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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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TV上，著名主持人好吃菩萨正在主持“饮食男女”节目，唐僧等看入了神，不由赞叹道：“中华饮食，博大精深，餐饮文化，傲视全球！”
沙僧笑道：“餐饮也是一种文化吗？”
八戒道：“怎么不是，孔子曾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可见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如果有‘饮食奥运会’，俺敢打赌，中国队绝对囊括前三名！”
悟空也笑道：“还是八戒对饮食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人家毕竟是‘净坛使者’嘛！参加贪吃奥运会必定得个冠军！”
八戒一脸得意之色：“那当然了！至少这不是‘荣誉称号’，而是俺老猪实打实拼出来的，完全可以‘笑傲江湖’！至于这‘吃’的文化，不是俺夸海口：谁在老猪面前，都只能甘拜下风，俯首称臣！”
沙僧笑道：“哦？真的？”
八戒道：“吃文化，包括很多，比如喝酒文化、劝酒文化、工艺菜文化等，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堪称博大精深。你看饭桌上常常就有：一斤酒，漱漱口，两斤酒，润润喉，三斤酒，照样走，五斤酒，月亮走我也走。又比如谈判不成，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吱溜一响，有话好讲；香烟一衔，啥事好谈！足见饮食文化之普遍和重要。”
悟空哈哈大笑：“八戒果然了得！你自从当了‘净坛使者’副厅级的官，吃遍天上地下，东西南北，恐怕山珍海味都吃厌了吧！”
“不瞒师父、师兄、师弟说，俺老猪――天上飞的除了飞机，海中游的除了船只，四条腿的除了板凳，长着毛的除了掸子，哪样没吃过，啥味儿没尝过？现在工作餐饮更上一层楼：鸡鸭鱼肉赶下台，王八毒蛇爬上来。燕窝熊掌才够味，虎鞭飞鹰最气派！最近呢，常常坐‘动力火车’专列到‘女子十二乐坊’大酒店，尝尝由新聘的‘首厨师’东方刀郎用九九八十一式祖传刀法所做的韩国大餐‘金喜膳’，或者本土名菜红烧成‘龙’、清蒸陆小‘凤’，再喝点林忆牌‘莲’子汤，也可以加点范冰牌‘冰’，噢，还有日本的名小吃松岛牌‘菜菜子’……”
唐僧道：“八戒，不该吃的不要乱吃，当心吃出SARS来，你这样胡吃海喝，违反了中午不喝酒、晚上不醉酒的禁酒令，除了对身体不好，对生态平衡不好，恐怕对你个人影响也不好！说不定哪天观音菩萨会捉住你的！”
八戒大笑：“师父错矣，那次俺到小南海出差，正碰上酒宴：十八罗汉陪观音，天天喝得醉醺醺，上梁不正下梁歪，十处喝酒九处在，她都中午喝酒，俺怕啥！”
众人愣了一会儿 。
唐僧道：“唉，现在吃喝成风，败坏党风，影响民风，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公款吃喝几时休；靡风熏得公仆醉，直把神州当汴州’。”
八戒又道：“吃的文化，还不仅限于‘吃’本身，社会生活中也广有体现，比如说：受重视叫‘吃香’，受冷落叫‘吃瘪’，混得好叫‘吃得开’，找人不到叫‘吃闭门羹’，嫉妒别人叫‘吃醋’，拿佣金叫‘吃回扣’，长得漂亮叫‘秀色可餐’。总之一句话，吃喝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每个毛孔，深入到了灵魂深处！”
悟空苦笑道：“佩服！佩服！I服了You！你可真堪称‘中国第一吃’了！
八戒却道：“不敢，比起独角龙在负债几个亿的情况下一年还敢吃六百万，俺真是自愧不如，小巫见大巫啊！”
“八戒，依你的研究水平至少应该弄个正部级的‘中国美食家协会会长’来当当！”
“当这个会长，俺不感兴趣！”
“哦？当官也不愿意？！那你想干啥？”悟空道。
对于现代大众传播而言，受众在本质上是由社会结构出来的。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是在不同社会团体成员和大众传播媒介产品之间，建立起来的各种诠释关系在文化上的意义。传播的文化研究认为，和社会分工与经济差异一样，地域文化和次文化等种种历史过程都足以对受众的媒介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J.Fiske&J.Hartley,1978）。考察电视的收视行为，应该有两个向度或者双重视点：作为一种仪式，“看电视”这一活动赋予家庭内部生活某种和外部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关联；作为一种消费过程，“看电视”也是文化传递的方式（DavidMorley,1992）。与此同时，电视对于拓展公共论坛与社会事务的讨论空间具有重要的贡献，电视谈话节目便是其中主要的部分。由于电视谈话的话题涵盖面十分广泛，便越来越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对观众产生影响，而电视谈话中出现的言行，也越来越作为新的文化形式，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分享的一种重要文化经验（RaymondWilliams1990）。通过对上海电视谈话节目的分析，可以从中看到电视受众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电视产品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中国大陆电视谈话的兴起
作为电视媒介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节目形态之一，谈话节目在中国大陆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包含了“公共空间”、“娱乐”、“社会意见和舆论”的多种成分。
从西方媒体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电视往往在一开始就承袭或部分承袭了广播电台节目的传统，各种各样的谈话始终在电视屏幕上占有一席之地，象美国早期的娱乐杂耍谈话节目“BroadwayOpenHouse”（NBC1950）和新闻与公共事务谈话节目“MeetthePress”（NBC1947）、“FacetheNation”（CBS1954）等，多多少少都源自电台广播一样（GSCOTT1996）。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情况则多有不同。一方面，中国大陆的第一代电视从业者大都来自报业和电影业，使得电视节目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以画面的高度“唯美主义”和解说词的高度文学性和修饰性为主要表现风格和审美取向；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媒介所强调的宣传意识至上的原则和前苏联将纪录片视作“形象化政论”的观念，使电视从业者和受众双方都非常习惯于屏幕表达“高于生活”的神圣性，生活化的聊天自然难于涉足其中。除了政府高级领导的讲话外，在1980年代以前，电视节目中几乎不使用同期声（陆晔1997）。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社会的改革开放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普遍关注，中央电视台1995年2月开办了《电视论坛》，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就某些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当年12月11日主持人赵忠祥和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总指挥和总工程师们就宝钢建设问题进行的讨论，便是较早的一例以主持人和嘉宾为中心的电视谈话（陆晔1997）。然而，这种电视讨论与其说是“谈话”，到不如说是“采访+演说/做报告”更贴切。或者说，这类节目，传播方式仍然是“单向”和“自上而下”的，传播内容仍然比较单一，节目中出现的，往往都是具有相当级别的各种高层人士，普通公众较难介入。
中国大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谈话节目（TALKSHOW）当数1993年1月开播的《东方直播室》。当时，新成立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在每晚7：00-7：30这个往往令地方电视台望而却步的晚间黄金时段，开办了这档演播室直播谈话节目，与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新闻栏目《新闻联播》进行收视角逐，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该节目以社会热门话题为依托，以演播室谈话为主干，以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为支撑，既体现出中国大陆电视传播观念的变化，也是第一次把“演播室受众（STUDIOAUDIENCE）”这个特殊的受众群体放在了与主持人和嘉宾同等重要的地位，“构筑中国电视全新的传-受关系”（李良荣，陆晔1995）。在一些文化学者眼里，节目的直播形式和“演播室受众”对于热点话题的参与，使得这个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作为普通市民“将他们原有的群体心理释放出来，参与公共生活、表达社会情绪的民间思想空间”（王元化1995）。在这里，电视谈话开始体现出“公共空间”的文化特征。也许正因为这个节目承载了太多的社会意义，而“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其形式意义是要大过谈话内容的，谈话和要旨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深入，而‘问题’本身又是很有限度的”（徐醒民1995），在开播两年多以后，该栏目因为社会性热点话题的“枯竭”从每周五档改为每周一档、双周一档，最后无疾而终。紧随在《东方直播室》之后开播的同类直播谈话节目《今晚八点》（上海电视台1993年2月）也几乎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偃旗息鼓。
1996年4月，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开播。较之于《东方直播室》“主要强调一种谈话的氛围和仪式”（沈莉1999）——“谈话”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实话实说》更具有市场化背景下现代电视节目生产的自觉意识：从话题甄选、谈话层次设计、有关资料的准备、记者前期调查、嘉宾的选择与搭配、主持人的风格定位与现场组织策略、大屏幕使用、灯光设计、现场乐队功能、现场多机摄录和后期编辑等，各环节的实施和有机协调多体现出对海外同类节目的模仿和借鉴，而且借鉴得十分到位，专业化程度很高——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已不仅是作为一种仪式和氛围的“谈话”本身的象征意义，而是“谈什么”和“怎么谈”——话题的市场“卖点”和谈话的技巧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主持人的自然、松弛、冷面幽默和平民化——被业界人士称作“犹如邻居大妈家的儿子”，使得节目在“生活化”的同时凭添了许多“娱乐”成分：即使是社会意见和民间舆论的表达，在这个节目中也因为语言的机智幽默和生动活泼而增添了单纯的娱乐色彩。《实话实说》开始作为一种“类型”（FORMAT）节目的市场化运作，影响中国电视界，进而影响受众。
于是，在1990年代后期，电视谈话大行其道，和其他大众媒介产品一起，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也同时体现出市场化大环境当中受众的文化选择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特征。
海派电视谈话节目的地域文化特点
上海是一个都市化程度高、地域文化特点突出的城市。尽管作为中国大陆最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上海对于西方文化具有天然的吸收能力，但从中国大陆的媒介市场化的角度看，由于其自身文化上的紧密性，大陆其他城市的文化产品在上海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更显示出上海的媒介产品和受众之间，在文化上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
1998年到1999年，上海的各家电视台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走红的情形下，重新相继推出谈话节目《有话大家说》（上海电视台1998年10月）、《城市心情》（东方电视台1999年4月）和《走进心世界》（上海教育电视台），同时，有线电视台的各个专门频道，也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先后推出《评头论足》、《看球评球》等影视类、体育类的谈话节目。此外还有东方电视台每周末的沪版《非常男女》——娱乐性谈话节目《相约星期六》，和幼儿游戏类谈话节目《欢乐蹦蹦跳》。这些节目以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较短时间内培养起相对稳定的本地观众，《有话大家说》的收视率目前已远在《实话实说》的本地收视率之上。（参见[表1]）
文化学者认为，海派文化，或者更进一步，可称作“上海文明”，其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品性在于“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和“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融合了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和顾及现实可能性的世俗智慧（余秋雨1995）。
上海的电视谈话节目充分地体现出在受众和电视产品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之间的城市文化特征。《有话大家说》的节目定位是“大众话题评说”，虽然从话题处理和主持人的表达技巧上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是《实话实说》的“地方版”，但和《实话实说》的文化取向和风格非常不同。从《有话大家说》的编导阐述中，便可以看到一些海派文化特征：
全中国，北京人被公认是最能侃的，上海人的嘴皮子真不如我们的头脑有名。但是，做了几期《有话大家说》节目之后，我们惊异于发现了上海人潜能的另一面——能说会道的一面。
上海人不是政治家，我们不善于调侃国家大事中的条条框框；却能从身边的小事中提炼待人处事的准则。
上海人不是雄辩家，我们务实，用一些最朴素的语言，讲一些老百姓的大实话。
上海人也不是小市民，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国际大都市中，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正在逐步“接轨”……①
《城市心情》则以“理解都市情感，沟通凡人心灵”为主旨，试图“为城市人带来一种‘新世俗关怀’”，在话题设计和节目风格上较《有话大家说》更具有都市白领情趣；《走进心世界》发挥教育电视的特点，以“心理分析指导”的方式探讨人际关系、自助、心理和反映现实生活。
从个人收视情况看，上海电视谈话节目的主体受众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0岁至59岁的城市市民群体（参见[表2]）。这个群体本身就是最能够集中体现城市文化品性的主体人群。因此，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尽管在电视谈话走红之前，屏幕上一种十分兴盛的以语言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节目——大学生电视辩论，但至少在《有话大家说》当中，真正的受到观众欢迎的电视谈话高手，却不是有较高文化水准的大学生，而是平民百姓当中的中年人。②这不仅和生活阅历有关，也和电视谈话节目的主体观众的城市文化需求相关。
话题选择：电视受众与电视产品的文化依附关系
一般认为，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观众来说，话题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一项有关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受众调查表明，73%的观众认为，电视谈话的话题是决定其是否收看一个节目的最重要因素，尽管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吸引力也很重要③。
从中国大陆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选择看，从《东方直播室》直到早期的《实话实说》，电视谈话节目起步阶段的话题选择，大都集中在社会热点上，而进入成熟阶段则逐渐分化：《实话实说》正在“改进社会生活话题节目类型的同时，发展人生体验话题的节目类型”。④上海的电视谈话话题则较多集中在都市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和生活观念，以及社会问题和社会公德。（参见[表3]、[表4]）即使是同类话题，《实话实说》一般围绕个案展开，而上海各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则更趋于群体化，更接近上海城市市民的生活趣味和文化品性，如《有话大家说》有关生活方式的话题“经历公厕革命”、“家电故事”、“股民故事”，有关婚姻家庭和人际关系的话题“嫁在上海”、“什么样的女性最幸福”，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道德的话题“戳穿马路‘阿乍里’”、“说话要说普通话”、“自行车被透以后”；《城市心情》的时尚消费话题“追风网球”、“透视内衣橱窗秀”等，都是取材于上海特有的都市生活和城市文化，与受众在文化上的契合程度是比较高的。《有话大家说》2000年的收视率几乎在6至9个百分点之间，“电视谈话节目收此效应，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成绩。”⑤
简短的结论
电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情景。业内的批评家们因此而认为，在笛卡儿时代，一个人可以说“我思故我在”，但在今天这个大众媒介时代，恐怕只能是“我上电视故我在”（RobertAbelman,1998）——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把传统上私人领域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而且由于受众的深度参与，更加强化了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情景之下，电视产品和电视受众之间除了消费产品—消费者相互依赖关系之外，在文化上同样紧密的共生共荣关系。上海的电视谈话节目，为我们提供了在电视受众和电视节目的关系基础上，一个透视海派文化特征的样本，并最终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电视作为社会文化传感器，对于当代社会文化品格表达和塑造的作用。
有话大家说城市心情实话实说
1网络故事（生活方式）畅想未来
2人体模特儿（文化观念）漫游未来我的儿子太潇洒（消费观念）
3出国打工记（生活方式）聪明的烦恼（青少年教育）
4我与电影（娱乐）“保险”保险吗（社会观念）强子（个人奋斗经历）
5自行车被偷后（社会问题）昨天、今天和明天（青少年教育）
6过年话吃（生活方式）没完没了好心情（娱乐）新世界（残疾人的社会关怀）
7初九话酒（生活方式）读本好书过个年（生活方式）
8我在马路边拣到……（社会公德）文明养狗（生活方式）再哭一次就长大（青少年教育）
9今年冬天几把火（安全）走自己的路（交通安全）
10讨债人的苦恼（法律）洋雷锋（社会道德）住家男人（家庭关系）
11网上消费谁来保护（法律）
类别（%）政治/社会事务经济/消费教育娱乐生活方式社会问题/公德婚姻/家庭关系法律法规环境体育其他
有话大家说3.96.610.56.618.414.510.57.95.36.69.2
城市心情4.2-8.316.729.216.712.5--4.28.2
实话实说4.67.710.86.216.010.827.74.61.51.58.6
注释：
①/yhdjs
②应启明，谈话常识，广播电视研究1999/5
③Broadcasting&Cable,Sept.28,1998
④/talkshow
⑤/yhdjs
⑥资料来源：上海广播电影电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⑦资料来源：陆云鹏，上海地区谈话类节目个人收视率分析，广播电视研究1999/5
⑧资料来源：/yhdjs,/talkshow,《城市心情》栏目组
⑨资料来源：同上
参考文献：
Abelman,Robert,ReachingACriticalMass,LEAInc.1998
Fiske,John&Hartley,J,ReadingTelevision,Methuen&Co.Ltd.1978
Morley,David,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ies,RoutledgePublishers1992
Scott,GiniG.,CanWeTalk?ThePowerandInfluenceofTalkShow,
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RoutledgePublishers1990
陆晔，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李良荣，陆晔，从《东方直播室》看中国电视传播观念的突破，东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王元化，《东方直播·文化篇》序，东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沈莉，上海电视节目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上海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报告1999
[关键词]文化 ； 先进 ； 落后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4-0299-01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是文化的基础，决定文化的不同模式，决定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强势”与“弱势”，“主流”与“支流”。
在今天的中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呈现着多元并存的状况，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熊映梧的话讲，现时中国生产力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三元结构并存的特殊格局”――即以手工为主的农业生产力、以机器为主的工业生产力和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科技现代生产力并存。
这样的生产力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不能不是“农民――工人――高技术知识分子尤其是电子信息人员”不平衡的分布状态。其特殊性在于这种人员比例的正金字塔结构。这反映了中国社会整体上文明程度不高，工业化、信息化水平低下的现实。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正是致力于使中国的生产力结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的向上演进，以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由相对落后的文化基础所决定，我国当代文化的基本格局是：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并存，且大量人口寄生于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中。这无疑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整体质量和世界形象，影响到国内文化的和谐和向世界的传播，影响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价值的创造。
因此，当代中国在文化发展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文化结构的提升，在提升中实现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化。
然而，综观历史，无论世界文化实现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工业文化向信息文化的转化，还是中国文化实现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工业文化向信息文化的转化，其间都充满着复杂激烈的冲突与斗争，充满着不适与调整。
就世界文化转化与提升来讲，近代以来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就上演了一幕幕冲突与调适的活剧。
以中国、印度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关系而论。几千年来，中、印的农业文明与文化高于英国等西方国家，直到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依然处于农业文明与文化的盛世，以至于老大帝国“只知有秦、不知有汉”，在文化上，清朝廷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为准则，“言不和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施行文字狱。而这时的英国和欧洲，工业化和工业文明、文化正在勃发并冲击世界，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提升着世界的文明与文化。在这种新的时局面前，“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㈠200多年来，中、欧之间不断上演着这种文明与文化的对决，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在国内，各种文化见解与思潮粉墨登场，不断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印度也是如此，其古代有灿烂而影响力巨大的文化，到了近代，由于科技经济落后整体国力衰弱，文化影响力一落千丈，直到被英国殖民统治几百年。马克思在论述文明（文化）关系时指出：“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达旦人和莫卧尔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㈡
今天，世界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冲突仍在进行。一些美国的国际战略家甚至提出以先进文化为手段控制他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设想。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妙的。如果它曾单独取得过成功的话，这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人们能够设想，如果A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连同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能够征服B国所有决策人物的心灵，那么，A国就将赢得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并在比军事征服者和经济主宰更稳定的基础上，奠定它的优越地位。A国将无需为达到目的而威胁对方或使用军事力量，或者施加它的经济压力；因为A国能够使B国屈从于自己的意志的目的，通过自身的优越文化和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哲学的劝导和引诱，实现它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能够达到如此完全的胜利，将使其它帝国主义的方法成为多余。”㈢
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文明与文化有冲突、有斗争、有调适、有提升。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发展水平的部分与区域、不同发展层次之间，文明与文化同样存在着冲突、斗争、调适与提升的关系。
应该看到，一种文明、一种文化，既已形成就有顽强的存在力量，农业文明文化如此，工业文明文化也如此。君不见，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上，无论在学者中、还是在社会民众中，总是出现复古、回归主义者。在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复古、回归的文化思潮常常不绝于耳，像辜鸿铭一类、像新儒家一类，对古老文明文化的热爱虽不乏真知灼见，然复古、回归的倾向也昭然若揭。
至于民众，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方面根植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则受“文化人”中复古、回归传布之影响，常常滞后于新文化的发展。观察广大农村的农民文化生活、诸多城市市民的工业文化生活，会看到这种现象的明显显示。
不独中国，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其文化更替过程中，同样充满着冲突与斗争，文化复古、回归主义者也不鲜见，典型如西方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时期，新旧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工业化行进过程中的消极浪漫主义者、卢梭之流。面对着欧洲进行中的工业化、文明更替、文化提升，卢梭指出，野蛮人是高贵的，并不一定文明人才是高贵的；自然状态是美好的，并不一定只有文明的生活才是美好的；文明社会充满了虚伪和狡诈，而野蛮人的生活里没有这些东西，它是自然的，是淳朴的，因此，我们要“返于自然”。
不独工业化过程，信息化过程中也充满着文明文化的冲突与提升中的不适。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描述信息化过程中人们的不适时指出，“今天社会基本准则的突然变化，个人作用、地位差异和权力体系的模糊不清，文化的中断，而首先是巨大思想体系和工业现实观的破产，已经粉碎了大多数人对世界形象的看法。结果，多数人今天在观察他们周围世界时，只看到一片混乱。他们深感个人的无能为力和生活的空虚乏味。”㈣
但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文明的脚步不会停止，文化的提升不会中断，如果要想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生存、发展，只有紧跟现代化的步伐，快步赶上，舍此别无他途。
参考文献：
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16.
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0.
思南因为濒临贵州高原的母亲河———乌江，自古便是黔、川、湘、鄂物资交流与文化的通道，她所拥有的文化，便成了一种具有突出特质的地域文化。由于区位与地理状况的缘故，思南的地域文化呈现出一种贵州省境内其他地区没有的独特性。一是处于乌江中游要冲的思南，在古代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状态下，早已成为贵州高原通往川、鄂、湘等地的要冲。南来北往、西进东出的物资大半需要透过水路运输与交流。清道光年间，境内商业已经十分兴旺，县城内的大小商号已达数十家。多以食盐、棉布、百货、烟酒为主。其中的唐桥镇其时已享有“小南京”之称。由于思南地理区位濒临乌江，建制在贵州境内又较早，因而，历史文化的积淀相对较其他县区深厚。一部描述思南文化的著作，曾经将思南称为“花灯之乡”。[2]其实，花灯只是思南文化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思南文化内涵的主体并不着落在花灯上。作为黔东南地区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区，思南虽未列入自治县，其土家文化的厚重却非常具有典型性。对于思南来说，不仅有“黔东首郡”“、乌江明珠”的美誉，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古朴淳厚的土家民族风情。思南历史文化是一种集贵州多民族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堪称贵州历史文化的缩影。在思南，人们不仅可以找到贵州文化神奇峻美的自然风光，找到贵州母亲河乌江的神韵；发现有如贵州高原在封建中央王朝时期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领略到土司文化对贵州社会进程的影响；还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对革命事业的追求。促进文化的大繁荣与大发展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在实施思南县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重新对思南的历史文化进行梳理，深化对其内涵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做出相应的价值评估，是一项重要的前期工作。
如果对思南文化的结构进行解析，那么，思南文化的结构应该包括乌江文化、黔东地域历史文化、土家族民族文化三个板块。其中乌江文化与土家族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地域历史文化方面，由于县境地处古代巴蜀、楚湘与贵州高原的结合部，开发相对较早，经历长期的历史沉积，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故也不可忽视。作为贵州高原第一大河的乌江，北源六冲河出赫章县北，南源三岔河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东，两源汇合后流到息烽县乌江渡，抵达思南县，再经沿河县出省境，至重庆市酉阳折向东北，于涪陵汇入长江，全长1018千米。历史显示，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大都源于江河中下游地区，哺育贵州高原各族人民的乌江文化，同样集中体现在她的中游重镇思南。
1990年在思南县建立乌江博物馆并非偶然之举。它是贵州省文化部门，对乌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后做出的决定，亦是对思南在乌江流域范围内最具文化代表性的认同。目前，乌江博物馆仍然属于我国境内唯一以江河命名的博物馆。这至少说明如下两个事实：一是，思南县境内的文化集中了乌江文化的精粹；二是对迄今为止，沉浸在现代化与工业增长中的人类对江河文化认识的不到位。就这一点而言，至少对当今的社会是一种启示：总有那么一天，当人类意识到未来社会不能过度依赖于科技与工业，必须更多地考虑我们这个资源有限星球如何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乌江博物馆的设立，会带给后人更多的思索。现有的乌江博物馆设于思南县文庙大成殿内，以图片和实物等形式浓缩千里乌江的自然人文风貌。图片以空间为序，从贵州威宁石缸洞的乌江源头到重庆涪陵汇流长江处的江尾，不仅涵盖了乌江自上而下的自然风光与资源，还包括乌江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等历史文化，沿江的古渡、古纤道、古今码头、各大滩险、摩崖石刻等文物名胜尽收其中。该博物馆还忠实记录了村寨城镇与各个民族的生存变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秘而美丽的乌江。博物馆建立以来，参观者已达13万余人。[3]乌江博物馆所展示的无疑是乌江文化的精华。但什么是乌江文化，迄今我们尚未看到关于它的学术界定。几乎所有涉及乌江文化的文章所陈列的都是一些乌江流域范围内的文化表象。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乌江文化，立足于贵州文化资源的视角，不仅需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去观察，更应从它在山地高原这一特殊地形地貌条件下，在贵州一体多元民族社会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上去加以符合实际的评价。贵州是一个通道文化特征尤为显著的省区，是祖国大西南的交通枢纽，其区位上的重要性，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大西南片区的政局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元明以前省际驿道未曾开通的历史时期，民间小道与水路是地区交往的主要通道。我们只要由此出发去思考问题，那么乌江文化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无疑尚有许多值得认真研究与探讨的内容，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可展现出更广阔的前景。民族文化是思南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文化结构的主体之一。土家族是我国56个少数民族之一。一些学者在论述土家族文化时认为：土家族传统文化不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风格独特。它不仅在单纯的文化艺术领域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巨大成就，还在政治、军事、教育、生产技术、医药卫生、哲学思想、古代法律、历史典籍、古代建筑、书画雕塑、名胜古迹和出土文物等多种领域，也呈现出丰厚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有深富的文化内涵，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进程。[4]
然而，众多的论著并没有将土家族文化空间是一种什么文化这个问题说清楚，学者们述及的土家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与特征，除了表现形式外大都类同，这显然不利于对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由于土家族在民族分布上相对集中，地理上与汉民族居住区较其他民族接近，彼此间的文化渗透较多，固有的民族文化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吸纳了较多的汉文化的因子。因而，古今土家族民族文化的变迁程度较大。总人口68万，地处武陵山腹地、乌江流域的中心地带的思南县，虽然未列入土家族自治县，但土家族文化的这一特征，表现得甚为显著。从整体上考察，思南土家族文化集中表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以思南花灯为代表的土家族艺术文化；二是以傩堂戏为代表的土家族宗教文化；三是以生活习俗为代表的土家族民俗文化。既往的研究者对上述几方面虽曾刊发过不少相关文章，却未从土家民族文化的分类上进行深入探讨，以至思南土家民族文化的研究长期未能形成系统。花灯是我国民间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歌舞形式，注入戏曲情节以后发展为以花灯为表现形式的戏种。贵州是花灯流行最盛的省区之一，除省境东南较少见外，黔南、黔北、黔中、黔东北都较普遍。尤其黔东北思南、印江两县的花灯特色独具，有“高台戏”、“花灯戏”之称。#p#分页标题#e#
在思南，全县近六百个村（居）委会及较大的自然村都有花灯队。足见这一民族艺术形式在当地扎根之深。思南花灯早在宋元之际即已广泛存在于民间，较之其他地区清末民初才流行开来要早六百余年。从思南花丰富的内容，优美的曲调、活跃诙谐的风格等方面，不难发现这种艺术表演形式与土家族民族性格之间的内在文化联系。正由于此，思南才能够在全省范围内赢得“花灯之乡”的美誉。傩堂戏是思南土家族宗教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有关部门开展的“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思南傩堂戏的情况得到了科学的展示与评估。调查报告认为：“在思南地区，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相互融汇，开成了以‘信巫鬼，重祀’为特色的地域文化环境与氛围。[5]傩坛活动的保留及生存，一方面缘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迫害，广大群众无法生存，被迫逃往深山密林，聚族而居，长期与世隔绝使许多原始宗教文化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在以家庭为单元的小农经济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心理十分脆弱，灾害瘟疫、疾病死亡处于无力把控与预测状态，也是傩堂戏能够长期传承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铜仁市辖区而言，思南傩堂戏历史最悠久，属于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享有“戏剧活化石”之美誉。傩堂戏一般结合傩仪，在农历的冬腊月或正月里举行，其中的《甘生赶考》、《秦童买猪》、《媳妇告公公》等戏目，由于风格幽默，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深受思南群众喜爱，亦受到学术界人士高度关注。
思南是一个由汉、土家、苗、仡佬、蒙古等18个民族聚居的县区，民风民俗异彩纷呈，但最引人注目的民族民俗仍是土家族习俗。其中除土家族的年俗、婚俗、生育习俗外，奇特的土家族节日习俗，尤其表现出诸多独特性。以盛行于板桥乡的“甩神节”为例，在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古镇上，不仅分布着四寺八庙12组古建筑，当地每年农历正月十四的“甩神节”，更是热闹非凡。内容与举办形式均令人十分神往。自古以来，菩萨一直是民众心中的神灵，神圣不可亵渎，“唯有板桥民间，偏要在每年正月十四这天将菩萨抬来甩着玩。[6]据传这一民族节日的产生，与当地长期流传的“神树”故事有关，而且，节日由当地四大庙会轮流出资举办，节日期间四乡轰动，气氛热烈，欢歌笑语响彻全镇。由于思南滨临乌江，建置较早，汉末为永宁县治，魏晋时为万宁县治，隋唐为涪川县治，因而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宋以后虽为土官统治，其后属思州土司管辖，但这不仅没有削弱当地文化的内涵，反而为思南文化增添了土司文化异彩。因而，地域历史文化同样是思南历史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属于思南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摘要]：
媒介化社会的来临一方面让人们享受到便利地获取、利用和传播信息的福音，一方面又因个体媒介素养的缺失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其中，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相比，在媒介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拥有特殊心理特征的青少年群体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和冲击更为严峻。就此，本文从人类普适性的终极追求——“真、善、美”三个角度出发对媒介素养进行了解读，并提出要从技术、艺术、道德三个维度来提升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公民的媒介素养。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加速了向媒介化社会嬗变的进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达的媒介技术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媒介诞生的初衷是为了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人们使用媒介也是为了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生活，这二者本来都拥有良好的出发点。然而，科学技术与人类意识发展上的失衡导致媒介在被过度使用的过程中有时会脱离人的掌控。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媒介素养教育以弥补人们在媒介知识与媒介技能上的不足，就成了当务之急。这其中，青少年和新媒体作为媒介化社会的构成主体及关键所在，势必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对象。并且笔者坚信，不断提升个体媒介素养的行动，本身也体现了人类在信息传播领域内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
一、媒介化社会的来临
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观，分别取材于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及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两位“预言家”都试图从反乌托邦的角度来阐释自己心中的未来图景，然而，奥威尔之悬在人类头顶的极权主义审判之剑并没有如期而至，取而代之的是赫胥黎描绘的技术文化专制时代的降临。
继电视媒体吹响信息风暴来临的前奏之后，二十世纪末高速发展起来的网络媒体直接将人类卷入了从信息大爆炸到信息黑洞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每一天，媒介都不间断地向我们输送五花八门、难以计数的信息资讯，而我们也似乎习惯了这些“贴心服务”，其存在就像空气和水一般自然，媒介甚至成为了我们身体的延伸。多数情况下，我们通过媒介的“转述”来接触和了解外界，通过声音、影像传递过来的信息建构自己头脑中的全景认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由此受到媒介传播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从而日益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
显然，在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社会向媒介化社会进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大多数人为此感到振奋，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还真切地给他们带来了实惠与便利。毋庸置疑，现代化的媒介技术与传统的媒介技术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便捷性。以互联网为例，它所具备的即时通信、信息搜索、信息存储等功能较之传统媒介而言有了质的飞越。其传播范围可以超越国界，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传播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人们只需浏览网络上的信息，便能够做到“足不出户，遍观天下”；而两个原本相隔千里的人也能够通过网络通讯设备进行即时的文字、声音甚至是视频的交流。对比媒介稀缺的传统社会，在现代社会中获取信息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这的确值得我们欢呼。然而，评判任何事物都应该观其两面，我们在享受现代化、信息化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媒介化社会所隐含的弊端。
如果说媒介化社会带来的利益是一目了然的，那么其弊端就好像是慢性毒药，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滴地侵蚀我们的思想和意识。技术的发展引爆了信息的泛滥，同时催生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且绵延广阔的媒介帝国，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介。然而，随着媒介使用的日益频繁，各种令人堪忧的状况也跟着出现：先是信息量的急遽膨胀令人无所适从，对媒介权威的盲目迷信也使人们在处理信息时变得被动、迟缓。更糟的是，由于分析和批判能力的缺失，现代人裸地暴露于信息污染之下，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渐渐的，赫胥黎的预言在岁月洗拭中变得鲜明起来：人类陷于五彩纷呈的声光影像而不再热衷于思考性的阅读；拥有了更多的信息选择权利却在如海的资讯中日益变得被动与自私；终日沉浸于无聊繁琐的世事之间抛弃了对真理的孜孜以求；面对人类文化向平面化、庸俗化嬗变而始终毫无自察。[1]我们可以将这些现象理解为技术宰制下的众神狂欢，而它们正昭示了媒介化社会的弊端所在。
众所周知，事物往往依靠力量之间的制衡来实现自身的平衡和良性运转，如果一味放任其朝向某一端发展，则只会造成形势的混乱以及破坏性的后果。自然界中的生态平衡受制于这一定律，技术主导的媒介化社会也同样遵循这个原理。不幸的是，在媒介化社会中，媒介技术的发展程度与人类对媒介的了解及控制程度并不平衡，这直接导致了科技宰制下大众传媒的越位以及媒介素养的缺位。这也可以理解为历史发展进程中上层建筑与物质基础之间的断层或错位。而我们今天就恰好处于这样一个“心理断乳期”——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已无所不在，而大多数民众所掌握的媒介知识却少之又少。虽然这种“脱节”经过大众媒介的集体粉饰在现阶段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但是其潜在的威胁却是巨大的。因此，尽快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克服“脱节”所带来的各种隐患，对于今后信息传播的改进以及传媒的良性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青少年、影像与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化社会的来临对人们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不仅促使政府加大对媒介教育的重视，更使得信息时代中与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相比肩的另一种重要的公民素质迅速浮出水面，那就是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在媒介教育领域它指的是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一种能力，是个体在现代社会所必须学习和具备的一种能力[2]。
在电视尚未出现之前的印刷时代，“听、说、读、写”曾被认为是媒介素养所必备的几项基本技能。然而，步入信息社会以来，数字媒体、网络等传播媒介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途径，单纯的听说读写能力已经不再能够应付信息大爆炸给我们带来的全新局面，学习如何高效地获取、理解及利用媒介信息成为了新时代下媒介素养教育的新内容。在媒介化社会中，人们每天花最多时间做的事就是与不计其数的信息打交道，这也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信息、离不开媒介。基于这一情况，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了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和参与的一门通识性教育，它通过教授人们相关的媒介知识和媒介使用技能，来帮助民众认识媒介、了解媒介，进而健康、合理、安全地利用媒介。而在此过程中，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成了媒介素养教育关注的重点对象。
首先，诚如一些专家所指出，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大众媒介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此阶段，青少年由于自身人格尚未发展成熟，对事物缺乏分辨力，且好奇心旺盛，擅长模仿，很容易受到媒介中不良信息的影响，从而导致思想、行为上的偏差。
其次，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孩子如今正值青少年阶段，他们自幼就享受着高新技术所提供的欢乐与便利，免于承受信息匮乏所带来的困扰和焦虑。然而，作为在媒介化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身上的批判性意识明显发生了萎缩、衰退。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先天不足。当代的青少年没有经历印刷术时代严密的语言逻辑思维的训练，而是直接进入了一个以“视觉”为导向的快餐式阅读时代。在那里，互联网等新媒体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一代“超级媒介”，而媒介融合潮流也不断敦促传统媒体朝向多媒体方向发展。一时之间，融合了文字、声音及图像的“超真实”类像充斥于青少年的视野，而他们对所看到的画面也深信不疑。图片影像的直观性和感官刺激性削平了其思考的深度，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扼杀了他们童年的纯真和想象的翅膀。面对媒体制造的拟态环境，青少年群体普遍表现出缺乏辨别和分析的能力。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已经适应和习惯了媒介化社会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缺少接受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成年人对媒介信息的分辨能力虽然大大强于青少年，却在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媒介技术时明显处于劣势。例如很多成年人就因为掌握不了互联网的操作技术而被挡在了网络媒体的门外。有鉴于此，媒介素养教育应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升格为一门终身教育，虽然其重点仍在培养青少年网络多媒体的使用能力上，但对其他年龄段的人群也具有因人而异的指导和辅助功用。
行文至此，其实不难看出，媒介素养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传播环境的不断改变，其内容也在作相应调整。而与一些纯粹理论研究明显不同的是，媒介素养教育从一开始即有明确的社会目标以及鲜明的实践导向。我国传媒学界及教育界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和努力。比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于2007年4月成立了一个“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分别在附近的两所小学中面向四年级学生开展了为期一个学期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推广行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3]。而这次实践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运动而言，无疑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一次有力的促进。
三、技术、艺术与道德：提升媒介素养的三个维度
正如前文所言，媒介素养教育已成为信息时代中不可或缺的一门通识教育。信息过剩及信息污染等问题对人类，尤其是对青少年产生的负面影响，让我们逐步意识到并开始正视隐藏在媒介化社会背后的种种弊端。而要提升个体的媒介素养，通过系统的媒介教育增强人们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是目前解决这些问题最积极有效的方法。很多专家学者曾就“如何提升媒介素养”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其中大多数是根据家庭、学校、政府、媒介等不同职能的机构来划分媒介素养的提升途径，然后再具体落实到各环节在进行媒介教育时所分别采取的策略方针。然而笔者以为，在努力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除了要用具体的、分解式的眼光看问题，还应学会运用抽象的、涵盖性的思维去思考问题。毕竟，只有追根溯源，明确媒介素养教育真正的目标指向，才能改善人类被动适应信息环境的窘况，做到主动出击，对症下药。笔者以为，要想提升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我们应同时从技术、艺术与道德三个维度入手。
（1）求真去伪：技术发展与媒介素养教育
毋庸赘言，从印刷时代的报纸到电子时代的广播电视，再到今天的网络、数字时代的各种新媒体，媒介形态的更新变换始终是以科技的不断发展为前提的。作为传播技术的派生物，媒介自身并不具备任何主观的善或恶的倾向。它就像是一把威力无穷的双刃剑，利用得当则能为人类造福，反之，则会对社会及人类生活造成严重的危害。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开始更为频繁地使用媒介。然而，就在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媒介操作技术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们更容易利用这些技术来、制造虚假信息以干扰和破坏传播活动。例如在网络平台上，人人都可以面向广大受众传播自己“制造”的信息，加之互联网的开放性和网络传播的自由性大大削弱了媒介的“把关人效应”，使得信息的真实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对照片合成、视频的后期制作、声音模拟等技术的知识的缺乏，人们也更难理性、客观地去辨别影像信息的真伪。为此，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来看，媒介素养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教会人们在信息的洪流中去伪存真。而这要求受众必须在加深对媒介技术的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分析、判断能力，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从而杜绝虚假信息的传播。
（2）美的创造：艺术实践与媒介素养教育
虽说媒介传播是以技术为基础，但是所传播的媒介内容却往往是艺术的杰作。我们所接触的信息常常会以影音、图像等形式出现，如电视剧、电影和音乐文件……它们经过专人的编辑、加工之后被搬上荧幕或者上传到网络。于是在随后的传播过程中，我们透过电视机、录音机、电脑所看到和听到的便不再是一连串零散单调且不明所以的信息符号，而是一个个经过精心组织和建构，包含着制作者特殊创造力及想象力的信息文本。然而众所周知，艺术传播的过程往往包括两个环节：在经历了传播者的第一次创造之后，人们在阅听和理解那些媒介产品时，往往会结合自身的经历和观点对其进行一次新的创造。而这第二次创造必须是在充分了解传播者创作文本时所遵循的规则和方法的前提下才能够顺利进行。比如，具体到某部电影或电视剧，我们相应地需要了解的就包括画面的“蒙太奇”剪辑方式、图像与声音的搭配艺术、以及导演的叙事手法等等。唯其如此，人们才能更好地欣赏和利用这些信息，才能在海量的信息中发现美，挖掘艺术的闪光点，从而得心应手地接受或创作属于自己的美的艺术。当然，这也成了提升民众媒介素养的第二个目标。
（3）善的追求：道德指向与媒介素养教育
正如霍尔在编码/解码理论中所提到，信息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意义传递的过程。人们在掌握了技术与艺术层面的媒介素养之后，对于媒介传播的理解便可上升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在传播过程中，我们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在进行意义的理解与自我建构。那些传递到我们脑海中的意义以及隐含于其中的价值观会慢慢沉淀下来，成为我们评判事物和看待人生的标准和参照。对于正值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的青少年群体而言，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指向在于能够使其在接受信息内容之后，从中汲取营养和有益的成分构建自身正确的价值体系，培养健全的人格。然而，在媒介化社会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下，青少年对于是与非、黑与白、善与恶的评判标准并不十分清晰。他们普遍缺少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常常受到作为文本的“隐性话语”存在的不良意识形态的影响。为此，只有经过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包括青少年在内的人们对于信息中隐含意义的敏锐感知，提高其伦理道德水平，我们才能在未来为自己主动创造一个健康、绿色的信息环境。
其实简单来说，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教会人们从铺天盖地的媒介信息中挖掘真、发现美、选择善。而这也呼应了本文从技术、艺术、道德三个维度出发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的一番全新解读。笔者以为，在信息传播领域内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不仅是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内容，
综上所述，媒介素养所要求掌握的知识技能横跨了传播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体现。而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媒介素养课题在社会实践中的延伸与拓展，在媒介化社会中的现实意义及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尤其是对于当代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而言，这更是关系到他们如何在信息时代生存及发展的重要问题。当前，在各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我们有信心在“真、善、美”的诉求框架下，集社会各界之力量，有效打破技术专制下的媒介话语逻辑，全面推进媒介素养教育，让民众在媒介化社会中更为健康地生活与发展。
[注释]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关键词]电视男人秀；仪式；性别；狂欢
自从《流星花园》捧红了四个长相出众的男生，电视圈中便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美色改革，美男开始取代美女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的赏识，大众媒介正着力打造一个新的男色舞台。在这股潮流中，星空卫视闪亮登场的电视男人秀节目《美人关》首当其冲，自2002年开播以来，凭借新颖的创意与定位，独特的内容与包装，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其他媒体也纷纷开始了这类节目的制作。对于电视男人秀这一新节目类型人们褒贬不一，或批评电视走向庸俗化，或赞扬它创造了崭新的性别视角。但无论如何，电视男人秀的红火，至少为电视荧屏增添了一道新的亮点，更为电视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对象。笔者以为，一种新电视节目类型的出现，与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是分不开的；电视男人秀的出现与火暴同样具有深厚的社会与文化成因，本文选取了三种不同的视角——仪式、性别与狂欢——以《美人关》为例对这类电视节目进行一种文化解读。
仪式：隐藏的意义共享体系
作为一档周播电视娱乐节目，《美人关》每周六晚隆重登场，其男主持人周野芒带领着十位美女助理主持，向台下起首翘盼的三百名女性观众逐一介绍本期的闯关选手。笔者在仔细跟踪考察了《美人关》一段时间后，发现其节目的内容按流程基本可以细分为六个环节，即自我介绍+童年照片、情趣问答、才艺表演、真情表白、展露身体以及最后的冠军加冕；另外环节与环节之间存在着淘汰程序——把落选者推入水池。整档节目对男人的评判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相貌和身材当然首当其冲，即使偶有个别身材走型、其貌不扬的人混入参赛选手中，无论他的童年照片多么可爱，自我介绍多么尊重女性，台下的女观众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淘汰他。其次，为了增加电视节目的观赏性，才艺表演显然是必要的。选手们纷纷拿出浑身解数一显身手。再次是选手对异性的理解能力。十位女助理主持会设想各种针对两性差别的话题来向选手发问，让选手们回答，比如会问“如果你的女友是女强人，你会有压力吗？”考查的是选手的情商。最后是展示选手的体魄和胆魄。男选手们一个个上身，展现强健的肌肉，甚至还要与危险动物来个亲密接触。总之，相貌好、能体恤女性、有胆魄、才艺俱佳的选手，才能赢得美人的喝彩，从容不迫地通过“美人关”，避免被推下水池的厄运。由于每期节目都是固定的参赛人数，固定的淘汰环节，固定的节目表演，甚至连主持人的串词也高度程式化，这样整档节目完全成了一种仪式，变换的只是参赛选手的面孔和表演罢了。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常用“仪式”这个词来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简言之，仪式即是有规律的象征性活动。它出现在媒介上就成了媒介仪式，即重复通过同一个模式输出内容，以达到使众多受众共同参与活动的目的。像《美人关》这样程式化的媒介产品可谓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仪式。《美人关》的录制现场就是仪式举行的场所，仪式的参与者是现场观众与电视观众，仪式的内容则是选美男。不同的是，这种仪式凭借电视这种大众媒介作为传播手段而影响空前。
人类社会中的仪式经历了从宗教仪式到生命仪式再到世俗仪式的过程，就如同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神、英雄到人的过程一样：宗教仪式是对神灵的祭祀，生命仪式强调审美境界，而世俗仪式往往是宣泄某种情感的娱乐活动。[2]媒介仪式则兼具了这三种功能模式。首先，《美人关》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当然是社会的一种世俗产物，一般受众的观看目的绝非出于对男女平等意识的高度认同，而是出于观赏男性表演的愉悦性。然而，探讨节目类型产生的根源以及受众的观看心理，不难发现节目的主旨是对原始美的回归，是重新发掘美的另一面——即对男性的审美。节目对男性“力”的英雄气概的展示，正是源于对生命的崇拜。而这种审美情趣的上升，可以最后归结为现代人心中的拜物情结，因为男色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俨然成为了某些事物的宰制体。
《美人关》的主创人员看到了女性地位在当今社会的崛起以及性别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转变，意识到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问，在这个社会中真正的好男人、最能得到女性赏识的男人是什么样的人？与以往相比，身份地位的差别在今天看来已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男人的可观赏性似乎被女人推到了前台，至少F4之流的走红就说明了这一点。于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对女性讨巧卖乖的男性就成了今天对好男人的新定义。这种抽象的价值标准，通过《美人关》主创人员对节目的设置，表现为具象的评比环节。在那里，相貌普通的男人被《美人关》排斥，长相的差别成了对人评价的重要维度；此外，才艺、体魄、胆魄等也构成了男人的评选标准，通过它们来构建一个差别体系；最后，节目中的女评委们把最为认同的“好男人”推上了领奖台。每一个环节事实上节目都在设置一个议题，每一次淘汰都是观众参与议题讨论的结果。媒体通过这种议题设置，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对男性评判的新价值观念，并通过周复一周、期复一期的反复播出，不断加以突出强调，最终让受众共享这种意义。《美人关》的节目现场就是这样一个包含着价值评判体系的信息场，而这个“封闭的场信息通过电波的传送而获得了开阖性”，“使能够接受到这个媒体信息的范围内的受众，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仪式现场的信息圈内”。[3]人们在媒介仪式的参与过程中不仅体验到一种共同的情感，而且还培养出共享的价值观。
大众媒介是一种意义共享体系，虽然各种立场和观点在这里汇总融合，但是它总是特定利益的代表，或者是特定意义的表达平台。《美人关》不仅体现了当今社会对男性的一种新评判标准，它同时也展示了一种新价值观念，它对男色的强调就如以往我们对男人社会身份的强调一样。媒介仪式正是传播这种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中介，受众处于媒介所构造的环境中，被媒介所传播的意义所包围，其价值取向自然因为耳濡目染而逐渐被同化。由此可见，大众媒介传播的不仅仅是内容，其本质是在构建意义。
性别：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英雄难过美人关”，该节目的名字明确地提示我们性别是节目定位的起点，而且很明显，女性处于优势地位。一直以来，男女性别的碰撞与冲突就是一对不可回避的矛盾。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处于屈从地位，属于男人讨论评点的对象。在媒介所塑造的形象中，妇女或者缺席，或者被按照性的吸引力或家庭劳动中的性别角色来加以表现。女性主义学者塔奇曼把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对妇女象征性的歼灭”。[4]而《美人关》似乎打破了这种传统。节目中仍然存在着对立的两大性别阵营，但阵营的位置却被调换了。以往对女人品头论足的男人成了被注视者，他们的外貌成为女人们被评点的对象，而以往媒介所着力表现的男性的职业化、效率和理性，都被抛诸脑后。女人们坐上了评判席，扮演起具有支配作用的、主动的和权威的角色，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男性，再次强化了男性作为“被看者”的身份。可以说，男人秀节目即是把传统选美节目中的性别角色来个大转换。从形式上看，这类节目的创意走的是反常思路，通过标新立异来吸引观众的眼球，企望破除大众媒介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塑造一个男女平等的展台。毫无疑问，这是对传统性别陈规的冲破和颠覆。从节目内容来看，设立四个感性的评判标准来选择男人，的确与以往表现男性的节目的角度大不相同。男人在这里展示的不再是过人的头脑、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理性的思维，而是女人眼中所谓的“男性美”，节目也由此成为告别维纳斯之后的男人秀。而男选手们面对美女的刁难，回答的对不对并不重要，但选手们在回答主持人的提问时，表现出来的对女的敏感和理解，将会为其赢得台下的支持。在2003年11月1日播出的《美人关》中，编导似乎有意刁难其中二号选手，为他安排了一位年龄相差很大的中年女性作为他示爱的“梦中情人”，但这位沉着的选手并没有因场面的尴尬而失态，他微笑着表示满意，并落落大方地对这位“梦中情人”唱起了情歌。他的风度赢得台下所有女观众的倾倒，实至名归地成为了这期的冠军。
在考查过这档节目的文本与结构要素之后，我们再从意义层面上对它们进行另一种透视。从表面上看，在父权制社会的大众媒体中，《美人关》对男女地位的颠覆的确具有深远的意义，至少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引导了娱乐方式的又一次变革。但是冷静地反思这类节目，可能会得出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节目开启的恐怕是又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在其所倡导的性别革命与男女平等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传统性别角色意识中的陈规陋习。
从节目形式上看，女人是在选男人，是主动者。但是，仔细回味节目设置的各个环节，又无处不在散发着男权思想的信息，这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媒介并非简单迂回地用老一套的角色来表现妇女，而是有一种远为基本得多的角色，来帮助确定和塑造女性与男性的基本意义”。[5]比如，节目中设置了在观众席中为选手选择梦中情人的环节，女性在此时仍旧被描绘成接受异性求爱的对象。选手大胆地向未知的对象表白，而灯光所投射的一刹那，女性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与被选择的对象。这些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在充当男人的择偶道具。因为从选手们描述梦中情人的话语中，我们很容易听到外貌对于女性的重要。在11月15日播出的节目中，三位选手是如此描述他们各自的“情人”的：“短发”，“小个子”，“眼睛放出钻石的光芒”，“身材好”，“”，诸如此类。而对于女性的性格、爱好、兴趣、志向等等根本没有谈及。在女助理主持与男选手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再次验证类似不平等的性别陈规。在有一期《美人关》中，一位女助理主持向一位男选手提出了“你约会的女朋友为你买单，你会在意吗”的问题。这位选手很坦诚地回答道，他会在意，会觉得没有面子，并说明自己和异性约会时都会主动要求买单。从现场看，这种回答显然赢得了大多数女观众的赞同，最后这位具有“绅士风度”的选手成为了这期节目的冠军。又如，男选手要闯过“美人关”，成为本期节目的冠军之前，有一场决定性的角逐是当众拨开衣裳，展示强健的胸肌或是矫健的身姿。这种力量与胆量的展示无疑是炫耀男人所能带来的安全感，他们有保护女人的能力；而这一点恰巧是对男性强大地位的尊崇和对女性柔弱地位的维护。男性仍然处于绝对优势，而女性依旧要附属于男性。除此之外，美女主持的出现反而吸引了大批男观众的眼球，节目中似乎又隐含着对女性的再次审视，而美女又无可挽回地恢复到了“被看者”的身份，网民在《美人关》的论坛里大呼“都看十大美女助理主持！”这似乎成了对节目最大的反讽。[6]大众媒介在娱乐中不露痕迹地又一次重申且强化了性别角色的差异和性别不平等的传统，让受众在狂欢的过程中被一些由来已久的性别陈规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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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除了性别以外，还有阶级和种族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与某个民族，并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电视男人秀节目想探索的当然是性别上的变革，但它恰恰又在不自觉中维护了男权社会的传统，这也注定了这种探索是不彻底的与不成功的，它决不可能带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革命。作为最受欢迎的大众媒介，电视确实对受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目前来看，它对提高女性地位的影响远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么大，甚至它经常有意无意地扮演着维护男权传统的角色。
女性主义者缪尔曾经论证说：“男性视点的流行，完全是因为男人们控制了那一工业。”同样，男性对媒介工业的控制，必然导致大众文化中男性视点的流行。《美人关》这类节目的意识形态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脱离传统观念中妇女从属地位的窠臼，它们所谓的革命宣言也不过是大众媒体在现实语境中创造乌托邦的一种尝试，是通过媒介仪式实现的一次女性狂欢，是一种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狂欢：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俄罗斯学者巴赫金曾经将拉伯雷的小说创作与西欧中世纪的狂欢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进而对中世纪的民间狂欢节文化作了深入研究。此后，狂欢现象一直受到分析家的重视。作为原型的狂欢节具有大众文化的鲜明特征，它是在公众广场上举行的节日宴会，充满了笑骂嘲讽，追求着感官愉悦的满足。到了现代社会，传统的狂欢节已不多见，但大众媒介却能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重构狂欢，《美人关》等参与型电视节目就是一种表现。
参与型电视节目最大的特点是庞大的现场观众群。综艺类、益智类等各种娱乐性节目在现场都设置了宽阔的观众席，甚至为了突出热闹的场面，把舞台延伸到了观众席中，或让观众进入舞台两侧的席位，这样可以构建一种强烈的互动。这种技术安排在本质上迎合了构建狂欢的需要，因为在狂欢中，所有人都不是作为观众观看，而是积极的参加者，要参与到狂欢中。[7]拿《美人关》来说，这种互动与参与体现在节目的各个环节中，比如让观众现场对选手提问，从现场观众中抽选选手的梦中情人，有意经常切入女性尖叫欢呼的画面和音效，其狂欢特色也因此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得到充分的展现。
另一方面，巴赫金也指出，狂欢节作为文化转型期离心与向心力冲突的宣泄口和语言杂多现象的特殊表征，起了一个联结、沟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鸿沟的枢纽作用。[8]换句话说，狂欢代表着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一种颠覆与反叛。《美人关》毫无疑问体现了这一特质。对于传统精英文化来说，女性才是审美的对象，女性的观赏价值是男权社会的一种产物。如今，对男色的推崇却成了流行文化中的热点，这显然与长期占主宰地位的男性视点格格不入，而要想颠覆这种把女性作为被观看对象的传统，要想反叛由来已久的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就需要用狂欢来完成。只有在狂欢的表象下，人们才能够接受对性别秩序的颠覆，对男尊女卑的神圣体系的消解。于是，英雄自古救美人的神话在这里完全破灭，英雄不再是满腔豪情地成就霸业，而是成了在美人面前搔首弄姿的“小丑”，男性的神圣色彩被无情地一笔抹杀。
此外，《美人关》的狂欢显而易见建立在一种身体的展示上，在节目中，男性健美的身体同样具有了观赏性，它可以象美女那样成为“被看”的对象。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男性美可以分为两派，一为阴柔之美，如日本偶像；另一为阳刚之美，如史泰龙。《美人关》所推崇的男性美更多是二者兼具，选手们既要有俊美的面孔，也要有健美的体形。这种完美的身体除了说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外，还能博得女性的好感，激发女性的欲望。有学者早已指出：“在如今这个消费文化盛行的年代，身体愈发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观赏性和享乐性。”[9]当然，作为挑战与反叛传统性别观念的一档电视节目，《美人关》的身体展示也同样具有文化属性，比如在巴赫金看来，这种对肉体感官欲望的大胆追求并不具有鄙俗、低级、下流和的特点，而是积极向上、富有生机的，表现了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离心力的强大而健康的主导力量。[10]事实上，身体在历史上从未如此明显地进入了对男性的评判体系，也从未如此明目张胆地成为女性审视的对象。男性身体这种符号借助于狂欢的平台成为打造新价值观的一种工具。
如果说狂欢节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一个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机会，那么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年中民众也只有一个狂欢节。巴赫金早已指出，狂欢节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性的生活常态“倒置”：在节日之外，体制化的“严肃”的生活是常态的生活；而在节日之内，非体制化的、快乐的（这些在平时被视为非常态的）生活，才暂时被允许当作“常态”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狂欢表现的其实是与真实生活对立的一面，是脱离体制、脱离常规的非常态。它塑造的是一个虚拟的小生态环境，申张的是常态下被视为异端的价值取向。拿《美人关》来说，女性在这里找到了情感宣泄的突破口，她们可以大胆正视男性的身体，直白表露对男性的爱慕，一些平时被认为是出格的行为在这里被当作是正常的、合理的。这是一个女性狂欢的时刻，如果没有狂欢，就缺少了冲破传统规范的力量，就缺少了颠覆与反叛的勇气，那么节目就又会回复到往常死气沉沉的性别陈规中。然而，这类电视节目至多也就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潜意识中的一种需求，她们对男性美的欢呼也无非是一种精神上的无意识释放。正如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狂欢节中，狂欢节后会生活会依然如旧，电视节目所张扬的颠覆性的性别观念也无非是吸引观众眼球的一种手段，节目之外的真实生活中女性想要摆脱从属地位的路依然漫长，我们欢呼的其实是一个无法胜利的乌托邦。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意义传播体系，电视中各种符号的运用都是出于表义的需要。在我们所考察的《美人关》节目中，狂欢是为了颠覆性别陈规而构建，而性别陈规的颠覆又依赖于媒介仪式的运用。仪式、性别、狂欢，说到底只不过是编导手中的三种工具，通过它们来组合各种视觉与听觉符号，并运用这一系列符号来完成向观众灌输价值观念与意义的任务。这样，《美人关》在文化意义上完全可以被解读为通过媒介仪式而实现的一次性别狂欢。
注释：
[1]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2]胡志毅，《神话与仪式：戏剧的原型阐释》，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3—31页。
[3]王进、韩青、段晓超，《媒介仪式与奥运延伸》，《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12期。
[4]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0页。
[5]同上，第213页。
[6]参见《美人关》论坛。
[7]北冈诚司，《巴赫金——对话与狂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8]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3页。
中国茶文化向世界传播的经济影响巨大，并催生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茶产业，诞生了世界茶叶贸易行业，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催生世界茶产业。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也是茶产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作为茶树原产地的中国，最早利用、驯化、栽培茶树，进行茶叶采摘、加工、制造、销售，形成了茶产业，诞生了茶经济。随着中国茶向外传播，茶叶知识、茶树栽培、茶叶生产传到国外，世界茶产业应运而生。现在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种上了茶树，不同程度地发展了茶叶生产，促进了国际贸易，加强了国际协作，繁荣了茶叶科学。在世界农业经济作物中，茶业逐步成为令人瞩目的产业。现在五大洲都有茶区分布，茶园分布最广的地区介于北纬6度至22度之间，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区索契山地的图亚普谢区茶区为当今世界最北的茶区，阿根廷的米逊斯茶区是世界最南的茶区。亚洲茶区分布最广，非洲次之，美洲再次之，大洋洲、欧洲分布较少。茶业在各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从茶产量可见一斑。年产量20万吨以上的国家为世界最重要的产茶国印度、中国、斯里兰卡，这三国茶产量占世界茶产量的60%以上。年产量10万吨以上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肯尼亚、日本、土耳其。以上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茶国。年产量万吨以上的产茶国有孟加拉国、坦桑尼亚、马拉维、乌干达、伊朗、莫桑比克、越南、阿根廷、巴西、津巴布韦、卢旺达、南非，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比较重要的产茶国。此外，缅甸、泰国、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尼泊尔、菲律宾、朝鲜、韩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卢旺达、马里、几内亚、毛里求斯、埃及、刚果、喀麦隆、布隆迪、刚果（金）、埃塞俄比亚、留尼汪岛、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巴拉圭、牙买加、墨西哥、玻利维亚、圭亚那、美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澳大利亚、葡萄牙、格鲁吉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茶产量在世界上虽无甚影响，但茶产业在本国经济中仍占有一定地位，在满足本国饮茶需求的同时，对减少茶叶进口，平衡贸易格局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而仍具有产业意义。
推动世界茶贸易。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推动了世界茶贸易的发展。茶叶贸易的发展与饮茶风俗的传播关系极大。长期以来，中国茶主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虽然茶叶贸易随之兴起，但贸易数量仍然有限。只有当饮茶风俗传入欧洲，并随西方殖民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后，茶叶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茶叶贸易勃然兴起，世界茶贸易数量才不断被刷新。19世纪40年代前，中国几乎提供了世界茶叶贸易的全部货源。据笔者推算，16世纪的中国茶叶出口总量微不足道，17世纪约在21010担以上（1050.5吨），18世纪增至8889241担以上（444462.5吨），19世纪40年代，达1500万担左右（75万吨）。如果加上每年2.5万～5万担的帆船运茶出口量，则总数更多。从16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前的约300年间，中国出口茶叶总计2396万担（约119.8万吨），1840年约为40万担（2万吨）。此后，世界茶叶市场上出现少量日本绿茶、印度红茶，且数量不断增多，但中国茶叶出口量也不断增加，1886年达到巅峰的13.4万吨。这一时期，中国茶叶90%以上销往欧洲。20世纪40年代后，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世界茶叶生产、出口、消费均有所下降。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茶叶产量迅速增加，但世界茶叶贸易额同样增加迅速。世界茶叶出口贸易由19世纪70年代的12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178.37万吨，显示了这一贸易产品的巨大活力。
刺激世界茶生产。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刺激了世界茶的生产。随着茶的传播，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茶国家和地区逐渐增多，茶叶生产得到稳步发展。笔者曾估计，中国茶作为世界茶叶唯一产地时的1832～1837年，年均茶园面积为34.73万公顷，茶叶产量13.03万吨，单产374.9公斤/公顷。由此可知，中国茶向世界传播对茶叶生产的巨大刺激作用。以1832～1837年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和单产为基数，1934年这三项数据分别增长了2.59倍、2.93倍和1.13倍，1990年这三项指标则进一步增至7.2倍、19.3倍和2.68倍。从1934年到1990年，世界植茶面积增长1.78倍，茶叶产量提高5.6倍，茶叶单产增加1.36倍。进入21世纪，世界茶叶产量持续增长，每年均超过300万吨，2010年跃至408.7万吨，2012年增至452.80万吨。茶叶生产的惊人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二、丰富人类文化礼仪
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过程，不仅是饮茶风俗的传播、茶叶知识的输入、茶叶贸易的开展及茶产业的兴起，更重要的是礼仪文化的传播。与中华文化一道远播海外的茶文化，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结合，日益生根发芽，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饮茶礼仪、饮茶文化。在新产生的茶文化中，东方茶文化最具典型的是朝鲜茶礼、日本茶道，西方茶文化最为典型的是荷兰茶会、英国下午茶。这几种最为典型的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茶风俗传入这些国家的产物。朝鲜茶礼。随着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流入朝鲜，茶随之传入该地，并加以传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唐太宗时期茶传入朝鲜。据朝鲜正史《三国史记》载，新罗善德女王（632～646年在位）时，留学僧人从中国带回茶籽种植。《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十）兴德王三年（828年）十二月条载：“入唐回使大廉带回了茶种，种植于地理山上。在此之前，善德王之时茶已有之，但是自兴德王时代兴盛起来。”朝鲜李朝文献《东国通鉴》说“：新罗兴德王时，遣唐大使金氏，蒙唐文宗帝（827～840年）赏赐茶籽，公元828年种于金罗山的异山。”这是茶的再次传入，表明饮茶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新罗时代已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人向民间传播、发展。这一时期新罗国内开始植茶、制茶，茶文化进入兴盛时期，茶礼形成。日本茶道。日本奈良时代，“文化的引进，并不仅仅限于制度、技术等，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也被热心地学来了。其中之一，即饮茶之习惯也被热心地学来了。”
［2］以最澄、空海、永忠为代表的学问僧在学习、传播佛教的同时，还带回了中国的茶籽、茶饼、茶具。从弘仁饮茶中对陆羽亦步亦趋的模仿及弘仁茶诗与中国茶诗的相似表达，可以推测《茶经》一书及唐代饮茶诗文也由以此三人为代表的学问僧带到了日本。以嵯峨天皇为首的日本上流社会对新传入的饮茶文化怀有极大热情，尤其是嵯峨天皇不仅多次参加茶会，还在皇宫中开辟茶园，下令在近畿地区植茶。饮茶文化在日本迅速发展，形成一股“弘仁茶风”，为13世纪后南浦缫明、村田珠光、千利休等人在日本传播茶道打下了基础。荷兰茶会。欧洲茶会，以荷兰为最。中国茶传入欧洲时，价格高昂，非普通人所能饮用，只有贵族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要人才能享用。荷兰输入中国茶叶的同时，中国茶壶、茶杯也一起被输入，使之能够同时使用。1637年前后，有些富商的妻子开始以茶待客，于是茶叶输入量稍微增加。1666年，茶价有所下降，但每磅售价200～250弗洛林（相当于80～100美元），茶叶仍然只能为富人所享用。此后，输入量再次增加，价格下降，饮茶略有普及，这个时间是1666年至1680年。富有的家庭辟有专门茶室，普通市民则在啤酒店饮茶。饮茶俱乐部的形成，推动了一般妇女的饮茶热。茶会是一件十分郑重其事的事，饮茶客人多在下午2时光临，主人郑重接待，礼貌周全。女主人取出各种茶叶，放入配有银制滤器的小瓷壶中。女主人请每位客人选好自己的茶，然后放入小杯中。需要加其他饮料的客人，女主人则以小红壶浸泡番红花，用较大的杯盛放较少的茶递给客人，让其自行配饮。饮茶时，要咂吸有声，表示女主人的茶味美好。大家足靠火炉，一边喝茶，一边吃着糖果饼干，一边交谈。饮茶结束后，再喝白兰地酒，吃葡萄干、糖等食品。茶会风靡一时，成为荷兰妇人重要的社交方式，这一著名活动丰富了她们的日常生活内容。饮茶习俗对荷兰人社会生活产生了许多潜移默化积极影响：政府通过社区免费聚餐，加强与民众的互动与沟通；生意兴隆的茶馆，丰富了近代荷兰的城市服务业，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彼此联系；追求饮茶，刺激了人们对茶器收集及茶亭兴建的热情。
［3］英国下午茶。欧洲茶会，以英国为次。英国饮茶晚于荷兰，但发展势头迅猛，至18世纪已形成午后茶。1763年，在哈罗门诸贵妇轮流供给午后茶与咖啡。此后，鉴于人们早餐食用丰富，中餐与晚餐间距时间太长，晚餐后则在会客室饮茶的情况，第七世裴德福公爵夫人安娜推出了17时进茶、饼干的项目，午后茶遂成为时兴礼仪。这种礼仪一经产生，风靡一时。同时，饮茶习惯迅速普及全国各阶层，英国遂成为世界最大茶叶消费国，人均年茶叶消费量最多时竟然达到10磅。饮茶方法的讲究，为其他国家所不及。泡茶是一种艺术，全国男女老幼都懂得怎样泡制一杯合口的好茶。［4］
三、其他方面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