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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历程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发展低迷，政府所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承担的经济、社会责任却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社会公众对政府支出的效率、效果的要求越来越高。1945年，《联邦公司控制法案》出台，该法案指出审计总署应每年对公营企业的年度经营预算进行审计。审计总署需要对公营企业的合法性以及管理、内控系统的效率进行评价。20世纪60年代，政府公共支出及服务在数量及规模上都有所增长，社会公众对政府支出效率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美国已开始将审计的重点转至审计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美国审计总署于1972年的《政府组织、计划项目、活动与职责的审计评价标准》首次明确将绩效审计作为政府审计的一项重要内容，指出政府审计应审查政府的各项活动是否达到预期目的，其活动组织是否经济、有效。在此期间，美国各州大多陆续制定了相关法律，明确了绩效审计的地位，规定各州应执行绩效审计并对绩效审计的范围做出了详尽规定。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欧美等国兴起，各国开始进行广泛的政府改革，在公共管理领域开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注重商业技术的应用，强调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效率与质量。新公共管理运动为绩效审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对美国绩效审计在此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绩效审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审计范围扩展至国防安全、军费开支、公共政策、环境保护等众多领域。美国审计总署每年向社会公布上千份审计报告,为决策者提供了大量的决策信息，帮助决策层更好地制定国家经济政策，同时也为社会公众实现对政府的监督提供了良好的渠道。此时美国的绩效审计目标，定位宽广，审计方法多样，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已处于成熟阶段。
1.2美国政府绩效审计的特点美国作为世界上实行政府绩效审计最早的国家之一，特点鲜明，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立法模式的绩效审计制度。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立法、司法、行政相互独立，相互制衡。美国的审计机关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直接对国会负责，向国会报告其工作。美国的这种审计体制保证了审计机关经费及人员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审计机关在对政府投资进行绩效审计时，能够独立开展工作，保证审计人员客观公正地作出审计评价，出具审计结果。此外，在美国的立法模式绩效审计制度下，美国审计总署针对被审计单位提出的审计建议虽然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但是由于被审计单位如若不接受审计总署提出的审计建议便不能够得到由国会拨款委员会所向其下拨的款项，从而导致被审计单位最终不得不接受审计建议，审计建议的执行力度较高，使审计机关与政府投资部门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2）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美国自开始对政府财政支出实施审计以来便注重建设与之配套的法律。美国国会、各州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政府绩效审计的法律法规，如1993年美国公布的《政府绩效与成果法》、2005年华盛顿州通过的《政府部门绩效审计》，这些法律法规有力地推动了政府绩效审计在美国各个时期的发展。相关法律明确了绩效审计在政府审计中的地位，绩效审计工作由审计总署负责主导，审计机关在绩效审计中的职责也被加以明确。美国是最早制定相关绩效审计准则的国家之一。其在1972年便制定了准则性指导性文件———《政府组织、计划项目、活动与职责的审计评价标准》，该准则明确了绩效审计的定义，对如何确定绩效审计范围、如何进行政府投资现场绩效审计工作以及绩效审计报告的出具均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有效地规范并指导了审计人员具体绩效审计工作。其后历经数次修订、完善，沿用至今，为美国审计理论界和审计机关所公认，为美国的政府投资绩效审计的开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3）审计人员的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绩效审计所涉及的领域比传统财务审计更加宽广，对审计人员的知识背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审计人员要胜任政府投资绩效审计工作，必须优化审计人员结构，提升审计人员素质。美国审计总署下设14个团队，包括收购及采购管理、应用研究与方法、防御能力和管理、教育、劳动力和收入保障、财务管理和保险、金融市场和社会投资、国际事务与贸易、信息技术、战略事务、自然环境与资源、国土安全与司法等。在执行较为特殊的绩效审计业务时，为保证审计质量，美国审计总署还会聘请外部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参与审计工作。美国审计总署每年向国会提交上千份审计报告，深入剖析其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各项问题，利用其专业知识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审计建议，为推动美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具有明确的战略规划。美国审计总署的战略规划服务于国会，并有助于塑造他们的工作。美国审计总署为支持其战略承诺，每三年会对其战略规划进行更新。当美国经历一段充满未知变化、严峻挑战及良好机遇的时期时，美国审计总署提出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计划能够为国会和国家提供有力支持。美国审计总署公布的2010—2015年战略规划提出了应对时代趋势及可能影响美国未来的其他发展变化的深度应对措施。该战略规划包含四个战略目标：①帮助国会解决当前和新出现的挑战，应对金融安全，切实提高美国民众福祉；②帮助国会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威胁和对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的挑战；③帮助变革联邦政府职能以应对国家挑战；④通过向国会提供优质、及时的服务，保证实践工作的前瞻性，以实现审计总署的价值最大化。宏观战略思维的确立，拓宽了审计人员的视野，有效地维护了国家、民众的相关利益。
2美国政府绩效审计对我国的启示
2.1公众的参与能够推动绩效审计的发展从美国的绩效审计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美国政府绩效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外界及自身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在美国经济持续萧条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潮下，立法机构、美国民众对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效果的期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此所形成的压力极大地推动了绩效审计的产生与发展。而我国政府绩效审计推动主要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自主调整，审计署、审计署署长积极推动是主因，社会需求所产生的动力并不足。我国社会公众的主人翁意识普遍薄弱，缺乏公民意识，对社会公共管理的参与程度较低，对政府的监督不力。为改善绩效审计环境，首先需要强化国民的公民意识、民主监督意识，将公民意识的培育纳入意识形态构建工程。公众的公民意识加强，理清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公共受托关系，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将会加强，政府迫于公众的压力将会对社会公众的需求予以足够的重视以及快速反应，促成我国政府的职能转型，提高政府投资的经济、效率、效果性，最终营造出良好的审计环境。
2.2完善的法规制度为审计工作开展提供依据美国的立法机关非常重视法律法规建设，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确立了绩效审计的地位、明确了审计总署的职责，为审计机关有效开展绩效审计工作创造了前提条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而我国仅在审计法中规定审计机关需对财政收支的效益性进行审计，并未明确绩效审计的地位及审计机关的职责，法律依据不强，审计机关执行投资绩效审计业务时面临重重困难。有了完善的法律支撑，美国还制定了政府绩效准则及指南，美国审计总署制定的《政府审计准则》对如何进行现场绩效审计工作进行了详尽指导。而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出统一的绩效审计准则指导性文件，加之我国审计人员执行绩效审计的经验不足、素质较差，影响了政府资绩效审计的质量。我国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强化法律依据，同时加紧制定符合我国现阶段审计工作段特点的绩效审计准则，用于指导审计人员高质量地开展政府绩效审计。
2.3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及公开性可强化其监督职能美国的审计总署隶属于国会，直接向国会负责，独立于政府部门。这种超然的独立性，增强了审计机关对政府的权力制衡，实现了对政府部门的强有力监督。同时政府部门惧怕因不接受审计机关提出审计建议便不能得到国会的拨款，会选择执行审计建议，进一步强化了审计结果执行力度。在我国，审计机关接受同级政府与上级审计机关的双重领导，人员组织、经费受制于同级政府，与发改委、财政部门等其他部门属于同级的平行关系，在执行审计工作时容易受到来自政府的重重压力，影响审计人员的客观公正性，最终影响审计结果的权威性。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变行政型审计体制为立法型审计体制，审计机关直接向人大负责，由人大机关直接领导，直接向人大提交其审计报告，并适时向社会公布，增强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及公开性，强化其监督职能。
2.4审计人员素质和结构直接影响审计的质量美国审计总署的审计人员拥有法律、金融、工程、环境、医疗等多个专业背景，广泛地利用各种分析技术方法，深入剖析审计发现的各种问题，保证了其提出的审计建议的深度及前瞻性。我国审计人员构成略显单一，主要由财务审计人员构成，审计人员素质也不能较好地适应投资绩效审计的要求，而且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开展时间较短，无论是审计理论亦或是实践经验都有所欠缺。我国应尽快提升审计人员的能力，建立高素质的审计队伍，灵活运用各种审计技术方法，以适应政府绩效审计越来越高的要求。对现有政府绩效审计人员加强工程、环境、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更新，并同时注意招录多学科的复合型人才。
在有价证券这个庞大的体系中，票据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学者多称之为完全的有价证券。之所以称票据为完全有价证券，是说票据权利与体现该权利的票据密不可分，权利的产生以作成票据为必要，权利的转移以交付票据为必要，权利的行使以提示票据为必要。票据是所载权利的物质载体，票据权利则表现了票据的实质内容。如果持票人不慎丧失所持票据，则行使票据权利就失去了载体和依据。为了补救失票人的权利，同时也为了保障票据的正常流通，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规定来完善票据丧失之救济。
一、何谓票据丧失
票据之丧失，指票据权利人在违反自己意思之状态下丧失票据占有。这一概念包含这样两个构成要素：票据的丧失是违反票据权利人本身意思的，票据权利人已丧失票据之占有。对这两个构成要件分述如下：
（1）违反权利人的意思表示：指票据权利人本身没有丧失票据权利的意思而票据事实上丧失。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票据权利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丧失票据占有，如遗失，被盗：票据权利人有意识但无力抗拒情形下丧失票据之占有，如强夺，抢劫。
（2）丧失占有：占有，指事实上占有、控制票据之状态。事实上占有、控制票据的状态，包括票据权利人自己支配票据以及排除他人支配票据，同时时间上必须具有连续性。丧失占有，即票据权利人丧失对票据的占有和控制，包括丧失对票据的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两种情形。
票据丧失包括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两种情况。绝对丧失又称票据的灭失，是指票据的物质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外观上已不再表现为一张完整的票据；相对丧失又称为票据的遗失，是指票据的物质形态没有改变，只是脱离了持票人占有。在绝对丧失的情况下失票人较易通过法定措施补救自己的票据权利，对绝对丧失票据的救济不是通常所讨论的票据丧失之救济。权利救济中的票据丧失一般是指票据的相对丧失。
票据的丧失是票据流通过程中常见的情形，不能简单地把责任归咎于票据权利人，很多情况下即使票据权利人尽了保护自己所占有的票据的最大注意，也不能完全避免票据的丧失。如果把票据丧失的风险责任单纯地由票据权利人承受，无疑将降低票据在票据使用人心目中的价值，极大地损害票据流通性。显而易见，当票据当事人在取得票据后还要担心若票据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丧失后仍要由自己承担票据丧失的风险时，票据当事人将会尽量排斥对票据的使用，以保证利益不受损失。因此，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性这一至关重要的根本属性，必须在票据权利人丧失票据后对其进行救济，保护票据权利人的利益。
二、现行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及其不足
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对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失票人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二是失票人在一定条件下向法院提讼。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多采前种方法，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多采后种方法。但是由于各国之间对此规定差异太大，目前国际上尚无对此的统一规定。我国《票据法》对票据丧失规定了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提讼三种救济方法：
（一）挂失止付：挂失止付是指在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将票据丧失的情况通知付款人（包括付款人），请求付款人在法定期限内对挂失的票据不予付款，防止票据款项被人领取（包括善意第三人），以保护失票人权利的票据丧失救济措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生效的《支付结算办法》第48条规定，“已承兑的商业汇票、支票、填明‘现金’字样和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挂失止付”。法律出于对付款人利益保护、避免由付款人承担失票风险的考虑，限制挂失止付的适用范围是合乎法律精神的。
挂失止付的提起人应为丧失票据的人，即失票人。我国票据法第15条只规定失票人可以挂失止付，并未限制失票人资格。因此，对于失票人应当从宽理解，不应以票据权利人为限，丧失票据占有的权利人、义务人或者票据关系人均有权提起挂失止付。挂失止付的相对人应为丧失的票据上记载的付款人，包括付款人。挂失止付的效力在于使收到止付通知的付款人暂停票据付款，付款人在接到挂失止付通知后，应在法定的期间内停止对票据的付款，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付款人或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前已付款的除外。
结合《票据法》和《止付结算办法》规定，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后，应在3日内暂停止付，在这3日时间内，如果付款人收到了失票人已提讼或者申请公示催告的证明，则可以使止付的效力延长到12日。之后如果收到法院的止付通知书，挂失止付应当继续维持下去，直至法院对票据权利作出判决。由此可见，挂失止付只是失票人丧失票据后可以采取的一种临时补救措施，以防止所失票据被他人冒领。挂失止付并未对票据权利加以确认，失票人若想恢复自身的票据权利必须通过公示催告程序或者诉讼程序。另外，挂失止付程序也不是公示催告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
（二）公示催告：所谓公示催告，既是一种法律程序，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从前一种意义上讲，是法院依失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据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申报权利，则产生失权的法律后果的这样一种程序；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则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进行公示催告，需要首先由合法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请。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失票人未向付款人发出挂失止付通知，可以随时申请公示催告；如果失票人已经向付款人发出挂失止付通知，则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申请公示催告。有权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应为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包括票据上所记载的收款人以及能够以背书连续来证明自己为票据合法权利人的被背书人。同时还应当允许出票人作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在票据遗失后，已经知道现实持有人的情况下，失票人则不能成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只能依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提起返还票据的诉讼。法院受理公示催告申请后，应当立即向票据付款人发出止付通知，并应当在3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期间至少为60日。
在公示催告期间，有人提出权利申报或提出相关的票据权利主张时，法院就应当立即裁定终止公示催告，并通知申请人和票据付款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也应该裁定终结公示催告。此后，申请人与权利申报人就应通过普通民事诉讼解决双方有关票据权利归属的纠纷。公示催告期满，没有人提出权利申报或者提出相关的票据，或者申报人提出的票据非申请人丧失的票据时，则依申请人的申请，由法院做出除权判决，宣告票据无效。
（三）普通诉讼程序：即失票人在丧失票据后，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票据债务人向其支付票据上所载的金额。法院根据失票人的申请对票据权利归属做出判决，认定申请人是否为所失票据的合法权利人。我国票据法没有对该程序做出详细规定。我国票据丧失的救济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挂失止付程序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补救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票据合法权利人丧失票据权利的问题；其次，我国对公示催告程序做出60日公告期间的规定。公告期间或者公告期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如没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则通过判决宣告票据无效，恢复申请人的票据权利。
然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票据的利害关系人并没有在60日的公告期内发现所持有的票据正在被进行公示催告的事实，因而也不可能去申报权利。如此一来，则票据丧失的风险则完全落在了票据善意第三人身上，不利于票据的流通，也对善意第三人相当不公平；再次，我国票据法中没有对如何通过普通诉讼程序解决票据权利归属纠纷做出规定，民事诉讼法中也仅规定了，利害关系人在除权判决生效后，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这些缺陷都导致了对票据利害关系人和善意第三人保护的不力。票据的原权利人无论是因被盗、遗失或者其他原因而丧失票据，其自身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过错，应当由自身承担票据丧失的相当程度的风险。法律规定了对其票据丧失的救济，但却不可以矫枉过正，使得票据丧失的风险完全转移到他人身上，否则就违背了基本的公平原则，挫伤民商事活动当事人使用票据的积极性，这对票据本身的流通性同样是个极大的损害。
三、完善票据丧失之救济
通过以上对我国票据权利救济制度不足之处的论述，可以看出，现行的票据救济制度过多的保护了票据原权利人的利益，把票据丧失的风险大部分都转移给票据善意第三人和利害关系人。这样的规定是不科学的，使得票据丧失的风险承担出现了失衡，本身没有过错的善意第三人和利害关系人反而要承担票据丧失的风险。当事人在进行票据流通的时候，还要考虑自身可能会因无法预料的原因而遭受利益损失的可能性，这无疑会打击当事人使用票据的积极性。如此一来，则会大大损害了票据流通性这一至关重要的票据根本属性，也会使票据的流通和使用陷入困境。
针对现行票据丧失救济制度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笔者尝试在现行票据丧失救济制度的基础上针对其不足之处做出改进，使得票据丧失风险在各方当事人之间得到更为公平的承担，也使得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地保护，以期维护流通性这一票据的根本属性。
挂失止付作为失票人丧失票据后可以采取的临时性补救措施，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挂失止付可以使失票人在得知丧失票据占有后迅速地向票据付款人（包括付款人）通知票据丧失的事实，并要求其停止付款。但是在实践中应当要求这种通知以书面形式做出，同时失票人还应当将该票据的副本向付款人提示，证明其拥有该票据，是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另外还要说明不能出示票据的事实和理由。当然挂失止付并不是申请公示催告和提讼的必经程序，是否通知挂失止付是失票人自身的权利，由失票人依自己意思自由处分。
失票人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没有挂失止付的可以随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法院在审查失票人的申请后，认为符合申请公示催告程序法定条件的，应当立即向票据付款人发出止付通知。当时法院还应当在3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报权利。在60日的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如果没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或者提出相关的票据，或者申报人提出的票据非申请人丧失的票据时，则法院可以依申请人的申请做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同时，对于我国现行票据法规定的“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笔者建议修改为“公示催告期间，善意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这样才能更为充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避免对失票人的保护有矫枉过正之嫌。票据流通当中相当重视票据无因性以及票据行为的独立性，若因对失票人权利过多保护而任意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则违反了票据流通中无因性和独立性的基本规则。法院做出的除权判决，是对公示催告申请人票据权利恢复的确认。
自该判决做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依该判决，行使其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为了防止由于利害关系人由于正当合理的原因未能在公告期内申报其权利，其后可能发生的票据权利归属纠纷，在宣告票据无效的同时，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当于票据金额的担保。担保的性质及其条件由申请人和票据付款人之间的协议规定，如不能达成协议则由法院进行规定。如果申请人不能提供担保，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将已丧失的票据的金额予以提存，存放在法院或者适当的主管当局或机构，提存的时间为从判决之日起至票据到期日。因为在票据到期时，如果利害关系人尚未对其票据要求付款，则可视为其放弃自身持有的票据权利，法律无须再对其进行保护。如果在此期间，利害关系人提出相关的权利主张，在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善意第三人后，票据付款人应当对主张权利人进行付款。票据付款人在付款后则可以取得担保品，或者取得担保品变卖后的价款。失票人则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所提供的相关证据提起针对从失票人处取得票据的不法侵害人的侵权诉讼。
若在票据公示催告期间，或者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利害关系人提出权利申报或者提出相关票据主张权利时，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与票据付款人。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申请人和权利申报人应当提起有关确认票据权利归属的诉讼，通过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其纠纷。
在票据权利纠纷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后，由法院对票据权利归属做出判决。失票人和利害关系人都应当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是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如利害关系人无法证明自己是票据的善意第三人或者合法权利人，则其无法获得票据的合法权利。在通常情况下，若利害关系人确实为善意第三人，一般都有能力证明自己善意第三人的身份。如利害关系人能够证明自己善意第三人的身份，则法院可通过判决确认其享有票据合法权利。自该判决做出之日起，利害关系人就有权依该判决，行使其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失票人则可根据善意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提起对从失票人处取得票据的不法侵害人的侵权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信息服务系统”是面向中央国家机关的立法决策部门和执法部门而建设的一个法律法规数据整合化、精细化、专业化信息系统。在数据来源方面，系统基于图书馆及政策法规制定部门全面、宏大的法律法规馆藏资料，对国内法律法规文件、历史法律法规文件、现行法律法规文件以及政府公告文件等信息进行数字化加工和内容结构化处理，并对外提供服务，从数据来源上保证了系统的权威性。在应用服务方面，系统需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可以为用户提供基于法律法规元数据、全文内容数据、法条内容数据等多层次的检索、分类、展现、全文原版原貌查看、原文回溯查看等服务，实现针对整部法律及至法律法规中一个具体条款的历史沿革、关联法律、关联法条推荐等服务，以更加精细化、专业化的服务水平为中央国家机关提供立法决策的参考辅助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也为相关科研人员提供方便、灵活、高效的法律法规数据管理和维护等功能，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因此，从整体上考虑，平台需要构建为一个集法律法规数据加工、数据管理、数据和利用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信息服务系统，以“知识本体”的理念深层挖掘与揭示法律法规内在逻辑关系，形成一个全面、立体的信息服务网络，从而帮助立法工作人员快速、全面、准确地获取所需法律信息。
2系统功能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信息服务系统”采用先进的系统构建方法、智能化及人性化的信息服务与检索方式。其设计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安全、稳定、准确、及时、全面的法律法规信息服务系统，并且整个系统在总体设计上遵循开放、可扩展、安全的原则，从而使整个系统结构合理、技术先进、易于扩展，既能满足当前的业务要求，又符合长期发展的需要。在应用功能层，主要设计了项目所需的各个应用系统或功能模块，包括数据加工系统、信息系统、资源服务系统等，各系统的技术实现如下。1）信息采集与加工。系统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政府公告文件、现行法律法规文件、历史法律法规文件以及国外法律法规文件等。这些文件基本都是以纸质文件形式进行保存，因此必须首先对这些文件进行数字化加工。数字化加工主要包括纸本文件的扫描、OCR识别和生成PDF文件。此外，系统要求提供细化到具体条款级的内容服务。因此，在完成法律法规文件的数字化加工后，还需对数字化内容进行结构化加工，即根据法律法规的内容结构规范（元数据规范），通过软件工具对全文内容进行结构化分析、标引、抽取和保存。工具需要支持智能分析、智能标引和快速人工标引，支持可视化的加工内容编辑与审核，支持加工方案（包括标引字段、识别规则与输出方式）的自定义以及多种方式的加工数据输出。实现专业、准确的法律法规文件结构化加工的同时，尽可能的减少人工参与，提高加工效率，确保识别准确度。2）数据与管理。为确保系统的数据权威性，在每一条法律法规结构化数据对外提供服务前，都需要有严格的数据审核机制和科学规范的工作流管理。同时，为了更准确地提供法条内容关联服务，需要人工对关联内容进行审核与维护。这些工作都需要通过系统的管理端实现。系统管理端为工作人员提供法律法规结构化数据与原始数据的同屏比对、数据修改、关联内容选择与自定义等功能。数据审核通过后，才能进入正式库中进行。通过此系统，提高法律法规数据管理流程的工作效率，进一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与权威性。3）资源利用与服务。在对外服务方面，系统提供全文检索、分类导航、全文原版原貌展现、原文内容回溯、法条关联、法律法规知识词网等应用服务。其中，检索范围包括法律元数据信息以及法条内容；分类导航可以依据适用范围、类型、年代、地区（国家）、主题词等进行法律法规的分类浏览；全文原版原貌展现要求以原始文件的排版格式进行展现；对于检索到的一条法条，可以快速调用原始文件，并直接定位所在页面进行查看；针对整部法律法规以及法律法规中的每一项条款，都提供相关的内容推荐，包括立法背景、历史沿革、相关法律（条款）、相关案例等信息，使用户可以全方位了解该部法律或该项条款的相关知识；提供基于关键词的法律法规知识词网，实现相关关键词之间递进延伸的关联网络，为用户揭示相关法律、相关法条、相关案例、相关参考资料等信息。总之，在资源利用服务方面，需要为立法人员和科研用户提供从搜索、关联到词网的全方位、立体化法律法规知识网络。
3系统设计
法律法规信息服务系统从软件设计角度来说可以分为数据结构化加工、元数据仓储、全文检索定位、站点等子系统。从项目实施过程来看，还包括了法律法规文件的分类梳理以及数字化加工两方面内容。平台系统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1）数据结构化加工。首先对法律法规文件进行分类梳理，对于梳理出来的法律法规纸质文件按照分类进行数据字化加工，并转换成双层PDF。对于PDF文件，通过数据结构化加工平台进行内容的结构化加工，根据确定的数据结构提取出对应的结构化字段文本内容。数据结构化加工平台支持加工方案的自定义，实现对PDF内容的自动分析、智能标引以及人工划框标引，加工结果可以保存为PCI文件以备审核校对。加工后的数据可以导出为XML文件或直接同步到数据库中。数据管理平台可以为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提供法律法规结构化数据的审核、维护，支持原始文件（PDF）的同屏显示与人工比对，可以提高数据审核效率。同时，还可以为每条数据提供关联内容查看、选择、删除等功能，允许用户自定义添加关联内容，并默认优化显示。审核通过后的数据，才会保存到元数据仓储中待。2）元数据仓储。元数据仓储是本系统的核心组件，它提供了不同法律法规类型的元数据库，用以存储相应的结构化数据。同时，利用全文检索引擎，对于存储数据的文本内容进行索引，建立全文索引仓储。此外，所有数字化加工后的PDF文件都按分类保存在文件目录，通过元数据仓储可以调用全文查看，并定位法条所在页面进行原文回溯查看。3）全文检索定位。全文检索引擎可以实现对法律法规结构化数据的检索。分析引擎和规则引擎可以实现法律法规数据的分类导航与法条关联。WordNet组件可以实现基于关键词的词与词间关联查看以及与法律、法条、案例、参考资料等的内容关联。原版原貌组件可以实现法律法规全文原始样式的在线查看。元数据仓储管理平台实现对元数据仓储的数据维护和接口配置。PDF阅读工具可以嵌入到平台上，提供PDF文件的在线浏览与页面定位。4）站点。通过系统站点，向立法决策用户提供信息搜索、分类导航、原版原貌展现、原文回溯查看、法条关联、关联词网等应用服务，并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个性化页面，采用可视化编辑模块，方便用户制作符合个人阅读习惯的站点模块。
4对系统提升的几点建议
1.从保护方看
首先，法律适用难。我国目前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可适用的法律法规总体上来说达到了量上的要求，涵盖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产品质量法》、《种子法》、《种子管理条例》、《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等多部法律规范性文件。然而这些法律法规中的许多规定具有原则性、宣示性、普适性，缺乏具体性和操作性，而农村消费纠纷本身又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执法机关在适用这些法律法规解决农村消费纠纷时难以有法可依。例如，《消保法》第62条规定：“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在农业生产中，假种、劣种以及劣质化肥、劣质农机坑农，损害农民权益的事件并不罕见。当这些纠纷发生时，在处理具体的案件中执法者究竟如何参照适用《消保法》，法律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且这种参照适用性规定让本来法律知识匮乏的农民更是不知所以然。其次，社会保护组织、行政执法队伍下乡难。由于体制、编制、经费等条件的限制，我国的社会保护组织和部分行政执法组织的机构设立并未惠及到农村。这表现在：一是我国一些消费者协会设立在县级以上的地区，村镇驻地并未设立；二是行政调解涉及到工商、质监、农业、卫生等多个部门，也未在农村建立相关的办事机构，或者虽有相关机构，但并未被农民知晓，也未被农民利用来解决消费纠纷，因而作用有限；三是我国的仲裁委员会一般设立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其他设区的市，农村对于仲裁这种纠纷解决方式非常陌生。这些机构本身的设置远离农村，因此出于对经费、人员调配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往往使维权组织、执法队伍下乡执法和维权成为空头支票。
2.从受损方看
首先，消费产品和消费时限的特殊性，证据采集难。就农村消费者而言，由于经济水平相对低下，大部分的消费依然停留在生活资料的购买上。这些产品大多是即耗品，购买地点一般是在农村供销社、小卖部。这些地方根本不会也没有条件开出电脑小票、发票等购物凭证，所以有时候出现问题，明知是假冒伪劣产品导致的，由于实物已被消费而不再存在，根本无法证明问题的产生就是所购产品所致；即使是有简易的购物凭证，消费者因对其重要性没有认识，或者缺乏证据意识，通常不会保存，也使得证据荡然无存。而且在纠纷的救济中，有时还涉及到提供专业的产品质量鉴定证明等文件，这些对于农村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个难题。另外，农村消费中消费时限的特殊性也使得证据的收集成为难点所在。例如，在农资消费中，农业生产中需要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受农作物生长期的限定，它们发挥作用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农民自我维权意识、证据意识的淡薄，原始购物凭证也就很难保存，致使维权时无证可凭。2013年10月25日通过的新修《消保法》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但由于适用范围和适用时限的狭窄，实际上很难保障农民的利益。其次，由于受损农户的群体性，协商和解及行政调解、人民调解难。在农村消费纠纷中，农资消费纠纷占有较大比例。因为一般的农村消费中，普通的生活用品出现问题往往会因为金额小，农民维权意识的淡薄和维权成本的高昂使他们产生一种“不值得”、“不划算”的思想观念，大多会选择忍气吞声的方式处理。所以，涉及金额相对较大的农资消费领域成为了农村消费纠纷的集中点。这类纠纷涉及面广，给农民造成的损害也较大，社会影响大，因此，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很容易造成群体性纠纷，引发集体上访事件。与生活用品消费纠纷一样，在种子等农资消费纠纷中，农民由于法律知识缺乏和良种识别能力较差，证据意识和权利保护意识不强，购买种子等农资时不索要发票，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往往难以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其一。其二，由于农资消费纠纷涉及的受损农户多具群体性，人数众多，各有各的利益诉求和主观判断标准，众口难调，因此在处理时常常又很难达成统一的意见和解决方案，使纠纷的处理常常久拖不决，即使有时经营者愿意用赔偿而息事宁人也不得而终，这在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中依然是个相当的难题。
3.从侵害方看
纠纷原因涉及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等众多主体，到底在哪一个环节引起了产品质量问题，其责任认定较为困难。消费纠纷产生时，受损方因不知产品到底哪里出现问题，首先会找到销售者。现实中，产品缺陷或者瑕疵可能跟销售者无关，这又牵涉到产品的生产者、储存者、运输者。生产者可能会违反市场规则，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储存者、运输者在储存、运输产品的过程中，也可能使产品变质或损伤。有时消费者由于自身操作使用的不当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这样，产品销售者究竟是不是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一时难以明确。由于责任主体不明，再加上证据缺失，使得纠纷久拖不决。有关部门在处理时首先会对纠纷的原因进行科学分析和合理判断，然后再对责任进行公平合理的认定。然而农村消费者由于其文化素质和法律素质有一定的欠缺，对责任划分和依靠证据证明纠纷事实往往不易理解和接受，这给执法者处理案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即使有时生产者或销售者为早日结案了事，请求有关机关确定赔偿数额都难以达成所愿。
二、农村消费纠纷解决难的原因
1.权益保护制度及救济机制不健全
（1）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在我国，消费者维权的主要依据《消保法》自身还不健全，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其典型表现就是法律条文中存在一些“参照适用”的非确定性规范，过于原则化和抽象化，没有相对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如上述所列《消保法》第62条对农资消费的参照适用。另外很多地方立法机关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时，往往闭门立法，缺乏对农村市场和农村消费者的基本立法调研，没有倾听他们的呼声和利益需求，农民也谈不上参与法规的制定，自然制定出的法规也很难有力地表达他们的诉求。［1］（2）现存救济渠道不畅通。根据新《消保法》第39条的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协商和解、调解、投诉、仲裁和诉讼五种途径解决，但在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见分晓、投诉久拖无果、仲裁专业不强、精疲力竭，最后弄得消费者只能在白费人力物力财力之后，无奈选择忍气吞声、自认倒霉。10•（3）维权成本过高，打击消费者的维权积极性。农村消费纠纷中涉及的权益受损数额相对较小，因此，当纠纷发生时，高额的诉讼成本让欲通过公权力寻求救济的农村消费者望而却步。而且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除新修《消保法》对特定消费品的举证责任倒置外，大部分消费纠纷仍由主张侵权一方的农村消费者来承担，而多数农村消费者又缺乏消费凭证保存意识，取证比较困难，这又增加了维权成本。［2］尤其是诉讼中，程序复杂，诉讼成本颇高，尽管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小额诉讼制度，但对于农村消费纠纷所涉及的小数额来看，公力救济依然显得不值所当。并且现实中农村消费者维权失败的例子屡见不鲜，即使是维权成功，由于所涉案金额过小，按现行法律所规定的赔偿标准（最高的《产品质量法》中为三倍赔偿，其他的一般为双倍赔偿），计算下来，消费者不但没有得到切实的赔偿利益，反而是劳力伤财、得不偿失的诉讼。这些方面的原因都严重挫伤了农村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
2.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
（1）农村消费者法律知识缺乏，维权意识淡薄。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村消费者，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对一些商品的知识掌握有限，对产品质量的优劣、好坏和真假的辨别能力较弱，相关的法律知识更是匮乏。很多农民不知道诸如《消保法》、《产品质量法》、《种子法》等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据统计，50%多的农民不知道消费者的“九项权利”。［3］消费纠纷发生时，很少有人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这种维权意识的淡薄，往往使得消费者能忍则忍，最多也就是寻求协商和解等私力救济，未果的情况下，只能自认倒霉。（2）农村普法宣传及法制教育的缺失。村民普遍存在法律知识盲区，维权意识淡薄，不只与其自身文化素质不高有关，更与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相联。“送法下乡”、“法制教育进村”等法制宣传活动普遍流于形式，没有实效性。这种对农民消费知识和维权知识的宣传缺失使得农民的消费维权失去了赖以扎根的土壤。
3.经营者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违法经营
（1）经营者的趋利心理，恶化了农村的消费市场环境。农民对产品真伪辨别能力的不足，以及农村消费市场的混乱使假冒伪劣产品大量的充斥着农村消费市场。经营者为了高额利益全然不顾农民的合法权益，更有不法经营者抛开行业规范，不顾法律约束，在农村猖獗地制假售假，欺诈经营，于是所谓的家电下乡俨然成为了“假”电下乡，消费者变成了消“废”者。农村成为了假冒伪劣产品生存的温床，也成为了不法经营者牟取暴利的目的地。（2）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监管不力。保障农村市场产品质量，保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该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责任。然而，农村市场上产品质量问题、价格问题等大量存在［1］。经营者之所以肆无忌惮的在农村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仅在于不法经营者的不自律，工商、质监、农业、卫生等部门的监管不力也给经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农村的消费市场相当混乱。
三、缓解农村消费纠纷解决难的对策
立法保护不全、行政执法不严、司法救济不力等等国家防线的缺失，加上农村消费环境的恶化以及消费者自身维权知识与能力的缺乏，使得农村的消费纠纷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秩序与稳定，影响了国家经济健康发展。鉴于此，有必要从国家、社会、消费者方面进行规制，从而有效解决农村消费纠纷，切实维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1.国家（政府）层面的规制
（1）健全立法，完善对农村消费者的特别保护。法律作为维护农村消费者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有力和有效的一种。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尽快修订和完善与农村消费者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对于其中过于原则化和宣言化的规定应配套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具体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基于农村消费纠纷群体化的特殊性，可以选择适用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而且在新修《消保法》中增加的消费者协会的公益诉讼制度。此外，新修的《消保法》第25条增加了消费者的无需说明理由的反悔权，即本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本条规定仅仅适用于网购等特殊的购物方式。而对于农村消费者来说，基于信息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落后，使用此类购物方式的可能性极小。显然，如果使用这一条来保护农村消费者将使其无用武之地而形同虚设。但这一条文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法，即可以通过增加一些直接在商店购买商品的反悔权来拓宽其适用范围。同时，各地方立法机关还可以根据本地区农村消费者和消费市场的特殊性，在充分听取民众意见和诉求的基础上，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制定适合本地区实际需要的、能切实维护农村消费者权益的地方性法规，使本地农村消费纠纷的解决有法可依。（2）严格行政执法，切实发挥公权力护农作用。严格执法，净化农村市场尤其是农资市场，是行政机关维护农村消费者权益的根本举措。首先，政府要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形成健康的农村市场经营秩序。其次，执法部门要认真践行新《消保法》关于经营者经营欺诈的三倍赔偿的制度实施，以惩罚来警戒市场经营主体，从而建立起行业组织监管、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法律规范的有秩序、讲信用的农村消费市场体系。再次，加强基层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业务水平。最后，加强工商、质监、农业、卫生等部门的协调和联络，在明确各部门职责的基础上互相配合，形成保护农村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合力。（3）畅通救济渠道，保障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专业知识的缺乏，以及公力救济基层机构的缺失和程序的复杂，致使消费者一般不会采用公权力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有必要对五种消费纠纷纠纷解决渠道进行有效的衔接和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种维权渠道的畅通，从而真正地维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首先，健全农村基层维权组织机构，在乡镇设立消费者协会分会，并在每个行政村设立消费者协会联络站和投诉站，［1］形成多维的全村维权机构。其次，建立一套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仲裁机制，并可在县设立消费纠纷仲裁办事机构，使仲裁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不再是农民维权途径中的新生儿。再次，对于诉讼这一强有力的最后防线，在程序适用上，考虑到现行法中小额诉讼规定的粗糙化，可以出台一套专门适用于小额消费纠纷的诉讼程序，使纠纷的解决更为简便、快捷。另外，为让经济困难的农民打得起官司，法院可以对其实施免交或少交诉讼费用等救济措施。在诉讼中还牵扯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消费者举证难的现状。对此，可以推行一种倾向于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制度，例如可规定消费者只需提供瑕疵或缺陷产品的购物凭证即可，而不需要提供专门机构的鉴定证明等文件，［4］可以加重生产者或销售者的证明负担，即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这样也就给农村消费者诉讼维权提供了方便。
2.消费者自身层面的规制
（1）自觉学法用法，提高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农村消费者要加强自身消费知识和基本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辨别产品真假的能力，知悉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树立消费行为证据保存意识。例如，可以经常收看一些法制宣传教育栏目，阅读法制教育读本等，不断提高自身的消费素质和维权意识，做自觉规避伪劣商品并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的社会主义新农民。（2）加强对农村消费者的普法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法律知识和消费知识的水平，不仅需要消费者自身的学习，也离不开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3•15”和法制宣传日“12•4”的作用，免费向农民普及法律常识，宣传与农民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送法下乡，送法到村，送法入户。定期开展法制讲座和法律咨询活动，同时可以附带向农民普及消费知识，帮助他们提高辨别假冒伪劣产品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自觉避免问题引起消费纠纷的出现。
3.经营者层面的规制
摘要：近年来商标侵权犯罪案件日益增多，而目前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时对于“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等的判断标准不一致。应该完善关于商标犯罪的法律规定，实现与有关注册商标、商品分类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的衔接，正确理解“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的含义．从而正确区分商标侵权行为中犯罪与行政违法、民事侵权的界限。
关键词：商标侵权；注册商标；商标标识
近年来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我国成为越来越多国际商品的原产地，许多企业的主要业务是接受外贸定单．为境外公司定牌加工完商品后再出口到世界各地。因商标侵权而被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日益增多。
而商标的可转让性、商标所涉及法律之外的专业知识．给刑事司法人员准确判断商标侵权案件中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增加了难度。本文拟对处理商标犯罪案件中经常发生争议的法律问题，谈谈笔者的认识。
一、关于商标侵权案件的主观方面的认定问题
根据《刑法》规定，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过失的商标侵权行为只承担行政处罚与民事赔偿的法律后果的．不能认定为犯罪。
构成故意犯罪的前提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对商标犯罪来说，就是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所实施的是商标侵权行为。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的故意，在认识因素上要求行为人必须对犯罪对象的性质有所认识，必须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有所认识。在意志因素上要求行为人积极追求违法所得的利益。由于我国刑法对“明知”的含义未予阐明，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认和断定“明知”，便成了极为复杂的问题。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l2月22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中第9条第2款规定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属于刑法第214条规定的‘明知’：(一)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的：(二)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承担过民事责任、又销售同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三)伪造、涂改商标注册人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涂改的；(四)其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笔者认为．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曾被告知所销售的是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或者根据行为人本人的经验和知识。知道自己销售的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也可推定行为人明知。”《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确定了认定“明知”与否的标准，为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认定提供了标准。但是，《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所解决的“明知”问题仅限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主观故意中的“明知”．并不能成为衡量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主观故意中“明知”的标准．没有完全解决实践中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的难题。还有待最高司法机关作出进一步的界定。
实践中比较难判断的是接受委托定牌加工商品中发生的商标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受委托定牌加工是指：接受他人的委托。根据委托方要求加工生产某种牌号的商品．自己并没有这种牌号商品的生产销售权的行为。合法的受委托定牌加工的企业在生产定牌的商品时．又时常要转委托其他企业生产配件或者印制外包装．如发生商标侵权．定牌加工中的受托人与自己擅自生产并出售标有他人注册商标商品的行为人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明知自己没有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所以其主观方面就是直接故意。然而．由于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人可以将商标的使用权许可给他人使用．商标的合法使用权人并不一定是商标的专用权人。因此，在受托定牌加工行为中．只有委托方才会明知自己是否有注册商标的使用权。对受托方而言，除非有证据证明委托方明确告知受托方。定牌加工的是假冒的注册商标，才能认定受托定牌加工的企业在主观上具有故意。否则．受托方没有履行法定义务，没有要求委托人提供合法的商标证明的而发生商标侵权后果时，受托人的主观心态也只能认定为过失。目前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但凡被许可使用商标的人没有要求委托人提供商标证、委托书，而发生商标侵权后果时。就应认定被许可人具有侵权的故意。笔者认为该观点是不正确的，商标法及实施细则仅规定了商标的注册人许可他人使用其商标时．负有签订许可合同并将合同副本交工商机关存查．报送商标局备案的义务。但出现转委托行为时．第二受托人有何种审查义务，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以印刷企业为例，对印刷企业而言。虽然《商标印制管理办法》规定印刷企业负有审查委托人的商标证或者商标所有权人的授权证明的义务。但如果因双方有长期业务往来．轻信对方而没有审查相关证明：或者因急于拉业务而疏忽大意忘了审查时。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会发生侵权后果。在此情况下．只能推定受托人主观上具有“应当知道”没有审查有可能造成侵权的后果的过失心态，而不能推定受托人具有“明知”的故意。因为此时故意的心态只是违反义务的故意．而对于侵权结果的出现则是过失的。根据我国刑法第l4条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犯罪故意的内容不仅包括对行为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还包括对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心理态度。
因此。在受托定牌加工的情况下。除了有证据能证明受托方事先被告知所生产的是假冒注册商标，或者委托人委托制造的是驰名商标的商品。而依行业经验完全有理由推定委托人不可能有驰名商标的合法使用权的情况外．受托人被委托人欺骗．或者受托人没有尽到审查义务而产生侵权后果时，只能认定为过失。依法不构成犯罪。
二、对“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认定
(一)关于“同一种商品”的判断标准
除了主观心态与经营数额高低的区别．假冒注册商标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只要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的就构成行政违法：而只有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才有可能构成犯罪。
在日常生活中．“同一种商品”通常是指原料与功能基本一致的商品．比如工业生产所用的胶水与家庭所用的胶水．在原料上区别不大。在功能上都是一样的．都可以称为“胶水”或者“粘合剂”，在生活中将两者认定为“同一种商品”不会有问题．但如果在商标法或者刑法意义上也将两者认定为“同一种商品”就会发生错误。商标法意义上的“同一种商品”是指与商标所有人所申请的商品类别相同的商品．即商品的性能、用途和原料等都相同的商品。
从商标法第19至21条的规定来看，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规定的商品分类表填报使用商标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商标注册申请人在不同类别的商品上申请注册同一商标的。应当按商品分类表提出注册申请。注册商标需要在同一类的其他商品上使用的．应当另行提出注册申请。因此。商标法第21条规定的“商品分类表”才是判断两件商品是否是“同一类”或者“同一种商品”的法定标准。关于商品分类表。商标法实施细则第48条第3款规定．“商标注册的商品分类表，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实行商标注册用商品国际分类的通知》中“决定于1988年l1月1日起，实行商标注册用商品国际分类”并将“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作为该文件的附件另外国家工商总局还颁布了更详细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从1988年l1月1日起任何人申请商标的注册．都应根据“商标注册的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规定的商品分类进行申请。比如．根据“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同样是胶水。工业用胶的法定商品名称是“工业用粘合剂”属于商品国际分类第一类：而家用胶水的法定商品名称是“文具用或者家用粘合剂”属于商品国际分类第十六类．两者连“同一类商品”都不是。就更不用说是“同一种商品”而刑法第213条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定．完全来源于商标法第59条的规定，因此。刑法上的“同一种商品”与商标法规定的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同一种商品”的内涵是一致的。因此．判断两件商品是否同一种。只能以“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中的商品分类为标准．而不能以日常生活经验为标准。
(二)对“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中的“相同的商标”的理解
判断两个近似的商标是否相同．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人们均是以注册商标为参照物．对涉嫌侵权的商标通过目测，进行主观判断。理论上对“相同的商标”的含义存在两种不同的见解：第一种观点认为，“相同”是指两个商标的内容和形式的完全相同。如果假冒的是文字商标．则假冒商标和注册商标的文字完全相同：假冒的图形商标和注册商标的图形完全一样；假冒组合商标的和注册商标的文字和图形的结合体完全相同。这种观点可以称为狭义说。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认为“相同”除了指两个商标完全相同之外。还包括“基本相同”的情形。
《解释》第八条规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相同的商标’。是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基本上采用了广义说的观点。在“相同”的认定中。“完全相同”的情形。笔者认为并非指两个商标在客观存在上的完全相同．应该是指公众在认识上的相同因为在客观上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物体．即便是商标注册人自己在同一台机器上作出的两个注册商标．要达到完全一致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区别非常小。肉眼无法区分。而且。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可能携带真正的注册商标去进行比较．他只能凭记忆或者印象选购商品。对于“基本相同”，笔者认为。合理界定“基本相同”的含义。需要从注册商标的功用，以及刑法设立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目的作解释注册商标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有利消费者作出抉择；另一方面在于维护商品生产、销售者的产品声誉；刑法设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目的．在于惩治严重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因此。这里的“基本相同”应理解为：两个商标在读音、外形。意义方面基本相同。因此。对于认定注册商标是否“基本相同”。只能以消费者的通常识别能力为准：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容易发生混淆、产生误导的，就可以认定为与注册商标“基本相同”
三、印刷有商标的外包装盒。能否认定为“商标标识”
《刑法》第215条规定了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该罪的犯罪对象是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所谓商标标识是指“使用文字、图形或其组合而成的有显著特征的识别标记．它既是商标专用权的标记．也是商品质量和信誉的标志，是一种无形财产”哟。在行为人为他人印刷商品外包装而涉及商标侵权时．印刷标有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外包装，能否认为是“非法制造、销售注册商标标识罪”中的“商标标识”?非法制造、销售注册商标标识是否要以“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为前提．实践中认识也不一致。
房屋质量投诉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处理的难点，近年来投诉数量更是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以扬州市区为例，2011年共调查、处理各类住宅质量投诉及咨询179起，2012年为193起，2013年截至到11月30日为173起，导致的群体性投诉事件也已涉及数个开发商业楼盘和拆迁安置小区。究其原因和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1城市建设规模和基建投资
扩大2013年扬州市城建投资量超过180亿，新开工项目建筑面积572×104m2，累计在建工程已达1400×104m2，截至11月底竣工住宅面积433×104m2。随着建设工程量的逐年增长和房屋保有量的居高不下，投诉的绝对数量也“水涨船高”。
1.2房屋质量监管和维修保证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现有的房屋监管体系中，法律法规对开发商违约行为的约束和处罚力度偏低，导致了质量投诉的发生。少量开发商违背合同约定，私下变更工程做法，擅自降低居住环境标准，导致购房业主不满，甚至直接引发群体性上访。工程交付后，作为工程质量第一责任人，部分建设单位不能有效组织和落实质量保修工作，对业主的合理诉求拖延、推诿，激化了当事双方的矛盾，而房屋质量的维修保证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江苏省新出台的89号省长令《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了开发企业缴纳质量保证金制度，但具体操作和管理细则尚未出台。对超过质保期的房屋质量问题，居民要动用房管部门的公共维修基金，申请周期相对较长，程序也有待简化。没有资金保障，质量问题得不到及时维修，自然加剧了质量投诉。
1.3投诉质量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重心有所转移
百姓投诉的质量问题不再局限于房屋结构安全、附属构件使用安全等问题，已涉及到使用功能、外观质量、环境质量问题；不再局限于土建范畴，已扩展到建筑节能、水电安装领域；不再局限于施工问题，已关注材料品质和追究设计缺陷；不再局限于房屋交付验房，已直接跟踪监督和举报建设过程中的参建单位质量行为不规范问题。近两年发生的业主投诉设计缺陷、群诉开发商违约取消中央空调、举证质疑设计技术核定单重号、资料归档不规范等问题，就充分证明了住户的房屋质量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查找质量问题更细致、更专业、更全面，范围更广，导致投诉量不断攀升。
1.4住宅质量通病客观存在，裂、空、漏等顽症，仍有待进一步加强控制
经过对近三年市区质量投诉的分析，经技术人员现场查勘（部分项目为专家鉴定），所反映的问题绝大多数属于质量通病，未发现影响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但涉及“空、裂、漏、薄”等问题的质量投诉，占投诉总数的比例呈常年居高的态势。2011年占质量投诉总数的占45.8%，2012年占46.6%，2013年截止到11月份占52.6%。近年出现的业主群体投诉，也主要是反映房屋渗漏、墙面粉刷裂缝、抹灰层脱落、窗户损坏，质疑存在混凝土强度不足、砂浆强度不足、墙体保温材料质量不符合要求等质量问题。这其中有通病防治措施落实不力的问题，还有一些技术难题需要研究解决的原因（如热胀冷缩导致的混凝土构件、墙体裂缝，住宅同层排水等新设计做法和成品砂浆、自保温砌块、外保温板材等新材料应用带来的渗漏空鼓问题等等），也有缺乏优质优价政策激励创优的因素。
1.5部分业主以质量问题为“突破口”，实现经济诉求和其他目的
在处理投诉尤其是群体性投诉过程中，通过与投诉户沟通发现住户因房屋质量存在问题而进行投诉外，往往还伴有经济诉求和其他因素。有房屋销售价格下降的因素；有拆迁安置房屋分配矛盾的因素；还有小区环境、道路规划矛盾的因素。当前房地产行业面临国家政策调控，购房者十分关注房价的走势。随着调控的深入，市场上房价已经开始出现波动现象。外地个别城市由于楼盘二期房价低于一期房价，甚至出现了一期业主聚集打砸开发商售楼处的现象。正是业主与建设单位之间的这些矛盾得不到解决，要求得不到满足，投诉户们便转移了矛盾的焦点，寻找所购买或拆迁安置的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以此为“突破口”，查找建设单位的弱点争取主动，采取群体上访投诉寻求扩大影响力以期达到目的。
2处理质量投诉面临的困难
面对投诉总量的居高不下，以及较高的媒体关注度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得房屋质量投诉处理工作面临着严竣的考验。分析目前投诉处理面临的困难，有以下几个方面。
2.1法律法规支撑不足，现行办法滞后于现实发展
首先对建设、监理等责任单位应对业主投诉不力，法律法规没有相关处罚规定，缺乏约束力。目前参建单位处理质量投诉的责任意识不强，被动依赖质监部门的情况居多。尤其是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建设方，与投诉户自行协商解决的概率偏低，主观态度不积极，大多数推交物业公司或施工单位解决，对质量保修既不组织实施，也不跟踪管理和回访，导致矛盾激化。对建设单位作为第一责任人但不切实履行质量职责的行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部第80号令《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江苏省239号文《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投诉处理规定》、江苏省89号省长令《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均无明确的处罚条款，城建监察部门对工程违规行为的处罚时效也仅为2年。带来投诉处理难度加大。其次，质量投诉中建设单位缺位（破产、注销、离扬）的情况逐步显现。近年来扬州已有数个商业楼盘的建设单位去外地开发，有的开发建设单位已注销。面临上述形势如何维护购房者包括质量保修在内的合法权益，法律法规和管理条文也无相应规定。第三，对投诉人的不合理要求和违法违规举动，法律法规也缺乏约束规定和规诫条款。目前，质量保修附带赔偿的诉求越来越普遍，且心里预期值较高，由于介入住宅市场的民间验房师良莠不齐，利用住户对其工程技术的依赖心里，夸大质量问题的危害程度，唆使住户向建设方索要高额经济补偿。个别甚至漫天要价，不切实际，已出现了索赔100万元的案例。很多保修范围内的非结构性问题，投诉人不同意进行质量维修，直接谈赔偿，对处理人员建议其采取司法途径解决经济争议的引导教育根本不予理睬，有些投诉人还采取了堵门、遗留老弱人员、威胁恐吓处理人员的言行。这些都增加了投诉协调处理的复杂性，并导致投诉立案数量明显增加。2013年扬州市区已立案和组织专家鉴定13起。组织专家鉴定和发出书面处理意见等必要程序，大大增加了经办人员的工作量，导致投诉处理工作不堪重负。
2.2质量监督和投诉处理资源不足
由于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工程建设项目逐年递增。因建设行政部门和质监事业机构定员定编的原因，目前扬州市区质监人员人均监督工程已达100×104m2。在监督力量本已严重不足（2006年国家规定人均监督工程标准为3~5×104m2）的状况下，再腾出力量处理投诉，人手更显得捉襟见肘。有的业主由于未满足经济诉求或达成其他目的，多次、多处上访，造成个别投诉案件久拖不决，导致投诉处理公共资源被无限占用。
2.3网络、媒体等投诉渠道增多，处理人员面临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
仍以扬州市区工程为例，目前网上投诉的渠道主要有市委书记、市长信箱、纪委监察、等上级部门转发的网上投诉，扬州门户网站的“寄语市长”、“扬州论坛”栏目、12345热线、建设局网站的“留言板”“、投诉举报”栏目以及我站的“投诉咨询”栏目等上传的群众投诉，今年还出现了越级上访、省委书记批示、省建设厅转发等投诉案例。这些投诉均要求质监人员限时书面回复调查处理情况，增强了投诉处理的时限性和文字回复的缜密性要求。各新闻媒体介入质量投诉处理的案例也明显增加，社会舆论的压力很大。今年以来，质监机构已答复各类网上投诉75起，接待了4起投诉户直接带媒体记者、律师参与投诉。反映的问题经现场查勘和调查核实后，有的属于一般质量通病，有的与事实有一定出入，但网络的影响、媒体的采访和暗拍、录音都给投诉处理人员带来较大压力。
3克服困难的对策和建议
3.1强化法律法规的制定，破解当前遇到的难题
由于建设部第80号令《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江苏省239号文《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投诉处理规定》等执行了10多年，一直沿用至今，部分条款已不适应当前建筑行业的形势和现状。目前处理质量投诉，对明确投诉范畴、规诫投诉人过激言行和遵守“5人代表”制度、引导投诉人司法解决经济争议、督促建设单位履行质量职责和执行投诉曝光、公示信用等制度、明确处罚条款增强威慑力度、明确责任单位缺位应对措施和落实质量保证金制度、以及联合职能部门会办、申请强制执行等事项，还缺乏具体的办法依据和操作细则，有的处于无据可依可行可罚的尴尬局面。亟需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研究，效仿广东、青海、常州、成都等地区、城市的做法，力争在国家、省市较高层面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投诉处理细则及办法，破解当前投诉处理遇到的难题，减少投诉久拖不决、难以应对的现象。
3.2地方政府加强政策研究，出台措施办法
未来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政府会面临大量的拆迁安置工作。为减少社会矛盾，结合以往的经验教训，政府对拆迁安置房、保障房建设可出台措施办法，尽量做到相邻地区的项目造价和建设标准相对一致，避免安置居民因建设标准或补贴标准落差产生心理失衡，导致群体性上访。另外，对超过质量保修期的质量问题，如屋面外墙渗漏、装饰抹灰脱落等，居民申报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维修房屋，需要楼幢2/3以上业主居民的签字认可，可行性和操作性较难。质量问题难以维修也会激化矛盾，建议政府部门简化公共维修基金的申报手续，使居民有渠道有办法解决自已的房屋维修问题，有效缓解社会矛盾。
3.3加强质量监管，减少质量通病，实现质量投诉的“源头控制”
近年来，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质监机构对住宅工程有针对性地加强了质量监管，蓄水检验楼板裂缝使得今年板缝投诉量大大降低，对保障性住房采取的加大监督巡查频次、双倍复检实体质量等举措，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今年保障房仅发生了1起质量投诉，其质量已呈现出超越商品房的态势。2014年省建设厅对全省强化住宅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工作也进行了部署，要求各省辖市有针对性地围绕质量通病开展防治工作，总结交流经验后未来几年在全省推广，分配给扬州市的目标任务是水电安装质量通病防治研究，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另外，通过制定政策文件和奖励办法，积极营造和推行“优质优价”的市场氛围，引导鼓励参建单位主动创优，将是未来提升地区质量水平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和发展趋势。
3.4加强资源整合，推动信息共享，形成质量投诉处理执法合力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地位和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关系总的可以分为教育民事关系和教育行政关系，现实中出现的许多涉及教育的矛盾和纠纷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找到合适地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的解决和政府在教育领域内的角色转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因为教师作为专业技术工作者在管理上应当体现更多的自由，使教师和学校能够真正处于平等地位上进行对话，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使之能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