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6 09:56:39
序论：在您撰写中法文化差异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就是那些经典文学，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文学既能够展现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化形态，也能够反映出形形的社会生活，当然，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再现形式。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在文学发展中也体现较深入和广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也是中西方文学的融合与发展。所以对于中西方文学的研究与解析，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解析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的思想内容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无论是文学的表现形式，还是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内容，都是双方所需要的，但是就中国文学发展来看，并非完全借鉴西方文学的特点，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更突出中国文化的思想及价值观，这也形成中国文学的特点。比如在价值观念方面，对于国家及社会的关注度是中国作家的社会担当，这也是他们必须关注和聚焦的范畴，所以，只有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强烈的感受，这种内心感受及价值体现与西方文学的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价值体现。中国作家在借鉴西方文学观念的同时，也恰当地融入了中国所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念，从而使中国文学体现出一种中西相融的独特魅力。再比如在审美价值方面，中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精神不同，因此也就形成了鸽子的审美的标准与需求，一些作家为了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更贴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要求，对于审美价值融入更多的民族特性，这样的文学不仅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同时更与本民族的特性相贴近，更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学所展现出的独特之处。
在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手法，其中寓言就是一种，通过对中西方寓言故事的分析与解析，让我们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中，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从中找到中西文学的相似与差异所在，为二者共同发展提供依据。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古至今，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也是中国文学的最早来源。中国先奏时期的文学书籍《山海经》，汇集了我国古代大量的神话故事，其中涉及宗教、民俗的也数不胜数，对现代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比如《夸父逐日》这则神话故事，描述的上古时期神人夸父追赶太阳的故事，在追赶太阳的过程中，他被灼热的太阳烤死在路上。这则神话故事是通过一种拟人的描法来表达人类一种坚持不懈、努力争取的精神，既然是神话故事，就融入了故事创作者丰富的想象，故事当然也会揭示人们关注的问题。虽然人们这个故事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和理解，但它所揭示的意义和目的是让人们认识世界，这个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淡然最值得让人称道的是，故事的创作者就是在表达个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期望。再比如《精卫填海》，炎帝最疼爱的小女儿女娃在东海游泳时淹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化成了一只精卫鸟，离开了家人的女娃当然对大海是痛恨无比，他发誓一定要填平可恶的大海，于是，这只小鸟开始了她艰难的复仇行动，她每天都从西山上叼来小石头和小树枝，并且将它们扔进东海，虽然故事中并未实现她最初的愿望，但却表达了一种坚持不懈、不怕困难的精神。这两则神话故事描写的都是人类与自然相抗争的故事。除此之外，《山海经》这部书籍当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值得我们去阅读，尤其是神话中人类积极争取，对美好生活充满期望的思想。随着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诗经》的出现使人类的伦理道德有了更多的体现，人类对于伦理道德的关注与思考也越来越多起来。在《诗经》中有许多的文学内容都强调了让人明晰的成分，或揭示或批评，这也使文学作品中对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苦难之处真实地揭示出来，使文学发展带上了深刻的责任与思考，成为一个时展的展现与思考。
我国的大量神话故事中，多数体现出了以物言志的方式，通过这种内隐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释放自己的情感，这种情绪在许多的神话故事中都有广泛应用。比如《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等，也表达了人们内心的苦闷。虽然这些神话故事所体现的是一种坚持不懈、勇于抗争，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思想认识上的偏激，其表达出来的结果往往失败，所以当这种努力经历一系列变化之后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自然会引起人们内心的苦闷，这也是中国人对于审美价值的一种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人类对自然间的关系不再有太多的关心，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的需要而发生着改变，交流和沟通成为工具，将人们之间变的紧密，在长期的贾汪和沟通中，人们彼此得到了信任，于是这种关系也开始和谐，人们之间的情感也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起来，这种人伦道德观念也变得清晰而深厚起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多以后，自然也会出现不和谐的一面，尤其是在中国史官文化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相互迫害的情况时有发生，早先形成的和谐深厚的人伦情感开始变得更加现实起来，由于人们对于物质的占有与欲望越来越强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开始变得令人苦闷，人与自然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变化，都使一种苦闷的情绪开始漫延起来。中国文学正是将这种苦闷的情绪以最真实的笔触展现出来，也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别样的审美价值观念，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西方文学的最早来源是古希腊神话。这些神话故事通常以诗的形式展现人类起源及发展历程。使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及矛盾冲突形象地展现出来。《神谱》是最具代表性的古希腊诗集，不仅保存最为完整，同时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集中有关于宙斯神族的介绍、有宇宙与世界如何形成。古希腊的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它们对于个体的神极为崇拜，对于自然界的事物并不崇拜，这也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在。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包括了各种爱情亲情友情，它们之间也有冲突矛盾。在神谱中曾经记载道，在世界之初，乌拉诺斯与该亚女神由于相爱有了爱的结晶，这个孩子确实一个巨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矛盾不断，导致小儿子对父亲的不满，于是，乘着父亲不注意，便用镰刀割掉了他的阳物，并且把父亲的男根丢进了大海，在男根落入到海中的那一刻，激起的泡沫化成了维纳斯。从这些神话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西方最原始的历史文化，他们的民族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在西方国家的原始的民族形成中，她们往往是年轻的一代会不断屠杀那些老年人，这种杀戮往往是一个家族之间的杀戮，家族之间的氛围就显得血腥和残暴。从这些神话就看出了西方国家最原始的社会形态。没有正义就是当时社会的人与人之间体现，掠夺与杀戮就是人类存在的形式。由此可见，西方文学是通过揭示人类发展的奥秘来不断释放他们所认同的价值思想，这也正是西方价值观所在。西方历史文化之所以与东方文化有特别大的差异，其根源正是人类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与困难相较量，向自然界掠夺，在这种掠夺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化，尤其在面临自然与人伦的矛盾时，为了生存，人伦也遭到践踏，人们之间的情感备受伤害。尽管现实残酷，但这种现状却仍没有改变，人们对于现实的渴望与目标只会一味地向前，尽管情感受到伤害，也会为此而痛苦，但却不得不如此，这种坚持不懈的决心为历史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
西方文学尽管在价值观方面有其独特的地方，但是，西方文学也在某种程度上不断觉醒，很多创作作品是会带有对历史的及人伦的批判。比如在美狄亚取得金羊毛的故事中，作者描写了善良的美狄亚被贪婪的丈夫抛弃，作品用很多描写对美狄亚的丈夫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她的父亲及兄弟进行了道德批判。可见，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仍然可以看到对于人伦批判的影子。这也是西方文学所特有的一种价值观体现。他们认为任何邪恶情的发生与出现都带有历史合理性，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都仅仅只是一个偶然，所以二者并无历史的必然关系。这也是西方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创作形式。
中国文学在创作中，也借鉴了西方文学的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中国文学在这样的融合之下所呈现出的是只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中国文学通过相对的思想借鉴下，不仅使自己的文学表现出一种创新特点，同时也与西方文学有着较大差异，这也使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及审美观等方面都产生了差异。西方文学认为文学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文化形式，是一种代表不同民族与历史的产物。西方文学带有极深刻的哲学思想，是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探索。而中国文学所代表的是一种本民族的文化展现，具有特定的历史特性和对于社会的批判。无论中国文学有着怎样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体现，但是作家对于文学都带有一种美好的期望，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揭示与批判，是一种对于文学的思想情感的抒发。
关键词 文化差异 法汉语言对比 语言
中图分类号：H32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Sino-French Cultural Difference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French and Chinese Language
ZHANG Y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Hu'nan 411100）
Abstract Languag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but also the carrier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is paper， a detailed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French in the title， the meaning and origin of foreign language difference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rench culture， and fully explain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al differences； comparison of French and Chinese language； language
1 文化
“文化这个词源于拉丁语“colere”。这个词的第一要义便是培植、创造，即对土地的开垦和耕作；后来延伸到精神生活中；艺术、诗文、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历史、政法、宗教等，都属于文化概念的范畴”。①文化的传播主要依靠语言文字进行，而语言的进步也正是文化发展历程的写照。一句话总结就是，文化是语言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语言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中法两国的文化背景相差甚远，所以两国的语言也就自然体现出这种矛盾。本文通过对汉语和法语在称谓、词义等方面的详细对比，从而进一步研究两国在文化层次上的不同之处。
2 法汉语言中的称谓差异
（1）亲属称谓的社会化问题。在汉语中，为了表示尊敬或者亲近，经常将亲属间的称谓扩展到不是亲属的人中，将其社会化。例如，我们经常会称呼周围的邻居“王奶奶”、“李伯伯”、“张大妈”等等。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亲属称谓，在法语表达中基本上是很难见到的。在法国，对于不太熟悉的人，女士一般用Madame，而称陌生男士就用Monsieur。即使是对和自己的父母同辈，甚至是祖辈的男士、女士亦称Monsieur和Madame。这就像在中国称呼“某某先生”和“某某女士”，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看来，这似乎就有些不守规矩。
（2）职务称谓问题。为了尊重对方的职业或职务，中国人习惯于用职务+姓来称呼别人。如，张院长，谭校长，刘老师，王司机等等。法国人见了这些称谓，定会觉得非常好笑，在职业方面他们只保留了少数几个传统称谓，如prsident， docteur， ministre等。
（3）中国特色称谓。中国人常在熟人的姓氏前加上“老”和“小”来称呼对方。如：老张、小李。其实这里的“老”和“小”并不能从字面来理解，认为它只指年龄差异，实际上它还包含了身份差异、地位差异、经验差异等等。也许老张并不老，小李也不一定就很年轻。另外，中国人为了表示对长者的敬重，常称其为：“张老”、“刘老”等。如果用法语直译出来就是vieillard ZHANG、vieillard LI。这在法国却丝毫没有敬重的意思，反而因为法国人最忌讳别人说他老，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当然，在法语中也并没有这样的表达。②
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法汉两种语言体现出来两国文化理念上就存在在分歧，中国人看重伦理关系；法国人看重个性自由。即中国人重“情”，法国人重“理”。这种分歧又突出的表现在了各种语言称谓上。
3 法汉语言中的词义差异
词的概念意义是词的基本意义，这种意义被收录在词典里，不和客观世界的事物和现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对概念意义的理解不会因人而异，但是，作为语言的基本“建筑材料”的词，放在日常语言交际中使用就会发生不同的意义。③下面就从词的风格意义、感情意义以及双关意义来进行对比。
3.1 词的风格意义
中国《诗经・卫风》中写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这是一首描写美人的诗。译成法语大致如下：Les mains comme les bourgeons tendres， la peau comme la graisse solide， le cou comme une larve de saperde， les dents comme des graines de gourde comestible， la tte comme une cigale et les sourcils comme un phalne……
法国人读到这个译文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哪里是个美人，明明是个丑女。其实，这是中国古代审美以及诗歌风格融合后的产物，这种诗歌的风格意义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一种需要细细品味的含蓄描述，而一向拥有直线性思维的法国人则很难体会其中奥妙。
3.2 词的感情意义
“好”这个词，从单个词来看，它可以根据词性翻译成bien或者是bon。《红楼梦》中，黛玉在临终之前突然哀怨的叫着：“宝玉！宝玉！你好……”这个“好”字该如何理解？我们仍然可以简单的直接将其翻译为bien或者是bon吗？应该不会有人一味采取直译法，把这句话译成 “BAOYU！BAOYU！ Tu es bien ……”这个“好”字蕴含了黛玉太多欲言又止的细腻心思，法语中简单的bon或bien都不能很好的表达出这种复杂的情感。
3.3 词的双关意义
所谓双关，是指一个词语同时表达出两种不同的含义，这种现象在法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但由于两种文化背景不同，很多时候没有读到原文是无法理解一些词语的双关意义的。如，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④汉语中的 “晴”和“情”两个字是同音异义字，当翻译成法语时，我们却很难找到合适的法语词汇来翻译这种双关意义。
在法语中也有同样的例子。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有一段话：Ah a， dit le fossoyeur， vous tes sonneur de cloches. Din don， din don； vous ne savez dire que a. Allez vous faire lanlaire .
译文如下：挖墓穴的人说：“哦，还是这些，您简直就是敲钟人，叮咚叮咚的家伙，您就会说这些吗？去去去，离我远点。”
其实法语中的“Din don”连起来写时，便成为dindon（蠢人）。如果从声音上讲，“叮咚”既是指钟声，又可听为“愚蠢”。不过是双关语的铺垫。但是用汉语无法将两个意思很贴切的同时表达出来，只好择一弃一，然后用注释的方式来解释另一个含义：“蠢人”。⑤
同样是双关语，法语中的这个双关语因为涉及到拟声词，并且双关所指词语一目了然，马上就能明白作者的意图。而中文中的那个双关语，需要读者仔细推敲，并结合上下文才能明白其中意味。
汉法语义的分歧要放到社会文化环境内加以区别。从法汉词义的对比可以看出，法语多为音义词，表达更形象、直接，；而中文多为意义词，多用一些值得推敲和耐人寻味的词，需要人去“意会”。即法国人思维是直线性思维，直接热情，目的性强；而中国人思维则是曲线性思维，含蓄内敛，需要铺垫。
4 结语
从法、汉两种语言的对比就可以看出，不论是称谓、词义还是外来词，两者都有所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两个民族文化差异的具体体现。可见文化因素是学习语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要学好一门外语，就必须对所学语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
注释
① 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② 方仁杰.法语社会语言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23.
③ 杨真洪.英汉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J].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03（1）.
[关键词]法律文化；物质基础；法律基础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107-01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原因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物质基础不同
认为，“法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其最终决定因素是物质生活条件，包括相互联系的统治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和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由于中西方所处的经济模式有诸多的不同，所以中西方法律文化也就有了差异。
1.中国的由农业主导的自然经济
可以说，在古代中国，农业是法律文化产生的社会生产实践条件。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人从属于自然，“靠天吃饭”，没有充分完成人与自然的分裂，而是天人合一。而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又必然导致对群体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农业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人身隶属的依附关系，没有充分完成人与群体的分化。所以，就个体来讲，人没有任何独立和自主，依附性的活动关系又必然形成依附性的文化意识，拿中国来讲，在农业文明时期，群体本位的伦理文化就始终左右着意识形态的发展，社会需要的只是服从和“听命”，提倡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完全泯灭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即人的自由本性。这种伦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人治传统的根源。而且，在农业文明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人们生活在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中，熟人社会往往靠伦理、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调整人们的日常行为，对于国家制定的维护君权统治的法律却没有亲近感，更无自觉的应用意识，不可能产生出信法、尚法和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2.西方的由工商主导的商品经济
相对古代中国的农业实践，西方国家在自然经济的怀抱中兴起了独立的工商城市。例如.在希腊.一些城邦首先创造了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城市文明。它们依托地中海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靠发展工商业.颁布法律.管理行政等手段进行统治并初步形成了专门调整工商贸易关系如商业汇票、海商信贷、风险融资等方面的规则。这种悠久的商品经济传统，平等主体的权利型、契约型交往，孕育了现代法治的观念。西方的工业文明更使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成为主体，市场经济的平等、自由的本性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使人在社会关系上也日益独立自主，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和人与群体的分化，工业文明的时代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时代，人的自由本性得以充分发挥，使人潜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被释放了出来，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需要法律至上的治理方式。西方法治观念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
（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思想基础不同
1.中国“天道”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由着独特的哲学思想基础，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天道’，它主要由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天或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自然法则；二是天或神的合乎道德的意志。天道，在古代哲学理主要指阴阳之道、五行之道、仁道。所以，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规律、道理就要顺从天道、体现天道、实践天道。而天地自然阴阳五行的根本涵义是伦常之道。自然的阴阳秩序、五行秩序实为亲亲尊尊、尊卑有等的秩序。董仲舒云：“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种人伦化的天道就产生了伦理化、等级化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和制度。
2.西方“人文”的哲学思想
西方人文精神是以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为主流，包括后来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近代民主精神。它是建立在反对宗教垄断和封建专制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对经院神学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神为本的基督精神，为“人的发现”“一切为了人”的现世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人文精神决不是依附和追随现实统治，为之辩护；而是以批判精神为武器对抗现实的黑暗统治。它积极关注世俗生活中的人的地位、尊严、权利，但作为精神追求，又充分展示人的自由天性和潜能的理想社会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如自然原则、契约自由、分权制衡、民主政治等等”，后来西方兴起的法治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这种人文精神指导下的必然产物。
二、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由许多优秀的精神，其中始终贯彻的正义、自由、平等权利等法制因素，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专制、特权、宗法家族关相比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所尊重的分权制衡、主体意识、权利本位、罪刑法定等原则，也成为现代法治社会寻求的价值目标和大众普遍服从的法律意识，使西方法律文化更能为现代社会所需要，所认同。这也是中国法律文化中急需充实和修正的部分。
同时，中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也已有很多可继承利用的优良部分。比如：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体现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神论精神；日臻成熟的法律艺术；立足于社会总利益的“集体本为”；行为规范的多元素综合结构等。
总之，要提倡兼收并蓄的态度，既在传统文化理搜寻精华，从理解国情里发现规律，从西方成果里汇总经验，从移植中缩短距离。利用本土丰富的法律文化资源，兼容世界一切法律优秀文化成果一定能促进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1]李龙.法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1．“诗学”一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演变“诗学”一词的最早使用，一般说来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诗学》的原文为Aristo－telousperiPoiētikēs，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iētikē意为“制作的技艺”，等于poiētikētekhnē，因此亚氏的“诗学”一词实包含了两个关键词：“诗”（poiētikē）和“技艺”（tekhnē）。poiētikē从动词poiein（制作）派生而来，故诗人是“制作者”（poiētēs），诗则是“制成品”（poiēma）。tekhnē来自印欧语的词干tekhe－，原意为“木制品”或“木工”。它是一个笼统的术语，既指技术和技艺，也指艺术和工艺，而古希腊人没有把这两种含义严格区分开来。在希腊人看来，诗人做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都是靠自己的技艺“制作”社会需要的东西；称呼“写诗”，他们不用graphein（“写”、“书写”），而用poiein。⑥在柏拉图以前，诗和诗人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按照维科的看法，人类的历史愈往上走愈充满“诗性的智慧”。⑦诗人作为“通神者”，又往往将先知、祭司、甚至王者的“身份”集于一身，而荷马经常用“神一样的”（theos）一词来称赞诗人。诗人虽说也是凡人，但是他们受到了神（缪斯）的特别眷顾和宠爱，写作诗歌是一种神赋的才能。至于诗人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实则与诗的实际功效密切相关；正如中国的先秦时代一样，早期希腊人也主要是从诗的作用方面来了解诗并借此对诗和诗人进行不同的定位和评价。到了公元前5世纪，荷马和赫西俄德因其诗歌的多重功用而被普遍尊为希腊民族的教师。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于柏拉图（也许还包括苏格拉底）等人的见解，⑧诗和诗人的地位开始下降了。柏拉图一方面秉承了前人早已提出的诗歌神赋论、模仿论，另一方面又在神赋论、模仿论之中注入了和前人全然不同的内容。简而言之：在神赋论中，柏拉图通过诗人代神立言的“迷狂说”，剥夺了诗人的理性地位；在模仿论中，他凭借“原型”论的独特学说，仅赋予诗歌以“影子之影子”（“与真理隔了三层”）的虚妄性质。在柏拉图看来，诗不仅本身远离“真理”，而且还因其常常具有“败坏人性中之理性判断能力”以及“迎合人性中之低劣欲望”的恶劣作用而妨碍人们通向“真理”。以此之故，他坚持要为“理想国”的青少年教育重新编定诗歌教材，删除史诗中不敬神的诗句，同时也坚持要把“说谎话的”诗人赶出“理想国”。⑨亚里士多德未曾营造过“理想国”，所以也无需将被放逐的诗人请回来。然而，他对诗和诗人的看法的确与柏拉图截然不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他拥有一个与柏拉图很不一样的哲学立场。在此，他指责Eidos只是一个空洞的名相，用Ousia（Being）取代其位置；后者作为万物之各是其所是的“本体”（按：也可译为“本质”，这里是取亚氏后期且更加重视的用法），已不是绝然凌驾于可见事物之上或之外的单独存在物了，而是恰好相反，它就寄寓于可见的具体事物之中（亚氏早期思想中的第一本体［ousia］就是个别事物）。亚氏“本体论”所蕴含的一个重大发现便是“共性”（种、属）作为“本体”（第二本体）在本源性和始基性方面要次于同样作为“本体”的个别事物（第一本体、主词），而且，“共性”就寄寓在“个别”之中。⑩这一思想直接催生了下述诗学论断：“诗”作为“个别”，既可以蕴含着、也能够揭示出作为“实体”或“本质”的“一般”。这可说正是亚氏申言“诗”高于“历史”的哲学基点，同时，他也是基于此，把诗表现“可然”或“必然”事物的“理性”能力归还给了诗人。“诗”作为“技艺”主要源自人獉的天性，神赋论以及与之相应的“迷狂说”在《诗学》中完全隐退。与“诗艺”切身相关的天性包括“摹仿”（mimēsis）和音调感（harmoniaormelodia）、节奏感（rhuthmos）；在此类天性的表现或抒发之中，人们能够得到“”。柏拉图曾指出，“歌曲”（melos）由词（logos）、和声与节奏组成。瑏瑡此处的“歌曲”大致相当于“抒情诗”的一种，而《诗学》对抒情诗始终是不大在意的。故在上述两种天性方面，亚氏尤重模仿，而对音调与节奏则甚少讨论。《诗学》以戏剧为主要的“诗”的“基型”，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有关“诗”本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其内涵绝不仅限于如何做诗的“创作论”。同时，它的重要性也不仅体现在它对这些问题的实际解答，还恰恰体现在这些问题本身及其所蕴含的予以多重解答或重新思考的可能。和亚氏的其他著作一样，《诗学》长时间被搁置在地窖，后辗转、流传于少数人之间，因此它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早期所产生的影响较小。贺拉斯很可能未曾读过《诗学》。虽然《诗艺》（此处之“诗”仍然是以戏剧为基型）的确在某些重要的观点上与《诗学》相一致，但这种一致是贺拉斯间接地得自于他人的。
罗马时代的艺术趣味十分繁杂，但缺乏哲学思辨。无论是贺拉斯还是西塞罗、昆提连、普卢塔克，其“诗论”思想均缺少深刻的哲学思考或逻辑背景。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的普罗提诺。普氏一方面向上衔接了古希腊的思辨传统，同时又把这一传统（主要是柏拉图的思想）带进了新的时代———中世纪。中世纪的“诗学”思想可以区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诗学”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极端形态复述了柏拉图的文学观念：除了《圣经》“文学”和赞美诗，世俗的文学几乎就是鄙俗欲望和诱惑的代名词，是不配在基督教的“理想国”里留驻的。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看来，“诗”，特别是“戏剧”，是“弄虚作假”的“伪造物”，而上帝绝不喜欢任何虚假。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0）对戏剧的指控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上帝的眼中，一切伪造都是不正当的。伪造声音、性别和年龄的人，伪造爱、恨、叹息和眼泪的人，都无法得到上帝的赞许，因为上帝判定一切伪善都是有罪的。上帝的法规宣判，男子穿女子的衣服是应该诅咒的；那么，上帝如何审判扮演女子角色的男演员呢？”瑏瑣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不会产生专门讨论文学现象及其规则的诗学或诗艺著作。不过，对世俗文学持憎恶、拒斥的态度，不等于完全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文学观或诗学思想。姑且不说公元1世纪犹太人斐洛（PhiloJudaeus，约公元前20—公元50）通过寓意解经（Allegory）所生发的“文论”见解。即使是坚持以宗教宰制文学的圣奥古斯丁、波爱修、圣伯尔纳，他们的著作中同样蕴含了不少独特的“诗学”思想。而从12世纪开始的中世纪后期，一方面由于世俗精神日益侵入宗教领域，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和亚里士多德之影响的推动，探讨写“诗”之“技艺”的“诗学”或“诗艺”著述不断涌现，蔚然成风。瑏瑤按照一般的看法，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在15世纪便已产生了，然而对于它的理论总结却一直没能包含于“诗学”之中。在“文学”的理论方面，仍然是以“诗”（启蒙时代以后，“抒情诗”已挤入最重要的文类之列）的研究为正宗。同时，18世纪“美学”在德国兴起，标志着哲学向感性领域的“入侵”。“美学”把一向属于诗学核心领地的“文学”本质、规律以及“形式”要素攫为己有，而使“诗学”沦为狭义的“诗歌”分类学。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思潮出现后，才算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应该追溯到索绪尔，在其划时代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做出了全新的定位，并以几组具有二元对立性质的功能关系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诠释。其中，与本文题旨最为相关的一组关系便是关于符号之纵向聚合（paradigmatic）和横向组合（syn－tagmatic）的划分；“形式主义者”雅克布森把它们分别和两种基本的文学修辞手法———隐喻和转喻对应了起来，从而促成了语言学向诗学的转化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此外，索绪尔的共时语言观还直接造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文学观”。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具备了诞生的可能。而索绪尔关于“听觉形式的能指是于时间之中展现出来”的理论（即符号、句子和话语首先是叙事性的），则强有力地推动了形式主义者（包括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对叙事性文学（民间故事、小说等）的关注。瑏瑥这些新的方式不仅仅对“诗”才有效，而是可应用于一切“文学（语言的艺术）”门类，所以此种“诗学”实为广义之文学理论的代名词。正因此，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始，“小说诗学”、“戏剧诗学”、“电影诗学”等用法才大量地涌现了出来。综上所述，西方古典文化中的“诗学”一词，主要指“诗”（史诗、酒神颂、戏剧、韵文体的寓言等）之创作技艺及原理功能研究；20世纪以后，由于“形式主义”文论家的努力，它才被用于指称广义的文学理论，即对一切语言艺术的理论总结和研究。
2．“诗学”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现代转换在古代中国，“诗学”一词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专指《诗经》研究，二是泛指一般诗歌的创作技巧和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诗经》早在先秦时期便被称为“五经”之一，西汉以来则成为官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故《诗经》研究的“诗学”实属经学，与《易经》学、《尚书》学、《春秋》学、“三礼”学等并行于世。《诗经》学可上溯至先秦时代，研究历史十分悠久，但是“诗学”一词的直接使用可能迟至唐代才开始流行。瑏瑦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李行修撰有《请置诗学博士书》的奏章，认为《诗经》具有“端本”、“垂化”、“兼听”、“兴古”之四重功用，故宜再置诗学博士以为当世立教。此后，专指《诗经》研究的“诗学”一词经常出现于文人笔下。“诗学”的第二重含义则较晚出现。该含义“诗学”的最早记载出自晚唐诗人郑谷所作《中年》一诗，内有“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一句。这里的“诗学”是指一般的诗歌创作技巧，与《诗经》学的内容全然不同。唐代开始以诗取士，诗歌创作的地位自然跟着提高了；故不只“诗格”、“诗式”、“诗法”之类关于诗歌创作技巧和诗歌自身特征的著作大量出现，而且这一风气还直接催生了“诗学”一词。宋代之后，此词开始流行，并在使用频率上远远超过了第一重含义。检索《四库全书总目》等资料，可以发现元明时期还产生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作，如较早的有元代“四大家”之一范椁的《诗学禁脔》（1卷），而同为“四大家”之一的杨载则在其《诗法家数》（1卷）中列有“诗学正源”一条。明代有黄溥的《诗学权舆》（22卷）、溥南金的《诗学正宗》（16卷）、周鸣的《诗学梯航》（1卷），等等。明人晁瑮所编的《宝文堂书目》、徐惟所编的《红雨楼书目》、赵用贤所编的《赵定宇书目》中，也都收录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述。总括而言，第二重含义的“诗学”一词包含了下述几层意思：一是指一段时期内诗歌创作的总称。如毋逢辰于大德十年所撰《王荆公集序》说“诗学盛于唐，理学盛于宋”，大诗人元好问多次指出“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瑏瑧、“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瑏瑨等等。又如，清代鲁九皋著《诗学源流考》，所论自战国至晚明的诗学变迁，其实正是历代诗歌的源流变迁。而上述“诗学”一概都是此意。二是指诗歌的创作实践与技巧。如南宋蔡梦弼著《杜工部草堂诗笺》称杜甫诗为“五百年”之“诗学宗师”，清人毕沅《杜诗镜铨序》评价杜甫诗“集诗学之大成，其诗不可学，亦不可注”，指的便是这层意思。这也是历代文人所云“学诗”之“学”的主要内涵。三是指对诗歌自身的理论研究。正如“诗格”、“诗式”、“诗法”之类的著述，“诗学”的这层含义的主旨本为探讨诗歌的创作问题，但在发掘主旨的同时也涉及了诗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故只是附带谈到的“一部分”。《诗经》学的对象当然是《诗经》，而一般意义上的“诗学”的对象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明确地说，就是指文人所创作的五七言诗体，即它并未把赋、词、曲等其他韵文形式包括在内。20世纪以来，由于西学大量涌入，尽管有些学者仍然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诗学”一词（如黄节于1922年出版的《诗学》一书，其所指与鲁九皋《诗学源流考》一脉相承，也是叙述历代诗歌的创作演变），但是多数人在使用此词时已注入了新的内涵。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结构要素、作法、功能、演进等方面。另如，江恒源的《中国诗学大纲》（大东书局1928年）、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其内容则包括了诗歌的体制、作法、基本理论等方面。这些著作均含有较自觉的理论意识。此后中间经过大约40年的停顿，自1970年代开始，“诗学”著作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先是台湾学者的著作，如黄永武的《中国诗学》（巨流出版社1976年）、程兆熊的《中国诗学》（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接着是大陆学者的更多著作，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王先霈的《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余荩的《中国诗学简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等。与传统“诗学”著作主要强调诗歌的创作与技巧不同，上述著作所注重的都在诗歌的理论方面。
有学者提出，这一内涵只是“诗学”的一部分内容，“中国诗学”应包括诗学文献学、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和中外诗学比较五个方面的内容。瑏瑩很显然，这里的“诗学”还只限于“诗”的体裁，未曾包含小说、戏剧等，故仍属狭义的诗学范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用“诗学”来指称广义的文学（语言艺术）理论，从而达成其蕴含的现代转换，这是在比较文学学科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之后才发生的。3．作为“文学理论”的诗学及其在中西文化系统中的“知识”定性与定位以诗学来指代“文学理论”，很显然是近代便已发端、而后日益得到强化与普及的“知识”西方化的一个结果。毋庸置疑，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其分类、定性以及架构的方式完全由西方提供。这一局面，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够做的，便是努力争取在西方的构架视域下重释古代的传统，使之在追求分界明晰精确之现代知识的洗礼中得到新的展现———也许这是更加醒豁的展现。那么，何谓广义的诗学呢？就其字面含义来说，可以界定为“关于一个文化系统里面的诗性言说之研究”。“诗性的言说及其研究”就是诗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基本“知识”定位。但若要进一步追寻“何谓诗性的言说”（如九缪斯的各自属性，实与诗性的功用相关），则必须弄清楚诗学的“他者”。按照西方的经验，这个“他者”就是“哲学”。“哲学”的内核是什么？就是概念的思维以及由概念关系组成的各种命题世界。诗学的边界，即由此一“他者”划定。瑐瑠以下试从与“哲学”的诸重差异来寻求“诗学”的边界：其一，哲学思维追求普遍性（要求摆脱具体性和个殊性），是概念的思维；而诗学的对象是个殊性的事物（主要内涵是鲜明生动的语言形象及其独特个性化的呈现方式），故诗学作为“理论”具有显而易见的双重性与中介性：一方面要求使用概念来追寻普遍共性（摆脱个殊性），另一方面思维的对象恰恰就是个殊性。所以，诗学是一种具有诗性内涵的概念化思维。其二，哲学的思维由“灵魂”中的理性部分来掌管，思考的对象则是“实体界”（概念、范畴、命题构成的抽象世界、“真实界”）；“诗人”的领地被划定在“与真理隔了两层”的感性领域（经验世界），变化不居，长期被哲学排除在对象之外。“诗人”说话，无法自作主宰（自主是理性的特权），他们必须被夺走了理智才能够代神说话（柏拉图）；而亚氏重新给予诗人的理智也只能限于用韵律、节奏或形象去“摹仿”必然或可然的事件（action），而非用概念来揭示事物的因果关联。总体而论，“诗人”要服从“哲学家”的管教。其三，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因果关系（就古希腊而言，尤其是指基于几何学的因果推理关系）；而诗性思维是类比关系。前者是线性的时间先后关系；后者是共时的空间并存关系，依赖想象、联想、隐喻、形象、幻象、虚构或比兴等方式将构成世界的诸因素联结成一整体。
其四，哲学的核心（理想）是求“真知”的认识论。“真知识”是清楚明晰的，不容含混与争议，所以哲学的思维首重“界定”：在求知之前，必先划定边界（定位）、确定对象与范围。诗学的核心是“求美”（延伸地说，亦可以“美”求“善”），它的“对象”往往是鲜活灵动的生命整体，彼此之间难以进行部分与整体的范围分割；一旦予以切割（如用显微镜透析树之叶片），则从显微镜所获取之叶片的“知识”与作为树之整体的“美”之间势必丧失原有的生命关联（不再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五，哲学的言说以概念和命题为枢纽，因果推导或辩证思维是其展开的主要动力，所以，即使是对话体或诗体的哲学，其形式特征与语言策略也与“诗学”有鲜明差异。相比之下，“诗”（广义）的语言策略更加偏重形象思维或直观领悟，以富有节奏感、韵律感、色彩感的语言来“观物取象”是“诗人”的独特天赋。很显然，上述归纳奠基于哲学与诗学的对抗关系（这一关系在西方的文化与思想演变脉络中起伏穿插，从未真正消停过）。瑐瑡应该指明的是，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哲学”，在中国的传统中也找不出“文学”或“文论”的对抗性的“他者”———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学”。如最具有文学性的《诗经》长期就是经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而最具艺术性的音乐和舞蹈则与礼仪同构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乃贵族宗法社会，宗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集体的我”），宗族之内等级森严，需要最严格、最繁复的礼制才能维持其秩序，但在知识领域却未曾建构出上下高低有别的层序系统。作为“知识形态”的王官之“四教”或“六教”，其内容各异，相互补充，彼此没有高下之别。
诸子之术兴，始有严整精密的体系之言，其中各自皆有总持全局的纲领与枢纽（如儒家之仁义、道家之自然、墨家之义利），但此纲领与枢纽之体（总德）并非超绝于众德之上，而自成一孤悬纯粹之“一”（如前述西方文化之元素、原子、原型等等）。相反，即凡即圣、体用合一、道器不离、通变相随，是先秦学术与思想的共同仪轨（将两者关系处置得恰到好处，便是时中）；总德与众德之间，也是类似的关系。故先秦时期诸子之相互争讧，往往只辩其是否整全（合乎天道）与偏曲（偏离天道），而不论其知识性质（思维层次）之高下优劣。与此相应，中国的“诗学”与“哲学”（“文”／“道”）关系，虽然亦有以道立文、道“干”文“支”之序次（原道、宗经、征圣以及“文以载道”、“依经立义”诸命题皆缘于斯），但是两者之间并无思维品格上的优劣之辨，相反，中国古人常常追求两者间彼此浑融合一。这种合一就是文与道的整全，否则就是偏曲（“文人”之所以被赋予贬义，就是指处于有“文”而无“道”的偏曲状态）。从文道合一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中国的“哲学”同时也是“诗学”的，道家如此，儒家如此，其他诸家也都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还怎样让中西诗学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还是只能听凭双方独自显现、各说各话？如前所述，以西释中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宿命。可以说，如何应对西方与传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换的一体两面：中西文化互为“他者”的相互否定与相互肯定，能够推进并促成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诗学亦然，因为诗学与文化本来就盘根错节、相互交缠。因此，倘要使用西方“诗学”观———借助哲学的“他者”所建构的广义文学观———来重叙中国古代诗学，就需要把古代知识系统的构成要素、性质功能以及结构关系做全盘的重整与重释。
二、比较诗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反思
诗学层面的中西比较由来已久，但学科意义上的比较与建构应该始于现代。瑐瑣自王国维以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艰苦探索已经缔结出丰硕成果：钱钟书的《管锥编》以及一系列论文，整体而言依然是后辈鲜能抵达的高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专题性更强的著述相继问世，则将诗学比较往深处做了较为显著的推进，代表性成果如《中西比较诗学》（曹顺庆著，1988年初版）、《比较诗学体系》（、童庆炳主编，1991年初版）、《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杨乃乔著，1998年初版）、《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余虹著，1999年初版）、《比较诗学导论》（陈跃红著，2004年初版）等，至今仍然富有启迪性。王国维所做的尝试最近受到罗钢一连串的质疑与重估，但笔者以为王氏在本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他把美学与文艺理论置放在与哲学、伦理学的相互关系中定位、了解，使得“通西洋之哲学”与“伦理学”成为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以及尼采的学说来建立了解此三者关系的知识架构，即在哲学、伦理、美学三大领域之下确立：理性、悟性（今通译“知性”）、感性三种能力，超验、经验两重世界，抽象（先天而普遍）、具体的认知“形式”，直观、概念的知识类别，主观、客观的事物性质等知识层级。美学在此构架中处于连接哲学与伦理学的中介位置。也就是说，美学（含文艺理论）的性质兼具认知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美同时具有认知（真）与实践（善）的功用。对于美学的这种认识与定位，在比较哲学、比较诗学的具体展开别重要，因为它能够作为一种学术参照清楚地反衬出中国美学（含文艺理论）在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中的不同定位、性质和内涵。
笔者认为，从构成文化系统之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入手，确定诗学在系统中的性质与定位，进一步探讨其在起源、方法、功能、目标以及种类等诸方面的内容和特征，这种“知识论”的进路是今日中西比较诗学方法论建构的一个堪称上佳的路径。换言之，今日的比较诗学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建构，更应该沿着王国维开拓的道路向前推进。受各种限制，本文尚无力依循上述思路进行系统性的尝试，下面仅就方法论建构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第一，要明白“诗学”在中西文化整体中的定位及其性质、功能以及与其他要素的结构关系。如前所述，中西文化在上述诸方面是有根本性差别的，若以关键的学派、关键的概念与命题为个案，是可以就这些差别进行整体的概括和论述的。但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每个具体的诗学问题还会因人、派别、时空的不同而产生或隐或显的差异，这就要求对于每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必须将此问题在严格的限定之后置于生发与演替的脉络之中进行。第二，要对相关概念做出辨析。所谓“相关概念”，主要是指两种情况：其一，学者用以诠释本国诗学或文学现象的他国的概念，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等；其二，学者从不同诗学系统中截取过来作为比较对象的概念，如“雄浑”与“崇高”、“纤丽”与“优美”、“道”与“逻各斯”，等等。中国学界在这一方面所做的“比较”工作不能说一无是处，但是诠释中的错位、误读、甚至歪曲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而其原因，主要在于未展开深入的辨析，在未对研究对象的真正含义具有真切到位的理解之前便展开贸然的“比较”。有的研究者不通外文、不读原著，就敢于进行长篇大论的“比较”，这无疑加剧了错误理解的泛滥。仅就学界较为热门的话题“道与逻各斯”而论，从钱钟书起，中国不少学者便对两者之“惊人相似”表示了浓厚兴趣。但是，“常（原理）、道（言说）”之“道”果真是“逻各斯”的核心蕴含吗？赫拉克利特与海德格尔果真是西方“逻各斯”的真正代言者吗？“逻各斯”与“einai／eidos／ousia”瑐瑥是何关系？
[关键词]茶艺；茶道；中日茶文化；发展方向
On China's Tea Art as well as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Tea Culture.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
Abstract: Early in Tang dynasty, the trend of tea drinking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the Chinese word Chadao(茶道) came forth, which disappeared later, and the book "Tea Classics" wrote by Lu Yu and other books on tea focus on explaining the art of enjoying tea (which is called Tea Art). Oppositely, Japan, after in- troducing tea drinking from China, has developed Chadao(茶道) under the thick religious sense. Different histor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have led to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 Chi- nese scholars developed tea drinking as an art in life, while Japanese monks and priests regarded it as Buddha regulations.
Key words: tea art; Chadao; Chinese and Japanese tea culture;developing direction
“茶艺”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台湾茶文化界首先创造出来的，用以概括品茶艺术的内涵。但是品茶本身却是很早就存在，并且在品茶过程中生发出茶道精神。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茶艺与茶道无疑占据核心地位。不过与脱胎于中国母体的日本茶道相比较，中国的茶道似乎显得薄弱些，这很让一些爱国心特重的国人觉得尴尬，尽管底气不足，还是要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辩解。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用不着回避，感情用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不足之处，权当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正。
一、中日两国茶道观念的反差及其原因
所谓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尝的艺术。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艺为主体，因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谈得上品茶。但是，品茶是茶艺的最后环节，如果没有品尝，泡茶就成了无的放矢，泡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品。而且，只有通过品尝过程中的各种感受和遐想，产生审美的愉悦，才有可能进入诗化的境界，达到哲理的高度，才可能升华为茶道。
茶道就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和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它经常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故中国古代也将茶道精神称作茶德，如唐代的刘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属于茶道精神范畴。刘贞亮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饮茶可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明确地以理性语言将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层次，可视为中国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中国的茶道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晋杜育的《?赋》，但是直到唐代中期才出现“茶道”概念，最早见于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描写了饮茶的三个层次：“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其第三层次就是饮茶的最高层次，即品茶悟道，达此境界一切烦恼苦愁自然烟消云散，心中毫无芥蒂。该诗的最后两句是“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意思是世上有谁能真正全面地了解茶道的真谛呢?看来只有仙人丹丘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茶文化史上首次出现的“茶道”概念，其内涵与诗中的“三饮便得道”相呼应，也与现代对“茶道”的界定较为接近，在中国乃至世界茶道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自此之后，在中国古代茶书中却不见“茶道”一词，直至明代张源的《茶录》才提到“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茶道尽矣。”但这里的“茶道”仅是一些技术要求，并无品茗悟道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既与皎然的“茶道”也与现代的“茶道”精神相去甚远。在张源之后数百年间的明清茶书中，又不见“茶道”一词。个中原因实在耐人寻味。在我看来，恐怕与茶圣陆羽的影响有关。
皎然是唐代著名的茶人和诗僧，也是陆羽的挚友。他大陆羽13岁，是忘年之交。他对茶道的理念陆羽定然了解。但是尽管陆羽的《茶经》中涉及(或者说流露)了一点茶道精神的内容，但却没有出现“茶道”一词，也没有正面叙述茶道精神的段落或词句。显然，陆羽没有接受皎然“茶道”的观念，他在《茶经》中重点阐述的是煮茶技艺(茶艺)和对茶汤的观赏，对茶具的实用性和艺术美非常重视，但没有从“形而上”角度来考虑茶道问题。茶圣的《茶经》不谈茶道，后来的茶书也不谈茶道问题。如与陆羽同时的裴汶在《茶述》中就已经提到茶的功能“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这已涉及到茶道的基本精神，但是就是没有归纳为“茶道”一词。又如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也涉及到茶道精神：“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可以说，“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是对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显然，赵佶继承、发展了裴汶的观点，然而书中也没有出现“茶道”一词，可见，他也没有接受皎然的理念。既然号称茶圣陆羽的《茶经》和作为皇帝赵佶的《大观茶论》都不提“茶道”，往后的茶书作者大多是官僚地主出身，都是一些保守成性的儒生，只会萧规曹随，更不会独辟蹊径去探讨什么茶道问题。
中国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在《茶喜》一诗的序言中曾经指出：“夫予论茶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①
所谓茶之四妙，是说茶艺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湛”是指深湛、清湛；“幽”是指幽静、幽深；“灵”是指灵性、灵透；“远”是指深远、悠远。都是与饮茶时生理上的需求无关，而是品茶意境上的不同层面，是对茶道精神的一种概括。所谓“澡吾根器”是说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自己的学识智慧更完美。“改吾闻见”是说可以开阔和提高自己的视野。“导吾杳冥”则是使自己彻悟人生真谛进入一个空灵的仙境。这正是现代茶人们所要追求的茶道精神和最高境界。可以说杜浚已经碰撞到了茶道的大门，可惜的是他也未能跨过这道门槛，因为他也没有接受“茶道”的概念，他所概括的“论茶四妙”也未得到后人的重视和弘扬，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纵观中国古代茶学史，出现了众多的茶书，其书名有《茶经》、《茶述》、《茶谱》、《茶录》、《茶论》、《茶说》、《茶考》、《茶话》、《茶疏》、《茶解》、《茶董》、《茶集》、《茶乘》、《茶谭》、《茶笺》等等，就是没有一本叫《茶道》，也没有一本茶书中有专门谈论“茶道”的章节。反观此时的日本，茶道已经发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了16世纪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规：和、敬、清、寂，一直沿袭至今，奉为圭桌。两相对照，确实反差很大。茶道的源头的确在中国，“茶道”一词也是最早诞生于中国，然而自唐代以后，中国历史上的茶道观念并不发达，至少在近代以前是如此。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那么，中日两国在茶道方面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见，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将中国的饮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们是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的，并且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严格的传承下来。日本历史上的茶道大师都是声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赋于日本茶道以浓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强了日本茶道的权威性，特别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继承的“家元制”，使其权威性更为稳固持久。
二是日僧来中国留学之时，中国的饮茶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在皇室贵族之间流传，长期为统治阶级所专享，后来才逐渐传播到民间，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饮茶方式和清规戒律也为民间所全盘接受，形成社会共识。
三是日本统治阶级对茶道的重视利用，加强了茶道与权力的关系。如15世纪的幕府第将军足利义正，让高僧村田珠光撰写茶汤法则《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庙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禅院式茶礼，竭力以饮茶方式来改善人际关系，并且祈祷天下太平。后来的统治者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更将茶道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一统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为专职茶头，要他继续制定和完善茶道的仪式和规则。丰臣秀吉还常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举行规模盛大的茶会，进一步扩大了茶道的社会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茶道成为日本统治者驾驭民众的一种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会中能产生巨大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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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浚：《变雅堂集》诗卷3。
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茶文化是在民间土壤上发育起来，逐步成熟。在中国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来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形成宫廷贵族茶文化。民间的饮茶风习之盛已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远近同俗”、“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旧唐书·李珏传》)的程度，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剥夺的。茶叶已成为百姓们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养生，以茶自娱，以茶敬客，以茶赠友，以茶定亲，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风俗习惯，无需教导，无需劝说，人们自然而然会遵守。整日里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不会自觉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文人雅士们则醉心于品茗技艺的探研，他们都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品茶时追求诗意的审美境界，很少人会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去考虑茶道精神问题。古代的官吏们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历来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得意时忙于政务，自然无暇来过问茗饮琐事，倒霉失意时则隐退山林不问政事，只以茶来排忧解闷，寻求解脱，不会过问社会道德教化问题。而中国的佛门僧侣向来不干预寺外尘俗世界的事务，他们出来参加茶事活动，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现，除了个别像皎然那样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茶道问题。
至于历代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赋于茶事活动以崇高使命，虽然他们也经常以茶宴、赐茶的方式来招待群臣，但仅是作为宣扬皇威笼络臣下的宫廷礼仪而已，并未具有太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他们看来，有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足以成为统一全国民众思想的强大武器，区区茶道，实在是无足挂齿。这是丰臣秀吉们统治的日本所不可能具备的。儒道大于茶道，这可能就是中国茶道观念不发达的最重要原因。
二、中国茶艺的发展历程
对于中国的茶人来说，饮茶是一门生活艺术，着重追求品茶时的艺术情趣，而不是缺乏诗意的清规戒律。即使是讲究“禅茶一味”，也是侧重以禅意来提升品茶的诗化境界，并不强化宗教色彩。
中国人饮茶饮了几千年，开始是将茶作为食物，然后作为药物，后来成为饮料，至迟从西晋开始，就将饮茶发展为一门生活艺术。作为饮料的茶汤，主要的功用是解渴、提神、解乏、保健，基本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生理上的需要。但是西晋诗人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中有“芳荼冠六清，滋味播九区”诗句，已经在描写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可见当时人们饮茶开始讲究欣赏香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了。杜育的《拜赋》除了描写茶叶生长环境、采摘情况之外，还涉及用水、茶具、茶汤泡沫以及饮茶功效等，可以看出当时饮茶已经有了一套技术要求。特别是其中描写茶汤泡沫的几句：“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哗如春薮。”意思是刚煎点的茶汤，茶末下沉，泡沫上浮，其光彩白如积雪，亮丽像春天的花卉。如此重视欣赏茶汤泡沫的色彩和形状，则当时必有培育茶汤泡沫的技术，据关剑平先生的研究，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采用茶筅搅打茶汤使之产生泡沫。[1](p306)而对茶汤泡沫的欣赏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饮茶就具有艺术性了。至于《?赋》的最后两句：“调神和内，倦解慵除。”描写饮茶的功效，可视为中国茶道精神的萌芽。
中国茶艺的成熟是在唐代。这是因为有一大批文人介入茶事活动，撰写了众多的茶诗，提升了饮茶的文化品位，使品茗成为一种艺术享受。其中如孟浩然、王昌龄、李白、皎然、卢仝、白居易、元稹、杜牧、齐己、刘禹锡、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都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茶诗，对唐代品茶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代诗人们品茶，已经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赏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从他们的众多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2](P252—254)除了前述皎然茶诗的“三饮”之外，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描写的“七碗茶”也很典型：“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样的品茶已经不再把茶汤当做是一种饮料，而是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或者是诗人们审美活动的一种载体。可见，我国的品茗艺术至少在唐代中期已进入成熟的时期。因此，陆羽的《茶经》对此进行了全面总结。
陆羽将唐代的煮茶技艺总结为：“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茶经·六之饮》)，就是茶叶采造、鉴别、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饮用等九个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据《茶经·五之煮》记载是先将茶饼放在炭火上烘炙，两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状，然后趁热用纸囊包起来，不让精华之气散失。等茶饼冷却后将它碾磨成茶末，再筛成茶粉。等水烧到冒起如鱼眼大小的水珠同时微微发出声响，称为一沸，要放点食盐进去调味。等水烧到锅边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先舀出一瓢滚水备用，再用竹笑环击汤心，然后将茶粉从中间倒下去。过一会儿锅里的水翻滚为三沸，将就刚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时锅里的茶汤会产生美丽的泡沫，称为“汤华”。这时茶汤就算煮好，分别舀人茶碗中敬奉宾客。
陆羽提倡的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罗(筛)茶、烧水、一沸时加盐、二沸时舀水、环击汤心、倒人茶粉、三沸点水、分茶人碗、敬奉宾客。整套程序是相当完整的，其技术要求也是颇为明确、具体。陆羽特别重视煮茶时要培育出美丽的“沫饽”。称之为“汤之华”，华者花也。指的是茶汤表面上浮泛的一层细密均匀的白色泡沫：“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赋》所谓‘焕如积雪，晔若春薮，有之’。”陆羽用了枣花、青萍、鳞云、绿钱、菊英、积雪、春薮等一连串美丽的名词来形容茶汤的泡沫，可见他对此是何等的重视。其实，唐代的诗人们也都很欣赏汤华的，常常用乳、花等美好字眼来形容：“沫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洲》)、“铫煎黄蕊色，碗转麴尘花”(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白云满碗花徘徊”(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白花浮光凝碗面”、“碧沉霞脚碎，香泛乳花轻”(曹邺《故人寄茶》)、“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郑遨《茶诗》)……总之，唐代煮茶并不是只煮出一锅普通的茶水，而是十分讲究培育茶汤面上的沫饽(汤华)。可以想象一下，唐代流行用青绿色的秘色瓷茶碗，茶汤是金黄色(杜牧《茶山诗》：“泉嫩黄金涌”；元稹《一字至七字诗》：“铫煎黄蕊色”)，汤华又是“焕如积雪”的白色，一碗在手，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难怪诗人们会产生那么多美丽的联想。
不过，在唐代茶艺发展进程中，除了陆羽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茶人的贡献值得注意，这就是临淮县(今江苏洪泽县西)的常伯熊。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1)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2)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已经有一定的服饰、程式、讲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成为一项艺术形式。(3)茶艺的基本程式虽然是陆羽制定的，但却是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即进行很大(“广”)加工(“润色”)之后才在社会上流行起来。(4)陆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故“李公心鄙之”。(5)既然陆羽的表演是“教摊如伯熊故事”，可见陆羽自己也接受了常伯熊已经“广润色之”后的茶艺程式，那么，现在看到的《茶经·五之煮》中有关煮茶的记载，应该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润色”而修订过的。因此，应该承认常伯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茶艺表演艺术家，是现代茶艺师的祖师爷。
唐代茶人们对“汤华”的追求对宋代的影响很大，宋代的点茶法的最大特点正是对泡沫(汤华)的追求。斗茶时是以泡沫越多越白而取胜的，即所谓“斗浮斗色倾夷华”(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当宋代的茶人们发现将茶粉直接放在茶盏中冲点击拂会产生更多、更美的泡沫时，自然就会放弃唐代的煮茶方式。而是将早已存在民间的“阉茶法”加以改进发扬。早在三国时，张揖《广雅》就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这与《茶经》所提倡的煮茶法并不相同，是将捣碎后的茶叶粉末放入瓷器中再用开水冲泡，《茶经·六之饮》中称之为“瘫茶”：“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瘫茶。”宋代的点茶法则是将“瓶缶”改为茶盏，将茶粉放人茶盏中用少量开水调匀后再冲点开水，然后用茶筅击拂使之产生泡沫。显然，用茶筅击拂产生的泡沫肯定比煮茶法要多也更美观。而茶筅是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发明。由此可见宋代的点茶法并非突然凭空冒出来的，而是有悠久的历史轨迹可寻。
从宋代的《茶录》、《大观茶论》等茶书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宋代点茶法的点茶技艺是：炙茶、碾茶、罗(筛)茶、候汤(烧水)、?菡?烘茶盏)、调膏、注水、击拂、奉茶。
宋代茶人们除了追求美丽的茶汤泡沫外，也讲究茶汤的真味。陆羽在《茶经》中虽然反对民间传统煮茶加进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佐料，但是他还是保留了加盐的习惯。宋代的点茶则连盐也不用，单纯品尝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宋代的诗人们也写了大量歌颂茶汤色、香、味的诗句，经常三者并提，如“味触色香当几尘”(黄庭坚《送张子列茶》)、“色香味触映眼来”(黄庭坚《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煮茶》)、“色味新香各十分”(葛胜仲《谢通判惠茶用前韵》)、“色香味触未离尘”(刘才邵《方景南出示馆中诸公唱和分茶诗次韵》)。而且还将三者称为“三绝”：“遂令色香味，一日备三绝”(苏轼《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戏作一诗为谢》)。
宋代的茶书就将色香味列为三大标准。如蔡襄《茶录》指出：“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茶有真香……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茶味主于甘滑”。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则将“味”摆到第一位：“夫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味之全”；“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
但是，宋代点茶所使用的茶叶仍与唐代一样，是用蒸青饼茶，即茶叶采摘后要蒸熟、捣碎、榨汁、压模、烘干成团状或饼状的茶饼，特别是斗茶讲究茶汤泡沫贵白，尽量将茶叶中的汁液榨干，“蒸芽必熟，去膏必尽”(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致使茶叶的色、香、味都受到很大损失，有时会加进一些香料作为弥补，结果又使茶失去真香真味。而民间饮用的散茶，却有不用蒸青而直接烘焙，其香气和滋味自然胜过饼茶，于是逐渐传播开来。明代谢肇涮《五杂俎》引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后说：“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正如明代许次纾《茶疏》所指出：“名北苑试新者，乃雀舌冰芽所造，一挎之值至四十万钱，仅供数盂之啜，何其贵也。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名香，益夺其气，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时制法，旋摘旋焙，色香俱全，尤蕴真味。”特别是明明了炒青、揉捻技术之后，增强了茶叶的香气滋味。张源《茶录》记载：“候锅极热，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缓，待熟方退火，彻人筛中，轻团数遍，复下锅中，渐渐减火，焙干为度……火候均停，色香全美。”茶青炒后复加烘焙，更加芳香，叶色青绿可爱，经过揉捻渗出茶汁，易于溶解，滋味更加醇厚，人们就直接采用开水冲泡，以品尝茶叶的真香真味，于是在宋元时期就已在民间流传的散茶冲泡法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饼茶改进贡芽茶之后，宋代的点茶法就被瀹茶法(散茶冲泡法)所淘汰了。自此之后直到今天，瀹茶法一直占据中国饮茶方式的主导地位。
瀹茶法是用条形散茶直接冲泡，杯中的茶汤就没有“乳花”之类可欣赏，因此品尝时更看重茶汤的滋味和香气，对茶汤的颜色也从宋代的以白为贵变成以绿为贵。明代的茶书也开始论述瀹茶法的品尝问题。如陆树声《茶寮记》的“煎茶七类”条目中首次设有“尝茶”一则，谈到品尝茶汤的具体步骤：“茶入口，先灌漱，须徐咽。俟甘津潮舌，则得真味。杂他果，则香味俱夺。”要求茶汤人口先灌漱几下，再慢慢下咽，让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触茶汤，感受茶中的各种滋味，此时会出现满口甘津，齿颊生香，才算尝到茶的真味。品茶时不要杂以其他有香味的水果和点心，因为它们会夺掉茶的香味。罗廪的《茶解》也专门谈到品尝问题：“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辨味，何异佣作。卢仝七碗，亦兴到之言，未是事实。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人瓯，云光缥渺，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主张品尝茶汤要徐徐啜咽，细细品味，不能一饮而尽，连灌数杯，毫不辨别滋味如何，等于是佣人劳作牛饮解渴。真正的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亲自动手，观水火相战之状，听壶中沸水发出像松涛一般的声音，香茗人杯，茶烟袅袅，恍若置身于云光缥渺之仙境，这样的幽人雅趣是难以和俗人讲清楚的。明代的屠隆在《考??馀事》卷3“茶笺”中强调要识趣：“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得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大焉。”品茶讲究“幽趣”，是明清文人在品茗活动中所追求的艺术情趣，也是中国茶艺的一大特色。
这样的品茶最适合用小壶小杯来品啜，许次纾《茶疏》“饮啜”就主张：“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所以茶注欲小，小则再巡已终。宁使馀芬剩馥尚留叶中，犹堪饭后啜漱之用。”冯可宾的《?舨杓恪芬仓髡庞眯『?莶瑁骸安韬?孕∥?蟆C恳豢停??话眩?纹渥哉遄砸??轿?萌ぁ：我?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的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功夫茶艺。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清初袁枚的《随园食单·茶》：“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馀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这是典型的小壶小杯冲泡法，是今天功夫茶艺的原型，至清代晚期，功夫茶艺就已经很成熟了。
据寄泉《蝶阶外史·功夫茶》记载，其具体冲泡程式如下：“壶皆宜兴沙质。龚春、时大彬不一式。每茶一壶，需炉铫三候汤。初沸蟹眼，再沸鱼眼，至连珠沸则熟矣。水生汤嫩，过熟汤老，恰到好处颇不易。故谓天上一轮好月，人间中火候一瓯。好茶亦关缘法，不可幸致也。第一铫水熟，注空壶中荡之泼去；第二铫水已熟，预用器置茗叶分两若干立下壶中，注水，覆以盖，置壶铜盘内；第三铫水又熟，从壶顶灌之周四面，则茶香发矣。瓯如黄酒卮，客至每人一瓯，含其涓滴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饮，即以为不知味，肃客出矣。”
21世纪经济全球话是全球化的首要表现，而全球化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就是语言交流的障碍。全球化大环境下的中国又处在经济全面对外开放的形式下，这就更加激起了外语学习的热潮。如果说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主要需要的是专门学习外语翻译的人才，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需要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就远远不止是英语口语交流那么简单，现在的英语交流时全方位的 多层次，涉及各个领域的交流，这就需要专门的英语翻译人才，从中英双反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入手，真是的最大限度的还原交流双方所要表达的意思，起到促进中西方之间各方面的交流，那么怎样从中英文化差异入手进行翻译呢？
二、语言文化的差异
传统的翻译将重点放在语法、语言的方面，译者强调对词语，短句和句子的解释，翻译手法大多限于词句的简单堆砌，没有超越单纯的，狭隘的语言转化层面。这就使得许多既不了解原语国的文化背景，又不熟悉原语国民族思维方式的译语国读者在与异族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交流障碍甚至误解，更不用说达到与原文作者的心神领会的境界。
在全球化与多文化背景的推动下，翻译活动越来越认同为一种文化传播与文化阐释。
三、英汉文化差异对翻译的重要影响
（一）不同文化环境对翻译的影响
环境文化指的是由于所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不同民族形成不同的思维定势以及文化。比如，居住在西亚，北非的广大沙漠地区的阿拉伯人，长期的沙漠生活铸就了他们独特的沙漠文化，在阿拉伯语中与沙漠生活有关的词语极其丰富。羊与骆驼是他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赖以生存的工具。所以阿语中有关羊的名称很多，骆驼的名称更是多得惊人，据统计，阿语中的骆驼及与骆驼有关的事物名称共5644 个。玛雅人是中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种族，他们常年生活在热带地区，一年当中只有两个季节，即旱季（la sèche） 和雨季（l’humide） ，所以在玛雅语中就不会出现通过温度、降雨量等差别来区分的“四季”“春、夏、秋、冬”（quatres saisons ， le printemps ， l’été ， l’automne ， l’hiver）这样的气候词语。
显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对文化以及语言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深入了解译语国环境文化，就会造成翻译的非等值，继而不能达到文化传真的目的。
或者可以说文化环境是指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中的文化因素。文化本来就是环境的一部分。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离开环境，也就离不开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思想，思维模式，语言文字表达习惯等等。在翻译的问题上，语言文字的特点更是具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要把英语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中国人来翻译。如果仅仅是英语专业的人，翻译当然也没问题，但是要达到准确，除了文字意思的准确外，语言文字的语言美，韵味，文字的个性，这些都需要对作品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有所了解。如果翻译者在英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对其环境有所感受，就会对作品有更好的理解，对英语有更好的理解。不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太可能完全了解作者的心境，另一种语言的生命，但通过对作品时代的历史、地理、人文等文化因素的了解熟悉，也可以帮助我们对其文化环境有所了解，也会帮助翻译的质量。
（二）英汉文化差异在思维方式上对翻译的影响
思维是语言的组成部分，而语言又是思维的表现形式。不同国家民族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西方人重视个体存在价值，西方语言在叙述和说明事物时按照从小到大，从个体到整体；而中国人强调整体观念，则以大为先，以年长为尊。汉语的排列顺序常常与法语相反。比如在谈到具体地点和日期时，“中国湖南省长沙市”，法语则是“Chang Sha ，Province de HuNan ，Chine”日期的排列也是如此。在姓名的表达上，法语先是名再是姓，强调个体。而汉语则姓在前名在后，强调整体。法语是日―月―年的排序，汉语恰好相反。在地理方位上，中国人重“东”“西”轻“南”“北”。所以汉语中就有“东西”“南北”。而法语中却没有，而是“nord-est”“东北”“nord-ouest”“西北”“sud-est”“东南”“sud-ouest”“西南”。
因此翻译过程中，不能不注意这些文化方面的细节，如果认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如此细微而不予以重视，翻译作品质量的好坏可想而知。
（三）英汉文化差异在风俗方面对翻译的影响
风俗文化是指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中，尊重各自的风俗文化是不同民族之间顺利沟通的关键。而表现在翻译过程中则必须尽量忠于原文翻译出与译语国文化存在差异的风俗习惯。比如在某些国家点头代表不同意，但翻译的时候如果翻译成“点头不同意”就会令译入国读者费解，所以按照通常习惯译成“点头同意”。 各种语言反映各种文化的个性，反映各个不同民族对世界的认识，同一客观事物在不同文化里包含不同价值，不同定义会引起不同联想，具有不同的内涵。再举一例来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认为“鹤”是一种有灵性，有仙骨的动物，冠之为“仙鹤”，也被画家推崇，常常出现在国画中，代表吉祥与如意。而在法语中“鹤”“la grue”却是“、妓”的代名词。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做到尽量忠实原文，必须注意译语国不同的风俗习惯，注意异民族所独有的语言习惯，包括习语、谚语和俚语，并根据读者群体和目标语言的特点使翻译尽量贴切生动而不是逐字逐句地直译，不然就会造成错译、误译。
自1753年，英国公使汉拔尔尼觐见清乾隆帝这一双方都有记载的官方交流至今已有260多年了，这260年不仅是中英文化的交流史，也是一部语言翻译及技巧的历史。
四、中英翻译在中国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它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影响不言而喻。三字经中“信”谓之“忠实”，此乃翻译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正如英国翻译理论家，造诣很深的古文学家，有五十多年的翻译实践经验的波斯盖特，在《译论与译作》中提出“忠实性是衡量翻译成败的最高标准”。“忠实的翻译”即“以原文之实告译文读者”。在对翻译中的跨文化因素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进程中，在以文化传真角度研究翻译理论与开展翻译实践的大背景下，对翻译的忠实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要求译语从文化角度准确地再现原语所要表达的意义、方式以及风格，乃至传达译语文化的“形”与“神”，甚至达到“译文像原作者的译语创造”，从而使翻译不仅达到语意上的相对等值，而且达到文化意义上的相对等值。这样一来，翻译不再是查词典，凑句子的简单操作，而是扮演着传达译语国丰厚的文化内涵的重要角色。
五、中英翻译的技巧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活动的结果与译者自身的文学修养、翻译技巧等各方面综合素质息息相关。英汉翻译有口、笔之分，范围涉及文学、科技、经贸、法律、旅游等各个领域，不论文体如何区别，在翻译标准，对原文要求有比较深透的理解，对译文（Targetianguage）要求通顺达意，能反映原文的精神实质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共同点。若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译者，必须关注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翻译实践过程中，如果忽视了文化差异因素，翻译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根据文化背景的不同，在考虑到目标读者群的需要基础上尽可能忠于原文，使翻译达到相对等值，努力扮演好文化交流的使者，真正实现文化“传真”而非文化“失真”。对于翻译者来说，最正确的态度莫过于把中法文化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再辅以适当的翻译技巧，通过不断的努力使自己的翻译日臻完美。
六、结束语
汉语，从黄发垂髫到老态龙锺，它在我们的头脑中印象深刻。因此，汉语干扰在英语学习的负面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汉语文化干扰在英语翻译等学习方面造成的影响。我们要从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比的角度，培养分析，掌握汉英语言在词汇句法及篇章构成方面的能力，弄清英语语言与汉语语言的差异。在日常翻译中尽量用西方的思维来翻译，减少母语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的学习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对本论文的阅读，我们可以得出只要我们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注重积累，多加练习，就能避免投入时间长，经历多，学习效率低的问题，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西语教科书 （中译本 ），人民外语出版社，1999
[2]谢卫国主编，中外文化差异简析，延边人民出版社，2009
[3] 王建军主编，拉丁文 ，人民卫教育出版社 ，2001
致 谢：
本课题在选题及研究过程中得到龙朝辉老师的悉心指导。龙老师多次询问研究进程，并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开拓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龙老师一丝不苟的作风，严谨求实的态度，踏踏实实的精神，不仅授我以文，而且教我做人，虽历时三载，却终生受益。对龙老师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今天。跨文化外语教学对培养国际化人才、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直接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教师在外语教学中肩负着不可忽视的重任。法语教师不仅要传授法语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素养，教师正确的角色定位对跨文化外语教学的开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法语教师角色定位的重要性
法语教师要明确自己的角色身份，对有效地开展跨文化外语教学具有积极的意义，语言一方面是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又是文化和文化发展的介质。对于外语教师，需要通过文化来传授语言。通过语言来传授文化。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平衡关系，既不相互隶属，也不相互对立。因此。法语教师作为语言教师必须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将此作为法语教学的目标任务之一，
根据Namv-Combes，M.-F.的划分，法国和中国都同为高语境文化国家，也就是说中法两国人民以隐性方式分享文化语境占据了交际的重要部分。跨文化交际中最难跨越的文化障碍存在于隐性文化层中，如何将中法文化的隐性表现准确地定位出来，揭示隐性文化层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中法两国的文化语境特征对法语学生跨文化素养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量调查发现，外国文化元素的融入受到外语教师表征的影响。在外语教学中跨文化的引入应该尤其重视教师的作用。外语教师首先对自身角色应有清楚的定位，要明确地认识到自己角色的重要性。教师很难在文化领域保持绝对的中立，因为他不仅是语言教师，作为社会参与者。他和其他人一样对外国文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抗拒，或者在多年对目的语学习的过程中，对异文化产生文化适应。
作为法语教师，教学任务是推广法语和法国文化，同时要坚守中华民族身份价值的推广。为了对异质文化有正确态度和评价立场，教师应该采取在母语文化和异族文化之间协商的策略，同时注意要保证自己身份的平衡，不能在两种文化中轻视某一种。
教师跨文化中间人角色的培养
外语教师是跨文化的中间人。为了到达这个目的，首先从三个方面培养自己的跨文化素养。
1 去自我中心化
这是跨文化主要的素质要求。“这个能力不是在于以别人为中心，改变自己的中心，而是一方面要力求身处他者的位置，理解他者的想法、感受、举止，试图预见他者在某种环境下会采取何种态度；另一方面，必须要保留自己的中心，首先要以自己为中心，因为这是我们的独特性，然后以我们的社会地位和它相关的文化(性别、年代、地区等)为中心，最后是以我们民族或国家的属性为中心。”法语教师要力求尊重法国人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朝向可能的融人。但同时不抛弃自己的身份。要利用去自我中心化意识帮助学生在学习外语过程中同时肯定自己的身份和交际对方外国人的身份，创造可能的合作条件。采取方式方法避免冲突。
2 相异性
虽然母语文化和异族文化的差异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真正做到承认和接受相异性，并且对相异性保持敏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通过外语学习可以更好地系统地描绘这个相异性。
目前我国高校的法语教师绝大多数都在法国留学、进修过，对法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社会风俗，对法国人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民族性格特征等有过直接的、较广泛的接触。在这种背景下，法语教师要预防各种形式的让自身价值体系中的差异破裂的文化适应，始终对中法文化差异性保持高度敏感。对同一个现象，外国人的诠释和本土人的诠释之间有本质的差异。要在学生一开始学习外语时就给他们揭示这个事实。让他们以积极的、反思的方法构建自己的学习，超越最初的印象、大量的成见和文化定型。这也是让中国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保持客观性的唯一方法。
3 主体间性
任何人都是一个主体，他只能通过其他主体的存在而存在。任何主体都依赖主体间性。主体的多样性容许了我的独特性，相应地，我对主体的存在起到作用。为了语言交流的进行，联系我们的主体间是必不可少的，与此相应，对话又加强了我们的主体间性。
法语教师在把他者一法国人视为主体的同时，常常无意识中趋向把他者转换为客体。使之物化。我们的视角通常不仅把他者看作一个人，一个主体来评价，而且也看作世界上的一个物品。作为法语教师要努力控制自身的这种趋向。从而培养学生对交际对方进行主体而非客体的分析。
教师角色在跨文化教学中的运用
1 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在课堂实践中，观察学生的口语或书面表达，发现学生由于欠缺对目的语国家的确切认知而存在的一些固有的成见和文化定型。作为法语教师，重要的是揭示这些表征。唤醒学生对此的意识。一方面要找出表征的明显性，并进行解构。另一方面是要让表征相对化，引入其他理性的认知方法。这都是为了引导学生对法国文化构建一个尽可能公正的认知。
在课堂上，教师不要仅仅实施课程内容的传授，重要的是组织学生，并和学生一道探索、研究，引导学生解释现象，给予学生理解文化的钥匙，引导学生进行文化换位思考，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2 教学设计的实践者
“外语教师或多或少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定的策略阵地。因为他在相似一相异，内一外，远一近之间构建了一个间质空间。”并且，“语言学习的语言学方面带有技术性的特点。由于它的技术性。教师通常禁止自己参与这个领域。而文化方面，更多的是无理由特点，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有利于个人发挥主动性的领域。”法语教师要积极利用这个可以发挥主动性的领域。目的语文化总是根据母语文化描述，因而对目的语文化的评价有时很主观。为了避免这个障碍，教师应该避免自己解决复杂的文化问题，而是鼓励学生调查、研究，采取启发思维的讨论式、演讲式等让学生积极参与，从而让学生自己得出对文化现象的见解。由此来寻求对现象的理解模式。并且这个模式是随着新信息的摄入而不断变化的、发展的。
3 教学开发的研究者
为了在语言教学范畴内推广跨文化维度的整体。法语教师应该积极参与国际项目、专业协会活动、政府计划、各种交流等。通过个人的参与，分析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自己的学习经历，从中提炼出促进教学的可行性方法。外语教师把本族文化和异族文化的关系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时，可以寻找和其他学科教师合作的题材，或者自己通过对跨文化的参与和思考来进行研究。从而促进教学的进一步开发。
4 跨文化教育的学习者
目前国内高校的法语教师都是非师范类毕业生。在校期间，由于缺少有关文化素养、跨文化交际类课程的选修课的学习，所以知识框架内跨文化教育成分严重短缺。虽说在跨文化教育中，对于外语教师重要的是在文化之间表达宽容、开放、协商的态度。但是不能因此就忽略了自身对文化知识的摄取。换言之，跨文化能力也需要为阐释能力服务的百科知识。因为具备多学科知识才能将隐性文化定位出来。
结束语
法语作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被广泛的在国际性社交和外交活动中应用。它不仅是法国的官方语言，而且还是遍布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法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丰富的文明硕果，涉及到各个文化领域。近年来，中法双方在经贸、文化、科教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与日俱增，对法语专业毕业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这个角度看，法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相结合的研究具有重大实际应用价值。作为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的法语教师。应对自身在跨文化外语教学中的角色定位有准确的认识，要具备对异质文化的正确态度和评价立场，使跨文化规范的教学和语言技能的培养同步进行。重要的不是无尽地发展学生的异族文化知识。而是在课堂上给学生无论是智力方面还是情感方面参与跨文化交际创造条件。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自身的跨文化素养。在实践中获得更丰硕的外语教学成果。
参考文献
[1]孙玉，外语教学论的新探索——《跨文化外语教学》评介[J]，外语界，2006，(4)：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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