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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为什么要吃饺子？
二、考察原因
在中国，几乎每年过春节都要吃饺子，这已经成了几百年的历史。我想通过观察、考察亲人的
过节方式，体验传统节日的意义。
三、参考资料
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吃食，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民间有"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每逢新春佳节，饺子更成为一种应时不可缺少的佳期肴。
据三国魏人张揖著的《广雅》记载那时已有形如月牙称为"馄饨"的食品，和现在的饺子形状基本类似。
到南北朝时，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据推测，那时的饺子煮熟以后，不是捞出来单独吃，而是和汤一起盛在碗里混着吃，所以当时的人们把饺子叫"馄饨"。这种吃法在我国的一些地区仍然流行，如河南、陕西等地的人吃饺子，要在汤里放些香菜、葱花、虾皮、韭菜等小料。
大约到了唐代，饺子已经变得和现在的饺子一模一样，而且是捞出来放在盘子里单独吃。
宋代称饺子为"角儿"，它是后世"饺子"一词的词源。这种写法，在其后的元、明、清及民国间仍可见到。
元朝称饺子为"扁食"。明朝万历年间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元旦拜年……作匾食"。刘若愚的《酌中志》载："初一日正旦节……吃水果点心，即匾食也。"元明朝"匾食"的"匾"，如今已通作"扁"。"扁食"一名，可能出自蒙古语。
清朝时，出现了诸如"饺儿"、"水点心"、"煮饽饽"等有关饺子的新的称谓。饺子名称的增多，说明其流传的地域在不断扩大。
民间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在明清时已有相当盛行。饺子一般要在年三十晚上12点以前包好，待到半夜子时吃，这时正是农历正月初一的伊始，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
过年吃饺子有很多传说，一说是为了纪念氏开天辟地，结束了混状态，二是取其与"浑囤"的谐音，意为"粮食满囤"。另外，民间还流传吃饺子的民俗语与女娲造人有关。女娲抟土造成人时，由于天寒地冻，黄土人的耳朵很容易冻掉，为了使耳朵能固定不掉，女娲在人的耳朵上扎一个小眼，用细线把耳朵拴住，线的另一端放在黄土人的嘴里咬着，这样才算把耳朵做好。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的功绩，就包起饺子来，用面捏成人耳朵的形状，内包有馅（线），用嘴咬吃。
饺子成为春节不可缺少的节目食品，究其原因：一是饺子形如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取"招财进宝"之音，二是饺子有馅，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到馅里，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祈望。
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将金如意、糖、花生、枣和栗子等包进馅里。吃到如意、吃到糖的人，来年的日子更甜美，吃到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将早生贵子。
应台湾农场经营协会的邀请，2018年7月30日--8 月4日，由市政协牵头组织的福州市休闲农业交流团成员6人赴台湾考察学习。在台期间，先后参访了源鲜智慧农场 、新峰农场、茉莉花坛梦想馆、魔菇部落生态休闲农场、台一生态休闲农场、桃米生态村、花露休闲农场、坪林茶业博物馆等休闲企业。拜访了台湾农场经营协会、福建省长乐同乡会、马祖经贸交流协会，并分别召开了座谈会，就休闲农业发展模式、休闲农业用地、休闲农业资金筹措等问题进行座谈交流，深入了解台湾休闲农业的发展过程。考察期间，全体学员不仅虚心学习台湾发展休闲农业经验，而且不断探讨新问题，提出新思路，通过考察学习，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新了观念，达到了学习交流、借鉴经验及寻找差距的目的。
一、台湾休闲农业发展情况
80年代初，台湾开始推广以观光、休闲、采摘为主要内容的观光农园。台北市政府率先在木栅推行“观光茶园”计划，标志着政府部门正式开始辅导休闲农业。到了80年代后期，政府又着力推行“农业+旅游业”性质的休闲农业。1990年台湾农委会设立了《发展休闲农业计划》，从技术、经费、宣传等方面加大了对休闲农业支持力度。1992年台湾农委会颁发了《休闲农业区设置管理办法》，规定面积50公顷以上为设置休闲农业区的条件，并编印指导教材。此后，台湾农业逐步从传统的种植农业到种植+观光农业，再发展到现代的种植+观光+休闲度假的农业结构。具有高观光品质、高服务与高附加值的经营模式，提供休闲服务，集农产品生产经营和三产服务业于一体。据相关统计截至2017年为止，台湾将近有600家休闲农场，全年共接待游客约5000万人次，营业总收入超过55亿元，休闲农业不仅解决了农产品滞销、农民和市场脱节的问题，还大大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1.注重政策扶持引导。台湾“农委会”对发展休闲农业高度重视，在“农委会”下设立休闲农业管理及辅导处，各县市也相应设立休闲农业管理及辅导机构，从上到下形成了休闲农业管理和辅导体系，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扶持休闲农业发展。先后出台了《发展观光农业示范计划》《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发展休闲农业计划》《休闲农业区设置管理办法》《民宿旅游管理办法》《精致农业健康卓越方案行动计划》等扶持政策，并在台湾农场经营协会的辅导与协助下，休闲农业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和程序化。台湾农业逐步从传统的种植农业到种植观光农业，再发展到现代的种植+观光+休闲度假的农业结构，使休闲农业的功能进一步得到了拓展。
2.注重突出主题创意。台湾休闲农业创意无处不在，主题创造经典，凸显地方风情，以深度开发见长，不求“大而全”，而是追求“小而美”。花露休闲农场场长陈基能提出，创意是立场之本，立志把花露农场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精致最美丽花园。他创意的二便文化概念馆确实美，卫生间外的水龙头也很有型，男女卫生间的水龙头各用了翩翩飞舞的蝴蝶及象征智慧的猫头鹰造型，而男性卫生间更是有惊喜，每个小便兜都变成美丽的花朵，去小便就是去尽情地“浇花”。再如地震灾区桃米村蕴藏着丰富的生态资源，桃米拥有台湾原生23种青蛙，56种蜻蜓。桃米村民挖掘资源潜力，不断宣传各种各样的青蛙和色彩斑斓的蜻蜓，把两种小动物设计出各种可爱的卡通形象，遍布乡村醒目位置，鼓励村民动手，用纸、用布、用石头等乡村材料，制作手工艺品，很快使桃米村从一个地震废墟变成一个昆虫生态文化体验休闲区。
3.注重体验项目设计。台湾休闲农业内涵丰富，休闲项目精彩纷呈，不仅仅局限于吃农家饭，住农家屋，更加注重游客情感和生活的体验。如台一生态休闲农场，前身为 “台一种苗场”。2001年起开始发展农业观光，兴建了亮眼雅致且温馨舒适的花卉驿栈，充满浪漫与新奇感的水上花屋。兴建南芳花园宴会厅，其并推出花餐养生料理。花卉造景、自然生态与悠闲住宿，从赏景看花到自然学习再到体验农事，台一生态农场都让尽情享受其中的乐趣。从入口缓缓进入，花卉、植物融进建筑、屋顶、墙面。置身其中，仿佛参加一场小型花博展，所到之处，繁花盛开，花香四溢。精心规划的主题馆可谓别出心裁，不仅主题与文化结合，还利用多种农业废弃有机质打造基础设施，采用环保绿色建材兴修建筑物，自行培植花卉，自建花柱花屋，营造水上餐厅，让我们感受到台湾岛的生态风情。
4.注重民宿发展。台湾第一个正式的民宿法在2001年颁布，到现在全台有2万多家民宿。民宿注重多样化发展，融合了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要素，再加上创意和美学元素，打造成了颇具特色、不同主题的民宿产品。有田园乡村主题、人文艺术主题、异国风情主题、原住民风情主题、家庭温馨主题、怀旧复古主题等等，给人一种“宿在民居、乐在乡野”的感觉。在经营理念上，趋向于隐逸，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民宿已成了主人个性的最佳秀场和吸引志趣相投之人的聚集地。如台一生态农场民宿整体建筑设计采用环保的绿色建材，精心营造“春露”、“夏荷”、“秋枫”、“冬恋”的季节楼层和欧式风格的水上木屋。晚上可以在露台上吃水果、看星星，如同在家中一样亲切。再如花露休闲农场设计了梦幻之城－－精油城堡。城堡房间设计非常现代化，原木床、高级纾压床垫、精油泡澡浴缸、落地景观窗台、落地玻璃，让你在床上或浸浴时既可欣赏原始的农村风貌，亦可远眺大雪山的美景。傍晚的夕阳，还有夜晚伴随着蛙鸣虫唱观星赏月，别有一番享受。
5.注重产品深度开发与推广。台湾利用食品加工技术、自动化技术等方面优势，根据企业的特点特色研发出自己的主导产品、系列产品、创意精品。如源鲜智慧农场采用农业4.0，植物工厂化、益生菌水耕蔬菜、利用Led照明模拟太阳光等技术，生产听音乐喝豆桨长大的绿色蔬果。再如魔菇部落生态休闲农场利用蘑菇做的黑美人菇饼干、杏鲍菇脆片饼干等各种零食，香皂、面膜和护手霜等深加工产品。
二、一些启示
通过考察学习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经验，结合我市休闲农业现状，获得一些启示。
1.发挥政府的扶持引导作用。发展休闲农业既符合经营农产的根本利益，顺应城市居民休闲旅游需求的形势，又符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休闲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应积极推动休闲农业的发展。县、乡镇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一是积极引导，二是统筹规划，三是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如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资金投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休闲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突出休闲农业品牌创建。休闲农业旅游品牌，应当是一个持久而稳定可靠的品牌形象。在旅游消费者心中，树立对其的认知，进而形成一种差别。也正是这种差别才成为吸引旅游者的兴趣，提高其消费欲望，最终凝聚成休闲农业品牌的无形资产。因此，休闲农业项目的布局应注重与客源市场的联系，考虑项目所在区域的交通区位，还应考虑与其周围的其他休闲项目及名胜古迹等风景区的关系。各地应结合本地资源特点，发展有本地特色的休闲农业项目，避免与周围已有休闲项目开发上的雷同，力求与周围其他休闲项目相互协调、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3.完善休闲农业服务体系。休闲农业是一种观光、游览、度假的形式，旅游者是以体验农村和农民生活这种特殊的方式来休闲，而不是一般地到农村去观光或“学农”；尤其“农家乐”，是旅游者直接深入到农民家里，吃住在农家面对面地感受农村文化和农民文化。所以，一方面不应该游离于农民家庭之外，把城里的宾馆、标房简单“克隆”到农村；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休闲度假，必须对环境、接待、服务提出相应的要求，诸如环境整洁、居住干净、餐饮卫生、安全方便、基本设施保障等，以及接待人员自身的健康、礼仪和素质，让旅游者在农民家里既享受到规范的服务，又感受到宾馆旅舍所没有的家庭式温馨，因而能够充分放松、尽情休息。休闲农业要在服务上下大功夫，提高休闲农业层次，这也是一个地区休闲农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从观光线路的策划到每个景点内容的确定，从农业观光的导引介绍到田园风光的品味鉴赏，从日间的餐饮到夜晚的住宿，都需要一支专门的服务队伍。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考察，我们一行有中专班学员加上领导四十余人。三辆车，其中一辆越野车，一辆载人的大轿车。一辆装满行李的大卡车。由于很难找到合适的地点住宿。只好太阳落山。赶在什么地方，车就停在什么地方，人就睡在那儿。视帐篷为屋，把大地当床。有一次，轿车陷进了一个四周无人的大泥坑里，大家拉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成功。只好在靠近车不远的地方搭起了帐篷，半夜偏又下起了大雨。帐篷湿透了。大家无奈又躲到泥泞中的轿车里。虽是8月。冷气袭来。似寒流掠过，身着单薄的人们冻得身体蜷缩在一起：有人靠吸烟来增加微弱的热量。有人靠说话呼出的气来相互取暖。就这样在凄冷中熬了一夜。吃的。是自带的干粮。做饭用的是自带的炊具，高压锅做出的不熟的肉。大家都难以下咽，只能囿囵吞下。鼻子由于干燥缺水。每天都抠出血块。这样的风餐露宿、和衣而睡一直伴随着整个考察途中的大部分时间。这是一次真正的野外生存考验。人人毫无怨言和委屈。
和那么多的藏族同胞同吃一锅饭，男女同睡一个帐篷，这可是第一次，真有点不习惯。但过了两天，我就适应了。大家挤在一起。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为了不被风吹着，被动物袭击，睡的安全。我的铺被放在最里面，头对着女学员，我由衷体会到大家对我的关爱，阵阵暖流涌在心田。印象最深的是拉孜沟，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山坡上，车因雨无法前行。几户人家根本不能容下这么多人住宿，大部分蹲在门口避风遮雨。我住的一户藏族人家，母亲和孩子睡在门口，却把仅有的炕和木板让女学员和我睡，这是留在我心底里最感动的一幕。
我们一路考察了日喀则、山南、拉萨。那曲等几个地市，行程达万余里。作为一名干部。我深知责任重大，一路上，我把自己当成急先锋。每到一地。就先同王校长、教务主任巴桑同志一道。一面安排住宿，联系参观地点，一面购置所需物品，等到把大家安排停顿，才考虑自己的问题。记得8月10日到达那曲党校时，已是夜里1点多了，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在当雄修车耽误了四个多小时)大家早已疲惫不堪。为了大家早点休息，我立即买来方便面。先让大家充饥。又赶紧联系住的地方。等大家躺下时。我与巴桑主任连夜赶到党校联系第二天的住宿和参观活动。在那曲我们观看了有名的羌塘文化艺术节，感受到了艺术节带来的愉悦，通过参加正在举办的物资交流会领略到了什么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感性认识。通过参观当地一个富裕乡的畜牧业，亲身体会到了解决了牲畜数量与草原规模平衡问题的好处所在。在山南党校，我主动与当地的领导商量。两地学员之间开展互访，实行联谊。我们一起观赏当地富有特色的农事活动，冒雨参观了有名的铁矿。在圣地拉萨。我们参观了啤酒厂、藏药厂等单位。整个考察，我发挥在交际和沟通方面的特长，总是事先有计划。参观、学习、游览过程中，目的性强。保证安全。事后进行总结，尽量把问题的每一个环节想得细致、周到。使考察活动圆满结束。
此次考察的收获，从我对藏族学员的观察和随意聊天中。我深切感到这是一次让他们印在心底的记忆，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走出过阿里。到过拉萨的都非常少，一个月的行程。他们直观地了解了灿烂的历史文化。有雄伟的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等寺庙：有历史上第一块农田。第一个宫殿――雍布拉康。有著名的桑耶寺、昌珠寺、藏王墓。大家对悠久的雅砻文化引以为豪，津津乐道。在江孜抗荚遗址，大家共同缅怀为民族解放而付出牺牲的先烈；在考察了农业示范区、工厂和牧场后，大家直观感受到了的区情、发展的潜力，充满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我作为一名干部，第一次走出拉萨――阿里点线以外的地方。走遍大半个。心灵受到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震撼，因为这一次我原貌地、真实地看到了皑皑的雪山。无垠的草原，奔驰的藏羚羊，成群的藏野驴。特有资源地热。自然的景现使我感受到了地域的博大，资源的丰富；参观代表文化和历史的古寺庙，感受到了建筑的芙仑芙奂、先人的智慧和虔诚的藏民：到矿厂、酒厂和药厂参观，感受到了藏族人民发展本民族工业的渴望。与这么多藏族同胞一起生活。真切体会到他们的豪夫、热情。他们一路上尽情歌唱。那是自然流露的天籁之声，淳朴、优美、感人。接触其他的干部，感受到了他们无私的奉献。可贵、可敬的老一辈人的精神。
考察回来后。我负责起草了六千多字的考察报告，及时完整地汇报了此次考察的全过程。并积极向地委、行暑谏言献策。为阿里的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地处偏僻的阿里。所面临的困难不仅是资源的缺乏，而是人们思想上的禁锢。只有打破思想束缚。才能找到发展的新路子。作为后备干部，必须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感受日新月异的变化。去接受训练。去适应竞争。只有视野开阔了。知识积累了，才干增长了。思想解放了，阿里的发展才有后劲，未来才更有希望。
[关键词] 物流成本供应链竞争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加快,企业经营环境和运作模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80%以上的企业经营的产品需要在全国甚至世界市场上销售。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企业物流活动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相应的费用支出也不断增加。中国仓储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有45.3%的企业感到面临物流成本过高的压力。为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管理活动的重要领域,重视对物流成本的控制和管理,并把目光从原来简单的成本消减转到综合物流成本的降低上,以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一市场变化使得从供应链的角度研究物流成本成为必要。
一、物流成本的内涵及特点
物流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与物流活动有关的各种费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涉及原材料供应、产品生产、市场开发、售后服务等一系列活动,包括了从需求预测、场地选择、采购、运输、仓储及库存管理、客户服务乃至逆向物流等供应链所有环节。
从物流成本的构成内容来看,企业物流成本具有以下特点:
1.物流成本的分散性。企业的物流总成本分布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物流活动之中。由于物流活动是一系列运输和仓储状态的转换过程,使得物流成本既分布在企业内部的不同职能部门,又分布在企业外部的不同合作伙伴之间,物流管理运作的这种跨边界性的特点进一步增加了物流成本测算的难度。
2.物流成本的隐含性。在传统上,物流成本在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中没有单独的项目,与物流活动有关的成本费用常常被分解到企业的产品成本(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期间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财务费用)等中,我们很难看到物流成本费用真实的全貌并对企业发生的各项物流成本做出明确、全面的计算与分析。
3.物流成本的效益背反。物流成本具有效益背反的特征,即改变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会影响其他要素的改变。要使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增益,必将对系统中其他要素产生减损的作用。这种现象在物流各功能之间普遍存在,一种功能成本的削减会使另一种功能的成本增多。因此,在进行物流成本费用筹划时就必须考虑整体的最佳成本费用,试图降低物流活动中的某些特定成本对于整个系统而言并不是最优的,这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总成本。
二、从供应链角度审视物流成本的必要性
上述分析可知,企业的物流成本具有隐含性和效益背反的性质。同时,企业的物流活动与包括原材料供应商、生产企业、产品分销商、服务商和客户等众多个经营主体有关,物流成本不仅发生在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而且还发生在企业与各相关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界面上,因此,必须从各经营主体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考察物流成本。而供应链管理的作用就在于通过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业务协调战略,整合供应采购、生产制造、分销配送和服务等作业环节,在实现对顾客需求即时响应的同时,实现最少的库存和最低的整体运作成本。
可以从以下方面认识供应链的角度考察物流成本的必要性:
1.全面准确把握企业的物流成本。目前,企业物流成本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企业在采购、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和物品的实体与价值变化有关的费用,表现为企业会计核算资料中的一些与物流活动相关的费用记录。如果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考察物流成本,则除了在本企业内发生的上述成本项目外,还要考虑包括原材料供应商、产品分销商、服务商和客户等众多个经营主体为了和本企业共同完成经营对象的实体与价值变化而发生的有关支出,包括时间、资源,以及与可持续经营相关的要素投入,例如,外部形象与信誉,与外部客户的良好关系等。这就使得企业的物流成本资料更准确,更全面,把握企业物流成本的全貌。
2.优化供应链伙伴的关系。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评价物流成本,不是仅仅以实际消耗情况作为评价的依据,而是在整个供应链范围内进行成本的测算、分析和控制。这样就可以将发生的成本费用追溯到产品、顾客或渠道,从而准确地反映各种产品、顾客或渠道对企业发展的贡献,从而优选产品、顾客或渠道,建立良好有效的供应链关系体系。
3.合理分摊费用和效益。分工协作的现代生产使得一些活动的实施成本和效益在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的配比是不均等的。比如产品的包装和条形码的制作的投资主要由供应链上游企业承担,这些企业虽然也能从中得到一定的收益,但这些收益与供应链下游企业的所提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下游企业却没有或很少进行这方面的投资。再比如,信息共享可以给整条供应链上所有企业带来效益,但由于信息主要来源于下游企业,下游企业就要耗费一定的人力、时间和资金,投入一定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来采集、传输和处理信息,而上游企业则不需要进行太多的相关投资就可以得到同样的收益。鉴于此,一些企业一般不愿意进行供应链活动的变革,这将会使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受到损失。因此,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出发来评价物流成本,通过追溯成本的资源消耗和责任人,以及各参与方的收益,为成本和收益在渠道成员之间的合理分摊提供依据。
4.提高企业物流管理水平和供应链的竞争力。由于物流成本具有效益背反的性质,单个环节、单一企业物流成本的降低并不意味着供应链物流活动的高效率。企业要有效地缩短商品周转时间,仅仅本企业的物流效率化是不够的,它需要企业站在系统的角度,关注整个供应链的物流成本水平,通过协调与供应商、分销商、运输业者以及顾客等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对各相关企业物流作业链的无缝管理,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冯耕中等:企业物流成本计算与评价[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宋华:物流成本与供应链绩效管理[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3]Martin Christopher,John Gattorna.Supply chain cost management and value-based pricing[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05
我希望这封信永远不要转到你手里。因为一旦你读到它，说明爸爸妈妈已经和你永别了。说不悲伤那是假的，世上哪有父母舍得丢下才十多岁的孩子，但我们还是狠下心走了。
也许会有很多人嘲笑你爸爸傻。世人谁没个兴趣爱好?可有几人能够用一辈子去热爱?又有几人愿意为了现实利益之外的理想放弃安稳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爸爸是对不起你，爸爸的确是傻、是痴。
但爸爸还是要走。并不是因为爸爸在从事一项多么伟大的事业，我不过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梦想罢了――亲脚踏上黄河流域，亲眼观察、亲手记录生存在那里的昆虫的生态环境。如果爸妈真的一去不回，要记住我们留给你的唯一遗产就是这份执念一男子汉大丈夫做自己热爱的事，死不足惧……
我们的行装里有一杯咱家院里的土，万一有什么不测，也许你都没法找到我们，连骨灰也带不回来。如果真是这样，儿子呀，你不要太过伤心，爸爸妈妈埋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了……
2000年7月7日深夜，杨同杰泪流满面地给儿子杨帆写下这样一封“生死遗书”，天明之后，他将和夫人夏庆兰踏上黄河科考之旅。行前，杨同杰夫妇拜托一位邻居，如果三个月后还不见他俩回来，请将这封信转交杨帆。
杨同杰出生于1958年，特殊的时代环境使他出生不久就离开了亲生父母，养母收留了他。7岁那年，养父去世，为贫困的生活所迫，养母不得不白天乞讨。到了晚上，她给孩子讲《搜神记》，告诉他”古人可从一窝蚁穴中见堂宇三间”。杨同杰读初中时，养母用准备买药的钱买了法布尔的《昆虫记》送给他，自此，生命向他打开了一扇神奇的门。
杨同杰做过乡村小学民办教师、中学老师，他始终没有放弃自童年起萌发的兴趣，他从微薄的工资里抠出钱为自己配备了标本箱、捕虫网、傻瓜照相机、载重自行车等装备，利用午休、周末和寒暑假走遍了沂蒙山区千余座山峰考察昆虫。他那20多平方米的房间，完全成了昆虫世界，鞘翅目、鳞翅目、膜翅目……那些虫子塞满了他的整个生活空间。
杨同杰“不务正业”，醉心于小虫子，引起很多人的不解和嘲讽，却吸引了善良淳朴的姑娘夏庆兰。她认定热爱昆虫的杨同杰是有志向的青年，坚定地爱上了他。结婚后，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杨同杰的“野心”越来越大了。少年时期，他曾经在沂水河畔捕捉过一种稀有的昆虫河虫葱，它有着金属光泽的身体、四片黑宝石般的翅膀，是蜻蜒家庭中最美丽的一类。但十多年后，他几次三番去河边找寻，却再也找不到了。由于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河虫葱在此地绝迹了。童年时随处可见的负子蝽、水龙虱、蝎蝽也都不见了。
据科学家预言，地球上每灭绝一个物种，人类就将少生存100年。这令杨同杰的心情非常沉重。如果把昆虫生态与自然环境变化联系起来研究，虽然不能为自己带来多少钱，但能带来无穷的社会效益。自此，杨同杰更加关注昆虫的世界。
2000年4月，杨同杰应邀前往北京参加“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当听到与会专家谈到“当前中国基础性研究，比如江河流域生态科考还存在大量空白”时，他瞬间下定决心去做最基础的科考工作。当夏庆兰得知丈夫要只身前往黄河流域无人区探险时，她没有反对，而是坚决地辞了工作。她说：“你想做的事，我都支持。但有一点你必须答应我：让我陪着你，好有个照应。”
2000年7月14日，杨同杰夫妇乘火车到西宁后，向黄河源头所在地玛多县行进。两人从未到过高原，更没想到这里会七月飞雪，身着单衣的他们只能紧紧依偎着相互取暖，咬着牙抵御高原缺氧带来的剧烈头痛。
7月15日早上6时，杨同杰和雇来的司机朝着黄河源头出发了。太阳冉冉升起，高原上一片苍茫，汽车愈往高处爬，杨同杰愈觉得胸闷难耐。快要窒息了，他只好打手势示意司机停车。他下车跪在地上，将脸紧贴土地。最痛苦的时候，他在地上翻滚了近30分钟才勉强站起来……像是去了一趟炼狱，经历了一番回炉重锤历练，终于，杨同杰被堵得满满的胸腔开了一条缝隙，他勉强恢复了呼吸。
就这样，几乎每20分钟杨同杰就得下一次车，犹如朝圣般做虔诚的朝拜。抵达黄河源头牛头碑时，已是下午1点。杨同杰匍匐在牛头碑前，热泪夺眶而出。稍缓过劲儿，杨同杰开始了他的科考步骤：用微型摄像机拍摄了扎陵湖与鄂陵湖周围的生态状况。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他找到了两种顽强生存的昆虫，其中之一就是天葬台的舍蝇。
天葬台是藏民去世后灵魂升天的地方。近年来受全球气温变暖影响，青藏高原上冰封了千万年的积雪快速融化，蒸发量也越来越大，那些被“神鹰”啄食残剩的碎肢等不到腐烂就风干了。因此，以此为生的舍蝇面临着生存危机。杨同杰忧心十中忡：也许要不了多少年，舍蝇家族就会在天葬台附近消失。
野地无人，却是亲近自然、潜心观察昆虫的最佳地点，杨同杰感觉自己在行走中视野越发开阔，考察目的也更加明确了。他不仅仅专注于捕捉沿途昆虫、制作标本、收集整理物种和生态环境变化的资料，更要竭尽所能为当地政府提供考察报告。为了避嫌，他去当地政府时，往往是交上自己的考察资料后掉头就走，连一口水都不喝。
2000年9月初，杨同杰夫妇风尘仆仆却收获满满地回到-了山东老家。那天晚上，儿子杨帆坚持打来两盆热水，跪在地上替父母洗脚。杨帆的手摩挲着父亲脚底硬实的茧，轻抚着母亲满是划伤的脚掌，热泪滚滚而下。
2001年6月，杨同杰夫妇前往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考察时，此地的林木正在遭受星天牛虫害。星天牛大面积吞噬树木，农民欲哭无泪，苦无良策。当杨同杰前往县政府递交考察报告时，当地科技局、农业局干部像遇到了救星一样，紧紧拉住他，恳请这位民间昆虫学家想想办法。
杨同杰慨然前往。他指导当地人重新调配了农药，成效立竿见影。然而，他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继续琢磨：一定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星天牛虫害蔓延得如此广泛。入夜，他久久徘徊在杨树林里，随手抓些星天牛，喃喃自语：“小虫子呀，我这辈子最爱的就是你们，但你们要和人类和平共处，不能危害我们呀!生存是有自然规律和法则的。”
说着说着，他恍然大悟，兴奋地连夜找到县领导，汇报了治理虫害的另两个关键方法：一是不能只种杨树，可再种植一些其他树种，只要树种不再单一，虫害自然就会减少；二是被星天牛侵蚀枯掉的树绝不能当做木材使用，因为它的虫卵在枯木里可数十年不死，唯一的办法是烧掉枯木。杨同杰提出的这两条办法，对当地生态平衡和根治星天牛虫害起了很大的作用。
2002年7月，杨同杰夫妇继续他们的沿黄考察。他们在洛阳城外的北邙山附近发现了数只大蜣螂的尸体，于是一路追查过去。一天傍晚，两人在兰考县黄河滩边“扎营搭篷”，突然听见有人大喊：
“发洪水了，快跑!”
杨同杰拉着夏庆兰>中出帐篷。他一边将妻子往上坡的地方狠命地推，一边掉头观察。滔滔洪水正从他们帐篷50米外呼啸而过……夏庆兰跑了几步，惊觉丈夫没有跟上来，赶紧又往回跑，却发现杨同杰正蹲在地上，若有所思。
夏庆兰急了：“干什么呢?不要命了?”
杨同杰指着不远处的堤岸石壁说：“你看，那只华北蝼蛄……”原来有一只平时躲藏在地下土巢里的华北蝼蛄，巢被水淹没后，正拼命挣扎浮出水面，它的前开掘足已经触到了堤岸石壁。另一只华北蝼蛄也栖身在此。石壁光滑垂直，它们数次尝试也没办法爬上岸逃命。
那一夜，杨同杰守了这两只华北蝼蛄10多个小时。后来，他看见了令他动容的一幕：后来出现的那只蝼蛄踩在先到者的身上，两只开掘足抓住对方头颅，将自己身体送出水面后，再用后足踩在对方头颅上，用力一挣，它安全脱险，蹦到了石壁上方一条混凝土缝隙里。而被“踩踏”的蝼蛄自始至终极力配合，并在兄弟蝼蛄逃离险境的瞬间耗尽体力，坠入了水底。
夏庆兰给杨同杰端来方便面时，发现丈夫泪流满面。杨同杰告诉妻子：“昆虫的寿命都不长，有的可活六七天，有的只能存活几分钟，但它们有着和人类一样的情感。你看，刚才那只蝼蛄用自己的死换来了同伴的生。”，
自此，深受震撼的杨同杰和夏庆兰更加珍爱昆虫，悉心呵护生态。
2D03年7月，杨同杰去山西人祖山考察。一天，他正在采集罕见的山蝉标本，突然发现一条剧毒的竹叶青蛇距他仅一米之遥。两个向导发现情况危急，急忙手持木棒和网兜，准备冲上去解救。夏庆兰却一把拉住他们：“我家老杨说过，不是迫不得已，绝不杀生。我们再等等。”就这样，杨同杰也用眼睛死死盯着毒蛇。双方对峙了一个多小时，大概竹叶青蛇以为面对的是人形石头，掉头离开了。而杨同杰在43摄氏度的高温下被晒得几乎虚脱，皮肤也被灼伤，但内心欣慰无比。
从黄河考察归来后，杨同杰先后出版了《走进昆虫世界》、《环境与生存》、《热血追踪――杨同杰自费黄河科学考察日记》等科普专著，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走进昆虫世界》成为我国第一本昆虫科普读物。
连续的野外考察，夫妻俩不仅耗尽了家里所有积蓄，还连累儿子将婚礼推迟了几年，甚至四处借债。儿子对此毫无怨言。刚工作的他，将5000元积蓄递到父亲手中――这孩子，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开销，连瓶饮料都舍不得买。杨同杰眼睛湿润了。儿子却很男子气地拍拍父亲的肩膀说：“安全第一!还有，尽量吃得好一点!”
2009年6月24日，杨同杰夫妇背着行囊到了湖南岳阳。夫妇二人带着摄像机、照相机、采捕网，准备沿着汨罗江进行长达3公里的考察。这个季节正是自然界多数动物的蛹化期，这给采捕标本工作带来不少困难。有时，杨同杰捕到昆虫观察研究一番将它们放飞。夏庆兰不解地问原因。他笑着回答：“放生的都是昆虫产妇，它们是重点保护对象，抓一只相当于害了几十只、上百只幼虫性命。”
在无数次考察途中，他们遭遇了重重惊险：为采集刺蛾标本被刺蛾叮咬，致使杨同杰全身水肿、高烧不退；在野外患上肺气肿，直到虚脱昏迷：在太原时全部钱物被盗，迫不得已一路讨饭为生：2006年，为了节省15天绕行时间，他俩决定从木里藏族自治县穿越最高海拔为5958米的贡嘎山南麓无人区，那里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一天有“四季”，几乎每天夜里都面临雨雪冰雹考验，拉着马尾巴爬山时一个不小心，连人带马一起从山坡上滚落……
在经历了数次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之后，夏庆兰对杨同杰提出了今生唯一的一个要求：“万一我发生什么意外，不要管我，你自己先过去。”说这话时，她手里捧着出发前买的唯一一瓶氧气。尽管事后证明那瓶氧气只够一个人吸一分多钟，但夫妇俩一路上互相推让，最后谁都没用。杨同杰久久无语，半晌才握紧妻子的手坚定地说：“我们一起来，一起回!”
当他们途经老君山时，那里已经下了半个月暴雨，随时可能遭遇山体滑坡，但杨同杰坚持上山。结果真被他们赶上了。山崩地裂间，比脑袋还大的石头骨碌碌往山下滚、往身上砸。杨同杰用身体护着妻子，四处躲藏……终于，他们找到一块大岩石，在岩石下面蹲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当疲惫不堪的他们走下山时，只见稀有而美丽的枯叶蝶翩然于天地间，就像一幅绝美的画。他们相拥而泣，这是老天特意给大难不死的他们送来的最珍贵的礼物。
2011年夏天，杨同杰和夏庆兰奔赴鄱阳湖流域，考察方向是分析那里春夏大旱、湖床变草原的原因。这是一次让夏庆兰黯然神伤的考察。2004年沿长江流域行走时，他们在九江湖口县惊喜地发现了不少北方没有的蝴蝶，然而7年后再去，当年发现的一些昆虫，比如青凤蝶、掌凤蝶等，都不见了踪影。
夏庆兰伤心到了极点，她郑重地向丈夫提出8月赶往黑龙江。因为头一年他们曾经在饶河县找到过碧凤蝶，同时也察觉到那片区域的经济规划没能把环境保护考虑周全。于是，由南向北几千里路，他们直接去了黑龙江。和头一年相比，碧凤蝶的数量果然减少了许多。这一次，他们目标明确，针对碧凤蝶的保护方法拟了一份详细报告，交给了当地政府。
从2000年到2011年，杨同杰夫妇举债50万元，自费考察了中国的黄河、长江、澜沧江、怒江、黑龙江流域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涉及全国22个省700多个市县，记下考察日记200余万字，为治理、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长期的野外考察、长年没有规律的饮食，让杨同杰患上了严重的胆囊炎、心脏供血不足、脊椎和颈椎骨质增生等病症。医生告诉杨同杰：“你就像一辆载重一吨的汽车，却每天都拉五六吨，是在超负荷工作。”杨同杰风趣地回应道：“蚂蚁可以拖动比自己重几百倍的东西，看来我真的比蚂蚁差远了。”
杨同杰的家里，有一间标本屋，琳琅满目的昆虫标本凝聚了他的毕生心血。这里是4岁的孙女杨启航的乐园。启航喜欢让爷爷讲标本背后的故事。每次听完，她都很认真地说：
”爷爷，我长大以后一定和你一样，爱这些小动物。”
每每这时，杨同杰总会感慨万千，他想起了自己的第一面标本墙：那时他才十来岁，仔细对照法布尔的《昆虫记》，在野外采集昆虫标本，再把小虫子们钉在北墙上，并在旁边标上采集时间、周围草木和天气。然而，有一天夜里风骤雨急，房梁断了、屋子塌了，杨同杰眼睁睁地看着满墙的标本浸入泥泞，散落风中。
杨同杰不愿再看到发生标本墙倒塌的情景，更不愿将辛劳多年获得的研究成果深锁在书房中，这位曾经因“暖冬危及天蚕蛾茧蛹”研究获得全球环保最高奖的“中国法布尔”毅然做出一个决定：将自己多年来精心采集和制作的4万多件标本无偿捐赠给临沂大学，供师生研究使用。
2011年9月初，杨同杰、夏庆兰完成黑龙江流域昆虫生态环境考察，正准备返回时，在当地一位农民家中意外地发现了―枚珍贵的蝴蝶标本，主人已经保存十几年了。
杨同杰看了又看，赞了又赞，但还是只能遗憾地放下标本离开了。不料几天后，当地旅游开发区的一个老板驱车循着他的考察足迹追来了，还带着那枚蝴蝶标本。那个精于算计的老板提出的要求充满诱惑：把你家中的蝴蝶标本带到我们那里，我们共同开发旅游，每年给你10万元。
沉默半晌，杨同杰坚决拒绝，并苦口婆心地劝对方：“我认为适当开发当地旅游资源是好事，但若像您设想的这样，明明没有旅游资源，却强行开山造景,这会对原始生态造成严重破坏……”那个老板只好怏快地离开了。
那天夜里，杨同杰伏在帐篷空地上写作，夏庆兰见他一会儿喟叹、一会儿摇头，不禁笑了：“怎么，后悔了?”
应蒙古国南戈壁省罕博格德县邀请，由巴市人民政府组织，委托巴市旅游局牵头承办，具体由乌中旗人民政府及乌中旗旅游局主办，赴蒙古国南戈壁省罕博格德县旅游考察团于4月15日至18日进行了考察。此次旅游考察由巴市旅游局副局长菅江左为旅游考察团团长，各旗县旅游局局（副局）长为成员，乌中旗人民政府及乌中旗旅游局作了出境跨国旅游考察大量细致的基础性工作，经过为期三天的旅游考察取得了圆满成功。现将旅游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罕博格德县隶属蒙古国南戈壁省，人口3000多人，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人们大部分居住蒙古包，轻工业和商业不发达。该县大力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性很高，以此来拉动经济发展，提高当地群众生产生活。该县地形地貌与中旗、后旗荒漠草原没有两样，草原植被的稀疏程度、植物的种类也基本相同。沙尘暴频发，丘陵起伏不断。
二、旅游业发展形状
罕博格德县主要依靠当地自然旅游资源，如发财洞、蛤蟆石、成吉思汗拴马桩等奇山大石发展旅游业。2005年7月12日开通的中国—蒙古跨国旅游线路，主要是三个重要旅游景点。一是发财洞。传说是一位叫柴乌嘎喇嘛在位于发财洞的这座山修行，后来修行成活佛，直至圆寂。人们对他苦心修佛，普度众生的毅力和精神非常敬佩。来发财洞朝拜的游客络绎不绝，其中有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游客。蓝色的哈达挂满了发财，各种钱币摆满了发财洞。二是蛤蟆石。传说是造水的使者，是蒙古民族心中的“龙王”，是千年的风蚀景观，极目远眺酷似朝天哇哇喊叫的蛤蟆。三是成吉思汗栓马桩。传说成吉思汗远征欧亚大陆，驰骋沙场，来到这里将套马杆用力一戳，足足在大石头上戳下三米多深的石洞。人们来这里观赏成吉思汗的力大无比。
同时，开发挖掘人文旅游资源。蒙古国1921年建国，是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1937年爆发了类似我国的一场蒙古革命，导致大量藏传佛教寺庙被毁，僧人被杀，只留下了残垣断壁的遗址。从分布广大的遗址可窥见一斑当年寺庙的香火缭绕。有一座叫朝格吉勒的寺庙，1937年被毁，现正恢复重建。我们看到驻扎的几顶给重建工人搭建的蒙古包。寺庙石基已建起。陪同我们旅游考察的15位蒙古客人便向寺庙遗址顶礼膜拜，虔诚地向神灵祈祷保佑，口中还念念有词。并把脸颊贴在寺庙废墟上默默向神灵祈祷。然后，他们男男女女又向一座酷似“人根”的山峰攀岩。传说这座山峰会给人以兴奋以力量之源。他们爬在半山腰向敖包祭祀一样祭奠一番。蓝色的哈达随处可见，可见游客经常光顾这里祭奠。随后他们齐声唱起了高吭、雄浑的歌谣，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每人手指做着表示胜利的手势，一副悠闲自得、踌躇满志，甚至是凯旋而归的神态。我们几个从巴市过去的客人则想观赏一下蒙古国异国蒙古包的一番情景。其实，他们的蒙古包与我国蒙古包没有什么两样，点着酥油灯，还有蓄电池照明，供奉着神灵，摆放着古色古香、画着蒙古民族吉祥图案的生活用具，睡着蒙古式床，蒙古包墙壁吊着挂毯。对来的客人热情招待，虽然翻译说我们是来自异国他乡，主人也一样热情的给倒上了热气腾腾的奶茶，端出了奶酪、茶食、方糖等食品。不分地域、国度的游牧民族热情好客的纯朴风情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仿佛回到了久别重逢的草原故乡…….
我们又来到哈布其旅游度假村。沿途看到四五只黄羊在飞速地奔跑，深棕色的骆驼膘肥体壮，悠闲地吃着草。被游客称之为“樱桃滩”的樱桃花竟相开放，姹紫嫣红，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象。不时引来天上飞来的候鸟过来栖息觅食嬉戏。来到度假村首先耀入眼帘的是七八顶洁白色移动式蒙古包（是蒙古国当地制作的）。与我国的蒙古包一样。而惊奇的是，这里从我们包头市进口了先进的淋浴、卫生间设施，还有用来接待游客做饭的厨房，是蒙古包餐厅的附属设施。设施制作精美，干净卫生，白色墙体蓝色封顶，与蓝天白云天然合成，遥相呼应，让游客眼睛为之一亮。在荒漠草原能看到这样的度假村，可见经营者的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真正见证了“荒漠戈壁处，又见炊烟起”的田野生活。让游客既享受了游牧民族住蒙古包、吃野餐的风味，又在荒漠草原体验了具有现代都市气息的生活设施，巧妙地将游牧生活与现代都市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既回归了大自然的怀抱，又领略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时尚风采，给游客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让游客产生了返璞归真的奇思妙想。随行考察的巴市旅游局的副局长菅江左兴趣盎然地说，这条线路实现了跨国旅游，一睹了异国风情，实现了旅游六大要素 “行、游、玩、吃、购、娱”的四大要素功能。如何能在“玩、娱”上作文章，如开生日PT、篝火晚会等娱乐活动，将跨国旅游向更深层次延伸和拓展．．．．．．
哈布其度假村经理普日布给我们介绍说，根据旅游度假村发展的现状和规模，逐步将在购买和娱乐方面扩大规模，让旅客玩得开心，住得满意，推动度假村旅游业的发展。
陪同我们旅游考察的蒙古国南戈壁省客人在省计委主任及工商会主席的带领下，携同该省各大旅游景区负责人15人，前来我们巴市乌中旗旅游考察。这也是我们旅游考察的回访。两地旅游考察团在乌中旗签定了开发旅游业的合作意向书。意向书中规定，双方共同促进两地旅游业发展，共同为实现跨国旅游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不懈努力。尽快实现甘其毛道口岸常年通关，让第三国进入两国旅游观光。
三、旅游考察的体会与收获
通过旅游考察，感觉到蒙古国南戈壁省非常重视旅游业的发展，重点表现在被毁寺庙的恢复重建上，展现其人文景观的历史全貌。全省各大旅游景区的宣传画册、光碟等旅游宣传促销资料齐全，这些宣传资料图文并茂，印制精美，颇具一定的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景区景点重点突出特色旅游，如蒙古骆驼沙漠探险、梭梭林神秘游、成吉思汗古战场演绎与传说以及寺庙建筑等自然特色旅游景观。
其次，感受到蒙古人民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的生产生活习惯。表现在不乱扔杂物，乱丢废弃物。即使是在荒芜人烟的奇山大石上也书写着“爱护大自然，不准破坏自然旅游资源”的标语，不准乱动一草一木旅游资源。
再次，在餐饮上，可以说是蒙西合壁。既有分餐制的西方饮食文化，吃甜点、饮红酒的嗜好；也有以吃肉食为主的蒙餐习俗。亲身感受到了蒙古人民节约、俭朴、不奢侈浪费，一切源于自然的良好饮食习惯。不酗酒，不强行劝酒，少吸烟（特别是在用餐当中更讲究很少吸烟）。生存环境恶劣并没湮灭蒙古人民求文明、求发展的信心、勇气和本性！他们良好的文明习俗让我们考察团一行肃然起敬，这些良好的生活习俗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关键词：高昌；地面佛寺；类型；分期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2-0084-08
Abstract：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Khocho include three basic systems of construction， meditation-centered， chaitya-centered， and the pattern of meditation before a stupa. The structural forms， themes of mural painting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in these types of temples can further b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cave temples in Qiuci， Karashahr， and the Hexi regions. The templ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ere constructed over four periods of time， namely the early 5th century， the late 6th to the 8th century， from the late 9th to the middle of the 10th century， and from the Western Xia to the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temples of different system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Khocho； temple； classification； periodization
高昌地面佛寺遗址{1}主要分布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胜金口和小阿萨遗址。据格伦威德尔所记，高昌故城原存佛教遗迹64处，胜金口原存地面佛寺9处。另据李肖调查，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20处。贾应逸从形制布局的角度，将交河故城寺院遗址划分为具备组合关系的建筑群与单体佛堂两类，分别对“殿堂”和“主殿中的基座”以平面形制的不同进行类型划分，并推测了几处寺院遗址的大致年代[1]。李肖将交河故城地面佛寺分为五种类型，另对E5、E6、E7等寺院的营造年代进行讨论[2]。限于考古材料，学者仅对高昌少数地面佛寺进行了年代推定。高昌故城Z寺佛殿绘塑题材明确，佛殿、佛塔与青藏、敦煌地区同类佛塔形制相近，营建年代被确定为西夏至元代[3]。M寺因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寺院年代为445年前后[4]。孟凡人通过对寺院出土遗物年代的判定，认为高昌故城中存在一批营建于唐西州至回鹘时期的地面佛寺[5]。森安孝夫δδ峤逃敕鸾趟重寺院的K寺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6]。
高昌故城现存地面佛寺遗址残毁严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零散{1}，多数寺院整体形制布局不清楚，但格伦威德尔[7，8]、勒柯克[9]、斯坦因[10]等人的考察报告中详备的寺院实测图、平面示意图、素描、照片和文字记录，为地面佛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数量较多，并进行过数次考古调查与发掘{2}，但除少数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外，其余佛寺形制布局不甚明确。具备考古学类型划分与年代判定意义的塔庙，多数只残存塔基部分，塔柱原有形制无法确知，佛殿壁画与泥塑多已残毁，无法辨识其绘塑题材。探险家对于交河故城佛寺的记录又较简略。这些都造成对交河故城地面佛寺进行全面研究的困难。胜金口与小阿萨地面佛寺遗址皆存有较为较丰富的图像和文字资料，且保存状况较好，可以将笔者的调查资料与之前探险家的考察报告相互比对。
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 高昌形制布局明确、时代判定因素可靠的地面寺院{3}。格伦威德尔在绘制寺院平面示意图时，多只绘出塔庙或佛殿等地面寺院的中心性建筑，多数地面佛寺的整体布局并不完整。不过，塔庙或佛殿是寺院最为重要的中心建筑，是寺院类型与分期研究的关键。故本文所选研究对象为高昌故城中21处{4}、胜金口4处、小阿萨、交河故城10处地面佛寺遗址。
2. 交河故城存在大量单体佛堂，形制与寺院中的塔庙相近，两者存在密切的关联，但其塔柱多只残存塔基，无法深入研究，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一 地面佛寺的类型划分
依据寺院中心建筑种类的不同，可将高昌地面佛寺分为三种类型：
A型：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根据佛殿平面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平面呈纵长方形，正壁前塑像台，其上塑坐像。包括高昌故城M寺（图1）。
Ⅱ式：平面呈横长方形。包括交河故城E-5-17号佛殿、E-12号寺院、E-25[1]{5}号寺院（图2）、E-3号寺院、E-11-74号佛殿。
Ⅲ式：佛殿以建筑组合形式出现，即中间为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为对称分布的两座配殿，三殿平面呈“凹”字形。包括交河故城E-7号寺院（图3）。
Ⅳ式：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平面呈“回”字形。包括高昌故城E寺、V寺、寺A号建筑，交河故城E-25[2]号寺院，胜金口1号寺院、5号寺院、7号寺院、9号寺院（图4）。
B型：以塔庙为寺院中心建筑。依据塔庙中心佛塔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汉式木构楼阁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图5）。
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W寺、寺、寺，交河故城E-27号寺院（图6）。
Ⅲ式：塔庙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半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佛塔正面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H′寺、T寺、I′寺、Ц寺（图7）。
Ⅳ式：塔庙中心为方形塔柱，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A寺、Q寺、T′[1]寺、Б[1]寺、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交河故城E13-1号塔庙、E-11-61号塔庙、E-16号寺院（图8）。
C型：寺院中心建筑为前殿后塔式布局。寺院由前、后两部分构成，前部为横长方形佛殿，后部为十字折角形佛塔。包括高昌故城Z寺、w寺、小阿萨佛寺遗址（图9）。
二 各类型单体地面佛寺的年代
（一）地面佛寺相对年代的排比
高昌各地面佛寺在空间分布上相互独立，尚未发现不同寺院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各寺院改变形制布局的重修、改建现象亦极少，能够确认的只有三处，即高昌故城寺东北角被改建为E寺，交河故城E-25[1]由横长方形佛殿改建为“回”字形佛殿。由此可知，塔柱四面分层开龛的塔庙早于“回”字形佛殿，横长方形佛殿早于“回”字形佛殿{1}。
寺院叠压、打破和重修、改建遗迹现象的缺乏为排比不同类型寺院的相对早晚关系造成了阻碍。因此，只能通过对各类型寺院中单体寺院年代的考订，得出各类型寺院营建的绝对年代，再结合前文寺院类型的研究结论，明确高昌地面佛寺的分期序列与发展演变状况。
（二）各类型单体佛寺的营造年代
1. A型寺院
作为A型Ⅰ式的M寺曾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碑文记：“凉承平三年，岁次大梁，月吕无射，量工兴造。”故而寺院营建的年代为大凉承平三年，即445年前后。
北朝地面佛寺虽然十分突出佛塔的中心地位，但以佛殿为主体建筑的寺院亦为数不少。《洛阳伽蓝记》所记近50处佛寺中，只有15处佛寺建塔，其余皆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11]。南朝地面佛寺以佛殿为中心的形式则更为流行{2}。且中原内地和南方地区的佛殿多为横长方形，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等建筑。这样的佛殿样式及寺院布局形式与A型Ⅱ式寺院相同。故推测此类型寺院的出现时间约为5―6世纪。
A型Ⅲ式横长方形佛殿及前方两侧构筑对称分布配殿的形制与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33窟窟顶经变、初唐第338窟北壁说法图、盛唐第217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盛唐第225窟南壁龛顶阿弥陀经变中的佛寺布局相近。敦煌壁画中以“凹”字形平面建筑群组作为中心建筑的佛寺在中唐以后则不多见[11]63-69。据此，可推定高昌A型Ⅲ式佛寺营建于隋至中唐的6世纪后期至9世纪后期。
A型Ⅳ式为平面呈“回”字形的佛殿，高昌故城E号建筑前壁残存儒童本生佛本行经变，左甬道内壁残存两幅佛本行经变底部，V寺右甬道底部残存佛本行经变，寺A号建筑甬道绘佛本行经变，胜金口1号寺院甬道壁面绘佛本行经变[7]89，42，61，131。此类佛殿的洞窟形制、壁画题材及分布位置皆与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相同。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属于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早期[1]427-428，故A型Ⅳ式的兴建年代当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
2. B型寺院
B型Ⅰ式寺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木构三层楼阁式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佛塔底层较高，两侧及后方原为环绕佛塔的甬道，佛塔中雍投ゲ阌Ω哂诘笔钡牡疃ァ4怂庙的形制布局、佛塔样式与吐峪沟沟东区塔庙窟K18相同，当营建于同一时期。K18形成于5世纪前期[12]，故寺的营造年代当为5世纪前期。
B型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此种佛塔样式在高昌地区似为颇流行，且多出现于规模较大的地面佛寺中。高昌故城寺，环绕中心塔庙左、右、后三面皆建形制相同的僧坊。僧坊原为上、下两层，下层僧坊每间平面呈纵长方形，前、后两进，前室前壁开门、窗，前、后室之间的隔墙上开方形明窗，其下为拱门，后室后壁开圆拱形龛[7]79-80。吐峪沟沟西区以第12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塔庙窟为中心，两侧对称分布一排僧房窟，亦为上、下两层，下层僧房窟的形制与高昌故城寺相同，应是石窟寺对地面寺院僧坊的模仿。两者营建年代相近。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为统一规划营造的洞窟组合，故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基本同时。第12窟主室中心为四面开单层龛的方形塔柱。敦煌同类塔庙窟出现于545―574年[13]。同时，第12窟塔柱左面、背面圆拱龛两侧残存带泥塑忍冬纹的龛柱，与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正壁及左、右壁龛两侧龛柱上的忍冬纹样相同，年代较接近[14]，而莫高窟第285窟始建年代为西魏大统四年（538）或稍后[15]。另外，第12窟主室左壁下方残存一排联珠兽头纹，此类装饰纹样流行于6世纪末至8世纪初[16]。因此，第12窟的年代当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由此可知第12窟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年代，进而得知高昌故城寺僧坊的形成时代，最后得知寺中心塔庙也可能营建于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即6世纪后半叶至8世初。
在B型Ⅲ式高昌故城I′寺南壁出土的说法图等壁画[7]图版2中，听法菩萨与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主室说法图中胁侍菩萨的造型、宝冠、璎珞样式及披着方式，结跏趺坐佛相同。前文已知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的开凿年代，故B型Ⅲ式的形成年代可能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B型Ⅳ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出土两幅壁画，一幅为听法菩萨、弟子像，其菩萨造型、璎珞与宝冠的样式和吐峪沟沟东区K27相同，K27开凿于6世纪左右。弟子造型、僧衣样式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峪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的禅观僧的相同。另一幅为菩萨立像，左有墨书榜题：“行者系念思惟众叶间生……”[9]图版10，此题记内容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前室右壁禅观图像中“行者观想树叶一一树叶……”墨书榜题内容相近。吐峪沟禅观壁画绘制年代为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17]，结合前文所引莫高窟塔庙窟塔柱四面开龛形制出现的时间，可知寺与K寺之间寺院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
Б[1]寺塔柱应为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形制，塔庙侧壁于深红色背景上，用白色颜料绘制莲蕾、圆圈纹和四棱形宝珠[7]107。此种绘制技法与纹样题材在吐峪沟最早期的洞窟沟东区K18、沟西区NK2中即已出现[18]，直至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仍是常见的装饰纹样。考虑到莫高塔庙窟中塔柱四面开单层龛的出现时间，笔者认为，将此寺的年代推定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较为合适。
高昌故城T′寺由东、西两部分构成，西部建筑出土了与柏孜克里克第14窟正壁左侧相同的阿弥陀净土变，又发现了身着蒙古衣冠的女供养人，属于回鹘臣服蒙古后的壁画。但据勒柯克所记，在此间建筑南墙的房柱上曾发现汉文题记，其中出现了武周新字，因而将此组建筑的年代确定为717年{1}。西侧建筑明显经过重修改建，寺院始建年代应早于回鹘壁画的年代。故而作为同一组建筑的东侧塔庙，其营建年代可能为武周新字流行的载初元年（689）至长安四年（704）。
综合以上各寺院年代的研究结论，可知B型Ⅳ式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3. C型寺院
高昌故城Z寺、w寺十字折角形佛塔与莫高窟第285窟元代灰身塔的形制相同，又与阿里托林寺迦莎殿、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门塔、扎囊县桑耶寺绿塔[19]的平面相近。Z寺前部佛殿中的壁画题材已被考证为藏传佛教的五方佛[3]，年代为西夏至元代。
三 各类型地面佛寺的分期
由各类型单体寺院的营建年代结论，可知高昌地面寺院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5世纪前期的高昌郡时期，包括A型Ⅰ式、B型Ⅰ式寺院；第二期为6世纪后半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包括A型Ⅱ、Ⅲ式，B型Ⅱ、Ⅲ、Ⅳ式寺院；第三期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高昌时期，包括A型Ⅳ式寺院；第四期为西夏至元代，包括C型寺院。分期结果如附表。
通过对高昌地面寺院中心建筑的类型划分和年代研究，可以明确高昌寺院中心建筑存在三个基本的发展谱系：第一谱系以佛殿为寺院中心。佛殿最初为纵长方形，后演变为横长方形，再于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营造相互对称的配殿，最后于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形成“回”字形佛殿；第二谱系以塔庙为寺院中心，佛塔是塔庙的中心，佛塔最初为方形仿木构楼阁样式，后演变为方柱状四面分层开龛式，之后塔庙整体空间被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最后于佛塔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第三谱系为形制特殊的前塔后殿式布局。
作为联系犍陀罗、中亚、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与河西地区的关键节点，高昌佛教与犍陀罗、龟兹、于阗、凉州、敦煌、青藏地区的佛教系统有着密切关联[20]。而高昌地面佛寺的发展谱系则能够体现不同地区对高昌佛教的影响。
4世纪后期至5世纪前期，在后凉、西凉、北凉治下的高昌郡与凉州地区存在密切关联，凉州佛教是此期高昌佛教的主流。营造佛殿是凉州佛寺中流行的做法。同时作为北凉王家石窟寺的天梯山第1窟、第4窟塔柱皆为仿木构楼阁的样式[21]。凉州地区在地面佛寺中营造佛殿、塔庙中塔柱规制为仿木构楼阁样式的寺院营造方式在高昌第一期地面佛寺中皆有体现。凉州的寺院营造模式当直接影响到高昌寺院的规制。
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高昌地面佛寺同时受到敦煌与龟兹、焉耆地区两大佛教系统的影响。
高昌A型Ⅱ式的寺院形制c中原内地及南方地区的以横长方形佛殿为中心、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的寺院联系紧密。A型Ⅲ式主殿两侧设置配殿的做法颇见于敦煌隋至中唐时期壁画中的佛寺。B型Ⅱ式塔庙于方形塔柱上分层开龛的做法则与承继了北凉开窟传统的张掖马蹄寺第2窟，金塔寺东、西窟，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后山古佛洞等的塔柱样式相同[22]。高昌B型Ⅳ式地面寺院塔庙于塔柱四面开龛，而敦煌莫高第二期（525―545年）塔庙窟开始出现四面开单层龛的形式，第三期（545―574年）塔柱流行四面开单龛[13]226-228。上述几点足见河西对高昌地面寺院的影响。
B型Ⅲ式塔庙前塑大型坐像、后塑涅像的布局形式与龟兹大像窟、焉耆锡克沁第3、5、6、7、8、9（晁华山编号）等窟前塑大型立佛、后绘塑涅像的做法相近，应是对龟兹、焉耆等地石窟寺布局形式的模仿。
回鹘高昌时期，A型Ⅳ式平面呈“回”字形布局的佛殿是高昌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中颇为流行的样式。此种形制的地面寺院在焉耆锡克沁佛寺遗址中也极为常见，如A2、B4、B8、C4、C56、F4、K10、（奥登堡编号）等建筑[23]。虽然两地此类寺院的影响关系还不甚明确，但此种寺院形制对于研究高昌、焉耆在此时段的关联至关重要。
回鹘高昌臣服蒙古后，受到藏传佛教的强劲影响。地面佛寺也开始摹写青藏地区佛寺的形制，出现了前殿后塔的寺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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