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4 15:17:43
序论：在您撰写新经济组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新经济组织企业职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把新经济组织企业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维护其合法权益，是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的具体体现，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加强新经济组织企业工会组织建设，有利于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提高职工队伍的技能素质，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促进企业和职工取得“双赢”。
为此，我们以石化社区(街道)党工委、石化街道办事处名义下发了《关于加强新经济组织企业工会组织建设的意见》文件，将组建工会组织与评选先进相结合。有关部门在开展评选先进企业、先进经营者活动时，应当事先听取街道总工会的意见。将新经济组织企业是否建立工会组织，是否支持工会开展工作，劳动关系是否稳定，作为评选的重要条件之一，促进新经济组织企业工会组织建设不断发展。
二、大力推进新经济组织企业工会组建工作
《石化社区(街道)党工委、石化街道办事处关于加强新经济组织企业工会组织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凡依法注册登记，并已开业投产的新经济组织企业及公益服务等组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都必须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基本做到“企业组建的同时筹备成立工会组织，企业开业的同时工会开展工作，职工入厂的同时加入工会组织”。新经济组织(含公益服务等组织)企业职工在25人以上的，要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足25人的，可以建立基层工会，选举主席主持工作。也可按区域、行业建立联合基层工会。企业女职工较多的，要建立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暂不具备网成立基层工会委员会的新经济组织企业，应成立工会小组，待条件成熟后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石化街道经济小区联合工会原则上覆盖20人以上的新经济组织工会小组;各居民区联合工会原则上覆盖20人以下的新经济组织工会小组。石化街道公益服务联合工会原则上覆盖20人以上的公益服务组织工会小组。通过建立宽领域、多层次的组织平台，实现新经济组织企业工会组建的全覆盖。
像富民合作社这样由农村党员领办创办的农业公司、基地、协会、合作社等新经济组织枣阳目前有160多家。
为应对市场变化对农业的冲击和影响，推动农业经营的产业化进程，全面提升农业组织化程度，努力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鼓励下，今日光武故里枣阳，农村党员干部带头创办组建的新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在这些新经济组织的辐射带动下，枣阳农村形成了粮食加工、水果、种植、养殖四大特色支柱产业，网络农户15万多户，实现销售上亿元，户平增收500多元，极大地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致富了群众。
创办一个龙头公司，激活一大支柱产业
10月中旬，中央电视台农村频道节目组来到枣阳市新市镇，对农村青年党员李堂国创办鑫泰养殖公司带领群众致富的先进事迹进行采访拍摄。李堂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能人，是带领群众致富的知心人。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让群众放心的经营模式。为打消群众跟着公司干的疑虑，他探索建立了“风险补偿金”制度，每年从自己公司提取8%的销售利润作为“风险补偿金”，向公司网络农户作出“户养一头猪，增收一百元”的具体承诺。若因市场因素导致农户饲养一头牲猪的利润不足100元时，公司用“风险补偿金”为农户补齐差额。今年，牲猪患蓝耳病期间，公司一度拿出10多万元为网络农户补足差额，消除了农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养猪产业的兴起，还带动了当地100多农户成为养牛、养羊专业户。在李堂国的带动下，牲畜养殖已经成为新市镇农民群众发家致富的主导产业。正所谓一家龙头公司撬动了一个支柱产业。
在枣阳琚湾镇，农民群众的首要致富项目是种植棉花，这里棉花常年种植面积在4万亩以上，年棉花总产量近6万担。棉花产业之所以如此受到群众青睐，要得益于当地的棉花公司。据了解，由党员带头创办的棉花加工企业有46家，他们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种植棉花的热情。在这些龙头公司的带动下，目前该镇已形成了种植、收购、加工、纺织、织布、服装等一条龙棉花生产加工格局，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棉花加工经营集散地。
2006年琚湾镇各类棉花企业资产总额已达1.5亿元以上，从业人员1.2万人，实现工业总产值达4.2亿元，营业收入达4.3亿元，整个棉花产业使农民人均增收达500元，棉花产业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领办一个专业协会，形成一地特色经济
枣阳市七方镇的花园、王岗、张桥等村紧临316国道，交通便利，群众素有种植西瓜的传统。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沿袭着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有限，常常出现突遇自然灾害颗粒无收或种出的西瓜没有销路而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于是，一场农村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变革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鼓励下开始了。张业平、张德立等一批有知识、有远见的农民党员率先成立了8家西瓜协会。协会提供从西瓜育苗、田间管理技术培训指导到农资供应、西瓜销售的全程服务。根据协会网络范围，同时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在协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在协会的带动下，七方镇的西瓜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达到了7万多亩，并延伸到杨当、太平、琚湾、环城、南城、蔡阳、罗岗、环城等周边地区，10万多群众从中受益，成为了当地群众致富的特色产业。今年，西瓜经销公司以赊账的方式向瓜农提供价值15000余元的优质瓜苗，主动向部分困难瓜农免费供应瓜苗10万多株。仅七方镇西瓜产量就突破25万吨，总收入达1.2亿元，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230元。
如今，每到夏季，40华里316国道成为西瓜销售长廊，来自全国各地的西瓜运输车辆络绎不绝，好一派辉弘气势，好一道亮丽风景。农业产业化的规模效益在协会的组织带动下展露无余。
种植甘蔗是枣阳市吴店镇农民群众的特色经济项目，在该镇沈畈村甘蔗协会，我们见到了快人快语的协会会长——该村无职党员黄明军。黄明军告诉我们，为解决大家分散种植，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的问题，他带领当地25名甘蔗产销大户入股30万元组建了这家民间协会。协会集“品种引进、种植、管理、销售”于一体，对蔗农承诺六包服务，即包提供种苗、包种植技术、包产量、包销售、包保护价格、包经济效益，引导农民进行规模生产，自主进入市场大流通，带领方圆群众共同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如今黄明军的事业蒸蒸日上，正如他种的甘蔗一样节节甜。甘蔗协会辐射面积已由吴店镇境内延伸到周边的平林、梁集、熊集、清潭及襄阳直至山西、河南等地，拥有甘蔗种植户15000余户，群众亩平增收1000元以上。在带领群众致富，使群众增收的同时，他也让党旗增辉。2005年，他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先进事迹得到了省委的肯定，在全省先进性教育总结表彰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兴办一个经济实体，带动一方群众致富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枣阳市王城镇李桥村千亩葱葱绿绿的板栗园挂满了硕果。正在加工包装的村民欣喜地告诉我们：这已是他们收获的第8个秋季了。
带领群众种板栗的，是该村党员何家明。1999年他从枣阳市委农村党员培训基地学成归来后，率先种起板栗并成立了板栗种植合作社。目前，李桥村板栗园已发展到1500多亩，参合农户300多户，户平增收1000多元。
改变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提高农业市场化组织程度，是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的出路。而如何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呢？现实需要由上联市场、下联农户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来承担这个组织者的角色。让我们再来看看鹿头僭农村党员周超、胡广顺创办的富民特种渔业合作社。
关键词：渔业经济 组织创新 提高效益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105-01
所谓的组织创新，就是指以自愿为前提，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以共同利益为纽带，采取合作社、公司、股份企业，协会等紧密的组织形式或采取和约联结(如订单、合同)、资产联结(定金、代销产品)、物权联结(如租赁、承包委托)等松散组织形式，将分散的家庭联合起来，整合为规模性经营集群。实现渔业产业连的延伸与扩展。形成规模优势、竞争优势、技术优势、垄断优势、无形资产优势。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笔者认为，用组织创新，将家庭经营组织起来，从根本上突破渔业经济发展的困境，当前需要突破五个误区。
一、在思想认识上要破除“回老路”的误区
家庭经营是党的农村政策基础，也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制度基础。要在稳定水面、滩涂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基础上探索不同的流转形式。促进渔业规模经营和产业化。针对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组织创新将分散家庭组织起来，提高渔民组织化程度，从理论上讲是符合客观规律，是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选择。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过去渔业生产力水平低，个体劳动对生产因素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将集体经营改为分散的家庭经营十分有效。促进了渔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过30年的发展，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渔业资源竞争日益加剧。以及渔业生产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加大，个体作用相对减弱，通过组织创新组织起来，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渔民对新组织的要求会越来越迫切。
2．市场需要新组织。随着市场对水产品的生产优质化、标准化、规模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水产品在国际市场遭遇绿色壁垒日益严重．家庭分散生产已很难和市场有效对接和参与激烈竞争。通过新机制组织起来是明智的选择。
3．从实践上看，将渔民用新组织组织起来，既有国内外成功范例，也是把握与时俱进的战略选择。
二、在组织上要破除“单一”的误区
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和管理，要沿着发展政府主导型捕捞专业渔民合作组织，推动渔区合作经济尤其是集体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高政府渔业管理绩效的路径演进。对涉及海洋渔业生产上游与下游活动，应沿着市场主导型渔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路径演进。对海域养殖渔业可沿着建立在集体经济组织基础上的企业主导型(企业+养殖户)f作经济组织的路径演进。同时，创新组织还要把握住“三不论”原则：
1．不论采取何种组织方式。只要具备功能就行，即能把渔民组织起来，一定程度上提高对接市场能力和经济效益，采取公司、协会，协作体、合作社、合伙制、股份制等任何组织形式都可以，都应鼓励其探索发展。
2．不论组织规模大小，能够增加效益就行，即区域上的不求所有人都进入组织，产业上可以捕捞、养殖或加工、销售、服务各种组合的形式，只要能够产生1+1大于2的效益。都可以先组织起来。
3．不论组织的紧密程度如何，只要群众认可就行，即只要渔民群众愿意参与，共负盈亏都可以实践。例如：可以采取“统一生产、统一加工、统一销售”的紧密型组织。也可采取统一销售、统一加工、家庭分散生产的半紧密型组织或以合同订单，委托生产加工的松散型组织。
三、在工作方式上要破除“为组织而组织” 的误区
创新组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1．创新组织必须有支撑该组织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必然没有生命力，不能促进渔民增收。也是长不了的。推进组织创新要把握“五求五不求”，即不求数量多，但求有生命力；不求参加人数多，但求群众真认可；不求规模大。但求效益高；不求环节全，但求真管用；不求起步猛，但求逐步强。
2．创新经济组织不能脱离渔区、渔民的需要，要推进创新组织将渔民组织起来，建立新经济组织。当前要围绕推进倍增发展，选择新经济组织的生存基础、生长基点，应注意解决渔业、渔村、发展渔民增收的瓶颈问题，当前重点是建设捕捞、养殖、加工、销售、服务“五大新经济组织”。
四、在工作思路要破除“否定过去”的误区
发展新经济组织，将渔民组织起来，不是重新洗牌，否定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
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改革的基石，也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制度基础，建立新经济组织，是要发挥家庭经营优势，克服劣势，提高渔民组织化程度，有效保护渔民的合法权益，并不是否定双层经营体制，回归到“大锅饭”的老路。同时，建立新经济组织，尽量规避从现有的企业、公司的饭碗中抢饭，要立足把渔业经济做大做强。
五、在工作措施上要破除“无所作为”的误区
1．积极引导。向广大渔民广泛宣传创新经济组织的必然性。必要性。向渔民讲清楚新经济组织的职能作用、产生机制、运行方式等相关知识，让广大基层干部和渔民充分认识到创新经济组织能提高规模效率和竞争力的道理增强意识。创造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调动广大渔民参加合作社、公司、协会等新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认真借鉴。要认真总结推广一批渔业专业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和热心为民、乐于奉献带动渔民致富奔小康的典型。一方面对典型要给予大力扶持、指导、协调和服务，促进典型不断完善升级，形成实践探索、总结提升，再实践再提升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引导其他人员认真研究和借鉴典型的先进经验，让身边的事启发身边的人，激励身边的人。
论文摘要：文章指出，近年来渔民收入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通过组织创新将千家万户渔民组织起来，提高渔民的组织化程度、克服小农经济，才能加快渔业经济发展。
党的后，对渔业经营体制实行改革．由过去大集体生产经营变为分散的家庭经营为主体的经济形式，这种生产经营体制，．确定了渔民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渔业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家庭经营制度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设计，在既定的制度和结构下渔业经营制度的变迁能量，经过3O年的过程已基本释放完毕。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1995年，渔民收入年增长35％的快速增长阶段；到1996—1999年进入渔民收入年增长4．05％的超缓阶段，1999年至今，收入进入滑坡阶段，年均减少3．6％。分析渔民收入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渔业内部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所致。也是渔业、渔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和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从深层次分析制约渔业经济发展的因素：(1)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家庭小农经济无法适应大市场社会化生产的需要；(2)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渔区资源等方面长期处于不利地位，渔村基础设施落后，渔业的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与城市差距大。(3)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工程建设、城市开发，交通运输大量占用渔业水域、滩涂，渔民生产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小。(4)渔业高投入、高风险是家庭经营无法抵卸的。(5)渔业资源持续衰退，水污染日益严重。归纳起来，就是以小农本位的渔业经营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通过组织创新将千家万户组织起来，提高渔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克服小农经济的弊端，加快渔业经济快速发展。
所谓的组织创新，就是指以自愿为前提，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以共同利益为纽带，采取合作社、公司、股份企业，协会等紧密的组织形式或采取和约联结(如订单、合同)、资产联结(定金、代销产品)、物权联结(如租赁、承包委托)等松散组织形式，将分散的家庭联合起来，整合为规模性经营集群。实现渔业产业连的延伸与扩展。形成规模优势、竞争优势、技术优势、垄断优势、无形资产优势。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笔者认为，用组织创新，将家庭经营组织起来，从根本上突破渔业经济发展的困境，当前需要突破五个误区。
一、在思想认识上要破除“回老路”的误区
家庭经营是党的农村政策基础，也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制度基础。要在稳定水面、滩涂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基础上探索不同的流转形式。促进渔业规模经营和产业化。针对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组织创新将分散家庭组织起来，提高渔民组织化程度，从理论上讲是符合客观规律，是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选择。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过去渔业生产力水平低，个体劳动对生产因素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将集体经营改为分散的家庭经营十分有效。促进了渔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过30年的发展，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渔业资源竞争日益加剧。以及渔业生产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加大，个体作用相对减弱，通过组织创新组织起来，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渔民对新组织的要求会越来越迫切。
2．市场需要新组织。随着市场对水产品的生产优质化、标准化、规模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水产品在国际市场遭遇绿色壁垒日益严重．家庭分散生产已很难和市场有效对接和参与激烈竞争。通过新机制组织起来是明智的选择。
3．从实践上看，将渔民用新组织组织起来，既有国内外成功范例，也是把握与时俱进的战略选择。
100多年前，欧美、日本等国家就大量出现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组织，涉及生产、加工、流通、信贷等服务领域。早在1810年由美国康涅犹榕州的奶牛农场主组织起来的奶牛协会。目前。美国82％的农场主加入了农场合作社。澳大利亚出口大米全部由大米生产合作社提供。丹麦奶制品90％由合作社经销。世界渔业先进大国日本对渔协会的组织还专门颁布了《水协法》。日本渔业协同组合，简称“渔协”，是以日本渔民为基础，为发展渔业生产、渔业流通、渔业信贷、保险、维护渔民正当权益，而依法自愿组合起来的民间渔业经济组织，它对上代表渔民与政府对话，对下贯彻落实政府间接的宏观政策意图，其宗旨是通过协同组合发展生产力，提高中小渔业者经济和社会地位。当前，日本各级渔协都拥有自己的码头、油库、冷库、渔市场等后勤设施，自身具有较完备的经营服务功能，已形成自我体系。全国沿海数十万渔民，几乎都参加了渔协。
近年来，我国各地相继成立了许多渔业协会、渔业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据农业部统计，2007年全国各类农业合作组织i5万个，参加人员3486万人。据有关部门统计．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现已成立的合作组织有16个．参加人员2680人，带动农户13000户．全行业销售收入达4．5亿元，群众从中得到收入1360万元。从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看。这种提高渔民组织化程度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1)通过在区域和一定层面建立合作组织，可以减少渔民之间对渔业资源的相互竞争强度，而转变为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通过专业组织创新。将分散渔民组织起来，形成集体的力量，提高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增强市场的竞争力。(3)有利于技术交流与培训，提高执行各种渔业法规的自觉性。(4)加强了政府与渔民群众的联系与沟通。
二、在组织上要破除“单一”的误区
以创新组织，将渔民组织起来，建立新的经济组织，不是恢复过去的“统营、统管”，海洋渔业资源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渔业生产外部不经济性大。一艘渔船的捕捞作业对另一艘渔船的生产作业会产生不利影响；一艘渔船增加捕捞程度，扩大渔获量，就会影响另一艘渔船扩大渔获量的可能性；一块海域养殖密度过多，造成环境污染会危及邻近养殖海域的养殖经济效益。海洋渔业资源是典型的流动性。具有使用权难以界定的特性。建立长效、明晰的渔业资源使用权和收益权制度。对于提高渔业资源的使用效率具有积极意义。基于以上分析，创新渔业经济组织，应针对不同情况在形式上有所区别。
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和管理，要沿着发展政府主导型捕捞专业渔民合作组织，推动渔区合作经济尤其是集体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高政府渔业管理绩效的路径演进。对涉及海洋渔业生产上游与下游活动，应沿着市场主导型渔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路径演进。对海域养殖渔业可沿着建立在集体经济组织基础上的企业主导型(企业+养殖户)f作经济组织的路径演进。同时，创新组织还要把握住“三不论”原则：
1．不论采取何种组织方式。只要具备功能就行，即能把渔民组织起来，一定程度上提高对接市场能力和经济效益，采取公司、协会，协作体、合作社、合伙制、股份制等任何组织形式都可以，都应鼓励其探索发展。
2．不论组织规模大小，能够增加效益就行，即区域上的不求所有人都进入组织，产业上可以捕捞、养殖或加工、销售、服务各种组合的形式，只要能够产生1+1大于2的效益。都可以先组织起来。
3．不论组织的紧密程度如何，只要群众认可就行，即只要渔民群众愿意参与，共负盈亏都可以实践。例如：可以采取“统一生产、统一加工、统一销售”的紧密型组织。也可采取统一销售、统一加工、家庭分散生产的半紧密型组织或以合同订单，委托生产加工的松散型组织。
三、在工作方式上要破除“为组织而组织” 的误区
创新组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1．创新组织必须有支撑该组织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必然没有生命力，不能促进渔民增收。也是长不了的。推进组织创新要把握“五求五不求”，即不求数量多，但求有生命力；不求参加人数多，但求群众真认可；不求规模大。但求效益高；不求环节全，但求真管用；不求起步猛，但求逐步强。
2．创新经济组织不能脱离渔区、渔民的需要，要推进创新组织将渔民组织起来，建立新经济组织。当前要围绕推进倍增发展，选择新经济组织的生存基础、生长基点，应注意解决渔业、渔村、发展渔民增收的瓶颈问题，当前重点是建设捕捞、养殖、加工、销售、服务“五大新经济组织”。
四、在工作思路要破除‘‘否定过去”的误区
发展新经济组织，将渔民组织起来，不是重新洗牌，否定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
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改革的基石，也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制度基础，建立新经济组织，是要发挥家庭经营优势，克服劣势，提高渔民组织化程度，有效保护渔民的合法权益，并不是否定双层经营体制，回归到“大锅饭”的老路。同时，建立新经济组织，尽量规避从现有的企业、公司的饭碗中抢饭，要立足把渔业经济做大做强。
五、在工作措施上要破除“无所作为”的误区
1．积极引导。向广大渔民广泛宣传创新经济组织的必然性。必要性。向渔民讲清楚新经济组织的职能作用、产生机制、运行方式等相关知识，让广大基层干部和渔民充分认识到创新经济组织能提高规模效率和竞争力的道理增强意识。创造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调动广大渔民参加合作社、公司、协会等新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认真借鉴。要认真总结推广一批渔业专业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和热心为民、乐于奉献带动渔民致富奔小康的典型。一方面对典型要给予大力扶持、指导、协调和服务，促进典型不断完善升级，形成实践探索、总结提升，再实践再提升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引导其他人员认真研究和借鉴典型的先进经验，让身边的事启发身边的人，激励身边的人。
关键词：社会建构 信用环境优化 家族企业 升级改造
虽然家族制企业在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一带大量存在，但界对其的评价却一直较低。近来，随着新兴民营企业普遍采取了家族经营的方式，关于家族制企业的讨论又开始多了起来。家族制企业的效率如何？其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其未来趋势又怎样？借助于新经济社会学（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的“嵌入”和“社会建构”视角［1］，本文尝试从信用环境与企业治理的关系角度对这些做一较深入。
一、企业制度的“社会建构”性质
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制度的实质是企业所有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方式；企业制度是企业契约的外化；企业契约代表了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断进行再谈判达成的动态博弈均衡；这种均衡的具体格局主要取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实力对比。
从上可知，沿袭西方经济学个体主义论的传统，现代企业理论把制度本身看作是多个经济主体间博弈的交易产生的“内生变量”，而且从逻辑上推论，企业治理应当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2］但是，“共同治理”并不等于在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所有权进行“平等”的分配，“共同治理”也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彻底的实现。这主要是因为，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特征、资源禀赋（包括融资结构）等初始条件，不同初始条件对应着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实力对比格局和博弈的均衡，从而最终决定了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的不同。但是，观察表明，即使在企业的技术特征、资源禀赋、以及经营状态等条件都几乎完全相同的时候，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仍旧存在显著的企业制度的差异，比如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之间的差异。资料表明，企业理论自身还无法对此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
企业制度多样化的现实，被新经济社会学敏锐的捕捉并依据现实的启发提供了企业的一个崭新视角。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经济行为人既不是经济学的“经济人”，这是一种“社会化不足”［3］的观点；也不是传统社会学所假定的“社会人”，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4］的观点；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依据现实整合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方法论。
要对现实企业制度作出全面而合理的解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环境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方法论缺陷的重要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可以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可以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提出的制度创新路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不同，现实的企业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异质性经济人多种博弈均衡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5］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企业制度的“社会建构”性质已经得到了有关企业制度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证实［6］，而忽视企业制度安排与社会制度环境关联关系的典型现实，则是后发转轨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制度的盲目模仿和引进推广。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企业制度创新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问题。因此，虽然事实上其企业制度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形式，但在其高度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许多后发转轨国家，一方面其制度演进路径就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过程”的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其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其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他国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但是“舶来”制度安排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本土化”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由此可见，企业制度不仅代表了内生的博弈均衡，也是外在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这一结论说明，在对于现实企业制度优劣评判的方面，首先应该遵循“存在即合理”的原则，这是因为企业制度特征存在深刻的制度环境根源；而要想对企业制度进行创新和改进，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制度环境必须首先得到优化。二、治理“泛家族化”现象的信用环境根源
家族制企业不仅在横向上存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也在纵向上存在于企业的各个阶段和层次，特别是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更是普遍，我国新兴民营企业也多数采用了家族制，甚至可以说在我国企业当中家族制存在某种“泛化”的倾向。如上述，既然现实的企业制度是“社会建构”的，那么，企业治理的家族特征也必然必须通过其背后的制度环境才能得到解释。在宏大的制度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特定的信用环境状况，是企业当中家族制度泛化的重要根源。
1、信用是一切交易行为的基本前提，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
什么是信用？信用是一种资源，一种社会资本；信用原则要求具有独立利益的行为主体之间的经济往来，讲信用，杜绝欺诈行为，要求以信用为核心来构建市场道德秩序；信用的主要包括：个人信用、企业信用、政府信用和社会信用；信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提供稳定的预期；降低经济交易成本；维持和扩展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为什么存在对信用的需求？从主观上讲，是因为人都是自利的经济人，且带有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从客观上讲，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契约不可能是完全的。这两个因素共同发生作用，就很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极端情况下，经济交易行为根本无法达成，市场机制无法正常运行。为了尽量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以道德、伦理等非正式制度形态和以、规章等正式制度形态存在的诚信、信任和信用等就必不可少。
正因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信用，信用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或重要基石。在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我国对信用的需求更加强烈。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一个富有效率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信用数据的开放和信用管理行业的发展；信用管理系列的立法和执法，即使用信用的规范和失信惩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信用交易和信用管理行业的监督和管理，以及信用管理民间机构的建立；信用管理和的开发等。［7］据统计，在发达国家，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80％以上。［8］然而，我国的信用环境状况却不容乐观，信用的价值被严重的忽视，不守信用成为个人、企业、许多政府部门的一种选择甚至社会流传的不良风气。
2、“普遍主义”信用的缺失使企业运营普遍存在着高昂交易成本的预期
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相对应。如果说特殊主义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对待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交往规则的话，那么普遍主义则是指的社会交往中存在某种一般的、普遍的、共同的、带有传播性与流行性的规则或标准。一般来说，传统社会以私人信任为主，现代社会则更依赖于系统信任或者制度信任。换言之，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对应的信用范畴应当是普遍主义的。但是，考察表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特殊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社会人际交往缺乏一般的和通用的准则和标准，普遍主义理念和信用资源严重稀缺。
普遍主义信用的基础是产权，从本质上说代表了不同自利个体之间经过重复博弈所达到的互利均衡结果。现代中国，一方面由于文化传统变迁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晰且受到切实保护的产权制度，缺乏法治精神和契约理念，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结果普遍主义信用资源严重稀缺，失信行为广泛存在，整个社会一度陷入了信用危机的状态。资料表明［9］：在我国企业信用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个人信用制度更为落后，政府信用也受到了挑战。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虚假广告遍地，坑蒙拐骗横行，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银行呆坏帐、信用卡诈骗、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等大量存在。这其中，企业和银行之间信用观念淡薄、信用状况恶化的现象相当显著，而政府信用的缺失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消极后果危害更大。信用危机状态下，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能够生存下来的经济主体，多选择了失信行为；凡是想要生存下来的经济主体，也往往不得不接受这样的选择，结果在经济素质下降和信用环境破坏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
处于这样的信用环境中，经济人之间的不信任心理严重扩大，经济交往的交易成本急剧提升，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被人为增强，经济组织对其经营后果预期的稳定性显著减弱。在这样一个普遍主义信用缺失的真空状态，企业要想尽量降低经营管理的交易成本并稳定自己的理性预期，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其他的交往规则或标准：特殊主义的信用。
3、“特殊主义”信用的泛滥使企业特别注意了企业产权配置的“家族”标准
文化传统是企业嵌入其中的基本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中国是一个家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深厚的国度。“从那个最深厚的文化层次中流传下来，至今仍是中国人行为核心的，是家的概念”［10］，“家族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生活的主导因素”［11］。虽然建国成立以来家文化、家族组织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是，现实表明：“家族主义”或“泛家族主义”倾向在中国的各种组织或单位中都惊人的相似，并普遍地存在着。［12］更进一步，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对外人的信任是通过“拟亲化”和个人之间心理情感的亲密认同这样两个将“陌生人”变为“自己人”的过程建立的，结果使中国社会变成为一个“熟人社会”。［13］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爱森斯塔（Eisenstadt）所言，虽然现代化会削弱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认同。［14］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规则渐渐失效，健全的市场经济规则还在逐步的建立之中。尤其是在如上述普遍主义信用资源还相当稀缺导致经济主体对未来预期还带有相当不确定性色彩的情况下，有深厚积淀的家庭与家族规则就成为企业尤其是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创建和发展的支撑构件。对此杰纳深刻指出，20世纪的中国固然伤痕累累，唯一比其他机制更强韧、更蓬勃的就是……中国家庭。［15］
显然家文化传统对应一种特殊主义的信用环境。几千年家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或“文化资本”［16］的积累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普遍而重大的。不同制度框架下的经济主体有不同的经济理性和选择集。对于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或效用函数当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家族的信任、忠诚、情义，或者说是在家族范围内利他主义的世界观。一方面，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其和物质效用的通约性依行为人理性社会化程度的不同而具体不同；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经济利益和企业产权的重要标准。因此，对于企业作为利益相关者之间产权契约的一般性质而言，在家文化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中，一方面，是否拥有家族关系以及是否持有利他主义世界观是判断和确定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17］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所拥有的产权或者说它据以争取剩余权利配置格局中更高地位的谈判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拥有的家族关系以及信任、忠诚和情义这样一种独特“人力资本”的质量。结果，在企业动态的再谈判过程中，家族关系或者情感这样一种特殊主义的信用会逐渐沉淀下来而外化为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与特征，这就是家族制企业的深刻根源。三、优化信用环境，提升家族制境界
一般认为，在企业的创始阶段，家族式的经营管理在企业融资、增强凝聚力、节约交易成本尤其是创业成功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随着企业的逐渐成熟，企业治理的家族特征又开始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约束而必须进行改造。比如福山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华人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其根源就在于华人文化中少信任。［18］不可否认，企业的家族式管理存在许多内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接受国内许多学者关于企业要“尽快走出”家族制的主张。（1）从解释方面看，这种观点完全没有考虑制度环境特别是文化传统的因素，显然其潜在遵循的逻辑是狭义个体主义的，因此也就难以避免在企业制度认知上的狭隘性和一维性；（2）从实践对策方面看，这种观点仅仅强调企业制度本身的改造，显然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事实上，既然企业制度特征的深层根源在于制度环境，那么只要这种制度环境一定，企业就必然具有相应的制度特征。也只有改变了这种制度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制度本身。
总体上，我们对家族制企业持一种“批判性肯定”的态度。首先，我们认为，在独特的家文化传统背景下，家族制企业还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甚至可能构成中国特色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当前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的中国社会，在社会普遍主义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还发挥着非常必要而有益的积极作用。其次，鉴于家族制企业的对企业本身进一步发展的约束作用，而且从长远来看，市场主要依赖于社会普遍主义的信用，而且这种信用主要是制度性、系统性和正式的，因此我们还需要不断优化信用环境本身，特别是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创新来增加普遍主义信用的供给，进而逐步提升家族制企业境界。
为此我们需要：第一，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产权是信用的基础。产权的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一个社会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与社会对产权和合约的保护程度正相关。中国的产权制度距离现代社会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我们不仅要提高产权所有者对其产权的约束力，还需要用来明确和保护之。第二，加速法制建设，提高失信行为的违规成本。尽管信用环境对应着社会的道德秩序，但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体系，正常的信用关系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法律一方面可以改变经济行为人成本—收益比较的选择理性，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普适的规则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本身就是普遍主义信用的一项重要。第三，从四个方面着手，建立高效和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政府信用对整个社会具有引导作用，因此信用建设首先需要从政府自身做起；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最终践行者，因此信用建设应当以个人信用为突破口；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因此企业信用体系和制度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另外，还要利用高度发达的信息手段，在全社会建立起信用评估体系，为现代社会信用体系提供客观的信息基础和制度、组织保障。
注释：
⑴⑶⑷参见，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年版。
⑵⒄参见：杨瑞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⑸“适应性效率”是说，当某一种制度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那么该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产费用不变，一个具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从投入来看就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由于一种有效率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的；同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效率表现；制度安排只有“适应”制度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动态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作此理解。
⑹参见：王东，《美国日本企业的比较制度》，载《经济评论》2002年第二期；孙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⑺参见：吴亮 等，《重建信用中国》，载《新华文摘》2002年第三期。
⑻参见：林其屏，《规则和信用：市场经济两大基石的缺损与重构》，载《新华文摘》2002年第四期。
⑼参见：胡梅娟，《治理信用“污染”有何良策》，载《新华文摘》2002年第二期。
⑽汪丁丁语，转引自甘德安，《中国家族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37。
⑾参见：杨国枢，《家族化历程、泛家族主义及组织管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⑿参见：樊江春，《中国微观组织中的‘家族主义’》，载《新华文摘》1992年第五期。
⒀参见：《社会学研究》编辑部，《2002，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载《新华文摘》2003年第七期。
⒁参见：Eisenstadt，1973，Tradition，Change and Modernity，New York，p209～210。
关键词：企业多重边界；企业理论；协同演化；竞争优势；新型企业组织形式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113-05
一、引言
企业边界问题的最早提出，学术界公认肇始于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但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研究兴趣。然而，近半个世纪来，对企业边界的研究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且，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企业组织中的广泛应用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范围内企业边界的演化变化多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不断涌现，如战略联盟、虚拟企业、模块化组织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一种组织间的协调，是在分工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通过形式多样的契约，寻求整个生产系统的有序性和协调性来获得高效率生产过程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①。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蒂斯曾指出，这些新的组织模式的出现和发展或许可以比拟“流水线”和“多事业部企业”所带来的重大组织创新，将开启商业史中重大组织变革的新篇章。那么，这些经济组织形式的新变化对企业边界研究意味着什么？如何界定新经济组织的边界？
企业边界的研究离不开对企业性质的认识。事实上，企业的性质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正是企业的多重性质带来了企业理论的多元化发展，各种理论学派的研究为从不同视角全面的认识企业性质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基于企业的多重性质提出的企业多重边界理论观点不仅能从多个纬度对企业的性质进行全方位透视，并且可以较好地解释各种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及其具有的竞争优势。
二、从企业的多重性质到企业的多重边界
学者们对多种企业理论进行过详细的比较，这些理论并不彼此矛盾，相互否定，只是因为它们观察企业的角度不同，结论会有所差异。企业就好比是一个多面的实体，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企业的不同性质。例如，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关注企业的规模性质；组织理论则认为企业是一种组织，关注企业的组织性质；能力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能力的集合，关注企业的能力性质；知识理论认为企业是知识的贮藏库，关注企业的知识性质。既然“边界”是异质系统的间隔，企业多重性质是否说明企业具有多重边界？企业的规模有边界，企业的组织有边界，企业的能力有边界，企业拥有的知识亦有边界。然而，由于交易费用理论长期以来占据着企业理论的主流地位，企业边界的大部分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的规模边界，以至于在传统的企业边界分析中，“企业边界”等同于“企业的规模边界”。尽管企业的规模边界非常重要，忽视了企业其他性质的边界分析始终是不全面的，好比从一个角度看下去，即使再深入看到的也只是事物的局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当前，关于企业其他性质（如企业的知识性质和能力性质）的研究日益多起来，企业的边界分析也不再局限于企业的规模边界，从企业多重边界的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企业的性质。
（一）企业的规模性质与规模边界
规模问题是企业的基本问题，规模边界是企业理论研究中关注最多的问题。斯密认为分工导致了企业的出现，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因而企业的规模边界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等同为一个生产函数，认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决定了企业的规模边界，企业的最佳规模在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开创的主流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规模边界在利用市场机制的边际交易费用和利用企业的边际管理成本相等的那一点上。
从历史演化的视角看，在技术进步、企业制度变迁的影响下，企业规模边界呈不断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大规模生产技术和股份公司制度出现之后，企业的规模扩张达到了极限。从微观角度讲，技术进步会影响企业的规模边界决策，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会带来生产费用、协调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的降低。考虑了新经济时代技术进步的影响，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近年来企业规模边界的演化为什么企业更多地从垂直一体化向外包转变。企业规模边界的大小反过来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这说明技术进步与规模边界具有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微观基础。
（二）企业的组织性质与组织边界
企业是一个经济性质的社会实体组织。一个企业区别于外部环境，或区别于另一个企业是因为其与外部环境之间或与其他企业之间具有相对可识别的边界，这就是企业的组织边界。企业的组织边界可分为垂直边界和水平边界。管理层次决定了垂直边界的大小，管理幅度决定了水平边界的大小。管理权威对组织边界的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组织边界不能无限扩展是因为受管理者有限理性的束缚，其影响力会随组织边界的扩展而不断降低，从而导致 “管理收益递减”。按照交易费用理论，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会随着组织边界的扩展不断增加，直到组织内部费用与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相等时，企业的组织边界就会停止扩张。
企业组织边界的设计会影响企业的管理绩效和创新绩效，很多企业通过重新划定其组织边界成功地应对日益激烈的外部竞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现代企业的组织边界演进呈现动态化、模糊化、开放化的新趋势。虚拟企业的出现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虚拟企业的优势在于其组织边界的构成和扩展的特殊方式使得其交易费用增加的速度较慢，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企业规模扩张中组织边界约束。
（三）企业的法律性质与法律边界
企业是一个有效率的契约组织，是各种要素投入者为了各自的目的联合起来的契约关系网络。契约关系意味着一系列的权利与义务，其实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因此企业必然是一个法律实体。企业的法律边界是法律为了保护契约关系的实施对企业契约关系中权利与责任所规定的界限。企业法律边界的基础是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因而企业的法律边界往往是较明确的。企业法律边界不仅会约束企业的经济行为，通常法律上对企业权利与责任的限定还会影响资源配置方式和企业组织形态的不同选择，进而会影响到经济体系的效率。
企业治理是对企业契约关系中权、责、利的配置与安排，治理边界则指治理的对象和范围。独立企业的治理边界与法律边界总是一致的，但一些新型的经济组织形态的治理边界和法律边界并不一致。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企业间契约关系的建立，它既不同于市场契约，又不同于企业契约。中间型契约关系由于超越了企业资产所有权决定的法律边界，其治理方式往往无法由法律制度所规范。中间型契约关系能更加灵活的应对风险，但也带来了新的治理问题，信任将成为协调企业间契约关系的主导力量。
（四）企业的知识性质与知识边界
企业知识理论的发展深化了对企业知识性质的认识。企业是知识集成的组织，是生产性知识的贮藏库。企业将存在于个体中的知识进行整合，然后将整合后的知识转化成产品和劳务。企业知识不同于个人知识，企业知识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由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原因，任何企业的知识存量都是有限的，因此形成了企业的知识边界。知识边界是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在环境选择机制作用下，企业现有惯例或知识基础决定其成长的路径选择。企业在某一时点上的知识存量与边界状态是其历史的产物，它决定了企业下一步可能选择的方向。
企业知识边界的拓展具体有三种方式：内部知识的积累，外部知识的吸收与知识的整合与创新。现代企业知识边界演进的新趋势，一是现代企业倾向于向多技术企业发展，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所涉及的知识领域会变的更加广泛。二是技术外包和研发的全球化使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大大增强，使企业能够跨越组织界限和地区与国家的界限获取大量的外部知识。知识边界的各种灵活的拓展方式大大提升了现代企业的创新能力。
（五）企业的能力性质与能力边界
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体，企业的能力性质决定了企业的能力边界。企业的能力边界是企业整合其内部与外部资源能力的大小，企业不可能从事其能力边界以外的活动。对于现代企业而言，重要的不是组织边界也不是规模边界，而是能力边界，企业的能力边界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决定了企业能否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与企业的法律边界、组织边界和规模边界相比，企业的能力边界是一种动态的边界。“动态”主要是因为企业所处的环境不断变化的特征。当企业根据变化的环境适当改变、整合、重新配置内部和外部的组织技能、资源以及职能权限时，企业的能力边界就会不断发生变化。
企业的能力边界在解释和研究现代企业的战略行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战略联盟是现代企业对其能力边界进行拓展的一种典型方式。企业能力的异质性和互补性是企业结成战略联盟的基础，战略联盟的优势在于企业法律边界和组织边界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企业可控制、整合和协调的资源范围，从而实现企业能力边界的扩大，最终实现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大。
三、企业多重边界的协同演化与竞争优势
企业的多重边界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多重边界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协同演化，并对企业竞争优势和成长产生影响。
（一）企业多重边界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
1规模边界与组织边界
有些研究对企业规模和企业组织规模的概念并不加以区分，因为传统企业的规模边界和组织边界总是呈同向变化，然而现代企业的规模边界和组织边界并不一定呈同向变化。通常企业的组织边界可由企业组织规模的大小来衡量，组织规模的大小则具体表现为组织机构、组织层级和组织人数的多少，而企业的规模大小则可以由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资产的多少来表示。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由生产费用和组织管理费用两部分构成，企业组织规模的扩大会带来组织管理费用的迅速上升，当内部交易费用升高到与市场相等时，企业的规模就无法继续扩张了。可见，企业的规模边界之所以不能无限扩张下去正是因为企业组织边界的扩张会带来组织交易费用的升高。因此，企业的组织边界是企业的规模边界扩张的一个约束条件。如果在企业扩张时，有一种方式能让组织内部的交易费用并不增加，或只有限的增加，那么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展空间就会增大很多。事实上，近年来一些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正是朝这一趋势发展。
2组织边界、治理边界和法律边界
对于一个独立的企业而言，企业的组织边界、治理边界和法律边界是一致的，作为法律实体的企业其组织边界通常是清晰的，企业的法律边界通常在企业的组织边界内发生作用。大量中间型契约关系的出现改变了组织边界、治理边界和法律边界的一致性，中间型契约关系的建立跨越了组织的边界，同时也超越了企业资产所有权决定的法律边界，其治理往往无法由法律制度所规范。组织间契约关系使企业能力边界的拓展超越了法律边界的约束，其好处是更加灵活，更加适应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从而最终带来规模边界的扩张。
3能力边界、规模边界和组织边界
能力边界会影响规模边界和组织边界。企业将根据自身的能力决定“自制还是购买”，通过制定纵向一体化或多元化经营的竞争战略，实施兼并与收购活动，从而改变其规模边界和组织边界。企业的规模边界和组织边界也影响能力边界，规模边界的扩大往往会使企业的能力边界得到扩大。但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张永远不可能超出其能力边界。企业战略行动的目标就是努力拓展其能力边界，一旦企业的能力边界得到扩展，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能力转化为现实的规模，使企业的规模边界尽可能接近其能力边界。企业也常常会通过其组织边界的调整（例如通过组织重构，战略联盟，外包行为等）扩大其能力边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企业组织边界的开放可以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Cohen & Levinthal，1990），为企业提供一个更为开放的创新平台，同时使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机制更为有效（Jacobides & Billinger，2006），从而大大扩展企业的能力边界。
4知识边界、能力边界和组织边界
企业的知识边界约束着企业能力边界的扩展。企业的知识边界越大，企业能力边界的扩展越容易，所以企业知识边界又是企业能力边界的扩展的基础。不过企业知识边界并不等于企业的能力边界，企业可以积累起一大批有价值的技术资产，但是仍然没有大量有用的能力（Teece & Pisano，1994）。主要原因是从企业知识到企业核心能力的形成还有一个转化过程。从企业知识到企业能力的形成关键在于企业知识的整合和创新。企业组织边界会影响企业知识边界的形成。组织的特性和背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采取的管理行为和企业能力的形成过程，由于组织边界会影响企业对其身份的自我认知，从而影响企业吸收新的生产性知识的选择。如，作为一家银行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不同身份使企业进行信息处理，数据管理和风险评估所需的知识明显不同，银行对自我身份认知的变化会影响其知识积累的过程，从而改变其能力的发展过程。此外，跨组织边界研发活动的大量增加成为现代企业知识边界迅速扩展的重要途径。
可将上述企业多重边界间的关系归纳如图1。其中实线的方向表示出，企业知识边界决定能力边界，能力边界决定企业的规模边界，规模边界的改变会导致组织边界的改变，组织边界的改变会导致法律边界的改变。反向的虚线关系表示出，组织边界会影响知识边界的形成；组织边界开放可以扩展企业的能力；规模边界的扩张会使企业的知识增加；法律边界会约束企业的能力扩展。其中规模边界是核心，规模边界的扩张是企业成长的最终目标。
图1 企业多重边界间的相互影响
（二）企业多重边界演化的几种组合与协同效应
企业多重边界演化的组合方式有多种，这里讨论常见的三种组合（见图2）。
图2 企业多重边界演化的组合
1组合之一：企业多重边界的同向演化
图中可以看出，企业的知识边界和能力边界通常大于企业的组织边界、规模边界和法律边界，知识边界常大于能力边界。组织边界、规模边界和法律边界对企业而言是较为清晰的边界，可以用实线表示，知识边界和能力边界则是较为模糊的，所以用虚线表示。图a说明企业多重边界同向演化的情况。组织边界、法律边界和规模边界扩张的方向不仅一致，扩张的程度也基本是一致的，因此三种边界是重合的。多重边界同向演化的情况实际描述了传统的企业成长路径。传统的企业成长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靠自身能力的不断积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能力边界、知识边界不断扩大，带来了组织边界和规模边界的逐步扩大，但此时规模边界的扩大需要以组织边界的扩大为基础。另一种方式是靠兼并其他企业（包括横向兼并和纵向兼并），来实现组织边界、法律边界和规模边界在短期内的同步迅速扩张。企业多重边界的同向演化多发生在相对稳定的竞争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积累的稳步扩张或兼并扩张实现成长。
2组合之二：企业多重边界的反向演化
图b描述了多重边界反向演化的情况。企业的组织边界扩大了，能力边界却朝缩小的方向演化，最终导致规模边界的缩小。其中一种情况是，在企业自我扩张的过程中，由于组织规模不断增大，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费用迅速增加，管理效率降低，使企业能力发展受到影响，甚至有所降低，最终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规模边界反而缩小。现实中一些中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后会患上“大企业病”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企业组织规模的增长不一定能带来经济规模的增长。另一种情况是企业通过并购获得组织边界和法律边界扩张的同时，由于双方企业的能力无法很好的融合，甚至产生了矛盾和冲突，使企业的能力边界向缩小的方向演化，最终导致的规模边界的缩小。这种情况解释了现实中企业并购之后反而走向亏损的例子。企业多重边界的反向演化显然是不理想的情况，因为组织规模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组织能力的增长，最终导致了规模的缩小。
3组合之三：企业多重边界的协同演化
图c是企业多重边界演化的一种理想情况。企业组织边界缩小的同时，能力边界和知识边界却能够得到扩张，从而带来规模边界的扩张。可具体分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缩小组织规模，提高管理效率，增强能力，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另一种情况则是在专业化和模块化发展的推动下，企业将以前在内部从事的业务活动或零部件生产外包给其他企业，使企业的组织边界得以缩小，同时企业通过专注于核心能力和对外包企业的控制，能力边界实现扩张，最终带来规模边界的扩张。虚拟企业和模块化企业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证。还有一种情况是企业组织边界和法律边界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能力边界和知识边界得到扩张。例如企业间结成的战略联盟和知识联盟，就可以在单个企业组织边界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共享知识和能力的互补，实现企业能力边界和知识边界的扩张。协同演化的情况说明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张并不一定非要以组织边界的扩张为基础，组织边界不变或缩小，能力边界照样也可以得到扩张。企业组织边界缩小所带来的内部管理协调费用的降低，使企业会变得更加灵活高效，更有助于能力的扩张和竞争优势的建立。这种协同效应，会使企业规模得到比同向演化更大程度的扩张。
四、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基于企业多重边界的综合解释
企业多重边界演化的分析框架为解释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对于传统企业，人们并没有强调其多重边界的存在，这是因为传统企业的多重边界及其演化方向是基本重合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出现后，企业多重边界的演化方向出现了分离，这种分离会产生协同效应，从而使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具备了某种竞争优势而被企业广为采纳和接受。
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广泛出现证明了企业多重边界的存在。利用企业多重边界的理论框架，可以避免单一视角分析所带来片面性的结论。因为每一重边界都代表着企业的一重性质，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绝不是企业单一性质的改变，而是多重性质的同时改变。此外，以前学者们常常无法很好地对虚拟企业、战略联盟、知识联盟、模块化企业等形式进行区分，甚至在概念上存在着混用，这导致了研究结论的模糊和不统一。本文发现，在企业多重边界的分析框架下，可以对这些概念和组织形式加以很好的界定和区分。例如，虚拟企业和战略联盟的不同主要在于，虚拟企业通过外包，在缩小了组织边界的同时，扩大了能力边界；战略联盟则是在企业组织边界不变的情况下，扩大了能力边界。战略联盟和知识联盟的区别则在于，企业间结成战略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展企业的能力边界，企业间结成知识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展企业的知识边界。至于模块化组织，则可解释成主导设计企业通过集成从事模块生产企业的知识和能力，实现知识边界、能力边界和规模边界的共同扩张（表1）。
五、结语
为什么之前人们没有关注到企业的多重边界问题？主要是因为企业多重边界在传统企业那里并不十分明显。传统企业在组织的内部完成其全部功能，企业的多重边界多朝相同的方向扩张，因此，人们并不能明显地感觉到企业多重边界的存在。随着新经济时代新型经济组织形态的大量出现，企业的多重边界明显呈现出分离的趋势。企业的组织边界越来越小的同时，企业的能力边界和规模边界却可能越来越大。对于传统企业而言，组织边界和规模边界是决定企业生存的两个重要边界，在知识资源成为新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资源和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企业的知识边界和能力边界才是更为重要的边界。企业的组织边界可以很小甚至变得模糊，但通过知识边界和能力边界的扩张，也可实现规模扩张的目标，这恰恰是新型经济组织形态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正是新型经济组织形态的出现证明了企业多重边界的存在。如能发挥企业多重边界演化的协同效应，则可实现企业的低成本运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向多重边界向协同演化方向发展将是未来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一个问题是，既然多重边界协同演化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那么为什么多重边界协同演化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在新经济时代才广泛出现？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和企业制度的进步促成了企业规模边界的大幅度扩张，新经济时代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多重边界的分离提供了可能。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企业可以超越组织边界的约束去拓展其知识边界和能力边界。正是新经济时代的技术进步为企业多重边界协同演化创造了条件。
注 释：
①这些新型组织形式又被称为“中间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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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董华. 企业边界与技术多种理论视角分析思路的梳理拓展与比较评价［J］.甘肃社会科学，2009，（06）.
［7］ 杨瑞龙，杨其静.企业理论：现代观点［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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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奥利佛・E・威廉姆森，西德尼・G・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M］姚海鑫，刑源源译.商务印书局，2007.
1.精心选择有效的课堂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数学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知识经验基础上，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课堂情境导入过分注重体现新课程中的“数学生活化”理念，把一些原本很简单的数学问题，想方设法以生活化的情境导入，而忽视了数学学科自身的知识。虽有活泼的形式，却缺少数学本身的价值。数学中的情境导入设计，既要挖掘其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又要注重数学的内在联系和本质，不能为生活化而生活化。例如，在“在理数的减法法则”教学时，就可以淡化生活情境导入方式，从前一节课“有理数的加法法则”导入：
①我们知道8+（-3）=5，那么5-8=？同时，5+（-8）=？5+（-2）=3，那么3-5=？同时，3+（-5）=？
②观察上面问题你能将减法转化成加法吗？
③根据结果说出减法的法则（或规律）。
这样的导入设计是通过与已学的加法法则紧密联系，从数学本质结构来探索减法的规律，既清晰明了，又揭示了数学知识的内在联系，学生掌握起来简单而又深刻。再如，教学“合并同类项”有这样的导入设计：
①星期天小明上街买早点，买2根油条、1块大饼、1杯豆浆，吃完后，又为家人买了6根油条、3块大饼、2杯豆浆，问他共买多少早点？
②若将上述油条用a，大饼用b，豆浆用c代替，则小明共买多少早点？这种导入设计以生活为背景，清晰地说明了什么是同类项，同类项为什么要合并，并自然而然地知道同类项怎样合并，它从简单的生活实例中提炼出数学问题并揭示数学规律。有效的课堂导入应是通过数学自身的魅力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让学生通过生活化的情境发现数学的内在美、和谐美、揭示数学的内在规律，体现数学的价值。初中数学阶段需要学习很多数学基本知识与规律，因此，要精心设计有效的课堂导入，真正激发学生的学生兴趣。
2.精心组织有效的数学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根据新课程的要求，课堂活动不是初中数学课堂教学的目的，而应该是实现课程目标、落实课程内容的手段及方法。
有效的数学活动应基于课堂教学三维目标的完成，在数学活动中让学生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例如：在教学《梯形》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等腰梯形的概念及性质，可设计一个动手探究活动――让学生通过对自己手中的等腰梯形的观察、度量、折叠等方法来探究等腰梯形，再让学生说一说自己对等腰梯形的认识，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让学生能积极动脑、动手、动口。通过这种肢体的活动可使数学教学更加直观、形象，易于把教学内容转化为具有潜在意义的问题，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视、听、触觉意识，从而加深学生对等腰梯形的认识，对等腰梯形的性质掌握得更加牢固。再如：教学《平面图形》时，可设计活动：先欣赏课本图案，感悟设计意图，再请学生构造一些图案，使每一个图案中含有2个三角形、2个圆和2条线段，并给图案配上恰当的解说词。活动步骤为：①利用作图工具，设计图案，并添加解说词。②在学生设计后，全班分组交流并评选出2―3幅富有创意的作品。③与学生一起确定最佳作品和优秀作品。④与学生一起欣赏作品。⑤与学生共同听作品介绍，并请其他人作点评。通过这种活动给学生提供发挥才能的舞台，让学生在活动中探索、创作，可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体现教师教学方法的改变，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我评价能力，并使学生的能力内化为素质。
有效的数学学习过程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与记忆，教师应精心组织有效的数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地从事观察、实验、猜测、验证、推理与交流等，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3.精心设计课堂练习，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数学课堂练习是学生掌握知识、形成技能、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重要手段。我认为有效的课堂练习首先应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练习的设计要深挖练习中所蕴涵的数学思想、学习方法、解题策略，处理好数学知识、技能与数学思想的关系，通过自主练习、解决问题，揭示知识的数学本质，感悟其中的数学思想。其次应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练习的设计要贴近学生熟悉的现实生活，沟通生活中的数学与教材的联系，使生活和数学融为一体，使枯燥乏味的纯数学练习变为解决生动有趣的生活实际问题，诱发学生解决问题的欲望，体验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问题的成功和快乐，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再次要启迪学生的思维，练习的设计应从教材和学生的实际出发，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和学生的心理特点，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存在，有意识地设计一些能开拓学生思路的，可让学生自主探索不同解决问题策略的开放题，激发自主发现的欲望，使每一个层次的学生都有“事”可做，引导学生展开发散思维，激发并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