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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农业生产,就粮食产量而言,虽较宋明时期有明显增加,但就小农经济传统经营方式而言,并没有根本改变,而清代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则比宋明时期更加严峻,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口大增给粮食供应带来的压力。清代统治者虽然采取了一些解决办法,收到一定效果,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长江流域,作为清代重要财富之区,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程度十分严重,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本文欲在分析长江流域农业开发问题的基础上,试对清代农业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做一点探讨。
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影响,土地大量荒芜,人口稀少。长江流域,经济遭破坏程度很深。就人口与耕地来说,顺治十八年,长江流域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诸省,官方能统计到的仅九百零二万丁口(如按每丁折五口计算,约四千余万口)[1],耕地也只有二百七十余万顷[2]。在农业生产水平不高的社会里,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投入的多少与可耕地面积的大小。耕地和劳动力太少,严重制约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从顺治元年起,清政府就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其中较有成效者,便是招抚流亡和鼓励垦荒。清政府要求地方官务必广招流亡,垦荒拓地,并宣称对无资垦荒的贫民予以资助[3];且颁布了地方官劝垦考成法,将地方官的招垦成绩作为其迁降考核标准。在这些政策的促进下,通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清代农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据统计,从顺治初到康熙末,全国主要省区(不包括边疆地区)共垦荒地四十三万八千余顷,其中属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七省,垦荒约二十七万二千余顷,占全国总额的62.3%。由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长期于战争,农村经济破坏严重,直到三藩之乱平定后,长江流域经济才转入全面恢复发展轨道。安徽合肥县,从顺治初即开始逐步垦复抛荒田地,至康熙三十二年,才将“原额荒田俱经垦足”;四川地区,康熙三十一年以前,几乎没有垦荒地亩上报。据郭松义先生依据实录统计,康熙年间四川共垦荒地十万七千三百五十余顷,皆为康熙三十一年以后陆续垦复清理升科的。从康熙三十一年至雍正二年,长江流域九省区耕地增加了近百万顷;同期,人丁增加了约五十五万丁[4]。人口增长,耕地增加,为增加农业劳动力投入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供了保证,促进了清前期经济的繁荣。但是,人口增加,耕地扩大,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前提。人口与耕地是否可能同步增长?如果人口与耕地比例失调,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虽然顺康雍时期,清政府无男妇统计,只有人丁统计,但我们仍可推算这段时期人丁与耕地增长状况。我们发现,到康熙中后期,人丁增长的速度已现出大于耕地增长速度的端倪。在康熙四十九年,玄烨已感到人口压力。他曾说:历年来,外无兵革师旅饷馈之烦,内无工役兴作之费,但百姓生活却“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5]。但他并没有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五十一年颁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谕令;雍正时又实行“摊丁入亩”。这些政策虽在削弱农民、工匠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减轻人民负担方面有进步作用,但它刺激人口增长的消极作用亦不可忽视。安徽《无为州志》即称:该州“自续生之赋罢,丁有定数,征乃可摊;均摊之例行,丁有定税,审亦可息。民咸乐生,户口所以日蕃”[6]。雍正帝自己也曾讲到:“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土地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欠,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那么,该如何来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呢?在雍正帝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垦荒。雍正五年,“准云南、贵州二省广行开垦。凡地方招募开垦及官生捐垦者,按户数多寡议叙”;同时,再定各地人民前往四川垦荒之例,准其入籍、考试。雍正年间,长江流域九省共垦荒约数百万亩。清代农业,到乾隆中叶以后,已呈下降趋势,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增长太快。如:乾隆十八年,长江流域九省人口约九千四、五百万口,到乾隆三十年前后,该地区人口已突破一亿;到乾隆五十一至五十六年,人口达到一亿五千六百余万口;嘉庆十七年达到二亿,道光二十至三十年间,人口更猛增至二亿四千余万口。百年之间,人口增加2.5倍以上,同期,该地区耕地则只增加了大约三十分之一[7]。如此悬殊的增长比例,使得长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从乾隆十八年的3.6亩,下降到道光三十年左右的1.5亩按照当时生产力水平而论,南方地区五口之家,至少需要五、六亩耕地,并“佐以杂作”方可免除凶岁之饥。前述长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即便是道光末期,似乎也基本合符这一标准。但这只是就平均数而言,没有考虑各地人口密度不同,以及地主官僚对土地兼并等情况。清初,承战乱之后,人口稀少,不少农民成为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清中叶以后,自耕农大批失去土地,他们或为佃户,或为庸工,有的只好流落他乡,生活日益艰难。乾隆中叶时,江南佃户辛苦一年,“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生活十分清苦。乾隆初,湖广地区已是“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8]。土地兼并,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多地少,农村生活困难,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便流入市镇。富余农业劳动力部分流入市镇,从事工商业经营并不就是坏事,从市镇经济方面看,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投入工商业经营,可以促进以工商业为主的市镇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如湖南巴陵县(今岳阳县),乾隆年间“十分其民工商居其四;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十分其力而佣力居其五”。四川嘉陵江沿岸,乾隆末以佣力为生,充当工夫水手者不下数万人。湖北汉口镇,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南北交汇枢纽,来此开栈设铺,以庸力为生者颇多。据民国《湖北通志》载:前夕,该镇“居奇贸化之贾,比廛而居,输转搬运者,肩相摩踵”。晏斯盛《清设商社疏》中亦称:“楚北汉口一镇,……(乾隆十年时)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石〕”[9]。江苏吴江县盛泽镇,因“地产绸绫,商贩云集,五方杂处,民户繁多”,乾隆初不得不将吴江县迁至此镇,专司安全管理等事务。一部分农民流入城市,促进市镇经济的发展,这是合符历史发展趋势的。但在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解决人口大量增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生活日益困难的压力面前,更多的穷民则涌入山区。他们在那里开荒种地,采矿伐木,摘茶种烟。雍正初,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已有大批穷民涌向山区,他们在那里搭棚居住,以种麻、种靛、开矿炼铁、造纸、种烟等维持生计,被称为棚民。川、楚、陕三省交界之地,处于长江中上游,重山峻岭,地形险要,有所谓南山、巴山老林等地,历来是贫苦农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据点。清初曾下令禁止百姓入此山区。乾隆年间,人口猛增,大批失去耕地的穷民,纷纷“襁负而至,佃山结屋,垦土开荒”。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阳六县,“俱是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至嘉庆初,川楚两省“穷民就食前来”者颇多;河南、江西、安徽等省“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致使当地户口“骤增至十数余万”[10]。据《东华续录》(卷九六)载,乾隆四十七年九月,陕甘总督李侍尧奏称:“陕省兴安州地形险要,户口较前增至数十倍”,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地迁来的。尽管清政府一再禁令百姓进入山区,但“各省生齿日盛,浸有人满之虞,无业穷民势难禁其入山”。为获得更多而又廉价的土地,以满足人们生计需要,内地平原,则出现了毁塘、填沟、截河、围陂的拓地潮流,有的甚至垦种江海沙滩地。长江中游地区地势平坦,湖泊众多,明代以来,人们便大规模围湖造田,清代则更甚于明。仅乾隆初的十一年间,湖广地区就围垦洞庭湖达十万零七千余亩。湖南龙阳一县,乾隆初即先后围垦“滨湖积水荒地”共五万三千七百七十五亩。乾隆五年,清政府颁布准许人们开垦零星边角地政策之后,湖广地区遂有“傍湖居民,招徕四方认垦之人,复以湖滨各处筑堤垦田,号曰‘民围’。数十年来,民围之多,视官围不止加倍。约计公私报册堤塍,不下九万余丈,积八十万步,当千里稍赢。往时受水之区,多为今日筑围之所”[11]。乾隆十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在《清严池塘改田之禁疏》中云:由于政府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乃自滋生日繁,荒土尽辟。愚民昧于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田工。不独大江太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数亩之塘,亦培田。一清之涧,亦裁流种稻”。乾隆十四年,曾下令“官地民业,凡有关水道之蓄泄者,一概不许报垦。倘有自恃己业,私将塘池波泽改垦为田,有碍他处民田者,察出重惩”。无奈人口太多,人们需要更多的耕地来养活自己,因此这道命令未能阻止人们向江湖要地。乾隆十七年,湖南龙阳县又续垦湖田二万三千九十亩有奇。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明德上报该省垦得“官山、田地、洲塘共一千二百九十四顷五十九亩有奇”。安徽合肥县,“高田为多,最须防旱,地既不近大江,全赖陂塘以资蓄泄”,然而嘉庆时却有清明塘、小官塘、大丰塘等近十处塘陂被改造成田。清人汪士铎曾这样讲道:“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这虽然有些悲观,却也道出了清代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人与自然争地,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如川、楚、陕边界地区,乾隆中叶以前,这里山高水秀,古木参天,遮天蔽日,一片原始森林。自从大批穷民涌入该地区后,他们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刀耕火种,原始森林大面积被毁。严如《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载:涌入这里的穷民,开垦新地,必先伐木,“数十人通力合作,树巅缚长,下缱千钧巨石,就根斧据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借作施肥。由宝鸡经草凉驿、黄牛堡,过凤县、古陈仓、留坝厅至褒城县一带五百里山路中,乾隆初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然至乾隆末嘉庆初,“为川楚棚民开垦,路虽崎岖而树木已稀,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章”。长江流域山区的森林,就这样一片一片地被砍伐,变成了耕地或童山!有学者认为:“人类生态系统实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__经济__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如按此见解,则要求人类必须保持与社会、经济、自然的有机统一,即保持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内部平衡,如果平衡一旦破坏,人类就必然逃脱不了社会与自然所降临的灾难。清代中后期人口过快地增长,本身就已破坏了这一平衡。作为清统治者,本应从发展生产的角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这样做,结果造成人们滥垦滥伐,进而破坏生态环境,使已不平衡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灾难便不可避免。森林被毁,土松易失,大量泥沙被雨水冲入江中,造成水土流失,增大灾害程度。汉水即是有名的“跑沙”河,“当夏秋涨发,(江)中有跑沙突起洪涛之中,出没无常,舟人步步留心。……如不能避,则沙壅船头,顷刻之间,人舟均无踪矣”。江西九江等地,乾隆时期亦聚集了大量棚民,开荒种地,种植薯、麦、菽、粟、高粱等杂粮,至使“林残石出。……因而土壤松浮,山多赤露。每逢一雨,沙土兼流。甚则冲塌奔腾,悬崖立溃,溪港淤滞,则溢上高田。浊流入江,而沙洲暴长”[12]。四川巫山县,仅县城所依之阳台山,历年垦辟,至使水土严重流失,“每因骤雨遂至,水石并行,填街塞巷,有时城门不可启闭”。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使长江逐步变成“黄河”,而且沙石随水而下,在中下游地区淤积成洲,垫高河床,从而增加了中下游地区洪灾的破坏程度。清人阮元指出:长江每年“夏秋间,挟泥载沙浑流而下,几与黄河无异”;王柏心亦称:“夫江自岷蜀西塞,吞名山数十,所纳山谷溪涧不可胜数。重崖沓嶂,风雨之所摧裂、耕氓之所垦治,沙石杂下,挟涨以行五千里,自彝陵始趋平地”,“十数年来,江心骤高,沙壅为洲,枝分岐出,不可胜数”。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堤防”亦载:“上游秦蜀各处垦山民人日众,土石掘松,山水冲御,淄挟沙行”,淤于江河之中,在枝江、石首、监利等地形成众多的洲滩。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相对平坦,地形比较低湿,沿江湖各州县,几乎无县不设堤塍护城捍田,圩田大量存在。安徽无为州,四境之内“圩居强半焉”,仅靠奥龙河及西门附郭圩田即达二千余顷。长江中游之湖广地区则更多。湖南龙阳县,至少有滨湖围田七万六千八百八十五亩;湖北监利县,咸丰九年清丈时,有圩田共四百九十一处,其中“上田三千八百七十一顷三十七亩”有奇。同治时,“南堤之内,有田数千顷,俱作堤塍御水”[13]。这些圩田,一方面需要江水灌田,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洪水溃堤造成破坏。围湖垦田,使湖面缩小,湖泊的抗洪能力减弱;滥伐森林,造成严重水土流失,泥沙俱下,淤于江湖之中,使河床抬高,江面变窄,水流增激。加上大面积森林被毁,气候环境日益恶劣,雨晴不常,暴雨成灾,从而给长江中下游人民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灾难。自宋至清,长江流域出现过四次特大洪灾,清代就占三次,其时间分别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咸丰十年(1860);同治九年(1870)。每次洪灾都给沿江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以乾隆五十三年洪水为例,湖北被淹三十六县,鄂西长阳一带“平地水深八、九尺至丈余不等”;江陵因万城堤溃,城垣倒塌无数,水深一丈七、八尺,城厢内外淹死者达一千七百多人,房屋倒塌四万多间57;武昌“学官水深两丈,二月不退”;“汉川”舟辑入市,民漂溺无数。据《湖北省自然灾害历史资料》、《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统计,清代江汉平原出现水灾203个年次,旱灾98个年次。其中危害较大者,水灾117个年次,旱灾17个年次。除有一年水旱并存外(康熙五十三年),清代268年间,江汉平原有133年遭灾,平均两年一次。在这些灾害中,水患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旱灾,占87%,平均2.2年一次。又据雍正《湖广通志》、民国《湖北通志》、《清实录》、《清史稿》等记载,仅武昌、公安、石首、房县、谷城、崇阳、沔阳、荆州、竹溪、枝江、宜城、巴东、通山、黄冈、潜江、麻城、建德、天门、罗田、汉川、京山、钟祥、监利、均州、黄州、松滋等沿长江汉水及其支流沿岸二十七个府、州、县城的粗略统计,顺治至光绪年间,大水入城、城垣被淹或崩坏者,约有五十九次(未入城之大水在外),其中顺治一次、康熙六次、雍正七次,乾隆七次,光绪一次。可见,江汉沿岸,水灾愈来愈多,对农村经济的破坏也愈来愈大。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害增加,给长江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困难,制约了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首先,它破坏了当地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据《楚北江汉宣防备览》记载:长江、汉水自“乾隆、嘉庆间,连年溃堤,比岁不登,民困斯极”。湖北天门县,同光时期,“频年水患,不渍则溃,不溃则渍,颗粒无收”。汉川县,滨湖渚垸“苦冲决,兼苦渍涝”。监利县,“人民托命于一堤”,但由于“江身日高,不能溶水”,堤塍常溃。同治时县令徐兆英曾说:“予考监利之害,莫江水为烈矣。竭民财力起堤以御之,十岁中,少者决二、三,多者决至四、五,甚者频年决。悲夫!何斯民之不幸也?今江身日高,不能容水,……堤万万不支也。……嗟呼!可不惧哉?可不虑哉?”堤溃频仍,水患连年,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为了筑堤,几乎耗尽人民血汗。监利县“版筑之费皆派诸田亩,决与筑相循,征与修无已,民力有尽,江患无穷”。大量人力物力被投放到江防筑堤上去了,哪里还顾得上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呢?更不要说抵御水患所带来的灾害。其次,水患造成人民大量流亡,既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又造成新的社会问题。道光以前,江汉平原因水旱而逃亡的现象比较少见,雍正时曾有一例。此后,动辄外逃,“几成习惯”。道光十四年,沔阳州饥民“什佰成群”,逃往顺天府密云、三河等县;道光十五年,沔阳、汉川等洲县“逃亡甚众”[14]。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一至初十日,湖北大雨,汉江涨水一丈七尺余,“以致钟祥、潜江、天门、沔阳、汉川等县晚禾被淹浸”,“被水民人,纷纷逃亡他省”,江夏等州县逃亡在外者达一万五千余户”。光绪八年,监利、沔阳“流民在外者,不下数十万人”。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反过来必然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每次灾害之后,地方必然向清政府请赈告蠲,从而增加政府负担,加重社会矛盾。据清实录统计,江汉平原清代蠲恤共计一百一十二次,所及县份达一千二百七十四县次,总数在千万两以上。由于清初对四川经济的大力开发,使川省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粮食产区,江汉及江南地区,凡遇水旱灾害,大多自四川采办或调拨粮食赈济。雍正七年,江浙水灾,遂遣员赴川采办粮食。乾隆七年,拨川谷二十万石分运江南、湖北备赈;乾隆十八年,拨川谷十八万石于江南备赈;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南并旱,四川碾米二、三十万石赴江南;乾隆五十年,为济湖北、江南旱灾,四川又一次碾米三十万石以待楚贩。伴随灾害频繁的是粮价不断上涨。雍正年间,湖广地区粮价尚维持在七钱至一两一石之间,乾隆十六年则涨到一两四、五钱至二两一石。尽管此后川粮大量调运该地区,但该地区粮价仍大体维持在一两二、三钱至二两一石之间。粮价上涨,老百姓生活便发生困难,一遇水旱,生活更加困难,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提供钱粮予以赈济。湖广地区本为财富之区,清政府依之颇重,蠲赈增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了平衡物价,赈济灾民,清政府在各省府州县设有常平仓,并规定了各府州县不同级别的贮粮数量,一般大县一万石,中县八千石,小县六千石。由于水旱时发,长江流域各府州县仓贮粮食常常不能饱和。乾隆三十五年,湖广总督吴达善、湖北巡抚梁国治曾奏称:“湖北省额设常平仓谷一百二十余万石,近来粜赈兼施,缺额谷五十余万石”。[15]此外,长江下游地区在清代受到中上游地区滥垦造成的自然灾害袭击也十分严重,使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亦遭受重大影响。圩田居其强半的安徽无为州,从明嘉靖、万历时起,便逐步长成数洲,清初沙洲迅速增大,至康熙八年止,先后在江边筑了五道长堤以护州城。康熙六十年以后,“江之南岸,洲滩日长,以致江水北扫日甚。至雍正八年,所修筑之堤,旋被江水冲激崩裂”[16]。该县人民不得不常常勒腰筑堤,农村经济受到极大影响。
长江流域,作为清代财富之区,以不足全国一半的耕地,却要养活超过全国半数的人口,其经济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清政府为缓解人口太多给经济带来的压力,走的是鼓励小农开荒拓地的老路子,结果导致和放纵了人们对土地的滥垦,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这不但没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了农村经济进步的障碍。事实证明,这条路子是走不通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长江流域应当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但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合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土地、水利、森林等资源,把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与开发放到同等重要地位来考虑,制订出综合开发与综合治理并举的战略,长江流域经济才有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1系统结构设计的安全性
所谓系统结构的安全性设计是指在不影响系统工程正常施工的前提下,系统结构能够承受各种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有一定的防灾害性能。并且能够在一定的突发状况下面前有一定的防控强度。安全性是系统工程建设的刚性要求,任何系统的建设都要将工程设计的安全性作为第一考虑因素。2.2系统结构设计的经济性与适用性经济性建立在安全性的前提条件之下的,只有保证了系统结构模式的安全性,才能够考虑建筑系统工程的经济性和适用性。在一般的情况下,系统工程首先要有良好的内部稳定条件和设计前景规划,进而为社会创造出良好的服务系统工程。
1.3系统结构设计的耐久性和实用性
一般科学定义情况下系统结构的可靠性,不仅包括系统结构的安全性和实用功能的强大性,也包括系统结构设计的长期稳定性,安全时效性、以及耐久性,并且耐久性是衡量一项系统可靠与否的标志.因此,要想全方面的提高系统工程使用效果需求,在系统结构的设计中就必须要充分考虑其设计结构的有效期限从而进行良好模拟使用环境分析,进而有效提高其结构的安全性能。
2信息管理系统开发的问题化分析
(1)加强系统设计项目的结构安全性设计是充分保证系统工程进行安全运行的有效前提,因此就要聘请富有经验并且技术水平较高的专业设计师来进行衡量和设计,同时设计师要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全方位的设计实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设计的可靠性,专业性和适用性。
(2)无论是设计单位或者是设计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设计水平,以设计安全可靠的系统工程蓝图为设计目标并且要不断的加强自身专业知识的学习,努力提高设计能力,从而保证设计工程的长期可靠性。
(3)要对设计的系统工程项目进行全面的设计计算和系统模拟化分析。通常情况下,设计师要考核系统计算项目是否达标,是否符合设计需求。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实际设计计算体系,保证系统质量的达标。
3结语
关键词：契丹／矿产／冶炼
契丹民族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民族，有先进的金属开采、冶炼和制造技术，契丹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自己的金属冶炼和制造技能，同时在自己的手工业基础上广泛的吸收和采用了中原的先进技术，使其金属冶炼和制造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契丹境内矿产种类较多，储量丰富，为契丹的矿业开发和金属冶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辽代的矿产资源概述
契丹民族的金属冶炼和铸造业历史很早，早在耶律阿保机之前，契丹民族就有了自己的采矿和冶铁及制造技术，有曷术部落，其地多产铁，“曷术”即契丹语铁的意思，根据《辽史》记载，契丹民族有金、银、铜、铁等矿产资源。并且“部置三冶：曰柳湿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1]的开采记载和管理机构。
契丹民族的矿产资源开采的历史很早，早在公元900年左右就开始开采和利用金属矿产。耶律阿保机在占领室韦的领土之后，“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辽史·食货志》，室韦在契丹的东北部，在现在的黑龙江省境内，但根据契丹国志记载，应该是蔑劫子，“其国三面皆室韦，一曰室韦，二曰黄头室韦，三曰兽室韦。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2]。“太祖并诸蕃三十六国，室韦在其中”(《契丹国志·诸蕃记》)，蔑劫子也应该在其平定之列。耶律阿保机在平定北方诸国之后，不但取得了其地的矿产资源，也得到了冶炼和制造技术，并且设立了专门的“铁坊”、“军器坊”等管理部门。
渤海国在辽宁和吉林的东部，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征服了渤海国并取得了其地的铁矿资源，《续文献统考》和《辽史》都记载“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日铁利州，地亦多铁，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铁矿，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3]，就是现在的鞍山和辽阳一带，考古挖掘也证实了在鞍山市首山“现炼铁炉址和炼渣，堆积厚达一米多。辽初已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冶铸技术和原料等条件”[4]。
在燕山山麓的北部，即现在的平泉、宽城、滦平、隆化等县也发现大规模的辽代采矿和冶炼遗址，辽史记载“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辽史·食货志》)，可能即是此地。据河北省承德地区文管所调查，有银矿、铜矿、铁矿等开采和冶炼遗址多处。
辽史记载“泽州，采炼陷河银冶”(《辽史·地理志》)即位于此处，“辽泽州即今平泉县会州故城，陷河，即今平泉、宽城两县境内的瀑河，陷河银冶所指是分布在陷河两岸的多处银矿，我们共发现古矿洞26眼”[5]。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居住址和冶炼遗迹，有生活用具、辽代的砖瓦、冶炼炉渣和金属块。
1993年10月，在龙烟铁矿矿区发现的古炼铁遗址(在河北省赤城县田家窑乡境内)，经国家考古部门鉴定，为距今900多年前的辽代炼铁遗址。“龙烟铁矿地处河北省赤城县、宣化县境内，因赤城县龙关、宣化县烟筒山在同一矿脉上，这一绵延百余里的铁矿得名龙烟铁矿。‘其矿层之厚、铁质之佳，亦足为世界太古纪以后，水成铁矿之罕见者，且水成铁矿之属元古界者，推龙烟为首创，肾状、鲕状矿并生，亦为它矿所未有。’并在遗址上采集了炉渣和渣铁标本，经宣钢中心化验室鉴定，渣铁中含有7％的Fe2O3，属用赤铁矿冶炼，含硅18％，全铁54％，正与辛窑一带的矿质、品位相同”[6]。并测定其年代为964±60年，为公元1020—1170年，应属辽、金时代的炼铁遗址。
契丹人除了开采金属矿床，也开采砂矿床，“柳河馆，河在馆旁，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契丹国志·王沂公行程录》)
除了上述矿产之外，《辽史》还记载有其他矿产地，在“圣宗太平间，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兴冶采炼”(《辽史·食货志》)。
2辽代矿产资源的开发和金属冶炼
契丹民族的矿产资源的开发和金属冶炼技术总体上讲，已经和中原的冶炼水平相当，这可能与大批的中原技术流入契丹有关，契丹民族无论对开采、冶炼还是锻造分工十分明确，有专门的开采、冶炼等部落和管理机构。有专门的“打造部落馆。惟有番户百余，编荆为篱，锻铁为军器。”《契丹国志·王沂公行程录》从现在考古情况推断，辽代的冶炼地多在矿产地附近，但也有在异地的。现已发现冶炼遗址多处，有铜、铅、铁等冶炼遗址和打造遗址。
根据河北文馆所调查，在隆化县隆化镇辽北安州故城北侧，发现铜作坊一处，曾出土了作为原料的残破铜300余斤和大量的炊具。在宽城县龙须门乡王家店村，发现铅锭五块，在隆化县隆化镇北，发现大面积的铸铁遗址，残存有熔炉的部分残体，在隆化县韩麻营村出土有完整的辽代铁锄，并有铁砧子等铁器出土[5]。其他的考古发掘也证实“辽上京附近坑冶遗址规模相当大，鞍山市首山、河北平泉罗杖子、赤峰辽祖州、饶州、中京遗址都有发现炼铁炉址和炼渣，堆积厚达一米多”[4]。
3辽代矿产资源的利用
辽代的金属制品种类较多，从现今的考古发现辽代制造的金属产品主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军事武器等几大类，主要以农业生产工具为主，还有手工工具、生活用具及兵器，其中铁制工具占很大比重。生产工具类：生产工具是契丹民族利用金属制品的主要方面，主要以铁制品为主，现今的考古发现，在承德地区发现有大量的生产工具，如铁犁铧、铁锄、铁镰、铁刀、铁铲、铁镐、铁槌、铁砧子、铜犁铧、铁凿等。考古工作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出土了大量辽代的镐、锄、铧、镰、铡刀、叉等铁制农具。在北京地区(辽南京)也有辽代铁制农具出土，“通县东门外，顺义大固观、上辇，怀柔上庄，房山焦庄等处出土过几批，多是农具和生活用具，有铧、犁镜、耘锄、镐、镰、铡刀、禾叉……”[7]。生活用具类：此类物品的金属种类较多，有金、银、铜、铁等，考古发现的物品也比较丰富，出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铁锅、铁炉、铁剪、铁熨斗、铁提梁壶、三足铁鼎、六折金铁釜、铜锅、铜釜、铜壶、铜盆、铜铃、铜车川、带钩、铁勺、铁锁、铁铃、铜镜等。其他如：刀、斧、钩、钳、刀斗勺、漏勺、双耳釜、叉、矛、甲片、锤、镐、马蹬、脚镣、铁链、熨斗、剑刀、剪刀、锁、锄、犁等，应有尽有。特别是随葬品类：有鎏金银冠、银碗、鎏金银琢、铜琢、银琢、银盖脸、铜盖脸、铜盂、铜丝网、鸡冠壶以及辽代的碗、碟、杯、盘等瓷器[5]。辽代的兵器类制品以铁制品较多，如铁剑、铁刀、铜骨朵、铁镞、铁棘藜等。
契丹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的掌握了金属开采、冶炼和金属制造技术，无论从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今的考古发掘来看，契丹的金属开采规模很大，冶炼和制造技术先进。所制造的物品以兵器类、生产工具类和生活用具类为主。
参考文献：
[1](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张鸿钊．古矿录[M]．北京：地质出版社，1954．
[4]马利清．从铸币业的发展看辽代经济的盛衰[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3(3)：32—35．
[5]田淑华，石砚枢．从考古资料看承德地区的辽代矿冶业[J].文物春秋，1994，(1)：76—78．
2001年的第三天，多数日本人还在享受新年休假，日本多家报纸相继报道了一条海外消息：印尼政府保健省指责日本味素公司印尼分公司的产品违反伊斯兰教徒信条，命其三周内收回所有上市产品。随后，该公司日方社长及日方数名人员被逮捕，工厂暂时停工（注1）。
据报道，该公司1998年起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美国产的某种酶，而这种酶乃是从猪内脏提取的。人口近二亿的印尼国民的80%~90%是伊斯兰教徒，印尼市场出售的食品都要贴有伊斯兰教徒可以食用的标志。2000年9月，该公司再次申请可食用标志时，被指出使用不合法的酶，并受到当局劝告，要其自行回收上市的不合法产品。然而该家公司只更换了生产环节的酶，没有在流通环节上采取行动，以至于发展到被公开指责并被公开要求回收其产品的地步。数日后，印尼总统及当地大学的教授先后发表最终产品无问题的见解，社长等人被释放，工厂在更换酶之后重新开工，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已得到解决。
然而各种现象表明，此事引起的严重后果远未结束：味素产品在事件后迅速从各家超市、商店包括街头小卖铺里消失；有些市民在听到广播后，将已买的味素当作垃圾扔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些愤怒的人举行抗议游行并在寺院前当众焚烧味素包装袋（注2）。据报道，该公司四种产品年产约4万吨、其中90%在当地消费。这样，即使是短暂时期内的停止销售，也可推知其损失相当严重。此外，味素产品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销售亦受到影响，在东京证券市场上，日本味素总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在事件之后暴跌（注3）。
日本味素公司在全球拥有多家分公司，它1969年进入印尼市场、其产品在印尼调味料市场销售量占首位，在印尼生产的味素产品产量约占味素公司全球产量的十分之一。然而拥有长期在其他国度生产、销售、经营经验的公司，为什么还会产生此类问题？事件之后，各种推测假说纷纷出台，这里无意去一一辨别。作为非直接经营者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去苦虑今后的具体经营方针或对策，而是应当从这件事的发生背景去重新认识开发异文化国度的经济市场和进行异文化交流时应注意的问题。
二事件告诉我们什么
今日世界每天都发生着人员的互动、文化的互相接触。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交往，几乎象一日三餐一样平常和频繁。人们会把他国持有的信仰或各种习俗作为“奇风异俗”来介绍，但是有多少自诩为文明国、先进国的国民们平等地把这些习俗和信仰看作是同一地球成员所拥有的一种文化而加以真正的尊重呢？不会平等地看待其他国度的文化而企图去接近或进入这个文化，就会在这些异文化氛围里开展经济活动时碰到异文化交流潜在的巨大暗礁。
由于没有机会去当地做调查，无从得知今日印尼的市场和印尼国民们日常餐饮以及家庭餐桌上的状况，也无从得知味素产品几时东山再起重建国民对其产品的信赖、重振当年雄威。但是凭借文化研究者的知觉，有一点可以指出，那就是欲卷土重来，实是“任重道远”之事。因为该公司不只是简单地违反了该国家的生活习惯，它所犯的过错是触犯了其国民的信仰、伤害了持有异文化的消费者们对其产品以及对产品背后的文化的信赖，因而是致命的。
这件事表明日本企业对其进入的国外社会理解度尚不足，其原因之一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对该地区文化的认识能力。企业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认为已达到对异文化的理解。而该地区的文化亦用自己的文化尺度衡量，对日本企业认识异文化的评价是不合格，并且这种评价以文化冲突导致经济问题的最坏形式来表达。异文化理解度的差异将会导致经济交流的失败，这对欲在21世纪开发异文化经济市场或者准备进行异文化交流的企业或国家、民族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教训。
从欧美起步的现代文明，总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衡量其他的文化，从而持有优越感。然而其他文化的拥有者们也往往以自己的文化为基准，衡量他者的文化。即使是承认欧美文明的先进、主动引进其文化或者努力向其看齐的国家或民族，也未必就会完全丢弃自己的原有文化和民族自尊。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多种文化都欲在21世纪的地球上获得生存的空间，文化个性的强调与重视，将是21世纪文化的一个特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仅仅带着经济目标和经济头脑进入另一国家或民族的异文化区域，而不在事先尽可能地理解那里的文化，则不仅无法顺利开展经济活动、获得经济利益，还会碰到异文化的厚重墙壁上，卷入源于文化的误解或纠纷之漩涡，最终招致经济损失甚至引起两种文化间的重大社会问题。
对企业来说，海外经济市场是极富魅力的。但是，进出于海外各国的企业如果只有经济眼光，则会掉入看不见的异文化陷阱。国际经济市场的开发，应警惕伴随经济活动的异文化交往的暗礁。这是味素事件告诉我们的教训。
三异文化理解的尺度：中日文化之例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对。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历史关联，无论文字、饮食还是居住、穿着诸习俗都可以找出千丝万缕的关系。出于这种文化背景，两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模糊的、不成明文但已经渗入很深的意识：相互的文化理解度似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彼此间已不存在文化再认识问题。日本的文化皆从中国传入，两文化之间极为相似，持有这种错觉的人在日本和中国似乎都不是少数。对中日文化的叙述也多停留在描述眼前可见的相同相似的现象上。而实际上，中日之间因文化意识和习俗的不同而招致误解的各类“小事件”今日仍频频不绝。这类误解“事件”的频发和错误认识的积累，小则伤害个人间的交往，中则影响企业的经济运营，大则损害国民形象、甚至会造成民族间的隔阂。限于时间，本文不做理论分析，以下仅从生活习俗方面举若干事例。
颜色――日中两国对颜色的认识有着分歧。日本将红白双色用于喜庆场面、把黑色服装视为正式礼服，白色则代表神圣和洁净。因此，生日贺礼或病愈庆贺、贺升迁、升学以及婚礼贺喜时，都会有红白双色彩带装饰的礼物；婚礼时也会看到许多着黑西服戴白领带或黑色和服的人。
倘若着黑服出席中国人的婚礼，或以红白双色装饰贺礼，如果贺礼的受礼方或婚礼当事人对日本文化毫无了解，其心情可想而知。当然，若受礼方是重要的企业合作伙伴或重要的客户的话，其后的交易也许会令人担心。
数字――中国有“四平八稳”、“四六成双”之说，用具多以四个为一套。而日本忌其与“死”同音而极力避之。茶杯、水杯或饭碗都是五个为一套，块茎类青菜或水果遇到四至六的数时，也一般改为五个一盒或一袋。向日本友人赠送4件一套的礼品，也许他会稍感惊讶；如果面向日本市场销售产品，4个一套的国内程式也需要改变。
在日本，9也因其发音与“苦”相同而不大受欢迎。另外，婚礼时庆贺二人结为“一个”家庭，形成“一个”共同体，因此要极力避免2的出现，认为这意味着二人会分手。即使贺礼金额数字为二万日元时，也要备成面额一万和面额五千日元共三张纸钞。若按照中国习惯，送上“成双成对”的贺礼或意在贺新婚夫妇天长日久而特意将贺礼金额备为“99”、“499”、“999”时，就可能已经撞上异文化的暗礁了。当然，与4、9这些数字相连的庆贺类产品在日本文化氛围里的销售也需要动动脑筋。
其他――日本自明治五年起，将阴阳历合一，传统年节基本转为按阳历举行，（有一部份按阳历推迟一个月举行）。今日日本国内使用的挂历大部分只印有阳历。但是，中国至今仍然保持阴历和阳历双轴运转方式。不了解这一差异的日本大学生于阳历新年日本的“正月”期间专程前往中国欲看中国的正月情形却失望而归；阳历的7月7日特意向中国的留学生问候：“今天是七夕，……”不想得到的回答却是“今天是纪念日！”当然，预期的一场有关习俗的对话也就此打住了。当然，只印有阳历的日本产的挂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也会有限吧。
此外，结婚、乔迁贺喜、新居落成以及祝寿时，中国人避免“送钟”，赠送龟或猫头鹰也不宜于中国文化氛围。
日本国民相互赠送日常生活消耗品为的是不会使受礼方感到接受了弃之可惜之物，但是挂面或小咸菜类在中国未被列入礼品名单；极小的物品会使人感到是“小恩小惠”或“小气”；接受毛巾或洗衣粉类“礼物”的中国民众，会发问“是不是觉得我们脏？”
在日本，按照中国习惯去过于关心他人有时会被认为是干涉隐私；在中国，按照日本习俗出于尊重他人隐私而保持距离，有时会被认为是冷淡。……
不了解中日两国文化的相异之处以及在日常生活细节方面的表现和两种文化交往时的注意事项，则会出现上类文化小冲突。以上事例仅仅是与生活意识、习俗相关的例子，属于文化冲突的浅表层次。倘若触及民族自尊、民族信仰、文化禁忌诸问题，导致的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满或不解，包括经济在内的各方面都难免受影响。这也对中·日民俗研究者提出了课题：如何将研究成果还原于社会、为两国民间文化交往提供正确的知识。
列举上述事例的目的在于说明：相距遥远的两种文化的深入理解的确不是件易事，相近的文化之间亦存在着流于肤浅理解、真正深入理解难的问题。异文化理解度的自我判断与频频发生的误解，说明真正认识一种文化之难、轻信自我判断基准的危险性。
同时说明要深入理解一种文化，需要极大的时间和人力的投入，其中民俗学科大有发挥空间。
味素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文化与伊斯兰信仰间的冲突，不能用两种文化相差太大作为解脱之辞。人类集团的活动，无疑都带有其文化背景。对待事物的态度与解释则表现出信仰的不同。过于相信现代化科学技术和自己的经济能力，轻易地将对方的行为视为迷信、非文明等，这种带偏见的文化认识尺度是导致异文化经济交往失败的所在。对从事多种文化研究的人们来说，这个事件提出了如何确定“文化相互理解和认识的尺度”这一问题。这种尺度应当具有广泛的通用性，无论国家相距远近，文化上是否有关联，都可以依照同一种尺度相互衡量以及自我检验，以保证能用较客观的态度看人看己。这种尺度应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要素：不盲听妄信、不轻易对他文化下结论；抛弃文化优越感、克服文化偏见、尊重其他文化的意识；等等。
要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入理解，不仅需要企业有意识地努力，还需要有相当量的对异文化的正确解释与分析，后者是需要文化研究者完成的重要使命。对开发国际经济市场的企业来说，何种程度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即客观的衡量尺度问题，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真正的理解即社会科学向经济界提供参考的学术可能性问题，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面临的课题。
四国际经济市场开发与民俗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国际市场与民俗学，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相距甚远毫不相干的领域。但是，发生于21世纪初始的经济界的事件，为民俗学科指出了在21世纪的新的活动空间。
要使企业进入国际经济市场，首先需要掌握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信息。文化氛围的异同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民族文化的禁忌、民间信仰、生活习俗的异同等等，处理不好有时会成为毁坏相互信赖关系的导火索。
中国有句古话，要“入乡随俗”。而在今日社会，需要事先问其俗、知其俗，然后才能在“入乡”后顺利地“随俗”。企业是盈利单位，它以经济运营为主要目标。一般中小企业无力安置专人或设置专门研究异文化的部门。以研究各“乡”之“俗”、即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科，在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恰恰可以发挥作用。民俗学关于他国、他民族习俗、信仰、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企业开发新经济市场时的参谋，促进经济界对异文化的客观理解，帮助企业先知其俗再进入其乡以便顺利展开经营工作。
民俗学在追踪研究传统的遗留以及描述农村地区习俗变迁之外，全面深入地把握各民族文化特性，以其作为经济界理解异文化、开发异文化地区经济市场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是否可以作为民俗学在21世纪的一个紧迫任务呢？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果，只靠计算民俗用品商店或民俗旅游的营业额是无法化衡量出的。缺乏对异文化理解的国际经济市场开发，只能是构建在沙滩上的城堡。要开发国际经济市场并长久将其维持下去，则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力量打好理解当地文化这一经济发展的地基。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益，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的作用之一，可以体现在经济界文化顾问这一角色上。它并不意味着直接进入经济运营系统，然而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得多。
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向民俗学者们提供了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可以大展身手的学术空间。新的学术空间也向民俗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俗学研究要以文化上的“知己知彼”为努力的目标，为了解、把握自·他文化的异同而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同一国内的其他民族文化。在条件允许时积极研究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运用比较研究这面镜子，认识他国文化特征，再反照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对自己文化的多角度全方位认识。
在异文化地区发展经济，需要对其文化有深刻理解。帮助经济界理解异文化的社会学科之一，是民俗学。这是从一个跨国经济冲突中得到的启示。
注1：见《朝日新闻》2001年1月5日、1月9日、《读卖新闻》2001年1月5日、7日、8日、10日等的报道。由于没有前往当地实地调查的机会，只能借助报纸报道等文字资料，在此说明。
关键词：嵌入式系统嵌入式处理器实时操作系统仿真器调试器
引言
在计算机、互联网和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也取得迅速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从事嵌入式系统开发研究的人员队伍日益壮大，嵌入式处理器和实时操作系统的性能增强和产品升级换代，更重要的体现在嵌入式技术应用范围的急剧扩大。
嵌入式系统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我国应该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奋起直追，在嵌入式系统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达到这个目标，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这是因为同PC机系统相比，嵌入式系统更有自身的特征。在PC领域，虽有AMD系列处理器和Linux操作系统的市场冲击，但是Win_Tel（Windows+Intel）体系架构仍占主导地位；可是，嵌入式系统本身是一个相当分散的工业，典型特征是面向用户、面向产品、面向应用的，市场应用才是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导向和前提，在当前的嵌入式市场中不存在垄断的局面。
嵌入式系统包含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架构上以嵌入式处理器为中心，配置存储器、I/O设备、通信模块等必要的外设；软件部分以软件开发平台为核心，向上提供应用编程接口（API），向下屏蔽具体硬件特性的板级支持包BSP。嵌入式系统中，软件和硬件紧密配合，协调工作，共同完成系统预定的功能。
对于不同的市场应用类型，嵌入式系统开发中的嵌入式处理器、实时操作系统、仿真器、调试器以及开发队伍的技术水平和结构比例等要素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参考一些嵌入式系统开发的资料，结合具体的工程实践经验，系统总结了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时，如何全面考虑各开发要素并进行选择，最后结合一个具体实例进行详细阐述。
1嵌入式处理器
嵌入式系统的功能软件集成于硬件系统之中，系统的应用软件与硬件一体化。在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设备中，嵌入处理器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件，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决定整个系统的运行效果。
PC机销售市场中，随着通用CPU技术的突破和工作频率的倍增，旧款低档CPU早已经不见踪迹。嵌入式系统开发面向具体应用，不同领域的应用市场需要不同款式和性能指标的处理器来开发，于是在嵌入式处理器市场中，中低端的4位、8位和16位处理器依然存在，高性能的32位处理器也有很多产品。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和微电子技术发展，包含嵌入式处理器以及部分电路的微控制器产品也进入市场，片上系统SoC（SystemonChip）产品也开始出现。这些产品的上市，不仅丰富了嵌入式处理器产品，而且也更加方便了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嵌入式系统的技术开发和扩大嵌入式产品的应用领域。
由于嵌入式系统应用需求的多样性，市场上基于RISC结构的嵌入式处理器提供商也日渐增多。统计数字表明，1999年底市场销售额排在前三位的公司分别是ARM、Motorola和MIPS，其中ARM公司的芯片销售量达1.5亿个，市场份额超过50%。
面对这样的嵌入式处理器市场，开发设计人员应该如何选择呢？这里有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深入研究具体的嵌入式系统应用需求，充分的应用需求分析后获取应用系统的性能指标。面向应用是嵌入式系统的特色，具体的应用需求决定着嵌入式处理器的性能选型。在工业控制等特殊领域，系统需求分析员不仅需要和工作人员、上级主管亲自面谈，而且要到工作现场获取第一手信息，收集充分的资料。应用需求分析后，需要定义产品具备的基本功能和性能指标，如系统处理的数据量大小和处理实时性要求、系统正常运行时的工作环境、系统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突发事件、系统的尺寸大小和功耗指标等。
第二个前提条件是，分析研究市场上各大厂商提供的各款嵌入式处理器的性能指标，如功耗、体积、成本、可靠性、速度、处理能力、电磁兼容性等。这些参数也是各个半导体芯片厂商之间竞争的热点。
开发人员通过应用需求分析获取了产品的功能性和非功能性指标，研究了市场上嵌入式处理器的性能参数后，能够对嵌入式处理器作出较好的选择。嵌入式处理器选择的基本原则是满足具体功能性和非功能性指标需求的、市场应用反应良好的、硬件配置最少的嵌入式处理器。如简单的智能仪器仪表设计考虑使用4位或者8位低档单片机8051；和数字信号处理密切相关的选用TI公司的TMX320x系列的DSP（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如果产品偏重于通信功能，考虑Motorola公司的嵌入式处理器68K系列；如果产品功能比较齐全，可选用嵌入式处理器领域的后起之秀ARM公司的高性能嵌入式处理器ARM芯片系列等。
除了上述的产品性能需求因素，选择嵌入式处理器时也需要考虑开发人员对此系列处理器的熟悉程度。因为不同公司开发的嵌入式处理器差别较大，从一类处理器转移到另一类处理器的难度比同一系列不同处理器间的转移难度大得多，风险多得多。
应用实例解析
在详细讨论了嵌入式系统开发中的几个关键因素后，下面具体阐述这些因素在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图2是个人数字助理PDA和寻呼机二合一的手持式电子产品结构图。
该产品的基本功能包括：
①个人数字助理--科学计算器、英汉互译辞典、电话号码簿、记事日程表等；
②交通信息--列车时刻表的车次查询和车站查询、民航时刻表的航班查询等；
③寻呼信息--接收个人和公共寻呼信息，个人寻呼内容实时语音合成并播放，寻呼方式更新列车和民航时刻表数据等。
关键词昌都林业资源开发利用
昌都地区“三江”流域6县（洛隆、昌都、八宿、左贡、芒康、察雅等县，E95～99°，N28～34°）位于藏东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的中上游，全区山川骈列、南北纵贯、山高谷深，特殊而复杂的自然环境条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森林、野生动、植物及中药材等林业资源；全区人口29.9万人，土地总面积
6.31万km2，林业是支柱产业之一。本文以实地考察(1996年）和收集的材料为依据，从林业、经济、生态等方面对该区林业的综合发展进行探讨。
1林业资源现状
1.1林业用地
全区的林业用地面积据统计为217.8292万hm2(表1)，占昌都地区林业用地面积的71.0%，其中林分和疏林面积分别为86.4564万hm2和16.5843万hm2，占昌都地区林分面积及疏林面积的73.1%和73.7%；灌木林面积为89.9325万hm2，占昌都地区的70.5%。采伐和火烧迹地及宜林荒山荒地分别为3.85万hm2和21.35万hm2，分别占昌都地区的62.3%和65.9%；经济林和苗圃面积分别有5904hm2和9hm2，各占昌都地区经济林和苗圃的97.8%和100%。全区(6县）森林的复盖率为16.20%。
表1林业资源概况
Table1Situationofforestresources
（单位：万hm2，万m3）
项目林业用地
面积合计林分
面积疏林
面积灌木林
面积经济林
面积苗圃火烧、采
伐迹地宜林荒
山荒地林分蓄
积量疏林蓄
积量活立木总
蓄积量
洛隆35.378523.80982.41688.49410.0150--0.26990.37292042.097333.9702376.067
昌都44.592619.03654.770212.82100.10130.00011.43826.42533909.04845.9843955.032
八宿45.20314.65671.747333.34070.1576--0.25415.04971086.515149.750236.266
左贡32.608614.51611.761610.86180.15310.00040.75664.55902650.620214.4952865.115
芒康50.059021.83053.979418.60250.05910.00010.99484.59263669.749494.1534163.901
察雅9.98741.67241.91205.81240.10430.00030.13760.3484171.129130.500301.629
合计217.829286.456416.584389.93250.59040.00093.851221.347913529.1581368.85214898.010
占昌都
地区%71.0073.1073.7070.5097.80100.0062.3065.9073.8069.0073.30
1.2活立木总蓄积量
全区的活立木总蓄积量为1.4898亿m3，其中林分蓄积量有1.3592亿m3，疏林蓄积量为1368.852万m3，分别占昌都地区活立木总蓄积量和林分以及疏林蓄积量的73.3%、73.8%和69%(表1)，其总量仅次于资源丰富的林芝地区而位居第二。
1.3经济（果树）林资源
本区经济（果树）林的种类主要有苹果、梨、桃、葡萄、杏、桑、李、柑桔、柚子、文冠果、核桃、花椒等。在左贡县玉曲河中游以下到处可见到野生的山杏、野桃及野核桃等。据调查统计，全区经济林面积为5904hm2，占昌都地区经济林总面积的97%多。1995年主要水果和干果的总产量为946.4t和767.5t(表2)，分别占昌都地区总产量的98%以上，人均占有水果6kg，显然，这里是除尼洋河、帕龙藏布流域外的又一重要经济林产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正在逐步形成。
表21995年经济林资源概况
Table2Situationofeconomicforestresourcesin1995
项目洛隆昌都八宿左贡芒康察雅合计占昌都地区%
面积（hm2）1501013157615315851043590497.80
水果产量(t)2.8021595.0437.3358.831.0946.499.90
核桃产量(t)5.0--28.5477.6252.14.30767.598.20
花椒产量(t)------4.973.81--8.7576.40
1.4野生动、植物资源
(1)植物资源主要包括药用植物、淀粉植物、油料植物、纤维植物、单宁（鞣料）植物和珍稀植物资源等。本区是药用植物资源丰富的区域之一，据统计，除具寒温带、温带和亚热带的许多药用植物种类外，还有一些极其珍贵的药材种类。例如名药虫草、妇科良药红豆杉(Taxuswallichiana)、消炎杀菌良药小蘖，还有雪莲(Saussureainvolucrata)、天麻、贝母、七叶一枝花Parispolyphylla)、红景天、大黄等。
淀粉植物资源以高山栎(Quercussp.)林的面积最大，其总面积超2万hm2；另外，还有菝葜属的菝葜及葛藤属等的种类。油料植物资源以木本油料植物核桃数量为大，乔松和华山松等的种子含油率也较高。
纤维植物包括麻类植物、填料植物和造纸用植物资源三大类。常见的有滇藏荨麻、荨麻、珠芽荨麻，滇东瑞香、长瓣瑞香、滇结香、罗布麻，枸树以及云杉属、冷杉属和松属等种类的树木（如川西云杉、鳞皮冷杉、高山松等）。
鞣料（单宁或“烤胶”）和含树脂（胶）植物资源的种类有川西云杉、高山栎、合欢以及桦木属、杨属和红杉、漆树等。
此外，本区的野生药用、食用菌类资源较多，常见的药用菌有猴头菌、灵芝菌、茯苓等；食用菌有营养美味的松茸、鸡油菌、猴头菌、黑木耳、草菇、獐子菌等。
(2)本区是野生动物种类较为丰富的区域之一，据资料和调查统计，属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的有野耗牛、野牛、云豹、雪豹、长尾叶猴、滇金丝猴、白唇鹿、苏门羚、藏羚羊、盘羊、红腹角雉等。属国家二类及三类重点保护的动物有棕熊、水獭、猞猁、兔狲、马鹿、麝、藏马鸡和黑熊、石貂、豹猫、岩羊、血鸡、鹦鹉等。
2林业资源特点及其评价
2.1森林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水平和垂直分异突出
本区的森林面积、蓄积量及经济林等均占昌都地区的70%以上，仅次于资源丰富的林芝地区而位居的第二位。但是，据实际调查和遥感信息分析，森林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其主要分布在水热条件较好的南部、西南部及北部的芒康、左贡和昌都县等地。据统计，以上地区的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分别占全区森林面积与蓄积量的64%和73%，其它地区分布的森林资源仅占30%左右。
从森林的水平分布而言，东起芒康县的格良西，往西到左贡县的曲登、碧土往西直到察隅一线以南的地区，森林植被基本上分布在海拔2700～4400(4500)m;而在此线以北地区（海拔2800～3400m）以疏林灌丛为主，只在湿润的沟谷可看到小块状分散分布的森林；从本区由东往西，以川西云杉(Piceabalfouria-na)和鳞皮冷杉(Abiessquamata)以及大果圆柏(Sabinatibetica)林等山地针叶林为主，呈块状分布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的支流两岸。但在左贡县和芒康县南部的低海拔地段呈现亚热带森林植被特征。
森林垂直分布在海拔2700～4500m，但位于西北部的洛隆县，林线海拔高达4600m，树线达4700m，这是我国亦是世界森林分布上限最高的地区。就总体而言，本区森林主要集中分布于海拔3000～4100(4200)m。具体而言，海拔2800～3300m多分布有高山松林及少量杨、桦林；海拔3300～4100m大多分布为云、冷杉林和高山栎林；海拔4100～4500(4600)m多为柏木林、云杉、冷杉林及高山杜鹃灌丛等。
2.2丰富的种类组成和生物多样性
本区独特而复杂的自然环境孕育着种类丰富的植物物种资源。据资料及实地考察，全区有高等植物1000多种，其中木本植物达600余种，隶属70多科，180多属，常见的乔木建群种类有川西云杉、麦吊云杉(P.brachytyla)、紫果云杉(P.purpurea)、鳞皮冷杉、黄果冷杉(A.ernestii)、怒江冷杉(A.nukiangensis)、高山松(Pinusdensata)、华山松(P.armandii)、红杉(Larixgriffithiana)、大果红杉(L.potaninii)、大果圆柏、垂枝柏(S.recurva)、滇藏方枝柏(S.wallichiana)、川滇高山栎(Quercusaquifoliodes)、黄背栎(Q.pannosa)、高山栎(Q.semicarpifolia)、白桦(Betulaplatyphyla)、山杨(Populusdavidiana)、昌都杨(P.qumdoensis)等。珍稀树种有澜沧黄杉(Pseudotsugaforrestii)、乔松、红豆杉等，其中澜沧黄杉树干高大通直，最径172cm，树高最高超50m。林下灌木和草本等种类也较丰富。总之，本区的森林具有丰富的物种、遗传及生态系统多样性。
2.3资源可及率低，林龄结构不合理，资源质量一般，但生态效益显著
据遥感和实地调查资料，本区的森林绝大多数分布在交通不便的高山峡谷地段，可及率仅为22%左右；从林龄结构来看，成、过熟林的活立木蓄积量达
9889.72万m3，占全区总蓄积量的73%，而中、幼龄林的蓄积量为3639.44万m3，仅占27%左右。森林资源的自然枯损率为0.9%，年枯损量达134万m3(按总蓄积1.4898亿m3算），这样的林龄结构不利于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从表3可看出，单位面积的蓄积量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本区位于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中上游，森林在保持水土、涵养水源、保护环境等方面的生态效益是很显著的。
表3森林蓄积量资源与其它地区比较
Table3Comparisonofforeststorageresourceswiththoseoftheotherareas
项目本区四川云南全国
蓄积量(m3/hm215622215411983.6
2.4森林资源消耗现状分析
根据资料及典型调查分析，全区近年来的森林资源年均总消耗量为39.99万m3。其中薪材耗量为22.646万m3，占56.6%；民用建筑用材为7.4274万m3，占18.6%；内销和外销木材为9.9139万m3，占24.8%(表4)。全区森林资源的年总生长量为186.719万m3，由于可及率为22%左右，故年可采量为46.5万m3。可见，森林资源年消耗量与年生长量基本保持平衡，略有盈余。但昌都县和察雅县的资源年赤字已分别为31560m3和8685m3。
表4森林资源年消耗量与生长量概况
Table4Situationofannualconsumptionandincrementofforestresources
（单位：m3）
项目洛隆昌都八宿左贡芒康察雅合计占总耗量(%)
薪村消耗量24242914052380532183425331229122645956.60
民用建筑用材7230780005040143243496049207427418.60
内销及外销材3198600003720186521236012099913924.80
年均总消耗量3467015920532565651598988618420399905100.00
年均净生长量7320012764538086882671282779735465210--
3林业生产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3.1生产现状
据有关资料，全区1995年的林业总产值为1606.33万元（不含松茸的产值），占昌都地区林业总产值的72%，处于绝对优势。因此，本区的林业经济效益在昌都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
全区仅昌都林场为国有企业，成立于60年代，除采伐森林外从事少量的育苗与造林，80年代末以来，各县普遍开采森林，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但是，由于重采轻造，加上苗圃育苗面积太小（仅9hm2)，营林生产效果甚微，迹地与宜林荒山荒地更新造林欠帐已达29万hm2(含迹地3.85万hm2)，造成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森工生产主要是昌都林场的木材采伐生产，该场木材年产量1.5万m3，产值600～800万元，为66家骨干企业之一，其它均为县办林场和伐木场，以原木、锯材（很少）为主要产品，销往四川、青海等地。随着近几年改革开放程度的扩大，昌都县兴办了一家地板厂和一家胶合板厂，家具和木器制造等深加工企业正在逐年兴起。
本区经济（果树）林的发展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因其效益好，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据统计，全区已栽有果树5904hm2，占昌都地区经济林总面积的97%多
(表2)。1995年的大宗经林产品产量为1722.68t，占昌都地区当年总产量的93.6%。
林副产品资源的开发利用属初始阶段，具有当地特色及潜力的“松茸”等深受日本等客商青睐，市场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已逐步形成拳头产品，1995年松茸和木耳的产量达到了136.8t和15t，分别占昌都地区的95%与100%(表5)。但原料贸易经济效益不高。
表51995年大宗林副特产产量
Table5Outputoflargequantityofforestproductsby-productsandspecialproductsin1995
项目洛隆昌都八宿左贡芒康察雅合计占昌都地区%
松茸(t)----1.0213.541)122.241)--2)136.82)95.70
木耳(t)--------15.2--15.20100.00
虫草(kg)371.17534.00186.154.311.227.401104.2515.20
贝母(kg)2784.52179.601268.2011.847.292.584254.0340.60
3.2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只采不育，苗圃建设落后，更新造林任务艰巨由于森林经营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竭泽而鱼”、只采不育的经营方式，累计采伐迹地已达3.85万hm2，但全区累计完成的成片造林(1500hm2)仅为迹地(3.85万hm2)的3.9%，绝大多数迹地靠天然更新，因天然更新效果不良，有的迹地已沦为牧地。另外，苗圃建设落后，苗木5年左右才出圃，仅9hm2的苗圃根本不能满足更新造林对苗木的需要。若利用30年将迹地更新欠帐还清，每年需造林2580hm2(1161万株），加上2005年前规划每年种经济林114万株，则年需苗木1275万株。故今后造林任务很艰巨。
(2)经济（果树）林生产管理粗放，技术力量薄弱经济（果树）林的发展还存在着盲目引进、技术力量薄弱和生产管理粗放等问题，造成果树产量低、品质差。此外，经济林苗圃不足，苗木短缺，也直接影响发展规模。
(3)木材生产技术水平差，薪材耗量大，资源浪费严重目前全区绝大多数采用斧头砍伐林木（芒康县正在推广油锯），造成伐根高达50cm以上（浪费木材5%～8%)。若按年砍伐森林17万m3(表4)、原木出材率按1/3、斧头砍伐浪费按5%计算，每年至少浪费原木2600m3，减少经济收入78万元(300元/m3)以上。另从表4中可看出，薪材年耗量为22.65万m3，占56.6%，森林资源的大部分是被烧掉的，并且绝大多数烧的是云杉、冷杉、柏木、高山栎等好材，可见，资源浪费严重。
(4)林副产品开发利用程度低、经济效益差林副产品（松茸、虫草、贝母等）以出卖原料为主，产值不高，这与资源潜力不相称。另外，全民动手无保护性地掠夺式乱采松茸，影响松茸资源的产量与持续利用。同时，各县普遍以高山栎为薪材，导致其产量不稳。若在松茸收获季节，当地有关部门能变多环节的分散经营为统一的集约化经营，并进行深加工，其产值至少可增2倍以上。
4林业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指导思想、原则、方向与发展目标
4.1指导思想
林业的发展应以营林为本，充分依托科学技术，贯彻保护性开发的方针，适应市场需求，调整林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深入持久地开展多种经营和综合利用，谋求协调、平衡和有序的发展，保持林业作为本区支柱产业的地位。
4.2原则
(1)三大效益并重的原则森林资源不仅有经济价值，还有维持生态平衡和保护生态环境等多功能性，森林的防护作用还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间接的经济效益，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三者关系紧密，则相辅相承与促进。本区地处深切割的横断山区，自然条件特殊，生态环境脆弱，森林的生态效益尤为突出，其影响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故林业发展要处理好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发展生态型林业。
(2)永续利用的原则森林资源是可再生资源，其再生的可能与速度取决于利用程度，强调三大效益并重，一般应掌握采伐量要少于生长量，还必须及时更新和扩大森林资源，才可避免森林的逆向演替，才能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
(3)以短养长、长短结合及科技兴林的原则森林资源为包罗广泛的生物资源，在横断山区，林下（内）资源的经济价值超过木材本身，而且其防护作用和生态作用的间接经济效益是巨大的。但森林资源的生长周期长，见效慢。为此，在经营森林资源的同时，要充分开发林副产品，经营好周期短、效益好的经济林，对资源充分利用，才能获得长、短结合的成效。同时，应积极推广先进的实用林业科技新成果，增加林产品的科技新含量，才能推动林业第一、二、三产业的同步发展，扩大效益，增强发展后劲。
4.3合理开发利用方向与发展目标
森林的生态效益在当地和金沙江、澜沧江及怒江中下游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国务院去年关于“天然林一棵都不能采”的指示，杜绝商业性采伐，才能使森林得到休养生息，将来要逐步纳入生态系统合理管理的轨道。因此，在保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以营林为基础，大力发展经济林和开发见效快的林副特产品，节约挖潜，将本区建设成为藏东南的木材、林副特产和果品生产基地。拟发展目标如下：
(1)在昌都、洛隆、芒康、左贡、八宿等县扩大发展经济（果树）林种植面积，重点发展核桃、苹果、梨、柑桔和葡萄等906hm2，实行科学种植与管理，能较快获得经济效益。
(2)在察雅的麦曲河、八宿的冷曲河、左贡的玉曲河，昌都的澜沧江干流河谷和芒康的嗄托河及洛隆的多加通、俄西、康沙等地，营造和培育以薪炭林为主的多功能防护林16935hm2，解决烧柴和保护生态环境。
(3)为缓解各种造林对苗木需求的紧张局面，在洛隆县和八宿县各新建苗圃
3hm2；芒康县、昌都县、左贡县和察雅县分别扩建苗圃3hm2，全区苗圃建设和扩建为50hm2，可保证年产苗木600万株以上。
(4)利用芒康、左贡、八宿等县的天然食用菌类松茸（青冈菌）、木耳、虫草等土特产品为原料，建立芒康绿色食品加工基地。如果这项投资生效，预计年产值比现在的林副产品产值增加两倍(3000万元）以上。
(5)建议在昌都县的达马拉山和左贡县的梅里雪山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高山森林动、植物的生物多样性。
如果以上发展目标得以实现，本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将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5对策与措施
5.1健全林业行政管理体制，提高管理人员素质，以科技兴林
全区从行署到县林业局仍属农牧局管理，与目前中央和自治区林业部门的建制不衔接，建议理顺关系，适当增加林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加强技术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同时，林业的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适当从内地吸引一些科技人员，引进与大力推广科技成果，使林业科技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达到以科技兴林的目的。
5.2加强林产品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使资源增值
加大林产品和林副产品（如松茸、虫草、贝母等）二次加工和深加工产品的比重，提高林业资源利用效益和力度，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使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向贸易、效益型转变，才能使资源增值。
5.3节省薪材，扩大经济收益
全区薪材的消耗量(22.65万m3)占资源总耗量的56.6%，不解决能源性森林资源消耗问题，保护森林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就难以实现。故当务之急和最有效的措施是推广可节柴15%～20%的“省柴灶”，如按15%算，每年至少可节材3万m3，收益900万元；其次是培育速生丰产的薪炭林增加薪柴；三是以电和太阳能代柴。总之，节材可增收。
5.4选择优良林分，建立母树林及种子基地
育苗的种子与造林苗木大多数从内地运进，不仅容易带来病虫害，也难以满足林业发展的需要。建议各县都选择一些优良树种（地理种源）及其林分，建立一定面积的母树林或种子园以及采穗圃，采集（收）种子和满足苗木繁育以及造林更新对苗木的需要。
5.5充分调动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兴办林业的积极性
发展林业需要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要大力发展造林、护林等林业户，林业村，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也可推行股份制，多渠道筹集发展林业的必需资金，在争取国家投资的同时，努力挖掘林业行业内部的潜力，鼓励与推行全民办林业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北京林学院．森林经理学．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
2李文华．森林．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3李文华，李飞．中国森林资源研究，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6
4陈昌笃．持续发展与生态学．北京：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
5中国树木志编委会．中国树木志（第一卷）．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
6徐国祯，黄山如．林业系统工程．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
一、全市水资源状况评价
总体评价全市水资源状况，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降雨充沛，但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境内多年平均降雨量1400毫米，其年际分布极不均匀，丰水年与枯水年降雨量变差悬殊，而且年内分布也极为不匀，春夏两季降雨占全年降雨70%以上，其中4－6月降雨占50%以上，秋冬两季仅占30%左右，易造成年内前涝后旱，水量供需矛盾尖锐。其次，降雨在空间上分布不匀，全市水资源西多东少，东部湘水流域占总面积50.7%，却只拥有41.5%的水资源。
二是境内水资源量较少，但过境水量充沛。全市境内水资源人平1513方，远低于全国及全省的平均水平，也低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确定的1750方用水紧张线。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在我市东部湘水流域表现得较为突出，人平水资源量仅为1064方。因此，过境水的开发利用，是解决我市水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但过境水量又主要集中在资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东部湘水流域水资源不足的问题将日益凸显出来。
三是水利工程较多,但调蓄水能力较差。我市虽降水量较大，产水率较高,水库工程分布也较为密集，但缺乏调蓄能力大的控制性工程，因此，在我市特殊的地形条件下，降雨便迅速向中部汇集，现有工程又多病险无法正常运行，洪涝时须大量排弃水，也就容易因水源短缺而出现干旱。
娄底市水资源流域分布情况表
支流
(条)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河流
总长(公里)
地表径流总量
(亿方)
客水资源量
(亿方)
可利用资源总量
(亿方)
已利用
水量
(亿方)
人平水
资源量
(方)
资水
100
3992
1790
35.40
126.28
56.40
7.55
2145
湘水
95
4109
1522
25.11
7.15
11.35
8.95
1064
合计
195
8101
3312
60.51
133.43
67.75
16.5
二、娄底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评价
综上所述,全市年平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为67.75亿立方米，占总水资源量的34.9%。平均已利用水量16.5亿立方米，约占可利用水资源量的25%，其中：农业灌溉用水10亿立方米，占总利用水量的60.6%，工业用水4.4亿立方米，占总利用水量的26.7%，城乡生活用水2.1亿立方米，占总利用水量的12.7%。年人平用水为412立方米，低于全省人均综合用水量指标（全省人均为483立方米），城市生活人均用水量为196升/人·日，乡村（含牲畜）为135升/人·日，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万元GDP需水量823万立方米，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平均为802方立方米）。2003年，我市遭受了历史罕见的特大干旱，全市的利用水资源量约为45亿立方米，利用水量则达20亿立方米以上。
从总体上看，可利用水资源量仍有一定富余，表明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水的需求还处于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之内，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水的利用率较低。水资源总体上具有可持续利用的能力，且能支撑一定程度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但因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及在生活、生产等领域供用水结构的不同，许多水资源矛盾也十分尖锐。
一是区域性水资源紧缺已成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因资源不足，或因工程缺乏，宏观上的区域性水资源紧缺问题在我市尤其是湘水流域已日趋明显。在供水领域上覆盖了农业、工业以及城乡生活用水，加上市内大面积干旱死角和许多工矿采空区的存在，我市水资源的紧缺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比如：2000年，娄星区缺水为240万立方米，2003年缺水量达3000万立方米以上；就城市供水而言，娄底市和涟源市早已因供水水源不足而实行了调水。我市粮食主产区双峰县测水流域，占全市总耕地面积28.23%，水资源量却仅为全市的12.84%，2003年，全流域因特大干旱而出现了严重的水资源紧缺。
二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工程体系有待进一步配套完善，水利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还没有实质性突破。通过多年的开发利用，我市水利工程已基本形成了以水库为骨干，以塘坝为基础，蓄引提相结合的工程体系，蓄引提能力达12.95亿方，而这些工程已大多因病险、老化及配套不全等多种因素致使蓄引提能力大为降低。全市710座水库和近20万处山平塘应蓄8.3亿方，而实际年蓄水都控制在7.0亿方左右。这些水利工程在用水结构上大多以农业灌溉为主，在灌溉节水上还没有实现革命性的转变。因此，水资源优化配置、生态补水以及实现水资源由自然资源向经济资源的第二步战略性转变均没有得到实质性突破，其核心就是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革。
三是水污染严重而导致的水质性缺水问题已日趋严重。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水污染严重的问题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且这种状况在我市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目前，全市绝大多数水库水质状况良好，主要河段已污染严重，部分地段水质已严重超标。资水污染程度已为全省四水之最，而我市冷江、新化段又是污染最严重的地段，水质已劣于III类，对人民的身体健康构成了很大的影响。涟水娄底段水质已劣于IV类，涟源段劣于III类，都已不能饮用。做为娄底市主要供水水源的孙水，基本维持了良好的水质，但由于上游锻造厂、涟源氮肥厂等厂矿生产废水的排入，也给下游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因资水、涟水水质的日趋恶化，许多河段水体已基本不能饮用，各县市区水质性缺水的局面加剧。
三、娄底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分析
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对水的需求将随着经济的跳跃式发展而出现急剧增长，按照我市需水远期规划和规模预测，到2020年，全市年用水将达到35亿方，为可利用量的53%。其中：工业用水达20亿方，城镇生活用水（含生态用水）7亿方，农业用水8亿方。理论上说可利用水资源能够支撑远期发展，但在目前这种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水平上是无法实现水资源的这一配置的，加上地域性、季节性、资源性和水质性缺水等诸多因素的存在，唯有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尽快建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管理体系，并切实搞好水资源管理，实现城市水与农村水、地表水与地下水、水质与水量的统一管理，通过进一步强化节水措施，提高用水效率，加强地下水管理，强化水环境保护，同时运用经济手段为实现水资源有效有序管理，才能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这种转变是革命性的，直接关系治水思路的根本变革和对未来供用水结构的重新调整，也是需要有前瞻性的，否则，社会经济发展无法得到可持续发展。
一是应把“量水而行”作为我市社会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市水资源并不富足，东西部水资源不平衡和区域性缺水矛盾在不断加剧，尤其是水质性缺水矛盾日益尖锐，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近年出现的历次干旱中已明显暴露，而且这种水资源不足的状况在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改变，只有实行“量水而行”，“以供定需”，以保证人民生活需要和粮食生产安全为前提，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经济社会发展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否则会造成生态系统破坏而失去发展基础。一是在对经济结构和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过程中，要以水定产业，以水定发展。全市尤其是东部地区总体上要充分考虑产业布局对水资源配置的要求，对农业、工业等各行业要结合结构调整进行考虑，要适度控制高耗水的工业项目，城市规模与城镇规模要适度、协调发展。二是要保证生态环境用水的水资源配置与管理。在水资源的配置中，要从不重视生态环境用水转变为在保证生态用水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和保障社会经济用水。对涟水要留足生态用水，在结合防污治理，在娄底和涟源两地要尽快修建污水处理厂的同时，要依靠生态自我修复能力，实现水环境的转良，使之成为娄底可用水源。同时，要禁止引进高污染的项目，尽快责成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污水处理，改进生产工艺流程，改变过去水污染的末端管理为源头控制，必要时要下决心关、停、并、转，以提高水资源的可利用量和重复利用率。三是要保障生活用水的水资源配置。首先是要以人为本，加快城市供水水源建设。从远期和远景来看，娄底市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不能突破中型城市的规模，孙水做为第一供水水源必须严格加以保护，要下决心关闭上游锻造厂、氮肥厂等厂矿企业，对白马水库旅游开发要严加限制和严格管理，对白马灌区要强力推行节水灌溉技术并逐步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助成白马水库供水结构的根本转变。远期可在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犁头咀附近兴建三水厂，并通过加大涟源、娄底两市污水处理力度和环境保护力度，使涟水涟钢的上游成为城区第二可用水源。涟源市城市供水水源目前取自新涟河和温江，远期与远景必须依靠南北两大水库的调节，白马与大江口共灌区建设加快步伐，并要充分考虑娄底和涟源两市供水。冷水江市、新化县要进一步调整供水结构的转变，以车田江水库为龙头水库，引车田江水济冷江，引其结瓜工程--梅花洞水库库水济新化，应是两市县水源建设的根本出路。
二是必须把节水做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抓紧抓好。就我市现状可利用水资源来说，已很难通过开发利用得到大幅度增加，因此，节水是缓解现状及未来水资源紧缺矛盾的关键，在农业节水方面，要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开展节水灌溉技术。要以节水灌溉为中心，抓好节水增效示范区和骨干灌区的续建配套和更新改造，提高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2010年前要完成10个中型骨干灌区和部分小I型骨干灌区的技术改造，使灌溉渠系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55－0.6，并大力发展喷灌、滴灌等节水新技术。在工业与生活节水方面，加大节水改水工作力度，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节水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推行节水目标责任制，制定主要行业、主要产品用水定额，建立企业—行业—地区完整的节水指标体系。工业节水要做到“三同时、四到位”，即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与节水措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取用水单位必须做到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节水措施到位、管水制度到位。按照用水定额体系，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节水技术的推广应用，到2010年，要使城市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平均达到70%以上，远期2020年要达到80%。
