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4 15:18:24
序论：在您撰写总部经济调查报告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美国国会对华为、中兴的调查始于去年初。美众院情报委主席罗杰斯一上任就开始推动这项针对拥有在美业务的中国企业“危害国家安全”的调查。
事实上，这两家中国企业一直在积极配合美国方面的调查。华为甚至提供了过去10年的董事会成员名单、历年销售数据、财务情况，同时邀请美国方面的人员访问其深圳总部，希望可以让美方了解真实的华为。但是，华为和中兴的积极配合调查和努力沟通，并未最终改变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戴着“有色眼镜”的既有立场和态度。
华为有关人士表示，“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其本质是阻挠中国公司进入美国ICT（信息及通讯技术）市场，阻碍竞争。”中兴通讯则指出，今天，几乎所有的西方电信设备供应商包括美国供应商在内，都在中国进行生产。
近年来，我国汽车、船舶、铁路机车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成为新的出口增长主体。而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高端设备制造商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在通信领域，华为已经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企业。全球前50大电信服务提供商有45家使用华为产品。
在明眼人看来，美方无端指控的背后显现更多的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多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始终不愿正视中国经济日益强大的事实，不愿正视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快速赶超的中国企业的集体崛起。
指责中国企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论调并不新鲜。打拼了十余年，华为、中兴仍然没拿到美国市场的“绿卡”，相反，却屡屡受卡。
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华为来到美国，由资深副总裁陈朝晖带领的华为先遣队择邻而居，把自己在美国的第一个分支机构设立于科技公司扎堆的德克萨斯州Plano市。
三年后，当华为总裁任正非前往“检查作业”时，华为美国公司还几乎没有签过一个大合同，甚至很少有人能准确读出它的名字。像觊觎其他海外市场时一样，相信水到渠成的华为选择了循序渐进的“三步走”战略：首先安营扎寨，进入美国市场；其次获得一些合同；最后打入以AT&T、Verizon、Sprint、T-Mobile为首的主流运营商市场。
但足够的耐心，并没有换来敲门砖。截至目前，华为不仅被排除在美国主流运营商的网络基础设施门外，而且还屡屡被美国商务部、国会、外国投资委员会等以可能损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其在美国的商业交易。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兴通讯身上。中兴美国子公司创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Richardson，直到2006年，中兴才在美国市场取得实质性的合同，一家名为Oceanic digital Jamaica的公司采购了中兴的网络设备。据中兴相关负责人透露，在美国目前每年超过100亿美元的网络基础设施市场中，中兴去年的收成还不到3000万美元，且业务均为二、三流运营商的农村地区网络覆盖。
今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了一份有关华为、中兴设备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调查报告。尽管该报告所涉及的核心网络基础设施市场，这两家公司几乎无实质性涉足，由此对其将来业绩带来的直接冲击比较有限，但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美国梦，梦难圆。
“政治因素和竞争对手出于商业利益的背后游说，是华为、中兴在美国屡屡被动的两大主要原因。”一位在华为工作了8年的前中层员工分析说。
电信行业分析师马继华认为：“国内企业即便是非常国际化的IT通信领域企业，也频频被美国以安全为由拒之门外，这实际是贸易保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市场的大门一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商敞开，甚至还有一些政策上的优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来，我国每年平均进口额7500亿美元，差不多给其他的经济体提供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新增34.7万家在华投资企业。给予41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成为他们最大的出口市场。
事实上，美国政府给华为、中兴等企业歧视性待遇，不断地给在美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中国企业制造“麻烦”，安全威胁不过是借口，关键是美国背后的利益因素。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有关专家表示，在美国大选进入冲刺阶段的敏感时刻，大打“中国牌”正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拉票的惯用伎俩，而中国企业则频频成为牺牲品。
可以说，美方的做法除了反映出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外，更是政治势力对企业、对自由市场竞争的又一次“绑架”。
正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所言——“美国国会此举既有违美一贯倡导的自由市场规则，也不利于中美双方企业相互开拓市场，扩大合作。”
历史经验证明，违背自由市场规则的贸易保护措施最终损人不利己。日前，美国知名研究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份专题报告《美国轮胎关税：以高昂代价挽救少量就业岗位》，对美国政府2009年限制中国轮胎特保措施的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该措施不仅未给美国轮胎行业带来实质利益，反而使美国消费者和零售业遭受巨大损失，得不偿失。
21CBR：今年的《中国商业报告》中，66％的公司表示2011年在华营收增长超过了全球业务营收增长。这是否突破了以往把中国定位为新兴经济体的概念?
Kent Kedl：的确如此，这也是我首要强调的一点。中国市场正在成熟。对美国企业来说，中国已经从一个“乐于拥有(nice to have)”的市场转变成“必须拥有(needtohave)”的市场。
尽管过去我们一直听到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但这始终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辅助角色。但随着中国持续发展，公司越来越不再把中国视为新兴经济体，转而将其定位为成熟而竞争激烈的市场，并认识到伴随这一市场地位而来的各种相应利益和挑战。
在我们调查的318家企业中，八成企业在中国经营超过5年，一半以上超过10年，他们不再把这个市场视为原材料、加工制造和辅助消费市场，而是真正作为主要战略部署市场来对待，58％的受调查公司表示他们把为中国市场生产和服务作为主要战略方针。
21CBR：美国再工业化浪潮的影响下，在华美国企业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Kent Kedl：美国吸引大量外资和本土企业投资回流的政策目前并没有对在华美国企业产生很大影响，相反，调查显示他们会继续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力度。
相比2010年，2011年对中国业务的投资有增长的受访企业达到近四分之三(72％)，同时大约有近八成(77％)的公司表示，计划在今年增加对华投资额度。
21CBR：今年调查报告特别提到了企业拉动美国出口，这是一个新发现吗?
Kent Kedl：在华美国企业的积极运营，带动了美国向中国的出口，这是我们原来不曾想到的。在受访企业中，大约三分之二表示他们从美国进口零部件或制成品，进口的货物价值大概占据他们在中国市场销售额的32％。
同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认为他们在中国的运营有益于他们在美国市场的生产和提供就业，并表示中国是为美国总部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地。
这个发现是很重要的。实际上，这与美国政府目前一直鼓励的出口倍增计划目标一致。因此美国企业继续扩张其在中国的业务，实际上更能促进美国向中国的出口，进而间接地增加美国的就业，帮助解决美国经济目前遇到的重大问题。
21CBR：总体上看，2011年美国企业在华业绩表现尽管不错，却没有超过前年。
Kent Kedl：的确如此。尽管78％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有所获利或者获利颇丰，但2011年表示营收和利润超过前一年的公司略有减少。同时，对未来五年内中国市场商业前景看好的公司也比前一年略有下降。
21CBR：根据你的解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Kent Kedl：这一份报告分析出的原因，与往年的有所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大环境是一个宏观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微观层面，调查中发现，美国企业认为2011年他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业务层面，而非监管层面。
关键词：反洗钱；案件调查；数据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2)02-0071-04
一、天津市反洗钱调查工作现状
反洗钱调查工作是人民银行开展反洗钱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是进行洗钱犯罪类型研究的重要载体，是加强与司法机关沟通协作、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近年来。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反洗钱调查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一)天津市反洗钱调查工作成效初显
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采取多项措施，推动天津市反洗钱调查工作取得实效。一是注重收集各地的典型上游犯罪案例。深入剖析总行通报的重大洗钱案件，精心总结各种类型犯罪在金额、交易方式、地域分布等方面的规律和特征，努力提高自身对可疑交易线索的分析判定能力和水平。二是通过专题培训、实地走访、一对一辅导等方式指导金融机构优化可疑交易报告的流程，提高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的分析水平和重点可疑交易的报告质量，增强金融机构配合反洗钱调查的熟练度和规范性。三是通过联席会议、案件会商等渠道加强与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的沟通协作，完善与公安和司法机关的合作机制，发挥天津市反洗钱联席会议框架在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方面的基础作用。四是加强工作力度，提高可疑资金交易线索报案的数量和质量。近五年来，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发起反洗钱调查137起，通过反洗钱调查向侦查机关移送涉嫌洗钱案件36件。其中，在2008年“天网行动”和“雷霆行动”两项反洗钱专项行动中，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洗钱及上游犯罪案件15起，抓捕犯罪嫌疑人37人，为国家和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6000余万元。在最近的2011年，协助公安机关破获“10.26”传播木马和跨境洗钱案，为打击洗钱犯罪活动作出重要贡献。
(二)探索符合天津市特点的反洗钱调查工作方式
天津市作为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在行政管理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作为天津市反洗钱工作主管部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不断探索符合天津市地方特色的反洗钱调查方式和可疑交易案件判定技巧和规律。一是探索最佳的反洗钱调查工作方式。与其他省份不同，天津市地域范围小，实施反洗钱调查的人员少，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快，金融业务创新多，金融交易量成倍增加，有限的人力使得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不宜过多采用占用大量人力的现场调查，只有代之以非现场调查方式。在此情况下，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充分利用非现场调查法定文书少、程序较简易的优势。以人民银行为中心辐射全市金融机构，采取多个调查线程并行的流转方式。不断优化调查项目的流程和衔接，努力提高反洗钱调查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二是深入研究天津市可疑交易的类型特点和判别技巧。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在开展反洗钱调查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天津市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态势较好，且金融环境较为宽松，在当前货币政策收紧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带有地下金融、涉众集资性质的典型案件，给民众造成了潜在的资金损失，也对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行带来了不利影响。对于天津市此种典型的可疑资金交易，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深入研究该类交易在资金规模、交易类型、涉众数量、地域分布、流转方向等方面的特点和判别要点，积极开展调查分析。向公安机关提供相关案件线索，为天津市金融体系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二、金融机构在配合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一)调查结果反馈时效性不足
反洗钱调查工作的时效性较强。只有迅速调取可疑资金账户的交易资料。才能尽快着手汇总资金交易的模式特征和判别资金交易的涉嫌犯罪类型，才能及时将可疑线索移送侦查机关对涉嫌犯罪的不法分子实施控制。相反，调查周期过长则可能贻误战机，增加犯罪分子逃匿和可疑资金转移的概率和风险。当前，在反洗钱调查工作的整个流程中，金融机构配合调取可疑账户交易明细的环节耗时较长，成为影响反洗钱调查时效性的突出环节。在接到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反洗钱调查通知书后，部分金融机构可以在通知书规定时限的末期反馈调查结果，有的金融机构则超出时限甚至拖延较长时间后才能反馈，使得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在等待和催促金融机构反馈调查结果的过程中耗费了过多时间，给整个反洗钱调查工作流程造成了被动。
(二)可疑交易明细数据完整性和规范性缺乏
金融机构在反洗钱调查中将调取的交易明细数据以电子表格的形式向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反馈，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反洗钱部门据此进行汇总整理，分析可疑交易的资金流转特点，判别可疑交易涉嫌犯罪的类型。当前，金融机构反馈的电子交易数据的完整性和规范性存在一定欠缺，给后续的调查步骤造成了困难。一是交易对手等信息要素不完整。在交易数据中。交易对手开户行、交易对手户名和交易对手账号等内容对于可疑交易线索的追查具有重要的信息价值，而金融机构反馈的调查数据却或多或少、甚至是大范围地缺失此项信息。二是交易方式或交易渠道字段填写混乱。不同金融机构对资金交易方式的分类和命名规则不同，致使不能凭借该字段信息区分每笔交易的现转性质，影响了可疑线索的进一步分析。三是电子交易数据格式不规范。金融机构反馈的资金交易数据在格式上欠缺规范性，增加了可疑交易整理和汇总的困难度。比如，有的把资金交易日期写成“YYYYMMDD”而不是“YYYY-MM-DD”，有的把借贷标志写成“收支”或“0102”而不是“借贷”，有的把交易金额的格式设置为“文本”而不是“数值”。另外，目前大部分金融机构的电子交易数据都无法准确体现资金来源用途和人等信息。
(三)可疑交易报告撰写质量有待提高
按照反洗钱调查的程序和要求，金融机构要依据账户交易数据和格式模板撰写反洗钱调查报告并作为调查结果和电子交易数据一同反馈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金融机构撰写的反洗钱调查报告可以纳入电子交易数据以外的非交易信息，对于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快速掌握可疑交易的特征和类型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目前金融机构反馈的反洗钱调查报告的质量仍有待提高。一是未充分纳入可获取的非交易数据信息。可疑主体在营业机构办理业务时的样貌服饰特征、态度表情异相、业务需求状况等不可量化的非交易数据信息是判别可疑交易涉嫌犯罪类型的重要线索来源，通常金融机构不能充分了解这些信息并将之纳入反洗钱调查报告。二是未按要求格式对交易数据进行分析。比如，未注明相关账户的类型和状态，只对部分交易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未说明资金交易的渠道和来源去向，只汇总总体的交易笔数和金额未分别汇总转入与转出的笔数和金额。三是未对可疑交易的上游犯罪类型进行初步判断。对于反
洗钱调查报告而言，判别上游犯罪类型越准确证据越充足(或者有充足的证据排除可疑)，报告的质量就越高，就越有利于可疑交易线索的报案和侦破。由于金融机构可疑交易分析水平的欠缺或可疑交易类型的可识别性较差等主客观原因，金融机构反馈的调查报告一般无法对可疑交易的上游犯罪类型做出初步判断。
三、天津市金融机构配合反洗钱调查工作存在问题的根源
(一)配合意愿较差
金融机构对反洗钱调查工作的配合意愿属于一种主观因素或状态。当前，金融机构在反洗钱调查工作配合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和抵触心理，对反洗钱调查的时效性和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是金融机构承受较大的盈利压力和竞争压力，反洗钱调查会给其增加额外的但非盈利性的工作量，使金融机构产生某种抵触心理。二是金融机构存在一定程度的顾虑，担心反洗钱调查工作降低客户的体验度，造成客户资源和储蓄资金的流失。三是金融机构内部对反洗钱工作的认识和认同度不均匀，反洗钱牵头部门以外的各个部室参与的热情不高，增加了反洗钱牵头部门协调各业务条线调取可疑交易信息和数据的难度。四是金融机构尚未把洗钱风险纳入其整体风险管理体系之中，对反洗钱相关工作的激励机制也未成熟，使得金融机构在反洗钱调查配合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消极性和被动性。
(二)配合基础薄弱
配合基础指金融机构配合反洗钱调查调取可疑账户资金交易数据时的客观技术条件或便利性。金融机构处理日常资金交易时依托各种电子业务系统和清算渠道，形成天量的资金交易数据。反洗钱调查需要从其中某一时期的历史数据中按照账户调取资金交易明细，金融机构的业务数据系统对交易调取的支持度越高，就越有利于提高反洗钱调查的效率和质量，反之若金融机构的业务系统不便于对历史交易数据的批量调取，就只能依靠逐笔查询或翻阅纸质凭证，从而延缓反洗钱调查的周期，降低调查数据的质量。当前，金融机构配合反洗钱调查的技术条件和配合基础存在一定的薄弱性。一是部分金融机构系统整合度和数据集中度较差，增加了资金交易数据调取的难度。一方面，金融机构若不能对各种清算渠道的报文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和管理，就不能对交易对手等反洗钱调查所需的数据进行批量提取。另_方面，金融机构的核心系统以会计账务处理功能为中心，在其分户账的数据结构中一般没有交易对手信息的字段，只能通过交易流水号逐笔进行查询，甚至只能通过翻阅原始会计凭证查找，大大增加了资金交易数据调取的难度和耗费的时间。二是各种清算渠道的若干特殊性造成了某些交易数据尤其是对手信息数据的缺失。第一，同城票据清算中提回的转账支票不包括收款人的账号信息，加之各金融机构没有强制在业务系统中录入提入和提出票据的对手信息，使得票据业务的交易数据要素大量缺失。第二，借助超级网银(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进行跨行转账汇款时通过总对总的方式划转，使得交易数据中“开户行”信息不能精确到具体的交易网点。第三，POS商户的开户行若不同时是该商户的收单行。则该商户账户只能记录每天的汇总交易信息，而不能逐笔显示每天在此POS机具上所有的刷卡交易数据。第四，在ATM通道的交易中，受理ATM机具的金融机构无法获取使用该ATM交易的他行卡的账户名称。三是金融机构某些特殊的账务处理方式对交易对手信息造成了屏蔽。比如，某金融机构在进行转账操作时大量使用过渡账户，人为阻断了资金的传输链条，给交易对手的查询造成了障碍。
(三)配合能力有待加强
配合能力指在配合意愿和配合基础等主客观条件下，金融机构配合反洗钱调查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经过近几年的反洗钱调查工作实践，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调查的经验不断丰富，实施调查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就反洗钱调查的目标要求而言，其配合调查的能力仍有待提升和改进。金融机构向监管部门提交的可疑交易报告分为两种，一般可疑交易报告和重点可疑交易报告。一般可疑交易报告的数据通过后台系统提取，除少数交易外一般包含交易对手信息，重点可疑交易报告由人工进行汇总整理和深入分析，反洗钱调查工作的流程和要求与金融机构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类似，但部分金融机构向监管部门反馈的调查数据的对手要素信息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一般可疑交易报告与包括反洗钱调查在内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在交易数据要素完整程度上的这种差距反映了金融机构配合调查能力的高低，人工调取的交易数据质量与自动抽取的交易数据质量的差距越大，说明金融机构的配合能力越差。具体来讲，金融机构的配合能力问题集中在工作流程和调查报告分析撰写等方面。在工作流程方面，部分金融机构过于依赖营业网点通过逐笔查询或翻阅原始会计凭证调取交易对手户名、账号、开户行等调查所需数据要素，而不能有效地通过科技后台对交易数据进行优化整合从而实现更有效率的批量自动查询，致使交易数据的完整性受到影响。在反洗钱调查报告分析撰写方面，金融机构对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的资金流转特征的了解程度仍有待提升，不能有效利用成本利益分析法和反侦察推断法等分析甄别方法对可疑交易数据信息进行剖析识别，加之报告的撰写技术有所欠缺，致使反洗钱调查的效果和调查报告的质量降低。
四、提升金融机构反洗钱调查配合水平的政策建议
(一)政策建议的简化动态模型框架
根据上文的分析，建立以下简化模型作为提出政策建议的框架基础。
Lt=f(Wt，Bt，Ct)
式中。Lt指金融机构配合反洗钱调查的水平，Wt、Bt、Ct分别指对金融机构配合意愿、配合基础和配合能力的测度。Lt为Wt、Bt、Ct的增函数。金融机构的配合意愿越强，配合能力越高，客观的基础技术设施越完善，其配合反洗钱调查的水平就越高。在Wt、Bt、Ct三个要素中，按照活跃度或主观能动性排序，配合意愿Wt居首，配合能力Ct其次，配合基础位末。活跃度最高的配合意愿因素，对其他两个因素的效力具有放大性的影响，因此上述简化模型可以变形为Lt=f(Wt，Bt，Ct)=Wt*f1(Bt，Ct)。与活跃度对应，从动态的时间属性来看。活跃度越强，对其改进完善所需的时间就越短，成效也越迅速。因此，依据主观活跃度和动态时效性的特征，应该从配合意愿、配合能力、配合基础三个方面着手，有步骤、有阶段性重点地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调查水平进行提升和改进。
(二)政策建议
1.提升金融机构配合意愿，增强配合积极性。一是加强对金融机构反洗钱调查工作的监管和考核。反洗钱调查工作考核可以对金融机构施加强有力的外部激励，弥补其内部反洗钱激励机制的缺位。增强其配合反洗钱调查工作的意愿和积极性。激发其配合调查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对配合反洗钱调查时效性强和质量高的金融机构要给以考核加分和奖励表彰，对配合反洗钱调查工作时效低、质量差的金融机构要给予考核减分甚至批评惩戒。同时，适时加强
反洗钱宣传和培训，增强其对反洗钱调查工作的责任感和认同感。二是设定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调查的合理反馈时限。设定一个合理的反馈时限可以对金融机构产生正向的约束和激励。若反馈时限过长，会助长金融机构调查流程中的惰性，反馈时间过短，则会打乱金融机构的调查步骤，影响调查结果的质量。只有预设一个相对合理的反馈时限，才能产生适度合理的约束和激励，激发金融机构配合反洗钱调查的积极性。当然，合理反馈时限的设定要充分考虑到各金融机构的不同情况，选择一个能产生最大效力的中位数，并根据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提升金融机构配合能力。增强调查报告质量。一是优化金融机构内部实施反洗钱调查的流程。对金融机构反洗钱调查流程进行优化的基本原则是将调查链向上集中，减少中下游的调查环节。当前部分金融机构过于依赖营业网点通过逐笔查询或翻阅原始凭证调取可疑交易数据，应逐步将现行相对分散的调查流程向集中的流程模式过渡。总部金融机构应由科技等后台部门集中统筹交易数据的管理和调取，分支金融机构应向总部申请完整的数据管理权限，或者申请由总部统一设置数据调取渠道，从而减少中下游的人工环节，提高数据调取的时效性和质量。二是提高金融机构调查报告的分析撰写能力和水平。要通过专题培训、现场“一对一”辅导等灵活有效的方式，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对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可疑资金流转方式和特征的认识，提高其对可疑资金交易模式的预警和识别能力，强化其反洗钱调查报告撰写技巧，不断提升金融机构反洗钱调查报告的分析撰写水平和质量。
3.优化基础技术设施，增强交易数据的完整性。一是优化和完善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系统。当前部分金融机构的交易数据保存较为分散，同一账户下不同渠道的交易数据需要到信用卡部、电子银行部等不同业务条线去调取，对反洗钱调查数据调取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金融机构要把数据系统的优化升级纳入战略规划，适时地开展“数据仓库”的建设，对核心业务系统的数据和各结算渠道的数据进行有效整合，将所有交易数据集中在一个统一的数据库下，增强交易数据调取的时效性和完整性。二是适时对支付清算系统进行优化调整。对于不符合反洗钱调查数据调取需求、不能保证交易链条完整性的支付清算系统的某些特性，要逐步进行反洗钱适应性的调整和优化。比如，要逐步增加票据业务电子化的范围以增加交易对手信息的完整性，在相关票据电子化之前。金融机构要将实物票中的交易信息尽可能多地录入业务系统。再如，POS、ATM等银联渠道的交易要在报文结构中增加户名、账号等交易信息要素，并增强相关参与机构的交易数据易得性。
美国梦 梦难圆
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了一份有关华为、中兴设备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调查报告。10月14日，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因再次收到反映两家企业可能有可疑设备的来电，计划对华为、中兴启动第二轮调查。紧接着，加拿大政府考虑禁止华为、中兴进入该国市场，新西兰、越南等国也在重新评估华为、中兴的设备。
2001年，华为来到美国，当时由资深副总裁陈朝晖带领华为的先遣队进入了美国市场，把华为在美国的第一个分支机构设立于科技公司扎堆的德克萨斯州。三年后，当华为总裁任正非前往视察工作时，华为美国公司还几乎没有签过一个大合同，甚至很少有人能读出它的名字。像觊觎其他海外市场时一样，相信水到渠成的华为选择循序渐进的“三步走”战略：首先安营扎寨，其次获得一些合同，最后打入以AT&T、Verizon、Sprint、T—Mobile为首的主流运营商市场。
可并不是坚持就有结果的。如今，华为不仅被排除在美国主流运营商的网络基础设施门外，而且还屡屡被美国商务部、国会、外国投资委员会等以可能损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其在美国的商业交易。
和华为的境遇相当，中兴美国子公司创立于2003年，总部也位于德克萨斯州。2006年，中兴才在美国市场取得实质性的合同，据中兴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目前美国每年超过100亿美元的网络基础设施市场中，中兴2011年的收成还不到3000万美元，且业务均为二、三流运营商的农村地区网络覆盖。
回头再看这份调查报告，尽管其中所涉及的核心网络基础设施市场，这两家公司几无实质性涉足，由此对其业绩带来的直接冲击比较有限，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却反映出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美国市场的开拓实在艰辛。
政治需要还是商业利益
眼下，正值美国大选的白热化当口。此时曝出华为中兴两家企业被调查的新闻，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对此，资深通讯专家项立刚表示，尽管调查报告同美国大选有关联，但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更多的是华为、中兴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崛起让美国的企业感受到了威胁。这便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华为、中兴在美最大的竞争对手思科与他们的十年恩怨。
早在2003年，思科对华为提出，称华为窃取了思科的代码，但这场官司最后终以双方握手言和告终。目前，在企业IT领域，美国占据着全球近50%的市场份额。2011年以来，华为加大了在北美市场的服务、产品和公关等方面的拓展力度，如果华为入美国市场，势必将打破思科在该领域的垄断优势。思科显然需要对这位强劲的竞争对手保持高度警惕。有媒体分析认为，此次调查报告的幕后推动者就是思科。就在美国众议院调查称华为、中兴两家公司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后，思科再次出面指控华为在2003年的侵权案件中存在虚假陈述，并指责华为抄袭、盗用了思科代码。与此同时，思科还单方面终止了与中兴长达7年的销售合作伙伴关系。
6月30日，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09》商务调查报告。从今年3月开始，313家在华欧盟法人实体参与了问卷调查。按惯例，调查本应从每年的第三季度开始，但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欧盟商会决定提前进行今年的年度调查，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在华欧盟企业的情况作最新评估。
受访欧盟企业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313家在华欧盟企业，几乎没有一家免受金融危机冲击。有98%的受访企业称“金融危机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其中有30%的受访欧盟企业表示“深受危机影响”。
调查表明，对于大多数受访的在华欧盟企业来说，他们在中国所受的金融危机影响，相比于他们在本土市场所遭遇的冲击要小得多。71%的受访在华欧盟企业指出，“相比欧洲或是其他会员企业总部所在地的传统市场，中国经济的恢复能力更强”。
一些欧盟企业正在改变他们的全球战略，以便更好地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调查显示，虽然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大多数行业的在华欧盟企业仍然对中国充满信心。在华欧盟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印证了欧盟企业对中国的战略重视程度。
调查还显示，一些欧盟企业认为，中国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应不断对中国这个重要市场加大投入。尽管正值金融危机，但仍有39%的受访企业表示在今年将考虑新的投资。同时，在华欧盟企业期待中国政府创建更加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
“中国将在明年上半年摆脱危机”
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从经济下行中走出来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所遭受的危机影响将在2010年上半年结束，中国将比世界其他地区提早一年走出危机阴影，而全球其他市场所受到的危机冲击可能将在2011年上半年才开始消退。
受访企业认为，虽然中国还不能取代美国或者欧盟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但在企业发展的全球战略中，中国变得愈发重要。调查显示，大约37%的企业表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在增加，只有3%的企业认为中国在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36%的企业认为没有显著变化，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从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中获益
在被问及中国经济现状及确保增长的措施时，61%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仍需其他措施共同促进。经济复苏。13%的受访企业则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足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
当被问及是否能够从中国的刺激计划中获益时，受访的在华欧盟企业的表态几乎各占一半，有44%的企业预期可以从中受益，另外的40%持不同看法。
6月30日,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09》商务调查报告。从今年3月开始,313家在华欧盟法人实体参与了问卷调查。按惯例,调查本应从每年的第三季度开始,但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欧盟商会决定提前进行今年的年度调查,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在华欧盟企业的情况作最新评估。
受访欧盟企业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313家在华欧盟企业,几乎没有一家免受金融危机冲击。有98%的受访企业称“金融危机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其中有30%的受访欧盟企业表示“深受危机影响”。
调查表明,对于大多数受访的在华欧盟企业来说,他们在中国所受的金融危机影响,相比于他们在本土市场所遭遇的冲击要小得多。71%的受访在华欧盟企业指出,“相比欧洲或是其他会员企业总部所在地的传统市场,中国经济的恢复能力更强”。
一些欧盟企业正在改变他们的全球战略,以便更好地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调查显示,虽然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大多数行业的在华欧盟企业仍然对中国充满信心。在华欧盟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印证了欧盟企业对中国的战略重视程度。
调查还显示,一些欧盟企业认为,中国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应不断对中国这个重要市场加大投入。尽管正值金融危机,但仍有39%的受访企业表示在今年将考虑新的投资。同时,在华欧盟企业期待中国政府创建更加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
“中国将在明年上半年摆脱危机”
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从经济下行中走出来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所遭受的危机影响将在2010年上半年结束,中国将比世界其他地区提早一年走出危机阴影,而全球其他市场所受到的危机冲击可能将在2011年上半年才开始消退。
受访企业认为,虽然中国还不能取代美国或者欧盟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但在企业发展的全球战略中,中国变得愈发重要。调查显示,大约37%的企业表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在增加,只有3%的企业认为中国在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36%的企业认为没有显著变化,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从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中获益
在被问及中国经济现状及确保增长的措施时,61%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仍需其他措施共同促进经济复苏。13%的受访企业则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足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
当被问及是否能够从中国的刺激计划中获益时,受访的在华欧盟企业的表态几乎各占一半,有44%的企业预期可以从中受益,另外的40%持不同看法。
日前，总部设在伦敦的ArtTactic研究公司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信心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信心指数上涨了27％，乐观情绪正在超过负面情绪的影响，有70％的受访者表示，期待中国的艺术市场在两年内复苏。
在2010年春季拍卖之前，曾有行业分析预测，由少数超级买家为首的中国本土消费群体会继续保持其发展势头，而中国蓝筹股艺术家作品的减少以及相对合理的价格，将会促进流通市场出现活跃上扬的曲线。果不其然，2010年春拍结果显示，中国本土的拍卖行已经发展成了一支重要的地区力量，新兴的中国藏家更多地涌现，也为市场注入了乐观力量。按照这一趋势发展，ArlTaetir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的成交价格将在今年恢复至接近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ArtTactie调查报告的要点包括：
①7l％的受访者认为市场已经反弹(35％)或将于一年内出现反弹(36％)。这一数据明显高于2009年12月的调查，当时只有22％的受访者持相同看法。
②53％的受访者认为，市场将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继续攀升，39％的受访者表示市场将呈稳定态势，只有8％的受访者认为市场会出现衰退。
③中国当代艺术的低端市场(价格在5万美元以下)的信心指数最高，高端市场(价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积极情绪也大于消极情绪。
④2009年2月，72.7％等的受访者对中国当代艺术当前及短期前景持负面看法。2010年9月，71％的受访者持正面看法。
⑤中国当代艺术家平均信心指数为60.1，与去年12月相比增长了14.4％。调查范围内84％的当代艺术家短期信心水平呈增长态势。
⑥在艺术家信心指数榜上，曾梵志由第十八名攀升至第二位，蔡国强由第十三位上升至第四位，杨福东则是第二次占据榜首。其他排名前十位的艺术家还包括张洹、、艾未未等。
⑦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投机程度比2009年2月下降了8.3％。
⑧苏富比和佳士得香港拍卖会的成交率都大幅增长，达到近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