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25:18
序论：在您撰写法律经济学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naturalrights”在汉语中被译为“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或“天然权利”。它的根据是代表宇宙秩序的自然法。自然法就是天然的法则或天法。按照古希腊罗马哲学里的自然法理论，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它来源于人的本性，普遍适用，永恒不变。既然自然法被认为来自自然并由自然来规定的标准或规则，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必须遵守自然法。同时自然法高于人为法或任何社会契约，是一切正义的来源和依据。［4］它超越实在法而存在，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但是，这个理论并不是完美的。因为自然权利理论是基于人本性的理论，而人的本性是多样的，不同的人对本性的标准也不同，从本性中衍生出来的需求又五花八门。同时，对于每个人如何凭借自己的本性，通过既存的法律来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主张权利也众说纷纭。所以通常人们仍然认为，权利需要依托实在法才能得以确立和实现，即使有超越法定权利的权利，也需要通过国家法律来实现。［5］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以法律、秩序为名施行残酷暴行，使人们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无论政治制度或法律规定如何，都不可侵犯。然而，这些“基本权利”与普通权利之间或“基本权利”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二、权利限制的界限
按照康德的理念，自由的个人是引导其实现自我生活方式的最佳人选。为了实现自由，人们需要行使权利。但并不是所有权利的行使都是绝对有利的，许多选择对他人甚至自己有害。很多时候，两种同样合理合法的权利会发生冲突，必须做出一种选择。费因伯格拒绝将权利依据价值高地而排出位阶。在他看来，权利是个人对于正义的表达和选择。这样的选择不可能仅通过对比其基本价值而以命令的方式下达给偏好各异的人们。因此，他明确地拒绝以“爱”、“怜悯”或“神圣义务”为理由而取舍权利，认为这样做将会违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允许克制一个人的权利，也就是赋予立法机关对于善的选择以特权。”［6］但是除了像费因伯格一样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大部分学者还是赞成限制权利的，因为事实证明，个人权利的无限制行为将会侵害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关于权利限制的标准也是各陈一词。有人认为，关于权利的冲突和权利的限制，最主要的就是区分哪些权利绝对不能侵犯，哪些权利优于其他，哪些权利可以适当进行限缩。一般来说，对于国际人权立法中的“不可克减的权利”就是公认的无论以何种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犯的权利。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列举的七项权利:生命权(第6条);禁止酷刑(第7条);禁止奴役和强迫劳役(第8条第1款和第2款);禁止因欠债而被监禁(第15条);禁止有溯及力的刑法(第15条);被承认在法律面前的人格(第16条);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18条)。另外，也有人将宪法和普通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与一般权利的划分作为不能侵犯和可以限制的依据。这样的方法将所有权利进行人为位阶划分，把权利分为上位法和下位法，以达到保护较优权利，化解权利冲突的目的。但其实不妥。划分“不可克减权利”与可克减权利的依据是属于公法的国际法，而国际法的主要参与者是国家，也就是说这七种不可克减权利主要是针对国家而制定的义务。但是我们所谓的权利冲突，更多是从一种私法意义上来讲，是平等法律主体之间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苏力先生在其《“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一文中提出，当两个权利，特别是非物质性权利发生冲突，“尽管当事人无恶意伤害他人，但事实上有或没有过错地造成了伤害，这种伤害应该由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什么才是恰当和必要的限制。”［7］对此，他的解决方式是:当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高位阶权利(如反映公共利益的言论自由权)，因此而牺牲较低位权利(如私人权利的肖像权)也无需予以赔偿。因为社会必然有风险，总得有人来承担风险的损失或代价。“将这种代价通过法律转移给他人来支付，或许是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8］苏力先生认为这种冲突权利配置效率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即避免更大伤害或实现产出最大化，认为这是其对法学的最大贡献之一。那么这种权利配置效率观是否具有普适性?
三、法律经济学与科斯定理
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开篇就指出，在分析产生“公害”及其类似工商业企业行为时，传统的做法就是要求企业对其引起的公害给予损害赔偿。但这种做法不一定是合适的。因为一旦将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了损害，人们便常常会不由自主同情“受害者”。但实际上权利并不绝对，权利和权利之间存在交叉重叠，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界定和保护其中一种权利并不意味着界定和保护了另外一种权利。如果我们不事先假设哪一方的权利更重要，就会发现无论法院支持哪一种权利，都必然会损害另一种权利。“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9］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法律的本质都是利益的分配，并且是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利益分配，与私人意思自治的利益交换不同。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技术性因素，而是制度性因素。制度经济学作为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为实现法律制度的效率最大化提供理论依据。传统古典经济学假定“理性人”，即每个人都能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进行最优选择，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然而实际上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加上市场信息的不完善，人不可能成为“理性人”，此时制度的产生与完善降低了不确定性，减少了交易成本，将人的有限理性所带来的风险降低。正如科斯所言:“在一个重新安排法律体系确立的权利需耗费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处理妨碍的案件中，实际上是在决策经济问题和决定种种资源如何利用。”［10］科斯在其文章的最后部分，将传统经济学的生产要素分配转化为权利配置，并得出如下结论:“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由于“理性个人”为基础的经济学前提下，社会安排的选择并不简单等于个人选择的叠加，依据权利的相互性和利益的分配，现有制度的变化在使得某些人受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让另一些人处境恶化。无论是市场调控还是政府管理，每一项机制的变化都会产生成本，我们应当考虑总的效果。［11］可以看到，即使科斯定理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但是直接将其运用到权利冲突中仍然是略有不妥。首先，科斯将法院类比为企业，忽视了两者的差别。企业相当于一个理性个人，以营利为目的，自负风险。但法院不需要负担盈亏，但却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因此法律考虑的不仅仅是法院自身的司法执行，而是对于社会公众在规则选择时付出的机会成本。冲突权利配置效率观没有也无法推广到社会全部领域，特别是难以估价的精神领域。其次，平衡是法律的基本要求。在大陆法系，法官无权创设法律，只能遵守并运用既存法律。而现有的法律制度安排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即使不完美不合理，一旦破坏也需要耗费极大的社会成本来重新达成平衡。而现存的制度一般规定，除特殊情况［12］外应该保护既存的合法权利，侵害方承担赔偿义务。这明显与苏力文中支持的牺牲既存的肖像权的观点不符，与权利配置效率观不符。可以说，《秋菊》剧组仍应该承担疏忽大意的责任。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是所有竞争对手天然平等，并通过自由竞争实现优胜劣汰的资源优化配置。而在法律世界中，不能草率的贯彻优胜劣汰进行权利优化配置，因为矫正社会分配不公、保护弱者更是法律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片面追求效率目标是无法实现的。［13］
四、结语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研究视角；理论拓展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也是法学界发展最快的流派之一，是20世纪后半期经济学界乃至法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并不统一，虽然对于研究目的有着共同的表述。
一、法律经济学：经济学的视角
用波斯纳的话说，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应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其研究的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根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律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因此，从根本上说，法律经济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其他视角的研究都是对经济学视野中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深化和拓展。
经济学视角下的法律经济学认为，虽然法律经济学起源于1960年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发表，但是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以及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关注的经济学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以及杰瑞米·边沁关于“法律的创造是为个人获得最大的幸福”的理论，都对法律经济学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经济学视角下的法律经济学“关注三个紧密相关的领域：预测特定的法律规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法律会存在、确定应该存在什么样的法律规则。”鉴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经济学视野中的法律经济学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学派：芝加哥学派（实证学派）、耶鲁学派（规范学派）和弗吉尼学派（实用学派）。
芝加哥学派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时，以财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坚定的市场观念为核心观点，采用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实证的经济分析方法。其基本信条是“法律分析应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正义，效率应该成为法律解释的关键。”因此，法律应尽力遵照帕累托效率或者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配置资源。帕累托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改变在以下情况才是有效的，即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没有人变坏；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于受损失者可以由获利者给予补偿（财富最大化）。因为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人们很难对什么是公正达成共识，所以考虑是否公正，只会使法律（司法程序）陷入令人无法接受的模糊地带，因此效率才是法律制度（司法裁决）的最佳标准。芝加哥学派的法律经济分析为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意义重大的方法，并对法律本身的解释与实施产生了影响，它使法律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内的一个次级领域，一种新的分析制度和一系列新观念被引入法律研究之中。[8]虽然芝加哥学派在对法律效率及其对财富和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上极具竞争力，但是，在为社会变革或法律改革提供规范性视角方面，它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经常被描述为规范学派的耶鲁学派认为，为了纠正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对法律的干预存在着更大的需求。对分配的关注是耶鲁学派的核心。不同于芝加哥学派与经济学派，该学派的全部哲学观点经常被表述为具有更多的价值内容，和倾向于进行政策干预。”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时，耶鲁学派运用芝加哥学派的方法，并把这些方法拓展到“应然”领域，即法律应该是怎样的，并提出了规范性的主张：通过法律追求公平和正义是最高目标，因此，由芝加哥学派界定的效率标准不能够成为法律体系的终极目标。
弗吉尼学派是在法学、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交织中产生的新学派，它拓展了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范围，认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运用是实用性的，应该忽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区别，因为人们努力从整体上去解释的社会现实，应该被看作是对周围的社会现实具有独立理解力、追求自身目标的个体选择与行动的结果。因此，弗吉尼学派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将之与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相结合，认为在对法律的不同渊源之间进行价值比较时，需要对最初环境所具有的激励结构进行恰当的分析，而不是直接去评价单个规则的成本收益情况。与此同时，弗吉尼学派关注法律形成中的政治失灵，认为在法规创立与选择过程中，应注意制度设计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市场与非市场机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研究在制定有效率的法律规则时，是采取集权还是分权立法更适宜的问题。
经济学视野中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是将实验经济学的成果运用于法律的经济分析之中，形成了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探究了不同的法律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决策的影响。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可以被描述成一个精心控制的、综合的经济环境，在其中各对象参加一个或更多的在经济学上相关的真正的货币回收决策活动。每一种实验对参加者来说都有一套指示。这些指示描述了经济环境、控制参加者之间信息交换的规则，对特定个体或团体货币回收决策的计划。构成货币回收使用基础的基本设想是各对象宁愿得到更多的钱而不是更少，在这类实验中实验者使用那些货币回收工具可以利用该激励去导致一组其偏爱的结果。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已经证明，市场制度至少在决定能否行使垄断权利方面与市场中卖方数量的多少一样重要，因此，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分析必须重新评估关于改变市场制度的政策。实验的法律经济学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探究了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自愿贡献和市场交易机制，研究表明单纯地要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将是非效率的，贡献中的互惠使自愿提供公共物品是可能的；当有差别的财产权具有社会合法性和政府可以执行私人合同时，通过市场交易（谈判机制）人们可以自己决定公共物品、外部性和税收的理想的分配。因此，政府的作用应当受到限制，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分配中的决策权力应当分权。伊丽莎白·霍夫曼指出，当政府向私有化和分权的经济体系移动时，这些研究结果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越来越重要。
二、法律经济学：法律的视角
由于法律的经济分析影响了法律思维，法律体制及其参与者都受到了以促进效率配置为目的的强烈影响，因此，有必要从法律角度评价法律经济学的意义，探讨法律经济学和传统法律推理之间的差异，由此形成了法律视角下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法律视角集中分析了私法和公法、刑法和家庭法、法制史和比较法领域经济推理和法律推理之间的差异，并探究了法律的经济分析对这些领域的影响。
传统的私法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司法判决，而司法判决就是把已经建构好的、相对稳定的法律条文运用到个案中，法律推理是在普遍区分法律概念的详尽体系中做出的，法律寻求的是个人争端中“公平”的结果，而这种公平的结果又要基于裁决对未来行为产生的事前影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法律经济学采纳了一种主导的事前观念来预测一种裁决或替代性裁决对社会总行为的影响，要求判决者用一种更系统的方法阐明法律的目标，使之能够说明在追求非经济的目标中所涉及到的经济损失（机会成本）。在法律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看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对私法的普遍原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私法的大部分领域广泛地运用法律经济分析的成果。例如，从法律的角度看，侵权法历来被视为这样一组原理，这组原理就是确定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加害者对受害者作出补偿才是公平的。但是，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使人们知道如何选择适用的责任规则，使意外事故成本、预防成本以及行政成本最小化。[9]同样，合同救济是保证履行承诺的手段，如果承诺未履行，合同救济可以为受约方提供充分的补偿。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违反合同可能会产生某种收益，因此，判决者应被告诫保证特定的救济不能抑制这种收益。从法律的角度讲，随着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股东对公司的法定权力应该得到加强，但是，通过评估公司的业绩，法律经济学则直接关注金融市场如何对企业的无效生产施加了强有力的约束。[10]
在公法方面，虽然公法领域本来就需要专门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公法的经济分析却出现得较晚，因为公法的研究受到法律程序理论的限制，法律程序理论认为政府应合理运作以便实现公共利益。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法律的经济分析才开始渗透到公法领域，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运用，使公法的经济分析产生了大量的新见解。它不仅阐释了自利的政客、国家官员以及个人群体之间的交易如何出台了总体上违背公共利益的法律，而且描述了更适合秩序控制的宪法性安排，使人们重新审视宪法性安排的基本特征。“当想到公共政策时，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谁获得了利益、谁失去了利益，而且还应该知道他们获得和失去了多少利益。这不仅是战略性公共管理中必要的一部分，而且对规范性考虑立法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也是十分重要的。”[11]但是，公法的经济分析所形成的成果不仅源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运用，也源于对公共选择理论的批评。即便公共机构容易受到个人利益和判决者自身利益的影响，公法在处理市场失灵和追求其他公共利益（包括再分配）方面仍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如果资源分配问题不能通过选择性的制度体系来加以完美解决，特别是市场、私法和政府行为，那么主要的任务就应该是对每一种体制所设定的问题或者一系列问题的优缺点（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
在刑法和家庭法上，法律的经济分析激起了主流法律学者对它的“极端敌意”。法律经济学把潜在的罪犯设想成为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他们会权衡从非法行为中获得的利益以及可能因逮捕、控告和定罪而遭受刑事处罚的成本。法学家认为，这种法律的经济分析是肤浅的，对刑事责任、刑罚的种类及刑事违法的严重性、刑事制裁以及对法律执行强度的经济分析，忽视了道德义务观念以及刑法的非威慑功能，而这两者是刑事审判体系的根本。因此，刑法的经济分析脱离了基本的价值主题，不能切中要害。但是，也必须承认，对犯罪行为存在一种重要的经济性界定，这种界定的严格分析产生了许多的见解，即使这些见解不能被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它们还是很有价值的。对家庭法也是这样。如果把婚姻视为一个需要高额的实际交易投资，而且容易受到极不完全信息影响的长期合同，那就会使人际关系中的情感与社会的满足显得异常平庸。但是对经济因素的关注则会强调法律结构对行为动机的严重影响，而这种动机通常为人们所忽略。
在法制史和比较法方面，法律的经济分析将法律变迁的主要动机归结为诉讼行为，认为争议者倾向于使用有效的法律规则来解决诉讼请求，因而会对无效的法律规则提出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效的法律规则会保留下来并代替无效的法律规则。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法律视角认为，这种分析过分地简化了诉讼的动机，没有考虑到外部因素和这样的事实：很多受法规影响的人们没有能力质疑规则，而且效率标准也是有问题的。另外，这种分析也没有讨论立法，而立法是引起法律变化的重要原因。由于法律的变化也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法律经常从一种体制中移植到另一种体制中。这种现象已为比较法学所研究，但它对这种变化的发生没有提供清晰的解释。法律经济学填补了这个空缺，因为立法是朝着效率的方向发展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压力存在敏感。随着要素在不同的管辖区之间不断的流动，不同法律体制必定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竞争以满足公司和个人的偏好。
三、法律经济学：哲学的视角
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哲学视角源于法律经济分析引发的对哲学问题的争议，它所关注的是法律经济学的三个核心原则：效率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和财富最大化原则中内在的哲学意义。在法律经济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论点是，法律规范应该满足经济效率的原则。而在经济理论中，最常用的效率标准与帕累托密切相关。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效率就是帕累托效率。这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命名的。如果有人的境况不会变差，有人的境况就不会变好，具备这种特征的资源配置就是帕累托有效或者帕累托最优。这种标准以比较X和Y两种社会安排对相关个人的福利的影响为基础。倘若在X社会安排中每一个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Y社会安排中的福利差，并且在X社会安排中至少有一个人的福利比在Y社会安排中更好，那么X社会安排对于Y社会安排就有帕累托优势（相对有效率）。相应地，如果不可能调整一种社会安排X，在这样一种安排中每一个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别的社会安排中的差，甚至某些人还会更好（换句话说，如果将X社会安排改变为其他社会安排，就会导致某些个人更穷）那么X社会安排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
由于个人福利是一个优先选择——偏好——的问题，因此对于社会安排的评价来说，帕累托效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相对较少争议的标准。同其他标准相比，它们对信息的要求低得多，因为它们不预先假定任何个人之间的偏好或者功利的比较。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中，帕累托标准可以作用于社会安排的改变。正如科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没有交易成本，并且有关各方都通情达理的时候，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法——法律与帕累托观点便不会有任何的差别。倘若它们的分配不能满足最佳标准，相关的个人就会进行相互交易，直到达成一种对于原来的分配具有帕累托优势和帕累托最优的安排。问题是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的，在一个有交易成本的社会中，交易成本会损害效率，以至于有可能封杀任何朝向优越的和理想的社会安排的过渡。因此，如果帕累托效率被认为是法律变革的必要条件，那么许多法律变革是不符合帕累托标准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此必须求助于其他原则。
一个显而易见的可供选择的原则是功利主义原则。功利主义“是伦理学中一种传统的名称，它直接地或间接地评价行为、政策、决定和选择的正当性，其根据是看它们增加受其影响的人们的幸福的趋向。”[12]功利主义原则将个人福利的量（平均水平）最大化，并因此允许平衡权利的分配——减少一部分人的福利，这“失去的部分”又通过增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而抵消。只要相互交易能够使各方增加福利，功利主义原则就不会禁止任何权利分配。问题是，诉诸于功利主义原则时，法律经济学不仅需要面对人与人之间福利的比较问题，还必须面对所有针对功利主义的道德上的反对意见。[13]为此，在功利主义原则之外，法律经济学（尤其是波斯纳）又强调了另外一条原则——财富最大化原则。
波斯纳认为，财富最大化是法律经济分析中的解释性和规范性标准，谋求社会财富最大化是法律决策的重要准则。在波斯纳看来，财富最大化是合理的，财富最大化促进了效率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财富最大化也是正义的标准（资源浪费对稀缺社会来说是最大的不正义），财富最大化至少可以衡量（正义则涉及伦理的、哲学的评价标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且为人们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提供了实现手段。[14]
问题是同功利主义原则一样，财富最大化原则也要面对大量的道德上的反对意见，财富最大化标准具有不正当分配的倾向。而且，要使财富最大化具有合法性，还会导致现行法律制度的重大调整。原告将不再限于受害的一方，被告也不会限于加害的一方。如果让第三方参加诉讼能够有效地增加收益，那么就应该鼓励第三方提讼。同样，如果第三方比那些实际造成损害者能够有效地将成本最小化，那么他们反对诉诸法律行动就应该是适当的。如此一来，在财富最大化的法律制度中，私法就会被公法彻底吞没，法院将不再履行其传统职能——将公正给予各方当事人。[15]
由此，在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哲学视角看来，不管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是奠基于财富最大化，还是效率最大化亦或是功利主义标准，法律经济学都必须面对着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难以驾驭的，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近年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转向更加实际得多的应用性问题。
四、法律经济学：批判法学的视角
作为法学研究的流派之一，批判法学在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提出批评时，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批判法学视角。批判法学认为，自由市场的效率取决于对外部性问题的解决，而外部性问题比经济学家们可能认识到的更严重，外部性因素包含重大的政治问题。但是，法律经济学强调，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效率，因此，应该从一种能够使产出的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来制定调节自由市场的法规，而不管分配的结果如何。自由市场能够做的就是使财富最大化，可以把分配的问题（外部性问题）留给立法机构制定的税收制度和调节计划解决。这样做在制度上是适当的，因为这些决定是政治的，应该由多数表决来决定；在经济上也是适当的，立法机构是有权制定税收和转移调节计划的——成本最小或效率目标最大的再分配的最佳方法——惟一法规制定机构。
在批判法学看来，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其本身的论证前后矛盾。立法机构能够颁布法典，通过调整税收和转移调节计划的法令以修正外部效应，但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就可能会有几种具有不同分配后果的法律规则，从效率观点来看，它们具有同样的优越性。在一种办法具有决定性时，就相当于使一种大规模的再分配成为事实。显然，每一个法规都会产生不同的财富效应。“一旦我们选定了规则，游戏本身也会产生许多可能的结果（外部性），这要取决于力量和技巧的黑匣子。许多可能的结果中的每一种，都包括一种分配和与之相联系的资源配置。”于是又只能通过税收和转移修正分配结果。因此，即便立法机构是通过税收和转移调节修正外部性问题的适当机构，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这种修正的实际影响也是非常复杂和捉摸不定的。
由此，批判法学认为，法律经济学试图以效率为中心建立一套适合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法规是不现实的。由于存在众多的选择，每一种选择又都导向一套不同的现实世界的有效法律和不同的税收调节计划，所以不会有有效的法典。运用效率标准（尤其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来制定法律规范，既不现实在理论上也行不通。作为一个事实，法院和立法机构在决定损害法的范围、要不要对消费者和劳动合同强加强制条款之类的问题时，都要排他地把全部非效率目标考虑进去。在这种背景之下，制定规范自由市场的基础法规，似乎本身就是“调节性”的——涉及一个又一个案件，一个又一个的部门，特别是政府为鼓励做大蛋糕及做出来之后的公平分配所制定的决策。因此，不可能简单地按照效率原则来确立界定自由市场的法律规范，权利、道德、公共利益，一句话，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在法律制定过程中都会起作用，冲突的权利、道德原则和意识形态等对于法律规范的选择都是关键的因素。
五、法律经济学：女性主义的视角
女性主义“是对一种复杂现象的总称，就该词的含义引起的争议可以部分地解释女权主义。它主要可以理解为基于妇女因其性别遭受痛苦这种认识而对妇女在过去和现代社会中与男人的关系方面的社会作用的一种关注。”[12]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是汲取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有用的成分，用于解决女性问题。
女性主义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受到以效率为焦点的规范的支配，但是把法律的经济分析与作为规范标准的效率联系起来是有局限性的：效率分析是有分量的，但是它只在自己的领域内有分量；它在需要更多的法律而不是使每一个人都维持现状的领域是无所作为的。因此，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抛弃以效率作为常规的标准”，它的标准取自经济——分配的正义、反对歧视、监护——以外的，却具有适当经济概念的理论。例如，女性主义认为，在就业平等的立法中，基于性别但与工作无关的歧视是不正当的，因为这种歧视而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
在女性主义的法律分析中，经济学概念是在这样的范围使用的：它们须经得起是否“最管用”，是否同“经验要求的集合”相一致的检验。因此，在分析性骚扰时，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使用劳动力市场中的抉择人这样的经济概念，在分析离婚时使用人力资源、自我利益和机会主义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符合女性主义范式：通过这些分析（就业、选择、性别特征、婚姻、爱情等在经济抽象中被忽略了的要素）所失去的，必须通过发掘理解和强有力的，也许是带有偏见的论点而有所得。
虽然女性主义的法律经济学强调必须将法律的经济分析从效率中剥离出来，但是它仍然重视诸如价值、成本、效益等概念的运用。因此，当女性主义者运用经济理论审视法律问题时，她们探讨了如下的主题：儿童到底是公益的还是私益的？是福利政策还是抚育儿童所必须的额外补贴导致纳税人的额外负担？当女性主义者在研究婚姻家庭法时，她们提出了如下的疑问：结婚的效益是什么？结婚对人力资源的贡献有多大？是把结婚理解为一种契约还是视为一种关系状态？什么是女性心目中婚姻的重要内涵？到底哪种方式——市场的和非市场的——是家庭贡献的适当方式？因此，在女性主义的法律分析中，经济学是实用主义的运用，是要从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发现对女性主义有用的内核，将法律经济学置于服务女性主义的主题，而不是其他相关的东西。
六、法律经济学：博弈论的视角
从学科分类来说，博弈论属于数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内容是运用数学方法构造人类行为的理论。而人类行为理论是所有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博弈论有四个基本特征：群体性（社会生活是两个人以上的世界）、互动性（事情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所有人的行动）、策略性（每个人都认识到并考虑到这种相互依赖性）、理性（所以每个人选择行动的时候要针对对手的可能行动而选择一个最优对策）。[16]由于博弈论对于理解法律的构成及其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途径“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洞察力”，[17]因此博弈论被广泛地用于法律的经济分析。
在《法律的博弈分析》一书中，道格拉斯·G·拜尔（DouglasG.Baird）、罗伯特·H·格纳特（RobertH.Gertner）、兰德尔·C·皮克（RandalC.Picker）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对法律及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1）策略行为、纳什均衡与法律规则。策略行为出现在两个或多个个体相互作用的场合，这时候每个个体的决策取决于对其他个体行动的预测。纳什均衡是指在参与人将选择的策略组合中，没有参与人能在给定对方策略选择的情况下通过选择其他策略而使状况变得更好；每个参与人选择的策略是对对方所选择策略的最优反应。由于一项法律会引申出一套策略行为，签订一项契约也就意味着进入一个博弈，因此，策略行为和纳什均衡引入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将揭示出每个参与人在不知道他人做什么的情况下必须做决策时法律规则如何影响了参与人的行为。这为理解不同的侵权制度如何运转以及财产法、劳动法和其他一些特定内容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2）信息、博弈与法律规则。信息在个人相互影响的方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方当事人从隐瞒信息中得到的个人利益可能诱导该方以一种尽管对个人有利，但对社会而言并非最佳的方式行动。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时，博弈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可避免。此时，“要理解法律规则的作用，必须不但要注意到法律规则对当事人实际采取行动的影响方式，还要注意到它对当事人即使在没有该法律规则时也不会采取的行动的影响方式。如果拥有信息参与人不能利用从其他参与人行动中推论出的任何信息，那么拥有不利信息的参与人就没有激励去仿效其他拥有信息参与人的行动。”[17]（3）声誉、重复博弈和法律规则。声誉是指一种社会评价。在博弈过程中，即使只有少数人认为自己的声誉有价值，每一个其他的参与人可能认为仿效他们也符合自己的利益，从而在许多情况下，长期合作成为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可能的，尽管大多数的参与人在阶段博弈中背叛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规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影响声誉的形成并最终建构重复博弈中的合作意愿。例如，将一个个体从某一社会圈子中排除出去变得更为容易的法律规则就具有建构声誉的直接效果。（4）讨价还价、非合作博弈和法律规则。法律规则的存在不仅便利了贸易，它们同样影响了当事人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的分配方式。换言之，法律规则界定了一个社会讨价还价的环境，任何一项法律规则的变化都可能改变了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许多法律规则，例如合同法和破产法之所以起作用，并不是因为法庭常常被要求使用这些法律规则，而是因为它们确立了当事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的框架，给予了一方当事人或其他当事人以退出选择，即通过行使某种法律权利而有能力离开谈判桌（非合作博弈）同时还能获得某些利益。
博弈论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实证的理论基础，它描述人们在一个制度环境下是如何做出行动决策的，这些行动导致了什么结果，因此“法律经济学只有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的时候，才能达到真正成熟和完善的地步。”[16]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博弈论分析特定的法律问题。例如，利用博弈论，贝克丘克（Bebchuk）考察了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卡茨（Katz）分析了合同法中的出价与接受问题，约翰斯顿（Johnston）阐述了合同违约规则，戈顿（Gordon）和利布郎（Leebron）考察了公司法，布里尔梅尔（Brilmayer）分析了法律的冲突问题，埃里克森（Ellickson）说明了习惯如何能与法律规则一样发挥作用。
七、法律经济学：比较分析的视角
法律经济学研究比较分析的视角也被称为比较法律经济学。比较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假设是：法律不仅是创造了相应的激励的法律规则的集合；它也不是立即就可以转化为一些直接影响个人行为的隐含定价系统，法律的修辞学或意识形态性质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如果我们希望了解用来分析法律的法律和经济观念的话。基于这样的认识，比较法律经济学以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分析为基础，探讨了法律制度的变迁与移植、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改革以及欠发达国家的法律结构。
效率与公平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一个有效率的法律解决办法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分析应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公平（正义）。比较法律经济学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在法律制度的舞台上，公平与效率都具有作用，效率是一件值得追求的好事，但是效率与公平总是在一起的，一定法律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都会涉及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财产征收法（或民法中因公共利益而征收财产）提供了这两方面结合的一个例证。因此公平与效率“远非对立的观念”，在比较法律经济学的视野中，它们都是进行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要素。
基于对公平和效率的讨论，比较法律经济学分析了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在比较法律经济学看来，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法律在全世界都会是有效率的。法律的多样性可以被理解为由法律传统和法律意识形态所导致的不同交易成本的结果。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不论是有意识的选择或由于社会的需要，都有追求效率的强烈倾向，即降低交易成本而使法律制度更好地运行。但是法律的变迁和移植方向也同样追求公平的取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所有法律制度的共同核心”，因此，法律制度的变迁和移植是法律对社会所感知的公平正义需要所做出的政治反应。
建议发展一个合乎有效市场需要的法律体系的使命，使比较法律经济学关注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改革问题。比较法律经济学指出，改造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要小心地选择适合的制度供给。为了有效实施，改革方案不能忽视基础背景。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遗产，是法律体系改革中不能忽视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建构新的法律体系，需要考虑社会与经济现实。虽然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必定要求法律以效率为导向，但是不公平的改革就会对市场有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改革必须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立法在创立市场经济中能否起重要作用？二是立法能否在民主的创立和维护中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三是民主的创立和维护是否是市场创立与运作的一个先决条件？
比较法律经济学认为，虽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和西方国家是不同质的，但是法律经济学对分析欠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同样是有用的。在一个软弱政权以及相应的发展中的法律体系中，交换关系主要通过非竞争的市场机制进行的。关系原则（relationalprinciples）不仅适用私人安排，例如契约，而且适用于所有政府、法律和人事各方面。因此，在欠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层次并不构成一个传统，法律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当法律制度的改变面临着政治选择的时候，由于不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法律程序与政治程序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意识形态的偏见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法律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拒绝法律向效率的渐进演变。所以，欠发达国家的挑战是发展一种适应现代化的法律传统，在这一进程中，比较法律经济学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帮助欠发达国家厘清它与发达国家在法律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性特征，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不是惟一可能的路径或最佳路径，通过相互学习，较不发达的法律制度最后可能将最初的解决办法发展成一种有效的且不同的发展路径。
八、法律经济学：心理学的视角
由于人们的行为“不仅仅由有关经济约束条件决定，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们内生偏好、知识、技能、天赋以及各种心理和生理约束条件的影响。”[18]因此，要真正理解人们是怎么选择和行动的，就必须将心理学的理论引入到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才能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通过将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成果融入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法律经济学对人类选择的过程以及人类判断和福利的结构重新进行了更系统的评估，从而正在逐步形成行为法律经济学。[19]
行为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经济分析中大量使用的理性选择理论对日常行为缺乏解释力，在《告别理性选择》一文中，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指出，由于纯粹理性选择理论对认知错误这一部分人类行为不能给出充分的解释，所以其分析力大打折扣。不仅如此，该理论也解释不了那些导致人们做出看似非理性选择的冲动克制问题。而且，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人们总是做出自利性选择，无法说明为什么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匿名慈善捐款。因此，行为法律经济学认为，必须修正理性选择理论，“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新的假定，作为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有限理性意味着人们在做出决定时，只是具备了有限的知识和资源，因此，人类的决策行为会出现与最大化利益不一致的现象。有限意志意味着人们往往不能坚持选择与最大化自身总体利益相一致的行为，人类最终的决策可能偏离利益最大化的轨迹。有限自利意味着个体决策受到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影响，并没有完全追求自我表现利益的实现，而是追求了自我表现利益以外的东西。[19]
在研究了人类如何选择的基础上，行为法律经济学将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的假设运用到法律的经济分析中，重新审视了作为行为工具的法律。行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是有限理性的，不能获得完全理性所需要的充分信息，那么法律的惩罚措施往往不能有效地制止恶行，实现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阻吓的效果。如果人们是有限意志的，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体效用（利益）并对多重效用进行排序，就必须对交通安全法、侵权法、合同法以及管制法规等进行重新的解释。如果人们的行为是有限自利的，人们就会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等法律规范所倡导的价值而愿意承担额外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
由于在法律制度的设计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预测人们会对法规和制度约束做出何种反应，因此，行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法律经济学“理论方面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和相关的政策含义”，“有可能为法律和制度建构工作提供一系列政策建议”，[18]因此，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法律的经济分析将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力量。
九、结束语
虽然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不同，但是“大部分法律经济学的参与者都认为，不论各个学派的意识形态信条多么独特，总会存在共同的基础可以将该学科内所有的学派统一起来，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运用经济学的概念与理论，在法学内寻求新的理念。”基于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在不断修正法律经济分析存在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高了法律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不仅使法律经济学的触角几乎遍及了法律和法学的每一个领域，并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充实和拓展。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经济活动的实践会对新的制度产生需求，而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因此，法律的变迁在中国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变迁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不同视角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体察和审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法律制度的变革与演进，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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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绿色物流，经济，可持续发展
“物流热”成为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泉州经济领域也不例外。泉州“十二五”现代物流业发展专项规划中提出：泉州计划构建三级物流网络，将打造海西物流枢纽。泉州很多企业也希望通过改善物流来降低企业运行成本、获得新的竞争优势。但是，目前对物流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物流是第三利润源”来进行的，注重物流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伴随泉州经济快速增长，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压力日益增大。
绿色物流是指在物流过程中抑制物流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同时，实现对物流环境的净化，使物流资源得到最充分利用。可持续发展是指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同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相联系，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以保证社会实现良性循环发展。根据泉州资源、环境、工业等特点，可持续发展对于泉州的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绿色物流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与绿色制造、绿色消费共同构成了一个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经济循环系统。人们在关注物流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重点关注物流的社会效益，实现物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本文以泉州为例，阐述泉州发展绿色物流的可行性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为推进我国绿色物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一、泉州发展绿色物流的可行性
泉州现代物流市场起步较晚，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随着近年来泉州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泉州已、已经具备了发展绿色物流的优势和现实需求。
1、良好的区位优势
泉州发展绿色物流方面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从地理位置来看，泉州地处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隔海相望，与福州、厦门临近，地理优势明显。从经济区位来看，泉州北有长三角经济区，南有珠三角经济区，西有大京九经济腹地，东有台湾省经济区，地处中国经济最活跃地带之中。
2、交通运输设施较完善
近几年泉州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尤其是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目前，以公路、港口为主，铁路、航空为辅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基本形成，综合运输能力不断增强。更为突出的是泉州港拥有优良的港口资源，泉州海岸线长541公里，湾多水深，港阔浪小，可开发建港的岸线长112公里，可建设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150个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泉州湾为中心港区，大中小码头泊位优势互补，配套设施较完善，功能较齐全的码头群体。
3、货源充足，物流的市场需求旺盛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日益壮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3564.76亿元，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全省第一。在规模以上工业中，纺织鞋服、建筑建材、工艺制品、食品饮料、机械制造业等五大传统产业共完成数以千亿计的工业产值，为泉州现代物流发展带来了巨大需求市场。据测算到2010年，在泉州生成的货物运输量将达15 000万吨以上。
4、政府高度重视
国务院的《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建设福州、厦门、泉州等物流节电和一批现代物流中心”。按照泉州市政府的《泉州市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泉州将发挥产业集聚比较优势、经济外向度较高等有利条件，争取用5到15年时间，把泉州建设成为福建省三大物流中心之一。近日的《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决定大力扶持现代物流业发展。
二、泉州发展绿色物流的限制因素
泉州虽然是海峡西岸经济区中部枢纽城市，发展绿色物流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但是绿色物流至今仍停留在思想上，离具体实施还有很大的距离，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
1、缺乏绿色物流的理念
政府和企业都能认识到物流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关于物流的社会效益关注不够，还没有确立绿色物流的思想。部分企业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物流绿色经营消费理念非常淡薄。甚至认为经济学论文，绿色物流只是一种环保理念，并不能给企业带来任何经济效益，还会增加物流成本；也有企业认为，绿色物流是政府的事情，与企业无关论文格式。
2、缺乏完善的绿色物流体制政策
发展绿色物流不仅是企业的事情，还涉及政府和消费者。目前，我国在绿色物流产业政策方面还缺乏相应的扶持政策，各种法律法规对于绿色物流发展涉及内容较少。体制政策不完善导致绿色物流的发展严重滞后。
3、物流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近几年泉州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但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尚未形成完整的综合物流配送中心体系。运输系统缺乏周密、科学的设计，仓储设施落后，物流的经济效益不高，造成资源大量浪，违背了绿色物流节能的原则。
4、物流技术落后
泉州现有的物流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实力不强，物流企业应用信息技术的水平不高，物流装备水平较低，而且缺乏有效的物流信息平台和健全的经营网络。
5、缺乏绿色物流人才
绿色物流产业需要专业人才。但是泉州从事物流研究的高端人才和机构较少，企业的短期培训仍然是目前物流培训的主要方式。而且福州、厦门等地都出台相应优惠政策吸引优秀物流人才，这使泉州在发展绿色物流业时，面临绿色物流人才稀缺严重问题。
三、泉州发展绿色物流的对策
1、政府方面
要发展绿色物流产业，需要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宏观监管和相应的政策扶持。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1）宣传绿色物流理念
政府应不断加强宣传环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唤醒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危机意识，为绿色物流的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2）制定绿色物流产业发展措施
绿色物流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体制化管理，因此，政府必须制定相关措施来有效地规范、监督和激励物流企业的行为。通过排污收费制度、建立绿色物流标准来约束、干预物流活动的外部不经济性；通过制定绿色补贴政策、税收扶持政策、贷款优惠政策等激励和引导物流主体的行为，促进绿色物流健康发展。
（3）加快绿色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物流信息系统发展
重视现有物流基础设施的利用和改造。通过对其规模、布局、功能进行科学的整合，提高现有设施的使用效率，发挥现有设施的综合效能。从整体战略的高度协调物流相关规划，理顺各种规划的关系，使物流规划、不同运输方式的场站建设规划、工业及商贸流通行业的仓储设施规划能够有机衔接和配合，防止重复建设，避免资源的浪费。同时政府应建立一个专业网络的信息平台，对物流业进行统一规划，全面提高企业信息管理水平和高效创造能力，引导企业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
（4）重视物流人才培养科研工作
政府应大力支持和引导绿色物流科研工作，一方面要积极支持绿色物流基础理论和技术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加强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良性循环，加强应用性物流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2、企业方面
绿色物流的实施归根到底要靠企业营运的绿色化实现。绿色物流对企业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积极发展绿色物流，必将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企业必须将其经营战略与环境保护有机联系起来，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树立绿色物流理念
要打破“环保不经济、绿色等于消费”的传统观念，着眼于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既重视物流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关注物流的社会效益。
（2）实施绿色物流管理
企业要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制定其绿色经营管理策略，推动绿色物流发展。选择绿色运输；提倡绿色包装；开展绿色流通加工；搜集和管理绿色信息；实行绿色营销策略；积极申请IS014000环境体系标准认证。
3、消费者方面
当前消费者绿色意识淡薄，对于绿色消费不重视，给开展绿色物流增加了难度。为了促进绿色物流的发展，要积极倡导绿色需求和绿色消费，通过绿色消费行为方式迫使企业实施绿色物流管理，通过绿色消费舆论促进政府强化绿色物流管理。因此，要加强绿色物流的宣传，动员消费者参与进来，树立全社会的绿色环保意识。
结语：泉州经济已进入新的快速增长阶段，而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使得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压力日益增大。可持续发展对于泉州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绿色物流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改善发展环境、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经济综合实力和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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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有针对性。
当代中职生有自己独立的思维，认为自己已长大，成熟，其实阅历浅，看问题很简单，欠周全。有时还会产生错误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讲道理必须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做到有的放失。因此，要求建立新型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并学会赏识学生，学生才能信任你。在经常与学生真诚谈心中，注重观察学生的倾向性问题的出现，从而把握其思想的脉搏。比如，我针对学生法制观念淡薄，但又对学习法律抱无所谓态度的思想状况，第一堂课上就例举了某厂长身为厂长，不懂法，虽为“公”偷税，但最终入狱的实例，使一个活生生的法盲展现在学生的眼前。网络的出现有些学生认为那是虚拟的，无拘无束。我以上海某女生网上发表言论，散布某企业食品的成分有毒的虚假信息，从而被该企业告上法庭，最终承担了法律责任的教训，对全体学生无不是一个深深的震撼，促使学生自觉提高法律观念。
(二)要有真实性。
当代中职生，虽然有了自己的独立思维，但网络信息大量涌现可能会使信息中鱼目混珠，特别是大量的负面信息事件使学生从过去学到的完全美好时代一下子掉入负面信息的灰暗时代，再结合听到的身边一些不公正或不透明事件的出现，导致其偏听偏信。他们要求老师能实事求是的说明问题，而不要美化和掩盖事实。否则对你就会缺乏信任感，对你的教育就会置之不理，认为是假大空。因此，教师必须对学生要讲真话，不要回避，把最真实的事情一面呈现出来，全面分析看待，学生相信了你这个人，才会相信你的话。比如我在讲到“我国法制建设”这一问题时提到腐败问题就不能回避，而要向学生讲清腐败问题是共性问题。在我国腐败确实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存在，但要清醒地看到主流是好的，我们不能一叶障目。同时我又列举了近年来大量的国家对大案要案的追查，打“老虎”、拍“苍蝇”，特别举到山西政界高层的大动惊。从而说明党反腐败的力度有多大，最终使学生更加坚信党的领导，相信明天会更好。
(三)有感染性。
以学生为本，要求教师讲究教学方法，能够把学生带动起来，使教学由外部的刺激转为内部的需求。即通过师生合作探究生成观点，从而引导学生自觉践行。这就要求教师教学设计要有趣，把直观生动的事例引入课堂，设计新颖有引导力的问题，使学生一直处于迫切想探究结果之中。教学方法要多样，案例教学法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特别是运用现代的教学手段，使问题更直观、形象，更有说服力。教学语言或朴实简练或风趣幽默或凝重，从而把教育寓于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中。比如讲知识产权保护时，我以天津一家手风琴厂为例。开始大讲该厂“鹦鹉”牌手风琴在国内畅销状况，随后话锋一转引向进军日本市场，当谈到在日本被迫更名时，学生们都很愕然，迫切想了解内因。我顺势引入正题，问题获得解答后每个同学都无不产生惋惜之情。乘势我又引到中国产品“贴牌”问题，做外国名牌企业的“打工仔”。引导学生分析利弊，探究原因，增强了学生创中国名牌意识，无形中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
(四)有时机性。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必然是它的反映。在国际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其主体的活动和关系总是要涉及到各个方面和各种法律体系，在客观上形成种种相互交错的关系，引起各种跨国性的法律问题，绝对会沿着法学家人为的分科界限去发展。这些跨越国境而发现的种种法律关系，广泛涉及到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的各个部门，作为综合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而形成有机联系的统一法律体制，有其本身的独立性和特点，正是跨国经济关系多样性、复杂性的客观反映，不是人为的揉合，从而以国际经济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经济法学也具有其自身特点和独立性。它既不同于仅以研究国家（及国防组织）间关系为对象的国际法学，也不同于以研究涉外民事关系中冲突规范为对象的国际私法学，有其本学科固有的科学规定性，不是出于法学家人为的设计。如果忽视这点，拘泥传统观点，把国际经济法纳入国际法或国内法某一法学分科，是无异把本来属于统一的国际经济关系，人为地加以割裂，必将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和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因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首先要问的是，客观现实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法是什么？”“法从何所出？”只有立足于这一基点，运用综合的方式，着重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相互联系，去探索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拘束，面对现实，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在广度和深度上开拓这一新兴法学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
再证之科学发展的历史，几种相关学科交叉而综合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或称边缘学科，或称交叉学科甚至称为综合学科者，其例并非鲜见。在自然科学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也不断出现新的突破，终至形成各种跨学科的新兴学科者，有物理化学、仿生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生物物理学等等。在法学中也不乏先例，如国际海商法学又是在长期实践中，随着海商事业的发展，综合国际海商和条约及各国海惯例商法而形成一支独立的法学分科。所以，国际经济综合国际法和国内法两种规范发展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科，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广泛包括国际有关商品与资本流通的各种法规、法制及有关的法律问题，还可细分为关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货币、国际技术转让、国际税收、国际劳务协作乃至国际经济组织等的法规及法制的问题。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的法学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这是研究一切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国际经济法是法学领域中一门实用学科。国际经济交往中要涉及到各国政策和利益，而由于各国利益不一致，诸多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其情况尤为严重，因而，使国际经济关系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极为复杂，难于解决。研究国际经济法，必须避免就法论法，或流于纯法理的探讨，要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坚持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精神，运用科学方法，去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找出主要矛盾之所在、问题的实质所在，并联系国内外司法、立法实践，用国际经济的基本理论，去解决矛盾，解决问题。特别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研究国际经济法，应立足本国，联系我国涉外经济司法实践及我国在对外经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使研究工作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及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据广州日报11月19日报道金融海啸、跨国公司裁员，让瞄准外企的名校尖子生乱了阵脚。在一次次被用人单位招聘“调戏”后，他们发现还是被称为“国考”的公务员考试靠谱。然而，百万雄师都想挤过独木桥谈何容易，除少数幸运儿，更多人充当了“公务员考试的分母”，他们自嘲是“国考炮灰”。
何谓炮灰?按报道主人公周悦的话，“炮灰的意思就是做无用功，陪着冠军跑的人。”据相关部门统计，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人数超过了104万，而最终能捧上“金饭碗”的仅仅13566人，也就是说，有超过100万人将成为“炮灰”，淘汰率高达98.7%。由此可见，“炮灰”之说，尽管有些悲情，客观上却是一种实情。
“炮灰”一说的流行，反映了大学生求职的悲怆与无奈。按理说，公务员考试只是众多就业渠道中的一条，但由于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具有户口、福利等安定职业的关键要素，这几年公务员考试一直都是求职热点，报考人数犹如芝麻开花，以至于今年中国残疾人组织建设岗位供需比达到4584∶1，夺得第一。在这种情况下，想通过公务员考试实现就业简直是“华山一条道”，考上公务员无异于中了彩票。
“炮灰”一词，还暗示了一种渴望就业的焦虑情绪。就业问题原本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老大难问题，今年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谓难上加难。一方面，企业在校园的招聘需求大幅缩水，有些公司的校园宣讲会成为“形象宣传会”;而另一方面，今年毕业生总数将超过600万，广东省高校毕业生超过33万人，比去年上升4万人，如果再加上省外大学毕业生，将超过50万人在粤“找饭碗”。在僧多粥少的求职环境下，毕业生们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公务员考试只是在“就业无门”彷徨无助的时刻紧紧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而已。
关键词：旅游经济
论文正文：
冰雪旅游经济发展策略
一、人文环境
(一)人文环境概念
人文环境，特指人类的语言、文化及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的环境和氛围，它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中的一部分。[1]人文环境是由千百年来，人类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积淀、凝聚孕育而成，它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2]人文环境是一个庞大的、完整的有机体系，它全面地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并多角度、多方面地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化的需要。正是主、支流文化相容互补，圆融通达，才聚合成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人文之瑰宝。现阶段急需的就是要加大支持的力度，加大领导力量的投入，加大政策投入，加大资金投入。任用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精心营造有利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环境和社会氛围，确实抓好人文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人文素质水平。
(二)齐齐哈尔人文环境现状
齐齐哈尔市历史悠久，有35个少数民族，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绚丽的文化，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历史文物古迹、古代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古代园林、宗教人文景观、民族风情和事件发生地。它们生动地记载着齐齐哈尔各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各族人民生活生产活动的艺术成就和文化结晶。如昂昂溪古文化遗址、金东北路界壕边堡、金代蒲峪路故城、塔子城遗址等古遗址，大乘寺、卜奎清真寺、圣弥勒尔教堂等宗教人文景观，梅里斯区雅尔塞镇达族风情园、富裕县三家子民族风情园等民俗旅游，西满革命烈士陵园、苏联烈士陵园、马识途烈士殉难地等革命烈士纪念地等。人文旅游资源有231个，占全部旅游资源总数的80.7%。齐齐哈尔市旅游资源形成以人文资源为主，自然资源为辅的格局。
(三)齐齐哈尔冰雪旅游文化现状
齐齐哈尔冰雪游览会是融文化艺术、观光旅游、体育竞技、招商引资、集市购物为一体的节庆活动。自1963年创办以来，现已成功举办了30届，每年12月下旬开始，到第二年2月中旬结束。为期两个月的冰雪盛会，已成为深受中外游客喜爱的冬季冰雪旅游项目。冰雕艺术是由古老的灯会冰灯发展、演变而逐步形成的。它充分利用北方冬季的气候，采用人工浇注和雕、砌、堆、筑等工艺，使其成为人造的冰雪景观。齐市传统的龙沙公园冰灯游园会，已经举办了几十年，每年都接待大量的外地游客和本地游客;投资3亿多元的劳动湖水系改造已基本完成，冬季已经有很多人在湖面上健身，齐齐哈尔大学近几年每年都在湖面上建造2～3块冰场，为教学和大众健身服务;应运而生的冰刀出租和磨刀服务，为部分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湖面上还有多处出租冰爬犁、雪地摩托等服务。冬季的劳动湖面和嫩江如果能得到充分开发，必将对齐市全民健身活动和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市体育局所属的多个室内滑冰馆的对外有偿开放和承办全国、省、市冬季项目的比赛，都将拉动我市相关产业的发展。以上几点，将成为齐市发展冬季冰雪旅游的基础条件。齐市今年成功举办的第2届关东文化旅游节，接待了大量的省内外游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2007年全国冬季运动会将在齐市举行，冰雪体育场地设施将进一步改善和增加。齐市应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旅游产业。以冰雪旅游产业发展为核心，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人文环境开发的作用
(一)人文环境的开发促进群众的冰雪旅游经济开发的创新意识
任何一种行业都需要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来自于每一个群众，我们的群众具有埋头苦干的艰苦创业精神，具有不惧艰辛的吃苦精神，具有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但是仅仅具有这些精神对于我们的冰雪旅游的发展是不够的，还需要群众的创新精神，把每一个人的创新精神发挥到极致，我们的冰雪旅游产业将得到不可估量的发展。然而如何培养群众的创新意识，这就需要人文环境的开发，因为创新意识关键是要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发挥出来，良好的人文环境的开发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具有其独特的功能，将促使创新意识的发挥，从而促进冰雪旅游经济的发展。
(二)人文环境的开发有利于冰雪旅游后备人才的培养
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任何一个行业、一种产业都需要人才，而且人才将对这一行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谁掌握了人才，谁就掌握了本行业的未来。冰雪旅游后备人才的培养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地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培养，才能使本行业有人可用。而人才的培养，人文环境的开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使社区、家庭、学校的冰雪旅游环境得到相互协调，共同促进的发展，从而促进冰雪旅游人才培养的长足发展。
(三)人文环境的开发有利于冰雪旅游经济产业可持续的发展
冰雪旅游经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人才的培养以外，还需要文化、卫生、市场营销等很多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企业的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人文环境的开发恰恰是起到把这些部门协调到一起的作用，直接影响到冰雪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人文环境的开发有利于冰雪旅游产业的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
冰雪旅游产业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直接受制于人文环境开发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既要把现代技术引入到人文环境的开发中，又不能盲目地引进，要有选择地、科学地引进，使人文环境的开发得到健康地发展，使冰雪旅游产业得到科学地发展。而国际化是在现代化和科学化的基础上发展的，要使冰雪旅游人文环境的开发从国内发展到国际，使具有良好人文环境的冰雪旅游产业吸引更多的国外友人来到我们这里，参与到冰雪旅游产业中去，体会其中的独特人文文化，促进冰雪旅游产业更好地发展。
三、冰雪旅游产业经济
人文环境开发促进群众基础发展对策
(一)加大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投入
政府的政策是一切行动的指导，没有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任何好的想法和课题都不会执行得太好，所以要想把人文环境开发落到实处，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指导和扶持。只有政府支持和扶持了，人文环境的开发才能又快又健康地发展起来。另外，也需要一定的政府资金的投入，使开发更有动力。
(二)促进社会各种资金的投资
除了政府资金的投入，社会各界各种资金的投资是人文环境开发的重要资金来源，只有争取这一部分资金，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才能使人文开发连续不断，步步为营，有条不紊地开展。
(三)地区特有的特色风俗文化提高人文环境
齐齐哈尔具有独特的地域风俗文化，鹤文化、流民文化、达族文化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冰雪旅游文化的人文环境开发的基础和外延，使人文环境的开发更具有齐齐哈尔冰雪旅游的独特内涵，让其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吸引力，使游客流连忘返。
(四)提高旅游区公民的冰雪旅游文化素质，提高人文素质
公民的冰雪旅游文化素质主要体现在人文旅游活动中，则主要是指旅游地居民素质及民族群体行为，包括风俗习惯、社会经济及文化活动行为、文艺及体育活动行为等。
四、发展冰雪旅游群众基础
促进齐齐哈尔的冰雪旅游经济产业的开发和发展齐齐哈尔冰雪旅游经济产业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比起冰雪旅游大国韩国、日本、加拿大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齐齐哈尔冰雪旅游经济产业的群众基础还是显得太少。
(一)专业冰雪运动人员
专业冰雪运动人员是冰雪运动的先驱和引领者，冰雪运动的发展将使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冰雪运动中，从而带动冰雪旅游的发展。这就像NBA的发展带动美国游，李娜网球的大满贯带动网球运动的发展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将使大量的冰雪旅游群众参与到冰雪旅游中。
(二)冰雪旅游地居住和从业人员
在冰雪旅游地附近居住的民众和从业人员是宣传和服务冰雪旅游的先锋军，冰雪旅游者最先接触的就是这些人群，这些人员对冰雪旅游的宣传和服务将使冰雪旅游者对这一地区的认识和感受加深，将促进旅游者更加广泛地带动更多的旅游者来到冰雪旅游地，从而促进冰雪旅游的发展。
(三)青少年儿童学生等后备人员
青少年儿童学生是参与冰雪运动的后备军，这将使冰雪运动得到持续的发展，从而带动冰雪旅游的持续发展，这将是冰雪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