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5 06: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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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对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研究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财政补贴等。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税收政策的讨论相对较早，内容丰富，也相对成熟（Abbott&Zuckert，1941；Poterba，1989；Cumming，2005），多数研究表明，税收政策调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因具体税种不同而有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创业投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理论焦点转移到制度层面，学者们对于补贴政策的关注比较少，只见Keuschnigg&Nielsen（2002）构建起一个包含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研究了投资补贴以及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作用，发现投资补贴与产出补贴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这与此前Keuschnigg&Nielsen（2001）的研究结论相似。之后，Keuschnigg&Nielsen（2004）转向创业投资机制的微观研究，构建了一个双重道德风险模型，在该模型中创业资本家与创业投资人的努力都不可观测，此时无法用财政补贴方式量化纠正资源的无效配置。我国创业投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在于直接扶持手段，但关于财政补贴研究基本停留于宏观分析，甚至直接纳入在笼统的政策扶持定性讨论中（王关义、陈裕，2000；申金升等，2001），很少有单独的定量分析。王彦等（2001）在分析我国创业投资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发展创业投资除了拓展风险资金来源、培育多元化的创业投资主体以及完善退出机制外，还应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为创业投资者和创业企业提供政府补助、建立政府担保机制等。最近，李吉栋（2011）基于配置决策模型的定量研究指出，政策扶持不仅能够增加创业资本供给，还能提高创业投资人的努力程度。但上述分析是在完全信息情形下进行的，缺乏对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性的考虑。此外，模型直接假定政策扶持会提高创业投资项目的期望收益率并降低收益率的标准差，这就默认了政府扶持的有效性，否定了可能的“政府失灵”问题。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我国在其量化分析方面基本空白。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定性分析结论比较明确和成熟，难以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我国目前理论研究的模型数量分析技术还不够成熟，加之国外政策扶持领域的研究也不够充分，使得定量分析的开展受到一定局限。
2财政补贴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机制研究
2.1经济学分析：外部性传统经济理论分析通常把政府对创业投资的参与和支持看作是对“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纠正（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8；戴志敏，2002；李万寿，2006；Rinetal.，2006）。“市场失灵”是指，指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在其自身的运行中自发产生的缺陷或弊病。“市场失灵”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在几百年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和私有经济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几乎是“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它具有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强大能力，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到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再到马歇尔“市场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设”，使西方社会对市场效率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无比“有效”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个个“失灵”面前终于失去了它“万能的光环”。市场失效的出现使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更深刻了。广义的“市场失灵”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微观经济无效率，二是宏观经济不稳定，三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其中，创业资本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归结到微观经济无效率下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理论是市场失效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所揭示的矫正外部效应方法与资源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外部性（Externality）也被称为外部效应、外在性等，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他人，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或者说，外部性就是指未被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额外经济交易成本或收益。当市场交易导致了对第三方的影响，而价格机制又不能为之提供正确信号时，就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在这里价格机制的失灵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灵。正外部性的产品或劳务，由于其价格只反映了其私人边际收益，而不能充分反映其社会边际收益，导致产出供给不足，从而给生产或消费者带来了额外的效益损失，根据“黄金规则”MC=MB=P，存在外部性下的资源配置亦是无效率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正外部效应的产品或劳务的生产与消费将呈现不足状态，而提高它，增加其供给，社会将因此而获得净效益。正外部效应产品或劳务的私人标准均衡和社会标准均衡对比情况可见下图。在图1中，当不考虑额外收益的补偿时，自由竞争市场会使正外部性产品按照私人边际成本（MarginalPri-vateCost，MPC）和私人边际收益（MarginalPrivateBenefit，MPB）决定的均衡价格（P0）和均衡产量（Q0），来配置资源，它反映了私人的最佳资源配置，但却偏离了社会的最佳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过少，价格偏低。在图2中，当政府对额外收益进行补偿时，正外部性产品将会按照社会边际收益（MarginalSocialBenefit，MSB）和社会边际成本（MarginalSocialCost，MSC）决定的均衡价格（PS）和均衡（QS）产量进行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较Q0增加，价格提高。由于政府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强制力，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交易费用优势等，因而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这也是由政府来纠正创业投资“市场失灵”的理论依据所在。
2.2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不对称信息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前提是：首先，必要条件。市场存在失灵，而政府又是为追求公共利益去弥补市场缺陷。其次，充分条件。政府的活动的确比私人的活动更成功、更优越。即政府的经济活动在取代私人活动后，能经受市场考验，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最后，优势条件。政府拥有政治强制力。这使得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命令权等。政府通常利用政治权力监管私人经济活动，并利用税收和补贴来影响资源使用的动机。对政府行为来说，“市场失灵”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条件，“市场失灵”本身并不能构成政府部门干预创业投资市场的理由。因为政府干预本身也有可能造成扭曲从而缺乏效率，即政府行为不能增进效率或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那些不应当获得这种收入的人，由此导致政府失灵。事实上，政府机构确实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和成本就能运转的。低效率、决策失误、腐败等等，都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财政补贴能够促进创业投资的观点不能仅立足于创业投资“市场失灵”本身，而应该进一步深入分析财政补贴能否确实提高创业投资活动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也正因为如此，下文基于局部均衡模型（PartialEquilibriumMode）l对政府扶持的微观效率展开数理分析，特别地，该模型在不对称信息情形下论证了创业投资市场上的政府干预是否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2.2.1模型设定基于前人的研究框架，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简化的局部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设备投资补贴和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假定在时间总量为1的情况下，创业企业家最基本工作时间为0＜δ＜1，δ是可观测的，而其余私人时间1-δ无法被创业投资人观测。如果创业企业家积极努力工作，则意味着他会私人时间1-δ里也从事于创业投资工作；如果创业企业家消极怠工，即意味着他在私人时间里会另寻私活。我们已经知道创业企业家的努力对创业投资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假定创业企业家付出的努力程度为e，如果创业企业家全身心投入，即e=1-δ，创业企业的工作才有可能以P＞0的概率实现创业投资最终成功（退出）；如果创业企业家把私人时间用于兼职其他工作，即e=0，则创业企业成功的概率P=0。假定创业投资人通过提供内部增值服务a，如管理咨询、行业经验等可以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p，而一些政府也会免费为创业项目提供外部增值服务g，如培训、信息服务以及行政管制解除等，从而也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体现在函数性质上即为。假定：①创业投资人接私活，即e=0时，则创业投资人提供的增值服务也无益于提供创业投资成功率，p=0；②政府对创业企业的产出补贴率为σ，设备投资补贴率为z，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为b，初创时的固定设备投资为K，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价格为Q，则创业企业的总收入为(1+σ)Q，净利润为(1+σ)Q-b-(1-z)K。但若创业失败，则血本无归。因此，创业企业的期望净利润为：pQ(1+σ)Q-b-(1-z)K。由于创业企业家只有创业项目，故创业资本需由创业投资人提供，其注入的成本投资为I=b+(1-z)K。作为对价，则创业企业总收入(1+σ)Q中固定比例1-s的部分必须归创业投资人所有。假定创业投资人提供内部增值服务需要花费a个劳动单位。其中，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c应为机会工资加上风险溢价补偿。
2.2.2不对称信息下的契约激励假定创业企业家面临收益风险时为风险规避型，而创业投资人由于拥有许多的创业投资项目因而可以完全规避非系统性风险①，基本工资加产出提成模式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吕朝晖，2005）。在给定了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及外生的政府外部增值服务支出g后，创业企业家选择努力程度e。以上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创业成功的概率。则创业投资人的最优化问题分为两步：第一步，在给定内部增值服务水平a和相应的创业投资成功率p时，确定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最小化其支付c。由模型设定部分知，如果创业成功，则创业企业家总收入为sQ(1+σ)+b；而如果创业失败，则其创业工资仅为b，但可能从私活中获得其他收入(1-δ)w，这种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总收入为b+(1-δ)w。其中，参与约束(PC)表示，创业企业家从事创业投资工作产生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机会工资，而激励约束(IC)表示，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带来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接私活产生的效用。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努力是可观测的，激励约束就可以剔除。成本最小化的解为：b=w，θ=0。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参与约束(PC)和激励约束(IC)束紧，故In(b+(1-δ)w)=In(w)，求解得b=δw，代入参与约束(PC)得。第二步，创业投资人最优化选择要求先确定创业投资成功率p如何影响激励相容契约的成本。创业失败时，创业企业家有固定工资b，这并不依赖于创业投资成功率p，但p的提高会改变创业企业家在项目收入中的收入份额。给定市场需求价格Q与产出补贴比例σ，（8）式的解决定了创业企业家的收益在项目收入中的占比，s=θ/[(1+σ)Q]。由（9）式可以看到，鄣θ/鄣p＜0，即更高的创业投资成功率会降低其收入占比s，这是因为创业投资人通过降低来维持激励支付θ不变。对于创业企业家而言，创业投资成功率p提高可以降低收入风险，故可以接受s下降。此时，激励契约成本c=pθ+b所受创业投资成功率p的影响取决于。上述①式和②式可以看出，p对c有两种相反的影响效应。一方面，更高的p会提高相应的支付成本θ；另一方面，项目风险降低会使创业投资人以更低的风险溢价来保证参与约束。而当弹性μ＞1时，后一种效应大于前一种效应，从而边际成本降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基本工作时间比重δ的上升导致道德风险空间缩小，相应的风险溢价支付也会随之减少。
2.2.3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补贴设备投资与产出，降低了创业投资成本，促进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创业企业的发展。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可以分别从对创业投资人和创业企业家的影响来分析。本文把m称为统计意义上的“创业成功成本”，下面本文要论述的是，政策扶持会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来促进创业投资人进行创业投资，从而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由（7）式与（8）式可知，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影响创业投资成功率提高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而没有直接的影响效应。在支付最小化问题中，由包络定理可得。财政补贴在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后，创业投资产业发展使得需求价格不断降低，直至市场利润为零。最后，尽管产出补贴不影响“创业成功成本”，但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从而激励创业投资活动，这符合Sobe（l2006）的研究结论。②财政补贴对创业企业家的影响假定创业投资市场上有E个创业企业家，给定创业投资成功率为p，则市场上成功的创业企业数为pE。在每个创业企业产出为1的情况下，pE即为行业产出总量。给定需求函数D(•)，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市场出清。由上式可以看到，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创业企业家的供给，特别是在市场需求影响下，通过增加创业企业家来增加市场供给。而产出补贴由于市场价格降低，只通过需求面效应激励创业企业家的供给。财政政策目的在于降低创业投资风险，鼓励创业企业发展。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一定的情况下，若创业投资成功率上升，则所需创业企业家减少。而（16）式最后一项是通过改变创业投资人增值服务而产生的间接供给效应。如果鄣p′/鄣g＜0，政府扶持会“挤出”内部增值服务，而降低创业投资成功率。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不变的情况下，所需创业企业家增多。通过对（16）式提取公因式鄣p′/鄣g≤0可知，当需求弹性大于临界值，即η≥η*m/(m-c′)时，η*＜1，净效应为正。如果进一步假定鄣p′/鄣g≤0，那么财政补贴对内部增值服务的效应为负，由上述分析知，财政补贴会促使创业企业家的供给数量增加，由此市场对创业企业家的需求价格降低。综上所述，本模型在考虑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契约激励后指出，财政补贴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并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励创业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挤出”创业投资人的内部增值服务，从而增加提高创业企业家数量。在两种渠道共同作用下，财政扶持将推动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乃至创业投资市场的深化。
3总体评价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中影响与作用机制的文献，发现多数研究停留于定性讨论，缺乏量化分析，并且基本局限于完全信息情形。基于此，本文先就创业投资的外部性分析了财政补贴的必要性，进而基于局部均衡模型论证了财政补贴政策在扶持作用上的充分性及其作用渠道。本文认为，设备补贴能够降低“创业成功成本”，而产出补贴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发创业投资积极性，同时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了创业企业家的供给。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我国创业投资的财政补贴政策可以采取如下一些具体措施：①加大扶持力度，借鉴美国1982年制定的《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政府可以建立类似技术创新基金的机构，专门负责按较高比例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提供各种资助和发展经费，补偿创业投资可能的风险损失，从而最大程度地吸引风险资本进入高技术领域。特别地，考虑建立反向的补贴申请与审核制度，由创业投资企业根据企业实际发展需要和政策规定自行申请补贴，再由相关执行单位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评估、审核；②加强有关财政补贴政策宣传，扩大政策的普适性，并采取措施监督落实我国当前有关税费减免、小额贷款、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和资金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执行度。此外，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惩罚制度，对财政补贴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记录和处罚；③尽快完善创业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等支撑条件的建设。鉴于创业投资主要是以股权投资形式开展，为防止资本市场的投机与欺诈操纵行为，政府需制定有关法规以规范市场交易，保证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
目前，中国正处于农业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提高，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农业生产总产值增长缓慢、农业生产效益偏低、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依然突出，这正是中国大力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原因。
1农业总产值低
且增长缓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巨大提升，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产值低下依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农业（包括农、林、牧、渔等）总产值低。2013年中国农业总产值为56957亿元，占GDP总量的比例为10．01％，对GDP总值的贡献率仅为4．9％，对GDP总值增长的拉动仅有0．37个百分点。农业总产值增长缓慢。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总产值一直稳定增长，以1978年为基期，2013年中国农业总产值指数为474．9，但与人均GDP指数1837．5相比差距较大。同时，以上年为基期，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过低，1978—2013年中国农业总产值指数的平均值为104．6，低于GDP总值指数的平均值109．9和人均GDP指数的平均值108．7。此外，自2009—2013年，农业总产值增加值指数一直低于平均值104．6。发展农业保险，使其与农村微型金融相互补充，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可以积极发挥农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
2农业生产效益偏低
中国农业生产多为小农粗放经营方式，投入成本高，精力多，产量少，效益低。土地生产率低。2013年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为5894．22kg／hm2，2012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为5301．76kg／hm2，然而2008—2012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年增长率平均只有2．25％，且2009年为负增长（－1．62％）。劳动生产率低。2013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只有443．46kg／hm2，2009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率仅为－0．11％，2013年为1．59％，5年人均粮食产量年增长率为2．14％。农业保险可以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根据自身的优势和适宜性安排农业生产、精耕细作，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3自然灾害
频发中国土地广阔，自然灾害种类多样，发生率高，农、林、牧、渔业受自然灾害影响颇大。自然灾害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1978—1991年，农业总产值增长率波动较大。1980年北方连续大旱，农业总产值增加值指数为98．5，比上年下降5．6个百分点，1985年辽河大水，农田大面积受灾，农业增加值指数又比上年下降了11．1个百分点。1992年之后，农业总产值保持相对稳定，原因在于农业科技进步以及国家对农业灾害补贴力度的提高。2012年和2013年农业土地受灾面积（包括旱灾、水灾、风雹、冷冻等）分别为2496万、3135万hm2，国家对农业灾害的补贴分别53．78亿、51．07亿元，2014年7月中央财政为南方暴雨洪涝、台风等提供救助资金7．1亿元。自然灾害加剧农村贫困程度。王国敏经过测算，认为“水旱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平均每提高10％，农村贫困发生率增加2％～3％，按成灾面积比例和受灾面积比例估算灾害弹性系数分别为0．26和0．17”。因此，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一方面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风险补偿，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规避巨灾风险，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二美国农业保险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农业保险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道重要屏障，关系着中国经济基础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美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早，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发展的典范。借鉴美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经验，从立法、发展模式、财政补贴、再保险等方面完善中国农业保险体系，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
美国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完善，品种全面，覆盖面广，内容详细，使农业保险类型由单一性走向多样性和综合性。中国2013年实施第一部农业保险法规《农业保险条例》，规定“财政部门按照规定给予保险费补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同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但是法规内容过于笼统，针对性不强。在今后的法律制定过程中，一是要注重细节，确保权威性和有效性。政府对保险费率、巨灾补贴率、补贴额计算方法等方面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保护农民利益，避免随意性和混乱性。二是要分类明确，体现差异性。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农业保险政策要因地制宜，同时应有针对性地对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分类规定。
2动态调整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目前，中国农业保险由保监会管理，主要发展模式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政府应根据农业发展现状，动态调整农业保险发展模式：要对经济发展水平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作为制定农业保险模式的基础。要对农业保险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目前中国农业保险应定位于农业风险管理与分散，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可兼有农业收入转移功能和福利功能。要把收支平衡作为农业保险的主要经营目标。农业保险是一项政策性措施，赔付率较高，盈利不是最终目的，应在保持收支平衡的基础上，不断减少保险费率、提高补贴率，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
3加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
从美国农业保险发展历史和趋势来看，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的财政补贴力度逐渐加大，农业保险补贴密度和深度较高。美国普通农民投保CAT，保障水平为50／55，获得政府对保费的全额补贴；对于额外保障保险，保障水平为55％时，政府法定保费补贴率由1980年的30％增长到1994年的46％，2000年上升至64％；当保障水平为60％时，政府保费补贴率为64％；保障水平为85％时，政府保费补贴率只有38％。2014年，美国政府给予农业保险的补贴约为保费收入的61．69％，保险深度为7．47％。因此，中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应当包括以下4个方面：提高农业保险补贴深度。2013年，中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居世界第二，中央财政补贴保费126．88亿元，但农业保险密度为48．71元，深度为0．54％，而通常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保险深度为2％～5％。拓展农业保险补贴广度。中国“三农”保险的承保农作物已达90多种，覆盖农、林、牧、渔业，但农房保险、农机保险、农业基础设施保险、森林保险等很少涉及。有差异性地提高中央财政补贴力度。以种植业为例，2013年中央财政对中西部补贴比例为40％，东部为35％，省级财政补贴约为25％，县级补贴15％～20％，对于部分经济落后地区，财政负担很大。政府应提高中央财政补贴比例，减轻县级财政负担，提高中西部、革命老区、灾害频发地区的补贴比例。④税收及费用补贴、巨灾补贴。中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90％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管理经营费用也没有补贴，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负担。
4提高农民参保意识
我国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应该说逐步接近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和世界通行规则，但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分和色彩，带有不发达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很多特征。比如，对竞争性产业和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并未有效改善它们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实力，而且产生的“挤出”效应，严重影响着国家对科教、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公益设施的投入与支持，导致财政功能和补贴政策一定意义上的错位；在发展冲动的驱使下，地方财政竞相推出种种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使得财政补贴颇为紊乱，也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失序”。这些显然是与WTO的有关规则相互抵触的。调整、修改和在WTO规则基础上规范国家及各级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是应对加入WTO的当务之急。
因此，加入WTO后，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取消不符合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补贴，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现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做到既符合WTO要求，避免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又能用好用足WTO规则允许的补贴，以达到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和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调整我国财政补贴的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世界贸易中非歧视、自由透明和公平竞争的秩序，WTO专门制定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旨在规范和统一各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及其行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取向，即要求竞争主体共享“国民待遇”，在不受歧视和政企分开的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三类：
1．禁止性的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条规定：“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概括起来，禁止性的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禁止性的财政补贴一旦被证实存在，无须证明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都必须取消，否则会招致其他成员实施的经WTO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
2．可诉补贴。可诉补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则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诉。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5条、第6条对使用可诉补贴的“度”作出具体界定。即使用可诉补贴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况发生：（1）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的产品进口；（2）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对第三成员方的出口；（3）补贴的后果造成大幅度削价、压价或销售量减少；（4）实施补贴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
可诉补贴措施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是因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一国在一定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相对平衡发展，总是需要扶助某些企业，然而政府在采用可诉的补贴时，有可能使受补贴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竞争能力或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进口替代能力，从而扭曲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损害别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又对可诉的补贴予以限制。
可诉补贴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取消，一般来说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条件，该种可诉补贴才需要被取消：第一，该种补贴必须要具有专向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了企业专向性（一国政府挑选一个或几个特定公司进行补贴）产业专向性（一国政府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部门进行补贴）和地区专向性（一国政府对其领土内特定地区的生产进行补贴）三种专向性标准。由此看来，我国现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大多具有专向性，有可能构成可诉补贴。第二，该种补贴必须被某个成员国。第三，该补贴必须被证明对成员国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3．不可诉补贴。主要包括木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的“绿箱”补贴。不可诉补贴不专门针对出口，是WTO规则允许的措施，这为我们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发挥调控作用提供了空间。不可诉补贴包括，为鼓励某个产业的企业进行R＆D投资、开展技术创新，可以对R＆D投资占销售额比重设立一个标准，对超过标准的企业实行非专向性补贴；大规模增加对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基础工业研究费用的50％或应用研究费用的25％；增加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结构调整、教育科研的补贴；对环保性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一次性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改造工程费用的20％。
二、调整我国财政补贴政策的思路
根据《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的承诺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必须对财政补贴进行如下调整：
（一）取消针对出口的各种财政补贴。
1．取消出口补贴。根据协议书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将在加入时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a）项范围内的出口补贴。为此，中国到加入时为止，将停止维持所有先前存在的出口补贴计划，并自加入时起，停止在此类计划下作出额外支付或支出，也不再免除税收或授予任何其他利益。这一承诺涵盖各级政府所给予的补贴，这些补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观出口义务而给予。这就意味着财政必须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或通过税收形式的间接补贴。这种针对出口的补贴在当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主要指政府视企业的出口实绩给予补贴、贴息和奖励。例如，山东省省级财政1998年安排专项资金1200万元，对水泥、冻鸡、罐头、服装、水产品等出口商品进行贴息；河北省出台的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3元人民币政策，对纺织品、服装、鞋、箱包、玩具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5元人民币政策，对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4元人民币政策，对一般贸易出口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收汇每美元贴息0．02元人民币政策。
（2）取消针对出口的间接补贴。主要指根据企业的出口情况，用税收政策即减免部分或全部企业所得税支持出口而形成的各种间接补贴。例如，经1992年修正的《湖南省鼓励外商投资条例》政策法规仍有出口实绩的补贴的规定：“产品出口企业按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2．取消进口替代方面的补贴。根据《中国加入WTOI作组报告书》第168段，自加入时起，中国将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b）项范围内的、视使用国产货物替代进口货物情况而给予的补贴。当前我国存在用税收支持使用国产品替代进口的补贴，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入所纳税额进行更多抵扣，对此类设备投入的增值税予以全额抵扣，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形式。例如，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从1999年起，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其所需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可以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2000年1月又《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免税范围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些政策不符合WTO的规则，防止国外企业对我国提出反补贴，要在过渡期内取消。
3．取消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政策将仅以商业考虑为基础，加入WTO后我国必须立即取消对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目前我国在玉米、大米、小麦出口上都有一定的财政补贴，例如，2000年玉米出口1048万吨，每吨补贴378元。
（二）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合理利用一些可诉补贴。
可诉补贴是利用一些WTO允许的补贴，合理支持本国工商业。有操作性的可诉补贴有：政府对某项产品实行不超过从价总额5％的补贴；对某项产业实行小额补贴以弥补经营性亏损；为解决某个大企业长期发展，避免产生严重社会问题而提供一次性补贴；对一些规模有限、影响相对较小的企业直接免除政府债务，或授予补贴以抵消应付债款。对于可诉补贴的运用关键是要把握好补贴的范围和“度”，避免对我国出口产品。
当前在可诉补贴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科技补贴。加入WTO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R＆D补贴条款将对我国的科技支出产生较大冲击。我国多数科技支出因大量集中于支持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阶段，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可的补贴条款或被禁止的补贴条款的约束，必须对我国科技支出结构进行调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8条规定：在商业性R＆D中，对公司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或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不能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而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R＆D活动不得超过合法成本的62．5％；当工业研究或竞争前开发活动的补贴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介于其间的为62．5％）时，也就成为可补贴。
结合我国现行的科技支出状况，科技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应用研究、实验开发和成果应用研究，具有明显的促进出口或进口替代作用，属于禁止的补贴或可的补贴范围，加入WTO后，必须对超出不可条款范围的财政补贴进行调整，否则，就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员的反补贴措施。
（三）用足用好不可诉补贴。
1．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补贴。由于目前我国人均收入与西部收入的差距已达到“不可诉补贴”中对落后地区补贴的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全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85％等条件），我国的地区倾斜政策应由“东高西低”改为“西高东低”，可以对这些地区的产业和企业采取补贴政策。如税收优惠、援助等，扶持西部经济的发展。
2．增加环保补贴。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的恶化，而且正日益受到国际绿色消费浪潮的挑战，严重制约着我国外贸的发展。当今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体现在：土地退化，森林环境功能减弱，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等，这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绿色需求的增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环境问题不解决，产品出口将越来越困难。因此，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保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制定政策时要注重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增加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企业环保技术改造等有利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四）调整现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补贴。
1．调整现有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根据〈〈农业协定》，我国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虽然我国“黄箱”政策补贴没有超过入世谈判中农业生产总值8．5％的上限，符合WTO规则，但现行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政策，既扭曲资源配置，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使得国家花费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农民却得不到多少利益，存在补贴效率较低的状况。据财政部农业司有关人士分析，我国目前通过对粮食流通企业补贴的方式来间接补贴农民，国家需要耗费7元钱才使农民得到1元钱，大部分的财政支农资金浪费在流通环节，无法实现对农民补贴的政策意图。因此迫切需要将对中间流通环节的补贴转向对直接生产者，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我国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应该说逐步接近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和世界通行规则，但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分和色彩，带有不发达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很多特征。比如，对竞争性产业和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并未有效改善它们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实力，而且产生的“挤出”效应，严重影响着国家对科教、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公益设施的投入与支持，导致财政功能和补贴政策一定意义上的错位；在发展冲动的驱使下，地方财政竞相推出种种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使得财政补贴颇为紊乱，也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失序”。这些显然是与WTO的有关规则相互抵触的。调整、修改和在WTO规则基础上规范国家及各级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是应对加入WTO的当务之急。
因此，加入WTO后，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取消不符合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补贴，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现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做到既符合WTO要求，避免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又能用好用足WTO规则允许的补贴，以达到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和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调整我国财政补贴的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世界贸易中非歧视、自由透明和公平竞争的秩序，WTO专门制定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旨在规范和统一各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及其行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取向，即要求竞争主体共享“国民待遇”，在不受歧视和政企分开的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三类：
1.禁止性的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条规定：“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概括起来，禁止性的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禁止性的财政补贴一旦被证实存在，无须证明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都必须取消，否则会招致其他成员实施的经WTO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
2.可诉补贴。可诉补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则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诉。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5条、第6条对使用可诉补贴的“度”作出具体界定。即使用可诉补贴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况发生：（1）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的产品进口；（2）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对第三成员方的出口；（3）补贴的后果造成大幅度削价、压价或销售量减少；（4）实施补贴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
可诉补贴措施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是因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一国在一定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相对平衡发展，总是需要扶助某些企业，然而政府在采用可诉的补贴时，有可能使受补贴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竞争能力或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进口替代能力，从而扭曲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损害别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又对可诉的补贴予以限制。
可诉补贴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取消，一般来说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条件，该种可诉补贴才需要被取消：第一，该种补贴必须要具有专向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了企业专向性（一国政府挑选一个或几个特定公司进行补贴）产业专向性（一国政府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部门进行补贴）和地区专向性（一国政府对其领土内特定地区的生产进行补贴）三种专向性标准。由此看来，我国现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大多具有专向性，有可能构成可诉补贴。第二，该种补贴必须被某个成员国。第三，该补贴必须被证明对成员国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3.不可诉补贴。主要包括木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的“绿箱”补贴。不可诉补贴不专门针对出口，是WTO规则允许的措施，这为我们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发挥调控作用提供了空间。不可诉补贴包括，为鼓励某个产业的企业进行R＆D投资、开展技术创新，可以对R＆D投资占销售额比重设立一个标准，对超过标准的企业实行非专向性补贴；大规模增加对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基础工业研究费用的50％或应用研究费用的25％；增加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结构调整、教育科研的补贴；对环保性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一次性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改造工程费用的20％。
二、调整我国财政补贴政策的思路
根据《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的承诺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必须对财政补贴进行如下调整：
（一）取消针对出口的各种财政补贴。
1.取消出口补贴。根据协议书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将在加入时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a）项范围内的出口补贴。为此，中国到加入时为止，将停止维持所有先前存在的出口补贴计划，并自加入时起，停止在此类计划下作出额外支付或支出，也不再免除税收或授予任何其他利益。这一承诺涵盖各级政府所给予的补贴，这些补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观出口义务而给予。这就意味着财政必须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或通过税收形式的间接补贴。这种针对出口的补贴在当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主要指政府视企业的出口实绩给予补贴、贴息和奖励。例如，山东省省级财政1998年安排专项资金1200万元，对水泥、冻鸡、罐头、服装、水产品等出口商品进行贴息；河北省出台的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3元人民币政策，对纺织品、服装、鞋、箱包、玩具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5元人民币政策，对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4元人民币政策，对一般贸易出口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收汇每美元贴息0.02元人民币政策。
（2）取消针对出口的间接补贴。主要指根据企业的出口情况，用税收政策即减免部分或全部企业所得税支持出口而形成的各种间接补贴。例如，经1992年修正的《湖南省鼓励外商投资条例》政策法规仍有出口实绩的补贴的规定：“产品出口企业按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2.取消进口替代方面的补贴。根据《中国加入WTOI作组报告书》第168段，自加入时起，中国将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b）项范围内的、视使用国产货物替代进口货物情况而给予的补贴。当前我国存在用税收支持使用国产品替代进口的补贴，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入所纳税额进行更多抵扣，对此类设备投入的增值税予以全额抵扣，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形式。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从1999年起，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其所需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可以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2000年1月又《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免税范围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些政策不符合WTO的规则，防止国外企业对我国提出反补贴，要在过渡期内取消。
3.取消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政策将仅以商业考虑为基础，加入WTO后我国必须立即取消对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目前我国在玉米、大米、小麦出口上都有一定的财政补贴，例如，2000年玉米出口 ；1048万吨，每吨补贴378元。
（二）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合理利用一些可诉补贴。
可诉补贴是利用一些WTO允许的补贴，合理支持本国工商业。有操作性的可诉补贴有：政府对某项产品实行不超过从价总额5％的补贴；对某项产业实行小额补贴以弥补经营性亏损；为解决某个大企业长期发展，避免产生严重社会问题而提供一次性补贴；对一些规模有限、影响相对较小的企业直接免除政府债务，或授予补贴以抵消应付债款。对于可诉补贴的运用关键是要把握好补贴的范围和“度”，避免对我国出口产品。
当前在可诉补贴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科技补贴。加入WTO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R＆D补贴条款将对我国的科技支出产生较大冲击。我国多数科技支出因大量集中于支持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阶段，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可的补贴条款或被禁止的补贴条款的约束，必须对我国科技支出结构进行调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8条规定：在商业性R＆D中，对公司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或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不能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而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R＆D活动不得超过合法成本的62.5％；当工业研究或竞争前开发活动的补贴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介于其间的为62.5％）时，也就成为可补贴。
结合我国现行的科技支出状况，科技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应用研究、实验开发和成果应用研究，具有明显的促进出口或进口替代作用，属于禁止的补贴或可的补贴范围，加入WTO后，必须对超出不可条款范围的财政补贴进行调整，否则，就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员的反补贴措施。
（三）用足用好不可诉补贴。
1.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补贴。由于目前我国人均收入与西部收入的差距已达到“不可诉补贴”中对落后地区补贴的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全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85％等条件），我国的地区倾斜政策应由“东高西低”改为“西高东低”，可以对这些地区的产业和企业采取补贴政策。如税收优惠、援助等，扶持西部经济的发展。
2.增加环保补贴。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的恶化，而且正日益受到国际绿色消费浪潮的挑战，严重制约着我国外贸的发展。当今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体现在：土地退化，森林环境功能减弱，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等，这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绿色需求的增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环境问题不解决，产品出口将越来越困难。因此，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保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制定政策时要注重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增加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企业环保技术改造等有利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四）调整现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补贴。
1.调整现有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根据《农业协定》，我国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虽然我国“黄箱”政策补贴没有超过入世谈判中农业生产总值8.5％的上限，符合WTO规则，但现行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政策，既扭曲资源配置，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使得国家花费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农民却得不到多少利益，存在补贴效率较低的状况。据财政部农业司有关人士分析，我国目前通过对粮食流通企业补贴的方式来间接补贴农民，国家需要耗费7元钱才使农民得到1元钱，大部分的财政支农资金浪费在流通环节，无法实现对农民补贴的政策意图。因此迫切需要将对中间流通环节的补贴转向对直接生产者，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关键词：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效应分析
为了激活农民购买能力，扩大农村消费，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财政部、商务部提出了财政补贴促进家电下乡的政策思路。自2007年12月起，在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进行了家电下乡试点，对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三大类产品给予产品销售价格13%的财政资金直补。2008 年12月起试点地区扩大为14 个省（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市，目前下乡补贴产品已扩大为10 类，摩托车、汽车也名列其中。本文通过分析家电下乡中财政补贴政策实施的综合效应，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建议，从而更好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
一、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实施的正面效应分析
1，有利于拉动农村消费，扩大内需，优化我国经济结构。
扩大农村需求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把农村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则能为我国日益形成的强大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为国民经济提供持久拉动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使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家电下乡政策由国家财政安排专项基金对购买下乡家电给予销售价格13%的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农民的消费支出成本，降低家电的相对价格，从而提高了农民对家电的需求。
2，有利于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家电下乡的推行可以使农村的家电拥有量大大提高，不仅有利于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还能畅通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帮助农民了解国家政策、获取更多市场信息、学习生产技术，促进农民增收。家电下乡的推行改善农村消费结构，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这是贯彻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具体体现。
3，适当的财政补贴可以促进行业的发展，消化家电业产能过剩，帮助家电业渡过"难关"。
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增加、能源提价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家电产品在出口地需求萎靡，与美国、欧盟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升级。在出口锐减的危局下，转向农村市场销售，成为中国家电业避风险、保增长的选择。推广家电下乡，能够促进家电生产、流通和农民需求的有机对接，有利于消化家电产品过剩产能，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拓展了空间。
4，有利于完善农村生产和流通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
国家通过财政补贴降低了家电的相对价格扩大了家电的需求，从而为企业进军农村市场开辟了道路，在为企业开辟市场的同时也为推动农村家电服务体系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次家电下乡国家对各生产和流通企业在生产、配送、销售、维修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以引导生产企业设计和生产适合农村消费特点、适应农村消费环境。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农村市场，不断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村的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网络，改变长期形成的以单一供给结构面向差别很大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实施的负面效应分析
1，财政补贴手续程序繁琐费时
目前“家电下乡”大都是“事后补贴”，购买人先付全款，在购买后30日内，持购买产品的发票及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补贴类家电产品专用标志、购买人储蓄存折（或粮食直补专用存折）等相关材料，到乡镇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审核办公室申报补贴。这种补贴方式需要层层审核，手续繁杂。手续的繁琐影响了农民对“家电下乡”的热情，许多农民往往因为手续繁杂放弃了购买计划。论文参考网。
2，增加政府财政负担
适度的财政补贴是必要的,但超过财政承受能力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的发展。财政补贴过多，削弱了国家财力,降低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挤占经济建设支出和其他支出，巨大数额的财政补贴，将影响其他支出事项的安排,削弱了国家宏观调节经济的功能,妨碍了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杠杆的功能、同时影响经济建设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
3，“家电下乡”活动很容易滋生“寻租”行为
目前实行的政府招标、逐层拨款、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模式,正在沦为又一个权力寻租的温床。政府为“家电下乡”设置专门产品，并对家电厂商采取“准入“制度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设租”行为。既然已经“设租”，倘若没有高强度的配套监管约束措施，那么“寻租”就成了机构和官僚本能的冲动。相对于政府和家电厂商，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农民（消费者）的博弈能力较弱，对政府掌握“准入”的机构和官员的监督约能力就更加微薄了。
4，财政补贴的无差别对待
在我国不仅城乡差距巨大，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发展情况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西部农村的消费明显滞后于东部农村。从财政支出的公平性角度来看，政府应按能力原则进行财政补贴，即购买能力相同的农民享受相同的财政补贴，对不同情况的农民要根据其购买能力高低进行反向调节，以达到财政补贴的公平。
三、对“家电下乡”的几点建议
1，简化补贴领取的程序
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对那些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乡村，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物流配送中心建设，着力解决配送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的难题，条件具备的地区可支持建立区域性农村商品采购联盟。将与财政部门一起研究简化家电下乡补贴手续，方便农民领取补贴，同时研究完善监督办法，防止骗补。
2，加大监督力度、增强“家电下乡”政策的透明度。论文参考网。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官员的服务意识，减少公权使用范围；把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降低到最低，最要坚决斩断挪用、截留财政补贴款的“黑手”。制定权力制度责任制、权力制衡机制,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举报体系，建立跟踪商品的抽样调查机制，实施有效的事后控制，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加大治理力度，制定严厉的法律、法规，降低寻租者的收入预期，以监督和严惩两把“利刃”，使寻租者望“租”生畏。
3，强化各项支农补贴措施，扩大补贴范围，实行财政补贴政策差别化
家电下乡应针对各地区收入水平不同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而对于同一地区的农民也要视其个人购买能力而给予差别对待。论文参考网。强化各项支农补贴措施，扩大补贴范围，增加补贴额度。
要想真正撬动农村消费市场，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不高，给了补贴一样买不起。因此可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各项支农补贴措施，扩大补贴范围，增加补贴额度，竭力保证各项政策落实到位，提高财政支农的绩效，以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购买力。
参考文献：
[1] 方筱萍,卢旋. “家电下乡”政策的实证分析[J]. 经营管理者, 2009, (12).
[2] 郭振宗. 对“家电下乡”成效的思考[J]. 管理观察, 2009, (14).
[3] 张少春．创新财政政策推动家电下乡[J].中国财政，2008，（03).
论文关键词：农业财政政策，政策目标，政策内容，发展方向
一、农业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不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作为宏观调控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农业财政政策，更是各国政府用于支持和保护农业，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虽然各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同，但政府农业财政政策的目标大体是一致的，主要目标有三个：
1、生产目标。
即促进农业增产。在二战前后，发达国家中的很多国家农产品都不足，例如欧洲的法国、德国、瑞典等国，亚洲的日本等国，各届政府都很重视农业的增产和农产品的自求平衡。例如，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历届瑞典政府都把建立一个稳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体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保证国内主要农产品的自给有余，特别是保证国家紧急状态下如战争时期的粮食供应。日本至今仍把农业增产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政策内容，以满足国内农产品的需求（牟爱春，2003）。
2、收入目标。
稳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水平，缩小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收入差距，保证他们收入水平的基本平衡。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虽然从总体上说很发达，但由于农业是一个受自然条件制约很大的部门，农民的收入相对较低，而且不稳定，特别是对于那些经营规模小、技术和管理水平低、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的农民，如何增加他们的收入，一直是各国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
3、效率目标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农产品的价格要合理，在国内能为消费者所接受，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另一层意思是要实现农业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保护农业的生态环境。在以前农产品生产不足的时期，各国都很注意生产目标，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产品剩余的出现，以及自由贸易的发展，各国政府不仅注意农产品的产量，更注重产品的质量和成本，更注意农业的持续、长远、稳定发展。
各国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是这三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策目标的重点或次序有所不同。例如，以前生产目标优先，目前效率目标优先，但增加农民收入在各个阶段都是重要的政策目标。
二、各国农业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
1、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和投资，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各国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有两个重点：一是重点支持生态农业建设政策内容，二是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美国为了保护土地和自然资源，政府推行停耕、限耕政策，对停耕或限耕的土地给予补贴（吉力、林桢，2003）。法国对于投资于西部、西南部、中部和东部等落后地区的工矿企业给予各种优惠，包括搬迁补贴、税收优惠、减收地价费、燃料费及其他奖励措施等。瑞典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加强了投资和补贴，以遏制这些地区的人口和资金外流，并且对退耕还林的农民按公顷给予补贴（牟爱春，2003）。
2、通过财政补贴和关税政策保护国内主要农产品的生产
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对本国农业给予了保护，保护的手段主要是财政补贴和关税杠杆。财政补贴主要有价格补贴及其他补贴，包括目标价格补贴，最低价格补贴，出口价格补贴等。目标价格补贴是对农产品规定一个计划价格，当农产品的价格低于这个价格时，政府就给予补贴，瑞典、日本都实行过这种补贴。最低价格补贴是指对农产品规定一个最低收购价格，当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保证价格时，政府就组织收购，对收购的公司给予补贴，欧盟、日本、美国等国都有这种补贴（冯青松、孙杭生，2004）。出口补贴是为了鼓励本国农产品出口，解决国内农产品过剩的一种措施。如欧盟对于出口到非欧盟国家的农产品，对其高于国际市场的价差部分给予补贴。美国政府更重视农产品的出口，对于国内收购的过剩农产品，政府通过发放贷款和价格补贴等办法，支持农产品出口，另外还通过对别国的各种“援助”倾销农产品。关税保护是很多国家用于保护本国农业，防止国外农产品低价倾销竞争的重要措施。如瑞典实行浮动税率，即当国外农产品进口的价格低于国内同类农产品价格时政策内容，关税税率自动上浮，直到关税使进口农产品的价格与国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基本一致。目前欧盟对进口农产品征收差价税，涉及酒类、水果、蔬菜、花卉、蛋、禽、肉等。
3、运用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支持改善农业结构和提高生产效率
各国主要的做法有：
（1）对农业结构的调整给予财政补贴。欧盟的农业结构调整政策旨在完善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共同农业政策对得到批准的各成员国的单独项目和共同体计划项目提供资助。①
（2）支持农业的科技进步，帮助农民提高经营管理和科技水平，主要是支持农业的科技研究和推广。例如美国从19世纪就通过拨给各州公用地，让其出售公用地再创办一所农学院或有机械系的大学，以发展农业教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联邦政府又从出售公用地的收入中给各州拨款，帮助建立农业实验站。1914年国会通过法令规定联邦政府向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在各州及县内建立农业推广组织，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同时，各州政府也对农业教育、研究和推广进行资助。（吉力、林桢，2003）
（3）支持农场的规模化经营。这是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从50年代到70年代，瑞典政府对农场的合并提供直接补助，目前该国的农场平均规模为30公顷，平原地区达到了50公顷。澳大利亚政府在1992年实行了一项新的“农业调整计划”，对农场为提高生产能力的贷款提供利率补贴，提供贷款支持农场升级和提高财产管理能力。澳大利亚政府还对离开农业的人给予补贴和贷款，以帮助他们寻找新的职业。②
（4）支持农业产、加、销一体化。为了提高小农场的竞争能力，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支持“农业综合企业”发展，即改变以前对农业只看生产，忽视农产品加工、运输、储藏和销售的做法，而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待，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收益率，增加了农民收入，还帮助农场特别是小农场提高了效率。瑞典、法国等国的农业合作社，都是农业产加销一条龙、系列化的范例，该项改革对农业效率的提高和农民的增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③
4、运用社会保障政策、补贴和税收政策等稳定农民的收入水平。
例如瑞典作为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其福利政策的最大优点是推行了普遍的社会保险金制度政策内容，不仅为非农业劳动者而且为农民制定了较完备的社会保险计划，包括救济金计划、劳动安全计划、农民社会保险计划、奶业农民提前退休计划、欠收保险计划等。澳大利亚为了稳定农民的收入，针对其旱灾多的问题，制定了旱灾政策，主要内容有：政府帮助农民实施风险管理，通过收入平等保证金和农场管理债券，让农民按照公共管理计划把农场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备农场需要时抽回资金。政府还实行收入平均税方案，以确保农民和其他收入波动较大的人与那些有稳定收入的人以同样的税率交税；对于遭受特大旱灾的农民提供福利补贴。
三、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发展方向
在现阶段，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措施对农业加以适度保护是必需的。财政与农业的关系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从农业获取积累的阶段、向农业回报的阶段、逐渐减少补贴的阶段。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进入第三阶段，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因此，我国财政与农业的关系正处于向农业回报的阶段。在现阶段，加大农业财政投入，提高农业保护水平，并逐步向农业支持过渡，是必不可少的。
1、应建立和健全农业政策保护体系，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从美、欧、日的经验来看，他们实施农业保护政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促进了农业的稳定发展，而且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业还非常落后，农村市场不发达，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制约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内容，对农业的保护势在必行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2、应有效增加农业财政资金投入。
我国农业落后，农业的GDP占比大，农业人口多，农户经营规模小，农业商品化率低，农户自我积累能力弱，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农业生产率低。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尤其是财政投入的支持，农业就难以保持健康发展。而且，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规模小，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保证财政支农资金优先供应，对挤占和挪用财政支农资金的要严肃处理，使财政支农资金能够按要求进度正常拨付。同时逐步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政策引导机制。不仅财政本身要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而且要引导社会各方面增加对农业投入，包括预算外资金、信贷资金、农村集体资金、农民家庭资金、外资，要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如税收、贴息、投资、补贴、债券等来达到引导社会增加农业投入的目的。
3、应选择切实可行的农业财政补贴方式
我国现阶段农业保护水平还比较低，再加上我国农业本身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突出，农业的弱势特征明显，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尤其是加大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仍然是一项重要政策。但由于财力有限政策内容，不可能做到已大量资金反哺农业，其目前环境下，农产品价格对农业的刺激作用已相当弱化，价格补贴在我国受到了许多限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的重点，应从市场流通领域调整到农业生产领域，即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方面。除了保留对农民一定的直接收入补贴外，还应增加科技投入补贴、对农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等) 的补贴、其他收入补贴等。另外，当前农村的非税负担沉重，采取相应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如乡村机构人员工资由财政支付，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支出由财政全额负担，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补助由财政统筹等，这些措施虽非财政补贴之内涵，但却实际有效的起到了财政补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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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 为响应国家公交优先的发展战略，各级政府对公交企业实行财政补贴。公交企业在此政府财政补贴后财务管理目标发生迷失，本文在分析了目前主要的财务管理目标理论后，指出企业将社会价值最大化作为公交企业的管理目标，并指出了要实现此目标需从服务质量安全考核、科学调度、成本控制、内部控制等方面加强工作。
一、背景介绍
为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城市出行问题，切实加强民生建设，国家建设部在2004年颁布了“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公交优先政策成为国家级的发展战略；随后，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5年又颁布了“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若干经济意见”，提出了以财政补贴作为公交优先政策中的主要经济手段。基于此全国大部分城市已经推行或正在推行，对公交企业的财政补贴，以期达到在建立低票价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的同时，保证公交企业的健康发展。
在政府对公交进行财政补后，企业实行政府指定的低票价政策，企业战略目标转变为给市民提供便捷、安全、优质的公交乘车服务。随着企业战略目标的改变，服务于企业战略目标的财务管理目标必然也需发生转变。本文着重分析在财政补贴下的公交企业该如何制定和实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才能满足企业战略目标的要求。
二、企业财务管理的一般目标
纵观财务管理目标的理论研究和企业实际应用，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四种财务管理目标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这种观点认为：利润代表了企业新创造的财富，利润越多则说明企业的财富增加的越多，越接近企业的目标。
第二种观点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这种观点认为：公司归股东所有，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经营者应当为股东创造最大的价值。
第三种观点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指通过企业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用最优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在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使企业总价值达到最大。其基本思想是将企业长期稳定发展摆在首位、强调在企业价值增长中满足各方利益关系。
第四种观点是社会价值最大化。这种观点认为：公司不能简单的看作股东所有，由于企业的主体是多元的，因而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为此，企业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从企业本身来考察，还必须从企业所从属的更大社会系统来进行规范。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必须与其周围的环境取得和谐，这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与员工的关系以及与社区的关系等，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包括解决社会就业、讲求诚信、保护消费者、支持公益事业、环境保护和搞好社区建设等。社会价值最大化就是要求企业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实现预期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发展，形成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间的良性循环关系。
前三种观点包括本文未列举的诸如每股收益最大化这类的观点，其不同点仅在其对企业或股东价值的认定方式有区别，但其共有的观点都是强调财务管理的经济责任，以何种经济责任作为企业最求的目标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本文注意的是第四种财务管理目标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看作经济责任的相对物，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与经济责任同等甚至略高的地位。
三、公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迷失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交市场引入竞争，多种经济主体进入公交行业。以深圳为例在改革开放后到2007年公交特许经营改革之前，形成了38家公交企业，其主要投资者均为民营经济体。因此在公交特许经营改革实行财政补贴钱，公交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基本上是追求企业的经济责任。
但2004年开始，全国各大城市开始实行公交特许经营改革，为保证公共交通的公交公益性目的，在政府主导下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并严格推行公交的票价，政府对企业亏损进行补贴，并保证企业合理的利润率水平。以深圳为例，在政府主导下成立了东部公交、巴士集团、西部公汽三家公交特许专营企业，同时深圳市财政局和交通局颁布了“深圳市公交财政补贴及成本规制方案”，其后财政局又制定了更为明细的“2008年度深圳公交成本规制操作方案”（下文对这两个文件统称为“成本规制方案”），“成本规制方案”明确了三家专营企业的经营机制，及补贴政策。“成本规制方案”的一个重点就是对专营企业实行6%成本利润率保底的补贴模式，即只要专营企业发生的各项成本在政府的制定的标准之下，就可以获得6%的成本利润率。
在这种政府兜底利润率的补贴模式下，公交企业过去制定的诸如利润最大化或股东价值最大化企业目标，变得没有太大意义，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顿时迷失。
四、政府补贴引导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在公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迷失时，我们回头来看看政府的补贴的政策，从中我们看到，政府其实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就已经对公交企业给出了明确的引导。政府制定的财政补贴政策，往往都和企业公交服务与安全指标直接挂钩。以深圳市为例，在“成本规制方案”中规定，“公交财政补贴总额=单项补贴+投资回报调节+服务质量调节”，这个补贴政策中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服务质量调节”。“服务质量调节”规定，企业“规制补贴的30%与公交服务质量挂钩，只有公交服务质量达到主管部门的考核指标的，才能全额取得全额规制补贴，否则，相应扣减补贴”。在成本规制实行的第一年，深圳市三家特许经营公交企业中有两家企业被全额扣减服务质量考核补贴。
这里的服务质量的考核在实际操作中，主要采取两种方法进行确定，一是投诉率，二是市民满意度调查。市民乘坐公交投诉时主要是遇到恶劣服务，这往往是针对个体事件；而满意度调查，主要是评价市民对的一段时间内公交服务整体感觉。这两方面的评价基本能准确反映公交企业的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完成的好坏程度。
显然政府希望在其对公交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后，公交企业能够在实行低票价的同时，提供安全、便捷、优质的公交服务。希望企业能够将此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从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五、公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
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当然是希望企业承担越多的社会责任越好，而公交企业作为盈利性机构，必然有其经济责任的要求，那公交企业该如何选择？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企业要创造最大的股东价值或企业价值，必须先行提供优质的公交服务，创造最大的社会价值后，才有可能获得。因此公交企业在选择财务管理目标时要兼顾到企业的社会责任目标和经济责任目标，将企业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和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相结合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才是公交企业的最佳选择。公交企业将社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并不等于说企业为了最大化的完成社会责任，就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企业如果这样做只能是短期行为，企业一定无法长期发展下去，很难想象一个企业都不能生存了它还能创造社会价值。
因此这里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其实是将企业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和企业自身的成长都归纳为社会价值的增加。企业应该做好两者的均衡，使之相互促进共同增长。
六、公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施
当公交企业确定了社会价值最大化的管理目标后，如何才能更好地组织实施呢？笔者认为基于公交的特殊性，企业应从如下六个方面加强企业财务管理。
（一）加强服务质量考核和培训
服务质量是公交企业创造的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而服务质量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科学的服务质量考核制度。公交企业的目前仍是一个劳动密集性企业，其从业的乘务员、司机往往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只有通过培训的形式，才可以使其学会科学的服务方法和良好的服务态度。然后将服务质量的指标纳入其薪酬考核，促使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从而达到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
（二）加强安全考核和培训，提供安全乘车环境
要提供优质的公交服务，安全是基础，是生命线。因此需建立安全培训体系，让司机时刻紧绷安全之弦。从财务管理角度应将安全指标纳入薪酬考核，以经济手段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科学调度，合理平衡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
在民营公交企业时代，企业调度主要关注的是客流，在高峰时段多发车，低峰时段少发车甚至不发车，这样企业是获得了经济效益，但社会责任就被忽略了，导致市民在低峰时段无车可乘。在财政补贴后，企业的运行里程数成为成本规制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企业不太关注高低峰期，而是关注完成的总里程指标，这样虽然保证了低峰期市民的出行需求，但高峰期往往存在市民乘车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目前市民投诉不满意的主要问题。因此企业需做好科学的调度，做好统计分析客流，合理调配线路运力，采用智能调度系统科学调度车辆，努力让市民能便捷地坐上车，企业同时又能提高经济效益。
（四）加强成本控制
政府财政补贴出台后，许多企业均有一种误解，认为公交企业只需提高服务质量，成本控制不再是重点。事实上各城市的在制度财政补贴政策时均是鼓励和要求企业加强成本控制的。以深圳市为例，其公交补贴的明细政策就是“成本规制补贴方案”，该方案的中心就是企业的各项成本标准需在政府制定的规制标准之下，才可以享受成本的6%利润率，对于超出规制标准的成本费用不予补贴，对于节约的成本进行相应的奖励。很显然，企业如需取得较好的经济价值，必须努力降低各项成本费，杜绝超规制开支。
（五）全面推行信息化，有效整合资源
深圳市在公交特许经营改革前，大部分企业仅有几条线路，线路的管理者一般就是线路的所有者，管理较简单和直接。公共交通在推行特许经营后，企业的规模大幅扩大，不再是过去小而全的经营模式，这也造成了财务管理难度的增大，因此要达到社会价值最大化的管理目标，需在公交企业全面推行信息化，使得企业管理层及时掌握各基层线路的即时数据，这样管理决策才能够及时到位。
（六）全力推行内部控制
上文提到公交企业特许经营改革后企业规模大幅扩大，因此管理层级变多，管理难度加大。只有建立一套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保证各项管理目标能够贯彻执行。
参考文献：
[1] 张一帆.城市公共交通补贴效率研究.北京交通大学.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