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5 15:04:21
序论：在您撰写浪漫主义文学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中图分类号】：I【文献标识码】：A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这一阶段，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这离不开古典主义文学的基础积淀，正因为有古典主义文学这一有力支柱，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才实现了继承与超越。古典主义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根植土壤，其在主题思想与体裁、题材及技巧上都继承了古典主义文学的精髓部分，因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之间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
一、主题思想和体裁的继承
主体性的体现、主观情感的表达、想象性思维的发挥，这些都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者所重视的三大元素，而这些元素通常都是凝聚成文本主题思想的关键部分，于是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其主题思想纷纷达到了一定的理性程度及文学高度，但这些都离不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在创作主题思想上对古典主义的充分继承。无论是一首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还是一首古典主义的诗歌作品，其都是创作者心灵、情感与体验的表达，融入了创作者理性的主题思想，因而读者才能从诗歌作品中感受到其所特有的审美魅力。
如在浪漫主义诗歌作品《西风颂》中，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不仅在诗歌体裁上继承了古典主义，而且还将古典主义的理性创作思想运用在诗歌创作当中，于是乎这首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备受广大读者喜爱。在创作中，雪莱虽然继承了古典主义诗歌的十四行诗体裁，但是为了突出其诗歌中的理性主题思想，雪莱对十四行诗体裁进行了重新创造，具体表现在采用三行诗的结构形式，在诗歌创作中运用跨行诗与跨段诗的手法，还巧妙互换十四行诗与三连韵诗的位置。因而，《西风颂》这首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在体裁上就具有了一种恢宏的气势，当然要完成这样的创新，这与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具备理性的创作思想密不可分，因为只有诗人雪莱在诗歌创作中充分植入理性思想，这样才能驾驭整首诗歌在体裁上的重新创造，从而确保诗歌作品的浪漫独特性与主题思想内涵的深远性。
二、题材和技巧的继承
由于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主题内涵、主题意识的表达需要通过作品题材与内容才能得以被读者感知，因而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在对作品的题材与内容选取上十分用心，这一点在古典主义文学创作中同样备受作家们的重视，所以足以表明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在题材选取上对古典主义文学的继承性。当然，选取具有现实意义、针对性的题材与内容对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家来说十分重要，但作家们借鉴与运用古典主义文学的创作技巧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将讽刺技巧、比喻技巧、幽默技巧等运用到浪漫主义诗歌作品当中，能够进一步升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文学意蕴，从而更好地传达浪漫主义文学作家的创作思想及情感。
在选取题材上，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家大多都会选择那些极具表明自身主题思想与主题意识的题材，包括社会中统治者的残暴一面，从而传递出作家们对社会的关注，对民众的文学关怀，对一切残酷、阴暗现实的辛辣批判。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布莱克、拜伦等，这些诗人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都具有古典主义的影子，在作品题材与技巧上借鉴及继承了古典主义；雪莱的《麦布女王》、布莱克的《经验之歌》、拜伦的《唐璜》等，这些优美的浪漫主义诗歌作品都传达了诗人们对黑暗社会与残暴统治者的批判，寄寓了诗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在济慈的诗歌《赫坡里昂》中，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则借用古典主义幽默写作技巧在诗歌中传达他对英国民众的文学性关怀。
结语：综上分析，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们知道不同时期的文学都是在相互继承与相互超越中实现发展的，对于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同样适应。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建立在古典主义文学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浪漫主义文学作家对古典主义文学进行了充分的借鉴与继承，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们对古典主义主题思想、体裁选用、题材选取、技巧运用的明显继承性。不可否认，古典主义文学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力，正因为有着古典主义文学的积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在继承其精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超越，进而推动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不断完善及成熟。
【参考文献】
[1]王莎烈.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对古典主义的继承与超越[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7（1）：84-86.
[2]田春，孙辉.论康德艺术观的古典主义倾向[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3（3）：21-24.
作者简介：
《多情客游记》声称为游记，但与游记大不相同。通篇的“我”，而外物极为模糊，“我相信”、“至少在我看来”、“我的智慧说道”、“我在想到……”；没有完整的情节线索，标题定下地点而每每重新开始新的叙述；在每个地点（如同每章）中又随意跳跃到某段回忆，跳到内心情感，跳到个人的议论调笑；对话通过破折号进行，同时随心所欲夹杂“即时”的议论……这些都使《多情客游记》成为对我们而言极富现代感的作品，令人惊讶于作者非凡的超前。且不细论这种超前究竟是完全的斯特恩本人天才还是掺杂着小说成型之初的规则理念的不完善，无可否认的是《多情客游记》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小说是连续的时间流，好像小小的自足的水晶球嵌在固定的现实时间的墙上，因为合上书时它不具备任何时间属性，但当阅读发生，或者写作时，人进入到自足的水晶球中经历一段故事（时间）。在阅读《多情客游记》时我们还是会感到些许错乱和不适，虽然相较《项狄传》已经收敛许多。黄梅在《推敲“自我”》第八章谈论《项狄传》的第一小标题取为“无法无天的叙述”，又引用爱・摩・福斯特的话佐证：“《项狄传》中藏着一个神明，它的名字就是‘混乱’”。[2]究其根源，斯特恩让我们如此不知所措的方式之一是时间叙事上的随意。典型如第一页的叙述：
――这种事，我说道，在法国就安排得比较好。――
――你到过法国吗？那位绅士马上转过身来冲我说道，态度既客气又得意不过。――奇怪！为此我跟自己辩论道，没有想到二十亿英里的航程，充其量不过从多佛到加来这么远，竟能给人这种权利――我倒要调查研究一下：于是不再辩下去――我径直回到住处，收拾好半打衬衣和和一条黑绸紧身裤――‘我这上衣，我看看衣袖说道，还行’――在多佛码头找了个落脚处；游船要在第二天早上九点开――到三点才吃午饭，我吃了一份油焖子鸡，的确是在法国吃的，不容争辩，因此，要是……，暂不处理这些财物――我的衬衣，黑绸紧身裤――皮箱等等，……以多情善感著称的民族的君王，使我非常难过――
不过，我刚刚踏上你的领土――[3]
开头的“这种事”，是语意的连接，“这”必定有所指代，而所指一定是前段时间的谈论事物，而只给读者展示这个完整时间的后半段，令人无从得知“这种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随后，在话语中即时地发表议论，如“――奇怪！我跟自己辩论道……”，如后文大段地为自己的衬衣、黑绸紧身裤、小照的安全性“大呼小叫”，榇顺渡戏ü国王也没什么关系。接着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跳跃。约里克一定不可能在边看看衣袖边找到了落脚处边打听到了游船时间，更不可能将时间跳到了已经到了法国的第二天三点去吃油焖鸡，因为后文叙述到约里克刚刚踏上法国领土。吃完了油焖鸡后也没有脱离前文的“游船时间”，继续蜿蜒着叙述踏上法国领土前或刚刚的内心活动。文本给了我们时间的顺序和先后，这是确定无疑的，当写作时、阅读时就可以体现出来，字是一个个写上去的。而斯特恩强烈地无视了。其叙述时间粗略如下：
和绅士聊天
决定去法国，“径直回住处”
收拾衣物看衣袖
在多佛找落脚处游船时间（可能是人在多佛找，或是人在住处就能找到）
第二天三点在法国吃午饭，吃油焖子鸡
担心，“那天晚上”
踏上法国领土
即使很认真地列出来还是有很多时间的漏洞，也无法让人肯定地把叙事时间转变为现实时间。“在多佛码头找了个落脚处”是到了多佛找的还是能有预订服务在住处就能找到？“那天晚上”、“到三点才吃午饭”、“刚刚踏上领土”，依然令人疑惑不解，写作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一定是吃完午饭之后。那又何以“刚刚踏上领土”？“刚刚”本身就是模糊的、个人的词语。小说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时间叙述和安排。
可以发现《多情客游记》的叙事时间是极其个人化的时间，乃至是对现实时间、理性时间的根本忽略。按照个人兴趣、思绪排布的时间，随意省略、跳跃，即时抒发议论。内心感受、情感在现实里和现实时间就不对等，一秒钟也能万千思绪百转千回，或是在痛苦的煎熬中一秒千年。叙事的情节弱化、边缘化、琐碎化，个人情感以个人时间、观念的时间为支撑在叙事篇幅上成为主心骨，这即是外部世界弱化内部世界加强的证明。此时，情绪和记忆作为个人时间的标杆借助于虚构在文本中任意驰骋，虚构时间的延展、拉长、缩短、剪切、磨损、失真，标志着作为文本后的存在主体――人，成为自由的完全个体化的时间立法者。人的存在主体性地位在个人时间上的确立，才是感伤主义的基础，不然，情感无从抒发，根本毫无立足之地，如同釜底抽薪一般，情感的存在则没有理由。
浪漫主义诗人们、小说家们，所有浪漫主义者，如若想自由地抒情、表达感受，也必须确立主体化的时间观。在此不赘述情感与时间的关系，而以华兹华斯为例，管窥浪漫主义的时间观念。
华兹华斯认为“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但并不是当下的强烈情感，而是诗人在平静的回忆中，逐渐形成的情感的产物。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失，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诗人的心中。”[4]可是诗歌的情感源头就会在严格意义上分成两股：内心触动的当下的情感，和平静的回忆中的情感。但是事实上，在诗歌作品中这两种情感并不区分，融汇在一起，甚至在平静的回忆中形成的情感无形地叠加于现实的事物中。“对于华兹华斯来说，诗歌形成一种意识活动……过去的情感也可以在现在的意识中重新增长起来。通过这种情感的回忆，意识发现自己不再局限于一种情感之中。从过去的情感的角度对现在进行想象，自我似乎可以感觉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完全的融入。”[5]比如著名的《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以顺序写作在湖边看到水仙花，多年后沉思而想到水仙。开始部分的水仙是“连绵不绝，如繁星灿烂在银河里闪闪发光”[6]，而在回忆之中，获得了更大的欢欣，成为“孤独中的福祉”。原来的现实的过去的水仙通过回忆的再造，与回忆的现在的水仙重叠，客观时间概念也消散成一体的审美体验，是纯主观的艺术表达。
巧合的是“现代性”这个词就与时间的分期有关，但不仅仅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指出：
同‘当下’一样，诸如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以及时代精神等也都是动态概念；这些概念或是在18世纪随着‘现代’或‘新时代’等说法一起出现的，或是被注入了新的含义，而这些语义迄今一直奏效。另外，这些概念后来随着西方文化的现代历史意识而出现的问题，即现代性不再是从另一个时代的模式里去寻求自己的定位标准，而是从自身中创立规范。现代性就是毫无例外地反顾自身。这清楚地解释了现代性对“自我理解”的高度敏感，及其至今仍在不停去驱使其努力“确定其自身”（pin itself down）的内在动力。[7]
在“确定其自身”中，现代性的支柱即在于“现在”的自身，此岸的自身，在于人的主体性。作为主体性的人如何感知和把握流动的时间，作为其自身的时间如何进行处理和反思，由此主体化的时间感受使文学 中的虚拟时间变得更加自由和跳跃。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同样注重感情的表达，但在其间联系的考察总会流入泛泛而论，或是理性情感二元论形而上的大言炎炎。而通过对感情流露背后的叙事时间的考察，可以更细致地发现在叙事中的一些特征。
由于个人能所限，所读书目限于中文，对《多情客游记》的分析可能存在错误，以及对西方诗学、文学批评了解甚少，如有错谬，敬请指正。
【注释】
[1]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M].北京：三联书店，2015.
[3][英]劳伦斯・斯特恩.多情客游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选自《英国作家论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5.
[5]赵光旭.华兹华斯“化身”诗学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
[6]飞白译本.
[7]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黄梅.推敲“自我”：小f在18世纪的英国[M].北京：三联书店，2015.
[3][英]劳伦斯・斯特恩.多情客游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王春元，钱中文.英国作家论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5.
关键词：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
一、浪漫主义文学的背景及渊源
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普遍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它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社会思潮的产物。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推动了个性解放和情感抒发的要求，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强调，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社会背景]
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康德、费希特等古典主义哲学家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倾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预测，也对浪漫主义文学有不小的影响。[思想基础]
在文学传统上，中世纪的骑士传奇与浪漫主义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浪漫主义一词即来源于传奇一词。而18世纪英国的感伤主义文学和卢梭对感情抒发的崇尚，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和繁荣铺平了道路。[文学传统]
二、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
1、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浪漫主义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现实极为不满，往往把非资本主义的生活加以理想化；浪漫主义作家深感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对文艺创作是一种枷锁，于是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突破文学描绘现实的范围，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地位。他们特别重视爱情题材，对人的梦境也进行了大量的描写。
2、描写自然风光，歌颂大自然。由于厌恶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反感庸俗丑恶的现实，对工业化的恐惧和憎恶便成为浪漫主义诗人共有的特点，而雄伟瑰丽的大自然和远方奇异的情景，则成为浪漫主义作家寄托自由理想之所在。在他们的笔下，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往往同城市生活的丑恶鄙俗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些非凡的人物往往出没在大自然中间或奇异的和具有异国情调的环境里。他们标举卢梭的“回归自然”的主张，把自然看作一种神秘力量或某种精神境界的象征。浪漫主义作家不仅歌吟本国自然之美，而且乐于描绘异国风光，如美洲的丛林和大草原，地中海沿岸各国，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哥特式的建筑，古代的废墟等等。
3、酷爱描写中世纪和以往的历史。从司各特开始，至雨果、大仲马等浪漫派小说家，许多以历史题材为描写对象。他们的描写不重在反映历史真实，而在表现自我的想象，往往只是撷取历史的一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在史书上语焉不详，可以任凭作者自由驰骋。有的浪漫主义者美化了中世纪封建宗法制度，把中世纪当作“黄金时代”以与资本主义来对立。
4、重视民间文学，尤其是中世纪的民间文学。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都是从搜集中世纪民间文学开始的，为此还提出“回到中世纪”的口号。这是因为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其想象丰富，情感真挚，表达自由，语言通俗。
三、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又称现代派文学或先锋派文学，是20世纪前期欧美各种反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总称。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可以说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在新时代的继续和发展。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由多种流派组成的文学思潮，其观念演变和价值取向是多元、复杂的，不同的流派与团体往往各有各的主张，但它作为20世纪极富创新和反传统精神的文学思潮，在总体上又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现代主义文学突出地表现异化主题。文化是人的外化与象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现代主义倾向于文化批判，本质上基于对人的生存状况、人的本质问题的探索。
第二，现代主义文学强调表现内心生活和心理真实，具有主观性和内倾性特征。在一些现代主义作家看来，传统文学那种看似逼真的人物和物象描写其实是一种假象。因此，必须摈弃对人物性格和一切相关的附属品的描绘，使读者进入人物的心理现实，这就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领域，改变了传统的艺术思维模式。
第三，现代主义文学普遍运用象征隐喻的神话方式，追求艺术的深度模式。神话式象征的意义在于对未知领域的诗性揣摩，是将最内在的、最深刻的心灵体悟转化为认识的对象，因而，它的价值不在于对象本身，而在于它所包含的内在体悟，这种体悟往往是多义性的。
第四，现代主义文学提倡“以丑为美”、“反向诗学”，大量描写丑的事物。现代主义作家处在20世纪那个失落、传统价值观念失落的社会，他们往往从更深层次上思考着人的命运、人的本质和人类前途问题。他们觉得人类自身具有恶的根源，人的本质力量有美的一面，又有丑的一面。因而希望通过艺术来表示与人性之恶的抗争，表示对丑恶的反抗。但是他们反传统的个性又使他们不愿像古典艺术家那样一味地高唱人性美的赞歌，而是着意于描写丑，暴露丑。现代主义作家对死亡、黑夜、堕落、犯罪、畸形、变态、疯狂、瘟疫、尸体等的描绘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表现出“以丑为美”、“反向诗学”这一新的美学倾向。不过，现代主义作家的“以丑为美”不是把生活中的丑作为美来肯定，而是无情地解剖、否定现实与自我平庸，通过与丑的撕斗来表达对美的追求。因此，在这种美学追求的背后，蕴含着对人生的严肃而崇高的爱。
四、浪漫主义诗歌与现代派诗歌的联系和区别
从总的艺术方法来看，现代派采用表现法，而非白描法。这里所谓的表现法是指现代派作家用歪曲客观事实的方法来曲折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描写客观事物或直抒自己的胸臆。不妨举两首诗来做对比：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by William Butler Yeats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 / 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 / of clay and wattles made / Nine bean-rows will I have there / a hive for the honey-bee / And live alone in the bee-loud glade / 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 / 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 / Dropping 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 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 There midnight’s all a glimmer / and noon a purple glow / And evening full of the linnet’s wings/I will arise and go now / for always night and day / I hear the lake water lapping with low sounds by the shore / While I stand on the roadway / or on the pavements gray / 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
这首叶芝早期的著名作品是典型的浪漫派后期唯美主义的诗篇。他直抒胸义的道出要离开这个充满的痛苦的世界去过隐居生活的愿望。他对因纳斯弗利岛景色的描写也是一种白描法，没有加以主观色彩的渲染。虽说因纳斯弗利岛只是爱尔兰的一个小岛叶芝是把他当成是隐居生活的象征，但这是摆在纸面上的，显而易见的。虽说他抒发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但只是一种白描的艺术方法。请读另一首诗：
豹――在巴黎植物园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 在心中化为乌有。
这是里克尔1903年的作品，与其说他在描写被困笼中的豹子形象，不如说诗人是在体会豹子的心情，甚至还可以说是他借豹子的心情来表现自己当时的心情。这里的拟人化自然是常见的艺术手段，但从常理看，即使把豹子当成人来看也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感情。显然是里克尔发掘自我的结果。整天关在笼中的豹子无疑会讨厌身后的铁栏杆，但他不可能感受到这么深刻的程度，以至认为“千条栏杆后没有宇宙”他可能感到有力无处使的苦恼，但不会认识到力之舞的中心一个伟大的晕眩。这些诗说明里尔克是用自己的思想歪曲了豹的感受能力来表现他与现实世界的矛盾。这还是他以对客观的忠实描写著称的早期作品，如果拿他后来书写主观情思的杜伊诺哀歌来作比较，浪漫派与现代派在创作方法上的差别就更明显了。在写法上，里克尔不像早期的叶芝那样直抒胸臆，而有曲折隐含地把把抽象观念和具体形象相结合的特点。
总起来看，现代派文学的艺术特征与近代文学中出现过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是颇为不同的。现代主义吸收了其他文学的特征---------特别是浪漫主义---------的某些因素，但他与浪漫主义的区别大于其联系。虽然浪漫主义中有些作品已开风气之先，具有象征主义或表现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 宋寒冰.元杂剧与佛教母题研究[D].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8)
[2] 柳东林.西方文学的非理性特点及禅意研究[D].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08)
[关键词] 浪漫主义 钢琴音乐 速度 力度 音色 自由速度 演奏风格
Abstract: Concrete behavior of this text in the music of romantic style from the piano music, is it explain romantic style issue of piano performance to come from speed , dynamics , sound , freedom speed four respect mainly. Through to exposition of content the above, also from play romantic period different piano some questions that work should notice of composer explain I.
Key words: Romanticism Piano music Speed Dynamics Sound
Speed of freedom Play the style
[关键词]乔纳森·贝特；生态批评；绿色的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1-0077-06
[作者简介]方 丽（1965—），女，重庆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生态批评及英美文学研究。（重庆 101331）
[基金项目]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绿色的文化批评：英国生态批评研究”（12SKE1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Green Romanticism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lace： A Study of Jonathan Bate’s Ecocriticism
Author： Fang Li
Abstract： As a pioneer of British ecocriticism， Jonathan Bate reevaluates literary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He digs out a sense of place embodied in the romantic poem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harmony between mind and nature. His research has offered an op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romantic poem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atement about Bate’s ecocritical theory. By investigating Bate’s ecocritical discourse about “romantic ecology” and “ecopoetics”，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explored. Comments on h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ecocriticism are included.
Key words： Jonathan Bate； ecocriticism； green romanticism
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之后，新出现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生态批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英初露端倪，从90年代至今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当代西方乃至世界范围的文学批评活动的重要力量。生态批评的出现，为面临种种困惑和争议的当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打开了新的思路，开拓了新的领域。在西方生态批评领域中，英美两国是这一新兴的文学批评模式中两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尝试以关注人类生存前景为出发点的生态批评为研究方法，重审经典文学作品，使文学研究走向了广阔的生态学视野。在英国生态批评领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贝特继承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来英国的文化批评传统，把生态学原理运用于文学批评中，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为研究对象，重新审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探讨浪漫主义诗人所具有的人与自然相融合的生态意识，挖掘这种有机论的自然观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生态批评在英国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因此被誉为英国生态批评的先驱。
一、《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英国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
从通行的观点来看，英国生态批评的出现略晚于美国。美国生态批评萌发于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而英国生态批评的出现，一般是以1991年贝特的专著《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的传统》（Roman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的问世为标志的。其实，贝特并不是从生态视角研究浪漫主义作家的第一人。早在1974年，美国批评家克罗伯（Karl Kroeber）在其浪漫主义研究中就引入了生态学的概念。①贝特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这一概念的。1977年，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就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一书中提出了“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的概念，沃斯特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主要是指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的生态思想，同时也提到了英国和德国浪漫派文学家的生态思想。②尽管如此，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真正开始得到批评界的广泛关注还是在2001年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出版以后。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中，贝特从文学和文化的意义上最早把“浪漫主义”与“生态学”联系起来，并从生态学的角度对浪漫主义文学进行了重新评估。在这部书里，贝特使用了“文学的生态批评”③这一术语，这一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英国生态批评的开端”。④
《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被誉为英国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版引发了一股重新评价和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热潮，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生态批评的兴起和发展，生态批评在英国逐渐升温。
如果说美国生态批评与爱默生、梭罗为代表的美国先验主义文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话，那么英国的生态批评则与浪漫主义研究传统是分不开的。英国的浪漫主义研究传统上至18世纪末，下至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研究中，既有作为政治-历史阅读的外在批评，也有作为审美-形式阅读的内在批评。20世纪以来，无论是新批评、结构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都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英国浪漫主义，也得出了颇有洞见的结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浪漫主义作品的解读。在对浪漫主义诗歌的重新解读中，以哈特曼和布鲁姆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认为，浪漫主义诗人“寻找的是想象、独立和眼前的快乐……一种超验的自然”。⑤因此，哈特曼认为，华兹华斯并不是一位自然诗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梅甘（Jerome J. McGann）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历史为代价，赋予想象以特权。它寻求超验而躲避现实，文化成为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宏伟的幻想。”⑥哈特曼和麦克干等人对浪漫主义诗人的重新评价，颠覆了前人对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定论，他们以其敏锐的政治-历史意识揭示了浪漫主义作品所隐藏的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这无疑对我们全面理解浪漫主义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这一股席卷全球的批评浪潮的兴起，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却受到了以贝特为代表的英国生态批评家的挑战。贝特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哈特曼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解读抛弃了自然，将我们带人先验的想象中；而20世纪80年代以麦克干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解读又抛弃了先验的想象，把我们带回到历史和社会中。21世纪60年代对浪漫主义的解读是理想主义的标准，赋予想象以特权；80年代对浪漫主义的解读则是后阿尔都塞式的标准。前者假定人类思想高于自然，后者则假定人类社会经济比自然经济更重要。在贝特看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具有与现实和未来对话的能力，华兹华斯的绿色阅读就是经典文学作品的典范。从一方面来看，华兹华斯的诗歌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在其诗歌中所体现出的浪漫主义传统就是尊重地球，质疑经济增长和物质生产的合法性，这正是当今生态学所倡导的观点；另一方面，华兹华斯的诗歌也具有很强的现代感召力，因为浪漫主义预言了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出现的最紧迫的政治生态问题，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稀薄，热带森林毁灭，酸雨，海洋污染等。贝特认为，是时候让华兹华斯恢复“自然诗人”这一称谓了。重新学习华兹华斯看待自然的方式，并不是真正能够对政府有关“绿色”问题的政策有任何影响，其重要的价值在于弘扬环境意识传统的历史。华兹华斯并不是开启这一传统的第一人，但是他对于这一传统有着重要的影响。贝特也指出：“如果说浪漫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它并不是如麦克干所说的是一种想象的理论，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和象征的文本。它是一种生态系统的理论，一种实用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文本。”①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的前言部分，贝特指出：“文学批评家的目的不仅是诠释，而且也要辩证地论述。批评家总是有选择地阅读文本、让文本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虔诚的19世纪评论家评论华兹华斯时，使用的是宗教话语，自由的20世纪末的批评家们用女性主义话语论述浪漫主义，无论是那时的还是当今的评论，都是强调诗人作品中的某些东西，或没有的东西，以此来满足特定读者的特定的需求。而我希望我对华兹华斯的阅读属于另一类阅读：既是批评家的目的也是作者本人的目的。这样的阅读能够在读者与死去的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会带来某种特殊的享受和对忍耐的感悟。”②因此，《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倡导这样一种观点：华兹华斯让读者懂得如何看待自然世界，如何生活在自然世界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或忍受生活。在浪漫主义诗学中，诗不仅存在于语言之中，更存在于自然之中。它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手段，更是人与自然界交流的手段。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敬畏着绿色的大地。因为它认识到，离开了绿色的事物，人类从肉体到心灵都无法生存。人类只能在大自然和感觉的语言里，找到最纯洁的思想的支撑，心灵的保姆、引导者和保护者，整个道德生命的灵魂。
贝特也关注华兹华斯诗歌中有关“地方的想象”的话题。在《浪漫主义生态学》“地方的命名”一章中，贝特探讨了华兹华斯诗歌中对地方的演绎。在贝特看来，熟悉、了解并珍视一个地方有三种方式：一是长期居住此地，二是对地方的命名，三是通过学习有关地方的知识。贝特提到的第二种方式主要是针对文学作品中作家对地方的命名而言的。贝特认为，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命名就是与地方同化。”我们感觉诗人就在诗里，诗人与一个具体的地方是结合在一起的。对于华兹华斯，命名是一种想象力的驰骋，也是与大地合一的象征。贝特指出，人对地方的记忆会堆积起来，不断被唤醒，华兹华斯“对地方的命名也是一个唤醒记忆的过程”。①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贝特重新审视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概述了由华兹华斯以来包括约翰·拉斯金、威廉·莫瑞斯和爱德华·托马斯等人形成的关注环境的传统，采用“生态学的批评”，将“浪漫主义”与“生态”的概念连在一起，探讨浪漫主义诗歌中反映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理念，重新将浪漫主义诗歌与自然联系起来，挖掘了浪漫主义诗歌中心灵与自然相互交融而产生的家园意识，打开了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另一种可能性，使我们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当代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新兴的英国生态批评起到了提示、倡导和促进的作用，此后涌现的重新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批评热潮，与贝特的开创性研究是分不开的。
二、《大地之歌》：“生态诗学”的构想
2000年贝特出版了第二部生态批评专著《大地之歌》，发展和完善了“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在《大地之歌》中，贝特将文本范围扩大到英美两国的现当代作品，从简·奥斯汀（Jane Austin）到伊利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生态价值。
贝特提出了“生态诗学”（ecopoetic）的概念。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的哲学思想激发了贝特的灵感。eco-来源于希腊文oikos，意思是“家园”或者“栖居地”。贝特指出“栖居”意味着一种归宿感，一种从属于大地、被大自然所接纳、与大地共存的感觉。它的对立面就是失去家园。这种归宿感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诗意地”生存，生存在审美愉悦当中，生存在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当中；另一个前提就是非常值得地生存，而要做到“非常值得”得生存，就必须尊重大地，对所栖居的大地负责任。在贝特看来，“生态诗学”不应该是政治性的，更不应该是宣传性的，而是提倡“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把地球当作家园或栖居地，这样，才能让诗歌成为拯救地球之所。贝特相信，文学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使用，能够把我们和自然世界重新联系在一起。②
在《大地之歌》中，贝特探讨了浪漫主义诗人对地方的演绎与实践，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地方与浪漫派诗人的环境意识、对地方的感知和意识等方面联系起来，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他试图建构一种浪漫主义的“生态诗学”。贝特“生态诗学”的关注点是诗歌所具有的诗性力量，他认为生态诗学是为“他者”代言，尽管生态诗学在自然之外代表“自然”说话，但是生态诗学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诗歌中，寻求人类的权利是寻求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在贝特看来，诗是人类想象和体验的创造物，它从历史和社会中退隐到自然，诗人在自然中享受简单的生活，体验自然审美的快乐。“田园的主题是诗歌的主题，也就是诗本身。”在田园主义的自由、单纯和热情的生活中，人与自身的情感直接地相互融合。诗歌溶解了人的精神和自然，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之间的界限。诗人基于情感的体验与自然交流互动，与自然同在，走向与自然合一的状态。这种与自然的溶合并不是从文明社会中隐退，逃避社会的责任。因为诗人不是批判，而是写诗，使诗歌成为人类在自然中的栖息之地。所有的诗歌都是为人类在自然中建立的栖居之地。如果人类不再因物质的享受而掠夺自然，让自然在人类的心灵中安居，地球就可以得到治愈。“人类栖居着，因为他们拯救大地。如果诗是栖居最本源的进入，那么诗就是我们拯救地球之所。”①
贝特的“生态诗学”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浪漫主义诗人将自然环境与诗人心灵完美地融合起来，打破了笛卡尔式的心灵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等的二元对立，这是浪漫主义诗歌所体现出的最为重要的生态思想。拜伦的《黑暗》告诉我们，当生态系统被破坏，人际联系也会遭到相同的摧毁；济慈的《秋颂》和柯尔律治的《午夜霜》思考的则是我们与其他事物尤其是大地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脆弱的，但却是美丽的，而且对于生态整体性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三、绿色的浪漫主义
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和“生态诗学”使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得到英国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大量相关的研究和讨论。1997年举行的“文学与自然环境会议”，以及1998年的“文化与环境保护主义会议”都有从生态视角所进行的浪漫主义研究。2001年7月由“英国浪漫主义研究协会”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举行了以“长盛不衰（sustaining）的浪漫主义”为主题的会议，从生态视角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解读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2006年6月，威尔士大学浪漫主义研究中心又举行了以“浪漫主义，环境，危机”为主题的会议，此次会议的所有议题都是探讨浪漫主义研究中的生态政治问题。
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之风也刮到了大洋彼岸的北美学界。专注于浪漫主义研究的美国批评家卡尔·克罗伯（Karl Kroeber）于1994年出版了《生态学的文学批评：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心灵生态学》（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在此书中，克罗伯提出了“生态学的文学批评”的概念。像贝特一样，克罗伯主张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对浪漫主义诗歌进行重新评价。克罗伯指出，文学批评应该重新建立与社会其他领域特别是现代生态学的联系，生态学的文学批评关注自然过程和文化过程的相互联系。有关自然的诗歌表达了浪漫主义诗人最深厚的政治义务和责任。浪漫主义诗人认为：“艺术的实用功效不仅负有对社会的责任，还负有对自然的责任。浪漫主义诗歌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这是人类最根本的能力，它能使我们与的环境发生互动。想象力在诗歌中得到实现，因此能为解决实际的社会和伦理困境做出贡献。浪漫主义批评家时刻牢记的是，人类是环境最重要的部分，这正是当今社会的人们所忽视的东西。在克罗伯看来，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是在文学上首次预见当代生态学概念的文学。”②
2000年9月，“北美浪漫主义研究会”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行了以“浪漫主义和自然”为主题的会议。在同一年，麦克库西克（James Mckusick）出版了专著《绿色写作：浪漫主义与生态学》（Green Writing：Romanticism and Ecology），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及美国自然文学家置于“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写作”范畴之中来加以考察和研究。也在同一年，由史蒂夫（Rosendale Steven）编辑出版了论文集《文学研究的绿化：文学、理论与环境》 （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cholarship：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Environment），其中也有“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研究成果。
如今，“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的浪漫主义”已成为生态批评的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它倡导一种文学生态思想，弘扬有机整体论的自然观，具有一种深切关怀自然的生态伦理精神。同时，许多批评家将贝特的研究视角从关注浪漫主义作家的自然思想扩展到关注城市生态以及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浪漫主义时期的生态政治问题。
在近期发表的论文“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中的生态学”中，加拿大学者哈钦斯（Kevin Hutchings）认为，华兹华斯提倡建立国家公园来保护湖区的自然景观，他的诗歌有时也表现出一种认可城市的微妙态度。哈钦斯指出，浪漫主义作家既批判城市空间，也承认城市自然的价值，他们其实也是创立或保护城市绿色空间的倡导者。哈钦斯预测，随着“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的浪漫主义”研究的发展，与城市生态学相关的问题一定会在这一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①
“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研究的另一个最新发展是当代殖民主义生态学对浪漫主义时期相关议题的解读。比维尔（Alan Bewell）在《浪漫主义与殖民时期的疾病》一书中，采用了一种生态-唯物主义的视角，研究欧洲殖民主义的生物医学的语境。比维尔认为，“殖民化不单是一种军事行动，而完完全全是一种生物学的和生态学的事件。”②在浪漫主义时期，有关殖民主义的讨论中，疾病的意象，远非仅仅是指“有关种族文化焦虑的隐喻的投射，通常是指显而易见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现实”。③比维尔指出，事实上，殖民主义是由改进思想和文化来建立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健康的旗帜下，殖民主义也志在改善殖民的生态环境，以及居住在此环境中的人们（包括外来的和本地的）。”④
四、结语
在《大地之歌》中，贝特有一段被广为引用的话语：“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显示出种种危机，……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限制了来自太阳的热量的散发，从而导致了全球变暖。冰川和冻土不断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降雨模式在改变，风暴日益凶猛。海洋遭受过渡浦捞，沙漠化程度在加剧，森林覆盖率正急剧减少，淡水资源越来越匮乏。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在加速灭绝。我们生存在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叩问：我们究竟从那里开始走错了路？”⑤
浪漫主义是1790～1850年之间在欧洲兴起的一股思想界、艺术界和文学界的思潮。德语浪漫主义文学大量涌现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头30年中。一般来说，浪漫主义有三个阶段：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中
心处于耶拿；中期浪漫主义，中心在海德堡；晚期浪漫主义，中心在柏林。代表作家有弗雷德里希・施莱格、路德维希・蒂克、诺瓦利斯、E.T.A・霍夫曼等，他们深受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等人的
影响，作品情感丰富，童话色彩浓厚，想象力丰富，有时带有奇幻甚至恐怖的色彩。
同前一时期的启蒙主义对理性的偏好相比，浪漫主义更加崇尚情感。在19、20世纪之交，浪漫主义扮演着重头戏的角色。让我们从历史、社会和文学的背景探究，浪漫主义出现的文化背景到底是什么。
同时，由于与启蒙主义根深蒂固的联系，我们会将其与浪漫主义对比，通过它们之间的相悖和相同处来更好地理解这一背景。
人们说，所有的浪漫主义作家都是哲学家。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的文学创作同理论反思的联系更加紧密。很多作家同时也是理论家，他们崇尚写“进步的总汇诗”，也就是包含一切、并不断变化
上升着的文学。哲学思想在他们的作品和断简残篇中处处可见，哲学思想和心理分析方法处处穿插。对他们来说，知识永无止尽，只可能继续发展。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浪漫主义同其他文学思潮的区别
，尤其是被人视为与其“相反”的启蒙主义思想。
18世纪，英国和法国已经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已经处于工业革命兴起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初期。而此时的德国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德国的土地上甚至没有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
只是一个松散的联邦，没有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30年战争让它开始分崩离析，当时的社会没有统一的、进步的思想，德国人都纷纷仿效英、法两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将之视为时髦。
18世纪末期，浪漫主义思潮兴起，在一段相对沉默的时代之后，各国都爆发了争端，法国大陆上燃烧的革命战火，开始席卷欧洲，如同法国有拿破仑，英国有尼尔森，德国也需要一个拯救者。而此时德
国的资本主义也开始缓慢发展，市民阶级悄悄崛起，渐渐有了自己的力量和愿望。
浪漫主义星期的另一个原因是市民阶级的形成和上升，他们是传播艺术和文学的主要力量。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使得市民阶级有能力读书、欣赏音乐，去剧院和音乐厅，原先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市民阶级
也有了更高的诉求。
启蒙主义时期，将理性视为最高原则，鼓动大批来自较低社会阶级的年轻人涌入大学，接受教育。在大学里他们生活朴素，渴求能够进入上层阶级，改变命运；教授们教他们要自爱，发展个性。这些促
使他们进一步提升对社会的希望，但进入上层的大门却总是紧闭，于是他们渐渐成为中间的一级，对现实也愈加不满。
接受过了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发现了启蒙主义思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对它的允诺大失所望，开始对之进行深刻的反思。带着想要改善自身阶级的现状的愿望，他们渐渐形成了与启蒙主义思想相反的
世界观，这种最初的思想被人们称为浪漫主义。它与任何一种文学或文艺类型都不同，在德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放弃了雄心，回到现实。另一派是虔诚主义，崇尚神秘和宿
命论。当时这种情况带动了各种各样社会和哲学理论的出现。从这些理论可以直观地看出当时人们对启蒙主义的理性至上的反思以及对于情感的崇尚。
研究者一般认为，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就像一段绳索的两头。因为它们是如此不同：一个推崇理性、光明、现实和社会革命，反对宗教，另一个则推崇感情、幻想、浪漫和保守，反对政治。看上去这二
者没有一处相契合。但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十分复杂，不应只简单地用“相反”来描述这二者的关系。
恩斯特・卡希尔认为，浪漫主义在方法论上是继承启蒙主义的，并从中汲取了精华思想。浪漫主义是在批判和研究中，以启蒙主义为基础，渐渐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者接受了启蒙主义者的世界主义的
理论，将其写作原则、自信和谨慎特点同自己的浪漫主义幻想结合在一起，作品呈现出广大而又自由的一面。他们反对法国革命，却在文学作品中继续发扬了这一精神，简单来说，没有启蒙主义的“进
步的总汇诗”，没有世界主义的思想和乌托邦的梦想，浪漫主义就不会存在。
同时，浪漫主义者并没有极端地反对理性。奥古斯特・威廉海姆・冯・施莱格在他的《论文学、艺术和时代精神》中指出，理性与想象拥有同样的创造力，也是万能的。因为理性追逐统一，想象丰富多
彩，因此他俩看上去完全相反，但是人类的基础却是由二者共同构成的。这一点清晰地表明，德国的浪漫主义是把理性看得很重要的，只是认为理性不应该作为人类的单一精神出现。理性与想象之间的
关系是辩证的，只有共存才能展现人类精神存在的完整性。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浪漫主义有个重要出发点：二元论。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如同光和影，好与坏，已知和未知等等。他们被费希特的辩证主义哲学所影响。他们所否认的，是启蒙主
义对于理性地位的绝对化。这种二元论还奠定了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讽刺。因为讽刺存在于自我否定之中，否定不是消灭或破坏，而是创造的过程。
正如之前所提，浪漫主义在一开始甚至是赞成理性的。事实上，重点问题不在于承认或否定理性的存在，而在于理性的多样化。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战争实质上是极端主义理性和个人理性之间的战争。
如果将理性外化为所有人都认可的东西，人类精神就没有发展的余地了。
虽然启蒙主义照亮了浪漫主义发展的道路，但它主要涉及的还是英法两国的代表者，而非德国自己的。一个理性的现代化社会会压抑个性健康发展。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不应该只是理性的，还应当是自然
的。早期浪漫主义者的理想社会的模型一定程度上来说有点不太现实，他们的追随者却忘记了这一点，仍旧想要努力使这个社会成为可能。这激励了德国乃至其他国家政治运动的发展。
浪漫主义者认为，虽然理性主义崇尚知识和科学进步，承认人能够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能力，却会走入极端理性的死角，把人类世界观带向功利主义。赚钱成为唯一的生存原则和动力，进而使人道德败坏
，阻碍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强调内心经验的丰富和自由的浪漫主义，不乐于见到工业化的情景，不愿意看到教会与世俗的分裂，纯粹理性最终导致怀疑论的出现，浪漫主义者之所以倾向情感，也是由
于他们开始对理性产生质疑，他们想要在理性和情感之间找到和谐，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发展。他们并不完全否定理性，而是强调了情感的必要性，想要扭转极端理性已经日趋危险的方向。
总的来说，浪漫主义的兴起是有其社会、历史和哲学背景的，这一切都构成了它兴起的文化背景，撇开启蒙主义的话，我们无法畅谈浪漫主义的特点，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样：与理想相悖的糟糕的现实使
浪漫主义者意识到，纯粹的理性给人类与自然、生存与理想之间撕出一个巨大的裂缝，、人际冷漠和市民阶级的无力使人们倒向了情感一方。
参考文献：
[1]梁锡红，《十九世纪初德国社会转型期与浪漫主义的矛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1/9，第143-147页
[关键词]浪漫主义小说 死亡主题 复归 自然 悲剧
浪漫主义[romanticism]是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在浪漫主义的叙事中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主观性”、“复归过去”和“回到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学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前提下,中国文化传统和作家的写作的情态以“死亡”来惊醒价值判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中,浪漫的“复归”是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的写作心声和创作理想。
一、“主观性抒情”与“个性化色彩”
综观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中浪漫主义的表征,首先表现为“主观性抒情”和“个性化色彩”的浪漫叙事理想。“主观性抒情”是浪漫主义者主张表现自己的主观体验,抒发内心情怀,它不在乎外在力量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私人化”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在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中表现突出,在中国五四作家,如创造社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创造社“小伙计”作家周全平、叶灵凤、倪贻德,新月社诗人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人的文学文本中都不突出的体现,可以说,现代文学30年是浪漫主义文学真正自觉的时代。在此基础上引起的“个性化色彩”叙事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原初意义:以人为本,张扬人的价值和意义,反对基督教神学,达到人性的最大解放,而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受其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中曾出现过不同时期的浪漫主义表征,五四时期创造社、新月社、湖畔诗社的作家和诗人在为人和为文上都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鲁迅的文学活动中也显示了强烈的个性主义精神。《摩罗诗力说》不仅介绍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还展露了鲁迅的浪漫主义理想,他讴歌的“撒旦派”诗人拜伦、雪莱等人就是浪漫主义者,他的散文诗集《野草》在写作方法上就体现出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20世纪20年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受到欧洲前浪漫主义者卢梭的“返归自然”思想和斯宾诺莎等人的“泛神论”影响,以自然为宣泄对象,通过对自然的歌颂,表达对神的否定和对自然力、对人性的肯定。回顾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这一特征十分突出,郭沫若、郁达夫以及废名、艾芜等人的作品都具有典型的“个性化”的艺术旨趣。
二、“复归过去”与“个体生命体验”
在现代文学的创作中,作家创作时既接受外来文学形式和思潮影响,又真实地再现个体生命体验的文学模式,即在“复归过去”的过程中,寻求“个体的生命体验”。这一点,郁达夫小说的创作实践具有典型性:第一,在接受视野上,郁达夫在创作中接学了西方文学、哲学思想,如提倡卢梭的“回归自然”的思想,肯定劳伦斯小说的风格和钦佩屠格涅夫小说对“多余人”的刻画,以及对日本“私小说”表现方法的吸收与借鉴等。第二,在个体生命的表现与书写上,郁达夫大胆地展示自己的留日生活、回国后的生活,其中,对狎妓于青楼的过程、颓废的精神、悲观厌世的情绪都作了真实的外露。这一写作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这对创造社的作家叶鼎洛、倪贻德等人影响很大,也对非创造社作家王以仁、冯沅君等人有着强烈的榜样作用。可以说,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从身体到精神的模仿,是一种毫无掩饰的、彻底的模仿。从这个意义上看,属于这一模仿类型的小说是写于1927年以前的作品,作品都以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写出了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情,写出了他们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和对生命力受压制呐喊,作品中的诸多情节替“死亡”来展示,主人公的死往往具有一种“复归自然”的文学人生理想。而小说中所悬置的“死亡”问题,正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现世的生存,悲剧死亡的结局恰恰是对现世生存的复归;主体生存意识的幻灭,孤独、空虚、飘零、颓废、变态的也是个体特有的生命体验,在“沉默中灭亡”的悲剧也是“五四”时期许多浪漫青年的社会归宿。作者的创作主题的最终目的由此传达出来,即由个人的死亡推及到时代的死亡。
三、“情感的回归”与“自然的叙事格调”
浪漫主义将“死亡”定义为理想境界里的“复归”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欲求和回归,更是一种唯美自然的叙事格调;而其叙事规则也表现为一种“回归自然”原则。小说《边城》演绎的是一次唯美之死,展现的是作者清新浪漫的死亡理想,同样是一种诗意境界的“复归”。沈从文作为自觉的叙述者、歌者,一方面使他在跻身都市生活里自觉地以“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来看待中国的都市文明,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另一方面追求人性的自然张扬以及强健生命力的健康发展。沈从文执著于“人性追求”,强调生命力的张扬,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的人性变异;在宣扬“人性复归”的同时,也将“死亡”作为“人性复归”理想的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也是他在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中批判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的丑陋的创作理想。《边城》叙写了一个悲剧,小说中似是而非的“死亡结局”是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恰恰表现了沈从文对“湘西”的未来无法预知的困惑与现实冲击理想的矛盾,表现了创作主体在理想境界里的期许和限度,但作品的叙述并不给人奇崛的震撼或特别的悲郁,在作者诗意和抒情的笔端,生、死、聚、散,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在这里道家的“天人合一”以及“回归自然”的思想得到了一种完美体现。而“死亡”在这里被演绎成一种那种简朴、原始、悠远的感觉;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必然使生命的更迭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在渴望人类朴素文明与排斥现代“文明”的冲突中,创作主体营造了“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死亡道德的“乌托邦”,流露出对工业文明污染后的现代社会的失望与“情感的回归”的价值模式。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