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6: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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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质的区别,但它毕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必然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所以市场经济中影响公平的各种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会发挥作用。
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机制的运作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出现了百姓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造成较为普遍的不公平感。由于传统体制及信用观念的惯性作用，不少国有、集体企业仍把从银行借款及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当做“国家资金”使用，政府部门仍然热衷于干预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而且都不愿或不必对借贷资金的偿还承担严肃的责任。这时市场的发展对平等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作重要讲话时，把平等提得很高，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公平的位置。他说：“要在继续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在市场经济如果谈不到平等经济活动就无法健康发展。
二、制约市场经济平等发展的原因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同样存在,并会导致分配上的差距。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同样是无情的。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生产者,由于资金、技术、质量、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其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的状况必然是不同的,因而所得利润、可供分配的个人消费品都不可能相同,有时差距还十分巨大。
2．当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竞争机会平等的机制,真正做到竞争活动的参与、竞争规则的公正、竞争过程的透明、竞争结果的有效。作为市场主体的不同企业在市场中法律地位不平等,权利义务不一样。我国目前的企业立法首先有涉外、国内之分,其次有不同所有制之别。与此相配合,则是在人、财、物生产要素的配置上和产、供、销安排的待遇上的区别对待。从而造就不同等级企业在竞争起点,待遇和机会上的不平等。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建立平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艰巨。
3．政府部门过多强调行政管理,滋生了行政权力的膨胀和滥用。行政权力的随意干涉,造成了部门、行业分割和地区封锁。各部门、各行业唯我独尊,利用权力资源对市场实行封锁和垄断,剥夺了非本部门、本行业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制造了本部门、本行业经营者与非本部门、本行业经营者经济条件的不相同,严重损害了公平竞争。[1]
三、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公平竞争的对策研究
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承认市场主体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独立平等的地位。自由平等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它必然要求市场竞争的前提、过程和结果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公平原则,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平等性。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大变革时代,应当摒弃传统的狭隘平等观念,树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观点,即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如果要正常运行,就必须保证交换者的平等地位,交换行为的意志自由,以及交换的等价性[2],使全社会造成一种普遍的机会平等的气氛。具体说来,理解下面几点是特别重要的1．从市场经济的前提来看,当资源参与市场的分配,那么谁占有的资源越多,所获分配也必然越多,从而与他人形成一定的差距。如不同地区拥有的不同自然资源、政策资源,不同分工形成的不同的智力资源、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的不同的机会资源、企业主与雇工拥有的不同的资本资源等等,参与分配时得都会形成较大的差距。所以首先要解决不同市场主体所占有资源的不同会导致分配结果的差距问题。
2．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基础上的，需要法律和制度作保障。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最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变成了法律。”[3]环境公平是市场机制顺利运行的条件，是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保证。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新所说：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4]
3．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革的方式进行的。这就是说,它不是在政权发生更迭的条件下急速地进行,而是在原有的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逐步实现。政府通过制定法令、制度、标准等形式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确保市场交易的效率与公正性。但转型时期的政府既必须保持相当大的权力,又必须高度重视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改革或假借改革之名谋取私利的行为。[5]避免指政府部门始终以“超人”自居。强调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要求政府职能转换,政府部门是为企业和全体公民服务的“仆人”并非无它经济就无法运转。打击在“放开搞活”幌子下行政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易、大肆“寻租”等问题。使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行业和产业部门、不同经济区域之间规则统一、待遇相同、机会均等，使经济运行规则和政府的管理行为真正规范化。
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它是由物质方面向精神文化乃至伦理道德层面扩展的社会状态。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必须相互适应，两者的关系犹如自行车中的两个轮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平等政府法律
[论文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道德，法律和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方式。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前提是市场主体的平等。平等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参考文献
[1]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律主体的重新架构[J]，刘继峰，当代法学，199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纵观历史，我们容易看出，资产评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越发展，评估越重要；资产评估行业越发展，经济活动就越加规范有序和充满活力。资产评估与市场经济有因有果，相互促进。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迅速，各国经济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频繁。在这种背景下，资产评估行业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1.1服务经济发展，扩大国际交流，全面开创资产评估行业发展新局面①资产评估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资产评估行业在改革中产生，在改革中发展。随着市场发育的成熟和市场体制的完善，资产评估行业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评估范围继续拓展，从对原来的生产经营性企业的资产评估，扩展到资源型资产、金融资产、公共资产等领域的评估；评估方法不断改革和创新，从单一的成本法发展到以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和价值类型相匹配的多种评估方法。②中国政府积极培育并推动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世界的繁荣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勇于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中国和世界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道路才会更加宽广。需要我们携起手来，为了开创与中国评估界和谐发展、互利共赢和谐的新局面而共同努力。
1.2适应形势服务市场做规范职业的典范大中型资产评估机构决定着中国资产评估市场的质量，也决定着或者影响着中国上市公司和一些大中型企业在市场中的表现。大中型资产评估机构应该成为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应该成为深受社会尊重、享有诚信声誉的机构。需要在评估质量上下功夫；要加强机构内部管理，要树立品牌意识；要加大培养人才。我国应与国外的评估专家及名牌机构交流，建立一种广泛的联系，能够经常沟通，使我们的评估理念、方法、意识，使我们整个的人才素质能够和国际融为一体，这样才有可能使资产评估行业，做到无愧于市场经济。
1.3打造无愧于市场经济的资产评估行业通过努力，大大加快了评估立法的进程。作为一个行业，最基本的依据就是这个行业的法律。需尽快制定一部属于本行业的法律。评估准则建设，不断拓展资产业务领域以及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都将是我们打造资产评估行业所需要努力的方向。在从事资产评估、财务工作和会计工作时，应该认真地去研究那种不完全成本下的状况，将来要在这个领域里使企业的成本内部化。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改变。应该认真研究中国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资产评估的地位和作用。
2资产评估在市场经济下的作用和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由单一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因此，就要加快本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深化改革；要坚定对外开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型经济。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资产评估的发展。因此，在改革开放中，资产评估是必不可少的。
2.1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资产评估在以下几点中体现其作用①有力地引导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在经济转型中，中国资产评估行业为国有企业的改制、兼并、拍卖、重组、破产、担保等涉及产权变动的经济活动提供了相关的价值鉴证服务，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②坚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政府推进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按照中国政府的相关规定，企业在改制上市前，需要对其全部资产进行评估，以评估后的净资产额作为老股东的投股依据。③有利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和谐发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资产评估行业踊跃的为各种经济成份提供评估和其他咨询服务的平台，有效地保障了各类企业的合法权利。④保障了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规定商品的交易特别是资产的交易一定要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基本符合它的内在价值。资产评估正是以中介的身份为交易的双方提出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咨询意见，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因此，维护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⑤加快了高新科技成果的转化。通过对专利、专有技术、商标、计算机软件等相关无形资产的评估，保护了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加快了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⑥有助于支持中国的对外开放。通过对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建立、境外投资及其各种设备的进出口业务中相关资产的评估，维护了各类资产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促进了经济合作。中国经济先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变，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因此中国资产评估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带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痕迹。二是资产评估的方法和准则体系正在完善中。
2.2资产评估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一步一步的建立，在经济、金融、财政、外贸等领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使投资建设的政策、环境条件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①资产评估是建立市场体系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市场经济下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通过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利用价值规律经营，出现了适者生存的局面。②资产评估是资产保值价值、巩固经济基础的必要条件。一按大幅度低于现值的账面原值提取折旧。二由于折旧额高于实际提取的折旧额，反映到产品成本的物化劳动费就失实严重，造成企业利润虚增。三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流动资产的价格飞速上涨，如果仍按原始成本计算，造成利润不实。③资产评估是理顺产权关系，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的基础。保障国有资产完整不使其流失，确定产权关系。因为历史和认识的因素，我国产权关系比较迷糊，这非常不利于资产优化配置。④加强国有资产评估是保护所有者、经营者和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发展，出现联合经营、承包经营、企业兼并及股份经营等形式，完善和深化企业改革，需要明白企业资产的准确数量和现实价值。所以，必须进行资产评估。
3结论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关键词:典型市辖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因子分析法;广西
市辖区是县级行政单位,是城市化进程中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地级市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市辖区经济在广西经济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对广西县域经济发展起带头示范作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广西市辖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得到了一定提高,但总体竞争能力不强本文选取广西13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的典型市辖区(包括防城港市防城区,钦州市钦南区钦北区,贵港市港北区港南区覃塘区,玉林市玉州区福绵区,百色市右江区,河池市金城江区,贺州市八步区,来宾市兴宾区,崇左市江州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各市辖区的经济竞争力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广西市辖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和思路
1广西市辖区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1构建的基本原则
(1)实事求是的原则市辖区是广西重要的县域经济发展区域,其经济的发展具有本身的独特性,因此,设计时要因地制宜,要考虑区域自然区位条件及其发展的实际情况
(2)系统全面的原则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市辖区的综合竞争力,指标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企业状况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选取,概括和衡量市辖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3)适用统一的原则即从现行统计报表制度出发,选择能采集可比较的评价指标,要求口径统一,方便对比[1]
1.2指标体系的设计
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包括3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目标层,包含1个指标即综合竞争力总得分第二层次为要素层,包含4个指标,每个要素指标又包含多个基础指标,构成基本指标层具体4个要素层及基本指标层构成情况如下:
(1)经济发展力:包含地区生产总值(X1)人均地方财政收入(X2)人GDP(X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4)农民人均纯收入(X5)城市化水平(X6)非国有经济比重(X7)GDP增长率(X8)人均储蓄存款(X9)共9项指标
(2)政府能动力:包含财政收入/GDP(X10)1项指标
(3)产业结构力:非农产业比重(X11)工业总产值(X12)共2项指标
(4)企业竞争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X13)规模工业企业结构(X14)外商投资比重(X15)共5项指标
2广西市辖区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方法分析
2.1因子分析方法
因子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找出能控制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去描述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少数几个随机变量是不可观测的,称为因子然后根据相关性的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2]
本文选用15个评价指标,根据《广西统计年鉴2006》,利用SPSS11.0统计软件对广西13个典型市辖区经济竞争力评价的因子分析,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原始数据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第二步,建立指标间的相关系数阵R,求R的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
第三步,建立因子载荷阵由于一般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并不满足“简单结构原则”,各因子的典型代表变量并不突出,意义也不明确,所以要使因子更易于解释,就要将因子载荷阵实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可得正交因子表[3]
第四步,提取两个主成分,变量比重分别为48.316%和35.537%,其累计贡献率达83.943%,说明2个因子能概括绝大部分信息由正交因子表,可以看出第一因子对X2X3X5X6X9X11X13X14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并将它定义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个因子对X1X4X7X8X10X12X15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并定义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因子
第五步,计算因子得分因子变量确定以后,对每一样本数据,它们在不同因子上的具体数据值,就是因子得分根据回归算法计算出来的因子得分函数的系数,即因子得分矩阵根据这个矩阵可以得到下面的F1和F2因子得分函数:
F1=0.051X1+0.138X2+0.085X3-0.076X4+0.127X5+0.139X6+0.022X7-0.016X8+0.144X9+0.101X10+0.116X11+0.069X12+0.124X13+0.092X14-0.027X15
F2=0.141X1-0.036X2+0.096X3+0.174X4-0.023X5+0.083X6-0.121X7+0.178X8-0.068X9-0.143X10+0.042X11+0.121X12-0.019X13+0.075X14+0.184X15
第六步,综合判断为了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需要对各市辖区在2个因子上的得分以及因子的贡献率加权求和得到综合得分值Y,即:
Y=(48.316F1+35.537F2)/83.943
最后,按照级差标准化模型,将综合得分Y转化为标准分F:
经计算并按标准分F排序,可得广西13个典型市辖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见表1):
2.2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方法的思想是在不知研究的一批样本应该分为几类的情况下,依据各样本自身的特点,通过定量测算各样本之间的相似程度和亲疏关系,将性质比较相似综合差异比较小的样本分别聚合成类,而将性质相似性比较小综合差异比较大的样本区分为不同的类,从而将整个研究对象分成若干类[4]本文选用欧氏距离来度量类与类之间的相似程度,以标准分作为依据进行聚类分析,把广西13个典型市辖区的经济竞争力分为3类,并结合实际情况选取各类型6个经济指标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分析(见表1表2):
第一类:得分在0.7-1.0之间,包括玉州区右江区和金城江区,这3个区的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较强,基础设施与招商引资的环境较好,人力资源丰富,二三产业比较发达,经济发展活力较大,但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城乡差距过大
第二类:得分在0.3-0.5之间,包括钦南区江州区八步区兴宾区港北区,这5个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但经济综合竞争能力一般
第三类:得分在0.3以下,包括防城区钦北区福绵区覃塘区港南区,这5个区的二三产业发展不足,城乡结构与产业构成不合理,开发程度偏低,人力资源条件和基础设施有待改善,综合竞争力较弱
总的说来,广西13个典型市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综合竞争力差异不是特别悬殊,但相对于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县市来说,总体竞争能力不强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战略与政策时充分考虑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具体质量,根据其具体的地理位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广泛的区域合作,增强市辖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对整个广西县域经济发展起带头示范及拉动作用
3提高广西市辖区经济竞争力的对策与建议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对壮大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是一次新的重大机遇市辖区作为各个地级市的经济中心,必须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发展,率先发展,为实现广西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3.1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3.1.1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新跨越,把农业产业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农业产业化即集约经营专业经营规模经营加工增值之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3.1.2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在稳定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按照因地制宜和“自愿有偿合法有序”的基本原则,逐步推广土地集中连片市场流转制度,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3.1.3创新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要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形成集产销贸工农为一体的链式产业群体;培育农产品市场,特别是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区域专业化生产和产销一体化经营;从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和产品入手,多种经营起步,形成区域性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5]
3.2加快城镇化建设,增强城镇的经济辐射功能
3.2.1积极探索城镇化发展的模式通过发挥城镇对郊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把城镇中的第二三产业向郊区转移;通过改善原有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立和培育市场,壮大其经济实力,吸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居住;通过利用区位和资源优势,开发港口资源旅游区经济开发区等,兴办工商业项目,形成新的高起点的现代城镇,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3.2.2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机制运用市场机制,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投资体制,逐步建立国家集体企业个人或独资合资合作等多层次多形式的投融资体制,注意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参与城镇化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走出一条在政府指导下主要依靠社会资金建设城镇的路子
3.2.3大力发展城镇经济政府要综合运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和扶持更多的企业到城镇安家落户;要搞好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引导乡镇企业推进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要依据当地优势和特色,发展集贸市场和专业商品批发市场;要充分利用风景名胜及人文景观,发展观光旅游业,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3.3坚持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导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3.3.1转变政府职能,服务民营经济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转变观念,锐意改革,服务优质,支持各类人才进入民营经济,鼓励民营经济向外向型科技型集团化发展,实现软环境硬环境同步改善,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使之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吸纳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繁荣市场的主体成分,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3.3.2努力打造民营龙头企业要依托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优势资本融合优势和政策优势,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和引进一大批市场潜力大核心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好的重点民营企业,从多方面给予扶持,培育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产业关联活跃市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6]
3.4以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为中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3.4.1以特色资源支撑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必须同区域特色资源开发相结合,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深加工引导种植业特色化市场化,建立“一区一色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经济体系;将乡镇工业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紧密结合起来,加大乡镇工业投入,培育规模经济,壮大新型工业化的区域基础
3.4.2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总量增长壮大区域经济总量,按照区域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全面推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4.3以招商引资促进工业化积极招商引资,内引外联,以此弥补区域资源技术资金的不足,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开创空间;通过扩大开放,把当地土地劳动力资源电价及旅游配套加工等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城市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和发展地方经济的优势,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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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才、组织流程、客户关系、学习成长等无形资产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资源已被企业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引进平衡记分卡，至今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效果如何，笔者进行了认真分析。
关键词：平衡记分卡企业绩效管理实感应用
1992年，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卡普兰(RobertS•Kaplan)教授和波士顿资讯公司的咨询顾问诺顿(DavidP•Norton)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文章《平衡记分卡――驱动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一种“兼顾长短期目标、财务和非财务指标、滞后和先行指标以及外部和内部绩效”的新型绩效衡量方法，这就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之一——平衡记分卡(简称BSC)。如今，在经历了十余年的竞争环境和管理实践的巨大变革之后，BSC仍然保持着创新的活力，并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得到了应用。截止200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70%以上的使用了平衡记分卡，并取得了成功。其中著名的例子有美孚石油，可口可乐公司。我国企业也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尝试实践平衡记分卡。
一、平衡记分卡产生的原因及背景
卡普兰和波士顿指出“传统的财务业绩考核方法在工业时代备受欢迎，但是今天有些落后了。”纯粹由财务指标构成的传统的绩效评价体系在工业经济时代曾经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那个时代，企业在经营上的成功主要依赖于规模效应所带来的利润；实物资产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引导其他类型资产的配置，资本回报率等综合性财务衡量指标，既能引导公司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又能监督各经营部门使用资金和实物资产，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所以，在当时财务指标体系能够较综合、全面、系统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和市场竞争状况，符合经营者决策和管理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社会逐步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知识经济的时代。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内部经营条件和外部经营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所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充满变化的操作环境：同类产品商家之间的激烈竞争、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客户需求的多样化、产业链上下游的新型关系都需要企业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实物资产对于公司的相对重要性已经远远降低，它们仅仅是公司经营的必要条件，诸如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无形资产已成为企业创新的源泉，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公司成功的充分条件。而此时，传统的财务衡量方法无法评价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需要一种新的评价模式去评价其拥有的无形资产，平衡记分卡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二、平衡记分卡的原理及结构
平衡记分卡最初是以一种绩效评价工具出现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它在管理和实施战略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作为企业创新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无疑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冲锋陷阵的关键资源。因此，如何开发和利用企业的无形资产已经成为企业重要的战略议题。而平衡记分卡在开发企业无形资产方面有其特有的优势。
平衡记分卡的基本原理是：根据组织战略从财务(Financial)、客户(Customer)、内部流程(Internalprocess)、学习与成长(Learing&growth)四个维度定义企业组织的绩效目标；每个维度又包括战略目标、绩效指标、测量指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需的行动方案。平衡记分卡保留了传统上衡量过去绩效的财务指标，同时兼顾了促成财务目标的绩效因素的衡量；在支持企业追求业绩之余，也监督企业的行为、兼顾了学习与成长，并且通过一连串的由组织战略驱动的互为因果关系的关键绩效指标(简称KPI)，把产出和绩效驱动因素联系起来，把复杂、笼统的战略转化为可操作的关键流程。它的四个方面的评价维度使一系列的平衡得以建立，这就是财务与非财务衡量方法之间的平衡；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平衡；外部与内部的平衡；结果和过程的平衡；管理业绩和经营业绩的平衡，硬的客观目标和软的主观目标的平衡等多个方面。
平衡记分卡的创始人在1996年发表了一本名为《平衡记分卡：一种革命性的评估和管理系统》(TheBalancedScorecard：TranslatingStrategyIntoAction)的书，书中强调平衡记分卡是一个管理系统。传统的业绩评价指标财务指标作为这个管理系统中的结果性指标(即滞后性指标)，是由客户、内部流程、学习成长这三个方面的过程性指标(又称驱动性指标)推动达成的。任何经济时代，企业追求资产回报最大化的本质没有改变，财务目标作为企业的最终目标的地位就不会改变。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单纯的关注财务指标已经不再适合企业的发展与创新，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制定适合企业特点的长远战略，但是，不是所有的长期战略都能很快产生短期的财务盈利的，而是通过各方面的过程性指标在因果关系的驱动下完成的。因此，在强调财务性指标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样关注非财务性指标的平衡发展，从而形成一种多维的战略管理系统。下面我们就从平衡记分卡的四个方面维度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其组成结构。
财务维度：其目标是解决“股东如何看待我们?”这一类问题。让企业管理者明确他们的努力是否对企业的经济收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因此财务方面是其他三个方面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于不同的企业，财务考核指标因其所处企业生命周期、市场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客户维度：其目标是解决“顾客如何看待我们?”"这一类问题。通过顾客的眼睛来看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从时间(交货周期)、质量、服务和成本几个方面关注市场份额以及顾客的需求和满意程度。客户方面体现了企业对外界变化的反映。
内部流程维度：其目标是解决“我们擅长什么?”这一类问题，报告企业内部效率，关注能提升企业经营水平的关键流程，特别是对顾客满意度有重要影响的企业过程。内部过程是企业改善其经营业绩的重点。
学习和成长维度：其目标是解决“我们是在进步吗?”这一类问题，将注意力引向企业未来成功的基础，涉及人员、信息系统和市场创新等问题。它是平衡记分卡其他三个方面宏大目标的基础，是驱使其获得卓越成果的动力。
三、平衡记分卡在我国企业实践中的问题
以战略为逻辑起点和核心的平衡记分卡有利于实施企业的发展战略，并帮助企业明确战略方向、监督和管理战略实施，最终实现战略目标。我国企业很早就在尝试着实践平衡记分卡，其中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如中外运—敦豪公司和万科房地产公司。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企业实施平衡记分卡的效果不显著，甚至失败了。研究发现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平衡记分卡价值的认识不足
在很多企业里平衡记分卡仅仅被当作是一种绩效考核的工具，或者是绩效管理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战略管理的工具。所以，制定实施平衡记分卡大多是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而不是公司的最高层。平衡记分卡的指标是一系列内部逻辑相关的评价公司各个方面绩效的指标，它的逻辑起点是公司战略。因为公司战略是最高层制定的，只有公司的高层才能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下达指令。所以，如果让人力资源部门去制定和执行平衡记分卡，由于人力资源部门对企业的战略的理解较公司高层要大打折扣，同时也难以正确的选择评价指标，所以，由人力资源部门实施平衡记分卡，其结果可能偏离企业的战略目标，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2.企业的远景、目标和战略不清晰
许多企业缺乏符合组织发展的战略，战略目标不清晰，或者战略目标的指定缺乏依据，脱离企业实际。当企业没有战略目标或者战略目标不清晰时，就没有办法根据战略目标来进行指标分解，此时应用平衡记分卡，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脱离企业实际，经验式的战略本来就是不能实现的，围绕这样的战略应用平衡记分卡，效果可想而知。
3.非财务性指标难以量化
卡普兰和诺顿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Ifyoucan’tmeasureit，youcan’tmanageit.”(若您无法衡量企业经营绩效，您便无法有效管理企业)在企业管理中，没有计量就没有真正的管理。因为只有通过计量才能有效实施控制并克服业绩评价的主观随意性，使其在客观公正的状态下进行。在平衡记分卡中，客户、经营过程、学习和成长方面的指标大多为非财务的指标，指标计量属性的选择、计量标准的确定大多依据统计的方法，信息收集处理的成本较高，此外有些主观性较强的指标如员工受激励程度、客户满意程度等一般不容易量化。
4.企业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不支持平衡记分卡的应用
在使用平衡记分卡的一些组织中，其组织架构存在问题。如权责不清，沟通不畅，定位不准，甚至部门之间职责重叠或出现“真空”地带。在权责不清，定位不准的情况下，要想为一个部门设定指标并去评价这些指标的实现情况，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另外，还有的企业业务流程存在问题，比如流程管理部门具备的功能不完全，管理脱节等。前面已经提到，平衡记分卡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不同维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前后指标的逻辑连贯性。流程不连贯，无疑会加大平衡记分卡的实施难度。
5.企业内部对平衡记分卡的宣传、沟通和培训不够
很多企业之所以不能使较好的使用平衡记分卡，是因为对平衡记分卡的认识不充分。平衡记分卡是实施战略的工具，需要全体员工的参与，并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只有通过对包括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以及普通员工在内的所有人员进行有效的宣传、沟通和培训才能让他们充分了解和正确认识平衡记分卡的重要性。由于平衡记分卡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执行业绩的评价，因此不同组织层次和部门也不能单纯的只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平衡记分卡，这样容易造成理解片面、观点狭义，甚至在执行时产生纠纷。
平衡记分卡的应用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不同的企业面临不同的竞争环境，需要不同的战略，进而设定不同的目标。每个企业在运用平衡记分卡时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指标体系。正如卡普兰和诺顿所言，“平衡记分卡不是一块适用于所有企业或整个行业的模板。不同的市场地位、产品战略和竞争环境，要求有不同的平衡记分卡。各单位应当设计出各有特点的平衡记分卡，以便使之与自己的使命、战略、技术和文化相符。”我们要在探索平衡记分卡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它，才能使它更好地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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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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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质的区别,但它毕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必然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所以市场经济中影响公平的各种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会发挥作用。
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机制的运作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出现了百姓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造成较为普遍的不公平感。由于传统体制及信用观念的惯性作用，不少国有、集体企业仍把从银行借款及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当做“国家资金”使用，政府部门仍然热衷于干预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而且都不愿或不必对借贷资金的偿还承担严肃的责任。这时市场的发展对平等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作重要讲话时，把平等提得很高，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公平的位置。他说：“要在继续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在市场经济如果谈不到平等经济活动就无法健康发展。
二、制约市场经济平等发展的原因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同样存在,并会导致分配上的差距。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同样是无情的。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生产者,由于资金、技术、质量、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其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的状况必然是不同的,因而所得利润、可供分配的个人消费品都不可能相同,有时差距还十分巨大。
2．当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竞争机会平等的机制,真正做到竞争活动的参与、竞争规则的公正、竞争过程的透明、竞争结果的有效。作为市场主体的不同企业在市场中法律地位不平等,权利义务不一样。我国目前的企业立法首先有涉外、国内之分,其次有不同所有制之别。与此相配合,则是在人、财、物生产要素的配置上和产、供、销安排的待遇上的区别对待。从而造就不同等级企业在竞争起点,待遇和机会上的不平等。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建立平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艰巨。
3．政府部门过多强调行政管理,滋生了行政权力的膨胀和滥用。行政权力的随意干涉,造成了部门、行业分割和地区封锁。各部门、各行业唯我独尊,利用权力资源对市场实行封锁和垄断,剥夺了非本部门、本行业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制造了本部门、本行业经营者与非本部门、本行业经营者经济条件的不相同,严重损害了公平竞争。[1]
三、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公平竞争的对策研究
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承认市场主体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独立平等的地位。自由平等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它必然要求市场竞争的前提、过程和结果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公平原则,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平等性。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大变革时代,应当摒弃传统的狭隘平等观念,树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观点,即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如果要正常运行,就必须保证交换者的平等地位,交换行为的意志自由,以及交换的等价性[2],使全社会造成一种普遍的机会平等的气氛。具体说来,理解下面几点是特别重要的
1．从市场经济的前提来看,当资源参与市场的分配,那么谁占有的资源越多,所获分配也必然越多,从而与他人形成一定的差距。如不同地区拥有的不同自然资源、政策资源,不同分工形成的不同的智力资源、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的不同的机会资源、企业主与雇工拥有的不同的资本资源等等,参与分配时得都会形成较大的差距。所以首先要解决不同市场主体所占有资源的不同会导致分配结果的差距问题。
2．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基础上的，需要法律和制度作保障。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最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变成了法律。”[3]环境公平是市场机制顺利运行的条件，是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保证。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新所说：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4]
3．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革的方式进行的。这就是说,它不是在政权发生更迭的条件下急速地进行,而是在原有的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逐步实现。政府通过制定法令、制度、标准等形式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确保市场交易的效率与公正性。但转型时期的政府既必须保持相当大的权力,又必须高度重视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改革或假借改革之名谋取私利的行为。[5]避免指政府部门始终以“超人”自居。强调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要求政府职能转换,政府部门是为企业和全体公民服务的“仆人”并非无它经济就无法运转。打击在“放开搞活”幌子下行政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易、大肆“寻租”等问题。使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行业和产业部门、不同经济区域之间规则统一、待遇相同、机会均等，使经济运行规则和政府的管理行为真正规范化。
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它是由物质方面向精神文化乃至伦理道德层面扩展的社会状态。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必须相互适应，两者的关系犹如自行车中的两个轮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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