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教育行政管理的现状分析
要想促进教育行政管理，必须深入分析发展现状，才能针对性的提高创新性。对我国部分学校教育行政管理现状调查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行政权力实际不受限制，挤占学术权力现象严重。学校的有些学术活动由于没有行政权力的支持，难以正常进行，教育过程中教师的正常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一些普遍的必要性学术活动受到限制，学术专家的合理建议没有获得采纳等现象，总的来说，就是教育行政管理糜烂，行政管理机构膨胀，行政管理服务意识不足。同时，管理观念落后，不少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方法依然沿用以往的老办法，规范性和法制化建设明显不足，这样的现象直接导致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不得人心，管理水平得不到创新提高。其次，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复杂，不仅有专职教师，还有专门的行政管理人员，又有教学科研“双肩挑”的教师。在这样的环境下，教育行政管理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无论是资金、物资还是人才方面都必须把握好，不然就会直接影响管理质量，而当前的学校教育行政管理在这方面确实有待提高。最后，行政管理人员素质偏低。从某种程度来说，教育行政管理是辅的工作，在学校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过程中，行政管理人员没有经历过专业的管理知识培训，学校对行政人员的培养也采取放羊式的管理方式，没有提供有效的职业培训，导致学校教育行政管理总体质量不高。
二、教育行政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一）更新教育行政管理观念
“创新是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而创新的管理观念是行政管理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教育行政管理要想实现创新，必须更新管理观念，立足于学校，并面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竞争需要以及新时期下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教育行政管理者必须转变落后的观念，比如重岗位、轻职位，重权力、轻能力，重机关、轻服务等陈旧观念，把握当前社会发展规律，合理利用先进的管理制度和观念，完善教育行政管理机制。例如，学校教育行政管理者必须更新现代服务意识，协调好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按制度处理管理事项，并积极引入新型的计算机软件，创新管理观念和管理手段，提高教育行政管理的效率，促进其快速的发展。
（二）找准教育行政管理定位
学校的发展是一个功能系统，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只是其中一个子系统，必须找准其中的定位所在，基于此创新管理方法，充分发挥行政管理在学校功能系统的位置作用。学校的系统包括：教学岗位、科研岗位、行政管理岗位等，无论是哪种岗位都有严格的界定和独特的管理方法。所以必须知道自己需要干什么，不能越俎代庖，创新行政管理方法，这样才能使得每个岗位共同协作、分工明确，促进学校整体发展。因此，教育行政管理创新必须找准岗位定位，创新管理方法，结合学校的发展提出有效的行政管理方法。例如，对于有些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可以实行柔性化管理，采取民主管理，让师生都参与起来，通过这样的主人翁意识和决策，能够提高教育行政管理的正确性，推行决策措施的有效运行。
（三）提高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
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会直接影响管理质量，行政人员的素质水平会局限着管理创新性发展。因此，必须重视对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和提高。优化管理队伍建设，从而提高教育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例如，学校可以直接在招聘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上严格把关，遵守一定的招聘条件，提高所招聘管理人员的高素质。同时，必须重视在日常工作中对管理人员的继续教育，提高在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为教育行政管理创新提供人才支持。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教育行政管理是学校发展的重要部分,在学校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行政管理的质量必须给予极大的重视，必须保持与明确和学校各项工作的分工，不断改革和创新教育行政管理。目前教育行政管理现状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严重制约着行政管理的进步，必须深刻认识到创新对于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性，积极研究有效的创新措施，促进教育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进而促进整个学校的蓬勃发展。
作者:王春霞 单位:松原市教育考试院
参考文献：
［1］吴悦.浅谈新形势下的教育行政管理创新.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6.18
反观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百年历程，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军政势力控制之下。无论是北洋大学堂还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最早的近代大学都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民国时期尽管被认为是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可学术力量依旧在军阀混战、风雨飘摇中显得势单力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推行高等教育“苏联模式”，其最大的特色是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严密控制。尽管后来这种“铁腕”的苏联模式得到摒弃，但是它对强化中国政府控制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作用不可小窥。纵观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似乎并未有过传统的自治，因此也就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自治的传统。直至今日，“行政对学术的过渡干预”，“高等教育行政化倾向”依旧是讨论的焦点领域。高等教育对行政权力的依赖自古有之，行政依赖即人们对行政权力、行政机构、行政公务人员及行政行为的过度的和非分的依赖感，以及与之相应的对自身独立的自我意志、自我组织和自我活动能力等的严重缺乏和极度不自信[4]。由此可见，行政依赖的内涵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行政权力的过分依赖，另一方面是自我角色的缺失。历史上，中国长期推行“人治”，地方官员也被称为“父母官”，百姓们事无巨细都要由官员操办，人们的衣食住行均与行政权力息息相关，人治下的治理取决于长官的意志，是非曲直皆由长官评说，官员的治理往往具有极强的随意性，缺乏一般规则和统一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人情大于法制，极易产生决策武断和暗箱操作的可能。长期的人治历史使得人们不得不依赖行政，依附官员。在几千年封建宗法的控制下，人的个性、自我意识以及独立意识都遭到了扼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唯书唯上的服从意识，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也都无疑加剧了对行政的过分依赖。除却传统文化的影响，教育行政权力过大和资源的高度集中以及分配不均都是产生教育行政依赖的重要因素。教育行政权力过大，管的过多过细，导致行政权力对高校的过分干预，行政权力的高高在上使得高等教育产生了所谓的“行政依赖倾向”。由于我国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资源有限，且有限的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的教育行政机构手中，导致了高校的行政依赖倾向更多的表现为高校及其学术人员对行政部门的资源依赖。根据美国学者菲佛的资源依赖理论，主体想要实现对某一组织的控制，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主体要占用一些资源；第二，主体占有的资源对组织来说非常重要；第三，主体对资源的专有程度；第四，主体对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权；第五，主体让组织明白其偏好的能力；第六，主体对组织自主决策和行动的控制力；第七，主体了解组织行为的能力[5]。我国的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之间，以及高校中的行政人员和学术人员之间基本满足了上述的各个条件，资源和权力的过度集中使得很多高校为了“好办事”不得不依赖行政权力，产生了类似于迷信大权威，“抱粗腿”，要求特殊政策，借用领导权威推行工作等等一系列怪象。
二、教育行政权应该遵守的原则
有病就要医，治疗高等教育行政依赖的顽疾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的讨伐，而是要从根本上给行政权力划定一个界限。中共中央总书记在2013年1月22日中纪委全会上曾强调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6]。这种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提法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同国人几千年受权力压制的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此，许多学者和专家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以大政府小政府论最为引人注目（“大与小”在这里指的是规模、强度等概念）。有学者认为，“关于中国政府规模的政策考量标准既不在于天然不合理的‘大政府’，也不在于明显不现实的‘小政府’，而在于‘适度’的政府。”[7]邓小平同志就曾经说过：“我们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要解决这一问题，单纯的大小政府和强弱政府论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政府部门若能得到精简固然很好，但有可能出现“小政府、大权力”，加剧权力的集中。弱化政府职能，降低政府管理力度也并不能一劳永逸，行政职能既有该弱化的，同时也有该强化的，不仅如此，有些职能在某一段时间内应该强化，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就该弱化。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有给政府行政权力划定一个科学合理的界限，规定什么应该管什么不该管，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教育行政权力作为行政权力的一个分支，同样面临对高等教育机构管得过宽过细的问题。由于法制不完善、教育行政体制缺陷以及公众参与决策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教育行政权力很容易越界，所以，明晰教育行政权力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让教育行政权力科学运作，就成为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关键。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根据依法行政的基本原理，行使行政权需要遵守两大基本原则：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合法性原则是指所有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并执行行政法律的规定。行政合理性原则指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行为，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也就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要做到合情、合理、恰当和适度。教育行政权作为国家行政权的一部分，同样需要遵守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这两大基本原则。
三、教育行政权应该遵守的边界
（一）法律权利与救济的一般关系
法律权利是指社会主体享有的法律确认和保障的以某种正当利益为追求的行为自由。[1]而救济则是指社会主体有权通过一定途径和程序，解决权利冲突或纠纷，以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从而使其规范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牛津法律大词典》认为：“救济是纠正、矫正或改正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救济是一种纠正或减轻性质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可能的范围内矫正由法律关系中他方当事人违反义务行为造成的后果。”[2]从本质上看，救济也是一种权利，只不过救济是当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从法律上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给予解决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产生必须以原有的实体权利受到侵害为基础。从结果上看，救济是冲突或纠纷的解决，即通过救济的程序使原权利得以恢复或实现。显而易见，法律权利与救济之间存在着辨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就不存在救济，合法权利是救济存在的前提；反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根本不是法律上的权利。任何权利的真实享有不仅仅要看其实体、程序方面规定得如何，还要看其是否有完善的救济途径以保障权利的实现。在实践中，权利的实现不仅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客观条件，而且取决于是否有相关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法律不仅应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而对于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而言，一方面需要从立法上予以明确而系统的确认，另一方面，应完善相关的救济手段，具体而言，受教育权保护的基本手段包括教育申诉制度、教育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其它社会救济手段。（二）受教育权行政法救济的基本手段法律上对受教育权保护的规定只是对权利的认可，而受教育权人是否能够实际享有受教育权则取决于救济机制是否健全。如前所述，受教育权保护的基本救济手段包括教育申诉制度、教育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其它社会救济手段。笔者以下分别对此加以论述。1、教育申诉制度申诉是公民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申诉权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法律层面的申诉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涉及个人利益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原处理机关或上级机关或法定的其他专门机关声明不服，述说理由并申请复查和重新处理的行为。教育申诉制度，是指学生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向主管的行政机关申明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学生申诉制度。《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的权利。但是，《教育法》中只是十分简略地进行了规定，并没有法规或规章进行进一步的具体细化，因而本身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例如，没有设定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没有申诉时效的相关规定，以及对学生申诉的性质认识不清等等。而且《教育法》第42条也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形成一项专门的法定的救济制度。因此，《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虽然对维护学生的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构建方面的法律规定，在实施过程中有很大的弹性和随意性，因而不能有效地保护受教育权人的权益。因此，建立健全的教育申诉制度是当务之急。要建立专门性的教育申诉救济制度，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关于教育申诉的主体。根据《教育法》规定，申诉主体包括正规学校和非正规学校在校学习的学生，当然也包括被教育机构开除而就此提出申诉的学生，即，只要是认为自己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学生都可以依法提出申诉。其次，关于教育申诉的载体。结合《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应该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立专门的教育申诉机构。学生对于学校给予的处理决定以及其他损害其受教育权的行为不服的，向直接主管该学校的教育行政机关的专门申诉机构提起申诉。而对于教育行政机关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不服的，可直接向做出该行政行为的教育行政机关的专门申诉机构提起申诉。再其次，关于教育申诉的范围。申诉的范围因其受教育者的地位和《教育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赋予的权利以及教育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损害学生利益的行为的不同而不同。受到侵犯的权利应当是在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范围内的。但由于我国相关的教育法制日前尚不完善，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对学生的受教育权利的保障还很不充分，甚至一些正当的权利尚未被立法所涵盖。因此，在遵循权利法定的原则下，还应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的目的出发，将那些尚未在法定范围内的正当权利法定化。从《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来看，教育申诉的范围包括一切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不仅包括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具体包括学校给予学生的处分，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查看，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等，以及学生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受教育权的其他合法权益，这里的合法权益，不仅包括受教育权者在教育过程中享有的受教育权、升学权、公正评价权、隐私权、名誉权和荣誉权，而且还包括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且包括教育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的行为。再次，教育申诉中的时限。在现行教育法制中，受教育权者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在何时申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正义不仅应该被实现，而且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被实现，迟到的“正义”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因此，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申诉的期限，在此可以参照行政复议的相关规定，即，当学生认为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师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在知道处理决定60日内向有关申诉机构提出申诉。有关的申诉机构按照相关的期限对申诉予以受理和解决。最后，教育申诉的审理与决定。专门的申诉机关对申诉案件按照正当的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中可以适当引进听证制度，从而给予受教育权者充分的辩护的机会。
2、教育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做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原行政机关提出申诉、请求给予补救，由受理的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对发生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判明其是否合法、适当和责任的归属，并决定是否给予相对人以救济的法律制度。而教育行政复议是指受教育权人认为具有教育管理职能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做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做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并由受理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并做出复议决定的法律制度。相对来说，行政复议途径由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在制度上比教育申诉要完善一些，而且行政复议的成本低，灵活便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对于解决教育纠纷应该具有天然的优势。但由于高校因学术自治而拥有的自治权力（包括对学生进行管理的权力），从而使得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就教育行政复议的实践而言，尽管高校自治的权力并非不受任何的限制（若其不当行使，作为主管的行政部门有权进行干预），但是，一方面，由于法律规定的过于笼统，对行政机关与高校的权力分工以及权力机关对高校权力运作的监督缺乏具体的规范，从而使得在实践中教育行政复议的可操作性差，对高校基本上起不到约束作用。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将教育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并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规定为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教育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纠错机制，是受教育权救济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手段。但在实践中，教育行政复议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更大的办学自，从而使得教育行政复议只适用入学阶段和毕业阶段，而在学阶段则不适用行政复议。因此，在法律层面上明确教育行政复议的范围是解决目前教育行政复议困境的关键所在。就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行政复议法》和《教育法》的规定，完善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应该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明确教育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第一，教育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行为侵犯受教育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二，认为学校因非学术原因不予颁发学位证的行为以及实际剥夺受教育权人受教育机会的学籍管理的行为。在高等教育阶段，高校颁发学位证的职权源于《学位条例》的授权，对于学生学籍的管理则出自《教育法》的相关授权。因此，在学位授予以及学籍管理上，可以认定学校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因此，在实践中如果学生对学校因学生英语四级未过、违纪被处分以及其他非学术原因而拒绝颁发学位证的，以及开除学籍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第三，对于学校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应该受理的教育行政机关不予受理的，可以以此教育行政机关作为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其次，关于教育行政复议的自身定位。教育行政复议应设置成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前置程序，但应规定教育行政诉讼不是行政终局裁定。这不仅符合现代法治的“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有限的司法资源。3、教育行政诉讼制度对公民受教育权而言，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为权利设计平等的保护，同时也要求法院为权利平等地提供救济。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和最终途径。教育行政诉讼不仅是司法介入受教育权救济的具体手段，而且也是解决教育行政纠纷中最重要、最权威的一个环节。在目前的实践之中，教育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由于缺乏行政诉讼法律的明确规定，显得十分棘手，常常处于尴尬的窘境。争议的焦点就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因为此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因此，很多受教育权利受侵害事件，只能以受教育者权利受到侵害致使财产受到损失，转化为民事赔偿，最终使公民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往往既不符合行政诉讼要求，又与民事诉讼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使得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的诉讼以不在受理范围为由被驳回，结果得不到应有的司法救济。”[3]从以上可以看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新构建，主要应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受教育权是否具有可诉性。根据《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对于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情形，则分歧较大。因此，有必要对教育行政案件中这类案件的受理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这类案件主要涉及到学校的被告资格，即学校是否能够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学籍管理和非学术原因拒绝授予学位的行为，学校应该是适格的主体。其次，涉及受教育权案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所列举的受案范围虽然不包括公民受教育权，但《行政诉讼法》也没有将其作为排除条款列入第12条。因此，受教育权是否具有行政法上的可诉性完全取决于其他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教育法》第42条规定“对学校给子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则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对这一规定所指的可以提讼的“合法权益”，是否包括受教育权，特别是不服校纪处分的争议，能否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教育法》相关条文的法律解释，使之“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而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最后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的情形。因为法律解释的重要性是平衡利益关系，维护社会正义。而当某一法条含义不够明确，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时，立法者和司法机关必须向更易受到伤害的弱势一方倾斜。正如加里克利斯所言：“自然的正义和法律的正义不同。自然的正义是强者比弱者应得到更多的利益，而法律的正义是一种约定，是为了维护弱者的利益。”[4].
（1）关于教育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制约：立法者的法治意识，法院的能力和地位以及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及自我约束状况。[5]笔者建议，在对《教育法》的修改中，对于诸如降级、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并没有改变学生身份，没有限制其能够享有的包括学习权在内的权利的处理决定，应该规定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对于受教育权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处理决定，应该给予最终的司法救济。理由如下：首先，因为《教育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此类决定是终局裁决。其次，在知识经济的今天，给予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校纪处分，“不仅使受教育者痛失学历文凭，痛失优越的就业条件和收入的机会，而且被剥夺了追求知识、提升人生境界的权利，这事关教育资源的开发分享，事关社会的稳定”[6]，而且会使其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惨遭损害，这都事关受教育者的基本人权。使这类纠纷免于司法审查，不仅体现不出平等权的精神，而且也有悖于社会公正。再次，高等学校办学自不能免受司法审查。大学自治是从西方兴起的，但西方国家同样对教育进行必要管理和法律约束，许多国家均通过一系列的教育立法来建立完整的教育法制体系以保障教育的健康发展。有的西方学者指出：“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由西方兴起的大学自治的初衷是针对政府和教会的干预而言，并非针对司法。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高校自一方面难以落实，另一方面高校的自律又不够，学术腐败，财务腐败等事屡有发生。因此，大学自治的实现不能没有司法的保障，而这同时也是依法治教的要求。享有权力和承担责任历来都是相对等的，高校不能只要求对办学自的司法保护，从而排斥相应的司法审查。但是，正如前面的诸多论证，司法介入的范围只能是非学术的领域，一方面，学术的专业性不是法院的强项，另一方面，司法的介入也是以尊重学校的基本学术自由为前提的。4、受教育权救济的其它手段（1）教育调解制度调解是指由第三方居中协调，使矛盾的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从而解决争议的行为方式。调解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行政调解，二是司法调解，三是其他社会组织的调解。因为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通常情况下不是独立的调解制度，而是司法裁判和行政裁决或行政仲裁的前置程序，而民间调解是唯一独立的调解制度。所以，教育法律纠纷的调解，应该由中立的第三方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对相应的教育法律纠纷进行协商以解决矛盾的法律制度。在教育纠纷的调解中，要达到一个当事人都能满意的结果，调解机构就必须是独立和公正的，其行为也应当有一定的法律规范予以约束。因此，在有关调解的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独立而公正的调解机构以及如何制定合理合法的法律依据。在教育调解制度中，笔者建议建立一种专门的机构切实有效地解决教育纠纷，而《劳动法》中关于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组成可以供教育调解制度借鉴。在《劳动法》中，用人单位内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工会代表组成，其中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由此，教育调解制度中可以在学校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教育法律纠纷的调解委员会，该调解机构应当由教师代表、学校管理部门代表以及学生代表组成，由其制订自身的相关活动准则，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教育纠纷的调解应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持下，由调解委员会独立做出决定。调解的范围应为受教育权者认为学校给予的一切的侵害受教育权人的受教育权的行为，但重点应放在纪律处分等处理决定的纠纷解决上。由于此制度下的委员均来自于受教育者熟悉的环境之中，并可以对一切教育纠纷予以调解，不仅易于被受教育者接受，而且也具有高效公正的特点，同时也可以使教育管理者和受教育者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法律修养。（2）教育仲裁制度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裁判，以求得公正、合理、便捷解决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仲裁是一种便捷、公正、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专业性强、针对性强的特点，对化解特定纠纷具有天生的优越性。由于仲裁具有自治性，基于当事人自治原则，法院对仲裁一般不进行深度的干预（除非仲裁违反国家强行法的规定）。相对于以上几种解决教育纠纷的机制，仲裁不仅简便，迅捷，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仲裁具有准司法性以及高度的专业性使其具有很高的公正性。构建教育仲裁制度的关键在于仲裁组织的设立，因为受教育权兼有自由权和社会权的特点，现有的仲裁机构显然无法受理教育纠纷的相关案件。因此，必须建立独立的受理教育纠纷的仲裁组织和适用公正、中立的仲裁规则。教育仲裁制度的建立，首先要建立独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通过对英国的教育行政裁判所和仲裁机构、加拿大的教育上诉法庭以及印度的学院法庭等专门解决教育纠纷的机构的考察，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教育仲裁机构可以通过对《教育法》的修改，由政府设立独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其中，教育仲裁委员会应由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至四人和委员若干组成，仲裁委员会主任由政府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或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教育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应有高校教师和学生的代表。高校教师仲裁员按学科分类从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选聘具有中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学者，实行固定的任期制，学生代表则由高校学生会来推荐或自愿报名。[7]另外，教育仲裁规则应基本上同民间仲裁规则相近，以此来保证仲裁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而仲裁规则中的受案范围，可以进行广泛的规定，但教育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的主要优势应该是针对因学术权力而产生的纠纷，如学位论文、学业成绩等纠纷。总之，引入发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仲裁机制将是解决教育纠纷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也是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具体化的重要途径。注释：[1]卓泽渊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2][英]戴维斯·M·克：《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764页。[3]赵利：《当代教育科学论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载于《理论纵横》，2005年第20期。[4]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集》，商务印刷馆，1987年版，第30页。[5]温辉：《受教育权可诉性研究》，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
[6]宋立会：《论受教育权的可诉性》，载于《河北法学》，2004年第5期。[7]阮李全，王志，余晓梅：《高校教育纠纷与解决机制创新探究》，载于《宪法与行政法论坛》（1），文正邦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260—261页。
1）政府职能的公共政策化新公用管理通过提倡政府职能的公共政策化将政府从具体的事务管理中解脱出来。一方面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府因机构臃肿，体系交杂、庞大而导致的预算超支，和职能分工不明确，效率低下等顽疾。另一方面，还能根治权力集中而导致的和腐败滋生等。政府坚决严守公共政策制定的职能，运用公共政策来引导政府公共机构有效的承担公共管理的相关职能，以此将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政策职能分开。“政府的管理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3]这些措施自然会起到优化行政体制结构和减少开支、提高效率的目的。2）政府或其他行政机构逐渐放松了行政规划，而实施了明确的绩效目标新公共管理坚决反对过去公共行政偏重既定法律而轻视绩效测评的道路。主张放松行政规划，而加强对绩效目标的重视程度。即具体个人、组织的目标，并根据绩效目标来对完成情况来进行评估。极大地促进组织和个人由“规则驱动型”向“任务驱动型”角色的转换。使其管理之下的组织、个人更具使命感，而非原来的照章办事，进而使其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同时也更具效率。3）竞争机制的引入政府和其他行政机构将竞争机制的引入极大地促进了整个机构的工作热情和办事效率。传统意义上，私营企业处理并把持微观经济领域的问题，而政府来垄断公共服务事业。与此不同的是，新公共管理提倡将竞争机制广泛的引入行政体系中来，取消由政府来垄断公共服务，让更多的私营部门涉足到公共服务领域中来，由于这种竞争机制的引入，加大各部门服务的竞争，进而提高整体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除上述列举的几点之外“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容还包括很多，如：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只有顾客驱动的服务才能满足社会的不断地要求，提高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政府或其他行政管理机构应将私营机构的成功管理和服务经验广泛的引入到公共服务的工作中来；还有公务员不需保持中立等等。
二、由“新公共管理”看我国的教育行政体制改革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之间，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现行的行政教育体制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教育行政权力的结构分配关系不够明确。中央下放到地方政府的权力，各级政府与教育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以及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之间的权力配置都存在一定问题。“政出多门”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与此同时的相关的不良效应也由此产生，如职责不明，效率低下，互相推诿等，这些都影响着教育的高效高速发展.[3]与此同时，教育行政机构的人员的整体素质也有待于提高。同时，规章制度建设滞后和相关教育的法律法规建设的不完善也严重的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行政管理作为我国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既受我国行政体制发展的制约，同时也和我国的公共行政活动有很多相同之处。在当前各方面领域的改革都处在攻坚克难的历史时刻，通过引进西方新公用管理的理念，结合我国自身实际情况和需要，不断深化我国的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是未来我们行政体制发展的不二选择。1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分析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历史上，公共行政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引发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变迁。公共行政具有一些特点如：公共行政的主体是公共部门而不是私人组织或机构。其管理的对象时社会的公共事务，处理的问题涉及社会利益等诸多问题等。公用事务是公共行政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不仅限于政府的行政活动，教育作为公共部门中的一份子，公共事务中的一部分。参考和借鉴公共行政理论中的成熟有效的理论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内容也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教育行政管理也越来越显示其独立的特性，而不是像从前受制于政府或其他行政管理活动。因此只有不断地吸收借鉴其他优秀的管理理念，才能不断地适应教育在新时期的发展，并提高教育行政体系的管理效率。2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我国教育行政改革的启示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角度出发观察教育，会得到与政府机构改革类似的结论。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各国普遍重视提高效率的方法。鉴于我国教育行政工作的某些方面也存在着机构冗肿、职权不清、效率不高问题，我们应该从国家行政结构和教育行政结构的角度，结合教育行政体系中焦虑低下的具体情况和根本原因，参考和借鉴新公用管理运动中成熟、有效地手段大胆的应用在我国教育行政管理的工作中来，进而提高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效率。1）服务行政的理念有利于协调教育机构中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服务行政是新公用管理理论的重要观点，它被用于弥补官僚制度所造成的缺陷。官僚制度是管理行政下的制度。《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将其看作一种建立在权威和理性基础上的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它在法律的精确性、稳定性和严格性,在可靠性效率方面比其他组织更优越。[4]但经过长期的社会发展官僚体制的弊病日益暴露。在官僚体制的管理下，个人效用大过了，公共利益，政府效用，因为官僚本身即是该制度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其自利行为是导致该体制下行政效能低下的主要根源。而其自身的等级属性又导致了体制的反民主性，极大地限制了基层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这种弊端在我国的教育行政体系中广有体现，也是导致我国教育行政体系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将服务行政的理念引入，对教育领域来说，可以更加注重教师、学生、家庭和社会的需求。使其更加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更直接的服务于教育目的，达到校本管理。而在高等教育中则更利于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高等学校的一切活动和中心是学术，在官僚体系下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断地产生冲突，引入服务行政理念后，可以大大的弥补官僚体系的弊端，使行政管理活动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2）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教育服务质量采用私营部门的成功管理手段和竞争机制是新行政管理的重要理念。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虽然经过了几次大的变革，但由于受从前计划经济时管理经验和思维以及行政体制的影响，教育行政体制内仍存在行政权力泛化，导致管理效率低下。而引入竞争机制后，可以激发相关人员的危机意识，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和效率，对于整个教育行政体制行政权力范围机构之间的协调和运作带来积极地影响。3）引入绩效思想，提高教育行政管理效率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5],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在我国的教育行政体制结构中,无论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各教育部门的关系,还是教育部门与学校关系,新公共管理所主张的绩效管理都会以其强大的准则支持着教育行政部门的改革。教育行政领域引入绩效管理明确相关人员，相关部门的相关责任，精简冗肿的部门和机构，既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教育行政管理的工作效率，降低了体系运行的成本。
三、结束语
为了给行政许可档案的规范化管理提供良好的管理环境，我局设有条件好的档案专用库房、阅览室、档案工作人员办公室，符合“三分开”的管理要求。购置了符合规范的档案装备和设施，以及能够适应现代化管理工作需要的计算机、复印机、扫描仪、摄像机、刻录机等专用设备，为该类档案的管理、利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行政许可档案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局档案人员能自觉从思想上、行动上确保把档案安全放在首位，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把安全工作重点从事后处理转到事前防范上来。
二、加强业务建设
局行政许可科建立健全了档案人员岗位责任制、档案管理移交等制度，该科档案员注重从教育行政许可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移交等基础工作抓起，严格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和规范操作，以“零失误”为目标，坚持不懈地加强业务建设。首先，根据市行政审批中心和市法制办有关规定，局行政许可科档案员在平时就积极做好收集工作，确保教育行政许可档案的齐全完整、登记序号连续。具体的归档范围为：
（1）教育局在履行行政许可职责过程中产生形成并处理完毕的，具有保存查考价值的各类文件材料和申请者递交的申请材料、图表、照片等材料原件。
（2）教育局出具的受理（或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书面凭证、窗口承诺件通知书、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行政许可文书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等办理文书原件。
（3）教育局颁发的许可证复印件和存根原件。
（4）其他具有利用和保存价值的文件资料。
其次，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教育行政部门实施行政许可工作规则（试行）及相关文书的通知》规定：“实行行政许可档案管理制度。经办人员应当在作出许可决定后五日内将行政许可的全部材料按一事一档原则装订归档。”局行政许可科档案员在综合档案室档案员的指导下，在平时就及时将办理完毕的教育行政许可档案按一事一档的原则进行整理并装订归档。一个审查决定（包括申请审批的全套文件材料）组成一个档案卷盒，文件多的可组成多个档案卷盒。行政许可档案卷内文件以“件”为单位编制卷内文件目录并编件号和页号（已装订成册的可不编号）。一份完整的审查决定（审核意见）视为一件，一个检查评估报告为一件，一份考试或考核材料为一件，一份许可证为一件，一项设计为一件，一张图纸、照片各为一件。行政许可档案卷内文件排列顺序为：行政许可决定（批复与结论性文件）在前，各种许可证在前，申请材料在后；文字性申请材料在前，申请人所填的表格、图纸、照片（含文字说明）在后。行政许可档案整理完毕，应以每个具体行政许可事项为立档单位装入档案盒保存，档案盒规格采用国家档案局标准卷盒，统一由局综合档案室发放。再次，根据有关规定，局行政许可科档案员于每年年底前将全部已整理完毕的行政许可档案移交局综合档案室，并造具移交清册一式两份，一份存档，一份自留备查。局综合档案室在接收档案时严格把关，认真审查，对不完善的待完善后再移交。综合档案室在接收行政许可档案后再进行分类、保管、统计和提供利用，同时，将所有的教育行政许可档案扫描后保存为电子档案，再刻录成光盘备份保存。局行政许可科以外人员需查阅教育行政许可档案的，应经局领导同意后，办理查阅登记手续。由于行政许可电子档案查阅快速、方便，能极大地提高利用效率。
三、结语
我们知道现代行政管理教育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的，对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行政管理教育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较为详细论述国家行政管理的第一人,他博大精深的行政思想对新时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在国内外行政管理学理论与实践推动下，在统治区和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的一些高等院校也相继开设行政管理学，到新中国建立以前，许多院校也开设了行政学课程，并有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出国深造。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一些学者就开始了翻译和引进一些著名的行政管理学著作，这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科研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引进和翻译国外著作，中国的原创行政学著作也陆续问世。1935年由张金鉴编写的《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被称为中国第一本行政学专著。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了行政教育上的实践。1934年，在统治区由当时的国民政府设立名为“行政效率研究会”，专门从事行政管理问题研究，并出版了名为《行政效率》半月刊。还有一些体现学科相对独立形的学术团体———学会组织宣告成立。比如1943年春成立的“中国行政学会”，以及1944年夏成立的“中国行政学学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曾进行过一些实践上的尝试，比如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建立过行政学院，开设行政学课程。可是在当时那种动荡的时代背景下，行政管理教育在社会上很难产生广泛的影响，更别说造成学科研究的强势。所以总体上看当时的行政学教育仅仅处于初始阶段。
二、解放初期的行政管理
建国以后,我国的许多院校都曾有行政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新中国建立以后，几乎一切都在准备作新旧更替，真是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我国国情和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出发，对改善我国的国家行政管理状况作了巨大、艰苦的努力，积累了一定的行政管理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新中国的高等院校很快恢复上课，并且按照新的需要对课程设置实施了初步的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要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和前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等的影响，许多高等学校在院系调整和学科建设认识上存在问题，一些院系从原来的规模较大的大学分离和独立出来，而一些院系要么合并要么取消。其中各大院校取消了行政管理学的有关专业和课程，从而导致了该学科的研究和传播。行政学改名“行政组织与管理”后仅存在不到三年，即告中断。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迎来新政管理学的春天，不过这一中断一直持续了30年。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管理
（一）酝酿阶段(1982—1985)
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改革，当然也包括行政领域的改革。而政府行政领域的改革，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入发展，愈来愈处在突出地位，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是行政管理学的酝酿恢复和发展，从此政治学研究逐渐重新被重视起来。从1981至1984年期间：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次政府机构改革；举办行政学习班，为行政学的发展在全国培训了一批骨干力量；通过舆论唤起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对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极大热情；1984年“行政科学研讨会”的成功召开为全国恢复和重建行政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一股学习和研究行政管理学的热潮，不少大学和研究单位先后设置了行政管理学专业或开设了行政管理学课程，同时成立了一批行政管理干部学院，行政管理学甚至被视为我国几千万党政干部的必修课。
（二）恢复阶段(1986—1992)
恢复阶段是中国行政管理教育体系初步形成的阶段，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准备之后，从1986年开始中国行政管理教育进入了恢复和重建的阶段，总结此阶段行政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将其归结为两发面：一是恢复了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左倾”思潮等错误指导思想被迫停止的行政学，一些普通高等院校重新开设了行政管理学的相关专业和课程，健全本专科层次的行政管理教育，之又逐步建立了行政学硕士专业。二是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体系初步建立起来。1987年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公务员制度。该项决定无疑给中国刚刚恢复重建的行政管理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虽然在恢复时期的最后阶段然由于一些风波，原定公务员制度的推行计划被推迟，从而使得之后两三年的行政管理学教育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恢复的速度明显放慢。但是总的来说从1986年到了1992年经过6年多的恢复和重建，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已经初成体系。
（三）壮大阶段(1993—1999)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又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之所以称此阶段为行政教育发展的壮大阶段，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为其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这主要要归功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视察发表著名的“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会议的成功召开。中国在此期间对政府职能进行了重大调整,对政府机构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已被拖延几年的公务员制度。但同时九十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未来行政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四）转型阶段(1999—现在)
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既面临巨大的挑战又面临许多难得的机会。对于挑战这方面,首先来自与中国本身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的需要，也来自于新时期中国政府机构职能转变，还有来自于新时期经济社会的新特点。而对于机遇这方面，行政管理教育面临向多学科模式转型和高层次专业化等一系列难得的全新机遇。在同时面对挑战和机遇的关键时期,中国行政管理教育从此开始步入转型和发展的新阶段。
四、未来的机遇和挑战
有权力就要有救济，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应当成为我国教育法律纠纷救济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规定：“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接到学生书面申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应当对申诉人的问题给予处理并答复。”这就是二次申诉制度，学生有权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意见申请行政复议。可见，现行校生纠纷中行政复议制度立法模糊，难以充分保护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因而，进一步完善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行政复议是师生权利救济不可替代的手段高等学校内发生学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应回避这种冲突，而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解决这种冲突，以保障高等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目前由于二次申诉制度的法律性质不明确，导致大量的学生权利纠纷在经过二次申诉后仍然得不到有效解决，最终迫使学生不得不走上无限申诉的道路。这种无限申诉即使最终达到了权利恢复的目的，也因为其救济代价太高甚至这种代价超过因权利损害所受到的损失而完全失去救济的意义。申诉制度本身并非一种规范的纠纷解决模式。在这一制度模式下，由于对申诉处理机关的权力和责任界定不明确，因此申诉处理机关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在处理结果上往往选择对其有利的结果。例如在一级申诉中高等学校维持其处分决定的概率要大，而在二次申诉中教育主管部门即使认为高校的处分有失公正，也往往并不做出直接的决定，而是责成高校重新做出决定。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根本无法体现处理结果的公正性，自然也就无法达到解决冲突和纠纷的目的[3]。
2.教育行政复议制度是高等学校学术自由权的重要保障高等学校的自治权包括管理自与学术自由权两个方面，其中管理自是学术自由权的基础和保障，没有管理自，高等学校的学术自由权是无法实现的。从这一角度看，行政复议制度对管理自提供保障也就间接地为学术自由权提供了保护。学术自由权，就是国家依法承认和保护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任何人包括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都不得侵犯公民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4]。学术自由权可划分为学术研究自由权与学术评定自由权两个方面。学术研究自由权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权，学术研究自由权是人类知识发展与创新的一条必需的途径，各种学术观点的自由表达是学术发展和进步的必要前提，学术研究中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来逐步加以解决，因此，学术研究自由权是绝对排除外在干预的。学术评定自由权，是一种相对的自由权，对其评定对象而言相当于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就有滥用的可能性，因此就需要对这种权力施以某种方式的控制。为了尊重和保障这种自由权，对这种权力的控制就只能作用于其程序而非对其实体进行干预，例如对学术评定的标准、学术评定的裁量及学术评定的结果应当尊重高等学校的自，但对学术评定的法定人数、学术评定的表决方式等程序性问题是可以进行必要约束的，这也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必然要求。
3.完善教育行政复议制度是高等学校行政法律地位定位的必然要求高等学校所承担的教学管理及授权颁发学位证书等行为从性质上看应为行政行为，因此高等学校也应具有行政主体的性质。任何一种权力都存在滥用的可能，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十分必要。相对于外部监督而言，内部监督虽然存在监督力度和效果方面的缺陷，但这种监督也具有内部及时纠错、提高效率和保障权力运行的稳定性等方面的独特功能。关于行政复议的功能，学界一般认为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内部监督、权利救济与解决纠纷三个方面，且内部监督和权利救济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纠纷。站在行政相对人的角度来看，内部监督对其权利救济也是具有独特的价值的，这种内部救济具有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特点。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可以避免二次申诉流于形式，避免出现无限申诉的现象。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可以有效发挥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学校的内部监督功能。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教育主管部门负有对高等学校进行必要的监管的职能，及时处理发生在高等学校校园内的纠纷也是教育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落实教育行政复议制度有利于实现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的有效衔接。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实行一级复议制度，申诉人对复议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种制度安排既保障了行政复议制度功能的实现，又能有效防止无限申诉情况的出现，对学生救济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二、教育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
1.二次申诉转换为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法是我国有关行政复议制度的基本法，其他单行法律在引入行政复议制度时，并不需要对行政复议的程序性问题做出重复规定，而只需在单行法律中明确相关争议的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即可。行政复议属行政司法的范畴，是行政权吸收和运用某种司法权的体现，而司法权须遵循中立的原则，因此不宜由部门规章对其作出规定，因为部门规章往往不能完全排除行业利益的影响，寄希望于部门规章对其作出规定往往是不现实的，现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排除行政复议制度的适用即是明证。上述我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九项法律条文所设想的纠纷发生的类型与实践背离，因而该条文在实践中失去权利救济的功能。依据该条文规定，当事人只有在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保护其受教育权的申请，而教育主管部门不履行其法定职责的前提下，才可向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当学校未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时，学生权利损害尚未发生；而当学校已经做出处分决定时，权利损害已经成为事实，参照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保护的规定，学生应当何时申请权利保护呢？如果事后提出，则决定已经做出，权利损害已经发生，教育主管部门是不可能对其实施“保护”的；如果事前提出，则要求学生在“感觉到”学校即将对其做出处分决定而处分决定尚未实际做出的情况下即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保护，学生可以借教育主管部门之手来干涉高等学校对学生管理权的行使，这种申请不具有正当性；即使提出申请，教育主管部门拒绝这种缺乏正当性的保护申请，并不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范围。需要对《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做出修改，明确规定对于高等学校教育法律纠纷，教师和学生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学生申诉适用于校内而复议发生于校外，但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受教育权争议。考虑到这两种救济方式各有利弊，应当明确教育行政复议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将不服行政处分纳入行政复议范畴，使其真正成为高校学生维护自身权益的一条重要的法律救济途径[5]。做出这种规定不与高等学校的管理自发生冲突，原因即在于教育主管部门是教育系统内的管理机构，由该机构直接做出复议决定仍属广义的大学自治权的行使范畴，因此并未危及大学自治权本身。
2.行政复议的范围首先，学术自由权本身可划分为学术研究自由权与学术评定自由权两个方面。其中学术研究自由权应当强调法律保留；学术评定自由权的行政复议范围应当限于程序问题。具体来说，在高校管理中，有些行为是通过合议机关实施的，如教师职务的评定行为，主要是由独立设置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组织专家经过严格的合议程序实施的。对于评审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复议的重点应当放在审查专家结论有无充足的事实证据支持、是否违反常理及显属不当等方面。在审查高校管理中校方做出的处理决定时，虽然基于高校自治的考虑，但是，在程序审查上，行政复议应当享有完整的权力，依照法律、法规，乃至公立高校自行制定的规则，对校方做出的决定进行严格的程序审查。现代行政程序的设计，为实体上处于不利地位的被管理者提供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引入行政复议制度，可以争取将学术自由权中的学术评定自由权的程序性冲突和纠纷解决在教育系统内部，以避免这种冲突和纠纷的外部化而对高等学校的学术自由权带来实质性的损害。其次，对《行政复议法》进行相应修改，将学生处分纠纷纳入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处分涉及学生特定的身份及特定条件下的受教育权，即学生身份处分权，如开除学籍、拒绝颁发相应学业证书以及其他一些严重影响学生重大利益的行为时，学校是以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名义实施的行政行为，该行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如果处分不涉及学生特定身份权等“重要”权利，即一般处分，未改变其身份或损害其基本权利，仅为了维持学校内部正常管理秩序而通过的纪律处分，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处分等，则不宜通过行政复议途径解决，而应当适用申诉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