环。整个社会都按循环经济的理念、理论、实施要求，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实现清洁生产、干净消费、资源循环、环境净化。目前实施的循环经济，主要是从企业间的物质闭环循环的角度实现循环经济，忽视了循环经济应该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综合运行，大循环应该在企业、区域、社会三个层面上，分别通过循环经济的理念和原理实现物质的闭环流动，进而形成一体化体系。循环经济系统是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和集成，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可借鉴案例研究
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对策，本文列举下面两个案例加以说明。
1、五粮液集团科技创新、探索循环经济的路径。五粮液集团是四川省几大支柱之一，时下品牌价值达386亿元，但曾一度为酿酒的废弃物——酒糟发愁。生产一吨酒将产生10吨以上的废弃物，酒糟的堆积一是占用大量的场地，二是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三是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几年前，集团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全方位技术攻关，自主创新实施《无害化、效益化处理丢弃酒糟技术》项目，特别注意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开发，利用国际国内先进技术，结合企业的生产系统进行反复试验、反复研究，攻克技术难关。集团每年成功地处理消化废弃酒糟30万吨以上，生产复糟酒6000多吨、乳酸600吨、DDGS饲料2.4万吨、白炭黑2000多吨、沼气500万立方米、蒸汽35万吨、实现热量梯级利用。同时，还投入上亿元兴建废水处理系统，新增环保锅炉除尘系统、废水治理系统、自动在线监控系统等污染治理工程项目，做到了清洁生产、无污染排放、废弃酒糟分几次全部变成再生资源，实现了废物资源化、废物减量或零排放的无毒无害化、环境保护修复化、能量梯级多级利用化、资源链式利用开发化。五粮液集团还无偿将有关技术推广给同行，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循环经济，其探索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实现循环经济的实例，受到国家环保部门和中华环保基金会的高度肯定和赞赏，获四川省首批“生态工业园区”的称号。
2、四川天源集团“干法电石渣生产水泥”，废弃物转化为再生资源达100%。天源集团的主导产品聚氯乙烯的生产是以电石为主要原料，但是生产一吨产品将产生1.7吨以上的电石渣。如果将其弃之，对环保后患无穷；如果将其堆置，既占场地又要受环保部门罚金，以年产30万吨产品计算，每年缴罚金达1275万元。为了彻底解决电石渣问题，公司特组建了技术攻关队伍，集国际国内关于电石渣转化为再生资源的若干关键技术问题进行技术创新，经过几年的反复攻关，终于建成目前国内最大的全废渣生产水泥的环保工程，将本集团所有的废弃电石渣全部转化成再生资源，实现了完全循环，更重要的是为企业主打产品的扩张提供了技术保证、环保保证、效益保证。此后，集团公司又于2005年建成年产40万吨的电石渣生产水泥生产线，顺利实现集团生产的扩张和可持续发展。
天源集团实施循环经济，推动了主导产品的顺利跨越或发展，而且，循环经济的效益也非常可观。不计算节约的堆放费（罚金）外，仅以电石渣为原料一项，就比传统水泥厂的生产成本低11%以上，加之工艺上的创新带来了综合能耗大大降低，比国内同类厂家耗能低8%以上。再与传统水泥厂相比，由于生产工艺流程的创新，粉碎尘埃污染、噪声等问题得到解决，成本也将降低一半以上。在环保方面，从根本上解决了主打产品的废弃物电石渣的资源转化，解决了长期以来由于要堆置废弃物而占用大量场地、土地的问题，关键还解决了由堆置造成的污染问题，为长江上游，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环境改善起到可靠的屏障保护作用。天源集团公司首家建成中国最大的全废渣生产水泥环保工程，成功地创新了中国氯碱行业电石法聚氯乙烯唯一最完整的集能源、电石、化工、建材为一体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创新，也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打造了公司的核心技术，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上面列举的两个案例已说明各自的发展模式。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实施定位应先易后难，由于微观循环、中观循环路径节点相对较少，路径相对容易闭合，政府易于监管和推动，企业间、产业间的经济利益与投入相对对称，近几年来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所以，应该先在微观和中观层面进行循环，逐步深入，直到实现整个社会循环，建立科学发展体系。
加快政府的职能转型，尽快建立起以资金融通、信用担保、创业担保、技术支持、信息服务和人才培训为主的民营企业服务网络体系，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首先结合民营企业的经营特点，积极构建起民营企业的信用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民营企业的融资提供有效信息以促进民营企业的顺利融资，确保融资参与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借助政府及有关部门在信息、人才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推动民营企业经营的规模化发展和高水平发展。其次，政府还应该在税收上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比如退税、减税等方式，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扩大出口，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促使民营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较稳的出口能力，并不断予以巩固和增强。此外，政府还要积极的推动商业行会等民间自治组织和中介机构的建立。利用他们来协调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以及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服务体系。政府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承担着主要的责任，但是政府很难完全顾及到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就需要民营企业在自愿的前提下，组成商业行会，以此来加强行业的自律，从而提高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划性。
二、确保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平等有序
自1999年我国宪法修正后期，我国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被明确的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之中。此后，为了有效解决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2005年2月19日，由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确立我国在对待非公有制资本进入市场的“非禁即可”的原则，之后我国在处理和对待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上一直都是以该项原则为基础进行合理的引导。2010年3月2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上特别指出，要推进我国的经济改革，健全和完善收费补偿机制，以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信贷支持用地保障等多种途径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积极地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电信、国防科技工业等重点领域，鼓励和兴办金融机构以及投资商贸流通产业，使民营企业充分地参与到社会的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之中。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因情况而施政。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发展要求实现全面的经济发展，要求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因此除了法律和政策上所明文规定的紧着开办的经营组织外，应当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企业的自主经营，从而实现我国经济上的百花齐放
三、增加民营企业的融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