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4 15: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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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政策性银行,不仅要在进出口方面融入国际经济,同时在国际资本流动、收购兼并、资源的互相补充等方面也要发挥重要作用。”4月29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次会议上对中国政策性银行未来发展做出的判断,也揭开了政策性银行在新形势下转型方向的谜底—“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
“‘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一方面要从事政策性非盈利业务来弥补‘市场失灵’,另一方面要开展商业性盈利业务来避免‘政府失灵’,使银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如此解释。
而在改革方向确定之后,“现在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一条合适的转型之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贺强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按照央行预定的工作时间表,2006年政策性银行将按“一行一策”的原则,分步制定、实施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周刊》获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的“个性化”改革方案均已完成,并由央行上报到了国务院。
政策性银行要“变脸”
央行行长周小川此前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环境已经发生变化,需要对其职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
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分离,以解决国有专业银行身兼二任的问题。之后,3家政策性银行承担了从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分离出来的政策性业务。”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据介绍,国家开发银行主要承担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柱产业重大项目的长期融资;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是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而进出口银行的成立则是搭了前两家的顺风车—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进出口贸易中机械设备贸易还只是少量。
而目前,国内对资本利用的手段和技术都与以往有天壤之别,中长期商业性资金已经能够较容易较安全地进入过去需要政策性金融大力支持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机电产品领域。因此有专家认为,国内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经营的条件业已成熟。
据公开资料显示,10年前,我国机械装备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只有31.4%,而到2005年,我国机械装备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例达到55.6%。出口竞争能力加强,要求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除了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政策性银行自身多年来累积形成的不良资产,也令其难以再按既有的模式负重前行。
“政策性银行现在的坏账不比商业银行少。”北京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刘健说,政策性银行成立之初,只是为了完成政府所需要的项目,并没有考虑资产质量,以及是否需要足够的资本金,是否要像商业银行一样管理等问题。但运作了几年后,这些问题都凸现出来了。
对于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贷款到底有多少,说法并不统一。如有学者和媒体估计,进出口行的不良贷款规模在百亿元人民币左右,农发行不良贷款的规模更大,约有数千亿元,而国开行的不良贷款率虽然较低,但相当部分是10年以上的长期贷款,短期风险难以显现。新方案猜想
根据央行的规划,政策性银行将尽快转变为有竞争力的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但“一行一策”的改革方案对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国经济周刊》曾致电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新闻处询问,得到的都是“还没有具体方案消息”的答复。
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日前撰文指出,3家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的初步设计系由中央银行研究局人员参与,在行长周小川的亲自指挥下完成的。
他认为,尽管3家政策性银行在功能定位、业务范围、产品服务、资产质量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且改革方案也将采取所谓的“一行一策”,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面临的改革内容和目标却有相当多的共通之处。
他举例称,所有者权益比率及资本充足率过低的问题在3家政策性银行中普遍存在。因此,新方案必定要包括多渠道充实资本金并建立长效、可持续的资本金补足机制方面的内容。
从中国目前状况来说,既然确定了“纯国有血统”不变,那么,资本金的补充只能由财政注资、汇金公司注资以及在国内外市场发债券这三个渠道来完成。
另外,既然开发性银行在功能上兼具政策、商业双重特性,那么,开发性银行在财务管理和考核上也理应采取分账管理方式。分别设立指令性账户和指导性账户可能为一种解决办法。
其中,指令性账户用于记录和反映完成国家政策性任务目标的资金、财务状况,指导性账户则用来记录和反映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战略所从事的各项自营性、开发性项目的资金与财务信息。而一旦设立了指令性和指导性两类账户,3家开发性银行的资金来源、运用、风险管理、监管主体等各个方面都会发生新的变化。
“变脸”难题
“3家银行要转向开发性金融,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缺少法律支撑,监管部门正常的监管也缺乏相应的依据。”北京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刘健不无担忧地表示,由于部门利益冲突,争议近三年之久的《政策性银行管理条例》草案到目前还无法顺利通过,这样会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如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界定无法律依据等。
国务院研究与发展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也表示,对于“商业性”与“政策性”的划分,无论商业银行还是政策性银行都希望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这样才能各司其责,各安其位,如果不从法律上加以明确的话,规划再好也会出问题。
知情人士透露,就政策性银行转型定位,央行与银监会的意见比较统一,即采用分账管理,设立国家账户和银行账户,国家账户专司政策性业务;银行账户则统筹《商业银行法》允许开展的所有业务,不享受政策优惠。
“但是,参与方案设计的财政部更强调政策性。如果几大部门不能达成一致,转型工作就很被动。”上述人士说。
此外,如何处理政策性银行数量庞大的呆坏账,也成为政策性银行转型的一个难题。
关键词：银行竞争;脆弱性;外资银行
1银行竞争对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影响
1.1创新者进入
创新者进入后，行业内的竞争者数量增加，供应过剩，规模经济日渐消失，由此将会使整个行业承担着很大的潜在风险。此时，若是新进入者或是业内效率较低的银行破产，都将产生负的外部性，导致系统的脆弱性增强。举例来说，假定新进入者为渗透市场在广告上投入大笔资金，并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同时，管理当局为刺激竞争，提倡引入易携带的存款账户，并要求银行提供更详细的经营状况报告。这时，银行客户将会把目光投向这家新进入者，并把业务转向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业内其他银行将被迫降低贷款利率，并经营较高风险的业务，从而破坏了负债比例，导致整个行业更易于受到外界的冲击。在这个例子中，新进入者使得行业的脆弱性增强。
1.2业务雷同者进入
业务雷同者进入行业只重复生产业内已有的产品，而没有创新。这类竞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外国银行进入国内市场，经营国内银行相同的业务。假设某国外银行接管本地一家中型银行且信息透明化，能使本地消费者更了解新进入银行的经营状况。因为存在更高的成本收益率（否则外国银行将不会进入这个市场），所以国外银行付出少于本地银行的成本就能得到其相同的收益。因此，新进入的外国银行会占有相当大一部分市场份额。在这种竞争压力下，本地银行在成本上已无竞争优势，只有扩大其贷款额（如抵押贷款）以期望获得高收益。当越来越多消费者增加其抵押贷款时，资产的实际价格迅速下降，于是产生了泡沫。此时，银行体系脆弱性不断加剧，很容易爆发金融危机。但是在一些情形下，业务雷同者进入也可能不会增强银行体系脆弱性。因为业务雷同者进入往往表现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局政府通过对其进行监管，一旦出现危机的苗头，可以及时制止补救。
1.3业内银行间的激烈竞争
1996年后，除了信用风险外，巴塞尔各银行还加入市场风险来计算资本需求量。此外，银行还可以运用其自身的风险价值模型来测算市场风险。1999年中期，巴塞尔政府还规定要在信用风险上计算资本支出。这项改革使得各银行可以在其自身经营的信用风险上更独立的确定资本支出，同时还表明银行在确定资本支出时考虑了利率风险，经营风险等的综合影响。此时，银行建立了自身内部的信用风险模型。这种加强风险评估、将信息透明化的方法是可以增强市场稳定性的。2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及其对策
伴随着我国进入WTO，大量外资银行将涌入国内市场。从目前外资银行提供的服务来看，外资银行兼有创新者和业务雷同者的身份。外资银行进入所带来的我国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银行系统的脆弱性。表现在：（1）优质客户的流失将削减中资银行的利润和竞争力；（2）银行特许权价值的下降将导致中资银行垄断利润下降；（3）存款分流可能导致国内银行的流动性危机；（4）中间业务竞争加剧将缩小中资银行盈利空间。
尽管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于建设一个更高效和更稳定的中国银行体系是有益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外资银行的参与会加剧竞争、减少中资银行的垄断利润，给中央银行的监管增加难度，从而给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带来一定冲击。从长远来看,一个具有竞争性和稳定性的银行体系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在新的竞争与监管环境下,银行体系的竞争性和稳定性可能出现协调一致的发展趋势。中国应继续充分利用外资银行进入的契机,逐步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并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具体措施：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对银行管理层的监督；二是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培育内部控制文化；三是建立健全风险识别和评估体系，逐步建立覆盖所有业务风险的监控、评价和预警系统,并进行持续的监控和定期评估；四是建立完善的稽核审计体系,完善专业监督检查制度。同时,尽快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外资银行监管体系，按照《有效银行核心监管原则》的要求,借鉴国外相关法规,并针对开放以来外资银行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制定一部规范外资银行经营行为的《外资银行法》,对外资银行的准入、市场运作和退出制定严格的法律依据。在该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应注意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同时遵守国际条约,并明确监管的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方式和监管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1］邵英昕.银行业稳健经营与宏观经济政策［J］.世界经济，1999，（05）.
一、金融企业形象的竞争
当世界经济日益从狭小的地方经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大经济时，企业间的竞争也从局部的产品竞争、价格竞争、资金竞争、信息竞争等发展到企业的整体性竞争棗即企业形象竞争。也正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社会与公众的金融意识也开始不断增长，企业对银行的要求越来越高，资金已不再是企业选择银行的惟一标准。提供多功能、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已成为企业选择银行的主要依据。商业银行在这样的市场中占有的份额将与其在社会上的形象及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密不可分。
回顾前一阶段竞争，各家银行那种空洞雷同的广告宣传，不成体系的网点装修，缺乏特色的员工形象设计等均分散了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影响了各商业银行的整体形象的形成，没有给公众留下“这一个”的强烈印象。正是认识到以往形象宣传中的不足以及对商业银行如何顺利进入21世纪并大展宏图的长远思虑，建设银行率先将目光投向CIS战略，并且已经在规范装修、统一着装、文明用语、挂牌上岗、承诺服务等方面展开竞争，期望在视觉、听觉、感觉方面给公众以全新的印象，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但由于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这就决定了它必须靠引伸服务内涵来塑造自己的企业形象，即通过内在的服务质量、工作效率、银行信誉等内涵因素来充实丰富其外在形象。因此，仅仅依靠门面装修、广告宣传或感情投资等手段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不断向高层次发展的需求，这些仅仅是竞争的初级形式。
二、金融产品创新的竞争
当前各商业银行在服务方面的竞争集中体现在承诺服务、计时服务、关照服务等方面，究其实质都还只是肤浅的表面工作。现代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技术的不断现代化，那种仅有微笑和耐心的服务是远远不够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在近30年来已通过改造传统的工具和创造全新的工具两种方式创新出几十种金融工具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我国的金融工具还只是沿袭以往的几种旧工具，种类少、数量小、性能差、质量低且更新慢。金融工具几年甚至几十年一贯制已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日异快速发展的需求。商业银行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大力创新金融工具，革新金融技术，以此稳定老客户，发展新客户将成为抢占市场制高点的有力武器。
在金融创新中所形成的有别于传统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模式的新业务，即中间业务将成为竞争焦点。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有了飞速发展，新业务的拓展，新技术的应用层出不穷。比如，应用电子化技术发展了信用卡业务、电子转账业务等；适应世界贸易和资本借贷的发展需求又开拓了担保承诺、融通、债务互换、信息咨询等业务。为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商业银行的业务种类和服务领域不断增多拓宽，西方商业银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百货公司”，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大都占到总收入的30％，高者甚至达到了70％，中间业务已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
目前，我国银行业面对存贷款利差微小，信贷资产质量不高，经营效益欠佳等形势，对中间业务也有了足够的认识，并着手进行这方面业务的拓展，但中间业务在我国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以建设银行为例，据有关资料统计，1993年建行系统中间业务的收入仅占到总收入的07％，到1997年虽有发展但也仅达到7％左右。但可以预见，随着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规模的扩大和管理的深化，以及整个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对银行业提出的种种需求，都将为发展中间业务提供极为广阔的业务空间。中间业务必将以其独特的经营发展方式与资产、负债业务共同构成商业银行的三大支柱，并将逐步成为商业银行经营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中间业务与传统的业务相比，在服务方式和效率要求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目前发展中间业务亟需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全面、及时、准确地收集信息，快速优质地传递信息，并要能提供全方位、多功能、方便快捷的服务方式；二是必须具备现代化的操作手段，尤其是在结算、咨询等业务方面，必须利用自动化、电子化通讯网络技术，实现全国乃至全球资料、资源共享，以满足客户需求；三是亟需培养一支包括金融、财务、会计、计算机、工程技术、资产管理以及法律方面的专门人才队伍；四是亟待出整的中间业务管理制度，确定收费标准以及中间业务发展规划，尽快改变自发状态下存在的种种问题，严防中间业务竞争中出现一些不正当手段，影响业务拓展；五是要加强会计基础建设，保证新业务顺利开展。各项业务的创新和开展都必须以完整科学的会计核算体系做保证，防止业务创新中金融风险的出现。总之，中间业务要在发挥传统业务优势的前提下逐步发展，要与传统业务形成合力，切忌盲目追求多、快、新。
根据目前实际，可先大力发展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中间业务，如代收代付业务，信用卡业务，传统的结算业务，保险业务等。这类业务市场潜力大，风险小，成本低，以此为突破口，积累经验，循序渐进，逐步向知识密集型的中间业务挺进。例如，信息咨询、项目评估、期货买卖、期权交易、货币和利率互换等业务，因其操作技术性很强且风险高，必须具备专门人才方可开展，以确保新业务稳健运行。可以预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也会逐步发展成为“金融百货公司”。
在金融创新中与业务创新并重的是金融技术创新。只有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与设施，大力推广金融技术科技化才能推动金融服务业的革命，也才能提高金融服务效益。
近年来，我国各国有商业银行电子技术均有了长足发展，但与我国市场发展所需要的快速便捷的电子清算系统、交易系统、管理系统以及各系统之间的网络化需求相比，目前的电子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在软件开发应用以及现有数字信息的深加工再应用方面尚存在大片空白点。也正是认识到金融技术创新的不足以及其对占领市场的重要性，各家银行都纷纷注入巨资更新办公设施，开通电子汇兑，推行城市网络建设并积极试行对公存款等领域的通兑。银行电子化高科技含量的增加，必将大大延伸金融业服务的“触角”。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技术创新是业务创新的基础，业务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充分利用。总之，金融技术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是商业银行管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逐步形成综合化、网络化、系统化、多元化服务系统，从而为社会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的最根本保障。
三、管理方法和能力的竞争
商业银行要真正实现集约化经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网点机构设置要趋于合理，整体素质要逐步提高；二是内部管理中要引进管理会计，积极推行责任会计，真正做到决策科学化、管理现代化。
随着金融业之间竞争逐步向深层发展，降低经营成本，求得效益最大化已成为竞争者们的共识。盲目的机构网点大战已逐步降温，各家银行都在考虑并已着手撤并那些设置不合理、效益不理想的网点机构，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按照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合理配置资金，提高单位资金使用效益；如何按照规模经济和效益原则，合理调整网点布局，简化内部机构，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及人均创利水平；如何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电子化手段对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实行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以提高工作质量，减少工作失误等，便成了商业银行每一级管理者需要面对并解决好的课题。可以肯定，这些课题解决的结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竞争力。而真正对商业银行集约化经营具有深远影响的课题则是如何在内部管理中尽快引进管理会计的问题。
以往各行业绩考核的重点是规模考核，经营效益往往以外延规模扩大为基础。这种管理体制下的财务管理体系将其重点放在对已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分析，立足于算“呆账”，是一种单纯提供历史信息和解释信息的报账型会计方法，属于事后反映定期监督的粗放经营模式。现代金融业管理要以效益为中心，要实现集约化经营，必然对事前预测与事中控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应运而生的新兴科学棗管理会计正是面对未来算活账，具有规划职能、组织职能、控制职能、评价职能，能为领导层提供决策信息，并且其子系统棗责任会计能划分责任中心，理顺内部关系，具有明确权、责、利，加强内部管理的特性。正是认识到管理会计对现代化经营的重要性，商业银行纷纷将管理会计方法引入内部管理，并试图通过推行责任会计来改变以往传统财务管理体系下的被动局面。但由于管理会计的实施一方面需要先进的电子化设施，另一方面需要高层次的金融人才队伍，才能真正建立起适合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模式。因此，虽然各商业银行都对引进并充分利用管理会计给予了相当关注，并对这一课题积极探索与研究，但到目前仍无突破性进展。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推行责任会计并发挥其效力仍存在着种种困难。这一课题的解决决非一蹴而就，但运用管理会计原理建立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新模式将是各家银行加紧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一难题的突破将是商业银行实现集约化管理的一个飞跃。
四、人才资源的竞争
困扰商业银行发展的根源在于员工素质低，人才资源匮乏。一方面各行均存在着人浮于事，大机关小基层，人满为患的问题，另一方面却是员工素质普遍不高，真正的金融管理人才奇缺。在这种窘境中各行又不约而同地出台了诸如精减员工，实现人员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加强培训以期提高员工自身素质；广招研究生、博士生等高学历人才等方面的人事改革措施。但到目前，商业银行的人事制度的改革仍极为缓慢且步履维艰。
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资源的挑战和人才的竞争。这种竞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员工整体素质是否能满足商业银行发展需要；二是各级管理者尤其是基层管理者素质如何，能否担当起竞争重任。由于基层行经营好坏的关键在于其管理者，所以基层行行长的素质尤为重要。
在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激烈竞争中，基层行处于竞争最前沿，且所面临的竞争最为激烈。只有拥有高素质的金融人才，才能保证基层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恰恰是在这一环节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高素质人才资源的匮乏。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契约是完全对等的个人之间通过自由协商缔结的协议，其价值基础在于承诺。社会契约论属于国家政治权力学说，其核心内涵是人们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给国家，由国家来确保人们的自由和安全。①社会化契约包括虚拟契约理论与具体契约两部分，民众让渡经济职能这一环节无需明示，是一种虚拟理论;而政府、第三部门、消费者、利益相关方、中介机构等各方相互之间通过协议、章程、行业规范、法律等建立的权、责、利关系，是社会化契约中的实际的、具体契约。社会化契约的具体化构建被认为是公共管理领域的一次重大进步。新公共管理便是社会化契约的具体实践。其核心仍是契约，通过多种形式以契约责任约束政府、第三方部门、消费者、利益相关方、民众等各方，但突破了传统契约“承诺”理论限制，法律、习惯、组织性、社会换、人们对未来的期待等均可以成为契约内容。根据准公共产品理论，与部分行业、部分领域或部分群体有直接利益关系，但关乎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正义，如能源、三农等产业，属于准公共产品。通过政策性银行为准公共产品提供金融支持，既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又可以避免财政配置低效，因此，成为大多数国家金融市场配置必选项之一。②政策性银行便是国家接受社会公众让渡的经济职能再次寻求的准公共产品供应商，即第三部门。但目前我国政策性银行发展中产生“四个低效率”，即，重视社会效应忽视经济效益而产生的低效率;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产生的低效率;与商业银行非协调合作的效率;适应性差导致的金融资源错配产生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最终导致“商业性金融看起来更像是政策性金融，而政策性金融看起来更像是商业性金融”，金融领域混乱、无序。表面上主要是责任制建设薄弱、监管不力、考评机制缺失造成，根本上是各方角色模糊，职责不清。通过新公共管理中契约关系的构建解决政策性银行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十分必要。
二、政策性银行契约体系构建的外部条件
(一)明确的契约目标
新公共管理契约责任尽管是为代政府实现公共管理的目的，并不排斥经济效益，在准公共产品领域尤其如此。因此，新公共管理出现多目标化，包括社会效益目标、经济效益目标、程序性目标等，但不同的公共领域目标应有所不同，且必须明确。那么政策性银行的目标究竟应是政策性还是商业性，是坚持经济有效性，还是社会合理性?若坚持社会效益为目标，还要不要市场化?金融资源论认为，在资源配置目标上，商业性金融配置首要目标是经济有效性，政策性金融配置首要目标是社会合理性。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必须履行特定职能，处理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弥补市场失灵。①从中国现实来看，政策性银行建立15年来，中国国民经济金融化程度大幅提高，市场能力越来越强，各行业发展更加充分和成熟，需要政策性银行支持的传统领域逐步缩小。但仍有一些行业和领域需要国家“扶上马、送一程”，如“三农”行业、县域经济、小微企业、技术创新企业，事关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某些高风险性投资产业和领域，商业性金融机构普遍不愿介入，仍需政策性金融落实国家各项政策目标。由此可见，政策性银行仍应坚持政策性社会效益目标毋庸置疑，但政策性目标是否为第一目标?笔者认为，经济效益至上的商业性金融的负面效应正是政策性金融弥补和纠偏的价值所在。商业性金融根据“金融啄序”规律，垂青低风险高回报的优质客户，忽视和拒绝高风险低回报的弱势行业领域，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正因为此，需要政策性银行作为“白马骑士”来解决市场失灵。若政策性银行也以经济效益为第一目标，则加剧了商业性金融的负面效应。因此，政策性是政策性银行的灵魂，代为执行国家责任，扶持产业发展，贯彻产业和金融政策是政策性银行的天职。市场化运作是指经济主体根据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要求，按照企业化的运营方式通过市场配置内外部资源，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经营手段。②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项目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政策性银行也要承担市场风险，按照市场化原则办事。但市场化运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将市场化当做目的，为了市场化而市场化，在经济领域内屡见不鲜。如果我国电网改革，强行引入竞争实行市场化，将电网南北分治，但各自在南北领域内仍然是垄断，有市场化之“名”，却无市场化之“实”。在经济学上，如果某项技术产品呈现规模经济特征，即生产的边际成本少于相关范围的产量平均成本，即具有了自然垄断的特点。在实践中，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系统的固定成本巨大，且为一次性投入，增加新的准入者则需要重复建设，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③对于有些领域市场化不仅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且还造成重复建设的资源浪费。政策性银行采用市场化运作与其坚持社会效益的政策性目标并无冲突。在契约体系建设中，仍应坚持社会效益的目标，同时将市场化运作融入到契约建立、履行、评价等各个环节，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各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二)责、权、利角色的合理设置
政策性银行的目标是履行公共管理职能，不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但同时又要求资源配置和机构运作更为合理和有效。因此，政策性银行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委托－”契约。即负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委托政策性银行代为实现政府的部分责任。在这个契约中，各方的责、权、利、效的角色责任应配置合理。
1．受托人职权和权利。
即便政策性银行追求社会效益，但它是在目标的指引下和规则的约束下，能够有自主选择决定权的“人”。经理人制度应赋予经理人相应的职权、权利，并根据效果给予利益奖励。但就我国政策性银行情况并非如此，对于政策性目标的误读，使政策性银行和高管背负更多的国家义务、道德责任和行政干预。而行政性的人事关系和薪酬机制，使其工作人员缺乏活力和积极性。因此，政策性银行不仅应有职权，而且应有契约和法律保障的明确职权和权利。
2．委托人的职责和受托人的责任。
即便在普通私人企业中，也难免出现“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两种极端。尤其是由于国企普遍的“老板缺位”特点，政策性银行“内部人控制”现象更为严重。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管理若缺乏有效监督，不仅难以实现公共管理职能，还可能成为“内部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将委托人的监管职责和受托人的管理责任通过契约明确，才能作为双方责任划分和追究的明示依据，这也是削弱“内部人控制”损害的重要前提。
3．第三方机构和公众的监督和约束。
承担着公共管理职能，向社会提供准公共产品的政策性银行，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其经营管理不应当是私人、秘密的、不受监督的。哪些行业和领域应当通过政策性银行予以扶持?政策性银行内部的内控体系是否适当?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完成效果如何?已经成熟的行业是否需要退出?在契约关系中，政府是名义的委托人，仅仅依靠其道德感、责任心来实现对受托人的监管，并不现实。在经济集中向经济民主转变的经济背景下，需要审计、评估、律所、研究机构等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的参与，也需要公众通过听证、信息披露等途径开展广泛的监督。
(三)外部程序的民主、透明、科学
在普通契约中，契约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市场竞争等途径减少信息不对称以达到充分合意。而在公共管理特殊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地位不平等，公众监督和表达途径受限，造成契约构建、履行、评价中信息不对称，契约目标不可避免出现偏离。政策性银行与政府的契约构建需要外部程序主要是政府、第三方机构、公众和企业之间的程序，包括契约目标决策程序、监督程序、信息披露程序、考核程序、行业退出程序等。(四)司法上引入对民事责任的实质判断和责任追究传统上对国企负责人的行为仅有形式评价，没有实质评价，只有对违反刑法和党纪的司法追究和行政问责，不过问对履约过失的民事责任。而新公共管理强调契约性，更注重契约实效，并通过实体化的价值判断追究民事责任。国外的新公共管理实践中，“合同形式的责任不再是程序意义上的，对程序的依赖让位于质量控制和责任落实;合同化的公共责任日益纳入司法审查，意味着司法对行政的控制趋于实体化，从单纯的行政责任发展为经济激励和法律责任，以完成公共目标。”①引入对民事责任的实质判断是经济民主化和实质正义的要求，也需要司法体系改变固有的定势，不能以“豁免”和“自主商业判断”等法律观念使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经理人仅受党内约束。
三、政策性银行契约履行体系的构建
(一)有效制衡的企业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体系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产权和银行绩效的提高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②但治理结构与银行稳健运营之间存在必然性联系。参照公司法建立和商业银行法有关原则，建立“三会”构架，并成立专业的风险内控管理机构、财务机构、人事管理机构等，保证各机构间有效制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科学的公司治理机构框架下，还应增加内部风险控制，约束政策性银行信贷扩展冲动，强化规范经营。由于政策性银行信贷扶持对象是根据政府政策导向来选择的，在实践操作中存在“四个弱化”:弱化项目准入，弱化贷前调查，弱化贷款担保，弱化贷后管理。“四个弱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三个风险”:因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信用风险，因贷款对象集中引起的同向化市场风险和内在约束体系脆弱产生的操作风险。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内，实现“保本微利”经营，是保证政策性银行可持续经营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反之，若风险过大，政策性银行便有被当做“唐僧肉”沦为“第二财政”的可能。政策性银行应对国家指定的贷款项目进行信用风险评估，同时，进行经济效益评估和社会效益评估，并确定该项目可承担的风险，同时，结合市场需求变化，动态调整贷款分类，并提取风险准备金，启动盈利项目对亏损业务的风险补偿机制。政策性银行应践行契约义务，建立更为具体的内部控制流程和科学的管理体系，监管机构更有义务建立公司治理标准，制定内部控制目标，并监督契约的实际履行。
(二)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没有对契约履行的考核评价，契约责任就无从谈起。日本在政策性银行改革中，重点完善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两大类指标组成，共计八项内容:一类是关于政策性目标的实现程度，包括稳定资金供应、满足紧急情况下的资金需求、提供金融服务和经济信息、补充和完善商业性融资活动不足等四项公益性指标;另一类是围绕机构经营绩效，包括风险管理措施、组织运作情况、专业人才培养和机构盈利状况等四大类商业化指标。当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评价标准均采用商业性金融的评价标准。如银监会2007年公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政策性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和监督管理将参照商业银行的标准，即保持在8%以上，没有考虑到商业银行的开办业务的特殊性和资本金来源的特殊性。2009年1月，财政部为了加强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财务监管，规范金融绩效评价工作，印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办法设置了盈利能力指标、经营增长指标、资产质量指标和偿付能力指标，共四项指标，几乎全部都是经济性指标。这样的监管法规有失公道，若严格和认真地贯彻下去，必然造成两个不公平。一是逼迫政策性银行收缩政策性业务，积极开展商业性业务，在金融市场中与商业银行开展“同构”竞争，政策性银行坐拥国家信用兜底、财政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与商业银行开展市场竞争有失公平;二是若政策性银行严格恪守“本职”，继续突出政策性职能，在承担了较重“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需要与商业银行使用相同的监管和评价标准，显然有失公平。②这两种不公平最终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低效率。我国政策性银行契约体系中可以借鉴日本政策性银行改革中的八项指标，引入社会效益指标，同时每年进行动态调整。
(三)有进有退的契约解除机制
一、2004年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的明显加快
1、适应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挑战
到2006年，中国将按照加入世贸的承诺，全面放松对于外资银行进入银行市场的限制，中国的银行业如果不能抓住剩余的2年的过渡期的机会，对国有银行进行大规模的重组改革，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难以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
2、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持续增长：需要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但是，由于中国的银行体系承担了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巨大成本，同时也由于银行体系的低效率，使得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转轨过程中积累了较大的不良资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之一。下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更为强劲，如果不对银行体系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累计新的不良资产包袱。
3、提高中国金融结构的稳定性
中国经济的增长十分强劲，中国金融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其风险状况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目前中国的金融业总资产20多万亿，17万亿贷款余额，如此大的金融总量对经济运行来说举足轻重；如果银行体制中积累的不良贷款如果规模过大，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也会形成潜在的威胁。
4、中国把国有银行改革作为金融改革的重点
从目前的银行改革趋势看，2006年全面开放银行业之前是迅速改革国内银行体系的最后机会。较之1998年的资产剥离，这一次的注资是实质性的资金注入，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剥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显示了中国政府对于在2006年之前全面改革银行体系的决心。反观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因为对银行体系累计的高额不良资产等问题犹豫不决，导致经济一直缺乏活力，而到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痛下非常之举和多次的增资扩股，使得一些国家的银行体系有了很大的改观，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它的活力和生机，这给予中国的银行改革同时以正面和反面的参考和借鉴。长期以来，金融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相对来说较为滞后，而金融改革中又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最为滞后。如果说中国在改革的早期尝试新设一些市场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增量的改革来触动国有银行的改革、施加“外部压力”的话，那么，现在看来，这种改革思路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事实证明并不能真正有力地推动国有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因之，此次中国决定注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资金对两大国有银行进行改造，主要是具体考虑到了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一直仍占有支配性、主导的地位，所以必须还要从内部、从治理结构上加大力度全面改革和完善。
二、当前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的主要内容
1、全面的资产重组和财务重组：主要是注入资源进行不良资产的清理
根据中国银行2002年年报，到2002年底，按五级分类法统计，其不良贷款总额为4085亿元，最后损失类贷款高达1874亿元。建行至2002年底不良贷款总额为2680亿元，其中损失类为569亿元，但可疑类亦有1289亿元之多。两家银行的损失类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这应该算是其不良资产的底线。用于核销不良资产的资金主要包括准备金、拨备前利润和资本金。目前中行的准备金覆盖率为22.09%，即有近900亿元的准备金。建行的准备金覆盖率为13.4%，即有350亿元的准备金。但是，这部门准备金尚不足以弥补损失类贷款，因此需要动用近两年的银行利润来核销不良资产。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下，2002、2003年中国的两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经营性利润均达到500亿元人民币左右。在此基础上，按照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将财政部原来持有的所有资本金全部用来核销不良资产。经过初步的框算，经过准备金、新增利润和资本金以及其他形式的举措，基本上可以核销历史上的不良资产。
2、注资
经过大规模的不良资产清理之后的国有银行在不良资产比率方面看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银行，但是也是一个没有资本金的银行，此时以外汇储备注入资本金，则起到了在新的银行框架下补充银行资本金的作用。
2003年，受到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了1600亿美元，因此即使去掉450亿美元，到2003年年底还有40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然高出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最优规模。实际上，从1994年中国出现汇率并轨以来，外汇储备就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从央行的角度来说，尽管减少了外汇储备，但是投资科目增加了，过去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所得到的收益率不过2%，现在将外汇储备投资于国内的商业银行，可以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经中国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专门负责向试点银行注资、并监督注入资金的运营。中国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派员组成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国中央汇金公司今后将以中行和建行的最大股东的身份，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股权资产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
3、产权结构的重组
主要是强调引入具有国际水准的战略投资者，通过技术转移、改善公司的股权结构等，促进银行的治理效率的提高。
4、上市
这主要是指通过促进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证券市场上市，改进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引进市场的约束，促使国有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水平。
5、改革的重点在于促进国有银行治理机制的转换
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改革，此次注入的各种公共资源有8000多亿元人民币，为了促使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不再制造新的高额不良资产，此次改革的重点在于转换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也就是所谓“花钱买机制”。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这属于强制性的制度创新。
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在这两家银行的内部治理方面提出了10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制度；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利润最大化；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整合业务和管理流程，实现机构扁平化和业务管理垂直化；建立市场化和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审慎的会计原则，加强财务管理，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全面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化优势，积极推进重组上市进程；加强人员培训和公共关系宣传，做好综合改革的相关工作。
同时，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还参照全球经营管理水平较好的商业银行的主要财务指标，对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制定了包括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比率、资产回报率等在内的7项财务考核指标，督促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在经营绩效方面达到国际银行业的先进水平。
三、客观看待中国的银行体系积累的不良资产及其发展趋势
此次中国政府对中行和建行的注资，动用了较大规模的公共资源，显示中国政府支付了中国的国有银行因为承担转轨成本形成的不良资产。
长期以来，国有银行实际上支付了经济转轨的成本，如何处置这个成本，直接影响到银行未来的改革方向。如果通过全面的不良资产清理和注资，就可以切断历史包袱对两大商业银行改革的制约，在银行市场形成新的竞争格局。实际上中国政府以前曾经尝试也期望国有银行靠自己内部管理完善，靠内部的经营能力慢慢消化历史形成的包袱，但事实上庞大的不良资产包袱不但拖累四大银行，还使得难以在客观上对国有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考核。通过注资和一系列的改造，可以使中行和建行先行一步，同时在中行和建行的改革改组中证明行之有效的举措，也完全可能在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中借鉴实施，从而对整个国有银行的改革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1、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历史形成分析
根据初步的统计，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中，30%不良贷款的形成来自于各级政府干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30%的不良贷款来自于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的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国有银行超过50%的贷款是向非国有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助学贷款和个人汽车信贷）发放的。1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内部分地区法律环境较差、法制观念薄弱所导致的。15%来自对部分行业如军工生产的转型所导致。
因此，总的来看，仅有2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有银行自身管理经营不善所造成的。因此，虽然不良贷款总体规模较大，但是比较而言，国有银行自身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比重并不高。
2、中国当前具备了解决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有利条件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于银行体系稳健经营重要性和金融体系脆弱性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的金融风险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的决策层下定决心改革国有银行体系。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基本放弃了对国有银行的行政干预。
中国的政府部门已经从法律角度明确了商业银行决定贷款的自主性。
中国的政府已经逐步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义务。
中国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为改革创造了条件。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利用现有资源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可能。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上市步伐的加快，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也为商业银行解决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的问题带来了可能。
亚洲金融危机使得监管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关注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比危机之前下降了近50%.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法律法规，包括《破产法》、《证券法》和《公司法》等均在进一步的完善修订之中。
新增贷款质量相对优异，近几年的新增贷款的不良资产比率在2%以下，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准。
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带动的贷款资金需求，为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创造了积极条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于：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效应；国际投资向中国转移的世界工厂效应；以汽车和住房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品升级效应；民营经济主导效应；以及重化工业化带动效应。
另外，中国的监管机构制定了相当严格的不良资产考核办法。以2004年颁发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为例，该办法一是强调“对银行风险进行全面监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监测和考核包括对不良贷款、非信贷资产和表外业务风险的全面监测和考核。二是加强“对不良资产余额和比例的双重考核”。三是体现非现场和现场监管的有机结合。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分别在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行设立“派驻监管小组”，收集、分析四家银行总行经营管理和综合改革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
四、中国政府对中行和建行的率先改革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初步归纳起来，此次中行和建行率先启动改革，可能产生以下5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是可以切断历史包袱对两大商业银行改革的制约，在银行市场形成新的竞争格局。
二是可以促使中国的国有银行更有效地、自主地配置金融资源，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通常来说，不良资产的下降会带来银行贷款投放能力的上升。这次通过大规模注入资金，再配套相应清理不良资产的措施，对于增大国有银行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正是国有银行积极调整资产结构的机会。
三是意味着探索出一条多元化、高效率地利用外汇储备的新的途径。
四是随着这样注资改造国有银行，与其说政府是花钱为这些不良资产“买单”，不如说是花钱给国有银行买了一个新的机制。
本文认为“存款上限，贷款下限”利率管制带来的利差保护、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原始流动性累积以及市场改革带来的逐利动机增强等是导致国内商业银行普遍信贷扩张冲动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与扩张性货币政策是激励相容的，2009年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就是银行体系累积的流动性和信贷冲动得到大量释放，形成了增速高达33%的信贷扩张狂潮。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与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激励不相融的，也使央行的货币调控不得不依赖于数量型和直接管制型工具。然而，这类工具的使用虽然短期内能比较有效的抑制银行表内信贷资产的增速，但可能导致银行表内资产表外化等的管制规避和套利行为，导致银行体系“实际放贷”数据的模糊化和银行实际风险承担的隐藏化，反而可能导致银行体系风险的增加。根据保险效应理论，，由于“大而不能倒”和国有产权属性带来的隐性保险，大型银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救助预期相对更强，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对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刺激作用更强。即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更小，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更小，本文发现隐性保险效应存在的证据。但我们并不能据此推断中国银行业不存在隐性保险效应。理由有二，首行，银行规模变量包含了众多的异质性信息，用规模作为识别隐性保险效应的替代变量有效性有限；其次，除国有银行外，中国的股份制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大多被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这些银行行为的背后也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隐性保险效应，规模变量可能难以将这种隐性保险效应的差异识别出来。
二、除了上述估计外，我们还做了多项稳健性检验
第一，差分模型的识别与估计。为谨慎起见，我们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变量的差分值做了估计。估计结果显示，除同业拆借利率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与银行风险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水平值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第二，选用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指标。估计结果显示，除贷款基准利率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的系仍显著为负。第三，货币政策扩张紧缩周期划分依据的选择。我们还参考了ShuandNg(2010)的研究，将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设定为货币紧缩期，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非对称性进行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显示，本文的基本结论比较稳健。
三、本文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验证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论文摘要］随着2006年底向外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承诺日渐迫近，我国银行业面对来自国外的大银行，特别是美欧日银行业的日趋激烈的强大竞争，在国际竞争力方面存在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本文试着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当前存在的问题
竞争是银行业发展的动力。银行业竞争力的体现集中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是否发育良好，运作是否国际化和一体化。中国银行业经历了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完全垄断，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众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兴起的过程，金融市场结构不断演变，竞争程度日渐提高。特别是我国的资本市场近年来的长足发展，以及从业人员的金融风险意识的加强，为提升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奠定了基础。但与世界上的主要银行相比，我国银行业在资本金充足率、盈利能力、不良资产率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银行的综合竞争力总体上还不强．其主要表现为：
1．目前我国银行业纷纷上市，但由于受以往国家所有制的影响，一些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尚未形成完善的独立董事会制度，从而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董事会制度为企业提供长远目标和战略方向；监督公司绩效（包括战略和其实施）；和监督公司行政领导的任免，评估管理绩效。这造成了银行的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2．我国的主要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省级层面上享有相当大的自，其决策往往带有浓重的省级政府政策而非以市场为主导，而总行亦无法直接掌握它们的日常业务，严重削弱了总行的领导地位，从而不能有效地保证整个银行为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及方案而努力。
3．一些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地方性的银行业务易受政府影响。出于维护地方性或国有企业的利益的目的，地方政府往往会对银行的贷款、信贷政策进行干预，使其贷款具有明显的政策性，这也加大了银行的风险。使其不能对贷款风险进行很好的控制。
4．不能有效地管理人力资源，缺乏良好的人才激励和制约机制。许多银行都存在着以下问题：（1）以员工资历(和其他不透明的因素)而不是以能力来确定报酬和事业发展机会的体制；（2）不完善的绩效管理(绩效的评核、奖励措施、和对员工明确的期望和指标)（3）五大人力资源管理程序（业务规划、要求定义、人员招聘、绩效管理和员工发展）相脱节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使我国银行业在的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竞争力大大下降。
5．不能为客户尤其是一些“黄金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其发展细分服务的能力不强。有效地革新、开发和推广产品的细分服务能力，是提高银行竞争力的又一个关键的因素。有数据显示，在中国10％的大客户提供大约60％的银行利润。而约有10%-20%或更多的银行账户，许多只有不到100元人民币的余额，这就导致了银行资源的浪费和占用。目前我国银行业在这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不能根据客户的特点提供相应的产品服务，如为有利可图的客户群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为不盈利的客户群提供更合乎经济效益的服务(如把低价值客户转移到电子服务渠道)；不能进行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不能通过产品组合优化改善客户群回报率以及不能通过有效的交叉销售，拓展产品使用程度以保留高价值客户。
6．大多数银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风险管理机制和文化。不良资产问题是制约银行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我国银行业与国外银行业相比较，普遍存在不良资产率过高的问题，这也是造成我国银行竞争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大多数银行中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风险防范的机制和风险管理的制度，以及未能在银行内部培养起员工对风险回报理解的文化。
7．许多银行存在着运营成本过高的问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均利润或总利润与国外大银行相比差距甚大。要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必须削减成本。我国银行业的分支机构较多，许多营业网点的经营状况不善，从而形成了高额的成本支出。另外，管理人员对成本控制随意偶然的行为也导致了高成本的产生。还有，对一些IT项目如金卡工程的管理不善使得资源大量浪费也造成了大量的成本支出。
8．我国银行普遍存在员工尤其是一些一线服务人员素质较低，服务态度较差的问题。与国外的银行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与我国银行缺乏对员工职业道德的培训和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关。
二、提升我国上市银行综合竞争力的对策分析：
根据目前的现状，预计在金融领域开放后的2-5年中，随着各项减让措施的逐步落实，银行的市场竞争将日益激烈，不断升级，全球的外资银行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外资银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以及薄弱的金融基础极具渗透力。今后的5-10年将是决定中国商业银行市场格局的关键阶段，作为我国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领头羊的上市银行，虽然在某些指标和业务与外资银行还可以抗衡，但在其它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因此上市银行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实现组织创新，提高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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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1、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我国上市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资本充足率是银行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低于巴塞尔资本率的要求势必会加剧银行的风险，从资本充足率指标连续性来说，我国五家上市银行这几年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到2005年资本充足比率只有招商银行超过10%，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和浦发银行均在8%的最低限上下，而深发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小于8%，达不到巴塞尔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主要是因为我国上市银行的业务发展很快，随着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张，资产不断增加，几家上市银行都在补充资本金，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但由于上市银行的再融资速度明显跟随不上规模扩张的速度，由此导致了几家上市银行再融资之后资本充足率仍显示不足。
2、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从制度上增强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能力。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既是投资者选择银行的重要依据，也是存款者愿意把资金存于银行的重要因素。继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董事会机制和总经理经营负责。通过强化法人监管职能、及时准确披露信息、提高银行经营管理透明度等途径，充分保护银行投资者、存款者和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股东利益与存款人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优先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当大股东的利益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要先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当股东利益与企业利益发生碰撞时，要维护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进而，确立“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思想，为提高银行整体经济效益提供保障。
3、率先与国际接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我国上市银行应率先与国际接轨，应加强与外资银行的合作。目前外资银行在外汇存款和国际结算业务领域己经分别占领了21%和35%的市场份额，但是外资银行人民币头寸资金的需求和在地域、机构网点设置的局限，会使得它们发展业务和机构设置的矛盾较为突出。这样，它们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需求必将增加。上市银行可以抓住机会，积极与其开展业务交流与合作，开展金融租赁、票据交易、大额要转让存单、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创新，可以与外资银行通过在境内、外合资、合作等方式进行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全能银行试点，学习和掌握国际银行业发展情况和金融创新情况，可以同外资合作组织银团贷款等。吸收外国银行资本参与自身经营，对我国上市银行自身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4、大力发展银行中间、表外业务，创新赢利模式。我国上市银行虽然发展很快，但其市场定位仍然模糊，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其它银行是雷同的，盈利模式仍处于单一状况，基本上都靠传统的存贷利差获利。目前存货款利率都降到历史最低，利差空间越来越小，银行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客观上需要银行进行综合经营，创新盈利模式即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其他一些新兴业务并提高其贡献度。
5、完善风险控制机制，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商业银行是高风险行业，风险管理工作的失职，将使银行背上沉重的包袱，上市银行与外资银行相比差距最大的就是不良贷款指标，相对于我国上市银行利息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情况来说，不良贷款比率的高居不下对于上市银行来说是致命的。
特别是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的深发展银行，更应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注重经营业务本身的风险控制机制，建立防火墙，提高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可以运用各种风险控制机制，实现内部控制的目的。将内部管理由经验管理转向科学管理，由目标管理转向过程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