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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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矿区服务系统资金收支两条线的管理现状，阐明了目前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资金；收支；两条线
“收支两条线”是政府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财政监督的一种有效管理模式，主要指具有收费职能的部门或单位，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应收取的行政事业费(基金)按规定由执收机构(代收银行或有关单位)收取并全额上缴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部门和单位的人员经费、共用经费和所属的特殊经费等由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纳入本级综合财政预算统筹安排。目前，许多企业特别是集团性企业大多采用“收支两条线”原理实施对企业资金的集中管理，矿区服务事业部便是其中之一。
一、资金收支两条线的优点
通过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有利于建立高效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系统，可以使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是实现资金集中管理，加强内部控制的有效手段。
(一)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可以在资金管理与矿区服务系统的长期和短期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前提下统筹兼顾
实施资金收发两条线管理，可以协调好矿区服务系统各单位的收入与支出、筹资、投资等各项经济活动，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资金成本，有利于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可为实施全面预算管理铺平道路
由于资金集中管理、统一支付。各单位的所有收支活动都由事业部根据预算进行严格的审核和控制，使得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得以体现，有效性得以发挥。从而保证了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实现。
(三)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有利于建立新型的财务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系
目前，现代企业管理理论都认为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核心，而现金管理又在财务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矿区服务系统可以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为平台和切入点，构建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系统，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四)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可以有效规避财务风险
通过分设收入和支出账户以及对与收入现金对应的应收账款进行动态管理，将资产运行和资本运营有效结合，可以规避“小金库”和“账外账”发生的风险。
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引入资金收支两条线这一新的科学的资金管理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实现的方式。
二、矿区服务系统资金收支两条线的实施情况
矿区服务系统结合矿区业务的实际情况，通过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流程、优化账户、科学规范运作，使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
矿区服务系统目前的资金管理模式是集团公司层面的“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入、支出分别开设一个银行总账户，即收入总账户和支出总账户。收入总账户下设收入分账户；支出总账户下设支出分账户。收入账户采取零余额管理模式；支出账户采取透支与预算拨款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1收入账户采取零余额管理模式
开户银行周一至周五16:00将各单位的收入分账户资金全部上划到事业部收入总账户，16:30将事业部收入总账户的资金全部上划到集团公司矿区服务总账户。上划后事业部及各单位的收入账户余额为零。
2支出账户采取透支与预算拨款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事业部支出总账户实行透支管理模式。事业部每周四向集团公司上报次周的资金计划，集团公司每周五将事业部上报的资金计划提交给指定银行，指定银行以此额度控制事业部次周支出总账户的透支额度。每个营业日，支出总账户的对外支付由银行在额度之内保证对外支付。每个营业日终了，由银行根据支出总账户当日的发生额补平支出，清算后支出总账户余额为零。在透支管理模式下，每个营业日开始和终了时，支出总账户资金余额均为零。
3拓展网上银行功能
为确保资金安全，事业部与开户行签订了网上银行协议，将事业部银行账户全部纳入网上银行监管。事业部对所有账户拥有查询、转账权限，并对银行账户实行动态监控，有效控制资金风险。
(二)资金计划管理
资金计划是否准确关系到资金结算业务能否顺利开展。事业部资金计划包括年度资金计划、月度资金计划、周资金计划和紧急用款申请。各单位按年、月、周编报资金计划，按日管理、按周控制额度。当出现突发事件、需要紧急用款但资金计划又不足时，可以通过紧急用款申请来增补计划，以确保款项的及时支付。
各单位上报的年度资金计划、月度资金计划和周资金计划，经事业部审核后上报集团公司审批方可执行。集团公司依据事业部上报的资金计划，对事业部的支出总账户进行透支补平。事业部依据各单位上报的资金计划对各单位支出分账户进行预算拨款。
1资金计划编制
在编制资金计划时，要与财务预算相结合，参照年度财务预算收支金额，考虑跨年应收应付款项、非付现费用、税费流入流出差额等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年度资金计划。按照矿区服务业务开展情况，将年度资金计划进一步分解为月、周资金计划，分期进行资金流入流出控制。
在编制资金计划的过程中，还要做好三个方面的沟通工作。与领导的沟通，避免由于领导出差等原因造成资金计划的浪费；与部门的沟通，让其确定本部门当期的付款金额；与相关业务单位的沟通，确定与其当期的资金流量，作为编制资金计划的基础。
2资金计划执行情况
事业部每月仔细分析资金的流入、流出情况，召开资金计划执行情况交流会，倾听基层单位的意见，查找资金计划执行结果偏离资金计划的原因，进行内部讨论后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将各单位资金计划执行情况予以通报。督促各单位重视资金计划的编制及执行，合理预计本单位资金流量，提高资金计划的符合度。
3未达款项管理
资金收支两条线运行之初，事业部的未达款项非常多。开出的支票如果不能及时划走，就要占用下周的资金计划，因此未达款项的存在大大降低了资金计划的执行符合度。针对这种情况，事业部通过采取上报未达款项统计表、与开户银行进行周对账、缩短办理付款业务时间、将支票返存、专人监控网银等方式来减少未达款项。
(三)资金结算管理
事业部根据实际工作和付款性质的重要性，将结算业务分为内部结算和外部结算。内部结算是指矿区内部单位相互提供劳务而发生的款项结算。外部结算是指对矿区以外单位发生的结算业务。
1内部结算
对于矿区服务系统内部发生的劳务结算，通过签认“内部劳务(产品)资金转移签认单”，由提供劳务方持此单据到事业部办理款项划转。
2外部结算
从资金安全和工作效率两方面考虑后，将外部支出结算分为委托付款和非委托付款。委托付款统一在事业部办理，非委
托付款由各单位自行办理。
矿区服务系统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以来，资金高度集中管理，合理优化配置，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资金的运行效率。
三、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存在的问题
矿区服务系统资金收支两条线经过一年多的运行，比较平稳，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事业部层面资金结算工作量过大
由于事业部负责整个系统的资金结算，工作量较大，特别是在结算高峰期，人满为患。
(二)表外资金没有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
目前保险基金等大额资金都单独开立银行账户进行核算，没有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事业部对这部分资金的监管存在空白。
(三)部分多种经营单位资金没有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
目前，只有一家多种经营单位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其他多种经营单位仍独立进行资金运转。事业部对这些单位资金流转情况不掌握，不利于监管。
(四)对资金收支两条线实施情况的考核力度不够
由于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部分单位对资金计划编制的重视程度不高，在编制过程中没有充分与相关单位和部门进行沟通，资金计划执行时符合度较低。需要经常通过增加紧急用款申请来满足日常的生产经营，且对资金计划执行情况的分析不够深入，就事论事，没有挖掘深层次的原因。
四、对改进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如下的改进建议，以期优化资金收支两条线，确保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各项制度及措施落实到位。
(一)设立资金结算分理处，以提高工作效率
可以在下属单位设立隶属于事业部的资金结算分理处，负责部分地理位置相对集中单位的资金结算业务，以分流事业部层面的资金结算业务量，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方便下属单位办理结算。
(二)将表外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资金安全
在制订表外资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对表外资金的管理模式。待时机成熟后，将表外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从而规范表外资金运作，确保表外资金安全。
(三)将多种经营单位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以加强对其监管
将下属所有多种经营单位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通过实行集中管理，按期编制资金计划，实时进行网上银行监控，在有效规避资金风险的同时，进一步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管理成本。
(一)强化项目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1．认真组织申报，分解落实任务。为切实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任务，我厅加强与省财政厅的沟通协调，与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2014年中央财政造林补贴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2014年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工作原则、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和使用范围、任务申请与下达等要求。尽快将国家下达的任务进行层层分解，逐级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单位或个人。
2．加强项目评审，公平公正公开。在各地、各单位的完成申报工作的基础上，我厅组织人员对申报情况进行汇总和初审，对材料不齐全的项目，要求其补充申报;对申报程序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行退件，要求其重新申报;对不符合扶持范围的项目进行解释说明并退件。对符合申报指南要求的项目，我们联合省财政厅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专家组由7人组成，成员包括专业人员5人和财务人员2人，其中:省财政厅在其专家库中抽取4人(包括2名专业人员和2名财务人员)，省林业厅在林业的专家库中抽取3名专业人员。评审期间，对专家组成员实行封闭式管理，确保评审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评审完成后，我厅根据评审结果，结合资金规模提出资金安排建议报送省财政厅审核下达。
3．及时下达资金，加强支付管理。在《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印发后，我厅主动协调省财政厅，及时将湿地保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森林公安、贷款贴息等补助资金下达到各地级市及财政省直管县，并要求各地级市财政部门要尽快将资金转下达给有关县(市、区)和项目单位。同时，要求下达给市县的资金，具备国库集中支付条件的，采取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暂不具备国库集中支付条件的，按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财政支农专项资金报账制实施办法＞的通知》规定，实行财政报账制管理。加强支付管理，严格预决算制度，防止截留、挤占、挪用等违规现象的发生，确保专款专用。
(二)严抓质量管理，提高项目建设成效
1．编制实施方案，审批作业设计。为确保森林抚育补贴、造林补贴等工作的顺利实施，我们要求各项目单位根据省的有关要求，认真编制实施方案，并按照现场调查、现场设计的原则，认真组织有丙级以上营造林工程设计资质或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的单位编制作业设计，将具体任务落实到林班、小班和山头地块，做到相关文件、具体任务和图表相一致。作业设计编制后，县(市、区)和市属林场的作业设计由地级以上市林业主管部门按照审批程序进行严格审核，并将审批后作业设计报省林业厅备案，省属林场的作业设计由省林业厅按照审批程序进行审批及备案。
2．积极组织施工，强化质量管理。我们要求各地认真组织开展造林补贴、森林抚育、林木良种繁育、湿地保护等政策培训和技术指导，严格按照政策签订补贴合同、组织工程施工，同时在合同中明确任务、范围、完成时间、补助标准、技术要求等。为确保施工质量，要求各实施单位严格按照作业设计施工，加强对施工作业的质量监管，要求林业部门抽调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跟班作业，对工程的各个环节进行管理和监督，作业质量不合格的，及时要求返工，做到事前知道、事中检查、事后验收的全过程质量管理，确保补助资金项目取得良好成效。
3．建立督导制度，加强督促检查。为确保高质量完成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项目任务，我厅实行了领导干部挂钩联系点制度，全厅11位厅级领导、97名处级干部参加督导工作，明确了督导的任务和要求，厅领导包片、处(室)包市、处级干部包重点县(市、区、场)的督导措施，实行“一周一电话，一月一督查”，对造林补贴、森林抚育补贴等重点工作进行督促检查。领导干部挂钩联系点制度，有效推进了各项林业补助资金项目工作的开展。此外，我厅还多次派出督查组，赴造林补贴、森林抚育补贴任务重的单位进行督促检查，对进度慢和存在不规范问题的单位进行通报，要求其加快项目进度，限期进行整改，确保各项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4．开展核查验收，确保取得成效。根据《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13年度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国家级核查工作的通知》(办造字(2014)115号)、《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森林抚育检查验收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我厅发文要求有关市、县(区)林业局和省直单位认真做好2013年造林补贴、森林抚育补贴、林木良种繁育、湿地保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森林公安、林业贷款贴息、林业科技推广等项目的自查工作。组织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华南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对项目进行核查验收，对其任务完成情况、作业设计质量、补贴政策落实情况(包括组织领导、公示公告、合同管理、检查验收、业务培训、档案管理、政策兑现)等进行了全面的检查验收。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林业补助资金投入不足
1．森林抚育资金缺口较大。随着近年来我省大面积造林任务的完成，我省编制了《广东省2011—2020年森林抚育补贴实施方案》，规划在2011—2020年开展森林抚育7768万亩，其中2011年至2015年每年开展森林抚育932万亩，按每亩120元测算，每年需投入抚育资金约11.2亿元。2014年中央安排我省补助资金2.3亿元，省级财政安排抚育资金3亿元，仍然存在资金缺口约6亿元。
2．湿地保护资金严重不足。广东是全国湿地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全省湿地面积175万公顷(不含水稻田)，占全省国土面积9.6%，其中天然湿地面积为115万公顷、人工湿地60万公顷，湿地保护的任务十分繁重，湿地保护资金严重不足。
3．林木良种繁育资金不足。每年国家安排我省的林木良种繁育资金只有1800万元左右，我省大部分林木良种繁育基地安排的补贴资金较少，加上地方财政尚未建立林木良种补贴制度，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国家、省、市、县补助资金来源渠道，补贴资金投入不足，难以满足林木良种基地和生产单位的需要。
4．林业科技推广示范基地后期管护经费欠缺。根据《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主要用于林木新品种繁育、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示范、简易基础设施建设、必需的专用材料及小型仪器设备购置、技术培训、技术咨询等六大方面支出。林业科技示范的周期相对较长，项目实施3—4年结题验收时，示范基地的效益并未完全发挥，示范基地建成后至投产前缺乏相应的管护经费，影响了基地建设的稳定性及示范带动作用的发挥。
5．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我省松材线虫病、薇甘菊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年发生面积约500万亩，实现全面防治，每年至少需投入防治资金5亿元，2014年中央安排我省补助资金1350万元，省财政安排2500万元，缺口很大。
(二)林业补助资金标准低
1．森林抚育补贴标准过低。目前国家所定的森林抚育补贴标准是每亩100元(其中直接费用每亩95元)。而近年来人工价格不断上涨，致使补贴标准与实际所需投入差距较大，而市县的地方财政比较困难，无法拿出配套资金，在保证完成抚育面积的条件下，势必影响抚育的质量。
2．森林公安补助资金标准偏低。2014年国家安排我省森林公安补助资金1670万元，平均每位森林公安干警补助5429元。然而，我省森林公安机关大多处于偏远山区，点多、线长、面广，森林公安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历史欠账多，特别是我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粤北、粤东、粤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因财政困难，除人员经费外，大部分单位项目经费一直保障不足，部分单位公用经费保障标准难于落实，致使这些单位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落后问题十分突出，业务工作开展存在很大困难，极大制约了森林公安工作发展，每人5429元的补助标准难于适应当前林业生态建设、林区维稳工作的要求。
(三)林业补助资金的补贴范围太窄
1．造林补贴的对象范围太窄。我省私有制造林发展起步较早，集体或个人的林地多数已经承包给个体老板经营，如果个体老板没有成立林业合作组织，按照规定不能纳入补贴范围，直接影响了其造林积极性。
2．林木良种补贴范围较窄。林木良种补贴在树种和规模上不尽合理，现有林木良种种类单一，补贴以针叶树为主，乡土阔叶树种所占的比例太低，补贴力度和数量不足，与我省林业快速发展现状极不相符，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南方地区林业生产发展的需求。
(四)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绩效评价的时间欠合理
根据《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绩效评价暂行办法》(财农［2011］3号)的规定，要求于每年4月底之前完成上一年度的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但由于林业生产具有长周期性，4月份开展绩效评价时，各项目承担单位通常刚完成示范林的营造任务，林分的成活率、生长指标、产量等数据都未到期调查统计，示范林建设的整体成效难以检验。
(五)在林业贷款贴息的申报过程中，金融机构的责任没有明确
当前的林业贴息贷款管理办法和制度均由财政部门和国家林业局制定和出台，对金融部门没有约束力。林业、财政部门到金融部门核实相关情况缺乏制度依据。例如，现行查询银行征信报告也只能由企业自行前往金融机构打印，金融机构以依法保护客户隐私为由不向林业、财政主管部门开放查询。但是，贷款合同、银行借据、贷款余额、银行贷款的真实用途支出等，只要贷款银行审核签章后，就是贴息兑付的主要凭证。这就造成林业、财政部门对上述资料无法核实。可见，作为贷款真实性和贷款用途的责任主体的金融部门，其应负的责任在贷款贴息的相关制度中没有明确，直接影响了林业贷款贴息资金管理工作。
三、意见和建议
(一)请求国家林业局进一步加大对广东的投入
为实现到2015年全省森林面积比2009年新增900万亩、森林蓄积量新增1.32亿立方米的“双增”目标，广东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全面推进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的决定，提出要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将我省建设成为森林生态体系完善、林业产业发达、林业生态文化繁荣、人与自然和谐的全国绿色生态第一省。赵树丛局长多次到广东调研并提出从七个方面支持广东实施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在2014年的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上，朱小丹省长提出:今年我省要完成森林碳汇造林250万亩，新建生态景观林带2500公里，新建各级森林公园170个、湿地公园40个，建设乡村绿化美化示范村1500个，任务十分繁重。为此，我省请求国家林业局进一步加大对我省的投入。重点加大森林抚育、林木良种繁育、湿地保护、林业科技推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森林公安等方面的补助资金投入。
(二)进一步提高林业补助资金标准
建议提高南方地区的森林抚育补助标准，参照天然林保护工程区的补助标准，按照每亩120元给予补助。同时，提高森林公安补助标准，建议按照平均每位森林公安干警1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三)进一步扩大林业补助资金的补贴范围
[关键词]净现值随机变量经济评价
一、引言
在若干独立方案比较和优选过程中，最常见的约束是资金的约束。在确定条件下,对于独立方案的比选,如果没有资金的限制，只要方案本身的NPV≥0,方案就可行,但在有明确资金限制时，受资金拥有量的约束,有可能不能采用所有经济上合理的方案，只能从中选择一部分方案实施,这就出现了资金合理分配问题。
有资金约束条件下的独立方案选择，其根本原则在于使用有限的资金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确定条件下，资金有限独立方案的选择问题实质上是一个0-1整数规划问题。其基本模型为：
(1)
式中表示第个方案的净现值；表示第方案的总投资，表示总的资金限额；为决策变量，=0表示不选第方案，=1表示选择方案。
该0-1整数规划的求解在经济评价中常用的方法主要有：独立方案组合互斥化法（相当于规划中的枚举法）、净现值率排序法和0-1整数规划法。当方案数(n)较小时最常用的方法为组合互斥法。该法的基本思想是：在有资金约束条件下独立方案的比选，由于每个独立方案都有两种可能：选择或拒绝，故n个独立方案可以构成2n个组合方案，每个方案组合可以看成是一个满足约束条件的互斥方案，这样互斥方案的经济评价方法可以选择出一个符合评价标准的可行方案组合。因此，有约束条件的独立方案的选择可以通过方案组合转化为互斥方案的比选，其评价的基本步骤如下。
1.分别对各独立方案进行绝对效果检验。即剔出NPV<0的方案；
2.对通过绝对效果检验的方案，列出不超过总投资限额的所有组合投资方案，则这些组合方案之间具有互斥的关系；
3.将各组合方案按初始投资额大小顺序排序，按互斥方案的比选原则，选择最优的方案组合，即分别计算各组合方案的净现值，以净现值最大的组合方案为最佳方案组合。
当方案数目较大时，由于方案组合数(2n)较大，采用组合互斥法虽然可行但是工作量较大，所以方案数目大时常用规划软件求解，或者设计算法求解。
以上的评价方法是针对确定条件下（现金流量和参数为实数）的经济评价。经济评价时，评价的一些基础数据能够准确地估计出来，而另一些数据却不能。虽然某些数据（现金流量和参数）不能准确估计出，但是通过工程实践，人们往往能够知道现金流量和参数的分布情况。当方案的现金流量和参数为随机分布时，评价问题就成了随机条件下的经济评价。和确定条件下的经济评价一样，随机条件下的经济评价也主要面临三种类型方案的评价：独立方案、互斥方案和资金有限独立方案。对于前两种类型方案的经济评价在技术经济和工程经济等文献中基本都有所涉及，但是对第三种方案的经济评价尚很少探讨。
本文将探讨随机条件下，如何在决策准则下排序选择资金有限独立方案。本文将介绍随机条件下的决策准则及其在方案经济评价中的求解措施；给出随机条件下资金有限独立方案决策的一般模型和该模型的求解方法，最后给出数值案例利用组合互斥法展示随机条件下资金有限独立方案的经济评价。
二、随机条件下的决策准则及其数值计算
随机条件下进行经济评价时，方案的现金流量或参数具有随机性，按此现金流量和参数获得的评价指标（如净现值）也是随机变量。经济评价时需要对方案进行排序选择，所以，随机条件下，进行经济评价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评价指标为随机变量的方案进行排序。如前所述，评价指标为随机变量，也就是说，随机条件下的经济评价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随机变量排序的问题。在目前的文献中，随机条件下对随机变量的排序通常是通过决策准则来完成。随机条件下决策准则较多，因此，随机条件下经济评价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个就是决策者利用何种决策准则（实质上就是利用何种方法排序随机变量），随机条件下常用的决策准则有期望准则、方差准则、期望方差准则和概率值准则。本文的研究中主要采用期望准则，但也可以类推到其他准则。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获取这些决策准则的计算值。关于这些值的一般计算方法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类教材和文献中均有详细介绍，在方案经济评价中，确定这些决策准则计算值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是利用中心极限定理确定。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当方案的现金流量足够多时，方案的评价指标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在此理论下，由于评价指标的分布已知，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出分布的期望值和方差值，当期望值和方差值已知后，就可以利用正态分布标准化等技术计算概率值。经济评价时，能利用中心极限定理的情况需满足条件:（1)现金流量足够多；(2)方案的各期随机现金流量相互独立；(3)方案的参数（折现率）为确定值。其中(1)是满足中心极限定理的前提条件；(2)和(3)是方便期望值和方差值的计算，因为当现金流量不独立时方差不易确定，同时当参数(折现率)为随机变量时，由于折现系数方次较高，所以直接确定期望方差较难。二是利用随机模拟确定。对于随机条件下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采用随机模拟求解期望、方差和发生概率。
三、基本假设和基本问题模型
1.基本假设
为了文中表述的方便，这里首先做出一些基本假设：
（1)各方案间相互独立。（2)方案中各现金流量相互独立。（3)将各方案中的投资现金流量和总的资金限额均表述为随机变量。这个假设主要是为了将分析问题更一般化，投资现金流量也可能不为随机变量，而为确定量，同时，资金限额也可能为确定量。当以上两者或其中一个为确定量时，仍然可按后叙方法进行分析。（4)决策者决策时采用期望值准则；这个假设也仅仅是为了后面模型的表述，决策者也可以采用其他的决策准则，在应用时，只需将后面模型里面的期望值准则换成其他准则即可推广。（5)评价指标采用净现值指标；同前面假设(4)一样，这个假设也是为了表述模型的需要，如果评价者采用其他评价指标，只需将模型里的净现值指标换成相应的评价指标即可。（6)各方案寿命确定且相等。由于假设采用的是净现值指标，所以方案比较时要求寿命相等。如果各方案的寿命为随机变量，或者寿命确定但不相等，此时只需将模型里的净现值指标换成净年值指标即可。
2.基本模型
在满足上述基本假设的前提下，随机条件下资金有限独立方案的经济评价的基本模型为：
（2）
内容提要:尽管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我国证券市场法治化的进一步深入及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进一步加强，然而该制度组成规则的不明确及某些内容的缺失也同时产生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如制度功能定位之不周及因制度缺失而体现的行业自律性差等，因此，以市场约束为导向，以该制度应有的效应为基柚，以制度引进的精神与形式之契合来匡正目前所存在的缺憾已成为当务之急。
2005年7月《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以下称为“《办法》”）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已构筑起了以《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以下简称“《收购意见》”）、《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实施办法》等文件为基础的，以中小投资者保护为中心的基金保护法律制度。后续修订的《证券法》第134条所规定的“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缴纳的资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其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内容，更是使这一制度披上了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外衣。虽然这一制度的“闪亮登场”给原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证券市场注入了一支法律的“强心针”，同时也迎来了学界与实务界人士一片如潮之好评，但笔者认为，这一新生制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并非是至善至美的，公正的评判是，它仍存在这样或那样值得我们检讨、反思与改进的地方。对此，笔者分析如下。
一、功能上的定位——一个目标定位欠完整性的问题
“法律必须回应现实发展的要求”决定了任何制度的构建都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使命与社会公众的迫切诉求。对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之功能，《办法》在第1~2条开宗明义地表明：“为建立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长效机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是指按照本办法筹集形成的、在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中用于保护证券投资者利益的资金。”籍此，不难发现，我国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功效有二：其一是经济补偿功能；其二是信心支撑功能。
尽管上述功能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保护基金事后赔偿的实质，但是它也人为地掩盖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作为与存款保险制度及保险购买人保护制度相应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事后的赔偿性救济，而在于破产预防。这一立论就揭示出了一个潜在的命题，即该制度的主旨是围绕事先性监管与行业自律所展开的。实际上，各个国家的存款保险公司所蕴含的对银行业之监管权也是对这一理论的反证；然而，《办法》并没有赋予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后称“基金公司”）专门性的针对证券行业的监管权，而只是在其职责部分的第7条设定了4项间接相关的内容：一是监测证券公司风险，参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二是组织、参与被撤销、关闭或破产证券公司的清算工作；三是发现证券公司经营管理中出现可能危及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安全的重大风险时，向证监会提出监管、处置建议；四是对证券公司运营中存在的风险隐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纠正机制。这样一种职能的定位至少说明在对证券公司经营危机的救助上，“基金公司”是被动善后型，而非主动出击型。尽管法律规则的目的在于定分止争，但是从秩序持续性的维护与和谐关系的营造来说，“事前的防范胜于事后的救济”是法律制度设计中真正常青性的主旋律。如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在运作的30余年时间中，理赔总额也不过43亿美元，这说明建立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根本功能是通过制度效应恢复和提升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之信心[1]。因此，笔者认为，在未来该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中，我国有必要增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相应的监管功能，从而使之与其经济补偿功能及信心支撑功能相辅相成地组合成一个系统性的整体。
二、组织模式设计——一个“得形而忘意”的问题
根据设立模式之不同，国外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大体可分为两种运作模式，即独立模式和附属模式。前者即指成立独立的投资者赔偿公司，由其负责投资者赔偿基金的日常运转，如目前的美国、英国、爱尔兰、德国等国家都是采取这一模式，而其中又以美国SIPC最具代表性。该公司成立于1972年12月30日，为一个非营利性的会员制公司，所有符合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5（b）条的证券经纪商和自营商都可成为该公司的会员。从其组织结构看，该公司的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5位董事经参议院批准后由美国总统委任。为了保证代表性及公司预期职能的发挥，在这5位董事中，3位来自证券行业，其它2位来自社会公众。另外的2名董事则分别由美国财政部长与美联储委员会联合指派。在公司的权力架构中，有一大亮点更是值得我们关注，即基于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与副主席由总统从社会公众人士中进行任命[2]。后一模式即由证券交易所或证券商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发起成立赔偿基金，并负责该基金的日常运转工作。采取此模式的有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那么，这两种样板孰优孰劣呢？笔者认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是与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因此，究竟采用何种模式可能是一个因民族的共同意识和共同精神而异的选择问题，然而无论如何论之，选择的结果必须应能顺应本民族发展的内在要求。就基金的管理模式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状况、金融风险意识水平、边缘性的法律制度环境及制度所能体现出的效率。晚近以来，设立统一的基金并交由单一的组织管理，在扩容资金，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索赔服务已为大势所趋[3]。
对于组织模式问题，很显然，我国吸纳了独立公司模式，如《办法》第9~11条规定：“基金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由证监会推荐，报国务院批准；董事会为基金公司的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基本管理制度，决定内部管理机构设置，任免高级管理人员，对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等重大事项作出决定，并行使基金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基金公司董事会按季召开例会。董事长或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联名提议时，可以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董事会会议由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会议决议，由全体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客观来说，模式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制度构建的要害在于其所能够达到的预期结果，在于这个制度是由什么样的规范来充实，在于是由什么样的程序来保证，即不以“形式论”，而以“目的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估量，若我们意图对中国目前的这种模式作出一个比较客观且公正的定论，那么就必须透过形式来把握其内容。在中国金融法治化的过程中，由于欠缺本土化的金融制度与金融法治资源，美国金融法及其创新所折射出的理念一直是我们廉价的亦步亦趋的对象，如1995年我国金融业经营大分的格局就沾有美国1933年《银行法》的印迹，2003年金融业大分而小合的调整便或多或少地折射出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分久必合”的精神。虽然借鉴或模仿使我们的立法者与决策者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既省心又省力”的事半功倍之效果，然而由于“西学东渐”并没有实质性地置换或改良内藏于中华民族心理的传统价值观念，所以往往我们只是“得形而忘意”。《办法》所创制的独立模式及其实践便是我们再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又一个缩影。其原因如下：其一是董事会组成不当。虽然《办法》规定“基金公司”董事会为9人组成，然而企业登记资料却显示，该公司的董事会由来自中国证监会、央行、财政部及上证所、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8名董事构成[4]。尽管我们可以推知这种偶数的配置可能是出于各方力量均衡之考虑，但是它却会导致在票数相同时议而不能决的结果。虽然依惯例，在此境下，董事长可多投一票，但是此举却与公司法的基本原理相悖，因为从公司法原理考究，董事长只是董事会的召集人和法定代表人，其表决权重应与其它董事无异[5]；其二是角色定位的不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创立之目的在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维护与强化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因而该公司董事会成员及其法定代表人便应具有强烈的“在民”与“平民化”色彩。也正是基于这一初衷，在美国SIPC里便专门设置了社会公众型的董事席位，且董事会正副主席都必须由平民化的社会公众担任。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基金公司”里的董事会成员清一色地由具有“品级”的官员充任，这不仅体现了强烈的“官为民作主”的传统“父母官”理念，而且也间接地向本就先天发育不良的证券市场传递了一种“政府导向而非市场导向”的声音。虽然我们可以从“基金公司”资本金来源上为这种官僚化的组织结构的正当性提供一种辩护，但要注意的是，未来公司基金的补充还要更多地依于会员会费的缴纳。笔者认为，目前的这种单一化的权力架构不仅直接削弱了社会公众的话语权和基金可能运行的独立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了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在利益均沾上的寻租心态与严重依赖政府之心理。
针对我国“有形而无意”的独立模式，作者的修正意见是，既然美国版本为我们参考与印证的对象，那么我们所需要仿造的不止是“形”，而更应是其“神”，因此，有必要对目前“基金公司”的董事会进行“平民化”与“亲民化”的改革。为了达到此目的，可进行如下设想：其一是在目前法定的9个董事会成员中，进行官方与非官方董事的适度抗衡性配置，如官方董事4个，非官方董事5个；其二是“平民化”的董事可考虑从社会公众、证券公司、证券行业自律组织中进行选拔；其三是确立话语权平民化把握的理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公司对外意思表示的主体，因而为了体现“基金公司”一定限度的自律及亲民化，作者认为我国也有必要确立基金公司董事长从平民化董事中进行选任之原则。实际上，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其终极目的都在于再造出一种抗衡机制，从而实实在在地体现投资者的话语权，并进而传导出保护基金应有的功能。
三、资金不足与费用分担不公——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及显失公平的问题
依据《办法》第12~14条之规定，“基金公司”的资金主要源于以下几项：一是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在风险基金分别达到规定的上限后，交易经手费的20%纳入基金；二是所有在中国境内注册的证券公司，按其营业收入的0.5~5%缴纳基金。经营管理、运作水平较差、风险较高的证券公司，应当按较高比例缴纳基金。各证券公司的具体缴纳比例由基金公司根据证券公司风险状况确定后，报证监会批准，并按年进行调整。证券公司缴纳的基金在其营业成本中列支；三是发行股票、可转债等证券时，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收入；四是依法向有关责任方追偿所得和从证券公司破产清算中受偿收入；五是国内外机构、组织及个人的捐赠；六是其他合法收入。
虽然从上述六大内容来看，“基金公司”的资金来源广泛，但相对于庞大的证券市场来说，在遭受风险之时，与可能的损失相权，这些资金也会表现得捉襟见肘。而且，目前的现实状态已表现出了一些端倪：其一是据现实情况的测算，2005年《办法》第12条所规定的前三项收入来源仅20多亿人民币，且在成立以来，证券保护基金为处置风险券商已支出了近300亿元款项[6]。其二是虽然国务院给投资者保护基金确定了680亿人民币的额度，并先由央行进行垫付，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笔款项最终是要偿还的[7]。实事上，《办法》第13条也证明了这一点，该条规定：“基金公司设立时，财政部专户储存的历年认购新股冻结资金利差余额，一次性划入，作为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中国人民银行安排发放专项再贷款，垫付基金的初始资金。专项再贷款余额的上限以国务院批准额度为准。”其三是虽然《办法》安排的债券融资可一解“基金公司”资金不足的燃眉之急，但是债必须本息偿付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资金的非长久占有性。这一特点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金公司”的财务包袱。
此外，费用分担上的安排也存有欠公平之嫌，如虽然《办法》原则性地借用“经营管理、运作水平、风险度”等作为券商具体费用承担比例考核的因子，但是在欠缺比较客观且具可操作性证券风险级别评估体系的情形下，以上因子的准确性与真实性是无从考证的，这就可能使这些有形的标准处于一种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为了保证适度充足的金融资源能发挥最大化的效果，一般都对投资者保护基金设定一个资金数量的上限，或设定费用征收持续的时间，如德国即规定，若赔偿基金现有资金足以支付投资者的债权请求，在监管当局同意后，则会员机构可减少或停止缴纳会费；葡萄牙为了防止会员机构负担过重，则对会员的年度会费最高额进行限定；然而不言自明的是，我国目前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对此还缺乏全局性的思考。
针对以上不足问题，笔者的建议如下：其一是将对违规券商及高层管理人员的罚没资金纳入收入来源的范畴[8]，如法国投资者赔偿计划就规定，违规的投资公司将向基金支付罚金，罚金归入赔偿基金之中；其二是既然会费（我国不作此称谓）是收入的主要源流之一，那么如何提取会费便是一个需要斟酌的问题。虽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有利于量化管理，但是也有背于公正合理之原则。目前，我国采取的是以“营业收入”为标准。笔者认为，在该问题上，我们可以本着权利义务相配的原则，务实地采取综合化标准来确定会费的多寡。考虑的指标包括券商的资产规模、券商客户的数量、雇员数量、利润额的高低、券商的经营管理水平及风险情况等，如此不仅可以兼顾费用分摊之公平，而且也可以弱化证券机构可能侥幸存在的逆向选择风险；其三是公平地收取所得税。目前，我国对国有股与法人股的所得不征税，而只对流通股征收所得税，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是值得探讨的。从理与法出发，应考虑对非流通股的资本所得征税，并全额拨入投资者保护基金，甚至可以考虑从非流通股资产中强行拨出部分资产作为投资者保护基金之可能[9]；其四是确立基金适度与充足之原则。由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最终目的在于强化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若资金过多，则不仅会造成有限资源的一定浪费，而且也加重了券商的负担。所以，在保证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对费用的征收有必要确立“灵活性原则”。如基金总额已达一个理想度，则可以减征或少征或停征。
四、受保护者之识别与赔偿范围——一个没有妥善解决的前置性问题
顾名思义，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意在保护适格的投资者，这是为其（宏观上）立法的一个先决性问题。基于此，证券市场成熟的国家一般都有明确之界定，如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法》（SIPA）第16（2）条就明确规定：“若某当事主体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从其证券账户或为其账户而取得证券用于出售、质押或执行交易之目的，且该证券由债务人保管，则对其账户下的证券具有请求权。‘客户’一词包括任何对债务人具有源自这些证券的出售或转换的人，抑或任何为购买证券而在债务人处存放现金之人，但不包括已构成债务人资本的份额请求权，或后于债务人或其它债权人之任何请求权。”[10]这一定性说明立法所要保护的“人”是基于交易和投资目的而将现金或证券托管于证券公司的人，即那些与证券公司存在传统意义上信托义务关系之投资者，而非出于其它目的而将现金或证券出借给证券公司的人。
由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之目的在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投资者，所以在进行证券公司“客户”或“适格投资者”身份识别时，就不能作扁平化的处理，而必须附载“除外条款”，以将处于强势地位的机构投资者与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者剔除在外。如我国香港《证券及期货（投资者赔偿申诉）规则》第2条即规定下列主体不具有受偿资格：持牌法人；被认可之金融机构；被认可之交易所、控制人或结算所；被认可的自动化交易服务提供者；获授权之保险人、被认可集体投资计划的经理人或经办人；担任法团的违责中介人的雇员或相联者；特区政府或海外政府；以上法团的受托人或保管人。再者，就利害关系人而言，被排除的对象大体包括：证券公司之大股东或实际控制股东或关联企业；证券公司之合伙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及一定情形下的配偶或其他近亲属；非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而只出于自身经营需要之经纪人。除此之外，在具体的操作中，有些国家或地区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细化的规定，如美国SIPC就不对未依1934年《证券交易法》注册的投资行为提供保护；我国香港交易所赔偿基金规定，只有交易所的会员公司之客户才有获得赔偿的资格；加拿大投资者保护基金（CIPF）亦只对其会员提供保护。
基金的赔偿必须有所指，必须有它在实践中所实现的价值，此即在于适度弥补因证券公司破产或其它事因而致投资者受损之情形，而并不在于一般性的投资风险，其核心在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在规划基金保护制度时，还必须考虑一个关键性问题，即赔偿额度及在什么情况下投资者才能接受保护性赔偿的问题。实际上，为了防范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及强化投资主体对证券公司“倒逼式”的约束作用，赔偿必须是限制性而非全额性的。这种限额的确定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本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市场发展阶段、个人投资者平均投资额、投资者利益保护与道德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市场秩序之维持、基金负担能力及过去之补偿经验等[11]。如欧盟《投资者赔偿计划指引》规定，每位投资者的最高赔偿限额为20000欧元，若实际索赔小于20000欧元，则为索赔额的90%。我国台湾地区单个投资者的最高补偿额为100万新台币，单个证券公司所有客户的最高补偿额为1亿新台币。（注释1：有些国家或地区对现金赔偿或证券赔偿限制分别进行处理，如丹麦对现金的赔偿限额为40000欧元，而对证券赔偿的限额为20000欧元。）还有的国家出于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进行比较笼统性的规定，如日本的保护基金就不对个人与机构投资者进行区分，仅规定最高赔偿金额为1000万日元[12]。此外，为了规范市场，投资者因下述情况所受损失不在赔偿之列：由于市场价格变动而造成的损失，因投资建议失误而遭受的损失，因通货膨胀之影响而招致的损失，因不可抗力所受之损失及因股票发行人破产而使投资者所持股票市值缩水之损失等。那么，在上述两个问题上，我国相关法律是如何设计的呢？尽管无论是从颁布的时间上，还是从正式的程度看，《办法》无疑相对具有一定的上位层级性，然而对于受偿投资者适格之身份识别及赔偿范围事项，该文件却表现得有些语焉不详了。相反，前期作为铺垫性的《收购意见》、《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资金收购实施办法》及《关于证券公司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反倒对这些先决性的问题规定得比较详尽，如在收购对象上，它包括客户的证券交易资金与个人债权。根据文件之精神，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指经纪业务的客户为保证足额交收而在证券公司存入的资金；出售有价证券所得到的所有款项（减去经纪佣金和其他正当费用）；持有证券所获得的股息、现金股利、债券利息；上述资金获得的利息；金融机构处置以前法院已判决的属于收购范围内的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而“个人债权”则指居民以个人名义在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开立账户或进行金融产品交易，并有真实资金投入所形成的对金融机构的债权。（注释2：从这一个概念可推知，适格受偿的债权特指个人债权，而不包括机构性或组织性的债权。此外，在个人债权认定上，我国采用了双标准原则，即债权凭证真实与资金投入真实的标准。）具言之，它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个人客户直接借贷给金融机构，并持有借贷合同或单据的债权；二是居民个人持有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类债权凭证，包括国债代保管单和以该金融机构名义开具的债权凭证；三是居民个人持有的存放于金融机构相关账户上被金融机构挪用、用于回购质押的有价证券（含国债、股票、其他合法债券）；四是居民个人委托证券公司运营的财产，即委托财产，包括委托理财（含三方监管委托理财）。然而，有以下情形之一而被认定为机构资金的，不属于个人债权的收购范围：一是个人账户资金和证券来自有关机构或机构控制账户，但个人与机构之间不存在投资或债务关系的；二是非实名开户或开户人属于机构关联人员，开户人也提供不出合法资金来源证明；三是因该资金向有关机构及机构控制账户支付过收益的（证券公司挪用个人委托资产支付其他机构委托理财收益的情况除外）；四是有其他证据证明该账户属于机构。在债权具体处置的过程中，还应遵循以下原则：其一是多人以单一个人名义（个人集合）对被处置证券公司形成的债权，按单一个人债权予以收购；其二是各种基金会中由个人捐赠的资金，属于基金会的合法财产，基金会将该财产投入金融机构形成的债权，为机构债权；其三是收购实行名实相符的原则，凡个人以机构名义或机构以个人名义对金融机构形成的债权，不纳入收购范围；其四是多名个人资金集合后以单一个人或虚拟自然人名义与证券公司签订委托理财协议，认定为个人委托理财，按单一个人债权处理；但若同一合同项下该部分个人同时又分别与证券公司或其所属证券营业部直接签订协议，则以个人直接协议为依据进行个人债权的登记、甄别确认和收购。
另外，在补偿幅度上，我国对结算资金与个人债权采取了分类处置的方法，即对个人储蓄存款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合法本息全额收购；而对“人个债权”则是，2004年9月30日（含2004年9月30日）以前发生的收购范围内的其他个人债权的本金部分按照以下标准收购：同一个人（即同一身份证号的个人，下同）债权金额累计在10万元（含10万元）人民币以内的，予以全额收购；同一个人债权金额累计在10万元（不含10万元）人民币以上部分，则依九折价格收购。
不可否认的是，以《办法》为中心的规范性文件为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的两个前置性问题勾勒了一幅较好的蓝图，但亦不可回避的是，这一已初具规模的制度仍处于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其离规则之精致仍存在一段遥不可及的差距。作者认为，其不足有以下几点：其一是赔偿范围的排它性过少。众所周知，“入市有风险，投资者需慎重”，所以“基金公司”的赔偿责任情形并非是无所不包的（再说，其也没有这个实力），然而对于这一实体性的问题，在上述诸文件中，只有《办法》在第4条第2款规定：“投资者在证券投资活动中因证券市场波动或投资产品价值本身发生变化所导致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负担。”这一内容无疑与通行的国际实践及证券投资者必要的风险自负的原则相背离；其二是赔偿所涉的金融工具外延相对狭小。据《收购意见》等文件的规定，目前所涉的投资工具还只包括股票、债券等基础性的金融工具，而不包括衍生性的金融投资产品。显然，这一定性与我国金融日益国际化的现实不符，如2007年6月通过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及其通知已将投资产品扩展到挂牌交易的股票、债券、存托凭证、房地产信托凭证、公募基金、结构性投资产品及金融衍生品等。这无疑导致了中国证监会内部规则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其三是个人债权优先收购之正当性问题。尽管以上文件并没有白纸黑字地涉及优先收购问题（或许立法者认为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但是若出现《办法》所指的破产情形，新修订的《企业破产法》又并没有优先权规定之时，则此处“心知肚明而法却不明”的优先收购权之正当性就面临着法律的挑战与质疑；（注释3：尽管法律的无语并不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最终政府的决策会超越于法律之上），且尽管这种反映民意的结果也符合了社会正义（非司法正义）的普遍要求，但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这种逆法而为的做法无疑是在侵蚀着我们苦心经营起的法治理念与意识。）其四是赔偿对象与额度上的欠妥当性。投资保护基金的支付无疑是通过扶弱抑强的方式体现公平，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将与证券公司具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排除于受偿对象之外，而我国在对“个人债权”正当性识别时，却对此没有加以甄别，而是采取“一视同仁”的处理方法；同时，对结算资金采取全额赔偿的做法也不利于抑制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如美国就规定对现金的请求权不得超过10万美元。此外，即使对于个人债权，《收购意见》及其实施办法贯彻了限额补偿的原则，但要注意的是《收购意见》是以2004年9月30日为时间段的，那么在后期的操作中就又会面临一个难题，即发生于该时段后期的个人债权补偿又依何种标准进行呢？而该文件却没有了下文。
针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的建议如下：其一是适度地确立不属于赔偿保护范围之事项，从而将因投资者个人之因素、市场价格变动及通货膨胀等事由所遭受的损失排除在外。此外，为了规范市场，在赔偿对象上亦有必要将证券公司的合伙人、董事、监事、高级经理人员及这些人员的近亲属排除在赔偿对象之外；其二是由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保护的是投资于证券的投资者，所以在目前证券金融品种日益繁多的今天，对于“证券”的解释我们就不能局限于基础性的投资工具，而必须考虑到市场中证券之种类，务实地扩展至衍生性的金融投资工具。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所有正当的证券投资者都能受到公平保护之结果；其三是务实地处理好“个人债权”优先性问题。由于相对于新修订的《破产法》来说，《办法》等文件属于下位法的范畴，所以要确实厘清“优先权”问题单凭中国证监会一已之力还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笔者的建议是，在司法解释实然地优于正式的法律解释的情形下，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解释，从而提供相应的正当性支撑；其四是确立限额赔偿之原则。投资者入市之目的在于可能性的赢利，这说明因市场风险而可能遭受损失也是投资者意料之中的。在证券机构可能被整顿、撤销或破产也属于市场风险的大前提下，尽管从稳定市场的角度出发，“基金公司”对损失进行“买单”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若投资者游离于损失之外，则不仅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利益与风险相衡不公的结果，而且在“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心理状态下，市场发展的方向也有可能与决策者预设的方向背道而驰。因此，我国有必要确立限额赔偿之原则，而不应对“结算资金”另眼相待。
五、一个较长的结论
法律的功能并不全在于促使公民形成一种整齐划一的“依法办事”之风格；相反，对于市场来说，它更多地在于传导一种信用、信心与信念，或者说是一种公共性的知识与经验。可以说，这种法治理念就是对市场需要“证券投资者保护立法”的真正动因。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主体，维护其合法权益当仁不让地是各国证券法的立法宗旨与证券监管的首要任务。然而，有时天并不遂人愿，即便在美国这样极发达及投资者保护法律相对成熟的国家，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会受到不法侵害。同时，历史和现实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证券市场上的中小投资者权益相对容易受到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损害。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正当利益保障及正义伸张的工具，尽管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是在缺乏法律却万万不能的现实诉求下，如何通过预构的法律制度来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便是经济金融化下立法者所必须深思的问题。
作为有限的资金资源余缺调配的市场，证券市场更是需要法律的辅助与支撑，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否是一国证券市场正常、规范、顺畅与健康运作的重要条件，而这又是与作为中介组织的证券公司之间存在有息息相联之关系，因为证券公司与一般企业不同，证券公司是沟通投资者与证券市场交易活动不可缺乏的媒介。证券公司相关制度的确立与实施直接触动投资者的利益，如证券公司破产制度就载有通过制定或授权制定法律的形式来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相关内容，及通过立法来解决证券公司破产与投资者保护程序衔接的问题。当下，尽管我们已初步拥有了“以《办法》为核心，以其它个人债权收购文件为辅”的保护证券投资者的规范体系（这一事实说明学界人士、证券市场广大的参与者及监管部门都已深刻地意识到了投资者保护立法工作的重要性），然而“部门规章”毕竟不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且，在证券市场调控中，我国对不法侵害投资者权益的行为还欠缺有效的救济手段，加之，现有的关于投资者保护的规定大多停留于政策层面，随意性比较大。因此，继往开来地讲，制定一部好的、正式的法律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事实上，从世界范围看，金融发达国均以专门立法的形式来规范投资者保护基金的设立与运作问题，如1970年美国出台了《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案》，1998年德国制定了《存款保护和投资者赔偿法案》，2001年英国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化法》将存款保险制度、保险购买人制度与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合三为一”，从而构建了立体性的金融服务赔偿计划。勿庸置疑，这些成功的经验必将给我们提供参考、印证、指引与学习的材料，且《证券法》明确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法律地位，并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证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颁布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在经过实践的检验后也给我们未来的附带有整合与创新性的立法提供了实事求是性质的资源。由于美国金融法一直是我国借鉴与移植的对象，同时鉴于证券公司破产清算制度与证券投资者补偿制度的密切联系，在规则整合中，我们应更多地考虑借鉴美国SIPA的成功做法，并糅合其它国家相关立法的比较优势，对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筹集、管理及运用同证券公司的破产清算、财产分配统一性地进行规定，并赋予保护基金管理机构启动、参与和组织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的权力，即在普通破产清算程序的基础上，确立以投资者利益保护为核心的特殊程序和制度。
尽管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法律文明之间的继受日益是一种常态与制度设计之必要，但归根结底，立法所体现的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与经验，因而笔者认为尽管在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刀阔斧地改革或“照葫芦画瓢”地套用西方已有的立法，但是我们不能只关注西方的法律规则，而必须关注这些规则所透射出的理念与精神。对此，哈耶克曾言：“从法律规则中，并不能推论出任何所谓的正义，相反，法律规则的渊源是来自于我们关于何谓正义的理解。”因此，如何既“得形”而又“得意”就成为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所必须认真对待的使命。尽管从证券投资者保护之有效性、前瞻性、可预期性、严谨性、实用性、开放性及可操作性来看，我国宜采用专门立法之模式，但是在世界法律资源共享中，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有中国特殊的问题，如我国的证券市场尚处发展初级阶段，包括公司治理、制度建设、市场构架、证券民事责任等在内的多方面深层次的问题都有待在实践中摸索与完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国人口众多，国民金融风险意识普遍低下，国民素有“官为民做主”的“仆从”意识，同时加上“稳定压到一切”向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之一，因此即使我国在文本上已确立了比较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法律体系，但是在损失分摊的明示担保制度下，“政府的隐性担保制度”能否得以根除仍然可能是存在“投鼠忌器”的难题。
实际上，该论题也再次以“冰山一角”的方式反映出了我国规则供给中的粗放性问题，如《办法》6个章节只容纳了区区的32个条文，《收购意见》更是给人“一事一论”的特事特办之感觉（也不符合规则供给之范式）；又如2006年5月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共40条）意在于通过督察长来监督检查基金和公司运作的合法合规情况及公司内部风险控制问题，然而该文件恰恰忽略了“督察长”如何选任这一前置性问题。法律规则的明确性直接决定了规则的可操作性与可控制性，因为规则之不明不仅直接滋长了后期产出大量补充性文件而使其泛滥之流弊，而且也产出了让法律人深恶痛绝的规则冲突或无法可依的问题，如《办法》第19条（注释4：该条的规定为“基金公司使用基金偿付证券公司债权人后，取得相应的受偿权，依法参与证券公司的清算”。）就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无法避让的法律障碍，即在“基金公司”补偿投资者之后，其对证券公司的代位权相对于一般债权人来说，是否同样具有优先性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法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勾连着该制度效能之释放。因此，可以说，如何现实地精雕细刻出明确化的规则也是事关证券投资者保护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注释:
[1]黎元奎.我国投资者保护基金设立运作中的几个问题[J].上海金融，2006（3）：50-52.
[2]傅浩.证券投资者赔偿制度国际比较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02（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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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民.买单券商：证券投资保护基金接力[J].中国新闻周刊，2005（9）：19.
[5]罗培新.解读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N].南方周末，2005—09—15.
[6]苏丹丹、于宁.证券保护基金“自力更生”[J].财经，2006（6）.
[7]陈向聪.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应对[J].商业研究，2006（24）：116-119.
[8]赵全厚、杨元杰.对我国建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几个问题的认识[J].中国金融，2005（10）：55-56.
[9]刘洁.海外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及借鉴[J].证券市场导报，2005（8）：10-18.
[10]ThomasA.Hargett，ProtectionProvided（orNotProvided）toAmericanInvestorsbytheSecuritiesInvestorsProtectionAct，CorporateLawandPracticeCourseHandbookSeries，PLIOrderNo.B0-0158，August2001，P.494.
关键词：紧急避险，生命权，人权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损害另一较小或者同等法益的行为。紧急避险的本质，是避免正在发生的现实危险状态，通过损害较小法益来保护较大或同等法益。
从概念上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危险状态——合法权益遇到正在发生的危险；避险行为——为避免危险出于不得已而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损害限度——造成的损害在必要的限度内。
在这里，什么是紧急避险的损害限度呢？什么是属于避险的必要限度呢？这引发了我们对紧急避险权益的比较。
通俗而言，限度条件就是保护的权益与侵犯的权益之间的等于、大于、小于之间的比较和衡量。
假设一：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均是财物，这两者是容易比较的，只要前者的数额大于后者的数额，这就是紧急避险，反之则是避险过当；
假设二：保护的权益是人身，侵犯的权益是财物，这也是好比较的，人的生命权远远大于财物权利，无可置疑，这也是紧急避险；
假设三：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均是人身，这就需要具体分析：生命权高于健康权，健康权高于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权高于自由权，如果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是以上这三对关系，比较也是不难的。但是，当保护权益和侵犯权益均是人的生命权呢？即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呢？
案例：某村女干部下乡做群众工作，在回来路上遇歹徒，此时天色已近黄昏，周围荒芜无人，女干部应歹徒要求，将自行车交给了歹徒，但同时要求将打气筒归还。女干乘歹徒蹲下看车时，抡起打气筒朝歹徒脑门一击，歹徒昏倒在地，女干乘机逃跑。终于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见到一户人家，女干投宿于此。户主老妇人对女干遭遇深表同情，并安排其女与女干同睡，女干睡于床塌外侧。歹徒清醒过来后回家，听其母描述，方知女干竟投宿到其家。为阻止女干报案，歹徒遂起杀意，杀人灭口，并与其母谈了此事。恰逢母子俩的谈话被女干听到，于是女干与歹徒妹妹调换位置睡觉。果真，半夜，歹徒摸黑进了房间，对准床塌外侧即砍。结果被杀害的正是歹徒妹妹。
法院对此案件的审定是：女干犯有故意杀人罪，是属于避险过当的故意杀人罪，但减免了对女干的刑罚。根据是：“生命权是最高的权利，不容许为了保护一个人的健康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更不容许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
然对上述案件，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说法一：女干的行为如果发生在国外则可能构成紧急避险，因为有的国家刑法规定允许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牺牲他人的生命（法益均衡说）。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认为，由于紧急避险是通过牺牲一个合法权益以保护另一个合法权益，所以不允许为了保护较小的权益而损害较大或同等的利益，对人的生命尤其如此（轻于说）。
说法二：女干的行为不但是紧急避险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善于同犯罪作斗争的英雄行为。
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对此案却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女干在这个案件中的行为是属于紧急避险的行为，原因是，女干所采取的牺牲歹徒之妹换取自身性命的做法是迫于无奈，周围的环境也无法给她提供一个更好的避险方法，除了牺牲第三者的利益以外，实无他法。之所以对此案定性为紧急避险，是女干确实是在无可选择的条件下不得为而为之的！主观上并没有恶意！因而不能简单的依靠法律条文的规定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本人赞同陈教授观点，从道德的角度讲，紧急避险确实需要以较大利益为前提，同等利益之下的牺牲是不能定性为紧急避险的。案中女干做法似乎为同等利益的交换，而且这种利益的交换是人的生命权的交换，按理论上来讲确实是不能定性为紧急避险。
然而，从法律的角度讲，本案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可以认定为紧急避险。因为：
一、法的理解需要考虑社会习俗、百姓心理
纯粹的法律是没有的。我国在秦国时期就有了法与礼结合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于是就有了董仲舒的《公羊春秋》。这是符合实际要求的做法，是将法放置于具体的环境下讨论的做法。接下来的《法经》、《秦律》等等，以至到清朝的《清律》都在审判过程当中考虑了民族风俗及社会道德、百姓的认可心理等因素。也就是清王朝颁布的《君主立宪》，照搬照抄国外的条文，不加考虑移植进入我们国家，并且做为法的执行者也没考虑百姓的接受心理，利用君主立宪欺骗百姓，最终导致了中华法系的告终！在法的执行中要充分的考虑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也是源远流长的。一时间要做到法律的纯粹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假设当时女干是有条件可以逃脱而仍牺牲他人性命的，这才可以定性为故意杀人，其主观恶意是明显的。恰恰，女干当初的处境及条件是非常恶劣的，不牺牲他人性命以求自保亦不得逃脱，这时仍约束其不得牺牲他人的性命换取自身性命呢，仍然不得牺牲他人性命以求全呢？由于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无辜的生命，一个罪犯的亲人的生命，或许在价值上这两者是不能替换的，但在事实上，百姓的接受心理上，这两者是否也是有一定的区别呢？我认为女干这种做法是符合紧急避险精神的！
二、道德与法的关系
女干行为在道德上或许是该遭受谴责的，然道德与法并不能混为一谈，违反道德并无意味着必定违反法律规定。
我国是一个重视道德礼教的国家，道德在百姓的日常行为当中起到根本性的影响。法是国家权威的体现，是靠国家强制力来实行的。道德与法是对立统一的，必要的道德是对法的补充，是对法的“盲点”的规范，因而道德在百姓生活当中是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然而，正是道德的广泛性和彻底性的影响，对我们的执法者更应该灌输处理好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思想，避免在执法过程当中，无法跳出道德的圈子，凭主观好恶断案。给当事人造成诸多的不公！作为法的执行者必须终于法律事实，忠于实际关系，实事求是，维护法的尊严！
三、人生而平等，生命权的平等
歹徒其妹在本案中作为牺牲品，世人深表同情，然细想亦无他法。女干与其妹并无身份尊卑之分，亦是平等主体，然凭什么要求女干就得一定遭歹徒毒手呢？误杀其妹，对于歹徒而言是教训，对歹徒罪恶行为是弥补，对其母的包庇是警告。这案件代价是惨重的，然女干的牺牲是更为惨重的！牺牲女干唤醒不了歹徒的良知，亦无法给歹徒以警训，甚至，罪犯一旦得逞后，便不再畏惧法律，一手遮天，无法无天了，其妹的牺牲在这或许也是对歹徒犯罪行为约束的一个机会。
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这种惨剧的发生，牺牲女干也好，牺牲第三者也好，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生存的人应当是从惨剧中吸取教训，而不是“己所不欲仍施于人。”
四、法不要求每个人都要道德高尚
假如一颗炸弹就在你身边，即将爆炸，在这关键时刻，情况紧急，你必定是会将其踢开，炸弹炸死了另外一个人，或许是多个人，或许是一个群体，这个时候你会被定罪吗？还是紧急避险过当吗？这显然是真正的紧急避险，即使这里赔上的是一个群体的生命，那也是没法中的法啊。
紧急避险中的规定不能纯粹的理解为一生命换取另一生命是禁止的，应当在具体条件下具体分析，也应当符合社会的公德，百姓的接受心理，不能一概而论。就本案而言，同是受害者女干，如无罪释放，其最多是虚吓一场，然如法院将其行为定性为紧急避险过当，即使是有罪无罚，但这两种后果是大不同的。对于一个有过罪的女干，百姓心理还能承认她的干部身份吗？从杜培伍案例中我们知道要象以前一样完璧无痕是不可能的了。形象破碎就是破碎，再怎样的粘贴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对女干是不公平的，她也是受害者，不能让她再承受这样的后果。因而，审判案件时，法官应当在严格遵守法律前提下，也要充分考虑具体案件事实，结合实际情况做出定夺。
这里并不是不主张法的权威，只是法的权威的主张应在是社会承受能力之上。法官做为法的执行者更应该注意法的贯彻！我们不希望法官在审判案件结束后再附上所谓的“温馨话语”，充当事件的调节角色。这种做法固然符合我国百姓息讼心理，然而类似这样的话语只会使法律庄严的审判结果受到削弱而已。一个法的代表者在执行法时心中就应该要有法，同时要有社会公德和道德认识，做出正确的判决。一旦判决产生了，便不需再画蛇添脚，这样只会使法的权威受削弱。希望法官在审判案件时能将自身置于自然条件中，是对事实的忠实的裁决，而不是做出裁决后再发感概！
五、与正当防卫中无限防卫权的比较
97年修订后刑法对无限防卫权有如下规定：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对上述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从纯粹的法律条文理解上说，在紧急避险中，我们重视人权，规定不能随便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这符合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生命权的体现。为何在正当防卫中，无限防卫可以轻易了结一个人生命呢？虽然紧急避险中牺牲的为第三者的利益，正当防卫则为不法侵害者本身的利益，但能因为这二者的身份不同就可以了结别人生命吗？如果答案是的话，那就只能证明我国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因为在法律面前人有身份之分；如果答案为否的话，那么紧急避险中关于 “在实行紧急避险中，不允许为保护一个人的生命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的规定是不成立的！
当然，紧急避险之所以规定不能以一生命换取另一生命，是避免不法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条文的可乘之机，借刀杀人。因而，我国规定紧急避险“不容许为了保护一个人的生命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是合理的，以禁止性的条文约束了人们的行为，只是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从纯粹的法律出发，过度的执法亦为不法！
六、我国的疑罪从无原则
我国现实行“疑罪从无”对于嫌疑之人我们应都给予证明，无法明确证实其有罪便无罪，这符合尊重人权的要求，宁可错放一个也不能错判一宗，对于嫌疑人我们能有如此宽容之心，对于实行紧急避险之人，我们更应该慎重宽容才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有多高，从一个国家对罪犯的宽容程度有多大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从以上六个方面，我是赞成陈教授对案例的解释。在依法治国的社会里，我们除了要更好的依照法律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在执法过程中，我们也应该充分的考虑到法的执行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法在实际中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施！
参考文献：
陈兴良 《刑法总论》 人民法院出版。
陈兴良 《刑法教学案例》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陈光中 徐静村 《刑事诉讼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论文名称：浅析企业集团资金管理模式的现状与问题
学院：会计学院
专业：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
学生姓名：yjbys
一、论文选题的动因(背景或意义)
资金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企业集团作为若干企业组成的经济联合体，最重要的联结纽带是资金。在企业集团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理财目标的情况下，以资金管理为中心具有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与实践依据。由于企业各方面生产经营活动的质量和效果都可以综合地反映在资金运动中，有效合理地组织资金活动，对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只有加强资金管理，合理组织资金供应、降低资金成本、加快资金周转、优化资金控制和监督机制，才能促进企业现金流的良性循环和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因此现代企业集团在资金管理方面选择适当的资金管理模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
二、论文拟阐明的主要问题
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问题与模式，以提高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效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论文的构思建立在现代企业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的理解基础上，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探讨企业资金管理的内容和作用，指出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再着重分析企业集团资金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多种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模式，并对它们的适用性和现实中优缺点进行分析比较，从而试图提出作者自己对于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建议。
本论文主要采用规范研究的逻辑方法，同时结合案例分析、数据分析、图表分析进行了论证。本文的基本观点是选择合适的资金管理模式有利于企业集团的资金配置效率，有利于解决企业集团在资金管理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三、论文提纲
一、企业集团资金管理概述
1.企业集团的概念与特征;
2.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内容;
3.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目标;
4.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原则。
二、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模式分析基于图表
1.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常见模式
2.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模式优劣分析
三、企业集团资金管理所面临的常见问题分析基于案例和数据分析
1.资金散乱，使用效率低下;
2.监管不力，缺乏事前、事中的严格监督;
3.信息失真，难以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四、解决企业集团资金管理问题的对策
1.实现资金的集中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现金池先进管理技术介绍
2.探索多种监督方式，确保资金的安全和完整;
3.以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为手段，健全财务规章制度，减少人为因素，实现高效率的信息化管理。
四、论文工作进度安排
序号论文各阶段内容时间节点
1、20xx.9.10选题
2、20xx.10.5确定论文题目
3、20xx.10.10开始写开题报告
4、20xx.11.1开始写论文初稿
5、20xx.2.28完成论文初稿
6、20xx.3.30论文定稿
7、20xx.5.15论文答辩
五、主要参考文献及相关资料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
[2]伍柏麟。中国企业集团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3]袁琳。论企业集团化与财务管理集中化。[J]，《会计之友》，2000年第9期。
[4]马学然。树立资金管理的三个理念。[M]，《经济师》，2015年第1期。
[5]赵东方。集团结算中心结算系统的构建。[J]，《财会月刊》，2015年第19期。
[6]任勇。财务结算中心：集团公司集中管理内部资金的有效方式。[J]，《财会通讯》(综合版)，2015年第13期。
[7]于增彪、梁文涛。现代公司预算编制起点。[J]，《会计研究》，2002年第8期。
[8]张芳。论企业集团的未来财务管理模式。[J]，《上海会计》，2001年第4期。
[9]陆正飞。论企业集团化与财务管理集中化。[J]，《财会通讯》，2000年第9期。
[10]CharlesT.Horngren,GaryL.Sundem.WilliamO.Stratton.IntroductiontoManagementAccounting,PrenticeHall,12thEdition
六、指导教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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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传统国库分散支付制度及其弊端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金融以及宏观调控等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 都得到了极大发展
【关键词】我国传统国库分散支付制度 其弊端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本页关键词】核心期刊快速发表 双刊号CN期刊
【正文】
我国传统国库分散支付制度及其弊端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金融以及宏观调控等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 都得到了极大发展， 但国库职能与管理的理论与改革研究却一直处于滞后状况， 传统意义的国库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因此对现代意义的国库管理理论进行深入地研究， 并指导国库管理的改革， 既是国库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外部环境改变的必然。
二、我国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 转变政府职能和构筑公共财政框架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现代公共财政理论认为所有财政收支活动必须符合公平和效率两大原则，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就是要实现资金支付上的公平、公正和效率。同时，转变财政职能需要加强和完善财政监督， 尤其是要加强财政对事前、事中的监督。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克服了过去财政无法进行事前监督的弊端， 在资金支付之前就可以知道资金的使用去向， 从而使财政的作用发挥得更为全面有效。( 二) 财政资金支付制度应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加入WTO 必然要求财政支付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公共财政支出框架， 在许多方面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特别是我国加入WTO 后， 在经济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方面应以国际准则和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为借鉴。目前， 市场经济国家在财政资金支付方面大都实行国库单一账户， 库款集中管理， 支票集中签发， 资金集中支付， 政府各部门不在银行开设任何账户， 这是对财政收支实现规范化管理的标准办法。( 三) 预算管理改革必然要求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预算管理是从预算编制到预算执行， 再到预算监督的全方位管理。三方面相互联系，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目前， 我国预算编制改革己经启动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预算执行上， 特别是财政性资金的支付手段上仍实行分散支付制， 导致财政资金使用分散， 运行效率低下， 监督不力， 难以调控的被动局面。因此， 要完善预算管理改革， 除按照零基预算方法、综合预算原则、部门预算方式早编细编预算外， 还必须实施预算执行改革， 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三、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措施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我国财政预算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 涉及面广， 情况复杂， 任务相当艰巨。要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 不仅需要改变传统观念和传统管理方式， 而且需要采取必须的改革措施， 扎实细致地做好制度性和操作性的基础工作。( 一) 修订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对现行账户体系设置、财政资金拨付程序都进行了重大改革， 并涉及银行清算制度， 需要相应重新修订《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家金库条例》、《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总预算会计制度》以及相关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同时， 为了改革的顺利实施， 还要制定《财政资金支付管理办法》等， 为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二) 建立高效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和银行资金清算系统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和银行资金清算系统是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技术基础， 也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最终结果。通过这些管理系统， 可以节省财政管理的时间， 充分收集财政管理所需的资料， 提高财政管理效率。也只有在这种高效而健全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下，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效率。( 三) 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监督制约机制财政部门和其它职能部门在财政资金管理上存在着委托关系， 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所以在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时， 针对资金的申请、使用、支付、清算流程， 建立资金的监管体系， 提供制度上和机制上的保障是非常必要的。在目前根据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 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 建立我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监督制约机制的基本目标是: 建立以财政资金支付实时监控为中心、以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以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和动态监控系统为手段、以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管制度为基础， 综合运用多种监管方式， 强化财政事前、事中监管， 建立健全国库动态监控体系， 保证预算执行的科学化、规范化、透明化。四、小结考虑到我国目前国库集中收入制度改革的条件尚未成熟， 改革要循序渐进、逐步深入， 目前各地只对国库支付制度进行了改革， 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 借鉴国际通行做法， 推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这项制度的推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也存在诸多困难， 因此有必要对它从理论到国际通行经验等方面作出深入研究， 并结合我国的改革实践， 从而得出适用于我国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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